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边塞诗中所体现的民族融合现象详解（大全）

第一篇：唐代边塞诗中所体现的民族融合现象详解（大全）

唐代边塞诗中所体现的民族融合现象

边塞诗产生于唐代民族融合的特殊时代背景之中,以其独特的写作题材、艺术风格以及真实流露的思想情感在唐代诗歌文学史上占据重要地位。由于受到唐代多民族融合的影响,边塞诗在不同的创作题材中,都与唐代少数民族文化有着密切的联系。开放自由的社会环境使诗人们有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关注边塞。少数民族地区广阔雄壮的自然风光令诗人感慨万千;民族争战的残酷画面冲击诗人敏锐的脑神经;投笔从戎的英雄情结与民族自豪感油然而生;关心天下苍生、祈求国家安定的人文情怀诉诸笔端;民族友好往来、边塞中原和亲的喜悦……这些错综复杂、分分合合、激荡人心的民族关系与社会现实透过边塞诗这面明镜清楚地映照出唐代民族文化前进发展的历史轨迹。

一、边塞诗中的地域文化

所谓“边塞”,无疑是就中心地带而言被边缘化以及关塞等区域。由于被边缘化而理所应当地不被过度幵发和利用,边塞也因此占有广阔的区域面积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明代地理学家王士性曾这样描述唐代疆域之辽阔:[1]古今疆域,始大于汉,最阔于唐。……唐全有汉地,分天下为十道、十五采访使,南北万里,东西万七千里,州府三百五十八,县一千一百五十一,又有通四夷羁縻路,一曰营州,入安东;二曰登州,海行入高丽、勸海道;三曰夏州,塞外通大同、云中道;四曰中受降城,入回鹤道;五曰安西,入西域道;六曰安南,通天竺道;七曰广州,通海夷道。故东至安东,西至安西,共府州八百五十六。在辽阔的疆域内,最引人入胜的是那神奇的地理环境之中孕育了大自然赐予的大好河山,引得无数文人墨客流连忘返,无限退思。唐代边塞诗中的自然风光具有独特的异域民族风情。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日升日落,月盈月缺,大漠孤烟,每一处微小的景物都可以成为边塞诗人们进行写作和行情的对象。而边塞诗中的自然意象中也常融入了诗人细腻的情感,具有了灵性。尤其是在唐代民族争战频繁,社会局势不稳定的情形之下,借景行情则成为边塞诗人常用的写作手法之一。

（一）西北边疆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宁夏回族自治区、青海省、甘肃省、陕西省组成了我国西北309.3万平方公里的广大边疆地区。西北地区民族众多,在其漫长的历史发展进程中,不同的民族用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元素装点着中华民族西北边疆的地域文化,默默贡献着自己的力量。维吾尔族、哈萨克族、藏族、裕固族乌孜别克族、塔塔尔族、回族、蒙古族、、塔吉克族、达幹尔族、满族、宪族等众多少数民族都在广阔的西北边疆地区生活过,古代如塞、氏、宪、乌孙、匈奴、肃慎、契丹、回鹘、突厥、党项、吐蕃、鞍鞋等众多少数民族也在这里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迹。他们在与自然共处的岁月里,探索人类文明,创造民族文字、文学、艺术等等丰富多彩的民族文化形式,与汉族人民在和谐的主旋律中,民族文化逐渐多元化,为中华民族悠久而辉煌的文化宝库增添了风格各异、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瑰宝。这其中,独属于西北边疆地区的地域文化让后世人记住了中国西北偏远地区不同于中原文明的鲜明特色。在国力强盛的唐代,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文化透过民族融合逐渐影响了唐代的民族文化,其地理位置的特殊性和人文环境的独特性使得唐代西北边疆地区形成了独具研究价值的民族地域文化,它的魅力吸引着唐代诸多文人的关注,促进了文学领域内丰硕成果的诞生。其中最为典型的文学体裁便是边塞诗。

唐王朝与西北部的少数民族往来较为密切,无论是战争冲突还是友好往来。西北边疆的地域文化作为唐代民族文化的一部分反映在边塞诗中。

诗人陶翰在其作品《出萧关怀古》中写道:“大漠横万里,萧条绝人烟。孤城当激海,落日照祁连。” [2]诗人的物是人非之感在古今对比中表露无遗。回首曾经的历史岁月,诗人感慨时光飞逝,昔日繁华热闹的景象已经一去不复返,熟悉的一景一物,亲切的面孔都已不知去向,人生之中只剩下了悲苦与凄凉,塞外的风光有一种凄冷的不同于以往的美,然而身处塞外,诗人却没有欣赏美景的心情。

诗人张摈在《过萧关》时也不禁感慨:“出得萧关北,儒衣不称身。陇狐来试客,沙鹤下欺人。小戍残烽火,晴原起猎尘。”[3]战争之后的萧关一片萧条,让人哀婉叹息。战争在人类文明史发展的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人们在苦难中

学会了坚强、忍受,不同的势力范围相互侵犯,有胜利也有失败,在这样长期的摩擦中,黎民百姓做出了巨大的牺牲,他们用鲜血和泪水换来了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进步。这不禁让后世人深切地体会到今天幸福生活的来之不易,于是每当我们吟咏古人饱含真情、反映现实的诗句,总会生发出无限感慨,这感慨之中充满着复杂的情绪,并非三言两语就能说得清楚明白。

而不同于前二者的悲观,诗人朱庆余在路过萧关之时,被眼前富有生活情趣的场景所打动,不禁起了兴致写道《望萧关》:“儿童能探火,妇女能缝旗。川绝衔鱼鸾,林多带箭麋。” [4]原来边塞人民是如此乐观向上地在动荡不安的时代寻找

属于自己的小幸福,这着实令人感动。诗人应该算是个充满情趣、乐观向上的豁达之人吧,在战火纷飞的乱世,挣眼看到的除了血腥和残暴,剩下的仅仅是荒凉的景象,这难免让人感到伤感与惆怅。或许战争的润灭人性早已让诗人那根脆弱的神经变得麻木不堪,也或许是诗人感到无能为力,过多的悲苦和无奈只能显示自己作为文人的无能为力,也可能是眼前儿童妇女面对困境依然坚强地面对,这种顽强的生命力令世人为之动容,于是诗人怀着复杂的心情写下了看似平实的诗句,而诗句背后的深意只有留给万千读者自己去领悟和体会了。

