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丹,易中天现象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利大于弊

第一篇：于丹,易中天现象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利大于弊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对方辩友：

大家好！我方观点是于丹，易中天现象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利大于弊。胡锦涛总书记在十七大报告中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这为新时代下促进传统文化的复兴指明了方向。

首先，让我们明确两个概念。第一，“于丹，易中天现象”是指在当代中国以于，易为代表的一批思想活跃，有一定学术功力的专家学者，站在大众平民的立场上，通过现代传播并运用现代视角来对中国传统文化进行解读和诠释，从而引起学术界和社会各阶层对新一轮传统文化热的讨论和思考。第二，复兴是指复而兴之，传承与创新的有机结合体。其次，传统文化的复兴需要现代大众的普遍关注，需要借助现代传播的引导，需要引起现代社会的广泛思考。

我方并不否认于丹，易中天现象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有一定弊处，但是立足大众对传统文化的认知普遍缺失的客观现状，我方认为于丹，易中天现象对传统文化的复兴利大于弊。理由如下：

第一，于丹，易中天现象有利于传统文化复兴受众主体的大众化。于，易等文化人通过细腻感性或诙谐机智的方式，以平民立场，现代视角，贴近生活，实现经典的大众化，在学术界和大众之间架起了文化普及和传播的桥梁。

第二，于丹，易中天现象有利于传统文化复兴传播方式的现代化。他们通过现代媒介方式完成了传统文化对大众的对接，实现了学术化精英化的内容与大众平台之间的有效传导。电视，报纸，杂志，网络，传统文化在大众中的价值通过媒介传播的方式被大家接受认可。

第三，于丹，易中天现象有利于传统文化复兴社会思考层面的深刻化。以于，易为代表的一批文化学者的倍受关注，引发了来自社会各方面广泛的，深刻的大讨论和大思考。来自学术界的不同声音，各种媒介的激烈讨论，不仅不是对传统文化的歪曲，反而使大众加深了对传统文化的理解和认识。因此，得利的是大众，促进的是传统文化的复兴。最后，我方想强调于丹，易中天现象的本质意义是进一步激发人们对传统文化的热爱，让社会大众的关注点重新回到传统文化身上。

综上所述，我方观点是于丹，易中天现象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利大于弊的。半决赛攻辩小结

谢谢主席，谢谢评委：

在攻辩环节中我方辩手再一次巩固了我方观点，而对方辩友也是口若悬河啊，但我还是不得不遗憾的指出对方辩友的几个漏洞。第一，对方辩友所谓于丹的误读问题。首先，于丹的论语心得一书主要依据杨伯峻的论语译注，她的诠释是有学术根基的。而学术界对论语才的理解历来存在分歧，连孔子亲传的弟子也因对论语理解不同分成8个学派。她紧扣21世纪人类面临的心灵困惑，以白话诠释经典，以经典诠释智慧，以智慧诠释人生，这样不正是实现了经典的大众化，尊重差异，包容多样，做了文化普及工作吗?所以经典是可以有多种不同解释的。反究于，易二人，根本不会影响到传统文化发展的大方向，他们引起学术界的探讨，不正有利于社会思考的深刻化吗？第二，对方辩友所说的不务正业的问题。这难道不正是一个文化学者对传统文化复兴高度责任感的体现吗？百家讲坛不是学术论坛而是讲座，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传统文化丰富资源，加强对传统文化的挖掘。再说于丹，易中天等人也有深厚的古典文化积淀，一专多能不好吗？第三，对方辩友所说的媒介传播问题又言之差矣。难道在当代社会只靠书院讲学，口口相授的方式来就能有效的传播和普及传统文化吗？那不时会导致更广泛的大众却会与传统文化无缘吗？传统文化的复兴岂不彻底成了少数人的事？对媒介传播的内容，公众有自己的分辨判断和选择，加之有学界的一定引导，这难道不正是促进了传统文化的复兴啊！另一方面，于丹易中天现象有利于重新唤起大众对传统文化的关注和兴趣，让人们重新关注传统文化。第二，由此引起的讨论，学术的碰撞，更有助与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柏，坚持百花齐放，百家齐鸣的方针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第三，于丹易中天现象的影响范围早已走出中国，波及日本东南亚各国，为传统文化复兴在亚洲的扩展起了推动作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然伴随着中华文化的繁荣兴盛，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传统文化热必然会走出亚洲，走向世界，中国的传统文化也一定会在世界文化的大舞台上占有更加广阔的空间，大放异彩。因此我方认为于丹中天现象不仅不是弊大于利，而是利大于弊！半决赛四辩稿

谢谢主席，大家晚上好！刚才对方辩友引经据典，侃侃而谈，实在精彩，但立足现实，我也不得不提醒对方辩友中国传统文化的复兴离不开小众研究和大众传播的良好结合，离不开以人为本、与时俱进的发展理念。我方认为于丹，易中天现象对传统文化的复兴是利大于弊的。首先，毛主席说过：要让哲学从哲学家的课堂上和书本里解放出来，变成广大人民群众的思想武器。一个民族文化的复兴和传统的回归不是学术界和教育界的回归，民族和国民的共同参与、认同、接受、以及争相传播才能叫实质意义上的复兴和回归。中国的民众从来不缺少对自己的传统文化的热爱和认同，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应该用什么样的方法和形式跟民众交流，让他们来传承中国传统文化的悠远魅力。但对于民众来讲，他们是接受不了过于理论和条理化的学术，他们需要的易于明白，能带来关注的兴趣和心灵的启迪。以于丹、易中天为代表的一群学者，他们坚守人性化的品味风格，以通俗、活泼的方式，让传统文化以一种经典大众化的形式进入百姓视野，让大众对久违的传统文化重拾兴趣，重新认知，普遍关注，无疑符合了传统文化复兴的大众传承需要。

其次，一直以来，我们的传统文化都站在世界的顶端，一直是我们傲然世界的精华，然而高处不胜寒，顶峰之上，它未免有些孤单。曲高和寡的阳春白雪，如何才能转化为和之者众的下里巴人？历史深处那只王谢堂前的燕子，如何才能飞入今日寻常百姓家？易中天等人以现代视角，借助现代传媒，引起大众关注，解冻尘封历史，把历史变成现代，让孔子来到当下，使三国对比现实。秦时的明月如何能照耀汉时的关？如何用21世纪的视角认知5000年前的思想？还不是因为人性的东西是一成不变的。让大众来关注传统文化，就要把历史变成现在，把英雄变成普通人，让文化融入生活，让生活成为文化，以人为本，与时俱进，我们的传统文化才能得以全面复兴。

另一方面，于丹、易中天等人的走红也引起了部分专家学者的质疑，专业角度的交锋论战，学术范围的商讨辩论，无不使我们传统文化的研究与复兴逐步深刻化、全面化。

当现代思维方式遭遇传统文化，当新时尚冲击旧传统，这些课题看起来是那样的沉重，但不可否认，不同思想碰撞的出火花，才更有利于我们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当小众的专业化和大众的通俗化和谐发展，才能点燃复兴的燎原之火。当传统文化对接现代传播，当学者心得对接大众趣味，当学术研究对接社会思考，我想，我们的传统文化定会繁荣复兴，我们的人民也定会如胡锦涛总书记所言“共享文化发展的成果”！谢谢各位！

宽松式管理对大学生是利大于弊一辩稿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对方辩友：

大家好！

我方观点是宽松式管理对大学生利大于弊。随着十七大胜利召开，大力倡导落实科学发展观，以人为本的新时代已经到来。邓小平说过，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因此，教育管理模式也必需与时俱进，呼唤促进人全面发展的一种更加和谐的管理模式。今天我们就宽松式管理对大学生利弊问题的探讨必须结合大学生的特点，定性分析其作为一种管理手段的价值取向。

首先，让我们明确两个概念，第一，宽松式管理，在倡导和谐发展的新时代，它是一种以人为本的柔性管理理念，是一种适度的，灵活多变的管理模式和手段，其目标是营造一种和谐健康的校园氛围。宽而有限，松而有度，它不等于放任不管，更不等于放纵。第二，当今大学生大多是成年人，他们思想先进，有一定自主性，自我约束性和自我管理能力，且即将迈入社会，接受社会的各种考验。虽然宽松式管理有一定弊处，但站在更加客观和现实的角度上，我方认为宽松式管理对大学生利大于弊。

