中国民法典制订的宏观思考

第一篇：中国民法典制订的宏观思考

中国民法典制订的宏观思考

【内容提要】民法典的制订是一项宏伟而艰巨的工程，应有整体、全局设计。要处理好基本法与单行法的关系，避免形成“大一统”民法典所造成的庞杂、混乱和科学性的短缺。应采取大陆法的立法体制，吸收一些英美法的先进制度、规则。民法典将不可避免地掺入一些公法规则，公权力的规制应科学。在民法典外再定一部商事通则，已颁布的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等仍保持其单行法的形式。应包括主体法规则和行为法规则，确定主体的地位、资格、能力、权限的法律规范应体现为法定性，而主体取得权利或行使权利的法律规范在相当程度上应体现为意思自治。制定民法典时，应考虑如何巧妙、艺术地运用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

【关键词】民法典 基本法 单行法 民法 商法

一、要处理好基本法与单行法的关系

《民法通则》制定的时候，是以大量民事单行法的存在为其立法指导思想的，那么，现在要制定的民法典是否仍然需要民事单行法?

从世界范围来看，我们可以见到“大而全”的刑法典，却难见到“大而全”的民法典。拿破仑在制订法国民法典时，曾经有三个目标：一是让法典成为唯一神圣的准则，不允许法官去创造法，甚至不允许法官去解释它；二是让法典成为连普通的老妪都能读懂的东西；三是让法典把当时、甚至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所可能发生的一切民事法律关系都详尽地加以规范。事实证明，他的前两个目标多少可以得到实现，但他的第三个目标是碰壁的。法国民法典颁布后几十年乃至上百年中，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发展是如此之快，当时认为是再完善不过的民法典也失去了它的无所不包性。

从我国现实情况来看，刑法典的修改完成了它的“一统大业”，而且我们国家也一直遵循不能直接依据单行法判刑的基本原则。刑法典修改又取消了有关类推的规定。可以说，刑法典是将现阶段所有能作为犯罪的行为都详尽无遗的规定下来了。但是，未来的民法典则不应该是一部包笼一切民事法律关系的“大而全”的民法典。由于社会经济生活、家庭生活以及民事权利的发展和迅速变化，尤其是在我国社会转型时期，想把一切民事关系都规定详尽周延是不可能的，且根据一些国家和我国台湾的经验来看，类推在民法中不但不会消除，而且还会得到更大的适用。

那么，有哪些内容需要纳入民法典之中，又有哪些东西作为民事单行法最为适宜呢?1986年《民法通则》通过前后，以及我们可以预见的立法规划中，属于民事或与民事有密切关系的单行法大体可以概括为十类：商事和商事企业法；知识产权法；合同法；婚姻、家庭、继承法；不动产法；特殊交易形式法律，如拍卖法、招标投标法等；交易安全保障法，如担保法；特殊侵权行为法，如环保法等；公法与私法高度融合的法律，如国有资产法、国家赔偿法以及有关国家订货的法律；以及传统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典不能包括的从英美普通法中引进的法律制度，如信托法等。在这些单行法中，我们有把握纳入民法典的只是合同法、担保法、继承法和不动产物权法。争议较大的则是婚姻家庭法。历史上大陆法系民法典均包含亲属编，这是因为民法所调整的市民社会关系包括两大类物质生活：一类是人类为了满足自身生存物质需要的经济关系；另一类是人类为了使自身能得到延续的婚姻家庭关系。这两类关系均属于民法所调整的平等主体之间的关系。前苏联十月革命胜利后，首次将婚姻家庭关系和劳动关系排除在民法典之外，另立家庭婚姻监护法典和劳动法典，其主要理由是这两种关系不属于商品关系范畴。1923年的苏俄民法典是以刚刚开始的新经济政策为其调整范围的理论基础。我国建国后一直采取前苏联的立法模式。80年代初第三次起草民法典时，其立法宗旨和草案内容均将婚姻家庭关系列为亲属编。1986年的民法通则回避了这一争论，只是在“人身权”的一节中规定了婚姻自主权及婚姻、家庭、老人、母亲和儿童受法律保护。因此，在起草新民法典时，似应按各国民法典之通例，将这部分关系纳入民法典之中，以避免造成这样一种误解：似乎我国民法只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商品交换关系。至于其他一些单行法仍应保留其单行法形式，不应当把它们纳入作为基本法的民法典之中，以免形成“大一统”民法典所造成的庞杂、混乱，缺乏基本法的科学性。

二、关于外国法的借鉴与吸收

英美法是以判例法为其存在土壤的，我国既然采取民法典这种大陆法模式的立法体例而不采取“法官造法”的判例法形式，也就从根本上失去了采取英美法的可能；但是，我们要立的是一部21世纪的民法典，它必须包容各国民事立法的有益经验，这样，吸收一些英美法的先进制度、规则不仅可能，而且必要。因此，如何在大陆法系的法典中吸收英美法系的成功经验就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从世界趋势来看，大陆法和英美法不是水火不相容。在一些国际统一法律文件中，不乏成功地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的先例。例如，国际私法统一协会制订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就把大陆法和英美法中有关合同的法律规范，以取长补短的办法结合了起来。我们也不否认，二战后一些国家和地区，尤其是东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在民法，尤其是商法方面受到了英美法越来越多的影响，如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