（二）西域地区

西域地区少数民族政权聚集,民族冲突频繁,少数民族文化大量传入中原,对大唐王朝的民族文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边塞诗人将这里的民族融合写进了诗中。

诗人王维在《送元二使安西》中写道:“劝君更饮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5]玉门关作为当时通往西域的重要门户,在残酷的民族战争之中呈现一片萧条,这让为有人送行的诗人感慨不已。自古多情伤离别,相信我们每个人都会有过送别 的经历,那种恋恋不舍的滋味在当时是道不明也说不清的。而这首诗中的离别场景又是在烽火连天的战争中,诗人复杂伤感的心情就可想而知了。

诗人岑参在《玉门关寄长安李主簿》一诗中写道:“东去长安万里余,故人何须一行书。玉关西望肠堪断,况复明朝是岁除。”[6]在动荡时期,渴望在新年来临之际收到故人的书信都是一种奢望,诗人伤心欲绝。在社会动荡的特殊时期,亲人相互之间的问候显得尤为难能可贵,倘若能够收到心中恼念之人寄来的一封信,那该是多么抚慰人心啊!诗人在玉门关苦苦守候,希望能够收到故人安好的消息,可是现实往往令人绝望。当诗人踏在西域的疆土之上,被这不同于中原大地的美景所震撼:“北风卷地白草折,胡天八月即飞雪。”[7]塞外广阔的疆土之上,满地的白草被呼陳的北风刮起,还未到冬季,边塞已经下起了大雪。荒凉空矿的边疆,因为战争的关系没有了人烟,也没有了生物,剩下的只有一片萧条与冷漠,像是与世隔绝一般的死寂,让人惶恐。银白色的大雪覆盖草地,这样恢宏大气的景象在中原是看不到的,然而悲哀的是美景犹在,观景的人却早已消失不见。

现实主义代表诗人杜甫向来关注社会现实,面对被战争洗劫过的边塞,他创作了《前出塞九首》和《后出塞五首》,数量之多,内容之丰,影响之大,不愧是忧国忧民的“诗圣”。

二、边塞诗中的民族交往与融合

民族融合多发生于征战连年的社会动荡时期,不同民族的文化在冲突中碰撞出火花,在唐代残酷的边境战争中,民族文化也在发生着神奇的化学反应。边塞诗人当然不会错过这绝好的创作时机,他们时刻关注边塞战事,甚至不惜投身沙场,用一首首慷慨激昂、振奋人心的边塞诗行写唐代历史与文化的变迁与进步。当时与唐王朝邻近且来往密切的几个少数民族主要有吐蕃、契丹、奚、突厥等。这几个少数民族都经历了复杂漫长的发展演变过程,它们在自身的努力下逐渐强大,在政治、经济、文化很多方面表现出突出的竞争力。野心勃勃的首领带领人民锐意幵拓新的势力范围,民族的综合实力也伴随着民族争战与往来而得到明显提升。这也为其日后在与唐王朝相互争夺领地和资源的矛盾冲突中时常占据有利位置奠定了基础。在长期的民族交往过程中,唐军虽凭借雄厚的国力多次吓退敌军,但少数民族的自信勇武、晓勇善战也确实让唐军多次感受到强大的压力。

（一）唐与吐蕃的交往

距今约2000年前,居于西北地区的部分西差人南迁至青藏高原,与当地土著融合,成为吐蕃。从隋朝开始,吐蕃逐渐强大,占据着青藏高原的广阔高地,与隋朝保持着友好往来关系。后政权出现危机,遭遇贵族叛变,直至唐贞观三年(公元629年),松赞干布平定叛乱,领导吐蕃人民实现了西藏的统一,并于唐贞观七年(公元633年)建吐蕃王朝,实力不断扩大。

吐蕃王朝凭借自身强大的实力成为青藏高原上的王者,而统治者的开明勇武又使得吐蕃在日益强大的同时,注重文化实力的提高。松赞干布与唐王朝的交往在历史上具有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其中举世闻名的事件莫过于松赞干布与唐朝文成公主的联姻了。唐蕃和亲固然是彼此间文化交流、资源互通的有利途径。文成公主入藏为吐蕃带去大唐王朝丰厚的财富:贵重的金银器皿,做工精美的丝销,先进的生产工具及实用的医药、历法、营造工技方面的书籍。吐蕃对大唐王朝先

进的文化所吸引,积极主动地学习中国古代传统文化。[8]“公主恶其人赫面,弄赞令国中权且罢之,自亦释租裘,袭执绮,渐慕风华。仍遣酋豪子弟,请入国学以习《诗》、《书》。又请中国识文之人典其表疏。”汉藏联姻大大促进了吐蕃经济、文化的发展,是唐蕃交往史上最辉煌的一座丰碑。

事实上,唐与吐蕃在联姻之前的一段时期中,也曾发生过不愉快的战争冲突。松赞干布与唐贞观八年(公元634年)向唐求亲,唐未应却反许婚于当时西北地区名为吐谷浑的少数民族首领。于是引发了之后吐蕃、吐谷浑与唐军三者间的战

争。吐蕃经过再三征战与求婚,终于换来文成公主入藏的好消息。

唐蕃联姻之后友好往来持续了很长一段时间。直至唐王朝爆发安史之乱,吐蕃军队发起对西北边陲的大肆进攻与掠夺。

《旧唐书》卷一百九十六《吐蕃传》记载“安史之乱前后边塞的变迁:武德初,薛仁杲奋有院上之地,至于河虏;李轨尽有凉州之城,通于蹟外。贞观中,李靖破吐谷浑,侯君集平高昌,阿史那社尔开西域,置四镇。前王之所未伏,尽为臣妾,秦汉之封域,得议其土境耶!于是岁调山东丁男为戍卒,缯帛为军资,有屯田以粮糗粮,牧使以娩羊马。大军万人,小军千人,烽戍逻卒,万里相继,以却于强敌。院右鄯州为节度,河西凉州为节度, 安西、北庭亦置节度,关内则于灵州置期方节度,又有受降城、单于都护庭为之藩卫。及凌关失守,河洛阻兵,于是尽征河呢、朔方之将镇兵入靖国难,谓之行营。曩时军营边州无备预矣。乾元之后,吐蕃称我间隙,日蹙边城,或为房掠伤杀,或转死沟奎。数年之后,凤翔之西,郊州之北,尽蕃戎之境,湮没者数十州。[9] 在战争中惨遭牵连、受苦受难的黎民百姓可谓苦不堪言。面对连年征战给百姓带来的沉痛灾难,诗人们无不痛心疾首,在其诗歌中纷纷表达停止战乱、恢复生产的强烈愿望。

