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嘉莹说初盛唐诗》读书报告

第一篇：《叶嘉莹说初盛唐诗》读书报告

《叶嘉莹说初盛唐诗》读书报告

宁波外国语学校

高三(1)班

严征宇

叶先生赏诗，重在感发生命，让我们看到生命生活的美好可爱与沧桑，也让我们更真切地体味到生命生活本就如此。

最大的感受就是，叶先生每讲一首词、一首诗的时候都结合她自己个人的感受、个人的人生体验。讲的非常清楚，这首词为什么好，好在哪里？所以每次看完之后，我都几乎能背出那首诗词来。

叶先生赏诗，其最核心的理论就是关于“感发的生命”理论。她在鉴赏诗词的时候非常注重分析诗词是否感发的生命。所谓感发的生命，就是说这首诗不仅使你感动，还能引发你的联想，给你启发。要达到这样的效果，就不仅要在艺术上有很好的表达，句法、章法方面有很好的组织结构，还要在思想上有很真挚深沉实在的内容，也就是说思想性和艺术性俱佳的作品才是富有感发性的作品。而且感发的生命还有大小、多少、厚薄、强弱的区别。叶嘉莹在说唐诗的时候就很注意分辨各位诗人的作品在感发生命方面的区别。

例如，她认为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州》艺术性很强，合乎格律的要求，而且写得很美，还表达出一种开阔博大的气象，有感发性，但总的来说，他的诗歌感发的生命不够，原因与他死得太早和性格缺点有关。她也很欣赏陈子昂的《感遇》诗，非常细致地分析了其中的《兰若生春夏》和《翡翠巢南海》，认为这两首诗很好地实践了他推崇“汉魏风骨”的文学主张，有深刻的寄托，但还不算是第一等好诗。因为他的诗是理性思考之后创作的，有点“做”，因此是“质胜于文”。第一等好诗是像随口说出来的，是文质兼美的。

其次，叶嘉莹说唐诗是非常有系统的。

她说：“要衡量批评中国的文学，不仅要有微观的认识，还要有宏观的认识。前者是说，你要对文学作品有很细微的观察，对于其艺术性的每一个字、每一个词，以及这些字、词的每一个作用，都能够有清楚的了解与分析；后者是说对于文学要有整体性的理解与把握。”

这段话对我启发很大。我们学习唐诗，通常是一首一首地去学，很少去注意诗人之间的承袭关系，作品之间的变化关系，往往“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也就缺乏对诗歌的宏观认识。即使是在微观认识方面，我也是做得不够的，对诗歌的字、词、句、章法方面的分析还很粗糙，不够细致深入，有待加强。

叶嘉莹按照时间的顺序讲了初唐六位诗人、盛唐七位诗人。在讲这些诗人的时候，她是有线索贯串其中的。第一条线索就是唐诗发展的历程，特别是近体诗的成熟过程，讲它是怎么从魏晋南北朝在对偶与声律的成果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然后在初唐的杜审言、陈子昂等诗人那里逐渐成熟起来。王绩的近体诗已经写得很不错了，平仄对偶都符合要求，但对偶的语法结构还比较简单。后来的杜审言写五言律诗写得更加成熟，对偶有了更加复杂的语法结构。陈子昂掌握了格律规则之后还懂得作一些灵活的变化。这种按时间顺序的讲述方式，让我们看到唐代诗人在近体诗严格的格律要求下，从不太熟练、顾此失彼的状态逐渐过渡到熟练掌握、使用纯熟的过程，看到唐代诗人是怎么逐渐从入门的新手慢慢成长为玩转格律的高手过程，最后到杜甫就达到了格律诗发展的最高峰了。

当然唐诗不仅仅有近体诗，还包含了前人留下来的诗歌成就，例如楚辞、乐府诗等。李白不擅长写近体诗，但很擅长写古体诗，他打破了古体诗的音韵和句法的规则，达到了内在的和谐，创作出了最高成就的诗歌。而杜甫则是唐诗的集大成者，不同风格不同体裁的诗歌都写得很好。

另一条线索就是唐代的历史。诗人创作诗歌的历史背景不容忽视，叶嘉莹在讲述诗人生平的时候会把他们放在唐代的历史背景中去，通过分析他们的成长经历来了解他们的思想状况，从而对其作品作一个评价。例如在她看来，陈子昂在武则天称帝时期表现出“圣之任者”的高尚品格，因而他的《感遇》诗是他对现实人生的深刻体悟，思想性很强。王维的诗写得很好，特别是《辋川集》里的绝句，写出了心灵的触动，但王维只能算名家，不能算大家，因为王维在写诗的时候还不够真诚，他对待自己在伪朝任职的事情以及自己的感受是回避的，他只写能够给别人看的情感。相对而言，孟浩然就真诚得多，他对自己求仕失败后迷茫的心情是不避讳的。

而在微观的方面，叶嘉莹讲唐诗也是讲得很好的。她在分析诗人代表作的时候，逐字逐句讲解，也许有人会嫌她啰嗦细碎，但对于不熟悉这些作品的读者来说却是很好的帮助。

叶嘉莹说唐诗的第三个特点是她善于归纳诗歌的传统。

这对于较低水平的读者来说也是很有帮助的，能让我们深入地了解古人的思想、文化和他们的表达习惯。

例如诗歌中常出现的“仕与隐”的问题。儒家有“学而优则仕”的传统，读书人有“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但有些人进入官场后便堕落了，所以有气节的读书人看到后便会由仕而隐。王绩是由仕而隐，孟浩然是先隐后仕，但最后仕隐两失，王维是仕隐两得，李白是求仕失败。

还有关于“圣之清者”“圣之任者”和“圣之时者”的区别问题，“圣之清者”看重的是保持自己品格的清白，世道不好就去隐居，“圣之任者”看重的是承担自己的社会责任，世道污浊也要出仕，努力为国家为百姓尽力，“圣之时者”是根据不同的时机选择出仕或者隐居。

此外，中国诗歌还有很多小的传统，例如“香草美人”的喻托的传统、悲秋的传统、伟人的千秋寂寞传统等等。了解了这些传统，就相当于找到了一条条解读诗歌的钥匙一样，也使我们在阅读诗歌时有了更加丰厚的知识背景，让我们在鉴赏诗歌时有更多的联想和更丰富的感受。