从我们国家情况来看，我们在市场经济的立法中越来越多地考虑香港的因素和英美法中的积极东西，在制订统一合同法的过程中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自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法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到国外去学习的，也以美国居多，从学者专家所持的立论来看，英美法也有越来越超过大陆法的趋势。甚至有一些学者主张在民商立法中应抛弃大陆法的模式而改采用英美法模式，并不限于仅仅采用某些个别英美法制度。如果说，1986年制订民法通则时的争论是民法和经济法之争的话，那么，今天制订民法典时，这种争论意义已经不大了，或者没有多大争论了。今天制订民法典的主要争论可能是，在多大程度上采用英美法模式和如何采用英美法模式之争。一句话，是大陆法和英美法之争。

民法通则在考虑担保的法律属性时，没有按严格的大陆法理论体系，把物的担保放在物权中，把人的担保(保证)放在债权(保证合同)中，而是统一放在债的担保部分内，就颇具英美法的特点：重实用、方便，而不重理论。我国担保法的出台继续采取这一格局，并把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的一些作法吸收进来，如扩大实行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抵押制度。台湾的作法是在大陆法的原有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严格划分的基础上，又另外通过一部完全仿效美国的单行法——《动产担保交易法》。我们在制订民法典时又将如何呢?是继续保留担保法作为单行法呢?还是依民法通则模式统一作为债的担保形式呢?或是依传统大陆法模式分解为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呢?或是像台湾那样，既保留大陆法的法典传统模式，又辅以完全英美法模式的单行法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再一个例子就是代理制度。代理制度也是引起大陆法和英美法冲突的一个重要领域。民法通则中的代理是严格意义上的大陆法代理概念，必须是“以被代理人名义”，或称直接代理。而英美法的代理概念则更加广泛，除直接代理外，还包括“以代理人自己名义”的间接代理。民法通则施行后的十多年来，代理概念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现今外贸代理以及正在试行的内贸代理制，已经不是原有代理概念所能包容的。在制订统一合同法过程中有人主张以英美法的代理合同代替大陆法的委托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有关部门正在制订《经纪人法》，都是试图以英美法的制度来突破现有的大陆法框框。但如何才能有效突破而又不引起法律上的矛盾，实在是一个很需要从理论深度去解决的问题。现在，人们对于英美法中的经纪(Brokage)和大陆法中的居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其内容有多少重合之处都还没有弄清楚，这边在制订包括委任、行纪、居间的合同法，那边又在制订《经纪人法》，只能造成大陆法和英美法的混乱，而不是和谐统一!

当然，大陆法和英美法的关系远不止上述的担保和代理两例。

三、关于公法与私法的界定

将要制订的民法典是作为一部完整的私法形式出现，这是不会有什么争议的。但是，公法与私法在法律中如何界定就远比它在法学原理上如何划分要难得多了。现今的世界恐怕难以找到一部不掺入一点公权力的的民法典，监护和代理可以由法院或其他公权力单位设定，法人资格需要公权力机构的核准登记，物权设定或变动需要公权力机构的登记才能有对抗力，甚至某些合同需要经过批准才有效。但这绝不改变民法典的私法性质。

在以调整平等主体关系为主的单行法律中，有关行政权力的管理性规则越来越多了，但它仍不失为一部私法性质的法律。例如，商标管理在今天显得越来越重要，但是，我们必须非常明确而坚定地说，商标管理的全部目的就在于保障商标专有权人的权利不受侵犯，只此而已。绝不能把商标管理等同于枪支管理。不了解这一点，就会混淆两种不同性质的管理。在这样一些法律中，公权力是以保障私权利为其目的的。

还有一些法律则是明显地把私法性质的法律和公法性质的法律硬性揉合在一起，最典型的莫过于信托法。日本学者曾极力主张按一些国家模式分为两个法制订：信托法和信托业法。前者为私法，全面调整平等主体之间的信托权利义务关系；后者为公法，体现国家对信托作为金融的一个部门进行的管理和监督。我们因为立法规划已经确定，也不好任意更改，再加之公法私法之分长期属于禁区，故二者就硬性揉合在一个法中了。这样，在理解我国信托法的性质时就不能单纯以私法对待。类似的还有证券法、期货法、保险法以及铁路法等。可以说，公法和私法的划分是一回事，而在一部法律中既有公法又有私法则是另一回事。但我们应当尽量有一个基本性质的划分，不要因此在立法上造成混乱。

从当前状况来看，有关土地权利和土地管理的法律可能是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公法和私法关系最为混乱的一个部分。我国现今民法通则中有关土地权益的规定甚为简单。现今的土地管理法中包括大量的有关土地权益的私法规范。在制订民法典过程中如何处理好民法典中不动产物权篇与土地法、房地产交易法之间的关系呢?我认为台湾地区的模式可以借鉴，台湾地区有关土地民事权利的规定均放在民法典的物权篇中，属私法规范性质，而土地法则主要是有关地政方面的规范，属公法性质，私法公法泾渭分明，避免了相互之间的重复矛盾。

