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

第一篇：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

【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

杨晓霭·胡大浚

唐代边塞诗，是中国古代边塞文学中最为动人心弦的乐章，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枝独秀的奇卉异葩。它的繁荣及高度的艺术成就，既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跃等社会条件的激发，也基于前代军戎诗歌在题材领域、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经验积累；既是中华民族历经两汉大一统、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至隋唐再度统一而造就的民族心理历程的艺术映现，也是唐代文人士大夫尚武毅、重事功、追求千秋伟业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时代精神所酿就。由于它在盛唐空前绝后的成功，而被文学史家视为盛唐诗歌高潮的重要标志。

边塞诗是以题材划分的诗歌类别，又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它的艺术成就，与其所依托的地域文化不可分割。即使许多诗人未曾亲涉边地，但只要他系心边塞，吟咏塞上风物人事，总要以特定边塞区域为立足点。唐代边战频繁的地区，主要在三边──西北、朔方、东北，其中尤以西北为甚。一部《全唐诗》中，边塞诗约2000首，而其中1500首与大西北有关。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诗中反复歌唱的又多是这样一些地方：阳关、玉门、敦煌、酒泉、凉州、临洮、金城、秦州、祁连、河湟、皋兰、陇坂……它们犹如一串耀眼的明珠，连接起了自陇山到玉门、阳关东西长达1700公里的陇右山川。

唐分全国为十道。西北为陇右道，辖地极广。唐史所谓「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指的大抵都是陇右道之地；然其军政重心则在今甘肃省区域内。《新唐书·地理志》载：「陇右道……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其中除北庭、安西二都护府在今新疆东境，陇右节度驻地的鄯州位今甘青毗邻的乐都外，余下的著名州郡都分布在今甘肃境内。今人因此多以陇右或河陇泛指今甘肃省。这里，地域上与京都所在的关中接壤，唇齿相依，实为辅卫首都的肘腋。陈寅恪曾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故从太宗立国至盛唐玄宗之世，均以「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陇右实为唐王朝维护版图统一、稳定政局的要害之地。陇右的安危，对唐王朝的盛衰兴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唐代有作为的帝王莫不关注陇右。史载天宝元年十镇(统率全国边兵)兵员486900人，军马8万匹。陇右、河西两镇兵员14.8万，军马3万，均约占全国总数的1/3；若加上北庭、安西两镇，则为数尤多。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出陇右在唐代边防军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唐王朝以巨大的人力物力经营陇右，为文士远赴河陇提供了机会，也使更多的文人心驰神往于这方热土而竞相咏歌。据不完全统计，8世纪中叶河陇沦陷前，亲涉陇右有诗传世的知名者即达数十人，初盛唐边塞诗人的代表如骆宾王、陈子昂、王昌龄、王之涣、王维、高适、岑参，以至杜甫、李益、戎昱等等均在其中；不知名者，仅从诗人赠答送别之作考察，更难以数计。大批文士的远赴陇右，不但使描写西北边塞的诗歌数量大增，而且诗人们亲临其境的创作，较之仅凭热情和想象，借边塞题材寄寓某种理想、心态的「泛咏」之作(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作绝大多数如此)，尤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里面所隐藏着的真情」是依靠「人类的想象力永远也不能达到的」！这更应是唐代边塞诗之所以能一举跃上边塞文学艺术之颠的「秘密」所在。比如骆宾王，那「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报国壮歌，固然激动人心，而更加摄人心魂的还是他沿陇右、河西行军远赴西域的一系列记实之作：「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汉月明关陇，胡云聚塞垣。山川殊物候，风壤异凉温。戍古秋尘合，沙塞宿雾繁……乡梦随魂断，边声入听喧。」(《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将报国思乡之情融进西塞疆场写生式的图画里，读来更觉深挚真切，成为开盛唐边塞诗风气之先的作品。又如王维，以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不仅在诸多乐府诗里歌唱过「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豪侠少年；「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弃置」老将；抒发自己「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的壮志；歌颂唐军威镇西塞无可比拟的声势：「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而一旦踏上陇右边塞，更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直寻」之作，创造了诗歌艺术的辉煌。其他如王之焕「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玉门关听吹笛》)，王昌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从军行》七首其五)等等传诵千古的名篇，也都产生于西塞生活真实体验的基础上。正因如此，有较长西北军幕生活经历的岑参、高适，其作品达到边塞诗歌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必然的了。