理由如下：

第一，增强大学生学习自主性。宽松式管理在不影响正常学习的前提下，提供更为广阔的自主思考与钻研的空间。学会学习是当今时代的总体要求，也是大学学习目标。而宽松式管理正好符合这一时代要求，具有时代先进性的管理手段，能为学生提供最大限度的自主权。

第二，提高创新能力，促进大学生全面发展。大学是培养大学生创新能力，提高综合素质的关键阶段。因而，对于具有一定自我分辨与决择能力的大学生来说，我们更应该创造一个有利于他们养成自我管理意识的环境。以人为本的宽松式管理，积极鼓励，引导大学生自己去探索，发现，在充分尊重个性的基础上，激发他们潜能，促进各方面素质的全面发展。

第三，加强社会适应性。大学生学习的重要目的是服务社会，在宽松式管理的模式下，大学生能更好的学会如何做人，如何与人交往。大学是个小社会，宽松式管理的意义不仅让大学生得到更高层的教育，并且让他们在踏入社会之前更好的磨炼自己。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宽松式管理更利于大学生完成个人成才与服务社会的使命，因而利大于弊的。

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一辩稿一稿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对方辩友： 大家好！

我方观点是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激动人心的的北京奥运会已经落下帷幕，数以亿计的观众通过电视，网络种种方式观看了这一盛宴。２００８年，中国书写了奥运的光荣与梦想，当英国在为2012年的超越诚惶诚恐时。背后是中国大众对之自始自终的热情参与，大众从来就是奥运会比赛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它的比赛、性质、项目、宗旨、都是大众的。如果奥运会没有着亿万观众的观看，瞩目，讨论，可行吗？如果奥运会只是运动员的，精英的比赛，那又将大众置之何处？又将奥运精神置之何处？奥运是我们大家的奥运，亿万大众才是她的衣食父母，是前赴后继的源地，是为亿万大众服务的。

首先让我们来明确一个概念。奥运会是精英运动员的竞技，但比赛并不仅仅包括竞技，正如现代奥运会创始人顾拜旦所说：“体育为大众”。奥运会引导大众更广泛地参与体育活动，而这不仅是奥林匹克运动的精神和内涵，还是衡量一个国家体育是否兴旺发达的标准。奥运会的落脚点和目的在于大众，她的起点—运动员，志愿者，礼仪小姐等等的选拔也源于大众。无论是强调体育运动和教育文化的结合，重视奥林匹克选手榜样的作用的奥林匹克主义和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奥林匹克精神，无一不说明了奥运会所面向的主体：大众，而奥运会的百年不衰生命力正是在于世界大众的广泛参与，在于奥林匹克精神的广泛普及。因此，立足历史唯物主义的角度，我方认为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理由如下：

第一，由申办和筹备方面，北京在申奥报告中提到的三大理念之一人文奥运核心即为充分广泛地传播奥林匹克精神，让运动员、观众、市民等广泛地参与，并都能从中体悟到一种积极向上的力量。而场馆建设动用了数以万计的民工，奥运会场内场外有热情的志愿者，奥运会的比赛不仅仅体现在竞技场，也延伸到整体，体现在群众。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

第二，由举行的过程。如果运动场上没有观众，只是精英运动员的比赛，那一定是乏味的比赛。如果奥运会只是精英的运动员争夺奖牌的比赛，只是种炫耀式的高人一等的表演，不会有奥运精神这一说法，不会再有千古流芳的事迹流传，不会再有感人的欢笑和泪水。而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是大众的盛宴和狂欢。奥运会是大众比赛的极致，不会脱离群众的喜好，它是大众的进步，是大众化的产物，她激励我们体会人生，超越自己。

第三，由结束的方面。当我们步入后奥运时代，奥运会的后续影响加速推动中国大众体育的发展，奥运精神持续震荡国民的心怀。奥运会为大众体育的提升服务，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

综上所述，我方认为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四辩稿三稿四稿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各位观众大家好，下面让我来为本场比赛做一个总结。首先我要指出对方精彩的论辩中的种种错误。第一：自相矛盾： 第二：混淆概念： 第三：以偏概全：

所以，我方的观点是：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对此我将做一下三方面的阐述： 第一：从发展的眼光看，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回眸奥运会的发展历程，从希腊雅典到澳大利亚悉尼再到中国北京，从伊菲图斯到顾拜旦再到萨马兰奇，从夏季奥运会发展到冬奥会，残奥会，特奥会以及青少年奥运会，奥运会已经发展成一个在五个洲举办过的，至少有四大洲75个国家和地区的男性以及三大洲40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参与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用他一步步坚实的脚印向我们传达了大众参与大众比赛概念，启迪着我们：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

第二：从精神的层面看，奥林匹克的精神就是大众比赛的精神。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说：“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正如在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不是成功，而是奋斗；最本质的事情并不是征服，而是奋力拼搏。”各行各业的佼佼者为举办一场成功的奥运会而努力奋斗，越来越多的高水平运动员在奥运会的竞技场上为追求人类更高更快更强的理想而拼搏，他们站在奥运会的风口浪尖，彰显着精英的风采。

可是——当精英的目光里缺少了对大众的责任与关怀，何谈奥运理想的坚守和创造？

当精英的字典里缺少了人文的深思与实践，如何体现自我的理性与全民平等？

当精英缺少了超越自我的精神，又该如何寄望他们带领大众迈向卓越？ 最后，让我们回归到现实的层面, 奥运会是全人类相互了解、友谊、团结和公平竞争的盛会。体育以其整体性与多功能，通过体育活动发挥其政治、经济、文化、科技等作用。全面培养和造就适应时代要求的一代新人，促进了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建设。因为奥运会，大众举起了奥运圣火，追求光明，友谊，团结；因为奥运会，大众升起了五环旗，让五大洲的团结和全世界运动员相聚；因为奥运会，大众喊出了更高更快更强，促进人类之间的相互了解，建立一个更加美好和平的世界。世界给我十六天，我给世界五千年。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

谢谢主席，各位评委各位观众，对方辩友，大家好，下面由我代表我方来对本场比赛做一个总结。在今晚的辩论中，对方辩友很好的抓住了己方的立场，对己方的观点做出了深刻而详尽的论证。从（1、2、3、4记住对方的立论）点来说明了奥运会应该是精英比赛。可是„„正如周星驰在功夫足球里面说的：“足球不是一个人踢的。” 奥运会怎么会是一个人参加甚至是一个人举办或者应该是精英的比赛呢？对方辩友其实从立论开始就在故弄玄虚，试图将比赛拖入“诡辩”的圈套。

先看第一层诡辩：对方辩友以偏概全。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以为精英参加了奥运会中的竞技项目，奥运会就应该是精英比赛。可是精英参加的比赛是奥运会还是奥运会比赛呢？我方在开篇立论中就论证了：从奥运会的整个过程来看，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从希腊雅典到澳大利亚悉尼再到中国北京，从伊菲图斯到顾拜旦再到萨马兰奇，从夏季奥运会发展到冬奥会，残奥会，特奥会以及青少年奥运会，奥运已经成了一个在五个洲举办过的，至少有四大洲75个国家和地区的男性以及三大洲40个国家和地区的女性参与的体育盛会，奥林匹克运动正用他坚定的步伐向我们传达了大众参与大众比赛概念，启迪着我们：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

且看第二层诡辩：对方一直在混淆视听。一次次地强调参加比赛的是精英，为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各行各业的所谓的精英都作出了巨大的努力。可是，如果参加的都是精英那么非精英的人到那里去了呢？而没有参加奥运会的都是非精英吗？那对方辩友岂不是要把辩题变成奥运会的精英比赛是精英比赛还是大众比赛了? 当精英的目光里缺少了对大众的责任与关怀，何谈奥运理想的坚守和创造？当精英的字典里缺少了人文的深思与实践，如何体现自我的理性与全民平等？当精英缺少了超越自我的精神，又该如何寄望他们带领大众迈向卓越？