（二）唐与契丹、奚的交往

契丹、奚族是位于唐王朝东北边境的少数民族。唐初,契丹、奚曾臣服于突厥,贞观初附唐,后又背叛。武后时深入河北,杀掠吏民。宣宗即位前后,两度出兵,均失败。21年,可突干引突厥兵入寇营州,唐大败,至22年河北节度使张守挂大破契丹。《资治通鉴》卷二一三载: 开元二十一年闰三月幽州道副总管郭英杰与契丹战于都山(营州西南),败死。时节度薛楚玉遣英杰将精骑一万及降奚击契丹,屯于榆关之外。可突干引突厥之众来合战。奚持两端,散走保险,唐兵不利,英杰战死。余众六千余人犹为战不已。虚以英杰首示之,竞不降,尽为虚所杀。[10] 对于唐与契丹、奚之间伤亡惨重的激烈交战,史书上的记载看似平淡,读来却会让人陷入深深的伤感、悲痛与无奈,甚至会产生一种民族屈辱感。唐军将领郭英杰带领军队勇往直前,最终不敌契丹、突厥的合力攻击,加之第三方奚族的夹击,最终尽为虏所杀。这里虽没有《西凉伎》中可恶的贪生怕死之徒,但往往真英雄以如此悲壮的方式向世人告别,就此永远地离幵,这样的悲剧才更加具有一种让人撕心裂肺、不可言状的痛。

（三）唐与突厥的交往

贞观时唐开始大力经营西域。天山南北诸国原先多附西突厥,唐初西突厥衰落,小国附唐。唐乘机以武力统一南北天山,设安西、北庭都护府统治之,目的是阻止吐蕃扩张,遏制突厥、大食。《乐府诗集》卷二十《唐凯歌》解题云:“岑参<送大夫出师西征>序曰‘天宝中,匈奴回绝寇边,逾花门,略金山,烟尘相连,侵轶海滨。天子于是受钺常清,出师征之。及破播仙,奏捷献凯,参乃作<凯歌>云。’”唐代与突厥的战争也在唐诗中得到生动的体现。

在激烈的民族战争过程中,大唐王朝凭借其雄厚的国力不断征服周边少数民族,对其俯首称臣的少数民族将领也越来越多,推行幵放民族政策的唐统治者大度地任用少数民族将领管理民族事务,在相互尊重的前提下冰释前嫌,礼尚往来,在长期的交往中,异域民族文化与中原文化相互融合,激发了边塞诗人强烈进行文学创作的欲望和才能,由此产生了众多表现民族友好交往的具有民族特色的边塞诗歌。高适《营州歌》:“虏酒千钟不醉人,胡八十岁能骑马。”[11]长年生活在辽阔边疆的少数民族,热情好客,激情满怀,享受酩釘大醉后的肆无忌惮,痛饮后的载歌载舞,尽情娱乐。八十岁的胡人千钟酒下肚后,仍能自如地骑马扬鞭,飞驰于广阔无堆的塞外,颇具英雄气概。崔颢《雁门胡人歌》:“高山代郡东接燕”,率参《与独孤渐道别长句兼呈严八侍御》、《奉陪封大夫宴得征宗时封公兼鸿妒卿》;反映少数民族与汉族将领娱乐《胡:歌》、《赴将军歌》;王昌龄《整篌引》写少数民族首领被冤柩谪的事件。

边塞诗在记叙民族交往的同时也反映出边疆少数民族与汉民族之间的文化交流,唐代民族文化的土壤中又被历史和时代的耕种者播撒了大量生动活拨、亟待成长的文化种子,它们在大唐王朝幵放大气的自然环境中生根发芽,笛壮成长, 为唐代民族文化的繁荣增添勃勃生机。汉族文化也在民族交往的过程中受到少数民族文化的感染,文化融合的影响力越来越多地体现在生活的不断进步中。

向达指出:唐代长安在民族融合的背景下,炉然成为异域文化大汇集和相互交流的国际大都市。在唐统治者开放包容的民族政策下,少数民族的服饰迅速盛行于长安,饮食受到汉人的欢迎,乐舞活动成为唐长安自上而下的一种主要娱乐方式,绘画艺术也被唐人吸收和借鉴。越来越多的异族人留住于长安,胡风风靡一时。大唐王朝的民族文化在原有基础之上与时俱进,成果丰硕,可谓异彩纷呈。

唐王朝最终通过战争、和亲等交往方式稳住了局势,掌握了主动权。这也再次证明了民族融合在民族交往过程中的必然性,揭示了希望和平共处的民族共通心理。同时也彰显了中华民族团结一致、互帮互爱的主流思想文化,反映了强烈的民族自豪感与荣誉感。历史前进的脚步从未停止过,即使在民族争战频繁,民族矛盾冲突不断、民族交往复杂的大唐王朝。我们应该看到在血腥与痛苦背后历史车轮在转动中伴随有片刻歇息的缓慢前行。

总之,边塞诗中的民族交往是个漫长而复杂、曲折前进的历史发展过程。唐代的文人们用各自不同的眼光、感知和态度对民族融合中的民族文化这一宏大的历史主题各行己见,畅所欲言。这些或华丽或质朴的文学符号记录着历史的变迁, 反映了唐代社会地域文化与民族文化差异性与统一性之间的辩证关系。我们也可以从中看出,唐代边塞诗中的民族融合是真实可靠和影响深远的。民族融合有着强大的向心力,将汉民族与少数民族紧紧团结在一起,互相影响,共同进步。这对后世人更加清楚地了解和明晰我国唐代民族文化从诞生、发展到兴盛的历史演变过程有着很大的帮助。参考文献：

[1]王士性:《广志绎》,北京:中华书局,1981年,第2页。[2][6][7]《全唐诗简编》,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3年,第503 页、第489页、第360页。

[3][4][11]《校编全唐诗》,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750页、第2686页、第570页。

[5]《王维诗注》,西安:三秦出版社,2004年,第288页。[8][9](后晋)刘煦等撰:《旧唐书》,北京:中华书局,1975年,卷196 [10](宋)司马光编著,(元)胡三省音注,《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2601页。