将唐代边塞诗作总体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陇右边塞的局势，大抵规定着四唐边塞诗的主旋律。初盛唐西北国土的开拓与边战的胜利，使边塞诗高扬着理想的光芒；安史之乱后，陇右失陷，使志士扼腕，万姓怨愤，收复失地成为全民的呼声，也当然成了中唐边塞诗的第一主题。不仅陇籍诗人们魂牵梦绕，「只将诗思入凉州」，众多从未亲临西塞者，也莫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这片神圣的国土，或神往于「人烟扑地桑拓稠」(元稹《西凉伎》)、「无数铃声遥过碛」(张籍《凉州词》)的昔日繁荣；或感伤于「河陇侵将七千里」(白居易《西凉伎》)、「万里人家皆已没」(王建《凉州词》)的惨痛现实；或怒斥「连城边将但高会，无人解道取凉州」(张籍《凉州词》)、「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杜牧《河湟》)的颓靡世风。使边塞诗的题材进一步开拓，思想内容也得以深化。大中时，河湟收复，河西归唐，举国欢腾，诗人们激情洋溢的颂歌，在晚唐衰微的诗风中不啻为鼓舞人心的强音。这些又清楚地显示了陇右地区及其文化在唐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陇右地域辽阔，但大部分为高原山地、沙漠戈壁、沼泽冰川，地势高亢，地形复杂，干旱严寒，气候恶劣。关内人士初涉陇右，首先面对的是「陇山高共鸟行齐，瞰险盘空甚蹑梯」(许棠《过分水岭》)的千岭万壑；进入河西，历经的更是「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无边瀚海，几乎无一不经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巨大震撼。见惯江南秀色的岑参为之情绪亢奋，诗作生面顿开；陶醉于旖旎山水的王维，为之诗情激荡，绘出雄浑壮景；一心追逐功名的高适，为其感发，往往「登陟以寄傲」(《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序)；就连那「穷年忧黎元」的杜甫，一踏上陇土，西塞山川胜迹即成为他歌咏的主要题材。面对使侏儒也能变成巨人的「这样的天地」，诗人们放情高歌，骋足风流，从「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杜甫《秦州杂诗》四)的秦州，至「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的走廊西端，举凡「丝绸之路」今日甘肃境内这「黄金路段」的主要城镇军戍和通道，高山大河，茫茫戈壁，苍凉的古战场，以至镌刻着数千年中华古史的众多文化胜迹，都无一例外地融入边塞诗的画廊。仅以岑参而言，他从「平明发咸阳」而「暮到陇山头」，「经陇头分水」而「西过渭州见渭水」；宿临洮，达金城，至凉州；「过燕支山」、祁连城，「夜宿祁连戍」，「朝过酒泉郡」；经瓜州晋昌郡而达西塞门户敦煌城；不但西出阳关到达安西都护府，又曾出入玉门关，往返奔走于丝路北道至北庭都护之地，所历所感，均一一记在诗中。呜咽的陇头水，引发的是「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壮志；大漠风沙，激起的是「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的深情；边城军幕的壮景，更酿出「一生大笑能几回」、「醉争酒盏相喧呼」(《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玉门关盖将军歌》)的豪气！在西塞严峻的地理气候背景下，众多诗人敏锐地发掘着此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内蕴，形之歌咏，便在苍凉的底色中，透出极瑰奇的光彩与跃动的生命力。从「悬崖置屋牢」(杜甫《山寺》)的麦积山石窟，到「重开千佛刹，旁出四天宫」(佚名《莫高窟咏》)的敦煌千佛洞；由「势疑天鼓动，殷似地雷鸣」(佚名《白龙堆咏》)的鸣沙月泉奇景，到「万顷平田四畔沙」、「水沙依旧种桑麻」(佚名《敦煌》)的绿洲形胜，以至传说神异的鸟鼠山、崆峒山、回中、禹穴(今炳灵寺)、积石、三危、渥洼天马……这许许多多第一次出现在古典诗歌中的「陌生」画面，揭开了古代诗歌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些诗与岑参等描写「西域」的诗作一道，成为唐代边塞诗以至唐诗中最富奇情异彩的一部分，在「胡风」浸染的唐代社会里，广受欢迎，传诵吟唱，直至后代而不衰。林庚先生以为，如果「没有生活中无往不在的朝气，所谓边塞风光也早就被那荒凉单调的风沙所淹没」(《唐诗综论》)；反过来说，没有浩瀚大漠的感发，雄奇艰险山川的砥砺，时代所赋予的蓬勃朝气，同样不会表现得那样令人振奋。「边塞粗犷豪放的生活情调、壮丽新奇的异域风光更适宜于诗人的想象，并常常把他们的心灵提高到超越现实痛苦的纷纭扰攘之上」(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唐代边塞诗的成就，无疑得力于陇右「江山之助」。而其助力尤深者，还在于陇右多民族杂居所形成的人文精神。