再看第三层诡辩：概念模糊：比赛到底仅仅是奥运会的比赛还是全民之间的比赛？奥林匹克之父顾拜旦说：“奥运会最重要的不是胜利，而是参与.”奥运会提倡全民运动，为什么有城市之间为举办奥运会而竞争，为什么象征和平友谊的火炬要全球传递，为什么四年一次的奥运会成了全人类的盛会而不只是对方辩友所谓的精英的盛会呢？对方辩友从门缝里面看奥运是不是把奥运看扁了呢？ 还看第四层诡辩：对方辩友指鹿为马。（现场指出）如果真是这样，那为什么北京奥运会的三大理念“绿色奥运、科技奥运、人文奥运”中为什么没有“精英奥运”的概念呢？对方辩友肯定又会说那也没有大众奥运啊。那请问对方辩友人文奥运是不是代表了奥运会的大众性呢？而且人文奥运正是我们所要突出强调的。不然哪里来的ONE WORLD,ONE DREAM呢？ 综上所述，奥运会应该是大众比赛。

第二篇：易中天、于丹现象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易中天、于丹现象对语文教学的启示

2007年2月，厦门大学教授易中天、北师大教授于丹以学者的身份与另外8位来自企业界、经济学界和影视界的精英一起荣获“2006品牌中国人物”大奖。以下是两位入选的理由：

2006年，他的人气“如日中天”，他成为中国学界独树一帜的个人品牌。借助央视《百家讲坛》，他以独具个人特色的讲课方式赢得无数拥趸；他给严肃的历史披上了“时尚”的外衣；他打通从古到今的正向经络，赋予品牌亲和力和时代性。

她为弘扬中国传统文化品牌做出了卓越贡献。2006年，她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古今中外，信手拈来，妙趣天成，令人拍案叫绝。她的《于丹〈论语〉心得》9个小时签售12600本！突破了中国的图书签售纪录。

《百家讲坛》不是谁去讲都能火的，易中天，凭着三寸不烂之舌，在全国旋起了品三国的热潮。学者、历史故事破天荒地成为时尚题材，连一向惯于追逐娱乐偶像的年轻人也对易大师仰慕三分。讲过《论语》的人有很多，为什么到了于丹，才成为“现象”，广泛影响到各个阶层，受到大众的热捧？为什么会有那么多厌恶文言课堂的年轻学子被于丹教授吸引呢？这值得我们深思。他们在荧屏内，与观众之间没有互动，没有合作与交流，没有称谁是主体、谁是主导，况且，他们所采用的是为多数教师所唾弃的“填鸭式一言堂”讲课法，为何观众却听得津津有味、如痴如醉、感慨万千呢？我们上的语文课要是也能如此吸引学生、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多好啊！我认为，把易中天、于丹现象和我们的语文教学的结合起来思考很有价值。

启示一：让我们的课堂也充满快乐的空气

易中天把自己的说史风格分成三个境界：其一为“正说”，也就是以历史事实为依据,保持一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其二为“趣说”，即在坚持真实的基础上强调表达方式的栩栩如生，为了达到这个境界，加进去一些“无厘头”的搞笑语言；其三为“妙说”，也就是在前两说的基础上对历史进行分析，给观众以启迪。因此在网上会有易中天的“语录”，如：“清军入关前将领们都学三国，把《三国演义》印了一千本，发给各个将领作内部文件。”“（汉灵帝）对于建筑还是颇有研究的。他成天搞研究，结果在皇宫里搞成了一个自来水系统。而且他还要在全城推广自己的科研成果，宣布：要让全城老百姓都喝上自来水――你是当皇帝的，不是搞上下水的嘛！”这就是易中天的话语风格，不仅独特，简直独门。

其实把这三种境界引入语文课堂之中，教学语言亦可以达到独特的美学效果。特别是现代课堂教学追求的目标是让学生“会学”和“乐学”，课堂教学讲究理趣和情趣，因而幽默的教学语言在语文课堂教学中愈显重要。心理学研究也表明，一个人的情绪、思维在不同状态下，接受新事物的快慢会不一样。当人们的情绪、思维处于兴奋、积极的状态时，接受新事物就快，反之则慢。如果教师的课堂语言幽默诙谐，课堂气氛轻松愉快，学生就会兴趣盎然，全神贯注，学习效果自然事半功倍。

于丹有气贯长虹的口才，她慷慨激昂、势不可挡，处处都是寓言、小故事（如佛家小故事、豪猪哲学等）

例1：有位教师讲《师说》这一课，课文的作者韩愈有一段简历：二十五岁时才登进士，又经过许多挫折，才得到“试校书郎”（正九品上）这样的小官，其后又屡遭排挤贬斥，直到晚年才做到“吏部侍郎”（正四品上）。这位教师觉得，在谈韩愈的简历时，如果正面介绍唐官吏制度、品位、等级，是很枯燥的，意义也不大。他临时脑筋一动向学生们说了一个戏：“七品尚为芝麻官，九品呢，只能是菜籽官吧，四品呢，大概是蚕豆官了。”（学生们笑了）这位教师马上转入话题：“从菜籽官的渺小而至于蚕豆官的伟大，韩愈的升官道路是艰难的、曲折的，（学生又笑了）但他却是一位屡遭贬斥而不迷‘官位’的硬汉，他曾于灾年为民请命而被贬，还曾因反对皇帝迎佛骨而几乎被处死。当时也盛行血统论，（笑声）出身高贵的无须求师学习就可以做大官，出身低贱的学习再努力也受抑制而难出头，这样，社会上随之而来的必然也是‘读书无用论’了。（笑声）而韩愈的《师说》就是奋起讨伐这股害国害民的逆流的战斗檄文。”幽默风趣的语言强烈地吸引着学生的求知欲望，从而乐听不厌、欲罢不能。

例2：“看了你的作文，我还肯定自己尚算一名合格的语文教师，而面对你的字，我就后悔我为什么不在学点考古。”同学们在哄学的同时，这位同学红着脸同时保证自己定将字练好。

例3：分析病句“同学们正聚精会神、全神贯注地注视着英雄的报告。

师：这是一句病句，谁替它把把脉？它病在哪里？

生：它病在动宾搭配不当。“注视”与“报告”不能搭配。

师：如何治呢？

生：应把“注视”换成“倾听”。

师：哦，是进行“移植手术”。这句话还有其它毛病吗？

生：它病在重复多余。“聚精会神”和“全神贯注”是同义词不能重复使用。

师：如何治呢？

生：应把“全神贯注”删去。

师：哦，明白了，需要进行“切除手术”。同学们，其实，我们修改病句，就好像医生替病人看病一样，自身需要有扎实的功底，这样才能做到准确判断病症，对症下药，该“切除”的就“切除”，该“移植”的就“移植”，做到“药到病除”。如果大家平时多读书，增加语文素养，句子方面的“疑难杂症”是难不倒你们的。在这里，我巧妙的把“改病句”比作“医生看病”，并且郑重其事地运用了一些医学方面的专业术语，起到了妙趣横生的幽默效果，给人极为深刻的印象。

例如4：《陌上桑》的导入：我先讲一则外国幽默故事，听完后大家说它用的是什么样的描写手法？”然后讲了那则故事：一位农夫的女儿长得奇丑，父亲让她去地里看玉米，乌鸦见了她吓得不仅不敢偷吃她家的玉米，还把前几天叼走的玉米送了回来。学生听了哈哈大笑，有人说这是夸张手法。我说：“夸张是从修辞角度说的。如果从描写方法说呢？”学生立即领悟说：“是侧面描写。”接着我点明《陌上桑》是侧面描写的典范作品。这样，学生在笑声中轻松地感悟了该堂课的学习重点。

总之，课堂幽默所产生的美感效应是很大的。告别是针对目前部分学生厌学情绪严重，无心上课，逼他们学习是不可能的。经常在课堂上巧用比喻、拟人、借代、双关、反语等修辞手法，创造出幽默意境，可提高他们学习的兴趣。

启示二：打通语文学习与现实生活的桥梁

易中天们还原了七情六欲、喜怒哀乐、有创举、有错误的风云人物的本来面目，把灰色的人物和往事与时俱进成现实多彩的世界，启迪警示着芸芸众生。易中天用形象的比喻来阐述自己的历史观，别人是把历史放在解剖台上，一刀一刀划开来给大家看。而我的想法是，把它从冰箱里取出来，能迅速化冻，让历史这只冻鸡飞舞起来。这可能就是他走红的秘诀所在。这让我想到的是阅读教学要强化“整体感知”，不能只注重“咬文嚼字”而造成支离破碎，让学生觉得乏味。

