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变迁

第一篇：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变迁

改革开放与中国人观念的变迁

2008年10月25日 00:00:34 来源：政工研究动态

中国人从遵从权威向平权开放的过渡，真正体现了改革开放在思想观念上的成果。□ 文 / 侯玉波

“社会变革和技术革新的加速发展，使社会上所有的个人和组织都越来越窘于应付，处理不当，将引起适应力的大崩溃。”这是阿尔温·托夫勒

在《未来的震荡》这本书中对社会变革与人的关系的阐述。从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至今的三十年，中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所发生的变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而其中最为重要的变化，是人的观念的变化，这种观念的变化所带来影响，一直是心理学家所关注的问题。具体到心理学术语上，就是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这样的转变不仅是思想启蒙的结果，而且也代表了人的社会适应性的增强。

◎从“遵从权威”向“平权开放”

几千年的封建文化把中国人塑造成了遵从权威的典型。杨国枢先生在谈到中国人的权威取向时，对这一点做了生动的描述。他指出，中国人崇拜权威采取绝对化的倾向，这种绝对化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他们常常是无条件地崇拜，而且不加批评。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威是不会犯错的，或犯错是无所谓的，甚至是应该的，人们常常用“圣人也是人”来为权威的过错开脱。其次，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范围很广，如果一个人在某一方面是权威，那么在其它方面也会变成权威。这种权威泛化很容易形成“全能权威”的观念。最后，中国人对权威的崇拜在时间上也有绝对化的现象。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权威并无时间上的限制，家长永远是家长，老师永远是老师，“一日权威，一世权威”。改革开放前，人们对毛主席的态度就是遵从权威的典范。30年过去了，看看现在的人，平等的思想已经成为每个人处理问题的基本原则。小平同志带头执行的废除领导干部终身制就是这种平权思想的体现。看看现在的报纸和电视，老百姓对政府批评，学生对老师挑战，每个人都觉得是很正常的事情，但是如果放在30年前，是你想都不敢想的。因此，中国人从遵从权威向平权开放的过渡，真正体现了改革开放在思想观念上的成果。◎从“孝亲敬祖”向“独立自主”

强调对父母的尊重、孝顺、增光、赡养、继承志业、侍奉在侧等一直是中国传统孝道的要求。中国人有“父母在，不远行”之说，尊老、养老、敬老一直是中国人的传统。为了强化这种孝亲敬祖的观念，中国人一直把孝看成是一个人人品好坏的标准之一。一个缺乏孝道的人在传统中国社会里是会被人嘲笑的。中国的家族主义就是以这样的传统组合起来的。作为一种心理与行为倾向，中国人的家族主义体现在对家族的认识、情感和意愿三个方面：从认知上讲，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强调家族延续、家族和谐、家族团结、家族富足以及家族荣耀；从情感上讲，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则包含一体感、归属感、荣辱感、责任感及安全感；在对家族的意愿方面，中国人的家族主义则包含繁衍子孙、崇拜祖先、相互依赖、忍耐、顺从、为家奋斗、长幼有序以及内外有别等。正是在此基础上，使得中国人的生活在运作上处处以家族为主，家族的荣辱重于个人的荣辱，家族的团结重于个人的自主，家族的目标重于个人的目标。在这里，家族主义所强调的个人服从团体的原则主要限于自己的家族，因而是一种家族集体主义。但随着时代的发展，这种家族式的集体主义逐渐被强调个人独立自主的观念所取代。改革开放所造成的人口大流动，不仅是产业发展的要求，而且也是观念变化的结果。在新一代中国人的眼里，地域、家乡、宗族等观念变得越来越模糊，而靠自己奋斗，不必在乎他人怎么看的观点则越来越清晰，现在的人们知道，只要自己的行为不违背法律的规定，别人就无权指责。从我们所谓的80后、90后以及“非主流”身上，更容易看到这种转变。

◎从“安份守成”向“积极进取”

传统的中国人相信宿命，所以强调自守本分，与人无争、逆来顺受、不求进取和依赖亲友。这种宿命观是几千年来封建统治的基础，只有相信自己的命运是上天决定的，现实中的人才不会有非分之想。从陈胜吴广发出的“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直到新中国建立前，历代统治者都采用的是愚民政策，让老百姓安分守己以维持自己的统治。因为不能靠自己的努力来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老百姓就想尽千方百计来发展和别人的关系，通过关系来达到自己的目标。为了维持关系的和谐，个人要去做符合他人期望的事情，并且在做人的时候要处处小心，要注意给他人面子，尽可能地避免冲突。中国人的人际关系依亲疏程度不同可以分为三类：家人关系、熟人关系和生人关系，人们往往依据与他人不同的亲疏程度决定利益的分配。中国人的人际关系有着很强的互赖性，与他人发展关系的目的就是要利用互赖性引起的回报。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对个人成就的肯定以及鼓励自主创新，使得人们对关系的依赖大大降低。人们开始意识到，只有通过个人积极努力才能获得更大的成功。从崔健的“一无所有”所表达的青年人追求、迷惘、愤怒和反叛，到超级女声的PK规则，不仅彰显了年轻一代对个人的关注，而且从客观上也推动了社会的革新。

◎从“宿命自保”向“尊重情感”

中国的传统文化强调明哲保身、凡事利己而又靠运气的观念，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一直是中国官场的通行准则。所以中国人一直是“各人自扫门前雪，不管他人瓦上霜”。而明哲保身最好的方法就是什么都不做，不做事就不会犯错误，不犯错误就会不断升官。但改革开放真正意义上冲击并且改变了这种观念。按劳分配、多劳多得的分配制度以及成就体现价值的观念使得新一代的中国人不再宿命自保，而是在发展中找寻自己的位置。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就是这种尊重情感观念的结果，这种观念强调以真实的感情作为交往的依据，而不再看重外在的身份和地位，强调个人的能力和价值观，为有能力的人提供了发挥聪明才智的环境。打破终身制，能上能下以及各种各样的准入制度，都体现了这种现代特征。

