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

第一篇：论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

作者：刘恒

摘要：本文依据行政处罚法的立法精神和处罚法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具体论述了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主要表现为:一是统一、分层次地设定了行政处罚权;二是规范了行政处罚主体;三是在程序的设计上注重处罚权力和救济权利的平衡和协调。在论述行政处罚的制度时,注意将行政处罚的立法规定与处罚实践中面临的一些现实问题结合起来进行探讨,为完善我国现行的行政处罚制度提出了一些有益的建议和主张。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以下简称《处罚法》)于1996年3月17日在第八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次会议上通过,并于同年10月1日正式生效实施,它的颁布和实施是我国依法治国的一个重要步骤,是我国民主与法制建设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本文根据《处罚法》的立法规定以及实施一年多来的实践,具体论述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特点。

一、统一、分层次地设定了行政处罚权

行政处罚权的设定意义重大,它直接关系到行政相对人的基本权利,因此,应当实行法定原则,具体来说,它包括以下三个方面的内容:第一,只有法律明文规定应予处罚的,行政相对人才受处罚,没有法律明文规定的,不受处罚,即法无明文不得罚。第二,行政处罚的设定必须严格依法进行。第三,行政处罚的实施,必须严格依法进行。要真正实行法定原则,首先必须明确行政处罚的设定权。

行政处罚的种类较多,要确立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首先必须明确行政处罚的种类。根据行政处罚的性质,行政处罚可以分为以下四个种类:一是人身处罚,如行政拘留等限制人身自由的处罚。二是财产罚,如罚款、没收非法财产等的行政处罚。三是行为罚,如吊销许可证或执照、责令停产停业等处罚。四是申诫罚,如警告等行政处罚。为此,《处罚法》规定了行政处罚6个基本的处罚种类:(1)警告;(2)罚款;(3)没收违法所得、没收非法财物;(4)责令停产停业;(5)暂扣或者吊销许可证,暂扣或者吊销执照;(6)行政拘留。同时还规定了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其他行政处罚。在行政处罚立法中,除规定6个基本的处罚种类之外,还规定了其他的行政处罚,其目的主要有二: 一是为今后增设新的处罚种类提供法律依据,上述的6个处罚种类只是处罚的基本种类,随着社会的发展,如果需要增设新的处罚种类则可依据该弹性条款的规定。二是避免与现行立法的矛盾,在现行的关于处罚种类的立法中,只要是法律、法规中确认的并且符合《处罚法》立法规定的处罚种类仍然有效。

由于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首先涉及的是立法权的划分问题,各国在行政处罚的设定上具有不同的作法:在英国和美国,有关行政处罚的规定,原则上必须由议会以法律形式确定。经过议会的授权,行政机关也可以自行设定行政处罚。在德国,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集中在议会。联邦政府和各州政府原则上不能超越联邦议会规定的处罚种类和适用范围,另行设定新的行政处罚。日本的行政处罚设定权分中央和地方两个层次,在中央,设定权集中在国会。在地方,地方议会和行政长官经法律的一般授权,就可以设定行政处罚。在奥地利,行政处罚必须依据法律实施。在意大利,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在国会和地方议会,但地方议会的规定不得与国会的法律相抵触,国会没有规定的行政处罚,地方议会不得设定行政处罚。从上述国家对行政处罚设定权的不同规定来看,各国在行政处罚权的设定上,一般具有以下共性:一是行政处罚的设定权集中在立法机关。二是行政机关设定行政处罚必须要有法律的明确具体的授权。三是行政机关设定的行政处罚一般是程度较轻的处罚种类,并且要受议会和法院的严格控制。〔1〕

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必须与我国的立法体制相适应,我国的立法体制是统一的,同时又是分层次的。为此,我国行政处罚的设定权也应当是统一的和分层次的,《处罚法》规:第一,法律可以设定各种行政处罚。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只能由法律设定。第二,行政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以外的行政处罚。第三,地方性法规可以设定除限制人身自由、吊销企业营业执照以外的行政处罚。第四,规章原则上不享有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只是在以下两种特殊的情况下才享有有限的设定权:一是可以在法律、法规规定给予行政处罚的行为、种类和幅度的范围内作出具体的规定。二是在法律、法规没有设定行政处罚的领域,规章可以设定警告或者一定数量罚款的行政处罚。对于规章应否赋予行政处罚的设定权,在立法时存在着不同的意见,一种意见认为,规章只能根据法律、法规,规定实施处罚的具体标准,法律、法规未作规定的,规章不能创设行政处罚。另一种意见认为,规章在我国目前的行政管理中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大量的行政管理是依据规章进行的,如果规章不能创设行政处罚权,行政管理将会处于十分被动的局面。为此,《处罚法》从我国目前的现实情况出发,对规章赋予了有限的行政处罚权 ,但同时又给予了较为严格的限制。