于丹注重挖掘文言文的人文内涵，不用学术考究的方式，而是用“心得式”的方式解读，将经典通俗化、平民化。有人说：她把孔子请到了当下，请到了当今的生活之中。换句话说，于丹从经典中挖掘出了现代性的资源，进行了某种阐释和调整，这是一种古为今用。

近几年来，随着语文教学改革的深化，中学文言文教学愈来愈受到重视，增加文言文篇目的呼声日高，大有让文言文与现代文平分秋色之势，并已反映到新教材中。但中学文言文教学的现状令人担忧——教师在讲台上使出浑身解数讲实词的意义，虚词的用法、句式、翻

译„„极尽“解惑”之职责，而学生却不领情，认为没有多大意思，难熬！

所以，文言文教学不能仅仅停留在字词句的解释上，文言文教学也要上出活力、上出时代气息、上出人文情感，用生动活泼的语言吸引学生，让他们主动浸润在中国传统文化精华的滋养中，产生情感上的共鸣。当然这对教师自身的素养也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教师必须苦练内功，在课堂上采取古今互动的阅读方法，去激活学生的思维，去培养学生发现、探究、解决问题的能力，从而使学生形成较全面的语文素质，更好地继承和弘扬民族文化。

启示三：从学生的角度出发

对于观众的定位，《百家讲坛》制片人万卫也说：“节目最开始对观众的定位是高端人群，后来我们逐步改在了初中文化水平。我说的初中文化水平不是指为初中毕业的知识层次的人服务，实际上，只要你跨出你所学习的学科，在其他学科你就是初中水平，比如你是学物理的，历史对你来讲就是初中水平。我们的节目就是要让所有这些跨学科的人都能听得懂。”也即是说：必须架一座让专家、学者通向大众的桥梁。

曾经有一个13岁的小女孩被问到为什么喜欢易中天的演讲时说：“易老师和我们是平齐的。”易中天认为：亲和力非常重要。作为一个电视主讲人，面向大众讲演，一定要有亲和力。亲和力来自于“平民立场”。观众认为你与他一样看问题想事情，就没距离没隔阂，不是居高临下、咄咄逼人，也没有对立情绪，也就不会产生逆反心理。不仅你和他们是一样的人，故事中那些历史人物、英雄人物也和他们一样，他就爱听你讲话。于丹的定位也非常明确：面向大众，旨在普及经典著作。于丹成为“明星”和“万人迷”也根本不是因为他们代表了学术前沿，而是因为她讲述的知识与思想，恰好和“大众”相遇。古代中国精深的诸子百家和传统文化，在这里被转化为一种直白、贴切的当代文化。

易中天善于将传统历史、文化的东西搬到现实生活中来，比如，他将古代“怪异、生僻”的官爵名和现代的官衔作比较，让听的人更加容易体会历史环境，让听众产生置身其中的感觉，引起他们主动思考、体会三国历史中的人物当时的错综复杂心理。这样，听众不再是旁观者，而是主动积极的参与者，这样，积极性自然而然高涨起来。

为什么老师讲的课，学生一点兴趣都没有？„„因为我们往往从“我”的角度出发，没有真正去思考对方最需要什么，心里是怎么想的，所以他们的很多辛苦工作成了独角戏。如果教者建立了正确的“教师观”（教师是主导而非主宰）和正确的“学生观”（学生是主体而非装知识的容器，面向全体学生），那么，语文课的趣味也就不愁不浓，学生也就能真正参与到教学中来，做到寓教于乐。相反，如果教师态度过于严肃，经常摆出一副师道尊严的臭架子，课堂气氛过于紧张，造成学生心理压力过重的话，想在课堂上讲得有滋有味是不可能的。所以，教师在课堂上要摆正自己的位置，让自己成为学生的“老师朋友”，使学生愉快地参与到教学活动中来。（例如：魏书生上课）

启示四：厚积薄发，用一生去备课

于丹说，她是用一生体会圣贤之言。易中天说，将近一小时的讲坛他要准备五天。这五天还不是说一切资料都要从零开始整理，而是大部分知识已成竹在胸，只不过有些模糊的，要明确一下，系统起来，这是“纳”的过程，也是一个人所谓满腹经纶的奠基工程。看来，他们把我们教师的“用一辈子来备课”的豪言壮语真正落实在了实践层面。

有了好的选题，有了著名媒体的帮助，但是如果自身不行，同样白搭。易中天早年勤奋学习，后下乡插队，再后来跳过本科直接读硕，成为教授，还是个名教授，可以说他人生阅历丰富，学识准备充足。易中天并非空有三寸不烂之舌，从知识上看，他博古通今，引经据典，信手拈来，又恰到好处。这需要非常深厚的人文根底，也只有在哲学、历史、文学、生活等方面具有丰富知识与经验的学者才能做到游刃有余。

应该说易中天非常聪明，他在培植听众兴趣的同时，牢牢掌握了人都有求知欲，有向往得到更多文化知识的心理。他讲三国人物，并不像过去说评书那样背诵《三国演义》，他知道罗贯中写《三国演义》，主要借助的史料是《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和《世说新语》。他根据这些书对三国时期人物和事件的记载，提炼出一些最有价值、最有卖点的资料，集中全部精力只评说几个主要人物。一般读者只熟悉《三国演义》中的曹、刘、关、张，并不知道《汉书》、《后汉书》、《三国志》中的这些人物。易中天把史书中关于这些人物的记载，有选择地讲给观众听，补充了观众对这些人物的原有认识，使这些人物形象更生动、鲜活、丰满。所以，有许多朋友在听了易中天的讲座之后，总感到易中天在帮助他们丰富知识，总感到易中天学问大，懂得多，心中渐渐升起敬佩和崇拜之情。其实，易中天之所以能这么深刻地讲评，主要就是因为他熟读了史书，而一般读者没有去读，或者不愿意去读这些使人“昏天黑地”的“之乎者也”。

于丹的成功之道终归是为我们语文教师打开了另一扇窗。她有强实的内功，她学识渊博，旁征博引，同时她能够把典籍的精髓贴切地运用到现代文化的实践中，她的讲座具有厚重的历史性和创新的前瞻性；她可以撼动人心，她感染人，激励人，她充实了人们的思想，净化了人们的心灵，卸载了人们沉重的思想包袱„„这些都值得我们语文教师借鉴。

厚积薄发，这是一点一滴的积累功夫。现在很多人过度追求什么策略、技巧、捷径，却懒得一天天地去积累职业资本。当真正机会来临时，想要表现，但结果却是江郎才尽。

启示五：只有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才会变要我学为我要学

主持人：你说你的目的是激发观众对历史的兴趣，有没有反馈说观众在看了你的节目之后对三国产生兴趣从而开始阅读史籍了呢？

易中天：有这样的反馈。有一个13岁的小男孩，他说他在看了我的节目之后已经把《三国演义》看完了，甚至《三国志》都看了。所以我认为有必要做一个可读的《三国志》，比如说把《三国志》翻译成白话文，或者一个文白对照的版本，或者节选本，把其中好看的提出来，加上注，翻译成白话文。

《焦点访谈》资深主持人敬一丹说：“我之前看过几个版本的《论语》，于丹的版本是最轻松最好看的。”一名高中生在于丹签名售书会上说：“以前我认为孔子的话都是废话，是你（指于丹）让我知道他的话不是废话”

这些事实说明，只有只有激发了学生的兴趣才会变要我学为我要学。（例：余乾明教授讲古典文学对我的影响）

第三篇：于丹说传统文化

在“国强必霸”的逻辑下，一些西方国家始终对中国抱有防范心理。如何更好地向世界传播中国追求和谐共荣的价值理念，讲好中国故事是一个重要课题。在著名文化学者、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于丹看来，向世界解读中国的价值理念，一定要追本溯源，找到中国文化的特质。于丹一直试图用大众传播的方式激活中国传统文化里那些“活着的基因”，《于丹论语心得》一书已有30多个语种版本，发行到50多个国家和地区。她近日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说，中国的文化基因里透着农耕文化那种敬畏之心、小小的欢喜和保守的善良，“所以，称霸从来都不是中华文化里的东西”。