[12]葛晓音:《论唐前期文明华化的主导倾向——从各族文化的交流对初盛唐诗的影响谈起》,《中国社会科学》,1997年。[13]王廷珍、袁家浚：《唐诗与音乐》,《音乐探索.四川音乐学院学报》,1989年

[14]江云岷金丹元:《论唐代外来文化激活感性思维》,《云南社会科学》,2004年。

[15]赵克尧:《盛唐气象论》,《复旦学报》(社会科学版),1991年。

第二篇：唐代诗人王之涣边塞诗

唐代诗人王之涣边塞诗

《唐才子传》说王之涣

为蓟门人，或因他年时少有侠气、从五陵年少游、击剑悲歌的性格而臆猜，靳能墓志铭记载，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唐代诗人王之涣边塞诗，希望大家喜欢。

王之涣的边塞诗有

1、《凉州词·其一》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凉州词·其二》

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

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3、《横吹曲辞·出塞》

黄砂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介绍

王之涣（688年—742年），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字季凌，汉族，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人。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他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其代表作有《登鹳雀楼

》、《凉州词》等。其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家喻户晓

1历史评价

1、沈括曰：“河中府鹳雀楼两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当三篇，能状其景。”

2、现与岑参，高适，王昌龄一同被世人称为我国唐代著名的“四大边塞诗/ 5 人”。

2后世纪念

1、从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获悉，该馆先后征集到王之涣的堂弟王之咸及王之咸第五子王绾的墓志，据该馆有关负责人称，截至目前，洛阳曾经出土过王德表及其夫人、王洛客、王之咸、王绾、王之涣等王氏家族的九方墓志，足以说明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家族的墓地就在洛阳。

2、王之咸的墓志记载，他的祖父名叫王德表，曾做过瀛州文安县令；父亲名叫王景，曾做过登州和莱州刺史等官职；王之咸曾做过长安县尉等职，后因故被贬为淄川郡司士。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四月十二日，五十七岁的王之咸因病死于淄川官舍。天宝十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和夫人李氏被合葬于洛阳北邙山。

3、王绾墓志记载，王绾一生曾做过十个官职，最后被授予左赞善大夫之职。公元七九三年，王绾死于京城长安。王绾的二哥当时在江南任御史中丞，听到消息后，让儿子赶到长安，护送王绾灵柩回洛阳，并于第二年四月七日葬于北邙山祖茔。

4、据千唐志斋博物馆研究员赵跟喜介绍，志文记载，王之涣家族原籍山西太原，死后最早葬在洛阳的为王之涣的祖父王德表。王德表晚年住在洛阳，共有五个儿子，其中一子名字不详，另外四子分别叫王昱、王洛客、王景和王昌，死后也都葬在洛阳。王之涣为王昱的儿子。千唐志斋博物馆共收藏有王氏家族七方墓志，王洛客的墓志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王之涣的墓志出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现藏南京博物院。/ 5 / 5 / 5 / 5

第三篇：唐代边塞诗介绍及鉴赏精选

唐代边塞诗介绍及鉴赏精选

唐代边塞诗介绍及鉴赏精选

边塞诗是以边疆地区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一般认为，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隋代开始兴盛，唐即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唐以前的边塞诗，现存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就达两千余首。

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以边塞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的艰辛的诗作称之为边塞诗。这类诗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可以抒发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可以状写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离恨；可以表现塞外戍边生活的单调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可以宣泄对黩武开边的不满、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情；可以惊叹描摹边地绝域的奇异风光和民风民俗。而诗中流露的也可能是矛盾的复杂的情感：慷慨从军与久戍思乡的无奈；卫国激情与艰苦生活的冲突；献身为国与痛恨庸将无能的悲慨。

边塞诗的意象:烽火、狼烟、马、宝剑、铠甲、孤城、羌笛、雁、鹰等。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高之《燕歌行》、岑之《白雪歌》、《走马川行》等七言 长篇歌行代表了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即：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除此之外，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边塞诗，这些边塞诗成为他们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如：李白的《关山月》、《塞下曲》六首、《战城南》、《北风行》„„，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六首》等。另外一些诗人也有边塞诗的名篇传世，如王昌龄有《出塞》、《从军行》，王之涣有《出塞》，王翰有《凉州词》。盛唐诗成为边塞诗创作的顶点。此后中晚唐并没有出现边塞诗的大家，但题材有所扩展。

凉州词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诗人以饱蘸激情的笔触，用铿锵激越的音调，奇丽耀眼的词语，定下这开篇的第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犹如突然间拉开帷幕，在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酒香四溢的盛大筵席。这景象使人惊喜，使人兴奋，为全诗的抒情创造了气氛，定下了基调。第二句开头的“欲饮”二字，渲染出这美酒佳肴盛宴的不凡的诱人魅力，表现出将士们那种豪爽开朗的性格。正在大家“欲饮”未得之时，乐队奏起了琵琶，酒宴开始了，那急促欢快的旋律，像是在催促将士们举杯痛饮，使已经热烈的气氛顿时沸腾起来。这句诗改变

了七字句习用的音节，采取上二下五的句法，更增强了它的感染力。这里的“催字”，有人说是催出发，和下文似乎难以贯通。有人解释为：催尽管催，饮还是照饮。这也不切合将士们豪放俊爽的精神状态。“马上”二字，往往又使人联想到“出发”，其实在西域胡人中，琵琶本来就是骑在马上弹奏的。“琵琶马上催”，是着意渲染一种欢快宴饮的场面。

诗的三、四句是写筵席上的畅饮和劝酒。过去曾有人认为这两句“作旷达语，倍觉悲痛”。还有人说：“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话虽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后来更有用低沉、悲凉、感伤、反战等等词语来概括这首诗的思想感情的，依据也是三四两句，特别是末句。“古来征战几人回”，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清代施补华说这两句诗：“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岘佣说诗》）这话对读者颇有启发。“作悲伤语读便浅”，是因为它不是在宣扬战争的可怕，也不是表现对戎马生涯的厌恶，更不是对生命不保的哀叹。再回过头去看看那欢宴的场面：耳听着阵阵欢快、激越的琵琶声，将士们真是兴致飞扬，你斟我酌，一阵痛饮之后，便醉意微微了。也许有人想放杯了吧，这时座中便有人高叫：“怕什么，醉就醉吧，就是醉卧沙场，也请诸位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们不是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吗？”可见这三、四两句正是席间的劝酒之词，而并不是什么悲伤之情，它虽有几分“谐谑”，却也为尽情酣醉寻得了最具有环境和性格特征的“理由”。“醉卧沙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而且还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这和豪华的筵席所显示的热烈气氛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欢乐的盛宴，那场面和意境决不是一两个人在那儿浅斟低酌，借酒浇愁。它那明快的语言、跳动跌宕的节奏所反映出来的情绪是奔放的，狂热的；它给人的是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这正是盛唐边塞诗的特色。千百年来，这首诗一直为人们所传诵。