四、民法与商法的关系如何对待

认识民法和商法的关系必须有两点论。一是民商溶合的趋势。既然讲溶合，那就不能按二者泾渭分明时的那种要求，我们也没有必要再重复西方国家几个世纪的历史过程。二是民法和商法仍有划分的必要，就像公法和私法确有划分必要那样。由于我们国家缺乏民法的传统，更缺乏商法的传统，商法的提出更是近几年之事，因此，有必要就二者的范围大体上作个界定。没有界定也就谈不上溶合，这二者缺一不可。因此，必须从理论构思和立法框架上首先明确民法典和商法究竟是什么关系。

就商法和民法典的关系来看，我国现今学者中主张民商分立者有之，主张民商合一者有之。前者主张民法典之外另立商法典，后者主张没有必要另立商法典。分析这个问题，应当从传统商法典的两个部分，即总则和分则去考虑。欧洲大陆商法典的分则传统上包含四大部分：公司、票据、海商、保险。其理论根据主要是德国商法中的绝对商行为理论。商事行为难以界定之主要原因在于其主体因素：双方都是商人的买卖自然可以定性为商事买卖，但只有一方是商人而另一方不是商人的买卖应如何定性呢?它属于一般的民事行为抑或商事行为，受哪个法调整呢?德国学说中的绝对商行为就认为不论主体是否为商人，甚至均不是商人，只要属于某一绝对商行为的范畴，就应属于商法调整。例如，公司的股东可以都不是商人，但股东设立公司的行为均属于商行为，票据行为，海商行为、保险行为亦然。今天，以此观点来观察，我们可以认为，证券和期货交易行为亦应属于绝对商行为范畴，当属商法领域。几百年商法的发展已使海商法又逐渐脱离商法成为独立部门。商法范围本来就难以划定，今天就更加难以划定。形式上把已经频布的公司法、票据法、海商法、保险法再统一到一部商法典中确无必要。因此，让它们依然按照商事单行法的模式继续存在自然是顺理成章的。

剩下的问题就是商法总则了。有关商法总则的立法可以有两种模式可循：一是在民法典中规定商法总则，完全实行民商合一。从我们翻译完的意大利民法典和现行的俄罗斯民法典来看，它们就是采取这一模式的，即把商事主体、商事行为、商事代理、商事权利归纳到了民法典相应各篇章中。二是在民法典外另立一部商事通则，依照当初民法通则的模式，将商事活动原则、商事权利(包括商业名称、商业信用、商业秘密等)、商事主体以及商事企业的基本形式、关连企业、连锁企业等、商业帐薄、商事行为、商业代理(包括内部经理人代理以及外部各种销售代理，如独家代理等)加以规定。上述这些内容正是我国经营活动中亟待明确加以规定的地方。把它们都放在民法典中会显得过份累赘，不能突出商法的特征。

我个人认为采取第二种模式更为简便可行。

五、主体法与行为法

民事权利归根到底要反映在主体法或行为法中。主体是权利的归属，行为是权利的取得和行使。确定主体的地位、资格、能力、权限的法律规范应体现为法定性，而主体取得其权利或行使其权利的法律规范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为意思自治。换句话说，前者只能是法定的权利，而后者在较大程度上属于约定的权利。主体法律的核心是建立以法人制度为基础的现代企业制度，行为法律的核心是建立以合同制度为基础的现代交易制度。

主体法中的根本问题仍是十几年前在制订《民法通则》时争论的一个问题：承认不承认除自然人和法人之外的第三民事主体——非法人团体。德国民法典虽然没有正式承认第三民事主体，但却在法典中有一条关于“无权利能力的社团”的法律规定。这说明一百年前他们已经注意到，参加民事活动的团体非但有法人团体，而且还会有非法人团体。民法通则颁布后的几年里，我们已经在一些单行法中(如著作权法)规定了非法人单位或团体的民事权利，这就不可避免地要在民法典中对其加以规范。

非法人团体中最典型的莫过于合伙组织。民法通则是将合伙放在主体法中加以规范的，这和所有其他各国民法典中均将其放在行为法(合同法)中作为合伙合同规定显然不同。合伙企业法立法时对该法名称曾有两种不同主张：有人主张叫合伙法，有人主张叫合同企业法。前者考虑的角度为行为法，后者为主体法，最后还是按主体法的思考制订了一部《合伙企业法》，但这部法律仍然规范了(而且也无法不规范)有关合伙作为合同关系的内容。民法典中不论把合伙规定在主体法还是规定在行为法中，均将与作为单行法的合法企业法产生冲突或重复。因此，如何处理好它们之间的关系，给合伙关系以最科学的法律定位是民法典必须慎重考虑的问题。

主体法和行为法的问题也在前面所谈的《经纪人法》起草中表现出来。《经纪人法》是一部主体法，更多从经纪人的资格取得、经纪人的法律地位以及国家的管理和监督上加以规范。但是经纪人的权利义务又与其行为法(经纪合同)相互联系。经纪行为在本质上又与居间行为没有多大差别，而合同法中又独立规定了居间合同一章。那么，居间这种法律关系究竟应从主体法抑或行为法的角度去加以规范呢?还是二者同时规范呢?如何处理好主体法与行为法的关系，必须慎重考虑，科学定位。这不仅仅是一个法律技术问题。考虑到主体法具有国家管理监督性质，合同法更具有契约自由、意思自治性质，二者的取舍更成为法律的政策导向的问题。