陇右自古为羌戎之地，华夏边陲，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历经汉唐王朝的大力开发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这里更成了华夏文明与西域乃至西方文明交流融合最活跃的地区。西方把古代敦煌视为「通向中国的大门」，古代中原人士则把越陇坂至陇右看作离乡去国步入边塞的开始，一旦出了玉门关便完全置身「异域」了。这完全不能从政治学的意义上作解释，却恰恰可以窥见这个地区在文化地理上作为中原汉文化与西域文化过渡地带的鲜明特色。美国学者谢弗曾对唐代陇右「首府」凉州作过这样的描绘：「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唐代的外来文明》)作为一个「典型」，我们正好借用它来概括说明多民族混融的陇右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开放特质。而这些，又正好在边塞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陇山东麓的泾、原诸州(今甘肃泾川、平凉一带)为关中通河陇的交通要道，王昌龄等至此，所见「西临有边邑，北走尽亭戍」(王昌龄《山行入泾州》)、「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朱庆余《自萧关望临洮》)，便感慨于「居人只尚武」(喻凫《晚次临泾》)、「所嗟异风俗」(王昌龄《山行入泾州》)。杜甫安史乱中寓居秦州，目睹「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杜甫《秦州杂诗》)的民风民情，不禁为西塞的安危而深忧。秦、原以西，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文化形态也发生着从农耕为主向农牧兼重的过渡，社会结构中少数民族居民比重愈大，「胡风」「胡俗」亦越见浓郁。王维《凉州郊外游望》、《观凉州赛神》，对「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和「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热烈场面的描摹，让我们对此地农牧骑射民情有更直观的了解。元稹《西凉伎》里那「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歌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缭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的画面，尤能传达出胡汉文化融汇的斑斓氛围。「胡腾本是凉州儿」，西域乐舞的扎根凉州并进而风靡天下，与陇右边塞诗歌的成就、影响，恰恰是同一文化底蕴的产物。生性好奇的岑参，对此最敏于感受，作了最生动、多侧面的记述：

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军中宰肥牛，堂上罗羽觞。红泪金烛盘，娇歌艳新妆。

(《武威送刘单判官》)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巨罗。

(《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

(《玉门关盖将军歌》)

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

(《敦煌太守后庭歌》)

室内瑰异的装饰，美人秾丽的服饰，热烈奔放的舞蹈，少数民族组成的歌队，宴席上异奇的器皿，内地所无的种种美味山珍──交河的葡萄佳酿未饮已醉人，西北高原的牦牛整个儿烤得香喷喷，大戈壁里的野骆驼烹成别具风味的驼酥驼羹……这一切融汇成浓烈、粗犷的塞上情调，真切生动地展现着陇右西疆的社会面貌和生活风尚。它在中华文化的图卷上增添了别具异彩的画幅，足以使一切史传的记载相形失色！这又何尝不是陇右多民族色彩的地域文化在边塞诗中构建的独特审美境界！

第二篇：唐代诗人王之涣边塞诗

唐代诗人王之涣边塞诗

《唐才子传》说王之涣

为蓟门人，或因他年时少有侠气、从五陵年少游、击剑悲歌的性格而臆猜，靳能墓志铭记载，下面是小编帮大家整理的唐代诗人王之涣边塞诗，希望大家喜欢。

王之涣的边塞诗有

1、《凉州词·其一》

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

2、《凉州词·其二》

单于北望拂云堆，杀马登坛祭几回。

汉家天子今神武，不肯和亲归去来。

3、《横吹曲辞·出塞》

黄砂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

羌笛何须怨杨柳，春光不度玉门关。

王之涣介绍

王之涣（688年—742年），是盛唐时期的著名诗人，字季凌，汉族，绛州（今山西新绛县）人。豪放不羁，常击剑悲歌，其诗多被当时乐工制曲歌唱。名动一时，他常与高适、王昌龄等相唱和，以善于描写边塞风光著称。其代表作有《登鹳雀楼

》、《凉州词》等。其诗“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家喻户晓

1历史评价

1、沈括曰：“河中府鹳雀楼两层，前瞻中条，下瞰大河，唐人留诗者甚多，唯李益、王之涣、畅当三篇，能状其景。”

2、现与岑参，高适，王昌龄一同被世人称为我国唐代著名的“四大边塞诗/ 5 人”。

2后世纪念

1、从洛阳千唐志斋博物馆获悉，该馆先后征集到王之涣的堂弟王之咸及王之咸第五子王绾的墓志，据该馆有关负责人称，截至目前，洛阳曾经出土过王德表及其夫人、王洛客、王之咸、王绾、王之涣等王氏家族的九方墓志，足以说明唐代著名诗人王之涣家族的墓地就在洛阳。