二、规范了行政处罚的主体

(一)行政机关——法定的处罚主体

行政处罚权是行政权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行政机关是行使行政权力的法定主体,当然也是行使行政处罚权的法定主体。为此,《处罚法》第15条规定:“行政处罚由具有行政处罚权的行政机关在法定职权范围内实施。”这一规定表明,第一,行政机关是实施行政处罚的法定主体。第二,只有特定的行政机关才行使行政处罚权,具体哪些行政机关有权行使行政处罚权,由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第三,特定的行政机关只能在其主管的范围以内行使处罚权。第四,特定的行政机关在行使处罚权时具体给予何种处罚种类由法律、法规明确规定。在处罚实施中,临时机构行使主管部门的职权问题较为普遍。各级政府习惯于设立一些临时机构来开展工作,如各级政府设立的财税检查办公室、城市道路扩建办公室、打击走私领导小组、调处土地山林纠纷办公室等。这些临时机构是否具备行政处罚的主体资格目前存在着两种不同的看法:一部分同志认为,应当确认临时机构的处罚主体资格,因为这些临时机构在实践中以自己的名义实际行使了行政处罚的权力,并且临时机构是行政机关系统中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应当视为法定的处罚主体。另一部分同志则认为,不应当确认临时机构的处罚主体资格,因为处罚主体资格具有严格的法定条件,虽然临时机构以自己的名义实际行使了处罚权,虽然行使这些处罚权力的依据来自于国务院或省级政府的政策文件的规定,但是,这都不能构成其成为合法的处罚主体的理由,目前在处罚实践中大量存在的临时机构行使处罚权的行为应当看作是一种规避法律的现象,应当通过完善我国的行政处罚制度,严格行政处罚执法来解决。〔2〕笔者认为后一种意见符合我国行政处罚的立法精神和目的。(二)非行政机关——法定主体的必要补充

由于行政管理的范围十分广泛,单纯依靠行政机关难以实施有效的管理,再加上在目前的行政执法队伍中,有相当部分的主体是属于非行政机关,如果完全否认非行政机关行使行政处罚权,那么,在行政管理的许多领域就会出现无法可依的混乱状态。为此,《处罚法》规定了通过授权和委托两种方式赋予非行政机关行使处罚权。

《处罚法》第17条规定了授权处罚:“法律、法规授权的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可以在法定授权范围内实施行政处罚。”这一规定表明,授权处罚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授权的法律依据是法律、法规。第二,授权的对象是具有管理公共事务职能的组织。第三,授权的范围必须是在授权对象的法定职权范围以内。如根据《铁路法》规定,国家铁路运输企业行使法律、行政法规授予的行政管理职能。对旅客无票乘车或者持失效车票乘车的,应当补收票款,并按照规定加收票款;拒不交付的,铁路运输企业可以责令下车。禁止旅客携带危险品进站上车,铁路公安人员和国务院铁路主管部门规定的铁路职工,有权对旅客携带的物品进行运输安全检查。

《处罚法》第18条规定了委托处罚主体:“行政机关依照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规定,可以在其法定权限范围内委托符合本法第19条规定条件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行政机关不得委托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委托行政机关对受委托的组织实施行政处罚的行为应当负责监督,并对该行为的后果承担法律责任。受委托组织在委托范围内,以委托行政机关名义实施行政处罚,不得再委托其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实施行政处罚。”由此可见,委托主体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第一,委托的前提是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的明确规定。即只有法律、法规或者规章明确规定了行政机关可以委托的,该行政机关才能够依法进行委托处罚。法律、法规没有明确规定委托的,行政机关不得自行决定委托。第二,委托的权限范围只能在委托的行政机关自身的职权范围以内。第三,委托的对象仅限于《处罚法》第19条规定的组织。即受委托的组织必须符合以下条件:(1)依法成立的管理公共事务的事业组织。(2)具有熟悉有关法律、法规、规章和业务的工作人员。(3)对违法行为需要进行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的,应当有条件地组织进行相应的技术检查或者技术鉴定。第四,委托主体不具有独立的法律人格。具体表现在委托主体不能以自己的名义实施行为并且对自己的行为不能独立地承担法律后果。授权主体不同于委托主体,二者存在着以下几方面的差异:第一,法律依据不同。授权的依据是法律和法规。委托的依据是法律、法规或者规章。第二,对象不同。授权的对象是具有公共管理事务职能的组织。委托的对象则是符合《处罚法》第19条规定条件的组织。第三,权限范围不同。授权的权限范围是法律、法规授权的范围以内。委托的权限范围则是只能在委托行政机关自身的法定职权范围以内。第四,法律后果不同。授权主体以自己的名义进行处罚,并对其行为的后果独立承担法律责任。而委托主体则以委托的行政机关进行处罚，并且由委托的行政机关独立地承担法律责任。