六、强制性规范与任意性规范的运用

强制性规范即国家意志优先于当事人自己意志的规范，而任意性规范则是当事人意志优先于国家意志的规范。调整市场经济平等主体的法律规范必须同时具有这两类规范，才能有治而不乱的法律秩序。只有当事人意志而没有国家意志当然不行，只有国家意志而没有当事人自己的意志同样不行。以合同关系为例，统一合同法是否规定得越详尽、越周延就越好呢?并不尽然。如果法律将合同关系规定得详尽周延，而且都是强制性规范，那就无异于国家在替当事人订合同。同样，在制订未来的民法典时，也要考虑如何巧妙艺术地运用这两类规范，考虑哪些领域国家意志必须优先于当事人意志，哪些领域应当允许当事人的意志不同于法律的规定。无论如何，绝对不能以公法的手段和模式来起草一部民法典。

在物权法领域内应该实行物权法定主义，这一点应该无疑。但是，在我国物权法律规定还不完善的时候，能不能绝对地说，法律没有规定的物权形态均属于不合法的呢?例如典权，民法通则和其他的法律均未对典权加以规定，能否认为民间设立典权的行为均为非法而绝对加以取缔呢?因此，只有在我们有了一部完善的民法典时才能真正实行物权法定主义。当然，在民法典中应非常鲜明地树立物权法定主义这一大旗。

在主体法中应当明确企业法定主义原则，即只有法律规定的企业形态才是合法的，法律没有规定的，任何人不得创制和设立。这一原则在有关企业单行立法中是比较混乱的。例如，在公司法中只规定了两种形式公司：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公司，公司法中没有规定无限责任公司、两合公司等。

那么，出资人能否要求成立注册无限公司呢?有的人就解释为在实践中可以允许设立无限公司，因为法律并未禁止成立无限公司。如果这样解释，那么无限公司究竟依据哪条法律去设立呢?再比如，公司法的草案中曾经有“法人独资公司”一节，后来被删除了，只留下了“国有独资公司”一节。那么，究竟在公司法实施后能否再设立法人独资有限公司呢?有的人解释为：法律没有规定的就是不能成立，有的人则解释为：法律没有禁止成立的，就是允许。这是截然相反的两种实践后果，现今已造成了很大危险，不能不引起注意。再例如，在制订《合伙企业法》时将原草案中的“有限合伙”一章删除了。对此也有两种解释：一种认为既然删除不规定了，就意味着国家不承认这种有限合伙；另一种则认为，不规定并不意味着国家不承认，美国不是合伙和有限合伙分别立两个法吗!究竟企业立法是采取法定主义呢，还是任意主义呢，还是有意模糊一点好呢，该是在制订民法典时有个明确表态的时候了。

至于合同法领域中不实行法定主义是毫无争议的。在新合同法制订过程中，对于合同法分则中究竟规定多少种有名合同(或称典型合同)颇多争议，有的主张应规定少一点，必须是真正有典型性的合同；有的则主张应规定多一点，凡是日常经济生活中经常遇到的合同类型均应加以规定。但是，不论多规定或少规定，均不影响未规定的法律效力。这里不应当实行法定主义。

人身权领域同样不实行法定主义。现行民法通则中就没有详尽规定所有的人身权，至少隐私权就未规定，我们绝不能说，既然法律未规定隐私权，它就不是合法的权利，就不加以保护。未来的民法典将对人身权作出更加周延的规定，但我们仍然不能说，民法典未规定的权利均属非法的。有这样一条原则对保护公民和法人的合法权益是完全必要的。当然，它也不能适用合同法中的自由设定主义，这是由人身权的特征所决定的。

第二篇：制订民法典对借鉴英美法的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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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订民法典对借鉴英美法的思考 江平中国政法大学 终身教授

我国民法典的制订工作正在进行，但民法典绝不会像刑法的修改那样能在一年内完成，它可能需要三五年，甚至七八年的历史过程。为了使这一历史性的立法工程有一个整体、全局性的宏观设计，需要就有关问题作一些思考。如何吸收英美法系的成功经验就是其中的重要问题之一。

既然采取民法典的立法体例，它属于大陆法模式，自无疑问。但是，我们要立的是一部21世纪的民法典，它必须包容各国民事立法的有益经验，因此，如何在大陆法系的法典中吸收英美法系的成功经验就是一个亟待研究和解决的问题。

从世界趋势来看，大陆法和英美法已经不是水火不相容的那些年代了。官方或民间的国际统一法律文件中，不乏成功地把二者融合在一起的先例，例如，国际私法统一协会制订的“国际商事合同通则”就把大陆法和英美法中有关合同的法律规范，以取长补短的办法结合起来。我们也不能否认，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尤其是东亚一些国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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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区在民法，尤其是商法方面受英美法越来越多的影响，如日本、韩国和台湾。

从我们国家情况看来，我们在市场经济的立法中越来越多地考虑香港的因素和英美法中的积极东西，这次在制订统一合同法的过程中很充分地说明了这一点。自改革开放以来，研究法律的高层次专门人才到国外去学习的，也以美国居多，从学者专家所持的立论来看，英美法也有越来越超过大陆法的趋势。甚至有一些学者主张在民商立法中应抛弃大陆法的模式而改采用英美法模式，已经不限于仅仅采用某些个别英美法制度问题了。如果说，1986年制订民法通则时的争论是民法和经济法之争的话，那么，今天制订民法典时，这种争论意义已经不大了，或者没有多大争论了。今天制订民法典时的主要争论可能是在多大程度上采用英美法模式和如何采用英美法模式之争。一句话，是大陆法和英美法之争。