第二篇：叶嘉莹吟诵：李白《将进酒》

叶嘉莹吟诵：李白《将进酒》

叶嘉莹先生吟诵《将进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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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嘉莹先生吟诵《将进酒》 跟叶嘉莹先生学吟诵：李白《将进酒》七言的长诗，除了像白居易这样的歌行的体裁以外，还有一种像李白的那种长短错落不整齐的七言的乐府诗，比较有名的一首是李白的《将进酒》：君不见，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岑夫子，丹丘生，将进酒，杯莫停。与君歌一曲，请君为我倾耳听。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愿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陈王昔时宴平乐，斗酒十千恣欢谑。主人何为言少钱，径须沽取对君酌。五花马，千金裘，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与尔同销万古愁。编者按：吟诵中漏“烹羊宰牛且为乐，会须一饮三百杯”一句。以上为腾讯儒学独家视频稿件，转载请注明作者及来源。以下摘录自《叶嘉莹谈“谪仙”李白：一个不受约束的天才》 古人说“文人相轻”，文人总是抬高自己，贬低别人。这是一种对同行的嫉妒。但凡这样的人都不是大家，因为他自己的才情确实有比不上人家的地方，所以才会嫉妒。而真正的天才，一定有他自己的东西，并不需要跟别人去比较。而且，一般的人往往不能认识一个天才的好处，只有才气相近的人才能理解真正的天才。所以，真正的天才必然是互相欣赏的。杜甫和李白就是如此。杜甫说李白对自己的态度是“乞归优诏许，遇我夙心亲”，又说自己对他的感受是“剧谈怜野逸，嗜酒见天真”。他们两个人虽然初次见面，却好像很久之前就有交往一样。李白这个人高谈阔论，爱喝酒，有的人因此不喜欢他，可是杜甫说：我就是赏爱你这种纯真、豪放和不受约束的作风！他们两人相识之后，曾一起高谈阔论，饮酒赋诗，度过了一段千古以下犹使人们艳羡不已的相知相得的日子。直到他们长久分别之后，杜甫还曾说，“世人皆欲杀，吾意独怜才。敏捷诗千首，飘零酒一杯”（《不见》），对这位痛饮狂歌的天才诗人表现了深深的赏爱和痛惜。一个人在痛苦的时候应该有一个办法来安慰自己。像苏东坡，他就有一种哲学的境界。无论在什么样的挫折和患难之中，他都能够换一种眼光、换一个角度来看这个世界，因而能在苦难中超脱出来。可是李白不行，他惟一的方法就是借沉醉来遗忘他的痛苦。在李白的诗中，凡是写“酒”的时候往往同时也写“愁”。比如，“抽刀断水水更流，举杯销愁愁更愁”（《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呼儿将出换美酒，与尔同销万古愁”（《将进酒》）。但酒真的能够使他从尘网中解脱出来吗？杜甫在“痛饮狂歌”之下接以“空度日”，这真是极为沉痛的三个字。李白既失望于人世，又幻灭于神仙，除了“痛饮狂歌”之外已经一无所有。然而，“痛饮狂歌”也只是一种暂时的逃避，并不能抵销那种人生落空的悲哀与痛苦。

第三篇：叶嘉莹（写写帮推荐）

叶嘉莹：王国维伟大在为追求真理而活

[导读]王国维先生之所以伟大，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是因为他所追求的东西跟我们当前一般所谓的“学者”追求的东西不同：当前很多人研究学问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而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是真理。

文/叶嘉莹

本文摘自叶嘉莹先生著《人间词话七讲》，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定价39元。

王国维先生是一位很了不起的学者。他之伟大，他之了不起，他之所以得到很多人的尊敬，是因为他所追求的东西跟我们当前一般所谓的“学者”所追求的东西有所不同——当前很多人之研究学问其实是出于一种功利的目的。像现在大学博士班里的有些学生，他们的目的是要得到一个博士学位，然后就可以得到比较好的工作、比较高的等级和比较高的待遇。所以，现在有很多人读书其实完全是出于功利的目的，这在中国内地的教育界、学术界，是很普遍的现象。而且现在很多读书人所追求的，其实还不是真正的学问，而只是一个学问的外表。但王国维先生是真正追求学问的，而且他所追求的还不仅仅是一般的学问，我曾写过一本书叫《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我在那里边曾经提到：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是真理。

王国维先生所追求的，怎么说是真理呢？这个是陈寅恪先生在给王国维写的碑文里首先指出的。清华大学有王国维先生的一座衣冠冢，冢前有一个“海宁王静安先生纪念碑”，上边就刻有陈寅恪写的这篇碑文。碑文比较长，我只节录里边的两段话读给大家听：

士之读书治学，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真理因得以发扬。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

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什么是“士”？士就是读书人。在我们中国古代的“士农工商”中，“士”是排在第一位的。《论语》上曾提到过“士志于道”。士的理想是什么？他们的理想是追求一个真正的道理、一个做人的基本原则。所以，士之读书治学的最高目的，不应该是为了一个学位，也不应该是为了以学问当作工具来求得私人的利益。那么应该为了什么呢？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说的王国维读书治学的目的了，他是“盖将以脱心志于俗谛之桎梏”。读书治学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心思、理想解放出来。从哪里解放出来？从俗谛里边解放出来。俗，就是世俗；谛，就是道理；桎梏，是枷锁。那什么是世俗道理的枷锁呢？除了刚才说的要得到一个高的学位，得到一个高职的工作之外，还有像中国古代所说的“扬名声显父母”，说你要成为一个有名的人就可以使你的父母因为你而得到尊荣，这同样也是世俗的目的。陈寅恪先生说，我们真正的读书人读书治学的目的是为了追求真理。也就是说，读书是为了明理，是在追求真理。所以“思想而不自由，毋宁死耳”，如果不能够自由地追求真理，那么生活就成为一种痛苦。这就是陈寅恪先生所认为的王国维为什么自杀的原因了。

王国维先生（资料图 图源网络）

王国维生于1877年，死于1927年，死的时候只有50岁。50岁对于一个学者来说，正是研究学问的黄金时代，是思想最成熟精力最饱满的时代，是会有很大收获的时代，而王国维居然就自杀了。在颐和园里有一个地方叫鱼藻轩，他就是在那里跳进昆明湖自杀的。王国维为什么自杀啊？那我们就须要讲一讲时代的背景了。孟子说得好，“颂其书，读其诗，不知其人可乎？”这是一个提示：读一个人的作品，你如果对他的时代并不了解，不知道他为什么成为这样一个人，你怎么能够明白他的作品呢？ 没有一个人能脱离他生活的时代。所以我要讲一讲王国维身处的时代。王国维生活的时代，是我们中国最后一个王朝清政权正在走向衰亡的时代。晚清时代订立了很多割地赔款的不平等条约，当时中国的土地，是列强急于想要瓜分的一片土地。1840年第一次鸦片战争爆发，1842年就订立了《南京条约》。1860年（咸丰十年）英法联军占领北京，又签订了《北京条约》。而王国维就出生在那样的一个时代背景之下，他是1877年12月3日（旧历十月廿九）在浙江海宁出生的。