中国文化里没有“大满”

环球时报：在您看来，和西方文化相比，中国文化的基因和特质到底是什么？

于丹：随着中国经济、外交地位的上升，下一个命题就是我们的文化话语权。文化是外交的一张名片，是对话的依据，是积淀在我们血液中的基因。在西方眼里，中国现在是个大国，但还没有成为真正的强国，就在于我们的文化话语权还有很大的上升空间。西方为什么对中国经济实力的增长有防范之心？因为按照西方的帝国逻辑——国强必霸，但其实中国文化中没有这种称霸的基因。要解读中国文化的特质和基因，一定要追本溯源，回到农耕民族的源头上。我们今天看东西方文明，不能孤立地在自己的语境中去谈，一定要放在差异的环境下，找到它们在文明质地上的不同。我在国外讲学时，很多学者、记者都会问：“我们到处都是教堂，我们信仰上帝，我们是有强大信仰和底线的民族，你们中国呢？”我说，我们虽然没有全民的宗教信仰，但一直有全民的文化信仰，中国人的家规家训、家庭伦理归属实际上是替代西方神灵和宗教的。比如，如果我和一个西方人同时打翻一个杯子，西方人会本能地说“oh my god”(我的神啊)。而我会说“哎呀我的妈呀”。为什么他喊神的时候我会喊妈呢？因为我从小不上教堂，没有外在神灵的概念，但中国孩子犯了错在古代是要跪祖宗牌位的。所以，这时本能叫出来的其实是中国人的伦理条律和家规。也就是说，中国人的伦理与天理是最大的行为底线。

西方的圣诞节、复活节等大都是从天上下来的，是对神灵的致敬。西方崇敬外在力量对人的提携和帮助，强调的是每个个体的公平和尊严。而中国的节日基本上都是地里长出来的，从清明到端午，一个一个节气往下走，有这种秩序的安顿。中国面向土地的农耕文化，是以家庭为基础单元的，是不寻求扩张的文化基因。我有一次上课和学生说，今天是小满节气，农民看着逐渐丰盈饱满的谷穗，内心有小小的喜悦。这时，突然有个女学生说，为什么有小满没有大满？那一瞬间，我认为她问了一个特哲学的问题。我说，没有大满，因为中国人原本的幸福来自于小小的满足，这种满足都是跟着庄稼长的，祈祷老天爷帮帮我，祈祷风调雨顺，我一定好好干活。从来没见中国人祈祷不劳而获让地里长黄金的。中国人的文化基因里，都透着这种敬畏之心、小小的欢喜和保守的善良。所以，称霸从来都不是中华文化里的东西。

环球时报：那么，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中的位置到底如何？

于丹：今天的世界既不是以美国文化为中心，也不是以欧洲文化为中心，西方也不用担心中国崛起后，中国文化就成为世界的中心。现在是多元文化共融共生的时代。现在的中国文化是传统文化中一些基因的唤醒与世界普世价值融合以后的新文化生态。各种文明中，一定有一些共同的价值观，比如对善良、公平、正义的追求。从中国古代的“仁义礼智信”一直到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我们提出来的东西都是能在全世界范围内取得共识的。我们不能简单地把中国文化和西方文化对立开，我们要做比较，但比较的目的是为了融合。

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讲述中国故事

环球时报：中国政府近年来一直倡导讲好中国故事。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传播者，您如何理解讲故事的重要性？ 于丹：对于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我们要用讲故事的方法去讲述，而不是干巴巴地讲道理。人类的童年都是在各个民族的神话故事里成长起来的，我们就是以听故事的方式来实现传统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绵延传递的。《于丹论语心得》在法国一年卖出去24万册。法国读者认为这是讲故事的书，是当故事来读的。其实我做的是中国文化的传播，而不是文化研究。如果以研究的角度看，我写的很多内容可能不是非常学理化、逻辑化，但我是在做一种传播，就是把理念放在一个故事里。我传递的是一种态度，而不是一种结论。所以，我希望在我的课堂上和我写的书里更多地用故事策略去驱动中国文化的传播。

环球时报：如何才能讲好中国故事？

于丹：对于如何讲好中国故事，我想从三点来谈。一是，用中国文字和语言讲述中国故事。汉字和语言本身就是故事的载体，每一个字都是一个故事。比如，“正”字上面是一横，下面是一个“止”字。“止”的象形字是画出来的一只脚，也就是一只脚踩在起跑线里面。这只脚所踩的这根线的方向就是正道，要是跑到旁边去了就是歪门邪道。二是，用中国的艺术形式讲述中国故事。西方人的眼光很多是结构式的，能够看见事物的局部和整体。而中国人是解构式的，是在一个整体的模糊中去寻找它精准的审美。意大利著名画家达·芬奇也是一位医学家，懂解剖学，他画出来的肌肉都是要符合比例和透视的。而中国人的艺术讲究主观的写意，大画家石涛曾经说过“吾写此纸时，心入春江水。江花随我开，江水随我起。”这就是中国人“天人合一”思想在画意画境中的体现。三是用中国人的生活方式讲述中国故事。什么样的文化是活着的？就是你相信的文化。相信是最大的力量，你不能把文化当成我的饭碗，只是我披的一件职业装，如果你的生活里不能随时随地对它充满信任，你不会乐在其中，不会享受自己的文化。现在，如何让我们的民族文化随着科技文明的进步有更多融合、接纳，体现普世的意义，是一个重要的课题。中国人正在逐渐回归传统文化，体现最明显的一点就是中国人的保健方式。刚改革开放时，国人看到国外的维生素片、深海鱼油觉得太高大上了，一个小小的胶囊能包含那么多种维生素，对人体多么有用，我们简直太落后了。可是今天，中国人的传统养生方式是微信朋友圈里流传得最多的内容之一。今天，我们总要回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来谈论什么是中国文化。

环球时报：韩剧对韩国文化的国际传播起到非常重要的作用，您认为，我们怎么才能推出更多“叫好又叫座”的影视作品呢？

于丹：电视剧是大家消费最强的一个传播产品。我们现在经常会分出两种类型的影视作品，一种叫主旋律，一种叫商业片。主旋律就是非常正确但很少有人看，观念大而空，没有渗透到生活里，没有真正感染到观众。商业片往往收视率高但很恶俗。我们能不能把简单的二分法思维方式摒弃掉，让正确的观念和商业的手法水乳交融？这方面是有成功案例的，比如获得奥斯卡6项大奖的美国影片《阿甘正传》。它是一个非常成功的商业片，也是一个不折不扣的主旋律影片。这个傻乎乎一生奔跑的阿甘，最后他的人生并不吃亏。从影视作品到文学作品，中国的文化创作都在路上，都在起点上。

用儒家态度承担责任，以道家态度滋养自我

环球时报：近年来中国企业家越来越多地在世界舞台崭露头角，传播自己的商业理念。这是否也是一种中国故事的表达？

于丹：中国很多企业家，像马云、王石、任志强、潘石屹都是非常会讲故事的人。这些人不仅仅是企业家，每个人都是一个哲学家，有哲学底蕴。讲故事不是靠技巧，而是靠实例，没有好题材是讲不出好故事的。事实上，他们在这个世界上已经是一个故事了。中国对商人最高的评价是儒商，道德感永远是商业规则中的前提。如果没有道德的约束，即使懂得再多商业规则，也无法取得成功。企业家看似在经商，但最终指向都是提升公民道德与公民权利。马云喜欢太极，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很深。谈到为什么要创办阿里巴巴，马云说，他希望一个普通的老太太在网上买东西的时候不比任何一个特权阶层的人费更大的事，浪费更多时间。这个想法让我很感动，因为真正能取得成功的企业家最看重的一定是社会责任。我觉得褚时健先生是中国企业家的一位精神导师，他说：我们不要怕改造荒山，不要怕花时间去等待，也不要怕自己生命里所有的苦难和挫折，如果你对未来、对中国、对自己有信念，去做就好了。