英美法是以判例法(法官制订法)为其存在土壤的，我国既然不采取法官制订的做法，也就失去了从根本上采取英美法的可能，但吸收一些英美法的先进制度、规则，则不仅可能，而且必要。民法通则在考虑担保的法律属性时，没有按严格的大陆法理论体系，把物的担保放在物权中，把人的担保(保证)放在债权(保证合同)中，而是统一放在债的担保部分内，就颇具英美法的特点：重实用、方便，而不重理论。我国担保法的出台继续采取这一格局并把美国《动产担保交易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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快速专业解决您的法律问题 的一些作法吸收进来，如扩大实行不转移占有的动产抵押制度。我们在制订民法典时又将如何呢?是继续保留担保法作为单行法呢?还是依民法通则模式统一作为债的担保形式呢?还是依传统大陆法模式分解为物的担保和人的担保呢?这是一个需要认真解决的问题。

代理制度是引起大陆法和英美法冲突的一个重要领域。民法通则中的代理是严格意义上的大陆法代理概念，必须是“以被代理人名义”，或称直接代理外。而英美法的代理概念则更加广泛，除直接代理外，也包括“以代理人自己名义”的间接代理。民法通则通过十多年来，代理概念有不断扩大的趋势。现今外资代理以及正在试行的内贸代理制，已经不是原有代理概念所能包括的。在制订统一合同法过程中有人主张以英美法的代理合同代替大陆法的责任合同、行纪合同、居间合同。有关部门正在制订《经纪人法》，都是试图以英美法的制度来突破现有的大陆法框框。但如何能够有效突破而又不引起法律上的矛盾，实在是一个很需要从理论深度去解决的问题。现在，人们对于英美法中的经纪和大陆法中的居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其内容有多少重合之处都还没有搞清楚，这边在制订包括委任、行纪、居间的合同法，那边又在制订《经纪人法》，只能造成大陆法和英美法的混乱，而不是和谐统一!当然，大陆法和英美法的关系远不止上述的担保和代理二例。

第三篇：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1上半年，中国的经济形势依然具有典型的“两面性”特征。短期内经济增长出现小幅波动，但整体来看经济运行将进一步趋于平稳。从上半年的主要指标数据看，尽管部分经济指标有所回落，但当前中国经济的总体运行态势良好，经济增长继续由前期政策刺激的偏快增长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首先主要的经济指标还是保持平稳较快增长，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其中，一季度增长9.7%，二季度增长9.5%。分产业看，第一产业增加值15700亿元，增长3.2%；第二产业增加值102178亿元，增长11.0%；第三产业增加值86581亿元。可以说，国家通过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不断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使我国经济在面临欧洲债务危机、世界经济增长不断放缓等不利因素的情况下取得了不错成绩，但宏观经济运行中依然存在许多矛盾和问题。

一、上半年国内经济形势：经济增速在宏观调控下平稳回落

GDP是最受关注的宏观经济统计数据，是衡量国民经济发展情况的重要指标。GDP增速越快表明经济发展越快，增速越慢表明经济发展越慢，GDP负增长表明经济陷入衰退。

根据国家统计局初步测算，2011年上半年GDP为204459亿元，按可比价格计算，同比增长9.6%，与去年同期相比降低1.5个百分点，环比下降0.1个百分点。经济增速在宏观调控下平稳回落,但仍保持较快增长。

经济放缓是三个因素相互叠加的结果：一是宏观调控影响。自去年以来央行已连续12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5次加息，M2增速从去年底的19.7%至今年6月末的15.9%，紧缩政策导致经济增速放缓。二是要素供给冲击。二季度以来，不少省份出现“电荒”，有关测算表明，仅用电缺口就将拉低工业增加值3.6个百分点。三是企业去库存化。从去年底到今年一季度，在原材料价格上涨等因素带动下，企业库存增加很快，远超往年同期，而新订单增加不明显。由于库存增加超过需求，且二季度开始大宗商品价格有所回落，企业开始去库存。

二、上半年国内物价走势：价格全面上涨，通胀形势不容乐观

CPI是反映与居民生活有关的产品及劳务价格变动的综合指标，通常作为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与货币供应量等其他指标数据相结合，能够更准确的判断通货膨胀或紧缩状况。

PPI主要用于衡量各种商品在不同生产阶段的价格变化情况，与CPI一样，是观察通货膨胀或紧缩的重要指标。一般认为，PPI对CPI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原材料、燃料和动力购进价格指数反映工业企业从物资交易市场和能源、原材料生产企业购买原材料、燃料和动力产品时所支付价格水平的变动趋势和程度。该指标对PPI具有一定的传导作用。

今年上半年，我国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CPI）同比上涨5.4%。其中，6月CPI同比上涨6.4%，创下三年以来的新高，也超出市场普遍预期的6.2%，食品价格快速上涨成为主要原因,且与宏观调控政策的“时滞”有关。全国食品类价格上涨11.8%，非食品类价格上涨2.7%；上半年，全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5.2%，农村居民消费价格水平上涨5.9%。