(三)确立了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制度

《处罚法》第16条规定:“国务院或者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 府可以决定一个行政机关行使有关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但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处罚 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确立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制度,其积极意义主要有:一是在处罚实践中,有许多地方已成立了专门机构进行综合执法,综合管理卫生、工商、市容、交通等行政机关的行政处罚权,对社会秩序进行监督管理,已取得了较为明显的收效。如广州市人民政府设立的城市监察大队,负责管理广州市的城市建设、环境卫生、绿化保护、生活噪声等问题。佛山市成立巡警大队,负责管理佛山市的市容、治安、交通等问题。二是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有利于节省大量的人力、物力和财力,精兵简政,降低行政执法的成本,提高行政管理的效率。三是能够避免对同一管理对象的重复处罚。根据《处罚法》的规定,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应当遵守以下几项基本规程:(1)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必须是在综合管理领域,如城市管理、市场管理、运输管理等领域,在这些领域行政管理权限交叉的现象较为突出,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权有利于减少冲突,提高行政执法的效率。(2)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不得违背专属处罚的规定,即在处罚中不得超越法律明确规定的职权范围,如治安处罚权只能由公安机关行使,海关处罚权只能由海关机关处罚,税务处罚权只能由税务机关行使等等。(3)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必须报经特定的机关审批。根据《处罚法》的规定,有权进行审批的机关只能是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的省级政府。但是,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制度虽然在《处罚法》中确立了,但只有一个条款较为简,在实践中有许多问题难以解决。一是国务院授权的问题,根据《处罚法》的规定,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需要国务院或经国务院授权的省、自治区、直辖市人民政府决定,但是,在实践中,如何具体进行处罚授权的问题就是一个难题,如果全国各地每一个地方的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都需要经国务院的批准,那么,这个工作量将十分巨大,具体操作起来也较为困难,国务院也疲于应付。如果国务院“一揽子”授权给各地的省级政府批准,在实践中是否会失控,出现混乱的局面,又难以把握。有人把前者称之为“零售”的方式,把后者称之为“批发”的方式。在目前到底应当采取何方式值得探讨。笔者认为,应当把这两方式结合起来,根据不同的情形确定不同的授权方式,根据我国目前的实际,应当确立以“批发”为主的授权方式。二是相对集中行使处罚权的主体的地位问题。目前在实践中,相对集中行使行政处罚的主体主要有以下两种:一是由政府建立综合执法机构,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是一些城市建立的巡警大队,在市内广场和主要街道由巡警负责检查,对治安、市政、卫生、工商等进行综合管理并实施处罚。二是两个以上的行政机关实行联合检查,根据具体的违法行为,分别以不同行政机关的名义进行处罚,以谁的名义处罚,谁就作为行政诉讼的被告。这种情况在实践中多一些。我们认为,第一种情况,确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其优点是便于管理,保证处罚的效率。其困难主要在于设立一个相对独立的主体与行政机关职权法定、各司其职的原则不一致,在行政诉讼中其被告的主体资格不确定,如果将设立的综合执法机构作为一个实体,又不利于行政机构的精简。第二种情况的做法比较可行,与职权法定原则相符合,并且在行政诉讼中较易确定其适合的被告,但在行使处罚权的过程中如何强化其内部的管理则是处罚实践中面临的一个难题。为了规范行政处罚行为,防止在行政处罚中出现积极的和消极的冲突,《处罚法》明确规定:第一,实行一事不再罚的原则。即对同一违法行为,不得给予两次以上罚款的行政处罚。第二,明确了处罚管辖的标准,规定由违法行为发生地的行政机关管辖。第三,明确出现管辖争议的解决途径,规定对管辖权有争议的,报请共同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指定管辖。

三、在行政处罚程序的设计上注重处罚权力与救济权利的平衡和协调(一)重视对处罚权力的制约 1.区分了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

在《处罚法》的第5章中分别规定了简易程序和一般程序。《处罚法》第33条至第35条规定了简易程序,第36条至第41条规定了一般程序。并且用专条规定了简易程序适用的法定条件:(1)违法事实确凿。(2)有明确的法定依据。(3)符合《处罚法》规定的处罚种类和幅度。其种类有两种:警告和罚款。其罚款的幅度是,对公民处以50元以下,对法人或者其他组织处以1000元以下的罚款。在一般程序中,具体规定行使处罚权力的规程,主要有以下几个程序:表明身份、调查取证、听取声辩、作出处罚决定、送达处罚决定书。2.设立了听证程序

《处罚法》第42条规定:“行政机关作出责令停产停业、吊销许可证或者执照、较大数额的罚款等行政处罚决定之前,应当告知当事人有要求举行听证的权利。当事人要求听证的,行政机关应当组织听证。„„”并且规定当事人不承担行政机关组织听证的费用以及具体规定了听证的程序。

3.实行行政处罚的承办人与决定者相分离的原则。

在《处罚法》的第37、38条中确认了行政处罚的承办人与决定者相分离的原则,确立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加强对行政处罚行为的监督和制约,克服和防止腐败现象,提高行政处罚的质量。在某些地方,处罚案件从立案、调查、处罚到执行,全部环节都是由一个人负责,这样就容易滋生腐败现象。为此,在一般程序中,执法人员在调查终结之后,应当提出处理意见,交由行政机关负责人对调查结果进行审查,根据不同情况,分别作出不同的处罚决定。对于确有应受行政处罚的违法行为的,根据情节轻重及具体情况,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对情节复杂或者重大违法行为给予较重的行政处罚的,要由行政机关负责人集体讨论决定。适用简易程序,由执法人员当场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必须报所属行政机关备案。4.实行罚缴分离的原则。《处罚法》第46条确立了罚款的决定机关与收缴罚款的机构相分离的原则。实行这一原则的目的是为了从根本上解决乱罚款的问题,剪除基于经济利益上的驱动所进行的罚款行为的毒瘤。为此《处罚法》明确规定作出罚款决定的行政机关应当与收缴罚款的机构分离。除法定的当场收缴的罚款外,由当事人在规定的时间内,到指定的银行缴纳罚款,作出行政处罚决定的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不得自行收缴罚款。并且规定,罚款必须全部上缴国库,任何行政机关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形式截留、私分,不能将行政经费拔款与上缴罚款多少相“挂钩”。5.严格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