◎从“男性优势”向“男女平等”

传统的中国社会一直是一个男权社会，男女有别、女不如男的观念一直制约着女性的自我展示。尽管在中国历史上，也出现过像武则天那样的杰出女性，但封建文化对女性的制约和贬低却一时也没有停止过。直到新中国的建立，我们才从真正意义上开始倡导男女平等。改革开放给中国男女平等提供了一个最为广阔的舞台。一方面，社会给了每个人平等的机会，不论男女，只要有能力就给你机会。比如高考制度的恢复，使得女性上大学的机会大大增加。另一方面，计划生育政策的落实，尤其是独生子女制度的诞生，从社会生物学的角度为女性地位的提高创造了条件。社会生物学家用性别比例来说明男女平等的机制，他们认为一个适当的性别比率是男女平等的基础。现在的独生子女比任何时代的人都明白男女平等的含义，男孩女孩都一样已经被人们普遍所接受。

以上五个方面的变迁，正是中国人从传统性向现代性的转变历程。这种转变与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总结出的个人现代性特征有相似之处。英克尔斯认为，现代性包括乐于接受新的生活经验、新的思想观念和行为方式；思路广阔、头脑开放，尊重并愿意考虑不同的意见和看法；对个人的能力充满信心，办事讲效率；重视生活和工作的有计划性；尊重事实和知识；对教育的内容和传统智慧敢于挑战；主张平等相处，追求自由和民主等。尽管不能把两种观点完全对应起来，但一些主要的思路还是很一致的。更为重要的是，我们的观点不是把传统性和现代性对立起来看，而是把二者统一在每一个个体身上。认为在每一个人的身上，既有传统的影子，也有现代的特征，这种所谓的对比只是看传统性和现代性表现的程度。并且，随着人们对文化和传统的认识的不断深入，我们不断地意识到并不是现代性的特征就比传统性的特征好。比如对孝道观念的认识就经历了这样的转变，在特定的时候我们把孝道当作封建糟粕批判，但现在我们慢慢地认识到孝道是中国文化独特的维度，它是中国家庭文化的核心，它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养老制度有着重要的意义。同时，这五个方面的变迁的程度也是不平衡的，平权和平等的观念变迁的程度高，而和人际关系有关的观念的变迁则程度低一些。

总而言之，改革开放的30年给中国人的观念带来了巨大的转变，这种转变有来自外来文化的影响，但更为关键的是，中国经济和社会的发展为这种观念的转变提供了实践的基地。正如媒体在看待北京大学1993年在小平南巡讲话之后推到南墙，而2001年又重建南墙时的态度那样，推到是创新，重建则是又一次创新。（作者：北京大学心理学系教授）

第二篇：改革开放--我家的变迁（定稿）

我家的生活变化

我家自从搬进新居，时光流逝，整整快八年时间了。在这段美好时光里，总会引起我对往事的一段回忆，回首往事，一幕幕情景仿佛浮现在我的眼前„„..至今我还记得上世纪70年代初期，一家四口居住在母亲单位宿舍，卧室20平方米，房屋简陋，那时没有厨房和卫生间。利用走廊简易搭盖了厨房不过3平方米，厨房狭窄、阴暗、潮湿。如家中来了亲戚客人，只能在低矮简易厨房内做饭、烧菜，夏天厨房通风条件差，油烟味扑鼻而来，烧一餐饭菜时常汗流浃背、腰酸背痛，想想那时的生活条件极其恶劣和艰苦。

那个时期是计划经济年代，由于社会生产力水平较低，物质相当紧张奇缺，生活用品供应不足。居民粮、油，每月统一凭粮卡证供应。当时父母俩人工资收入加起来仅90元上下，一家四口全凭父母勤俭持家、节衣缩食过日子。记得母亲每年都到拥挤不堪的集市上，购买200多斤红薯，贮藏家里，以弥补家中口粮的不足。还有一件事记忆犹新，那时冰箱、电视机、电风扇等都是紧缺商品，由于家庭负担较重，外婆在农村长年卧床不起，甚至家中还没有一台黑白电视机。那时美国洛杉矶举办奥运会，电视正在转播中美女排决赛，我看比赛得到邻居家观看，当时收看奥运转播是台12英寸上海凯歌牌黑白电视机，那时电视机在院内为数不多，在我幼小心灵中，许下心愿，等将来经济条件生活好转，一定买上一台彩色电视机，供父母观看欣赏电视节目。

一晃20多年过去了，我家在2001年春节前搬进新居，父亲也接过来定居，安度晚年。新居近90平方米，结构合理，宽敞明亮，装饰简洁，厨房设施齐全，添置了厨房用具，既经济又实用。妻子经常眉舒目展地说：“现在厨房做饭的地方变宽敞了、方便了，不用像以前那样，在一个狭窄的地方做饭，让人心里焦急。”我听了这番话心里也乐在其中。搬进新居时，家里的电视机换了一茬又一茬，客厅里有21寸彩色电视机现已换成29寸数字高清电视。

改革开放30年，我家的确发生了显著变化，从一件件鲜活事例，我看到了国家综合国力得强大；看到了人民群众丰衣足食，得到更多实惠，生活更加殷实幸福；看到了社会变得更加和谐„„我内心默默地祝福：祖国明天会更加繁荣昌盛，人民生活更加美好！

我家房子的变迁

作者：茹忠善 来源：人民网 更新日期：2008-10-24

家，每个人都拥有，它是我们生活的避风港。从住房的变化，可以反映出每个人或者家庭的生活经历以及整个社会大环境的发展与变化。

我的家乡在山西省阳城县南部山区的一个小山村，那是一片贫瘠荒凉、有的地方还不长草的黄土地，山高坡陡，我的父辈们就是靠种那窄条条的山地过着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靠天吃饭的日子。