参考材料中，除了我在清华大学王国维先生纪念碑前的照片之外还有一张照片，那是1987年王国维先生最小的儿子王登明约我去海宁拜访王国维先生故居时照的。因为1981香港出版了我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然后中国大陆的广东人民出版社重印了这本书。王登明先生看了我这本书，特别约我到他的老家去访问。那张照片，就是我在他们的海宁故居跟王国维先生铜像的合影。然后还有一张，那是1988年我到台湾讲学，王国维先生的女儿王东明女士约我到她家里去，我们访谈的时候拍下来的合影。

我刚才所说的，是王国维出生以前的时代背景。那么，王国维出生以后呢？王国维18岁的时候，就是1894年，光绪二十年，那一年发生了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海军完全失败，然后1895年中日签订了《马关条约》。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历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在座的朋友们有谁知道？那是一件非常有名的大事。戊戌变法就是在1898年王国维22岁的时候发生的。而这一次试图挽救国家的变法，不幸失败了。

在列强的侵略之下，国家虽然贫弱，政府虽然堕落，可是中华民族这个民族，却也有不少有血性有理想的年轻人在寻求办法挽救我们的国家。当时有一个人叫罗振玉，在上海办了个农学会。为什么办农学会呢？因为农业是一个国家立国的根本。孔子在《论语》上说过，要治理好一个国家必须“足食、足兵，民信之矣”。是你先要有足够的粮食使老百姓吃饱了，还要有足够的军事力量抵御外寇，然后还要使老百姓对你这个政府有信心。所以，粮食的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事情。而中国过去的旧社会，饥荒、战乱、土匪频起，老百姓常常是吃不饱的。我是1924年出生，今年实岁85，虚岁86。在我小的时候，常常在报纸上看到某某省市发生了饥荒，有的是蝗虫的蝗灾，有的是雨水的涝灾，有的是天旱的旱灾。老百姓那时候真是流离失所。没有粮食吃就吃草根，吃树皮，吃泥土——他们管那个叫做“观音土”，吃了以后会得“臌胀”，很多人都死去了。所以为了振兴农业，让老百姓吃饱，罗振玉就成立了农学会。——其实那个时代的年轻人，有很多人都在寻求如何使我们的国家富强起来的办法。像我的伯父也曾到日本去留学，我的父亲考入北大的外文系，后来又学了航空。他们的选择，都是要学习新的学问来为国家效力。

1898年戊戌变法之时，维新派在上海办了一个报纸叫《时务报》。王国维先生就在这一年他22岁的时候从海宁这样一个比较偏僻的地方来到了上海这样一个热闹的都会，进入《时务报》的报馆做校对的工作。而这个时候的罗振玉呢？他在上海办了农学会。农学会本来是提倡农业的，可是当时我们中国科学落后，需要向西方和日本学习，而想要向西方和日本学习，首先不就得翻译人家的书吗？——其实这也是我父亲之所以当年进外文系学习翻译航空书籍的缘故——要翻译人家的书，就要培养翻译人才。所以罗振玉就配合着他的农学会，又成立了一个学社，叫作东文学社。“东文”是东方的语文，当时这个是指日文。因为日本明治维新以后比较进步，学了很多西方新的科学知识。罗振玉成立了东文学社，聘请了一些日本人来做教授。那么当时的王国维先生就跟《时务报》报馆的领导汪康年要求说：我除了校对的工作以外，也需要自己进修，我要学一点新学科的知识，你能不能允许我每天下午用两个小时到罗振玉的东文学社去学习？汪康年答应了。于是王国维就进了罗振玉主办的东文学社，开始研习西方近代文化。

刚才我说了，是日本先翻译介绍的西方文化。日本的明治维新就是向西方学习，我们是再透过日本来学习西方文化的。当时东文学社有两个日本教师，一个叫藤田丰八，一个叫田冈佐代治。日本的这位田冈佐代治先生是研究德国的康德、叔本华哲学的。王国维本来是因为看到国家的积弱而来寻求新学，谁知他进了东文学社之后，接触了这位日本教师，读到了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从此就对西方哲学发生了兴趣。

哲学所要解决的是人生的问题。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几十年，活着的意义和价值是什么呢？发财享乐难道就是活着的目的和意义了吗？何况发财享乐的人也不一定都是快乐的，有了钱以后也仍然会有很多烦恼。欧阳修的《秋声赋》说：“人为动物，惟物之灵”在所有的动物之中，只有我们人是最有灵性的。猫狗，你养的宠物，对你可能有感情，但是它们有思想吗？它们会不会想到人生的种种问题？这我还真是不知道。但孟子说“人之所以异于禽兽者几希”，如果你只有饮食男女的欲望，你跟动物相差多少？所以，人生的意义和价值是一个大问题。王国维就这样一下子被哲学给吸引了，就开始对于康德、叔本华的哲学产生兴趣了。

王国维在他的《静安文集》里面讲了很多关于叔本华的哲学，我的《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对此有详细的剖析。那么王国维他受了叔本华哲学的什么影响呢？我现在要念王国维引叔本华的一段话，给大家做参考：

一切俗子„„彼等自己之价值，但存于其一身一家之福祉，而不存于真理故也。惟知力之最高者，其真正之价值不存于实际而存于理论，不存于主观而存于客观，端端焉力索宇宙之真理而再现之。„„彼牺牲一生之福祉，以殉其客观上之目的，虽欲少改焉而不能。（王国维《静安文集·叔本华与尼采》）

“俗子”就是一般世俗的人，这些人所追求的是个人一身的幸福，或者再推广一下是他自己一家的幸福，他们追求的不是真理。只有真正有智慧的人，他追求的是真理，而不是眼前物质上的利益，他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我要怎么样，他的目的是要探寻宇宙间真正的真理是什么。一个追求真理的人，他对现实的物质享受是不会很重视的。孔子说他的学生颜回“一箪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那是孔颜之乐。孔子和颜回他们所乐的是什么东西呢？就是他们的“道”。真正有智慧有理想的人，是绝不会对物欲孜孜以求的，为了“道”的理想，他们甚至可以放弃那些一般人孜孜以求的东西。

王国维后来在《哲学丛刊》的序文中还说过一段话：

余正告天下曰：“学无新、旧也，无中、西也，无有用、无用也。凡立此名者，均不学之徒，即学焉而未尝知学者也。”

又说： 事无大小，无远近，苟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极其会归，皆有裨于人类之生存福祉。