从军行

【唐】杨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其雄劲。

前两句写边报传来，激起了志士的爱国热情。诗人并不直接说明军情紧急，却说“烽火照西京”，通过“烽火”这一形象化的景物，把军情的紧急表现出来了。一个“照”字渲染了紧张气氛。“心中自不

平”，是由烽火而引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一个“自”字，表现了书生那种由衷的爱国激情，写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首二句交待了整个事件展开的背景。第三句“牙璋辞凤阙”，描写军队辞京出师的情景。“牙璋”是皇帝调兵的符信，分凹凸两块，分别掌握在皇帝和主将手中。“凤阙”是皇宫的代称。这里，诗人用“牙璋”、“凤阙”两词，显得典雅、稳重，既说明出征将士怀有崇高的使命，又显示出师场面的隆重和庄严。第四句“铁骑绕龙城”，显然唐军已经神速地到达前线，并把敌方城堡包围得水泄不通。“铁骑”、“龙城”相对，渲染出龙争虎斗的战争气氛。一个“绕”字，又形象地写出了唐军包围敌人的军事态势。五六两句开始写战斗，诗人却没有从正面着笔，而是通过景物描写进行烘托。“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前句从人的视觉出发：大雪弥漫，遮天蔽日，使军旗上的彩画都显得黯然失色；后句从人的听觉出发：狂风呼啸，与雄壮的进军鼓声交织在一起。两句诗，有声有色，各臻其妙。诗人别具机抒，以象征军队的“旗”和“鼓”，表现出征将士冒雪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无畏精神和在战鼓声激励下奋勇杀敌的悲壮激烈场面。诗的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直接抒发从戎书生保边卫国的壮志豪情。艰苦激烈的战斗，更增添了他对这种不平凡的生活的热爱，宁愿做个下级军官驰骋沙场，为保卫边疆而战，也不愿作置身书斋的书生。表达了诗人忠贞的报国之心。

这首短诗，写出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见诗人的艺术功力。首先诗人抓住整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写，至于书生是怎样投笔从戎的，他又是怎样告别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军的情况怎样，„„诗人一概略去不写其次，诗采取了跳跃式的结构，从一个典型场景跳到另一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发展前进。如第三句刚写了辞京，第四句就已经包围了敌人，接着又展示了激烈战斗的场面。然而这种跳跃是十分自然的，每一个跨度之间又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同时，这种跳跃式的结构，使诗歌具有明快的节奏，如山崖上飞流惊湍，给人一种一气直下、一往无前的气势，有力地突现出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初唐四杰很不满当时纤丽绮靡的诗风，他们曾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作过颇有成效的开拓和创新，杨炯此诗的风格就很雄浑刚健，慷慨激昂。尤其是这样一首描写金鼓杀伐之事的诗篇

，却用具有严格规矩的律诗形式来写，很不简单。律诗一般只要求中间两联对仗，这首诗除第一联外，三联皆对。不仅句与句对，而且同一句中也对，如“牙璋”对“凤阙”，“铁骑”对“龙城”。整齐的对仗，使诗更有节奏和气势，这在诗风绮靡的初唐诗坛上是很难能可贵的。是唐诗的亮点。

从军行（其八）【唐】王昌龄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这首诗以短短四句，刻画了一位无比英勇的将军形象。首句写将军过去的戎马生涯。伴随他出征的铁甲都已碎了，留下了累累的刀瘢箭痕，以见他征战时间之长和所经历的战斗之严酷。这句虽是从铁衣着笔，却等于从总的方面对诗中的主人公作了最简要的交待。有了这一句作垫，紧接着写他面临一场新的严酷考验──“城南已合数重围”。战争在塞外进行，城南是退路。但连城南也被敌人设下了重围，全军已陷入可能彻底覆没的绝境。写被围虽只此一句，但却如千钧一发，使人为之悬心吊胆。

“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呼延，是匈奴四姓贵族之一，这里指敌军的一员悍将。我方这位身经百战的英雄，正是选中他作为目标，在突营闯阵的时候，首先将他射杀，使敌军陷于慌乱，乘机杀开重围，独领残兵，夺路而出。

诗所要表现的是一位勇武过人的英雄，而所写的战争从全局上看，是一场败仗。但虽败却并不令人丧气，而是败中见出了豪气。“独领残兵千骑归”，“独”字几乎有千斤之力，压倒了敌方的千军万马，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诗没有对这位将军进行肖像描写，但通过紧张的战斗场景，把英雄的精神与气概表现得异常鲜明而突出，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将这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和首句“百战沙场碎铁衣”相对照，让人想到这不过是他“百战沙场”中的一仗。这样，就把刚才这一场突围战，以及英雄的整个战斗历程，渲染得格外威武壮烈，完全传奇化了。诗让人不觉得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批残兵败将，而让人感到这些血泊中拚杀出来的英雄凛然可敬。象这样在一首小诗里敢于去写严酷的斗争，甚至敢于去写败仗，而又从败仗中显出豪气，给人以鼓舞，如果不具备象盛唐诗人那种精神气概是写不出的。

从军行（其二）【唐】王昌龄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此诗截取了边塞军旅生活的一个片断，通过写军中宴乐表现征戍者深沉、复杂的感情。

“琵琶起舞换新声”。随舞蹈的变换，琵琶又?翻出新的曲调，诗境就在一片乐声中展开。琵琶是富于边

地风味的乐器，而军中置酒作乐，常常少不了“胡琴琵琶与羌笛。”这些器乐，对征戍者来说，带着异域情调，容易唤起强烈感触。既然是“换新声”，总能给人以一些新的情趣、新的感受吧？