那时我们住的是个四合院，院里的楼上、楼下、角角落落都住着人，大概有十四户之多，人口将近50余口，占了整个生产队的三分之一。而属于我的家却是院子角落的一间小屋，面积大概十五平米左右，一扇一平米大的窗户除了安了一块二尺大的玻璃外，其余的糊着白纸。门对面放着半张桌子和一把椅子，窗户下面是一个大土炕连着一个土炉，外加锅碗瓢盆一应厨房用具，对面是一张简单的木扳床，门后面放着一个木柜，上面放着一个木箱子，这就是我家全部的家当。除了这些，房间里就只剩不到4平米的空地了。父母亲和我们兄妹三人就在这个贫苦的家里艰难的度日。

童年的我们是在灰土地里打闹、戏耍过来的，幼儿园的名字从来没有听说过，直到上一年级开始，才在村里的小学开始度过了学生生涯。那时的学校其实也就是一个班，几十个学生、一个老师，几个年级在一块，采用的是复式教学，老师轮流给每个年级上课，没课的年级自学或者做作业。大人们在集体地里劳动挣工分。母亲白天在地里忙活，晚上还要在荒暗的煤油灯下纺线、织布，给我们做染料染成的衣服。新粗布衣服还只有在过年的时候才可以穿在身上显摆，平时都是穿着打了不知多少补丁的衣服。

那时的我，是多么希望能有个和别人家一样比较宽敞明亮的的大房子啊！

1982年，一场洪水把我们赖以生存的那间小房子冲跨了。虽然我们没了住房，但坏事也变成了好事。村里给我家重新划了修房的地方，政府也给了救济款，我们可以重打锣鼓新开张，修建属于自己的大房子了。在父母的辛苦操持和亲戚朋友、左临右舍乡亲们的帮助下，四间两室宽敞明亮的大瓦房终于建成了。虽然为了这项宏伟工程，我们一家省吃俭用还了几年帐，但是总算拥有了和别人一样的大房子，实现了我们兄妹最大的愿望，在家里各自拥有了一张属于自己的床铺。令我们兴奋的还有，这时我们这个小山村也通了电，用上了电灯，虽然只有一个小小的电灯泡，总是比那烟雾缭绕的煤油灯好多了。这些都很是让我们高兴了一阵子。

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到了我们这个小山村，我们的生活发生了变化，土地承包到户，乡亲们在田间劳动的闲暇时间可以走出大山，外出打工挣钱，使自己的生活质量和居住条件得以进一步改善。父亲也就是那时来到了县城一个单位打工。

九十年代初，我家在原来四间瓦房的基础上又修了六间，总算围成了一个小院，我们兄妹也拥有了属于各自的房子，不仅居住条件发生了变化，而且生活质量也发生了变化，组合家具、电视、音响等走进了我的家庭，陪伴我们多年的粗布衣服也成为了历史。

九十年代中期，我成家了，于是和妻子一起住在了她单位的两间宿舍，面积虽然不大，但尚可安身。不过伴随着女儿的降生，心里那短暂的安逸被打破了，我们需要属于自己的房子。于是几经拼搏，我们于2007年在县城购买了面积110多平米的三室一厅单元楼房，我和妻子很是知足，毕竟拥有了属于自己的一片小天地，虽然户型和面积还不是很尽人意，但是比起父母当年的境况，我们已经是富足有余了。

坐下来细细回忆，感触还是很多。虽然我们付出了艰辛和劳动创造出了美好的生活，但是我们最应该感谢的是我们的党和政府。从我家住房的变化看，我们生活的社会确实是在发生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党和国家的富民政策使我这个农民家庭才有了今天的变化，从小房子到大瓦房又到单元楼房，从农村走到城市工作。这都应归功于党和政府，归功于和谐国家。国家兴旺家才兴旺，国家富强家才象样。

我家生活变化大

曹庆华

稿件来源：石家庄新闻网

短短五年的时间，我们村从贫困走上富裕。要说起我家的变化，那可真是大啊！

五年前，我家的房子还是土坯房，由于家里穷，连一件像样的家具都找不到，门窗都是木头的，由于关闭不严，夏天的时候蚊蝇成群地从窗户缝往里挤，全家人整个晚上被蚊蝇叮咬，真让人吃不消；到了冬天，刺骨的寒风一个劲儿地往屋子里钻。在土炕上铺上厚厚的褥子，再盖上厚厚的棉被，有时候半夜也会被冻醒。

孩子们从省城的学校回家小住几天，都不敢大张旗鼓地改善生活，偶尔给吃上一顿饺子，就会令孩子们笑得合不拢嘴。就连我一直使用的那部手机，也是城里的兄弟淘汰下来的二手货。

也就在那年冬天，生活悄悄地发生了变化。村子里实行小额贷款，我家贷了两万元，搞起了养鸡场。第二年，家里就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大变化。由于妻子勤劳养鸡，又耕田犁地，一年下来就收入了五万多元，加上我上班的收入，就是七万多元。于是，我们翻盖了新房。新房子青砖绿瓦，干净整洁，孩子们在宽敞的院子里高兴得手舞足蹈。

随着养鸡场规模的扩大，我家又开始养殖母猪，并修建了沼气池取暖、照明、做饭，家里的电器设备一应俱全，就连我的手机也换成了二千多元的新货。日子像是芝麻开花节节高。

今年秋天，随着业务量的加大，我家还购买了一辆农用五征三轮车，村子里也使用上了自来水，硬化了村村通道路，修建了文化娱乐广场，新农村建设的优越性真是日见成效，令人眉开眼笑啊！

现在，孩子们回家，我和妻子变着花样地做好吃的。每天早晨我们全家都会到村里的活动室附近跑步、跳绳、打拳。看着这巨大的变化，妻子感叹道：五年的时间，我们过上了像城里人一样丰富多彩的生活