2、王之咸的墓志记载，他的祖父名叫王德表，曾做过瀛州文安县令；父亲名叫王景，曾做过登州和莱州刺史等官职；王之咸曾做过长安县尉等职，后因故被贬为淄川郡司士。唐天宝十年（公元751年）四月十二日，五十七岁的王之咸因病死于淄川官舍。天宝十二年十月十七日，他和夫人李氏被合葬于洛阳北邙山。

3、王绾墓志记载，王绾一生曾做过十个官职，最后被授予左赞善大夫之职。公元七九三年，王绾死于京城长安。王绾的二哥当时在江南任御史中丞，听到消息后，让儿子赶到长安，护送王绾灵柩回洛阳，并于第二年四月七日葬于北邙山祖茔。

4、据千唐志斋博物馆研究员赵跟喜介绍，志文记载，王之涣家族原籍山西太原，死后最早葬在洛阳的为王之涣的祖父王德表。王德表晚年住在洛阳，共有五个儿子，其中一子名字不详，另外四子分别叫王昱、王洛客、王景和王昌，死后也都葬在洛阳。王之涣为王昱的儿子。千唐志斋博物馆共收藏有王氏家族七方墓志，王洛客的墓志现藏香港中文大学文物馆；王之涣的墓志出土于上世纪三十年代，现藏南京博物院。/ 5 / 5 / 5 / 5

第三篇：唐代边塞诗介绍及鉴赏精选

唐代边塞诗介绍及鉴赏精选

唐代边塞诗介绍及鉴赏精选

边塞诗是以边疆地区军民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的诗。一般认为，边塞诗初步发展于汉魏六朝时代，隋代开始兴盛，唐即进入发展的黄金时代。据统计，唐以前的边塞诗，现存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就达两千余首。

边塞诗是唐代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唐诗当中思想性最深刻，想象力最丰富，艺术性最强的一部分。以边塞军旅生活为主要内容，或描写奇异的塞外风光，或反映戍边的艰辛的诗作称之为边塞诗。这类诗的思想内容极其丰富：可以抒发渴望建功立业、报效国家的豪情；可以状写戍边将士的乡愁、家中思妇的离恨；可以表现塞外戍边生活的单调艰辛、连年征战的残酷；可以宣泄对黩武开边的不满、对将军贪功启衅的怨情；可以惊叹描摹边地绝域的奇异风光和民风民俗。而诗中流露的也可能是矛盾的复杂的情感：慷慨从军与久戍思乡的无奈；卫国激情与艰苦生活的冲突；献身为国与痛恨庸将无能的悲慨。

边塞诗的意象:烽火、狼烟、马、宝剑、铠甲、孤城、羌笛、雁、鹰等。盛唐是边塞诗创作的鼎盛时期，涌现了著名的边塞诗派，代表诗人有高适、岑参、王昌龄、李颀、王维，高之《燕歌行》、岑之《白雪歌》、《走马川行》等七言 长篇歌行代表了盛唐边塞诗的美学风格，即：雄浑、磅礴、豪放、浪漫、悲壮、瑰丽。除此之外，盛唐大诗人李白、杜甫都写过边塞诗，这些边塞诗成为他们的代表作的一部分。如：李白的《关山月》、《塞下曲》六首、《战城南》、《北风行》„„，杜甫的《兵车行》、《前出塞九首》、《后出塞六首》等。另外一些诗人也有边塞诗的名篇传世，如王昌龄有《出塞》、《从军行》，王之涣有《出塞》，王翰有《凉州词》。盛唐诗成为边塞诗创作的顶点。此后中晚唐并没有出现边塞诗的大家，但题材有所扩展。

凉州词

【唐】王翰

葡萄美酒夜光杯，欲饮琵琶马上催。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

诗人以饱蘸激情的笔触，用铿锵激越的音调，奇丽耀眼的词语，定下这开篇的第一句—“葡萄美酒夜光杯”，犹如突然间拉开帷幕，在人们的眼前展现出五光十色、琳琅满目、酒香四溢的盛大筵席。这景象使人惊喜，使人兴奋，为全诗的抒情创造了气氛，定下了基调。第二句开头的“欲饮”二字，渲染出这美酒佳肴盛宴的不凡的诱人魅力，表现出将士们那种豪爽开朗的性格。正在大家“欲饮”未得之时，乐队奏起了琵琶，酒宴开始了，那急促欢快的旋律，像是在催促将士们举杯痛饮，使已经热烈的气氛顿时沸腾起来。这句诗改变