环球时报：在转型中的中国，人们如何从传统文化的滋养中找到更多幸福感？ 于丹：费孝通先生说过，“我们正在拥有越来越多的房子，但我们正在失去越来越多的家园”。一些中国人缺乏安全感、幸福感的根源，是因为失去了对农耕文明的敬意，失去了对道法自然的信仰。孔子的学生问孔子，您的人格理想是什么？孔子说，“老者安之，朋友信之，少者怀之。”很多人事业成功以后为什么感觉不幸福？可能和朋友反目，孩子离家出走，老人在病床上没办法尽孝，中国人最本初的伦理关系被懈怠了。“仁”字的意思是二人成仁，讲的是两两关系。比如老小之间的关系。看一下“孝”字，老字头下面是个孩子，孩子扶持老人就叫孝。但现在中国出现了独生子女，又出现了隔代抚养。有的老年人说，“自打我有了孙子，我就当上了孙子”，把小的奉为至高。中国很多伦理观念就是这样被颠覆了。

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社会人格和自然人格。工作8小时之内，应该儒家一点，认同规则承担使命，甚至要牺牲一点小我去服从社会利益。但8小时外，应该道家一点，就是关心自我的生命，呵护家人朋友，顺应自然，让这种天地精神滋养你的心。一个人如果用儒家的态度去承担责任，以道家的态度去滋养自我，才能达到真正的平衡。

人为了懂道理总要付出一些代价，一个民族也一样。今天很多人都在说不幸福不快乐。在社会转型期，我们要接纳这个代价，但不必因此失望。我还是从骨子里相信中国自己的文化。

第四篇：联系实际学《论语》一一兼品易中天、于丹现象Word 文档

联系实际学《论语》一一兼品易中天、于丹现象

王加恕

在《论语》中，有不少能与世长存的真理，构成这部经典的精华，很值得我们去学习它，精通它，应用它ｏ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ｏ同时，我们也只有在应用的实践中，才能进一步检验、证实和发展这些真理。所以，如果我们能应用《论语》中的这些真理，说明一个两个实际问题，那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我们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我们的成绩就越大。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ｏ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ｏ＂（述而第七）就是能与世长存的真理之一。我们要精通它、应用它，必须抓好三个关键。一是何为＂善者＂？何为“不善者”？就人而言，其优点为“善者“；其缺点为“不善者”ｏ就《论语》及其它“我师”说的话而言，符合实际的（即真理）叫“善者”ｏ与实际不符合的（即谬误）为“不善者”。二是用什么标准来判定优点、缺点、真理、谬误？这个问题在《论语》及后来的儒家著作中都没能科学地解决。这个任务最终是由马克思主义哲学完成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用历史唯物主义标准来判定一个人的优点与缺点，就象我们用指南针来判定前进的方向，非常准确；用实践作为检验真理与谬误的唯一标准，非常科学。我们就是用实践标准检验“三人行，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这句话，发现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凡是有三人以上的地方，它都不可能不符合实际。因为我们在任何地方都找不到既无优点又无缺点的人，也找不到同时既与实际符合又与实际不符合的话。并且，我们用历史唯物论标准来对照这句话，发现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它都为个人、集体、民族、国家、人类生存发展所必需。所以我们才得出结论说它是能与世长存的真理。三是对“善者”该如何“从之”？对“不善者”该怎样“改之”？“择其善者而从之”，就是选择老师的优点去学习；选择老师说的符合实际的话去遵从，“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笃行之。”“其不善者而改之”，就是用老师的缺点来对照检查自己，并加以改正；对老师说的不符合实际的话，用实践去检验，并根据实践检验的结果加以修改，使之与实际完全符合。《论语》的这个观点与其“当仁不让于师”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论语》主张的这种态度和方法，比“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还要科学。因为择“其不善者而改之”，实际上就是糟粕利用ｏ这当然比简单地去其糟粕更符合科学发展观，更有利于人类精神资源的全面、充分、合理、长期可持续地开发利用０所以，我们不仅在读《论语》等经典时，应用这种态度和方法ｏ而且对因《品三国》、《于丹论语心得》而正走红的易中天、于丹等大师，也应坚持这种态度和方法ｏ因为只有这样，我们的学习才能取得最好的成效ｏ我们才能真正站到这些巨人的肩上，获取更多的真理ｏ从而更有利于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有利于我国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美满幸福０下面，我们试以这样的态度和方法，来品易中天、于丹现象，看结果是否会是这样ｏ

到目前为止，对易中天（于丹）现象较为深刻的解读，是在中央电视台《对话》节目中，由王志刚说出，并获易中天认可的一段话ｏ王志剛說：＂人生就象一个舞台ｏ聚光灯只有一束ｏ成千上万的人都在里面跳舞ｏ但是百分之九十九点九九都是黑暗的舞者ｏ所以很多人都渴望能成为被聚光灯锁定的明星ｏ但最后，由于这个历史的转型，突然这束聚光灯一下子打到了易中天先生的身上ｏ他其实一直在跳舞，没想到他跳这个舞姿一下成了流行色，被全社会所接受ｏ那么，很多议论就出耒了ｏ因此就产生了易中天（于丹）现象。＂对此，易中天当场表示非常认可：＂志刚兄刚才说的有一条是深得我心，他说是一个舞会大家都在跳舞，突然有一个聚光灯打到我身上，我真的真实的感觉就是这样０＂

对以上说法，我们在强烈共呜的同时，自然也有疑问﹕这人生舞台上的聚光灯到底是什么？它为什么会一下子打到易中天、于丹们身上？这聚光灯将要锁定的下一个明星是谁？总之，弄清这三大疑问，就是我们对易中天、于丹等大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的重要三步曲ｏ

第一步：弄清打到易中天、于丹们身上的这束聚光灯究竟是什么？ 从现象看，他们是《品三国》和《于丹论语心得》等的听众、粉丝和购书者ｏ他们是完全自愿，自掏腰包。所以这种情况应该是真实地反映了他们的文化需要ｏ由此可知，所谓易中天、于丹现象的本质，说到底就是一种文化产品的热销现象ｏ单就这一点而言，它与以前出现过的大话热、戏说热，庞中华的硬笔书法热、汪国真的诗热、李扬的疯狂英语热等，并无本质的不同。所以，在揭开神秘的面纱之后，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这束人生舞台上的聚光灯，其实就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ｏ当我国从物资短缺经济转变为物资丰富的市场经济之后，我国国内的主要矛盾一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一就从原来落后的社会生产占支配地位，转变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占支配地位。这时，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就成了我国人生舞台上的聚光灯。无论是谁，只要他的产品适销对路，瞄准了，或者歪打正着，撞上了这样的需要，就都会把这束灯光吸引到自已身上，产生Ｘｘｘ热或ｘｘｘ现象。因此，对于渴望能成为被聚光灯锁定的很多人来说，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弄清这种需要变化发展的规律性，有的放矢。

第二步：弄清这种需要变化发展有什么规律性？

我们可以从这束聚光灯为什么会一下子打到易中天、于丹们的身上开始分析ｏ对此，王志刚的回答很经典﹕＂由于这个历史的转型＂ｏ但到底是什么样的历史转型呢？据网上一条值得注意的消息，说易迷（和于迷）们大多是＋几岁、二＋几岁的年轻人。这些年轻人是在大话、戏说的文化时尚中成长的ｏ而《品三国》等讲的是真实的历史ｏ用二00七年四月二十日＜易中天对话王立群＞中的原话叫﹕还原历史真相（求真）ｏ易中天并明确指出，贯穿他们所讲的红线是文学与历史、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一人性和以人为本﹝求善）。再看《论语》，一百多处讲仁，一百多处讲君子；《于丹论语心得》讲天地人、心灵、处事、君子、交友、理想、学习，其中贯穿的红线，不同样是人性和以人为本吗？广大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不同样是在期盼着还原有关《论语》和孔子的历史真相吗？