我家生活的变迁

“爷爷进城挑箩筐，爸爸进城拉车忙，儿子进城随意逛。”这是一幅描绘三代人进城经历的漫画。虽是漫画，内容却毫不夸张，因为它体现的正是不同时期人们的生活水平，不是吗？知道我为什么这么肯定地说它不夸张吗？看看我家“历史”你就明白啦！

“爷爷”

“爷爷”家至今还保留着一个已存三十几年的“宝贝‘—一台老式收音机。宝贝只是一台收音机？有点儿泄气吧？别看只是一台老掉牙的收音机，在爷爷心里，它可算得上一件珍品中的珍品了。

爷爷说，他苦干了五年才攒齐买这台收音机的钱，不可思议吧？在爷爷那个年代，能拥有这样的东西，已相当不简单了，以致爷爷一直视它为“命根儿”。有一次，我到爷爷家，发现家里没人，就情不自禁地玩起那宝贝。正当我玩得起劲儿时，爷爷出现了。只听“别动”，吓得我立马缩回了正在淘气的手。我以为平素最疼爱我的爷爷并不介意这等小事，谁知，从不打骂我的爷爷竟大声斥责起我来，“谁让你动哩？弄坏了咋办？”嗨，除了这一点儿爷爷哪都好。

“爸爸”

我家还存有一台黑白电视，知道怎么来的吗？千万别误解，它可不是爷爷的杰作，而是爸爸千辛万苦赚来的战利品。相当初爸妈结婚时，它可是家里最值钱的东西了。黑白电视的出现，让我们整个大家庭都感到无限荣耀，这就是物以稀为贵，那时，虽有一台相当不错的电视，但爸爸妈妈却一直不舍得看，因为电视太费电了。因此，只有在晚饭过后的一个小时内，电视才会在大家眼中放映。每当这个时刻，我们家的每个成员都沉浸在幸福，温馨之中。

“我们”

时光飞逝，转眼间已是21世纪了。我家大堂内放的已不再是黑色电视了，有的只是更先进的彩色电视。彩电的到来，使黑白电视已无人问津。

随着时间的消逝，我家生活也变得丰富多彩，每天饭前饭后的这段时间内，我们一大家子就守在电视机前，尽观各地奇闻轶事，尽情地享受电视带给的欢乐，放松在电视的轻松愉悦之中

好了，这下知道我为什么说漫画内容不夸张了吧？就如我 家，从收音机到黑白电视，再到彩电，其间不正体现着我们家在不同时期的改变吗？

小家在不断变化，大家在不断变化。从1949年新中国的成立到1952年的土地改革，从1978年的改革开放到2000年的总体小康，国家也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革。为庆祝祖国取得辉煌，让我们在祖国60华诞之际，用我们最真诚的心为祖国欢呼！为祖国加油！愿祖国永远繁荣昌盛！

吃的变迁

中广网北京7月25日消息 30年来，我市城市居民家庭用于食品方面的消费经历了吃饱———吃好———讲营养和绿色保健食品的变化，对“吃”的消费越来越讲究。抽样调查资料显示：2005年，我市城市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0488元，在全省11个市中居第一位。与震前1975年相比增长39.2倍，平均每年增长13.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增长7.4％；人均消费支出8622元，是30年前的39.7倍，平均每年增长13.1％，扣除物价因素，实际每年增长7.3％。我市城市居民基本达到小康，正在向以发展和享受为标志的富裕型生活迈进。

目前，城市居民食品消费呈现三大特点：

一、吃的新标准———吃的方法变了，恩格尔系数下降。

随着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提高，物质文化生活日益丰富，居民的消费支出日趋多样化，食品消费支出的比重呈下降的态势。抽样调查资料表明，恩格尔系数（食品消费比重）1975年为1.2％，1985年为54.6％，1995年为50.2％，到2005年底的36.4％，比1975年降低24.8个百分点。恩格尔系数逐年下降，标志着城市居民生活质量的进一步提高。从1999年连续6年低于40％，按国际认定标准，已由小康型（40－49％）向富裕型（30－39％）的行列迈进，城市居民家庭将更多的钱用于住、行、教育、娱乐等其他方面的消费。与此同时，居民的精神文化消费也在逐步升温。

二、吃的新概念———绿色当了家，结构显变化。

过去吃东西讲究的是肉、鱼、蛋，这标志生活上了一个新台阶。时下，吃的又上了一个档次，居民要求吃好、吃精，注重营养，追求安全、健康。方便、营养、健康的绿色食品深受广大居民家庭的青睐，营养、无污染的食品已成为食品消费的主流。抽样调查资料表明，30年间居民食品消费中粮食消费逐渐减少，（上接第一版）副食品消费明显增加。2005年人均消费粮食81公斤，与震后10年的1985年相比减少51.1公斤，与震后20年的1995年相比减少8公斤。2005年人均消费肉类为32公斤，禽类6公斤，蛋类17公斤，干鲜瓜果类83公斤，与震后10年的1985年相比，分别增长77.8％、2.2倍、1.1倍和1.5倍。与震后20年的1995年相比，分别增长23.4％、25.5％、18.2％和35.7％。在粮食消费中，粗粮的消费有所增加。绿色无污染的蔬菜、各类瓜果及其制品更是成为人们日常生活的必需品。蔬菜和干鲜瓜果已成为居民消费增长的亮点。人们从细粮到绿色五谷杂粮、绿色蔬菜、水果、野菜，从热衷于大鱼大肉到要注意吃出健康来，不能不让人感叹时代的进步和翻天覆地的变化。

在食品消费中，人们更注重健康、安全的食品，对营养丰富、有利身体健康的食品青睐有加。受人们广泛欢迎的奶及奶制品因其含有大量的钙质和蛋白质，不但被摆上百姓的餐桌，更因其方便的包装成为旅游、休闲的餐饮佳品。