“总是关山旧别情”。边地音乐主要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旧别情”而已。因为艺术反映实际生活，征戍者谁个不是离乡背井乃至别妇抛雏？“别情”实在是最普遍、最深厚的感情和创作素材。所以，琵琶尽可换新曲调，却换不了歌词包含的情感内容。《乐府古题要解》云：“《关山月》，伤离也。”句中“关山”在字面的意义外，双关《关山月》曲调，含意更深。

此句的“旧”对应上句的“新”，成为诗意的一次波折，造成抗坠扬抑的音情，特别是以“总是”作有力转接，效果尤显。次句既然强调别情之“旧”，那么，这乐曲是否太乏味呢？不，“撩乱边愁听不尽”，那曲调无论什么时候，总能扰得人心烦乱不宁。所以那奏不完、“听不尽”的曲调，实叫人又怕听，又爱听，永远动情。这是诗中又一次波折，又一次音情的抑扬。“听不尽”三字，是怨？是叹？是赞？意味深长。作“奏不完”解，自然是偏于怨叹。然作“听不够”讲，则又含有赞美了。所以这句提到的“边愁”既是久戍思归的苦情，又未尝没有更多的意味。当时北方边患未除，尚不能尽息甲兵，言念及此，征戍者也会心不宁意不平的。前人多只看到它“意调酸楚”的一面，未必十分全面。

诗前三句均就乐声抒情，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那末结句如何以有限的七字尽此“不尽”就最见功力。诗人这里轻轻宕开一笔，以景结情。仿佛在军中置酒饮乐的场面之后，忽然出现一个月照长城的莽莽苍苍的景象：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景象壮阔而悲凉。对此，你会生出什么感想？是无限的乡愁？是立功边塞的雄心和对于现实的忧怨？也许，还应加上对于祖国山川风物的深沉的爱，等等。

读者也许会感到，在前三句中的感情细流一波三折地发展（换新声——旧别情——听不尽）后，到此却汇成一汪深沉的湖水，荡漾回旋。“高高秋月照长城”，这里离情入景，使诗情得到升华。正因为情不可尽，诗人“以不尽尽之”，“思入微茫，似脱实粘”，才使人感到那样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征戍者的内心世界表达得入木三分。此诗之臻于七绝上乘之境，除了音情曲折外，这绝处生姿的一笔也是不容轻忽的。

从军行（其一）【唐】王昌龄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这一首，刻画了边疆

戍卒怀乡思亲的深挚感情。

这首诗，笔法简洁而富蕴意，写法上很有特色。诗人巧妙地处理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前三句叙事，描写环境，采用了层层深入、反复渲染的手法，创造气氛，为第四句抒情作铺垫，突出了抒情句的地位，使抒情句显得格外警拔有力。“烽火城西”，一下子就点明了这是在青海烽火城西的瞭望台上。荒寂的原野，四顾苍茫，只有这座百尺高楼，这种环境很容易引起人的寂寞之感。时令正值秋季，凉气侵人，正是游子思亲、思妇念远的季节。时间又逢黄昏，“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这样的时间常常触发人们思念于役在外的亲人。而此时此刻，久戍不归的征人恰恰“独坐”在孤零零的戍楼上。天地悠悠，牢落无偶，思亲之情正随着青海湖方向吹来的阵阵秋风任意翻腾。上面所描写的，都是通过视觉所看到的环境，没有声音，还缺乏立体感。接着诗人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在寂寥的环境中，传来了阵阵呜呜咽咽的笛声，就象亲人在呼唤，又象是游子的叹息。这缕缕笛声，恰似一根导火线，使边塞征人积郁在心中的思亲感情，再也控制不住，终于来了个大爆发，引出了诗的最后一句。这一缕笛声，对于“独坐”在孤楼之上的闻笛人来说是景，但这景又饱含着吹笛人所抒发的情，使环境更具体、内容更丰富了。诗人用这亦情亦景的句子，不露痕迹，完成了由景入情的转折过渡，

第四篇：唐代边塞诗综论

唐代边塞诗综论

【摘要】：唐代的边塞艺术不仅限于诗歌，在美术、音乐领域都掀起了边塞题材的热潮。我国美术反映边塞题材最典型的角度不是战场和塞外生活，而是通过描绘外国(族)使者入朝来贡或和亲来反映的。这反映了华夏民族热爱和平的品性；另外，鞍马题材也间接的与国家的边塞力量相关。历代美术对边塞内容的关注几乎与边塞诗的发展相始终，迄唐为止历代画家多武职的身份也促使他们更多的关注边塞题材。南北方文化对唐边塞诗歌的影响同样深远。六朝的排偶、用典等形式特色在唐边塞诗中被广泛的继承，排偶对于军旅诗有特别的表现力；崔颢诗歌人物形象轻捷俊逸，有鲜明的江左特色；陈子昂、李白受到热烈自由的蜀风影响；岑参的边塞诗中有奇异浪漫的楚地神话影响。北方尚武风习是唐代边塞诗推向高潮的基础。关中的雄伟风格与历史意识造就了王昌龄；西北少数民族乐舞的音乐旋律前轻后重，这影响到岑参在北庭所作歌行对句尾用字的强调；北朝贞刚，燕赵慷慨，英雄气多、儿女情少的特色影响了高适、卢纶、李益的诗作。瀚海一地名多义起于盛唐，起因则与回纥族一度短暂迁徙甘凉间有关。原指贝加尔湖的瀚海，至盛唐后同时具有三种含义：贝加尔湖、天池、沙漠。元代又称杭爱山为瀚海，是当地居民沿用唐瀚海都督府所在地以名山。游侠是边塞诗的重要主题。侠的思想主要源自墨家。唐代游侠诗以游宴享乐、报仇报恩、报国立功为主要内容，在艺术上以北朝乐府的尚武尚力与南朝乐府的华美相交融，特别强化英雄个人形象的力