了七字句习用的音节，采取上二下五的句法，更增强了它的感染力。这里的“催字”，有人说是催出发，和下文似乎难以贯通。有人解释为：催尽管催，饮还是照饮。这也不切合将士们豪放俊爽的精神状态。“马上”二字，往往又使人联想到“出发”，其实在西域胡人中，琵琶本来就是骑在马上弹奏的。“琵琶马上催”，是着意渲染一种欢快宴饮的场面。

诗的三、四句是写筵席上的畅饮和劝酒。过去曾有人认为这两句“作旷达语，倍觉悲痛”。还有人说：“故作豪饮之词，然悲感已极”。话虽不同，但都离不开一个“悲”字。后来更有用低沉、悲凉、感伤、反战等等词语来概括这首诗的思想感情的，依据也是三四两句，特别是末句。“古来征战几人回”，是一种夸张的说法。清代施补华说这两句诗：“作悲伤语读便浅，作谐谑语读便妙，在学人领悟。”（《岘佣说诗》）这话对读者颇有启发。“作悲伤语读便浅”，是因为它不是在宣扬战争的可怕，也不是表现对戎马生涯的厌恶，更不是对生命不保的哀叹。再回过头去看看那欢宴的场面：耳听着阵阵欢快、激越的琵琶声，将士们真是兴致飞扬，你斟我酌，一阵痛饮之后，便醉意微微了。也许有人想放杯了吧，这时座中便有人高叫：“怕什么，醉就醉吧，就是醉卧沙场，也请诸位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我们不是早将生死置之度外了吗？”可见这三、四两句正是席间的劝酒之词，而并不是什么悲伤之情，它虽有几分“谐谑”，却也为尽情酣醉寻得了最具有环境和性格特征的“理由”。“醉卧沙场”，表现出来的不仅是豪放、开朗、兴奋的感情，而且还有着视死如归的勇气，这和豪华的筵席所显示的热烈气氛是一致的。这是一个欢乐的盛宴，那场面和意境决不是一两个人在那儿浅斟低酌，借酒浇愁。它那明快的语言、跳动跌宕的节奏所反映出来的情绪是奔放的，狂热的；它给人的是一种激动和向往的艺术魅力，这正是盛唐边塞诗的特色。千百年来，这首诗一直为人们所传诵。

从军行

【唐】杨炯

烽火照西京，心中自不平。牙璋辞凤阙，铁骑绕龙城。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

这首诗借用乐府旧题“从军行”，描写一个读书士子从军边塞、参加战斗的全过程。仅仅四十个字，既揭示出人物的心理活动，又渲染了环境气氛，笔力极其雄劲。

前两句写边报传来，激起了志士的爱国热情。诗人并不直接说明军情紧急，却说“烽火照西京”，通过“烽火”这一形象化的景物，把军情的紧急表现出来了。一个“照”字渲染了紧张气氛。“心中自不

平”，是由烽火而引起的，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他不愿再把青春年华消磨在笔砚之间。一个“自”字，表现了书生那种由衷的爱国激情，写出了人物的精神境界。首二句交待了整个事件展开的背景。第三句“牙璋辞凤阙”，描写军队辞京出师的情景。“牙璋”是皇帝调兵的符信，分凹凸两块，分别掌握在皇帝和主将手中。“凤阙”是皇宫的代称。这里，诗人用“牙璋”、“凤阙”两词，显得典雅、稳重，既说明出征将士怀有崇高的使命，又显示出师场面的隆重和庄严。第四句“铁骑绕龙城”，显然唐军已经神速地到达前线，并把敌方城堡包围得水泄不通。“铁骑”、“龙城”相对，渲染出龙争虎斗的战争气氛。一个“绕”字，又形象地写出了唐军包围敌人的军事态势。五六两句开始写战斗，诗人却没有从正面着笔，而是通过景物描写进行烘托。“雪暗凋旗画，风多杂鼓声”，前句从人的视觉出发：大雪弥漫，遮天蔽日，使军旗上的彩画都显得黯然失色；后句从人的听觉出发：狂风呼啸，与雄壮的进军鼓声交织在一起。两句诗，有声有色，各臻其妙。诗人别具机抒，以象征军队的“旗”和“鼓”，表现出征将士冒雪同敌人搏斗的坚强无畏精神和在战鼓声激励下奋勇杀敌的悲壮激烈场面。诗的最后两句：“宁为百夫长，胜作一书生。”直接抒发从戎书生保边卫国的壮志豪情。艰苦激烈的战斗，更增添了他对这种不平凡的生活的热爱，宁愿做个下级军官驰骋沙场，为保卫边疆而战，也不愿作置身书斋的书生。表达了诗人忠贞的报国之心。