三、吃的新方式———在外餐饮成时尚，厨房餐桌社会化。

随着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生活节奏的不断加快，吃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居民有了更多的选择，普通老百姓的餐桌和厨房都逐渐社会化了。人们追求的是快乐和享受生活，而不愿意为家务所劳累。在食品消费上表现得更为突出，花钱买享受的消费方式得到了越来越多的消费者认可，省时、省力、省心、卫生和方便快捷的食品得到了广大城市居民的欢迎。亲朋好友聚到饭店、酒家用餐或购买现成食品在家用餐已成为时尚。特别是逢年过节，各类饭店更是高朋满座，甚至要提前一二个月预定。还有一些家庭把厨师请回家，既保留了传统的家宴、节约了经费，又省去了自己动手的烦恼。据调查资料表明，2005年城市居民人均在外餐饮费用为542元，占食品消费支出的17.3％，是1985年的15倍，1995年的4.5倍。这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了我市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第三篇：中国人的爱情观念

中国人的爱情观念

爱情在一个人的一生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社会上甚至有“爱情至上主义者”，以爱情的追求为人生的最高目的。这种观点固然过分，但也从另一面说明爱情的可爱与尊贵。当今社会的爱情观，既有西方文化爱情观的影响，又深深地带着中国传统爱情观的痕迹。将中西方爱情观作一番比较，应是一件很有趣、很有意味的事。

在西方人眼中，爱情是人生的至乐。人生如果没有了爱情，那就失去了无限的趣味。所以西方人将宗教家的天堂，称之为“永远的蜜月”，即是此意。西方人认为人在热恋中时，所倾慕的对象就好比天使一样，是完美无缺的，是绝对纯粹的。所以一次真正的爱情，会使人的灵魂得以净化，道德得以升华。用中国人的话来说，一次真心的爱情，会使人大死大活一番，确使人有脱胎换骨之感。此所以西方的文人学者艺术家，无不重视爱情，甚至于一生多次恋爱，以从中寻找灵感与激情。歌德每经过一次恋爱，就有一首好诗，即是此证。

中国人亦深知爱情的美妙，但更知爱情不能仅囿于生理的范围，所以将爱情与孝悌、礼义相配合。中国人以前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来定婚姻。一旦订亲，虽然男女双方从未见面，或仅见过一面，但都知道对方是自己的终身伴侣，所以不免要经常猜测、揣摩、打听，这样，心有所属，终身有托，时间久了，仍会有相思之苦，仍会产生纯真的爱情。虽然没有西方人那样有形的恋爱对象，但无形的对象更易使人联想，使人美化对方，更易产生一超尘脱俗的纯粹美感。“爱情使人高尚”，中国传统的爱情方式仍会使人对此有深刻的体验，且比西方人更刻骨铭心。

其次，中国人的爱情观中，不仅男女双方要亲密无间，水乳交融，而且要爱中有敬。爱而敬，使爱的境界得以拓展。西方男女夫妇只是爱而恋。只有爱恋，没有敬意，容易使对方视我为他的私有财产，产生一占有欲。更要命的是，视对方为我所喜爱的物品，平日里固然可以像喜爱收藏物一样予以欣赏、把玩，一旦时过境迁，不再喜爱对方，自然可以弃她（他）而去，像抛弃一件物品一样毫不可惜。此所以西方社会离婚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之一，也就是只爱无敬的爱情观之弊端。试想，我们对自己尊敬有加的长辈、领袖或偶像会轻易抛弃吗？忍心轻易抛弃吗？恐怕不会吧。不仅不会，而且对我们所尊敬的人，还要追随一生，效仿一生。

第四篇：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的进步

习俗是一个民族生存的图腾与符号，承载着民族的风俗习惯与文化精神。社会习俗伴随着社会政治、经济及文化形态的发展而变化，体现出一个民族的精神历程。社会习俗的变迁不是孤立的，它的发生是与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和进步密切相关的。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还是近代社会转型的产物。

近代社会转型时期的历史剧变

19世纪中期，西方列强用坚船利炮轰开了中国紧紧关闭了几百年的大门，利用战争和迫签不平等条约等手段，相继在中国开辟了80多个商埠。在主要商埠里，西方列强划设各自租界，在这种所谓“租界”内实行了完全独立于中国行政系统和法律制度以外的另一套政治制度——帝国主义殖民制度。西方资本主义各国，在通商口岸设立工厂、商店、银行、船坞以及市政工程，使之成为他们对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侵略的中心。与此同时，也把西方以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科技文化和生活方式为核心的近代文明移植过来，形成与传统中国社会生活方式和古代文明的鲜明对比。随着炮舰侵略和接踵而来的西方价值观念的冲击，近代中国社会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大变革时代和漫长的社会转型时期。西方的风俗思想在中国社会蔓延，“西风东渐”已成不可阻遏之势。

传统陋俗对社会进步的羁绊

近代陋俗文化是指在中国近代社会发挥着文化糟粕功能的，体现于生活惯例上的，并为传统人伦文化所认同的习俗文化，主要体现在婚姻文化、家庭文化、妇女文化等方面，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严重遏制着社会的发展。面对落后受侮的基本国情，近代知识分子开展了“救亡图存”、“西风东渐”等一系列社会变革运动，寻求一个又一个的救国方案，但传统的遗风陋俗在社会中根深蒂固，对中国社会进步的羁绊作用在变革中越来越明显，知识分子决心通过批判传统陋俗文化来达到救国目的，即“开民智”和“习俗救国”，至此与人们日常生活息息相关的社会习俗也在中西文化的碰撞和交汇中发生了深刻的改变。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与观念进步

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涉及到社会生活的各个层面、各个角落，主要表现在生活习俗、礼仪习俗及文化习俗的变迁等方面，近代社会习俗的变迁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和社会的文明与进步。