《处罚法》首先在总则中确定了公正、公开原则,明确规定,给予行政处罚,必须查明事实,以事实为根据,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有关行政处罚的规定要公布,使公民和组织能够知道,实施行政处罚要公开,以便人民群众进行监督。第54条又具体规定:行政机关应当建立健全对行政处罚的监督制度。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应当加强对行政处罚的监督检查。行政机关对有关行政处罚的申诉或检举,应当认真审查,发现行政处罚有错误的,应当主动改正。

6.行政处罚的法律责任。

为了从根本上规范行政处罚行为,行政处罚法从不同方面对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滥用处罚权规定了严格的法律责任,主要表现在:(1)行政机关在进行处罚时,擅自改变行政处罚种类、幅度或者违反法定的处罚程序的。(2)不使用罚没单据或者使用非法定部门制发的罚没单据的。(3)不按法定程序收缴罚没所得或者将罚没所得截留、私分或者变相私分的。(4)为牟取本单位私利,对应当依法移交司法机关的拒不移交,以罚代刑的。根据上述行为情节的轻重,对直接责任人员或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区分不同情况,分别给予行政处分、或追究刑事责任。在执法中造成的损害,要依法给予赔偿。(二)重视对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的保护

无救济便无处,在我国行政处罚的立法中,重视对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的保护是我国行政处罚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

在我国行政处罚的立法中,从以下两个方面体现了对行政相对人救济权利的保护: 第一,在权利的赋予上,全面具体地规定了行政相对人的救济权利。(1)在处罚实施之前,相对人享有知情权、对案件事实的陈述权和包括听证在内的声辩权。知情权源于公民的了解权,在行政处罚的过程中,受处罚人有权知晓以下情况:ａ.执法人员的身份。ｂ.行政处罚所依据的违法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ｃ.受处罚人在行政处罚过程中所享有的各项权利,包括在处罚过程中和处罚之后所应享有的各项权利。〔3〕行政机关及其执法人员在作出行政处罚决定之前,不依照本法第31条、32条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声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第41条)(2)在处罚实施的过程中,当事人依法享有听证权。(3)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后,如果相对人不服行政处罚决定,依法享有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4)在处罚决定作出之后,还享有请求行政赔偿的权利。如果行政相对人对于行政机关违法给予行政处罚受到损害的,有权依法取得赔偿。第二,从程序的设计上,充分重视对行政处罚相对人权利的保护。(1)在简易程序中用专门的条款规定相对人的救济权利,当事人对当场作出的行政处罚不服的,可以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第35条)(2)在一般程序中,明确规定如果不按照法律的规定向当事人告知给予行政处罚的事实、理由和依据,或者拒绝听取当事人的陈述、声辩,行政处罚决定不能成立。并且在行政处罚决定书中,将“不服行政处罚决定,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途径和期限。”作为法定的内容之一予以规定。

(3)如前所述,在《处罚法》中,还专门设立了听证程序来保护相对人的声辩权。注: 〔1〕高志新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释义》,红旗出版社1996年4月第1版,第25～26页。

〔2〕李季:《行政管理中的法律规避问题》,《政法论坛》1997年第4期,第92～98页。[3]柳砚:《论保障受行政处罚人基本权利原则》,《法学》1997年第10期,第12～13页。

第二篇：论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点

论我国公务员制度的特点

我国国家公务员制度是根据我国的基本国情建立的，同时又改革

了传统的人事制度的弊端，因此它既不同于西方公务员制度也不同于

我国传统的人事管理制度。

一、我国公务员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政治立场明确，公务员不搞

“政治中立”，不参与政党之间的竞争。在《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的总则中明确规定“国家公务员制度贯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

项基本原则，坚持改革开放的基本路线。”这说明我国公务员制度是

党的组织路线，而西方公务员不得参加党派活动，不得带有政治倾向。在我国，公务员不仅可以参加政党和政党的活动，而且应积极参与国

家的政治生活，对机关及其领导人员的工作提出批评和建议。同时，公务员中的共产党员，根据党章的规定，还有义务贯彻执行党的基本

路线和各项方针、政策，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组

织分配，积极完成党的任务，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接受党组织的监督

并宣传党的主张。这与西方国家公务员在国家政治活动中要保持“政

治中立”是不同的。在西方国家，法律规定公务员在国家政治活动

中要保持“政治中立”，公务员参加政党或其他政治组织的活动受到

禁止或限制。

二、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宗旨。国家公务员不是

一个独立利益集团，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我们党的根本宗旨。我国

公务员的考核、奖惩、晋升等都要考察其为人民服务的精神。而西方

公务员则以通过自己的工会等组织同政府谈判，最大限度维护自己的利益。

国家公务员制度与传统人事制度比较，新公务员制度更具活力，更具有科学性。

1、国家公务员制度在科学化、法制化上比传统的人事制度有很大的提高，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推行的，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分类管理的一种制度，是行政机关工作人员的一整套规范，它除了有总法规，还有若干个配套的单项法规及其实施细则、实施方案，从而形成一个健全的法规体系。

2、国家公务员制度在管理机制上比传统人事制度进一步健全和强化。

⑴国家公务员制度有竞争机制。在公务员考试、考核、晋升、任免等方面，都体现了优胜劣汰机制，在保证每个职位都有最优秀的人员来担任。

⑵国家公务员制度有廉政勤政保障机制。《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中对公务员的义务、纪律、考核、奖励、回避等方面都加以严格约束，并通过监督来加以保障。