2011年上半年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PPI）同比上涨7.0%，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同比上涨10.3%。6月份，全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比去年同月上涨7.1%。工业生产者购进价格比上月上涨0.2%，比去年同月上涨10.5%。生产资料出厂价格环比下降0.1%。其中，6月份采掘工业价格下降0.9%，原料工业价格上涨0.1%，加工工业价格下降0.1%。生活资料出厂价格环比上涨0.1%。

从以上数据看，主要价格指数都在高位运行。与2007年主要由食品价格上涨带动的结构性通胀不同，本轮物价上涨更多地表现出“全面通胀”的特征，即不仅食品价格上涨，非食品价格也在上涨；不仅工业品价格上涨，服务类价格也出现大幅上涨。

分类价格指数全面上涨。从分类价格指数来看，一方面，食品价格和非食品价格均出现大幅度上涨。食品价格6月份同比涨幅为14.4%，达到近35个月以来的新高；非食品价格6月份同比涨幅为3.0%，创2001年公布该统计数据以来的新高。另一方面，消费品和服务类价格也出现较为明显的涨幅。6月份消费品价格同比上涨7.4%，同样是35个月以来的最高点，服务价格6月份同比上涨4.0%，今年以来的整体涨幅已经远远超过2008年那一轮通胀。显然，食品和非食品、消费品和服务类价格同时出现大幅上涨的现象是此前的通胀周期不曾有过的特征，说明当前中国经济已经进入“全面通胀”时代。

三、经济大势：结构性问题仍然突出

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是“十二五”规划的主基调。从今年上半年的情况来看，宏观调控和经济增速放缓为结构调整提供了一个较好的环境，某些方面也收到了一定的效果（如消费对GDP贡献率提高、贸易账户的平衡等），但整体来看，结构性问题仍然较突出，主要表现为“两高一剩”行业再度抬头、产业结构调整缓慢、中小企业困难加大等，下半年需要进一步着力解决。

1、“两高一剩”行业的再度抬头，加大了“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经济转型的难度

4月份以来，我国多地出现“淡季电荒”现象，从供给层面看，煤电未能联动导致火电企业积极性不高，南方旱灾限制了水电企业的发电量，导致电力供给减少；从需求层面看，部分高耗能行业在节能减排压力减轻后再度抬头，导致用电量激增。今年以来部分高耗能行业的用电量较去年年底出现明显的加速，这是导致出现淡季电荒的重要原因。从工业增加值来看，六大高耗能行业增加值平均增速去年底曾降至10.6%，但今年以来增速明显加快，6月份已经达到13.9%。从产量来看，六大高耗能行业年初的产量同比增速较慢，甚至出现了负增长，但从3月份以来，累计同比增速明显加快。

“两高一剩”行业是我国此前粗放型发展方式的产物，随着资源供给约束的加强，其发展空间逐渐缩小，政府也将压缩“两高一剩”行业作为节能减排和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主要目标，但今年以来它们的再度抬头，加大了“十二五”规划开局之年经济转型的难度。

产业结构调整缓慢，经济重心仍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偏慢，投资增速和占比均在下降。“十二五”规划明确指出要加快发展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向依靠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协同带动转变。但是从上半年的情况来看，经济重心仍然在第二产业，第三产业发展的相对速度仍然偏慢。

今年上半年，第一、二、三产业增加值同比增速分别为3.2%、11.0%和9.2%，分别比去年底下降了1.1、1.2和0.3个百分点；第一、二、三产业在GDP中的比重分别为7.7%、50.0%和42.3%，第一产业和第三产业分别下降了2.5和0.7个百分点。第三产业无论是增速还是占比，都弱于第二产业，显然与中央政府提出的三次产业平衡发展目标相悖。从投资结构看，今年上半年第三产业投资增速下降到24.7%，比同期的第二产业低2.4个百分点。从占比来看，第三产业投资占比从2月的57.8%下降至5月的53.9%，而同期第二产业则从41.0%上升到43.8%。产业的投资结构同样没有表现出改善的迹象。

2、受多重因素影响，中小企业普遍面临“融资难”和“招工难”两个最大的难题

今年以来，受要素价格上涨、电力短缺、信贷紧缩、贸易放缓等因素的影响，国内中小企业普遍面临着经营困境，其中东部沿海地区的中小企业又首当其冲。在中小企业面临的困难中，“融资难”和“招工难”是两个最大的难题。去年以来，随着法定存款准备金率的连续上调和贷存比等监管措施的严格执行，银行的可贷资金大幅减少，这种情况下，银行必然会优先考虑规模大、资质好的企业，从而大幅提高了中小企业获得资金的成本，而当前的市场环境下这些企业又很难通过直接融资方式获得资金，所以被迫进入民间借贷市场，今年以来民间借贷利率居高不下，江浙地区甚至达到了月息30%。

“招工难”是另外一个难题。中小企业协会的数据显示，目前50%的中小企业反映普通劳动力供应不足，47%的中小企业反映技术人员供应不足。与招工难相对应的，就是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大幅提高了部分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的经营成本。

四、政策展望：抑制通货膨胀兼顾结构调整

当前的经济放缓是政策调控和存货周期综合作用的结果，经济出现“硬着陆”的可能性不大，倒是抑制通胀和调结构的任务仍然十分艰巨。因此，预计下半年仍将保持积极财政政策和稳健货币政策的总基调，调控方向不会贸然改变。