不缠足运动

在广义的服饰民俗中，穿着和“打扮”是有机的统一体。例如纹身、化妆、发式、饰物、缠足等。鸦片战争前后，西方人到中国，首先看到的就是蓄着长辫子的男人和裹着小脚的女人，“许多年来，全欧洲都认为中国人是世界上最荒谬最奇特的民族；他们的剃发、蓄辫、斜眼睛、奇装异服以及女人的毁形的脚，长期供给了那些制造滑稽的漫画家以题材”。男人拖着大辫子、穿着宽大的褂袍，女人裹着小脚，这是清代中国人的基本装束。然而，19世纪80年代以后，中国人这种装束形象有了显著改观。首先，一批来华的传教士中有人首先提倡天足。维新派人士更率先反对缠足，主张放足。戊戌变法前，康有为上书《请禁妇女裹足折》：“女子何罪，而自童幼加以刑，终身痛楚，一成不变，此真万国所无，而尤为圣王所不容者也。”[4]谭嗣同更是提出男女平等的观点，以反对妇女缠足。1883年康有为在广东南海县成立不缠足会，1896年又在广州成立不缠足会，1897年梁启超等人在上海成立不缠足会，不久不缠足会遍及东南沿海地区。戊戌变法期间，光绪皇帝还发出上谕禁止缠足。1901年慈禧太后下达了劝禁缠足的懿旨，1912年民国成立后，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下令内务部通令各省劝禁缠足。

从反对传统道德、争取妇女解放的角度看，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人士所倡导的不缠足运动带有反封建的政治意义，是一场深刻的社会变革。而辛亥革命，“革”掉了妇女脚上的一块裹脚布，埋葬了七、八百年摧残妇女最严重的陋俗之一，使广大妇女在通向思想解放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

“革”辫发

辫发虽系清代男人的形象标志，却是满族习俗同化汉族的结果，在外国人面前，又成为中国人的民族标志了，而这种民族标志，在近代又是与开化世界趋向的短发大潮相背驰的，因而又是“落后”和“不开化”的标志。辫子曾是清王朝权威的象征，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即在全国厉行蓄发，以“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的血腥政策，强迫人们接受满族发式，剃发留辫。戊戌变法时期，康有为在给光绪皇帝的《请断发易服改元折》中公开要求清政府“断发”易服，一般开明人士也发出了剪辫的呼声。辛亥革命爆发后，革命者为号召反满救国，遂将辫子作为向清朝发起进攻的先声，号召剪辫，以恢复汉人仪容。民国的成立更带来了短发的普及，各地剪辫运动掀起热潮，对于那些早已视清朝如仇敌的汉人来说，剪辫无疑迎合了他们的心愿。《民国野史》中记载：“无数的汉人都兴高采烈地剪去这条奴隶标志的辫子。也有迷信的，事先选择吉日，拜祭祖先，然后庄重地剪除，把辫子烧了。更有联合多人同日剪辫，并燃放爆竹，举行公宴庆祝的。”之后，辫子陆续被剪掉。当时出现了众多的理发店取代众多的“剃头店”的现象。连袁世凯也剪掉了辫子。

辛亥革命“革”掉了男人头上长达二百六十余年的一条辫子，改变了人们头脑里对于发辫所赋予的政治意义，也有力地推进了人们的思想解放。

礼仪习俗

中国是一个礼仪之邦，礼仪习俗的传统悠久。其中一部分反映了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还有一部分反映了封建伦理道德观念和宗教迷信对人们思想行为的支配，阻滞了我国社会的前进。到了近代，见面、称呼、节日和婚丧等礼俗以及由此引发的思想观念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化。

脱帽、鞠躬礼代替了跪拜礼

上古席地而坐，行跪拜礼出于自然，后世桌椅既兴，此礼已不再适用。但由于它适应封建专制主义和宗教迷信的需要，便被长期保存下来。跪拜本是互相致意的姿势，但在封建时代成为敬重、臣服的一种礼节，以体现封建社会的等级尊卑。跪拜主要对尊长，最隆重的是行三跪九叩大礼，平辈之间一般用作揖、拱手方式即可。到了近代，宫廷官厅礼节多用区分尊卑贵贱的跪拜礼，不能稍有差错。在鸦片战争以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传统的社交见面礼俗仍在社会上占据主导地位。人们见面要行作揖、拱手、跪拜、请安等礼。由此可见跪拜礼仪的繁琐与不平等。维新人士将跪拜称为“奴隶仪式”、“虚伪习俗”，呼吁废除跪拜礼。对跪拜礼的冲击最大的是西方礼节。早在1793年，英使马格尔尼来华朝见乾隆皇帝，清朝官员要他行三跪九叩之礼，马格尔尼坚持要行西礼。1873年，同治皇帝接见日、俄、英、法等国使臣，在外国使臣采用的礼仪问题上开始妥协。直到1901年，清政府才同意以西礼接见各国使臣清朝垮台前夕，以留学生为主体的新型知识分子，不少人已采用西洋的鞠躬礼和握手礼，使跪拜礼发生了动摇。1912年民国成立后，明令祭孔时“除去拜跪之礼，改行三鞠躬，祭服则用便服。”不久，又明令废除社交中实行的叩拜、相揖、请安、拱手等旧礼节，改行鞠躬礼为主。同年8月17日，民国政府公布了《礼制》，用法律的形式规定“男子礼为脱帽鞠躬”，确立了新式礼节的合法地位。

阳历的改用和新式纪念日的实行

中国历代都用阴历，并以帝王纪年。这种历法不适应近代社会的发展，具有明显的落后性。清末已有改历的呼吁，梁启超于1910年就撰写《改用太阳历法议》一文，主张采用太阳历代替阴历。辛亥革命在中国历法史上开创了新的纪元。南京临时政府成立时，孙中山以临时大总统的名义通电全国，“中华民国改用阳历”，以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元旦”。改行阳历，可免去阴历中平年闰年相差一月带来的某些不便，且与国际上通行历法

相一致，有利于国际交往。但由于阴历有24节序，与农事紧密相关，仍不能完全废除，故南京临时参议院于1912年1月又规定阴阳历并存，这种历法沿用至今。

阳历的改用和纪念节、星期日制的实行，影响了人们传统的节日观，为中国的节日时令习俗增添了异彩，之后逐渐演化成新式城市民俗，成为社会现代生活方式的一部分。

近代社会习俗变迁，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更新，标志着社会的文明和进步，昭示着我们这个民族在政治、经济、文化近代化发展的快车道上前进的印痕。

第五篇：影视动画改革开放三十年变迁与探析.