⑶国家公务员具有能上能下、新陈代谢机制。国家公务员制度对公务员进行考核，如不能胜任工作要免职，并实行不同职务的最高任职限制、年龄及部分职务的聘任制度，竞争上岗，职位轮换，职务聘任制，打破终身制，增强行政机关的活力。

3、国家公务员制度在队伍优化上比传统的人事制度有新的突

破。

⑴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在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的基础上推行的。

⑵国家公务员制度是在人员精简基础上建立的。

三、我国公务员制度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国家公务员不搞“两官分途”，而西方文官制度要求公务员与“党派脱钩”。我国公务员制度根据党的组织人事路线、方针、政策制度，坚持党对人事工作的领导，各级政府组成人员的国家公务员是由各级党委及其组织部门负责考察，依法由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党务委员会选举或决定任务，西方文官制度对公务员的管理强调“与党派脱钩”，公务员职务晋升不受政党干预。在我国，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同中共通力合作、共同致力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参政党，因此，不存在多党轮流执政的情况。在我国各级机关中，不论是领导成员公务员或是非领导成员公务员，不论是选任制公务员或是委任制公务员，也不论是领导职务公务员或非领导职务公务员，尽管他们在产生方式上有所不同，但如无另行规定，所有公务员的权利、义务和管理，都适用《公务员法》，所有公务员都是人民公仆，其工作性质是基本一致的；他们之间也可以按照规定的条件和程序进行交流。

四、公务员制度坚持德才兼备的用人标准。在我国任人唯贤，德才兼备是党的干部路线的基本内容，也是我国《公务员法》规定的任用公务员的一项原则。国家公务员在录用公开考试，严格考核，对思

想政治方面严格要求，考察公务员的政治思想，考察公务员的道德品质，要用“德”和“才”两把尺子去衡量，要求二者同时具备。而所谓“德”，是指“政治、思想和道德品质的表现”。考察公务员的政治思想，主要是看其是否认真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学习和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以及政治上是否坚定，是否模范执行宪法、法律和法规；考察公务员的道德品质，主要是看公务员在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方面的表现，包括是否树立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公仆意识、自觉接受人民的监督；是否遵纪守法、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合法权益，是否忠于职守、模范遵守社会公德和职业道德等。同时还要具备“能、勤、绩、廉”，并强调注重工作实绩，这些与西方公务员制度强调功绩制也有所区别，在西方国家，对公务员主要强调职业表现和工作绩效在录用和考核标准上，有的强调“专才”，有的强调“通才”，把业务能力、工作绩效等作为录用和考核的主要标准。坚持德才兼备标准是国家公务员制度的重要特色。

五、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重要意义。西方文官制度的建立是以考任制为基础的，在公务员“进、管、出”三个环节上以“进”为突破口，建立了“公开、平等、竞争、择优”的基本原则。无论是英国诺斯科特和杜威廉的《关于建立英国常任文官制度的报告》，还是美国的《彭德尔顿法》，其最重要的意义就表现在确立了经过竞争性考试择优录用文官的原则，从而标志着现代文官制度在英美两国的形成。建立中国公务员制度的举措其最具突破性的贡献同样如是。在中国，关于毛遂自荐的故事可谓家喻户晓，但毛遂在自荐时所讲的那句话却不一定大家都知道。他当时说：“智士处世，如锥处囊中，其颖立见。”毛遂的这段话非常耐人寻味,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客观环境与人才发现之间的关系。假设是一个铁皮箱环境，保险柜环境，再锋厉的锥子也无济于世，其颖不单不会立见，还可能会永不相见。这种时候，看来只有电钻才能派上用场，不是没有办法，只是难度太大。我们过去的干部任用方式极为单一，完全靠领导说了算，往往是黑箱操作，透明度很低。难怪老百姓创作了这样一幅对联，上联是“说你行你就行不行也行”，下联是“说你不行你就不行行也不行”，横批是“不服不行”。在这种环境中，人才难以脱颖而出，难以合理就位。这就好比踢足球，不仅好球员可能得不到上场表现的机会，而且该踢后卫的可能错当了前锋。从而造成人才的大量积压与浪费，妨碍人力资源的有效开发。随着公务员制度的建立，考任制已在中国全面起步。老百姓对此无不拍手称快。他们说：“卷子总比条子好，赛马总比拍马强。”的确，从“伯乐相马”到“赛场比马”确是一种质的进步。到目前为止，通过考试进入国家政府机关的各类人员已超过万人。其中不仅有一般政府工作人员，而且还包括一些司局一级的政府高级公务员。尽管在公务员考录工作中目前仍有许多问题存在，但应该清醒地看到，这些问题多表现于技术和操作层面，随着执行经验的不断积累和公务员制度的整体完善，相信那种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良性环境（囊状环境）一定会逐渐形成。

总而言之，中国国家公务员制度的建立为公务员管理提供了基本

法律依据，它学习和借鉴了西方文官制度的一些积极内容，继承和发扬中国干部人事管理工作的优良传统，总结和吸收了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经验和成果，并用法律的形式加以系统化和制度化。从而真正破除了人治管理，实现了人事法冶。