王国维先生对于学术并没有什么中外古今之区分的狭隘成见，而且他认为，无论你所做的事情是大是小，是远是近，只要你真是追求一个真理，就一定要忠实于你所追求的真理。什么是“思之得其真，纪之得其实”啊？这就是我以前常常引我的老师所说的，“余虽不敏，然余诚矣”。我不是一个有学问的人，我的文章也不见得好，但至少我说的话是真实的，都是发自我内心的话。一个人，不要总是欺世盗名，不要总是说好听的话。欺人欺己不但得不到真理，自己内心也不会平安。只要你忠实于真理，忠实于你自己，最后都会对人类的幸福有好处的。

现在我们返回来接着讲陈寅恪先生所认识到的王国维，在碑文的最后一段他说：“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现在有很多人不知道王国维，不知道王国维的学说是什么，不知道王国维《人间词话》的好处和缺点是什么，更何况，王国维先生的说法有的时候也不见得是完全正确的。我刚才说了，我说的话也不见得完全是对的，但至少我说的时候很诚实，并没有想要欺世盗名，说谎话去骗人。王国维先生也是同样。他的其他的学问是不是可商，我没有资格说，但王国维的《人间词话》我认为可商之处甚多。就是说，王国维的《人间词话》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他可以有他的缺点和可以商讨的地方。但是王国维他说词的时候是非常真诚的，他写的完全是他自己的见解，不像现在有些人写的那些书，常常是拿来骗人的。所以陈寅恪先生说：“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载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他认为王国维先生这种追求真理的、忠实于自己也忠实于学问的这种精神，可以与天地同期长久，可以和日月星三光永远地共明。以上我们所说的是王国维的时代与王国维先生这个人。

第四篇：2015 高三作文素材叶嘉莹 作文素材

2014《中华之光-传播中华文明人物》之 叶嘉莹：桃李满五洲的汉学家

颁奖词：天降大任于斯人，十方遍布迦陵音，转鹏万里根在华夏，一世多艰深情不变。师承一代名家，海外别有建树，在世界文化之大坐标下，定位中国传统诗学，她是白发的先生，诗词的女儿。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学者，且不说诗词创作、理论研究，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教了70年书的她，培养出无数人才，如今90岁高龄仍站在讲台之上，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功不可没。

叶嘉莹的故事：一辈子和诗词谈恋爱

叶嘉莹，号迦陵。1924年出生于北京，1945年毕业于辅仁大学国文系，1991年当选为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1993年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

叶嘉莹是蜚声中外的学者，且不说诗词创作、理论研究，光是教书育人这一项，教了70年书的她，培养出无数人才，如今90岁高龄仍站在讲台之上，在传播中国文化方面功不可没。著名红学家冯其庸称赞叶嘉莹讲解诗词“阐说精妙，启发无穷”;学生们说“老师不但写诗是天才，讲诗也是天才”;更有人无限仰慕地说：“她站在那里，就是对古典诗歌最好的注解。”

“新知识、旧道德”的启蒙教育

台湾诗人痖弦形容叶嘉莹“意暖而神寒”，是“空谷幽兰一般的人物”。这种气质的形成，和叶嘉莹从小所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她出生在北京的一个大家族，本姓叶赫那拉，祖上是蒙古裔的满族人。叶嘉莹的父母对她采取的是“新知识、旧道德”的家庭教育，虽然准许她去学校读书，但生活上对她约束极严。她被关在四合院里长大，甚少与外界接触。封闭 1 的庭院，在她眼里却是一个自足的小世界，窗前的修竹、阶下的菊花，都成了她即景生情吟咏的对象，也让她自小养成了内向文静、幽微深远的性格。

父亲教叶嘉莹认字读书，开蒙的第一本教材就是《论语》。当她读到“朝闻道，夕死可矣”，幼小的心灵极受震撼：“道”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东西，为了它竟可以舍弃生命?对于圣贤之书，叶嘉莹强调必须真正用心去读，并且贯彻到行动中去。“现在的年轻人只是‘入乎耳，出乎口’，那是不行的，圣贤的语言在你身体里根本没发生任何作用。‘入乎耳，著乎心，布乎四体，形乎动静’，那才是对的。”叶嘉莹对记者说。

圣贤之书让她相信，宇宙之间自有一种属“灵”的东西存在，当人生困厄降临时，便多了应对的力量。读初中二年级时，北京被日本人占领，叶嘉莹整年吃不到白米白面，只能吃一种混合面。“酸酸臭臭的，又干又粗糙的渣滓，老舍《四世同堂》里，祁老先生的曾孙女宁愿饿死也不吃。”但是叶嘉莹没有怨言，拌上最咸的酱吃下去。

1941年，叶嘉莹才17岁，父亲远在后方，失去音讯，母亲忧思成疾去世，身为家中长女，她还要照顾两个年幼的弟弟。幸而当时有伯父伯母的关照，她的学业并没有中断，还如愿考上了辅仁大学。精于古典文学的伯父十分欣赏她的天分，并引导她走上诗词创作、研究的道路。

另一个对她产生一辈子影响的人，是她在辅仁大学的恩师顾随先生。叶嘉莹至今保存着老师当年写给她的信。老师希望叶嘉莹能够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别有开发，能自建树”。信是用漂亮的繁体行草书写，叶嘉莹保存至今。读书时，她对顾先生的一字一句都舍不得错过，记下了厚厚的8本听课笔记，在颠沛流离中始终妥善保存。后来，她把笔记都交给了顾随的女儿顾之京，并一起整理成书。这是叶嘉莹认为自己这辈子做的最有价值的事情之一。

风雨逼人一世来

叶嘉莹曾说，她的一生都不是自己的选择，从来都是命运把她推往何处就是何处。“让念书，也就念了。毕业后让教中学，也就教了。一位老师欣赏我，把他弟弟介绍给我，后来也就结了婚。”

刚开始教书时，生活清苦。冬天，叶嘉莹里面穿着大棉袄，外面穿一件布做的长衫。因为骑车，天长日久，衣服的后面磨破了，她就打着个大补丁去上课。“只要我讲课讲得好，2 学生对我一样尊敬。”她有这种信念，因为她记得《论语》中说过：“士志于道，而耻恶衣恶食者，未足与议也。”“士”之所以与众不同，是因为“无恒产而有恒心”，即便一无所有，内心仍保有高洁的品德和操守。

叶嘉莹的丈夫是国民党海军教官，婚后不久，她就跟着丈夫去了南方，1948年又随国民党撤退到台湾。颠沛流离中，她写下这样的诗句：“转蓬辞故土，离乱断乡根。”个人命运在大时代面前被彻底改写，她从此背井离乡。