影视动画改革开放三十年变迁与探析

论文关键词：动画艺术 中国动画学派 原创性 现代性 民族化特征

论文摘要：中国影视动画艺术历史悠久，在辉煌时期的动画片创作形式多样，民族特色浓郁，制作技术精湛，有着鲜明的艺术特征，在国际动画艺术界享有独树一帜的“中国动画学派”美誉。改革开放后，中国动画得到进一步发展，电视动画片也涌现出很多优秀作品。20世纪90年代初至今，中国动画创作相对于世界动画发展开始滞后。面对中国动画在国际中的尴尬境地，国产动画该何去何从?如何在传承民族文化基础上创新，增强中国动画产业的竞争力，抢回国内市场，并且以一种文化战略走向世界，让世界人民更多地了解现在的中国和中国文化?

进人21世纪，经济全球化潮流决定了文化艺术的国际化和多元化。在世界动画艺术的舞台中，中国动画同样经受着全球化大浪的冲击。它从20世纪20年代初诞生到现在，已经走过了80年的漫长历程，但其前后的历史风貌却有着巨大的变化，从享有“中国动画学派”美誉到现在与“动画大国”存在较大差距。基于此点，我们只有站在整个动画历史发展视野下，通过比较中国动画在萌芽阶段、繁荣时期、黄金时期和如今低迷期发展，再来看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动画在国际动画中的变迁，来探析中国动画的发展之路。

一、中国动画的五个发展阶段

1.1922-1945年是中国动画的萌芽和探索时期。1926年，中国动画电影创始人万氏兄弟创作了第一部动画短片《大闹画室》。1941年万氏兄弟又推出中国动画第一部也是亚洲第一部90分钟动画长片《铁扇公主》。

2.1946-1956年是中国动画片的稳定发展时期。这时期中国动画人开始认真考虑中国动画创作民族化的问题，致力于动画技艺和艺术手法的提高。1955年木偶片《神笔》是第一次在国际上获奖的中国美术片。1956年《骄傲的将军》民族特色十足，人物造型借鉴京剧脸谱，人物动作设计有京戏之风，画面与中国戏曲音乐完美结合，洋溢着浓郁的民族化气息。这两部动画电影是“中国动画学派”的开山之作，为当时的民族风格探索起到极大的指引作用。

3.1957-1965年是中国动画的第一个“黄金时代”，民族风格和技术日趋成熟。创作形式多样，有木偶、水墨、剪纸、折纸、皮影动画等。佳作也多，频频在国际上获奖，在国内外获得较高荣誉，并赢得了“中国动画学派”的美誉。1958年我国第一部剪纸动画《猪八戒吃西瓜》研制成功。1961年《金色的海螺》吸纳了民间窗花和皮影戏的艺术特色，使中国民间传统艺术得到发扬。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从1960年到1964年，历时4年时间拍摄的大型动画片《大闹天宫》，可以说是中国动画片的经典之作，在艺术风格、造型、用色等方面借鉴了古代绘画、庙堂艺术、民间年画的特色，挖掘各种艺术表现手段，表达出鲜明的中华民族风格，曾在44个国家和地区放映，国外媒体更是好评如潮，将中国动画的成就推向了高峰。

4.1978年底开始，中国进入改革开放年代。这后十年，是中国动画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也是20世纪中国动画片最繁荣的年代。这一时期在艺术风格上继承了已有的民族化、艺术化、多样化，传统人物性格塑造、故事脚本编写手法、制作技术上都更进一步。1979年宽银幕动画长片《哪叱闹海》问世，是中国美术电影创作又一个高峰的动画长片，深受国内外好评。1983年将中国水墨画与剪纸动画集于一身的水墨剪纸动画《鹏蚌相争》也颇具特色，脱胎于中国画中的写意花鸟和写意山水。水墨动画作品悠远深长的画面氛围把中国水墨画所特有的含蓄练达的意蕴表现得淋漓尽致，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1980年《三个和尚》在发展民族风格的基础上，融合了外国现代漫画的表现手法，表现手法细腻、简洁生动，人物造型也极具特色。获丹麦第四届欧登塞国际童话电影节银质奖。还有其他大量优秀的动画长短影片，如《金猴降妖》《天书奇谭》《雪孩子》《九色鹿》《蝴蝶泉》《女蜗补天》《山水情》《南郭先生》《火童》等在民族风格的探索方面都有突出的尝试，在国际上也都屡次获奖，赢得无数荣耀。

值得一提的是，1985年《金猴降妖》在以往的民族风格基础上结合抽象绘画的手法和现代音乐，形式更具多样化，也因此获奖众多。但是从其影响力来看，它已经无法与《大闹天宫》《哪吁闹海》相比。这部动画片，似乎在宣告着从1926年的《大闹画室》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中国美术电影所逐渐形成的“中国动画学派”民族风格将要走向尾声。