这首短诗，写出书生投笔从戎，出塞参战的全过程。能把如此丰富的内容，浓缩在有限的篇幅里，可见诗人的艺术功力。首先诗人抓住整个过程中最有代表性的片断，作了形象概括的描写，至于书生是怎样投笔从戎的，他又是怎样告别父老妻室的，一路上行军的情况怎样，„„诗人一概略去不写其次，诗采取了跳跃式的结构，从一个典型场景跳到另一个典型场景，跳跃式地发展前进。如第三句刚写了辞京，第四句就已经包围了敌人，接着又展示了激烈战斗的场面。然而这种跳跃是十分自然的，每一个跨度之间又给人留下了丰富的想象余地。同时，这种跳跃式的结构，使诗歌具有明快的节奏，如山崖上飞流惊湍，给人一种一气直下、一往无前的气势，有力地突现出书生强烈的爱国激情和唐军将士气壮山河的精神面貌。

初唐四杰很不满当时纤丽绮靡的诗风，他们曾在诗歌的内容和形式上作过颇有成效的开拓和创新，杨炯此诗的风格就很雄浑刚健，慷慨激昂。尤其是这样一首描写金鼓杀伐之事的诗篇

，却用具有严格规矩的律诗形式来写，很不简单。律诗一般只要求中间两联对仗，这首诗除第一联外，三联皆对。不仅句与句对，而且同一句中也对，如“牙璋”对“凤阙”，“铁骑”对“龙城”。整齐的对仗，使诗更有节奏和气势，这在诗风绮靡的初唐诗坛上是很难能可贵的。是唐诗的亮点。

从军行（其八）【唐】王昌龄

百战沙场碎铁衣，城南已合数重围。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

这首诗以短短四句，刻画了一位无比英勇的将军形象。首句写将军过去的戎马生涯。伴随他出征的铁甲都已碎了，留下了累累的刀瘢箭痕，以见他征战时间之长和所经历的战斗之严酷。这句虽是从铁衣着笔，却等于从总的方面对诗中的主人公作了最简要的交待。有了这一句作垫，紧接着写他面临一场新的严酷考验──“城南已合数重围”。战争在塞外进行，城南是退路。但连城南也被敌人设下了重围，全军已陷入可能彻底覆没的绝境。写被围虽只此一句，但却如千钧一发，使人为之悬心吊胆。

“突营射杀呼延将，独领残兵千骑归。”呼延，是匈奴四姓贵族之一，这里指敌军的一员悍将。我方这位身经百战的英雄，正是选中他作为目标，在突营闯阵的时候，首先将他射杀，使敌军陷于慌乱，乘机杀开重围，独领残兵，夺路而出。

诗所要表现的是一位勇武过人的英雄，而所写的战争从全局上看，是一场败仗。但虽败却并不令人丧气，而是败中见出了豪气。“独领残兵千骑归”，“独”字几乎有千斤之力，压倒了敌方的千军万马，给人以顶天立地之感。诗没有对这位将军进行肖像描写，但通过紧张的战斗场景，把英雄的精神与气概表现得异常鲜明而突出，给人留下难忘的印象。将这场惊心动魄的突围战和首句“百战沙场碎铁衣”相对照，让人想到这不过是他“百战沙场”中的一仗。这样，就把刚才这一场突围战，以及英雄的整个战斗历程，渲染得格外威武壮烈，完全传奇化了。诗让人不觉得出现在眼前的是一批残兵败将，而让人感到这些血泊中拚杀出来的英雄凛然可敬。象这样在一首小诗里敢于去写严酷的斗争，甚至敢于去写败仗，而又从败仗中显出豪气，给人以鼓舞，如果不具备象盛唐诗人那种精神气概是写不出的。

从军行（其二）【唐】王昌龄

琵琶起舞换新声，总是关山旧别情。撩乱边愁听不尽，高高秋月照长城。

此诗截取了边塞军旅生活的一个片断，通过写军中宴乐表现征戍者深沉、复杂的感情。

“琵琶起舞换新声”。随舞蹈的变换，琵琶又?翻出新的曲调，诗境就在一片乐声中展开。琵琶是富于边

地风味的乐器，而军中置酒作乐，常常少不了“胡琴琵琶与羌笛。”这些器乐，对征戍者来说，带着异域情调，容易唤起强烈感触。既然是“换新声”，总能给人以一些新的情趣、新的感受吧？