量，并以其光明磊落的风格有别于各朝的侠客文学。唐代边塞诗作者涵盖各层面，下至平民隐士，上至帝王将相。帝王边塞诗多述凯旋，偏爱五言形式。在朝显宦除多奉制之作外，还有不少奋发昂扬、歌颂祖国统一的佳作，在野或位卑名高的文人如杨炯、李白、杜甫、王昌龄等多述志或忧时之作；有入边幕经历者如陈子昂、王维、高适、岑参、卢纶、李益，以其丰富的生活体验创造出大批角度多样的优秀诗篇。在众多赴边寻求进身的幕僚诗人当中，高适以其胆识魄力脱颖而出，最终实现政治理想而成为诗人之达者。【关键词】：边塞艺术南北方文化瀚海游侠凯旋主题高适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I207.22 【目录】：摘要6-7Abstract7-9第一章引论9-14第一节边塞诗的定位10-11第二节边塞诗的研究历史及现状11-14第二章南北方文化的交响14-33第一节南方文化与唐代边塞诗14-24第二节北方文化与唐代边塞诗24-33第三章唐代边塞艺术33-46第一节欢快奔放的边塞乐舞33-40第二节美术中的边塞题材----职贡图与鞍马画40-46第四章瀚海考46-54第一节西汉至初唐:贝加尔湖46-48第二节盛唐:天池48-50第三节盛唐以后:沙漠、湖泊二义并行50-52第四节元朝:杭爱山新义的来由52-54第五章边塞诗中的游侠主题54-64第一节侠的起源与思想基础54-56第二节边塞诗人的任侠热56-57第三节游侠诗的主题内

容57-60第四节游侠诗的艺术特色60-64第六章帝王边塞诗64-71第一节帝王凯旋诗的由来64-66第二节唐太宗:悲壮与信心的交融66-68第三节唐玄宗:默武表面下的深思68-71第七章文人边塞诗71-87第一节高官重臣的颂世边塞诗71-76第二节中下层文人边塞诗:伤时与述志76-87第八章军中边塞诗87-103第一节文人从军热潮的涌起87-89第二节军中诗作89-97第三节因幕府晚达的高适与李益97-103第九章结语103-104附录:初盛唐诗人边塞诗题录104-133参考文献133-136后记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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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唐代边塞诗兴盛原因探析

唐代边塞诗兴盛原因探析

泱泱大唐是一个诗的国度，特别是盛唐时期描写边塞生活，雄浑奔放、慷慨悲壮的边塞诗与描写山水田园，清新自然、明朗恬静的山水田园诗争奇斗妍，并立诗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令后人追慕。这两个诗歌流派并非是当时诗人自觉聚合形成的，都是后人根据它们的不同题材和风格而给以划分并命名的。其中的“边塞诗”和“边塞诗派”这两个概念至晚也要起于二十年代，如胡云翼在1927年出版的《唐代的战争文学》一书中就说：“在唐代诗人中有‘边塞’一派，他们描写大都以《出塞曲》为主题，他们作品的风格也就形成了一种悲壮的倾向，无论是主战与非战的文学，这些‘边塞派’的诗人，便是战争文学。”在这两个概念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充满了对它的具体内涵的争议，即它的时空、题材、风格都要怎样限定，这关系到对边塞诗的深入认识与研究。要更好地认识边塞诗，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边塞诗”的内涵限定问题，对“边塞诗”内涵历来存在的一些争议进行具体分析。

一、边塞诗含义

我们如果对前人关于边塞诗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边塞诗的内涵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题材意义的边塞诗、地域意义的边塞诗、史的意义的边塞诗，其中史的意义的边塞诗又可分为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和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

题材意义的边塞诗，即把所有边塞题材的、直接或间接涉及边塞的诗歌都称为边塞诗。不管是反映战争、民族交往，还是描写塞上民情风物，亦或是抒发报国壮志、怀古幽思，只要与边塞生活有关，统统可列入边塞诗之列。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边塞诗概念。

地域意义的边塞诗，这是从诗歌描写地域的角度来规定边塞诗的内涵的，认为所写内容应象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地理方位应限制在边塞，即沿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1]，这样就把边塞诗规定在了狭小的地域范围内，显得凝固而僵化。“边塞”是一个活的随着历史发展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当它不与具体的时代相联系时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应具体化为某一局部的一小部分。

史的意义的边塞诗是在注意到了它们拥有共同的题材之外，注重把边塞诗作为一个独特的事物来考察它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定义又可分为两种，即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和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而历来对边塞诗内涵的争议也主要是围绕这两者而展开的。

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是将边塞诗内涵规定在有唐一代，认为边塞诗这个概念应具有一种史的规定性，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限定，“乃是指产生于唐初，极盛于开、天年间，流响于唐晚末的反映边塞的作品。”[2]甚至还有人认为要“只以盛唐为界，中晚不涉及，更不能上溯汉魏，下流宋元。”[3]这种传统观点看到了边塞诗与唐代社会的特殊而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仍显不够完善。

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是将边塞诗放在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进行综合考察，以梳理它的源流及发展脉络。认为它可上溯《诗经》，历经汉魏六朝以至隋、初唐的草创、模拟，至盛唐而蔚为大观，其后则是流响。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成熟和逐步衰落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共同题材的简单聚合。今人多持这一观点。

在综合考察以上几种边塞诗内涵规定的基础上，我认为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概念对边塞诗的研究最为有益，它可以指导人们对历代边塞诗歌进行综合梳理分析，从而从更高的角度来考察边塞诗的发展，认识边塞诗在唐代兴盛的必然性及其与唐代社会发展的关系。本文正是立足于边塞诗的这种含义来考察边塞诗与唐代社会的。

二、边塞诗在唐代兴盛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诗歌，表现边塞生活和边塞战争内容的，在《诗经》时代就已有了，但是却直到唐代才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从《诗经》时代开始，直到隋代，现存的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即已有两千余首。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到了盛唐，更是出现了边塞诗的空前繁荣，大批杰出的边塞诗人及高质量的诗作涌现，形成了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那么为什么边塞诗直到唐代才兴盛起来，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这可以从诗歌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自身因素

唐代边塞诗的兴盛是对以前的边塞题材诗歌创作经验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1）题材风格上的继承发展

边塞诗可上溯《诗经》，在《诗经》中，边塞题材就已出现并达到相当丰富的程度，广泛地反映了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影响。有反映边塞战争的，如《小雅•出车》；有描写征夫思妇、离情别恨的，如《卫风•伯兮》；有抒发同仇敌忾、保国戍边壮志的，如《秦风•无衣》；也有抒发人们的反战呼声的，如《唐风•鸨羽》。这些主题不断被后世继承，成为后来边塞诗的基本主题。

到屈原的《九歌•国殇》里，那种对战争场面的精彩描写中所蕴涵的深沉悲壮的感情气势对后世边塞诗悲壮美学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是一个空前繁荣、武功卓著的时期，特别是对西北匈奴的战争和对西域的开拓经营，产生了许多边塞题材的乐府诗歌，《十五从军征》、《战城南》还保有歌辞，而另外一些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后来都只剩下了题目而丢失了歌辞，成为后世边塞诗中常用的题目。