到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由于电视的普及与发展，系列动画片开始出现，大量优秀的动画系列片，如《葫芦兄弟》《通遏大王历险记》《黑猫警长》《阿凡提的故事》等开始成为动画界的新宠，给后人留下深刻印象，许多动画角色造型让人铭记于心。迄今为止，中国动画电影共获得60多个国际奖项，20世纪80年代时在国际上还备受推崇，但从1991年以来，中国动画片日渐与国际电影奖项无缘。

5.20世纪90年代后至今，中国动画在开拓中转折，发展出现瓶颈。90年代后，中国动画业陆续扩大规模，动画发展成为一项产业。国外动画片生产厂进人中国，加工潮席卷了当时中国最优秀的动画创作人才。加上美日动画的冲击，市场化操作的缺乏，从而导致动画人才的流失和中国动画创作相对于世界动画发展出现缓慢趋势。处于低迷状态的中国动画要想再次步入国际动画的轨道，将面临严峻挑战和考验。在这一段中国动画低谷时期，中国电影人依旧坚持着对中国新动画的探索。1999年，《宝莲灯》制作完成，投人、产出基本持平，在当时被称为奇迹。在《宝莲灯》之后，中华民族动画已经开始向商业动画转型。影院动画有2004年《梁山伯与祝英台》、2005年《红孩儿大话火焰山》《勇闯天下》、2006年《魔比斯环》、2007年《勇士》《闪闪的红星》、2008年中国第一部武侠动画电影《风云决》、2008年《葫芦兄弟》电影版等。动画系列片有2002年《我为歌狂》、2003年《隋唐英雄传》、2004年《快乐东西》、2005年《梦里人》、2006年《精灵世纪》、2007年国内首部大型武侠三维动画连续剧《秦时明月》等。

二、这一时期的国产动画有很多明显的弊端。在此笔者仅从动画片创作新思维的角度，谈谈以下看法:

第一，剧情是一部影片的灵魂，提高故事剧本创作水平，注重故事内涵、人物情感，来强化中华民族自身的民族气质和民族信仰，体现出民族特色。如美日两国动画都善于反映人类共性的题材，像《海底总动员》中的父子情、《料理鼠王》中的美食之情、《萤火虫之墓》中的兄妹情、《千年女优》中的男女之情，而中国的动画片主要承担起传统教育儿童的作用。美日动画常吸纳其他民族元素，融合世界多元文化，但越能保持其独有的民族气质。比如美国动画融合中国文化的《花木兰》《功夫熊猫》、希腊文化的《大力士》、古埃及文化的《埃及王子》，这些动画依旧渗透着美国民族自信、外露、乐观的性格。日本动画同样如此，混合着欧洲乡土和现代气息的《天空之城》，融合东方风格以及未来文明的《攻壳机动队》，都有着日本式的细腻柔和、情感丰富的风格。

剧情创作要用新创意，要与时俱进、国际化，把现代性融人创作中，不能老搬用经典寓言或童话。我们来看看美国皮克斯动画题材选择上的创新，从1995年《玩具总动员》开始摆脱传统动画中“王子”“骑士”创作元素，转向多元化的原创题材，对迪士尼动画的霸主地位是有力一击。反观国内动画《大闹天宫》《封神榜传奇》《西游记》到《宝莲灯》都是套用已有故事，在广度和深度上有局限性，剧情薄弱，题材陈旧。在国际化、多元化的今天，不同的时代需要不同的题材，各国人民需要有更多题材和形式的创意以达成共鸣。这些动画片也在某一程度上代表了中国影视的发展和中华文化，我们希望世界人民对中国的印象，不仅仅是中国人穿着长袍、清一色中山服，叼着大烟斗，而是一个现代崭新的中国。

第二，动画角色造型要有原创性，角色要富有个性及表演性。人们对中国经典动画形象的印象，可能还停留在20世纪60一80年代动画电影中的孙悟空、哪叱、黑猫警长、葫芦兄弟、阿凡提、舒克和贝塔等中，这些造型具有“中国制造”特质。让我们比较一下20世纪90年代后中国动画造型，《宝莲灯》中沉香与《哪叱闹海》中的哪叱是否相似?《好猫咪咪》《黑猫警长》《蓝猫》，这三只猫的造型是否有相似之处?《宝莲灯》之后，也有很多仿日美风格的动画作品，比如《我为歌狂》《精灵世纪》《魔比斯环》《象棋王》《风云决》等作品，民族化特征不够，失去原有特色，显示不出自己动画的独特魅力。原创性是有共性和个性的，两者是对立和统一的关系，是在继承传统基础上进行创新。我们再看美国动画角色从最初的米老鼠、唐老鸭到众多让人们喜闻乐见的经典形象，都是深人人心、让人难以忘记的。日本动画大师手家治虫笔下《西游记》的小悟空形象和中国孙悟空在表现性上截然不同，现代感十足，体现了不同的时代性和民族性。中国动画要成长壮大，在各种文化圈层边际变得模糊的趋势下，我们应该努力开阔自己视野，在传统元素上再创造，增强我国动画原创性，千万不要盲目跟风，一味摹仿美日造型风格和样式，才能拓展出一种新的适合中国动画民族化发展之路。

中国动画强调教育功能，在角色性格塑造上单一，缺少变化;表演性上动作和表情的过渡不够细腻，肢体语言不丰富;对话趣味性苍白，不能带给人轻松之感。世界经典动画中，人物、动物个性鲜明，形象的动作表现手法和表情总是让人回味无穷。

三、结语

中国目前还处于动画片起步阶段，种种创作所暴露的问题是暂时性的。中国动画创作者也正在基于民族文化上努力寻求改变和突破，新的动画风格和形象的尝试。《秦时明月》《喜羊羊与灰太狼》《西岳奇童》、电影版《葫芦兄弟》等动画都是中国动画在不断尝试下的新作。我们要对中国动漫产业的前景充满信心，充分认识创作实践中艺术之间的个性和共性，努力打造我们本国自己的动画品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