赵芳

二0一一年七月

第三篇：论我国陪审员制度

湘潭大学论文

论文题目试论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学院专业年级学号姓名

试论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

经过一个学期的模拟法庭课程，我对我国的民事审判程序和刑事审判程序有着更加深刻的了解。特别是经过我们自身对某一案件的模拟审判，让我们在实践中得到一定的锻炼。总体来说，我国的各类审判程序是比较完善的，审判制度也日趋健全，但是也存在着一些小的瑕疵。这次我们两个班的模拟审判，老师对我们的努力作出了很好的评价。鉴于老师对我们的点评，我觉得还缺少一个部分，那就是我们两个班的审判中都没有人民陪审员。人民陪审员制度作为我国司法制度的一个重要内容，它充分体现了我国社会主义的司法民主，是人民群众参与国家管理的有效途径和方式。对于促进我们国家的司法公正，发挥人民群众参与审判、监督审判，保证公正和效率都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对当前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也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但是我国的人民陪审员制度存在着问题，陪审制度是指由非职业法官和普通公民参与审判的诉讼制度，包括为非职业法官和普通公民参与审判而专门设计的审判程序和由此而产生的特殊的审判组织构架。

（一），从担任人民陪审员的条件来看，主要有两个我认为存在争议的问题：

1．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担任人民陪审员应年满23周岁。23岁这个年纪,应该是大学刚毕业的年龄,其思想的成熟程度,社会阅历,知识的掌握程度都恐怕难以承担裁判之重任。法院的审判活动不仅仅是法律的适用这么简单,同时牵扯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指引评价人们的行为,是一个社会基本的行为规范。然而如果操作不当,不仅起不到息诉的目的,反而会激化矛盾,乃至造成公众对法律的不信任,产生许多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在西方以英美法系为代表,法官的年龄一般都在50岁以上,这样做就是因为只有到了这个年纪才会思想成熟,阅历丰富,处理案件才能稳妥。所以规定年满23周岁这个年纪明显太低,还不足以胜任审判案件的重任。2．人民陪审员被要求具备大专以上的文化程度。本人认为，仅仅对学历的要求仍难以满足陪审员的现实需要。

（二），从宪法依据上看，陪审员制度缺乏宪法依据。人民陪审员制度是一种基本的审判制度，一个国家是否实行陪审制度，需要由宪法来加以规定，50年代末期，由于受否定法律、轻视法治思想的影响，一些已经被立法所确立的重要法律原则和制度受到批判和废弃。人民陪审制度当时也成为发动群众进行阶级关斗争、夺权整人的工具，1975年颁布的宪法中不再规定人民陪审制度，文革结束后，1978的宪法重提“实行群众代表陪审制度”，1982年宪法又取消了陪审制的规定，从而使得我国现阶段实行陪审制缺少了宪法依据。1983年修改后的人民法院组织法，也将原规定第一审应实行陪审制度，改为较为灵活的选择性规定，即“由审判员组成合议庭，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合议庭进行”，《刑事诉讼法》作了与《人民法院组织法》完全相同的规定，而《行政诉讼法》和《民事诉讼法》在“基本原则”中却都没有规定陪审制度，我国法律对陪审制度在法律体系中的地位不统一，导致审判实践中适用的随意性比较大。

（三）从人民陪审员的考核，录用程序以及任职标准，资格条件和产生方式错乱。人民法院组织法》第38条规定“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的年满22岁的公民，可以被选举为人民陪审员，”此规定除了对年龄和政治权利有必要的限制，对陪审员必须具备的政治素质、业务素质、文化层次、专业特长等任职条件均未作出规定，缺乏严格的考核、录用程序，很难保证陪审的高水平和高质量。就我国的陪审抽的现状而言，一方面，由陪审员法律专业知识欠缺，文化层次不高，使其并不具备监督专业法官的能力和水平和真正参与审判工作。尤其在基层法院审判

实践中，人民陪审员“陪而不审”的现象司空见惯，由审判员和陪审员组成的合议庭最终往往成了由主审的审判员一个人唱“独角戏”，自始至终包揽了整个庭审过程，这样反正造成庭审方式单一，合议庭的整体职能难以发挥。同时，也由于人民陪审员法律知识欠缺，面对案件事实，一般只能就案说案，难以从法理上对案件进行质证和认证，难以对案件做出独立的评析，只是追随、复议主审法官对案件的处理意见，出现议而不决的现象。对陪审员的聘请随意性大，大多法院处于办案经费紧张及聘请在职人员比较困难等原因，往往就地聘请退休人员和居委会的人员作为人民陪审员，忽视了对这些人法律知识的审查，且大多是按需要临时聘请，甚至有些陪审员并没有经过合法的程序选举产生。聘请的随意性造成了陪审员组成中，缺乏固定的高素质的陪审员。