所以，这就清楚地表明，这一代年轻人的文化需求，正在经历从大话、戏说、水煮等，向还原历史真相、获取人生谋略、辨别人性善恶，追求以人为本的转型。这是一种客观事实，同时也表现出一种规律性０如果我们把这种转型，同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从“阶级斗争为纲”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型联系起来，同我国人民告别物质文化产品短缺时代，进入小康社会的转变联系起来分析，更可以清楚地看到，在这种历史的转型的偶然性中，包含着必然性一存在决定意识，经济基础的变化最终决定着上层建筑和社会意识形态的变化ｏ因为道理很简单：人类单靠画饼充饥、望梅止渴、黄粱美梦是不能生存发展的。人们首先必须有了衣食住，然后才能从事其它活动。用假冒伪劣的食品不能吃出健康，用假冒伪劣的药品不能解除病人的痛苦：人们要追求美好幸福的生活，就不能不追求真善美和以人为本ｏ所以，在这种社会背景下，易中天、于丹现象应运而生很正常ｏ从这种意义上，我们也可以说，易中天、于丹现象是一种文化标志，它标志着我国进入了一个普遍地、现实地追求真善美和以人为本的历史新阶段ｏ

当然，我们通过弄清以上两个问题，已经发现了易中天、于丹们身上两点最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突出的“善者”。一是他们都采用了广大群众喜闻乐见的生动形象的语言和宣讲方式。更重要的是，他们都有意无意地瞄准了或碰上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所以，我们要“择其善者而从之”，并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就要及早预见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的“聚光灯”将要照亮的下一个明星是谁，然后有的放矢。

第三步：弄清这聚光灯将要锁定的下一个明星是谁７

对于这个最重要也最难回答的问题，我想斗胆预言并深信今后的实践会给予证明：她就是哲学。为什么？因为在易中天、于丹现象中已经透露出这方面的强烈信息ｏ

首先，易中天们在讲历史时，不可避免地讲到了历史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些本身就已是哲学的内容，只不过他们是以讲史为主，以文、哲为辅罢了。再看《于丹论语心得》的主要标题：

一、天地人之道；

二、心灵之道；

三、处事之道；

四、君子之道；

五、交友之道；

六、理想之道；

七、学习之道。全都是“之道”！即全都是关于这七个方面知识的最高概括和总结（即哲学）。所以，于丹教授实际上已经在讲孔子的哲学思想了，只不过没明说而已！其实，文史哲从来是血肉相连的。以《论语》《庄子》《老子》《孟子》等为例，它们既是中国古代文学经典，又是中国古代哲学经典。其中讲到的春秋战国时期的某些历史事实又是史学经典。再看《史记》，人们已公认它为史学经典和文学经典。但凭其字里行间饱含的哲理，谁又能否认，《史记》中还包含着哲学经典呢？正所谓：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文史中有哲，只缘身在此山中。所以，对于易中天、于丹现象，我们完全可以文者见文、史者见史、哲者见哲。不过有一点很清楚：既然文史的热销已经来了，那哲学的热销还会远吗？

其次，哲学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知识的最高概括和总结。而文学和史学都属于社会科学。其知识的最高概括和总结，都必须借助于科学的哲学才有可能。否则就会出现错误或者美中不足。这也正是我们应对易中天、于丹等大师，择“其不善者而改之”的地方。

例一，易中天和王立群的自相矛盾。他们一方面说第一历史不可知。另一方面又说他们把第二历史当作真实的历史耒讲，是还原历史真相ｏ所以，现场嘉宾就有人问：凭什么说你们讲的就一定是历史真相呢？这问得很有道理﹕既然第一历史不可知，那第二历史的真实性不就成了空中楼阁了吗？而这恰好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解决了的问题ｏ马克思主义哲学令人信服地彻底批判了包括第一历史不可知论在内的一切不可知论﹕当我们根据史书的记载，通过考古发掘出的现场和实物，证实了史书记载中某些内容的真实性时，第一历史中的这些内容还是不可知的吗？第二历史的真实性难道不正是建立在第一历史的可知性和真实性的基础之上的吗？

例二，易中天在为《于丹论语心得》写的序言中自相矛盾。他说：“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也是人民的孔子，永远的孔子。我们需要这样的孔子，欢迎这样的孔子。”这就好比说：我不知道这 是不是制药厂生产的青霉素，也不知道这是不是药监局批准生产的青霉素，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青霉素。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青霉素，大众的青霉素，也是人民的青霉素，永远的青霉素。我们需要这样的青霉素，欢迎这样的青霉素。这里的错误在于，他忘了真实是真理的生命。没有真实就没有真理，也就没有现实的普适性，更没有现实的永久性。马克思主义哲学科学地揭示了：真理是认识与客观实际的符合。（即对真实的真实反映）所以，只有真实的反映才是真理。而只有真理才能放之四海而皆准，才具有普适性、人民性和永久性。《论语》中的简单真理，之所以能穿越千古尘埃而不朽，正缘于其中包含的符合实际的（真实的）内容。虽然神话、童话、幻想等，因为它们能在想象中满足人们在现实中不能满足的各种愿望而能吸引人们的喜欢，并且最好的神话具有“永久的魅力”（马克思），但它们并不是现实的科学反映。因此，它们不能现实地解决人的生存和发展问题。人类归根到底是靠了解和掌握真理而生存和发展的。真善美中的真，正是指认识、知识、思想内容的真实性、真理性。它是人类求知需要的对象、创造价值的前提。善则是义利的统一，即满足社会和自己的需要，是行为的价值。真和善的统一就是美。因此，真是善和美的前提、基础，也是以人为本实现的前提、基础。所以，才有人用自己宝贵的生命作代价，喊出了“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才有了《国际歌》开头一段的“要为真理而斗争”！也才有了“世界上怕就怕认真二字，共产党就最讲认真”的名言！当我们认真仔细地观察现实时，会突然发现：当年救了中国的那个“最讲认真的”共产党又回来了！“依法治国”，“以事实为根据”，这能离开真实吗？以德治国讲诚信，能离开真实吗？„„有心的人们会发现，办事靠拉关系走后门弄虚作假的成本在一年比一年高，成功率却一年比一年低。反之，依法办事、实事求是、诚信办事的成本在一年比一年低，成功率却一年比一年高„„总之，“中国骄傲”和“感动中国”的真善美的东西在一年比一年多，假恶丑的东西在一年比一年少。中国社会好象在一年比一年更“认真”！这不，2007年12月9日中央电视台《新闻调查》报道的有关华南虎照片的真象调查，证明这种“认真”已经达到了新的高度！不仅有著名律师郝劲松起诉周正龙造假华南虎照片，而且有众多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及新闻媒体的持久的、不断深入的关注。在这样一个“愈是追求真理就愈能过上快乐的生活，愈能过上快乐的生活就愈是追求真理”的时代，以“还原历史真象”为标志的易中天们成为明星还有什么值得奇怪呢？恰恰相反，令我们感到奇怪的倒是：易中天教授好象至今都没明白自己成为明星的主要“卖点”之一是“还原历史真象”，一不小心，在给别人写《序言》时把自己的主要“卖点”之一给卖了！