1、货币政策：预计下半年至多加息1次，存款准备金率或视情况上调1-2次。

利率仍有上调的必要，下半年至多再加息一次。首先，央行的重要政策目标是保持币值稳定，保持实际正利率状态应该是利率水平确定的最基本准则。但从我国的现实来看，随着物价水平不断上升，负利率缺口正在不断扩大。其次，价格持续上涨将危害到社会稳定，最终会伤害经济增长。再次，从就业角度看，劳动力需求供给比持续在100%左右的高位水平，加息不会带来就业问题。最后，加息有助于解决央行票据一、二级市场利率倒挂问题，为公开市场操作打开空间，恢复央行票据回收流动性的功能。

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可能上调1-2次，继续上调空间不大。上半年央行共6次上调存款准备金率，原因有三：一是外汇占款较多，今年月均外汇占款增量约比去年多900亿元；二是央行票据发行不畅，由于一、二级市场利率倒挂，商业银行对购买央行票据积极性不高，导致央行只有依靠上调存款准备金率这一强制性手段来回收流动性；三是在加息质疑声音较大的情况下，通过上调准备金率，推高市场利率，可以间接起到抑制需求的作用。

目前大型金融机构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已经达到21.5%的历史高位。准备金工具调控货币总量，优点是见效快、力度大，能够深度锁定流动性；缺点是副作用大，政策的灵活性和针对性较差，容易导致银行间流动性的剧烈波动。表现在，第一，尽管目前银行流动性总体宽裕，但大中小银行之间冷热不均，小银行资金明显偏紧，容易导致银行间流动性的剧烈波动。第二，准备金率过高会导致资金脱媒，随着资金脱媒的不断加剧，部分社会资金甚至外汇占款资金并不绝对会以一般银行存款的形式存在，而是流到基金、信托、民间借贷、大宗商品等领域，存款准备金率上调的结果是银行流动性紧张、社会流动性宽松，难以起到抑制通胀的作用。第三，与公开市场操作不同，存款准备金率变动具有政策风向标的指示作用，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过高，将降低后续调控政策的灵活性，一旦出现小的风吹草动，将面临是否下调的两难选择。

由于外汇占款仍在快速增加，预计下半年存款准备金率仍有可能会上调1-2次，但再继续上调的空间不大。与存款准备金工具相比，央行票据具有灵活性高、针对性强的特征，而且转向容易，所以我们建议通过加息和适当提高央行票据发行利率的方式，解决利率倒挂问题，进一步发挥央行票据在公开市场操作中的作用。

2、财政政策：预计将更加“积极”，并加大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财政税收支持力度

尽管“积极”是财政政策的主基调，但从上半年情况来看，并未体现出积极的特征，例如，今年中央公共投资计划支出金额仅为3826亿元，比上年还减少了100亿元。主要原因，一方面是因为4万亿投资计划已经于去年结束，另一方面，则是对地方融资平台的监管显著加强。

在面对成本推动型通胀和经济增速放缓的困境时，货币政策的单兵突进或许难以保证效果，必须要求财政政策的配合。第一，要增加财政投入，加大对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的财政税收支持力度，如战略性新兴产业以及水利设施和保障房建设等，同时要注意充分发挥财政政策的杠杆作用，引导社会资源优化配臵；第二，要按照财权与事权相匹配的要求，完善和改革中央、地方财政制度，强化地方财政的风险预警和约束问责。这样才能在避免经济失速的同时，防范风险和促进结构改善。

第四篇：2012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2中国宏观经济形势分析

2011年，我国经济增长由政策刺激向自主增长有序转变，物价上涨势头初步得到控制，同时经济增长呈平稳减速态势。预计全年GDP增长9.4%，CPI上涨5.5%。

2012年，我国将呈现经济增速和物价涨幅“双降”态势，预计GDP增长8.7%左右，CPI上涨4%左右，经济运行总量矛盾有所缓解，但结构性矛盾更加突出，国际环境不确定性更大。2011年全年经济走势呈现以下特点：

1、物价上涨势头初步得到控制，宏观调控首要任务取得成效；

2、经济增长平稳减速，部分刺激政策退出力度把握适度；

3、保障房投资成为新亮点，固定资产投资保持稳定增长；

4、汽车消费退潮明显，其他消费增长波澜不惊；

5、受国际市场影响逐步加大，进出口增速前高后低。

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包括：

1、食品价格周期性大幅波动的深层次矛盾并未有效解决；

2、成本上升压力持续存在导致经济步入结构调整阵痛期；

3、房价居高不下仍然是广大百姓最为关切的社会问题；

4、沿海地区出口加工型中小企业经营最为困难；

5、国内部分地方和企业对全球经济调整的趋势性要求反应迟钝。

2012年中国经济发展将表现出以下三种趋势：

1、全球经济将低速增长。展望未来，全球经济活力正在减弱，并且内外部失衡进一步加剧，市场信心近期大幅下降，下行风险逐渐增大。发达国家正在步入滞胀的泥潭，一方面，主要国家普遍面临主权债务压力和金融稳定风险，私人需求尚未接过拉动经济增长的接力棒，经济增长动力仍然不足；另一方面，由于货币政策依旧宽松，甚至存在出台新的量化宽松政策的可能，通胀压力相对较大。新兴经济体面临着外部环境复杂多变，大量热钱冲击以及政策紧缩对经济增长的抑制等问题，其经济增速将继续呈放缓态势。根据IMF《世界经济展望》秋季报告预测，2012年世界经济将增长4%，与今年基本持平。其中，发达经济体将增长