1949年年末，他们的大女儿才4个月，台湾的白色恐怖弥漫开来，丈夫因被怀疑是“匪谍”而被抓。不久后，叶嘉莹任教的中学，从校长到老师都被认为有思想问题，全部被审查。叶嘉莹没了工作，只好投奔丈夫的姐姐。夜里，在主人家的走廊上铺个地铺;中午，为了避免孩子打扰主人午休，叶嘉莹不得不出门，在烈日之下抱着女儿在树荫底下徘徊。

3年后丈夫出狱，性情却大变，经常不可理喻地暴怒，妻子成了他首当其冲的发泄对象。本来，生活的重担已把叶嘉莹压得透不过气，丈夫又加重了她的身心负担。她经常噩梦连连，近乎窒息，甚至有过轻生的念头。在绝望中，她只有“把自己一部分的精神感情完全杀死，才有勇气生存下来”。

后来，经师友介绍，叶嘉莹到淡江、辅仁、台大3所大学任教。生下小女儿后，她没能好好休养，身体不堪重负，又染上哮喘，每天下课回家，都会感到胸部隐隐作痛，身体似已被掏空。她想起了王国维《水龙吟》中的句子“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不免自伤。

后来，王安石的一首诗，给了叶嘉莹一抹精神的灵光。她记得诗是这样写的：“风吹瓦堕屋，正打破我头。瓦亦自破碎，匪独我血流。众生造众业，各有一机抽，世莫嗔此瓦，此瓦不自由。”后来她发现，自己的记诵与原诗并不完全相合，但她默默要求自己：不要怨天尤人，对待郁郁不得志的丈夫，也要宽容忍让。而这一忍，就是一辈子。这位情感丰富的女诗人，尽管深谙诗词中的儿女情长，自己却从未真正恋爱过。她的小女儿说，母亲一辈子都在和诗词谈恋爱。

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

由于出色的教学成就，叶嘉莹的名声散播开来，她获得了台湾大学的教授职位。1966年，叶嘉莹受邀赴美国密歇根大学及哈佛大学讲学，后又接受了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聘请，在温哥华定居下来。

在异国他乡用英语授课，叶嘉莹一方面大量阅读西方文论，另一方面，她有自己独特的讲课方法。她对学生说：“诗歌是有生命的，我的英文也许不够好，我的文法、发音或许不够准确，但我讲一首诗，会把我所体会到的其中的生命感情讲出来。”她发自内心的真诚超越了语言和国界，在异国他乡让无数人爱上了中国古典诗词。

在拿到学校的终身聘书后，叶嘉莹以为自此就能安稳度日了，不料却再生变故。1976年，她的大女儿和女婿遭遇车祸，双双亡故。她强忍着悲痛为女儿女婿料理完后事，把自己关在家里，拒绝接触外面的一切。在这期间，她写下了10首《哭女诗》。

诗词不仅帮助叶嘉莹排解悲痛，更给予她走出这种生死劫难的力量。1977年，她终于有机会回到阔别已久的祖国大陆。在火车上看到有年轻人捧读《唐诗三百首》，她觉得，尽管这个民族历经劫难，但诗歌的灵魂未死。叶嘉莹重新燃起了内心的激情，决心回国。

从1979年开始，叶嘉莹每年自费回国，在各地高校讲授诗词。当时“文革”刚结束，传统文化断层严重，学生们内心对于学习古典诗歌有着极大的渴求。很多教授还在用陈旧的阶级分析法解释诗歌，叶嘉莹却讲解诗歌的“兴发感动”，并旁征博引，令学生们激动万分。

课堂上反响热烈，连叶嘉莹自己也完全沉浸其中了。“白昼谈诗夜讲词，诸生与我共成痴。”经原辅仁大学外文系教师李霁野介绍，她来到南开大学，就此与南开结下深深的情缘。到了快退休的年纪，叶嘉莹却用讲学把生命填得满满的，她想起老师顾随先生说过的话：“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重新焕发的热情，让她抛却了“小我”的狭隘和无常。

诗歌使人心不死

叶嘉莹写过：“书生报国成何计，难忘诗骚李杜魂。”对她来说，“报国”最重要的方式就是教书育人。讲课时，不管学生是初中生还是研究者，她一定尽己所能，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对她来说，这不仅是对不对得起学生的事，更是“对不对得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

从20世纪40年代就开始教书，叶嘉莹的好多学生现在都是80多岁的老人了。今年她90岁生日时，有学生打电话给她，说很抱歉，老师的寿辰来不了了，因为已经不能走路了。叶嘉莹用自己澎湃的热情，深深感染了遍布世界各地的学生。台湾作家陈映真曾经回忆：“叶教授能在一整堂课中以珠玑般优美的语言、条理清晰的讲解，使学生在高度审美的语言境界中，忘我地随着她在中国古典诗词巍峨光辉的殿阙中，到处惊叹艺术和文学之美。”

也有学生问过叶嘉莹：“叶先生您讲的诗词很好听，我也很爱听，可这对我们的实际生活有什么帮助呢?”她这样回答：“你听了我的课，当然不能用来评职称，也不会加工资。可是，‘哀莫大于心死，而身死次之’。古典诗词中蓄积了古代伟大诗人的所有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诵读古典诗词，可以让你的心灵不死。”

2013年之前，叶嘉莹几乎每年都要在北美和中国之间来回奔波，不过，南开大学已然成为她从事古典诗词研究和推广的重要基地。早在11年前，叶嘉莹就受邀担任南开大学中华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不久前，有热爱中国诗词的友人听说她今后将定居南开，决定捐资，与南开合作为她兴建了一栋集科研、办公、教学、生活于一体的小楼，定名为“迦陵学舍”。

如今，叶嘉莹正在从事一项浩繁的工程。“我教书70年，历年的讲课、讲演的录音，有2000小时以上。”她指指家里摞着的一个个行李箱，“这些都是我带回来的历年的讲课录音和录像。”学生们正在帮助她整理成书。她的著作文白相杂，理论性强，而讲课时深入浅出，整理出来更利于向读者普及。

晚年的叶嘉莹将传承古典文化作为自己的责任。在她看来，“人生总有一天会像燃烧的火柴一样化为灰烬，如果让这有限的生命之火为点燃其他木柴而继续燃烧，这火种就会长久地流传下去，所以古人常说‘薪尽火传’。有人曾劝我，年纪慢慢大了，该多写点书，少教些课。这话也有道理，可是当面的传达才更富有感发的生命力。如果到了那么一天，我愿意我的生命结束在讲台上„„”