例三，易中天序言中的这段话，也与《于丹论语心得》《代后记》中的说法相矛盾。因为于丹在那里仅把《论语》比作一眼“问病泉。”我们如果把于丹的这个比喻代入易中天的那段话，也会立刻暴露其自相矛盾：我不知道这是不是有营业执照的“问病泉”，也不知道这是不是有卫生许可证的“问病泉”，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问病泉”。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问病泉”，大众的“问病泉”，也是人民的“问病泉”，永远的“问病泉”。我们需要这样的“问病泉”，欢迎这样的“问病泉”。而且，于丹还诚恳地声明：“以我的学养和阅历，真要作《论语》的讲解和辩析，万万不敢。那就象让我去作这眼问病泉的化学成分分析一样。我没有能力拿出一分数据精准的化验报告。我所能承担的角色只是一个体验者。”这不但说得十分中肯，而且，就象当年徐庶走马荐诸葛，为我们指出了一条符合十七大精神的继承、开发、利用《论语》等中华民族珍贵 文化遗产的正确道路。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要全面认识祖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加强中华优秀文化传统教育，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利用民族文化丰厚资源。”本文正是按照这样的指引，试图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这个现代科技手段，对《论语》等中华文化中包含的能与世长存的普遍真理，一点一点地进行尽可能精准的分析、开发利用，并力求把它们放到其应有的、恰到好处的位置上。这正象我们每个人的五官是继承父母的“珍贵遗产”，要把它们放到其应有的恰到好处的位置上，才有益于我们过上快乐的生活一样。如果我们把《论语》比作鼻子，马克思主义哲学就象大脑。我们当然要珍惜自己的鼻子并充分发挥其作用。但象马季等的相声《五官争功》中的鼻子争功那样显然不妥，用鼻子代替大脑思考并对身体作一元化的指导更要出问题。所以，我们要恰到好处地充分发挥二者各自应有的作用，做到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就必须还原历史真象。我们必须明确：我们今天学《论语》，绝不是为了要用“半部论语治天下”。因为这样做的宋朝早已灭亡。也不是要“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因为这样做的封建制度也早已灭亡。更不是要让《论语》挂帅指引我们去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因为，在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候，它不能救中国。是社会主义救了中国，是马克思主义救了中国。早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毛主席就把马克思主义称为最好的真理，和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这已被历史所证明。（请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三卷第七百五十四页）解放我们民族的最好武器当然也是我们民族伟大复兴应首选的最好武器。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和科学发展观都是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典范，并已被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的实践证明是最好武器！国家的实践反复证明了的真理，同样适用于我们个人。如果我们把“获取心灵快乐，适应日常秩序，找到个人坐标”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学《论语》上，那就象广大的病人把治病救人的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于丹的那眼“问病泉”上，而忘却到正规医院检查治疗会贻误病情一样。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是这已被历史证明能治病救人的各级正规医院。所以，我们应该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一元化指导下，去最大限度地开发利用《论语》等珍贵文化遗产，充分发挥其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的应有作用。

例四，在全面讲解《论语》之道的《于丹论语心得》的美中不足之中，有一个致命弱点：没有遵从《论语》的教导，“当仁不让于师”、“其不善者而改之”。连“唯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孙，远之则怨”（阳货第十七）和“有妇人焉，九人而已。”（泰伯第八）这样明显岐视妇女的不善者，也不改之。反而用另类解释来文过饰非。其结果，使她既不能还原五四运动打倒孔家店、半部《论语》治天下的宋朝灭亡、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封建社会灭亡、《论语》不能救中国、而只有社会主义能救中国的历史真象，也不能身体力行《论语》的“当仁不让于师”。实际上，对于中华民族的精神和文化教育而言，孔子总体上是功大于过，其贡献是主流。特别是他最先开创中华民族的大众教育，建树颇多，后人奉之为至圣先师、万世师表，一点不为过。但我们必须全面地、实事求是地还原孔子的历史真象，孔子也是人，不是神。他也必然会有“不善”。《论语》中既有真理，也有谬误。五四运动高举科学与民主两面大旗，要求妇女解放、男女平等，就必然要把矛头指向被历代封建统治者上千年利用来压迫妇女的孔子岐视妇女的观点。而这恰好遵从了孔子“当仁不让于师”和“其不善者而改之”的教导。从这一点上说，于丹们恰恰应该向五四精神学习。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真正做到还原历史真相，才更符合人性和以人（二分之一为妇女）为本。最后，易中天不是说他们所讲的历史与文学、历史与现实的结合点是人性和以人为本吗ｏ但众所周知，只有马克思主义哲学才把对人性的研究变为了科学０如果人们要问什么是人性？它变化发展的规律是怎样的？争论了几千年的人性善恶问题的科学结论是什么？„所有这些问题正确解决都非请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不可ｏ而以人为本就必然追求真善美ｏ我们要科学地彻底地弄清什么是以人为本？什么是真善美？及如何追求，也不能不依靠马克思主义哲学ｏ

综上所述，在易中天、于丹现象中，确实已经预示了下一个明星是哲学。并且，随着易中天、于丹现象的进一步发展，广大的观众、听众和读者也迟早必然会用一个接一个的“为什么？”“凭什么说？”等问题，结合自己的实践，对易中天们“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从而把易中天们追逼到时代精神的精华——哲学的山顶。易中天们也必然会为了彻底服人在追求理论彻底性的不断升华的概括和总结中，自觉不自觉地走向这座最高峰。但这只是一种必然的可能性。这种可能要变为现实必须具备一定的条件，就象我们要看到天上的明星，即使算准了时间和地点，也需要有睛朗的夜空那样。其不可缺少的条件就是，我国的哲学工作者能真正做到以易中天、于丹们为师，“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用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语言和表达方式，传播一听就懂、一懂就会、一会就用、一用就灵、一灵就能使人终生受益的最先进的哲学思想。我国的哲学工作者们真正做到这一点之日，就是哲学成为我国人生舞台上最亮的明星之时。

第五篇：易中天眼中的于丹《论语》

于丹：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古代文学硕士、影视学博士。

北京师范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院长助理、影视传媒系系主任。教授“中国古典文学”、“影视学概论”、“电视理论思潮”等课程，参加“北京师范大学影视艺术学科基础教程系列”教材和“中国影视美术丛书”等大型理论工程的编著工作。曾获得1996北京市优秀教学奖、北京师范大学十佳优秀老师奖等等多项奖励。出版《形象 品牌 竞争力》等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文艺研究》《现代传播》等重要学术刊物发表专业论文十余万字。

知名影视策划人和撰稿人，为中央电视台《东方时空》《今日说法》《艺术人生》等50栏目进行策划，现任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科教频道总顾问，北京电视台首席策划顾问。

古典文化研究者和传播者。2006年“十一”黄金假日在央视百家讲坛连续七天解读《论语》心得，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序 灰色的孔子与多彩的世界

-------《于丹论语心得》序

易中天

于丹白衣白裙，坐在一张黄色的长沙发上，旁边是红衫的央视主持人柴静。我灰不溜坐在她们的对面，准备提一些刁钻古怪的问题。

这是2006年11月12日的下午，地点是“百家讲坛”的演播室，话题则围绕着于丹的“论语心得”展开。服装末经设计，访谈也很自由。但我看着这一对桃红李白，总不知孔老夫子见了会作何感想，便不怀好意地问：你们美女也喜欢孔子吗？在你们这些美女的心目中，孔子只有温度，没有色彩。

好聪明的小妮子，好精彩的回答！我也立即回应：那我今天就有点儿像孔子。我这一身灰，等于没有色彩。不过，灰色也有灰色的好处，那就是和任何色彩都能搭配，比如你们的鲜红和洁白。

观众大笑。

访谈在笑声中结束，我却有点儿意独犹末尽。事实上，我要问的问题是：孔子是不是众人都需要的？如果是，那么，他应该是什么样的？

答案其实就在刚才的笑谈中：一个大家都需要的孔子应该是灰色的。

我不知道于丹对于“色彩”和“温度”的定义，但任何人都不可能没有色彩，但同时又是最具普话性的色彩，因为它可以和所有色彩搭配。所谓“需要一位灰色的孔子”，无非是说，在这个多元的时代，我们需要一位最具普话性的孔子。

实际上，真正伟大的思想决不会只适用于一时一地或一人。它们总是具有普遍的意义，也应该具有普遍的意义。人们喜欢讥讽地说，生命之树常青，而理论往往是灰色的。他们不知道，理论如果不是灰色的，就没有普话性，而没有普适性，也就没有生命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我们希望孔子是灰色的。或者说，我们愿意把他看作是灰色的。

但是，没有人会喜欢灰色的世界。灰色也只有在和其他色彩搭配时，才能显示它的普适性，显示它的高贵和纯粹。因此，灰色的孔子又必须链接多彩的世界。这世界充满生命活力，姹紫嫣红，千姿百态，万类霜天竞自由。正因为有了生活的五彩缤纷，理论的灰色才不显得死寂；也正因为有了思想的高贵纯粹，纷繁的世界才至于俗不可耐。灰色提升着品位，而多彩保证了活力。这也就是和谐。

于丹为我们讲述的就是这样的孔子，一位链接了多彩世界的灰色孔子。链接是广泛的，东西南北，古今中外。主题却是单纯的，单纯到没有了色彩，没有性别，没有时间和空间，只有温度。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学者的孔子，也不知道这是不是历史的孔子，更不知道这是不是真实的孔子。但我知道，这是我们的孔子，大众的孔子，人民的孔子，也是永远的孔子。

我们需要这样的孔子。我们欢迎这样的孔子。

2006年11月13日夜

于北京—厦门途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