“总是关山旧别情”。边地音乐主要内容，可以一言以蔽之，“旧别情”而已。因为艺术反映实际生活，征戍者谁个不是离乡背井乃至别妇抛雏？“别情”实在是最普遍、最深厚的感情和创作素材。所以，琵琶尽可换新曲调，却换不了歌词包含的情感内容。《乐府古题要解》云：“《关山月》，伤离也。”句中“关山”在字面的意义外，双关《关山月》曲调，含意更深。

此句的“旧”对应上句的“新”，成为诗意的一次波折，造成抗坠扬抑的音情，特别是以“总是”作有力转接，效果尤显。次句既然强调别情之“旧”，那么，这乐曲是否太乏味呢？不，“撩乱边愁听不尽”，那曲调无论什么时候，总能扰得人心烦乱不宁。所以那奏不完、“听不尽”的曲调，实叫人又怕听，又爱听，永远动情。这是诗中又一次波折，又一次音情的抑扬。“听不尽”三字，是怨？是叹？是赞？意味深长。作“奏不完”解，自然是偏于怨叹。然作“听不够”讲，则又含有赞美了。所以这句提到的“边愁”既是久戍思归的苦情，又未尝没有更多的意味。当时北方边患未除，尚不能尽息甲兵，言念及此，征戍者也会心不宁意不平的。前人多只看到它“意调酸楚”的一面，未必十分全面。

诗前三句均就乐声抒情，说到“边愁”用了“听不尽”三字，那末结句如何以有限的七字尽此“不尽”就最见功力。诗人这里轻轻宕开一笔，以景结情。仿佛在军中置酒饮乐的场面之后，忽然出现一个月照长城的莽莽苍苍的景象：古老雄伟的长城绵亘起伏，秋月高照，景象壮阔而悲凉。对此，你会生出什么感想？是无限的乡愁？是立功边塞的雄心和对于现实的忧怨？也许，还应加上对于祖国山川风物的深沉的爱，等等。

读者也许会感到，在前三句中的感情细流一波三折地发展（换新声——旧别情——听不尽）后，到此却汇成一汪深沉的湖水，荡漾回旋。“高高秋月照长城”，这里离情入景，使诗情得到升华。正因为情不可尽，诗人“以不尽尽之”，“思入微茫，似脱实粘”，才使人感到那样丰富深刻的思想感情，征戍者的内心世界表达得入木三分。此诗之臻于七绝上乘之境，除了音情曲折外，这绝处生姿的一笔也是不容轻忽的。

从军行（其一）【唐】王昌龄

烽火城西百尺楼，黄昏独坐海风秋。更吹羌笛关山月，无那金闺万里愁。

这一首，刻画了边疆

戍卒怀乡思亲的深挚感情。

这首诗，笔法简洁而富蕴意，写法上很有特色。诗人巧妙地处理了叙事与抒情的关系。前三句叙事，描写环境，采用了层层深入、反复渲染的手法，创造气氛，为第四句抒情作铺垫，突出了抒情句的地位，使抒情句显得格外警拔有力。“烽火城西”，一下子就点明了这是在青海烽火城西的瞭望台上。荒寂的原野，四顾苍茫，只有这座百尺高楼，这种环境很容易引起人的寂寞之感。时令正值秋季，凉气侵人，正是游子思亲、思妇念远的季节。时间又逢黄昏，“鸡栖于埘，日之夕矣，羊牛下来。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诗经?王风?君子于役》）这样的时间常常触发人们思念于役在外的亲人。而此时此刻，久戍不归的征人恰恰“独坐”在孤零零的戍楼上。天地悠悠，牢落无偶，思亲之情正随着青海湖方向吹来的阵阵秋风任意翻腾。上面所描写的，都是通过视觉所看到的环境，没有声音，还缺乏立体感。接着诗人写道：“更吹羌笛关山月”。在寂寥的环境中，传来了阵阵呜呜咽咽的笛声，就象亲人在呼唤，又象是游子的叹息。这缕缕笛声，恰似一根导火线，使边塞征人积郁在心中的思亲感情，再也控制不住，终于来了个大爆发，引出了诗的最后一句。这一缕笛声，对于“独坐”在孤楼之上的闻笛人来说是景，但这景又饱含着吹笛人所抒发的情，使环境更具体、内容更丰富了。诗人用这亦情亦景的句子，不露痕迹，完成了由景入情的转折过渡，