叶嘉莹说人生最大的困难，是找到意义和价值。这难题，她早已解开。

第五篇：叶嘉莹：古典诗词给我力量

叶嘉莹：古典诗词给我力量

叶嘉莹教授是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荣休终身教授，蜚声海内外的著名学者，从事中国古典文学的教学、研究和创作已有将近六十年之久，曾在海内外多所著名学校任教，所著《迦陵论词丛稿》、《迦陵论诗丛稿》、《杜甫秋兴八首集说》、《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中国古典诗歌评论集》、《中国词学的现代观》（其中一部分为在《光明日报》发表的《迦陵随笔》）等，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学术影响。

摄影 侯艺兵

“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个学校，我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

记者（以下以■代表）：今年10月5日，您在国家图书馆又为普通读者做了一次讲演。您从70年代末回国，就开始在内地各著名大学、还有其他一些单位讲课或讲演。1987年，您应北京五个文化团体的邀请，在国家教委礼堂讲了一共十次的“唐宋词系列讲座”，曾轰动一时。您那种讲词的方法和风格，令听者耳目一新。在您的生活中，是不是讲课、教学花去了您最多的时间？

叶嘉莹（以下以□代表）：我的一生中，在教书，研究，还有诗词创作这三者之中，是教书花去了我最多的时间。我常常说自己天生是教书的。我大学毕业以后，就先后在北京的几所中学教过书，佑贞女中，志成女中，还有华光女中，我都教过。从那时到如今，快六十年了。这些年，我在北京，还常常有我当年教过的学生来看我，她们现在也都有七十多岁了。

■：50年代在台湾，您好像也是从中学开始教书的。但在台湾的教学活动，当时也是在一种特殊的历史环境中进行的。现在内地学术界对这些还不是十分熟悉。

□：我是1948年3月结婚，11月就因丈夫赵东荪工作调动，随他去了台湾。1949年12月，我先生就因为“匪谍”的嫌疑被抓。第二年的6月，我在彰化女中也被抓。我因为带着吃奶的孩子，而且从未参加过任何政治活动，所以不久被放了出来，但却成了一个无家无业、无处可归的人。直到暑假快开学的时候，我的一个堂兄，他本来在台南一个私立女中教书，后来他找到一个公立中学，待遇更好一点，就辞去了原来教的学校，他问我要不要去那所私立女中，我说好，就带着女儿去台南这个私立女中教书了。那时只求有一个谋生的地方就是了。那会儿不要说书柜书架，什么呀，我连个书桌也没有。

不过，我对于古典文学那是真的有感情，也真的有兴趣。不管那个私立女中的学生程度有多么低，我要讲的时候，一定要把古典诗词的好处讲出来，至于他们懂不懂是另外一回事。我觉得这不是我对得起对不起学生的事，而是对得起对不起杜甫、辛弃疾的事情。所以那时我生活虽然很艰苦，我还是尽我的力量教书。

■：后来，您到台湾大学教书，好像也是与辅仁的师友有关系？

□：四年以后，我先生被放出来，证明我们没有“匪谍”嫌疑。这时，因为一个机会，我和我先生都到了台北二女中教书。到台北之后，就见到原来在北京时我的一些老师、同学。你不是在北京到过我们家，见过我家外院的一排南房吗？当年，有一位许世瑛先生，他是许寿裳先生的儿子。许世瑛的第一个夫人郭立诚是郭琴石的女儿，郭琴石先生是我父亲和我伯父的老师，许世瑛刚结婚的时候，没有地方住，就住在我们家的外院，那时我还在念中学，所以当时与这位许先生并没有来往。后来我在辅仁念书，他也在辅仁教书，教男生班，没有教过我，但是很熟知我家情况。这次在台北遇见他时，他就在台湾大学教书。——在许世瑛之前，盛成先生也在我们家住过。他是上个世纪初最早留学法国的，是著名的语言学家、教育家、翻译家，1971年我到欧洲旅行，在法国还遇见了盛老先生。他晚年定居北京，我也去看过他。老先生已于前几年走了。

■：——我觉得这些事情，其实都有一种学术史的意义。

□：还有一位是教我大一国文的戴君仁先生，号静山。现在，在我个人的网站上，还有我大一的国文作业，上面还有戴先生的批语。他们两位见到我，知道了我被关的不幸遭遇。当时台湾“光复”不久，他们两位老师说，台湾大学需要国语讲得比较标准的老师来教国文。于是，我兼职教台大一个班的大一国文。我兼了半年，他们就把我改成专任了，教两个班。两年后，许世瑛先生到淡江大学做了中文系系主任，他说你要到淡江来教书。我不好意思拒绝，因为他是我的老师。我就开始在淡江教诗选、词选、曲选、杜甫诗。所以，我所谓兼任，其实比台大专任的课还多。又过了两年，辅仁大学复校了，中文系第一任系主任就是戴君仁。他说，辅仁是你的母校，你怎么不来教？所以，辅仁的诗选、词选、曲选，也都归了我去教了。三个大学，说是两个兼任，其实都是专任的工作量。后来，淡江又有夜间部，也要我教。现在台湾有个作家陈映真，写小说的，就是当年淡江大学夜间部听我课的学生。其他像白先勇、吴宏

一、陈若曦、林玫仪等，也都是这一时期听过我课的学生。我现在都难以想像当时怎么会教了那么多的课。

许世瑛先生那时还担任台湾教育广播电台的大学国文的课。他本来就是深度近视，后来越来越严重，就让我替他教，所以我又教了大学国文的广播的课程。几年之后，成立教育电视台，又把我拉去讲《古诗十九首》。从1945年，我一直未曾间断地教了六十年书。这六十年，真的和人家比起来，我等于多教了一倍，人家教一个学校，我教三个学校，在北京是三个中学，在台湾是三个大学，后来在加拿大，虽然没有长时间的兼课，但是我就开始经常回国，又在国内教课。每年3月下旬UBC（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放假，我就回国讲课，有的时候是利用休假一年的时间回国讲课。所以，我的一生中，投注精力最多的就是教书。

“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结了婚呢？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

■：后来您到北美，好像也是因为教书的缘故。1966年，您到北美，是否可以看做一生中一个重大的转折？当时是怎样一种机缘，直接就到哈佛去教书了？我觉得这次转折，不仅对您本人有着不同寻常的意义，而且，对于20世纪的中国古典诗词研究和中西文化交往甚至也有着某种特殊的意味。

□：不错，这里的确有一段因缘。当时内地是不跟资本主义国家来往的，而那时资本主义国家研究汉学的人，主要都是学古典的，对中国的现当代文学不是很看重，以为中国的文化就是古典，所以研究汉学的大多是学古典的。他们当时不能到内地，就只能到台湾来。跑到台湾，就不得了，三个大学，都是我在讲，诗、词、曲，杜甫诗苏辛词，还有大学的广播国文，电视的古诗，都是我在教嘛。他们就跑来听我的课。那时台大与美国的密歇根大学有一个交换计划，密歇根大学就提出要把我“交换”去，钱思亮校长就同意了，我也答应了。钱校长要我补习补习英文，我就真的补习啊，学了差不多半年多。