（四），

第四篇：论我国监护制度

我国监护制度

是婚姻家庭法的重要内容。

我国监护制度最遭学者们非议的莫过于监护与亲权混沌一体。论监护是民法理论和实务中的一项重要的法律制度。所谓监护，是指民法上所规定的对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和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进行监督、保护的一项制度。其功能是为了保护无行为能力人和限制行为能力人的合法权益，从而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监护制度是一项重要的民事法律制度，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未成年人的父母的所在单位或者未成人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在近亲属中指定对指定不服提起诉讼的，由人民法院裁决。值得关注的是近些年来，亲权与监护打破彼此独立的制度外延，以相向延伸的方式在权能层次上互相进入。许多学者由此提倡在未来的民法典以监护制度囊括亲权制度。本人认为这种提议值得商榷。诚然在亲权近代化的过程中，监护制度的许多要素被引入亲权，“在现代各国亲权立法中，亲权已由原来父母对子女的控制 统治关系转成为父母照顾监护子女为主的法律关系，亲权一词具有了浓厚的义务色彩亲权与监护毕竟是两种不同的制度，将两者揉杂在一起只会产生各种弊端，徒增麻烦。时下正值民法典制定之机，更应该去陈布新，大刀阔斧改变这种因历史原因造成的混乱局面。在体例上实行亲权与监护分别立法。一方面建立亲权制度。亲权是婚姻家庭领域的重要权利，也是宪法保护的基本人权之一，我国民法草案第三稿曾单独规定亲权，现行《婚姻法》23条实际就是亲权内容。

监护在性质上是一种权利，而这种权利是以义务作为前提和中心的。我国理论界中相当数量的学者将监护的性质确定为义务或者职责，存在许多不妥之处。首先，从各国监护制度的规定来看，监护人除了负有监督保护的义务外，还享有诸如获取报酬的请求权以及法定理由下的辞职权等权益。

其次，就监护自身的本质而言，监护是对于不在亲权保护下的未成年人或者宣告禁治产人予以身体上和财产上照顾的制度。所以说，尽管我国的民法通则没有对监护和亲权予以区分，实际上两者是完全不同的，监护是作为亲权的延伸和补充而存在的。对于未成年人的监护权很明显是基于亲权的欠缺而由亲属权发生的，对于精神病患者的监护权，则产生于配偶权和亲属权。所以，从监护权产生的根源上来看，监护是一种权利。因此，我国有必要明确监护的性质，以避免不必要的法律冲突。最后，在明确监护的性质的基础上，规定非亲权人担任监护人时有获得报酬的请求权，使得监护人对其履行的职责有所补偿，可以进一步调动监护人履行职责的积极性。同时，应当明确规定监护的期限，并赋予监护人在法定理由下的辞任权，完全实现权利与义务的一致，对于维护被监护人的权益和监护制度作用的发挥，都具有非常重大的现实意义。

因此要完善我国的监护制度

1、增加监护的种类 监护的种类是监护制度的重要的内容。我国《民法通则》规定的主要是两种形式即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法定监护是指由法律直接规定一定范围内的人员为监护人的监护，指定监护是指没有法定监护人，或者对担任监护人有争议的，由有关部门或人民法院指定监护人的监护。然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法律规定除法定监护和指定监护之外，还规定有遗嘱监护的设立形式。2明确规定监护的内容我国《民法通则》第十八条规定：“监护人应当履行监护职责，保护被监护人的人身、财产及其他合法权益，除为被监护人的利益外，不得处理被监护人的财产。” 这种对监护内容概括性的规定，难以操作，很难起到保障被监护人的人身与财产权利的作用。因此，对监护的内容应当予以明确。

3、明确规定监护人资格认遗嘱监护的设立形式，颇有必要。所谓遗嘱监护是指父母在生前设立遗嘱对未成年子女由谁监护所作的指定。用遗嘱方式来设立监护人应符合一定的条件，监护关系才能成立。

第五篇：论我国卫生保健制度

论我国卫生保健制度

摘要：随着我国社会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卫生保健制度已不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要求。当前如何解决卫生制度存在的问题，对完善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我国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关键词：卫生保健制度·不足·改革·

一、我国卫生保健制度概述

（一）公费医疗制度

1952年我国开始实施国家干部公费医疗制度，享受公费医疗制度的对象主要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人员。经费由各级政府预算内安排，按每年人均定额支付。公费医疗的特点是：①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的门诊、住院所需要的治疗费、手术费、住院费、门诊或住院中经医师处方的药费，均可在国家的公费医疗经费中支付，经批准转诊治疗，疗养的就医路费，亦可在公费医疗经费中报销；②国家实行分级分工医疗，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一般须在指定的门诊部或医院就诊；③享受公费医疗的人员，离退休后待遇不变。目前，享受公费医疗的人群大幅度减少，主要是军人、部分公务员及少数事业单位职工。由于原有的公费医疗制度对供需双方缺乏有效的制约机制，费用难以控制，目前采取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如增加个人负担比例，对医疗机构实行总额预算，费用包干等。

（二）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制度

城镇职工基本医疗制度规定的筹资标准为职工工资的8%左右，（单位6%，个人2%），有的地方政府财政提供一定的补贴。单位缴费的60%左右纳入社会统筹基金，其余列入职工个人账户。职工医疗费用分三段支付，即账户段，自负段和共负段。职工就医先由个人账户支付，个人账户不只时，由职工自负，全年自负费用超出职工年工资总额5%后，社会统筹基金和个人共同支付，社会统筹基金支付比例随费用额度增加而增大。