建安时崇尚梗概多气、刚健有力的审美风格，诗人们用乐府旧题抒发现实感怀，歌唱建功立业的抱负，对唐代边塞诗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边塞风物的描写，从而开拓了边塞诗的题材范围。曹操本人就创作了大量写边塞风物的诗。

两晋时期边塞诗创作渐见消沉，只是学步建安。但由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诗歌开始注重格律修饰、语言雕琢，多用对偶，离乐府民歌精神渐远。

南朝宋齐上承两晋，豪迈壮志的边塞之作仍显寂寞，只刘宋诗人鲍照成就突出，多用五言乐府，风格俊逸，对后世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都产生过影响。梁陈时边塞之作却又骤然复兴，受当时宫体诗影响，这时的诗多关注征夫思妇的细腻心理，边塞乐府与宫体乐府合流，促成了这个时代哀怨纤巧的风格特色。

北朝乐府民歌则更多淳朴自然，或表现北方边塞风物或表现战争军旅，出现了《敕勒歌》、《木兰诗》等脍炙人口的杰作。

隋代的杨素、薛道衡、虞世基等人的边塞诗作已显刚健豪迈，显露出诗风转变的讯息。

至初唐边塞诗时已表现出主题的继承性和表现的程式化，丰富的题材和主题的积累以及初唐诗人在对宫体诗的反抗中形成的健康的审美风格为唐边塞诗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艺术形式上的探索

近体诗即格律诗与歌行体经过漫长的发展终于在初唐定型，为唐边塞诗提供了适合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在继承并发展前人对艺术形式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资拓展的空间。

格律体是一种章句有“格”，声韵有“律”的诗体，句式上五、七言定格，修辞上讲究对仗，声韵上讲究平仄用韵，它萌芽于汉魏晋古诗，初创于齐梁“永明体”。自六朝开始沈约、庾信等大批诗人就开始自觉地探索诗歌的声韵格律等内部艺术规律，入唐之后，上官仪的声律探索及初唐四杰、“文章四友”的创作实践都为格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至沈佺期、宋之问，他们总结前人经验并加以发展，使律诗这种已趋成熟的诗歌形式完全确定下来，清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说“律诗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备。”这里主要指的是五言律诗的形成过程，七律和长律的产生和定型稍晚，到杜甫那里才成熟。而绝句在五言古体逐渐格律化的同时也逐渐由五、七言四行小诗格律化形成，并于沈、宋以后正式定型。这也就是说初唐诗坛上的格律诗主要是五言律诗和绝句，格律诗的其他形式都还未充分发展起来，而且初唐诗人的格律诗创作还处于摸索定型阶段，其创作水平也未尽如人意，格律诗的表现能力还未被充分发掘出来，具有极大的拓展空间。格律诗讲求对仗，适宜于表现气势和创造包孕万千的意境，因此到了盛唐，格律体形式与边塞内容的结合就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涌现出大批格律体边塞诗。如王昌龄就把七言绝句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创作了大量边塞题材的七绝，被称为“七绝圣手”。

古体诗在唐代的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产生了七言歌行，初唐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骆宾王的《帝京篇》可视为初创期的试作，在谋篇布局、开合转换，以及声韵节奏方面均为七言歌行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堪称初唐七古双璧，标志着六朝后期以来酝酿发展的歌行体至此已完全成熟，从而为盛唐歌行体的盛行开了先路。七言歌行常被归入七古之内，其实它是唐代出现的一个七古新品类。它的句式虽以七言为主，但却又既可整齐划一，也可兼用杂言句或散文句式，比七古自由得多，篇幅可长可短，伸缩铺排，不受拘限，既可整饬合律，亦可自由挥洒，气势纵横自如，适宜于表现自由奔放、傲岸不羁的激情。盛唐边塞诗人那建功边塞的昂扬激情及奇特的边塞风物对诗人的情感冲击都适合用这种歌行体来尽情挥洒。盛唐边塞诗中除七绝外，大多是歌行体，如高适的《燕歌行》，而岑参著作尤以七言歌行为盛，他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都是七言歌行体。七言歌行体是初唐诗人借用近体格律并揉入铺张扬厉的赋体文学的特点对六朝七古进行改造的结果，体制宏阔、音韵谐美而又气脉流动，正与大唐汪洋恣肆的时代风貌相适应。这种诗歌形式历经初唐的草创，在盛唐时期尤其是边塞诗中达到全盛。特定的社会条件

边塞诗在唐代的兴盛也必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与唐代特定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

首先边塞诗的兴盛与唐王朝边境战争的状况紧密相联，唐自建国起就一直边患不断，高祖时甚至一度陷入对东突厥称臣的境地，但自唐太宗开始，国力开始增强，对突厥、奚、吐蕃、吐谷浑等的侵犯也都予以坚决反击并取得胜利，此后，高宗、武后时期边患一直不停，玄宗即位后，重视武功，迅速夺回对三边的优势。总体看来，随着国力的逐渐强大，唐对外族侵略的抵抗日益有力，这极大地提高了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由于国势的逐渐强盛，四方依附，内地与边疆联系加强，各地人民交往广泛。回俊才在其《边塞诗的形成及其评价问题》中认为盛唐时期“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国力空前强大和统一，以长安为中心各民族（还有外国）商业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加强，这是边塞诗形成的根本原因。”可见民族交流的加强对边塞诗的巨大意义。这种民族之间交流不断又战争频繁的现实就是边塞诗形成的社会基础。

其次，唐代的知识分子身心都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产生了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大多热衷功名。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和尚武的时代精神。同时唐朝的用人制度除科举制之外，还有军功制，诗人在应科举之外，还可以“入幕”以博取功名，这都刺激了诗人出塞，而诗人们边塞生活的经历和体验为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直接促进了边塞诗的兴盛。

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种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学样式被选择而极度兴盛起来，最能显出唐代文学成就的就是唐诗，而作为唐诗坛的一朵奇葩的边塞诗又最能显出盛唐气象。对唐代边塞诗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唐代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的关系进行具体研究，对我们深入认识并正确评价边塞诗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193 [2]张天健．唐诗答客难．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510 [3]转引自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192 [4]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3 [5]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