当时凡是要交换到美国去的人，都有一个interveiw，就是面试嘛。当时美国在台湾有个“在华协会”，协会的主任是台大历史系的教授，叫刘崇钅宏，面试由他安排。去美国的人很多，都在那天用英语面谈。给我面谈的，是哈佛大学远东系的海陶玮教授Hightower（James R.Hightower）。海陶玮是研究中国古诗的，他问了我很多这方面的问题，这些我很熟悉，当然不成问题。下午，刘先生叫他的秘书给我打电话，说刘先生约你晚上和海教授一起吃晚饭。晚饭时，海教授就和我谈了更多关于中国旧诗的问题。晚饭后，刘先生叫了一辆计程车送海教授和我，那时海陶玮全家都在台湾。在车上，海教授就问我，将来你愿不愿意到哈佛大学来？我想哈佛大学这么有名，有机会我当然愿意去了。我回家了，但是海教授却没有回家，他叫计程车又开回刘崇钅宏那里，他说哈佛要请叶嘉莹。刘先生就叫秘书通知我这件事，并且说，如果我愿意去哈佛，就去跟钱校长说一声，叫另外一个人去密歇根。

第二天我去找了钱校长。当时在台湾，中文系也是有很多人愿意出国的。但是钱校长很生气，他说，你怎么这样？我从去年就告诉你，我们交换的是你，现在都快要走了，你要改变，可是我不能跟密歇根失信。于是我就告诉海教授，说我不能去哈佛。当时海教授正在研究陶渊明，正在写一本书，所以急着让我去，可以和他讨论嘛。海陶玮说，密歇根不是9月才开学嘛，台大6月就放假了，你就先到哈佛去两个月。1966年的那两个月，我就在哈佛跟海教授一同研究陶渊明。本来，海陶玮是研究中国古典文学的，会讲汉语，可是我们在一起做研究，他不讲汉语，而是要我讲英语。这样倒使我的英语有了提高。

9月到密歇根，一年后期满，台湾派另外一个人来，我没有延期，按海陶玮教授所说，又回到哈佛。这次就不仅是研究，而且还讲课。

■：十多年前，天津人民出版社的谢景林先生写过一篇关于您的长篇报告文学《明月东天》，说到1968年您“准备再度飞往哈佛之际，却遭到意外的打击，因种种阴难未能成行”，您本人在一些叙述中，对这一节好像也讲得比较含糊。我倒是记得以前您曾对我讲过，当时是因为一些偶然的事情，没有直接去成哈佛。

□：第二年，哈佛是给了我聘书，我就到美国在台湾的领事馆办签证。我本来第一次出国有签证，而且是多次出入的签证，所以如果我一个人去美国，是不需要再签证的。可是这次我要接我父亲，要给他办签证。可是签证官说，你们全家都走，那就是移民了。我不能给你用这个访问的签证了。——他说着，就把我的签证取销了，我父亲的签证根本就不给。我就把情况告诉了哈佛大学，哈佛就建议我申请一本新护照，先去加拿大，到了加拿大，再到美国就很容易了。

——所以，前些时候在香港，有人说我很会选择，选择了温哥华这么一个好地方定居。——我说，我的一生都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加拿大不是我的选择，我去台湾也不是我的选择，谁让我结了婚呢？我结婚的先生也不是我的选择，因为我先生的姐姐是我的老师，是我的老师选择了我——所以我这一生都是被动的，没有主动的选择，把我扔在哪儿，我就自生自灭去成长。

当时人们对美国比较熟悉，我是连温哥华都没听说过，不知道Vancouver怎么拼。反正从台湾出来，到加拿大最近的城市就是温哥华。到温哥华第二天，我就拿着美国的聘书，到美国领事馆去办签证，但没有成功。我回去就给海教授打电话，说我到了温哥华，还是过不来啊。海陶玮他是一心想把我留在北美，好跟他合作。于是他就打了个电话给UBC亚洲系的系主任，叫普立本（Pulleyblank），说有某某人，你们学校有没有机会。普立本教授一听非常高兴，因为那一年，大学的亚洲系开始有了研究所，招研究生。而当时有两个学生，是美国加州大学的，都是研究古典诗歌的，是为了逃避越战的兵役跑到温哥华来的。普立本说，我们正找不到教这两个学生的导师呢，这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嘛！就这样，我就留下来了。

“中国古典诗歌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

■：上世纪70年代，您出版了《王国维及其文学批评》，您以前曾提到这与您幼年即曾接触王国维的作品有很大关系，除此之外，还有什么直接的原因呢？是不是也和去哈佛有关系，因为这本书是在哈佛完成的。

□：1968年，当我要返回台湾时，海教授要我拟写一篇研究计划，为的是第二年暑期可以借此再申请重回哈佛来做研究。当时匆促间想不起什么适当的题目，于是多年前对静安先生治学途径的转变，及其自沉而死的两点困惑，就重新涌现脑中，再加上我以前曾写过一些评说静安先生的词和词话的文字，因此遂拟定了一篇有关静安先生的研究计划。不过，当时我所完成的却实在只有原来计划中的前两部分，而对于第三部分则80年代后期我曾写过一篇《论王国维词——从我对王氏境界说的一点新理解谈王词之评赏》。

■：有研究者认为，您对王国维的研究，不但使您在学术研究上有了一个重大转折，而且从那时起，您开始从学术角度，以一种更开阔的理论眼光来反思中国的传统词学及文学理论。

□：我自己常说我好为人师，喜欢教书，其实我更喜欢学习，对于新东西，我不知道的，我很愿意学习。所以在密歇根，我就旁听英文诗歌课，后来到温哥华，就旁听西方文学理论。旁听之后，知道有某种理论，我再找来这位学者本人的著作来读，反正我查生字也查惯了，接着查就是了。我不但读，而且是有兴趣地读，因为我觉得，在读这些西方的文学理论的时候，常常能够解决我原来在研究中国诗学、词学的时候没有办法说明和解决的很多问题。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解说南唐中主《摊破浣溪沙》词，说“菡萏香消翠叶残，西风愁起绿波间”一句，“大有众芳芜秽，美人迟暮之感”，那么王国维凭什么这样说？这样说是不是可以的？《人间词话》中，王国维又用三句词来比喻“古今之成大事业大学问者，必经过三种之境界”，但是他却又说：“此等语非大词人不能道，然遽以此意解释诸词，恐晏欧诸公所不许也。”这又是怎么回事？所谓作者未必有此意，而读者却可有此想。那么，读者对作品有没有“想”的权力？读者的阐释的边界又在哪里？这些，在中国传统理论中都没有答案。中国传统的文学批评一向是只言其然而不言其所以然，所以用中国传统的词学，是无法从理论上说明这些问题的。