1.9%，新兴和发展中经济体将增长6.1%。

2、国内经济环境总体良好。一方面，“十二五”规划第二年进入投资项目集中建设阶段，中西部不断承接东部产业转移逐步成为带动经济增长的新亮点，扩大居民消费的政策体系不断完善将进一步扩大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另一方面，经济增长也存在一些不利因素：刺激性政策逐步退出以及严厉的房地产调控政策将使得经济增速进一步放缓，地方财政风险和土地市场交易趋冷对地方投资融资能力形成制约，资源、劳动力成本上升抬高了经济增长的成本，出口放缓对工业生产形成一定压力。

3、2012年中国经济增长前景预测。如果2012年欧美债务危机在一定程度上得到控制，主要发达经济体整体不出现二次衰退，发展中经济体通胀压力得到一定缓解，世界经济继续保持低速增长态势。同时，我国把“调结构”作为宏观调控的首要任务。继续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和稳健的货币政策，财政政策的扩张力度有所减弱，财政赤字率略有下降；货币政策则主要加大对表外业务的控制力度，使社会融资总量增长进入真正稳健状态。在这一国际环境和政策假设情景下，经模型测算，我国经济可望在结构调整中保持平稳较快增长态势，GDP增长8.7%左右；且经过精心调控，妥善应对输入性通货膨胀压力，可以将居民消费价格上涨幅度控制在4%左右。

第五篇：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当前中国宏观经济政策分析

去年中国经济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骄傲的是，中国再次吸引了全世界的眼球，似乎正朝着其梦寐以求的世界强国的地位又迈进了一步。尴尬的是，几乎所有的政府宏观调控目标，如降低增长速度、改变依靠出口和投资带动增长的经济结构、将更多的资源用于改善人民生活等等，都没有能如期实现。中央政府的权威似乎并没有人们想象的那么有效。这种尴尬的局面表明，中国政府的宏观经济政策正面临进退失据的困境。这种困境是当前中国经济、社会中的三个难点问题的具体体现。

第一个难点是，经济增长的速度既高不得、又低不得。中国经济增长的模式，始终停留在一种外延式的增长陷阱之中。按照联合国和世界银行的绿色国民生产总值统计口径，如果将增长的环境和社会成本也考虑在内，中国实际上是负增长。换一句话说，中国当前的增长，是以破坏未来中国人民生存的自然和社会环境来实现的。这样的增长，说好听一点是借来的增长，说难听一点是掠夺来的增长。这样的增长一是没有福利效果，二是不可能持续。解决这个问题的唯一办法，就是把经济增长速度降下了，把经济中的结构问题调整好。但是，中国目前有五六千万的城镇失业人口，还有两亿多的剩余农村人口等待流向城镇。经济速度一降下来，本已巨大的失业压力就更大。中央政府似乎并不敢冒这个风险。

第二个难点则涉及对外经济政策，那就是人民币升值既快不得、又慢不得。去年，中国的外贸出口继续以超高速度增长。外贸顺差和国家的外汇储备均达到历史最高水平。作为世界第一位汇储备大国，中国面对越来越强的国际压力。人民币不得不缓慢却逐步地走向升值。人民币汇率，如果拒不升值，不仅无法调整以出口带动增长的不稳定的经济结构；同时也意味着中国穷人继续以低消费来补贴发达国家消费者的低物价。除此之外，由于购买外汇所发行的人民币过量，中央银行最终有可能失去对国内货币政策的控制。但是，如果实现人民币较快速度的升值，那么，中国低素质的出口企业的国际竞争力就会遭到削弱，从而对国内的失业问题和农民工的收入分配带来强烈的震撼。

。二十九年来，中国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已经达到了令人无法回避的程度。用来衡量收入分配差距的基尼指数，在中国已经高达0.46。这个速度，不仅高于所有的发达国家，也高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任其发展下去，社会走向崩溃只是迟早的事情。正因为如此，政府多次许诺要解决这一问题。不仅许愿要提高弱势群体的收入，而且还许愿解决普通老百姓的医疗、社会保障等问题。许愿归许愿，但是具体的措施却是“只听楼梯响，不见人下楼。”

从口头上看，政府似乎是想从邓小平的路线向左转，使政策导向由“保护企业家、保护竞争”的“右导向”转向“保护穷人、保护公平”的“左导向”。但是，没有地方政府的支持，没有企业家的支持，中央政府拿不出钱来实现对穷人的承诺。从企业家的口袋里抢钱、从地方财政掏钱，又怕影响他们推动经济的积极性，从而最终使得中央财政的收入下降。现在的麻烦是，诸多的许愿已经将老百姓的期待值越提越高，但是资源困难仍然没有解决的前景。由于中国政府在这三个难点面前举棋不定，所以所有的宏观调控政策都只能是进一步、退两步，半心半意地蹒跚而行。这正是许多宏观政策无法奏效的根本原因。更重要的是，中国没有一个合理的政治框架，供不同的社会集团就社会难点问题进行有效的协商，从而寻求最有可能被社会各界接受的妥协方案。这种状况正是各种经济和社会问题不断积累，难点问题不断恶化的根本原因。（选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