（三）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合作医疗是在农业经济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农村福利性质的医疗保健制度，在自愿互助的基础上，以较低的费用，保障农民的基本医疗保健服务，受到农民的欢迎。各地根据自己的经济条件，管理水平和农民意愿，因地制宜举办合作医疗，合理制定享受医疗待遇的范围，标准和医疗费用的报销比例，形成适合农村经济状况的合作医疗制度。与传统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相比，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基本特点是：政府引导，自愿参加，以收定支，保障适度，以大病统筹保障为主；最突出的特点是以政府各级财政筹资为主，农民从中能得到实惠。

（四）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

2007年，我国正式启动了城镇居民医疗保险试点工作。我国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享受对象主要是两类人群：一是在城镇居住且拥有城镇户籍的正式工作者或低收入居民；二是大、中、小学生。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来自中央及地方财政、参保人、居民自愿参加，筹资额度及保障水平高于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

二、当前我国卫生保健制度的不足与改革

（一）长期以来，城市居民的卫生保健基本上是由国家或集体以公费医疗或劳保医疗的形式来实现的。公费医疗适用于党政机关和事业单位，经费来源于国家预算拨款。劳保医疗适用于全民和部份集体所有制企业的职工，经费则由企业

自身根据行业性质分别按工资总额的5％至7％提取。尽管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在经费来源、管理体制及开支范围方面有所不同，但二者没有实质上的差别，都是通过免费或“少量收费”的原则来对职工实行有效的医疗卫生保障。截至八十年代末，全国享有公费医疗或劳保医疗的职工人数已达一亿多，加上企业职工供养的直系亲属享受半费医疗的人数，共约有一点五亿人左右享受公费或劳保医疗。然而，由于这种传统的免费医疗基本上是实报实销，医药费花多花少与个人利益无关，倒是药厂和某些医院可以从中获得好处，加上很多并不享有这种免费医疗的人想方设法、寻亲访友地在这个系统中沾光揩油，结果使这种免费医疗浪费惊人。至此，医疗改革变得必然和迫切。公费医疗和劳保医疗改革的重点主要是减少浪费，完善管理，让医疗费用与个人的经济利益挂钩，从而达到既减少开支又使职工享有医疗保障的目的。

（二）尽管我国卫生保健制度已由四大制度构成，但在卫生服务公平性上，医疗保险保障水平不高，社会化程度低，公平性差。因此，针对不同层次和范围的医疗卫生服务，实行不同的保障和组织方式。对于包括计划免疫、传染病控制、妇幼保健、环境卫生和健康教育等在内的公共卫生服务，应由政府向全社会成员免费提供；对于基本医疗服务，应以政府投入为主，针对绝大部分的常见病、多发病，为全民提供所需药品和诊疗手段的基本医疗服务包，以满足全体公民的基本健康需要；对于非基本医疗需求，通过鼓励发展自愿性质的商业医疗保险，推动社会成员之间的“互保”。

（三）随着我国经济快速增长，我国国民对医疗卫生服务的需求亦日益增长。然而，我国在卫生保健制度的经济投入方面远远不够。因此，有必要在卫生保健制度改革中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一般来说，在经济活动中，公平与效率是一对矛盾。坚持了公平，就会影响效率；讲究效率，就会有失公平。但两者不是绝对矛盾的，也有相统一的一面。如果经济活动的规则公平，制度完善，管理科学，是能够同时实现公平与效率的。计划经济时期，在我国整个经济发展水平相当低的情况下，通过有效的制度安排，中国用占GDP3%左右的卫生投入，大体上满足了所有社会成员的基本医疗卫生服务需求，国民健康水平迅速提高，不少国民综合健康指标达到了中等收入国家的水平，绩效十分显著。因此，在我国未来的卫生保健制度改革中，应理直气壮地坚持公平与效率相统一的原则，不能片面地强调某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

（四）由于市场经济的存在，我国卫生保健制度存在着“市场失灵”的缺陷。但我国的医疗卫生事业既不能走完全市场化的道路，也不能照搬计划经济时期完全依靠政府的做法，因此，应该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和卫生事业的特点，将政府主导与发挥市场的作用有机结合起来。首先，要发挥政府的主导作用，强化政府责任。医疗卫生事业是具有公益性质的事业，是“市场失灵”的领域。在这一领域，政府必须发挥主导作用，承担起制定卫生事业改革与发展的政策法规、提供财政支持、配置医疗资源、向全体居民提供公共卫生和基本医疗服务、对医疗卫生机构进行监管等责任。其次，充分发挥市场的作用。由于现阶段我国的经济基础还很薄弱，政府承担医疗卫生责任的能力有限，这就需要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第一，通过产权制度改革，引入民间资本，将部分医疗机构转变为投资主体多元化的营利性或非营利性医疗机构，以弥补政府对医疗卫生服务领域的投资不足。第二，在非基本医疗服务领域，政府可以退出让渡给市场，或者原有的政府投入的医疗机构实行完全市场化运作，取得回报，以减轻政府的负担。第三，通过引入市场经济的管理手段，增强医疗机构的活力，使医疗机构之间、医院内部形成

竞争，以提高效率。

三、总结

当前我国医疗卫生保健制度还有待完善，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只有正视这个事实，以符合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在科学发展观的指导下，在各级政府和医疗机构的努力下，新一轮医疗卫生体制改革一定能够重视并很好地解决卫生保健制度存在的问题，一定能够充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医疗卫生服务需求，从而推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

参考文献：

李鲁．社会医学．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

李玉荣．我国医疗卫生体制改革的主要问题及其对策．《理论前沿》2008年第2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