■：在谈到《现代观》的主旨时，您曾说该文“就是想从一个较广也较新的角度，把中国传统的词学与西方近代的文论略加比照，希望能藉此为中国的词学与王国维的词论，在以历史为背景的世界文化的大坐标中，为之找到一个适当而正确的位置”。

□：我以为，真正的精神和文化方面的价值，并不是由眼前现实物欲的得失所能加以衡量的。近世纪来西方资本主义过分重视物质的结果，也已经引起了西方人的忧虑。1987年美国芝加哥大学的一位名叫布鲁姆（Allen Bloom）的教授，曾出版了一册轰动一时的著作，题目是《美国心灵的封闭》（The Closing of the Amarican Mind）。作者在书中曾提出他的看法，以为美国今日的青年学生在学识和思想方面已陷入了一种极为贫乏的境地，而其结果则是对一切事情都缺乏高瞻远瞩的眼光和见解。这对于一个国家而言实在是一种极可危虑的现象。

至于说到学习中国古典诗歌的用处，我个人以为也就正在其可以唤起人们一种善于感发的富于联想的活泼开放的更富于高瞻远瞩之精神的不死的心灵。关于这种功能，西方的接受美学也曾经有所论及。按照西方接受美学中作者与读者之关系来看，则作者的功能乃在于赋予作品之文本以一种足资读者去发掘的潜能，而读者的功能则正在使这种潜能得到发挥的实践。而且读者在发掘文本中之潜能时，还可以带有一种“背离原意的创造性”，所以读者的阅读，其实也就是一个再创造的过程。而这种过程往往也就正是读者自身的一个演变和改造的过程。而如果把中国古典诗歌放在世界文学的大背景中来看，我们就会发现中国古典诗歌的特色实在是以这种兴发感动之作用为其特质的，所以《论语》说“诗可以兴”，这正是中国诗歌的一种宝贵的传统。

“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考影响巨大。”

“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

■：您近些年花了很大力气教儿童学习中国古诗词，几年前还在天津出版过一本有声读物《与古诗交朋友》，您做这些工作，主要是精神寄托，还是认为这项工作有实际的效用？

□：我这个人不需要借假任何外物来寄托我的精神。我做这些工作，还是觉得中国古典诗词的内在精神和兴发感动的生命，不应该中断，在中国传统文化价值越来越不受重视的今天，通过认真地学习古典诗词，可以让传统获得一种新的生命力。

我之喜爱和研读古典诗词，本不出于追求学问知识的用心，而是出于古典诗词中所蕴含的一种感发生命对我的感动和召唤。在这一份感发生命中，曾经蓄积了古代伟大之诗人的所有心灵、智慧、品格、襟抱和修养。所以中国传统一直有“诗教”之说。其实我一生经过了很多苦难和不幸，但是在外人看来，却一直保持着乐观、平静的态度，与我热爱古典诗词的确有很大关系。现在有一些青年人竟因为被一时短浅的功利和物欲所蒙蔽，而不再能认识诗歌对人的心灵和品质的提升的功用，这自然是一件极可遗憾的事情。如何将这遗憾的事加以弥补，这原是我这些年来的一大愿望，也是我这些年之所以不断回来教书，而且在讲授诗词时特别重视诗歌中感发之作用的一个主要的原因。虽然我也自知学识能力都有所不足，恐终不免有劳而少功之诮，只不过是情之所在，不克自已而已。

我女儿说，唐诗宋词是我妈妈最爱的，她一生都在与诗词恋爱，而恋爱的人总是年轻的。我一生经过几次大的打击，在那样一种生活中，我曾最常记起来的，就是静安先生用东坡韵咏杨花的《水龙吟》词的头两句：“开时不与人看，如何一霎蒙蒙坠。”我以为自己便也正如同静安先生所咏的杨花一样，根本不曾开过，便已经零落凋残了。不过我的性格中却另外也有着极为坚韧的一面，我可以用意志承受许多苦难而不肯倒下去，更不愿在不幸中接受别人的怜悯和同情。因此多年来我未曾向任何人透露过我不幸的遭遇，而外表上也一定要保持住我一贯的和愉平静的表现。

■：这与您信仰宗教是不是有关系？许多人虽然知道您在中国古典诗词研究方面及中国传统文化研究方面的成就，但大多数人并不知道您在上个世纪50年代信仰了基督教。作为一位成长于中华传统文化、并且对中华传统文化有着最深刻体认的中国人，作为一位真正的文化意义上的中国人，您为什么会有这种选择？当时是怎样的一种情况？

□：我接触宗教很晚，我们家也都不信教，而且也从不和信教的人来往。上大学以后，顾随老师讲课，经常引用禅宗语录，使我对佛教开始有了一些兴趣，后来就自己找来《传灯录》看。1946年初，我在报上看到消息，说某教堂有个春节布道会，我就跟一个亲戚去听。记得那个教士姓毕，是个女的。我当时听了毕教士的所讲，觉得有道理，心里也有些感动，但当时并未接受洗礼。我正式接受洗礼是在台南，1957年春天，我和我先生一起接受了洗礼。不久小女儿言慧出生，周岁时自然也接受了洗礼。我也曾做过“主日学”的教师，教最小一班的孩子，讲《圣经》的故事，也在姊妹会讲过。但是我女儿小慧总说我是不虔诚的基督徒。其实，我开蒙读的书就是《论语》，《论语》对于我做人的思考影响巨大。当时听到“朝闻道，夕死可矣”，被深深地吸引，心中有一种很强烈的冲动。道是一个什么样的东西啊，怎么有那么重要，以至于宁可死去。总之我相信，宇宙间确有一种属灵的东西，我不但相信，而且感觉得到，也体会得到。我这个人天生注重精神、感情，不注重物质、身体，也许这是个缺点。但我生性如此，也只好把缺憾还诸天地了。顾羡季先生曾说：“一个人要以无生之觉悟为有生之事业，以悲观之心情过乐观之生活。”一个人只有在看透了小我的狭隘与无常以后，才真正会把自己投向更广大更高远的一种人生境界。诗歌的研读，对于我，并不是追求的目标，而是支持我走过忧患的一种力量。

（本次采访得到张侯萍女士、安易女士的热诚帮助，特此致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