第四篇：唐代边塞诗综论

唐代边塞诗综论

【摘要】：唐代的边塞艺术不仅限于诗歌，在美术、音乐领域都掀起了边塞题材的热潮。我国美术反映边塞题材最典型的角度不是战场和塞外生活，而是通过描绘外国(族)使者入朝来贡或和亲来反映的。这反映了华夏民族热爱和平的品性；另外，鞍马题材也间接的与国家的边塞力量相关。历代美术对边塞内容的关注几乎与边塞诗的发展相始终，迄唐为止历代画家多武职的身份也促使他们更多的关注边塞题材。南北方文化对唐边塞诗歌的影响同样深远。六朝的排偶、用典等形式特色在唐边塞诗中被广泛的继承，排偶对于军旅诗有特别的表现力；崔颢诗歌人物形象轻捷俊逸，有鲜明的江左特色；陈子昂、李白受到热烈自由的蜀风影响；岑参的边塞诗中有奇异浪漫的楚地神话影响。北方尚武风习是唐代边塞诗推向高潮的基础。关中的雄伟风格与历史意识造就了王昌龄；西北少数民族乐舞的音乐旋律前轻后重，这影响到岑参在北庭所作歌行对句尾用字的强调；北朝贞刚，燕赵慷慨，英雄气多、儿女情少的特色影响了高适、卢纶、李益的诗作。瀚海一地名多义起于盛唐，起因则与回纥族一度短暂迁徙甘凉间有关。原指贝加尔湖的瀚海，至盛唐后同时具有三种含义：贝加尔湖、天池、沙漠。元代又称杭爱山为瀚海，是当地居民沿用唐瀚海都督府所在地以名山。游侠是边塞诗的重要主题。侠的思想主要源自墨家。唐代游侠诗以游宴享乐、报仇报恩、报国立功为主要内容，在艺术上以北朝乐府的尚武尚力与南朝乐府的华美相交融，特别强化英雄个人形象的力

量，并以其光明磊落的风格有别于各朝的侠客文学。唐代边塞诗作者涵盖各层面，下至平民隐士，上至帝王将相。帝王边塞诗多述凯旋，偏爱五言形式。在朝显宦除多奉制之作外，还有不少奋发昂扬、歌颂祖国统一的佳作，在野或位卑名高的文人如杨炯、李白、杜甫、王昌龄等多述志或忧时之作；有入边幕经历者如陈子昂、王维、高适、岑参、卢纶、李益，以其丰富的生活体验创造出大批角度多样的优秀诗篇。在众多赴边寻求进身的幕僚诗人当中，高适以其胆识魄力脱颖而出，最终实现政治理想而成为诗人之达者。【关键词】：边塞艺术南北方文化瀚海游侠凯旋主题高适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I207.22 【目录】：摘要6-7Abstract7-9第一章引论9-14第一节边塞诗的定位10-11第二节边塞诗的研究历史及现状11-14第二章南北方文化的交响14-33第一节南方文化与唐代边塞诗14-24第二节北方文化与唐代边塞诗24-33第三章唐代边塞艺术33-46第一节欢快奔放的边塞乐舞33-40第二节美术中的边塞题材----职贡图与鞍马画40-46第四章瀚海考46-54第一节西汉至初唐:贝加尔湖46-48第二节盛唐:天池48-50第三节盛唐以后:沙漠、湖泊二义并行50-52第四节元朝:杭爱山新义的来由52-54第五章边塞诗中的游侠主题54-64第一节侠的起源与思想基础54-56第二节边塞诗人的任侠热56-57第三节游侠诗的主题内

容57-60第四节游侠诗的艺术特色60-64第六章帝王边塞诗64-71第一节帝王凯旋诗的由来64-66第二节唐太宗:悲壮与信心的交融66-68第三节唐玄宗:默武表面下的深思68-71第七章文人边塞诗71-87第一节高官重臣的颂世边塞诗71-76第二节中下层文人边塞诗:伤时与述志76-87第八章军中边塞诗87-103第一节文人从军热潮的涌起87-89第二节军中诗作89-97第三节因幕府晚达的高适与李益97-103第九章结语103-104附录:初盛唐诗人边塞诗题录104-133参考文献133-136后记136-137

本论文购买请联系页眉网站。

第五篇：唐代边塞诗兴盛原因探析

唐代边塞诗兴盛原因探析

泱泱大唐是一个诗的国度，特别是盛唐时期描写边塞生活，雄浑奔放、慷慨悲壮的边塞诗与描写山水田园，清新自然、明朗恬静的山水田园诗争奇斗妍，并立诗坛，成为中国诗歌史上的一个独特景观，令后人追慕。这两个诗歌流派并非是当时诗人自觉聚合形成的，都是后人根据它们的不同题材和风格而给以划分并命名的。其中的“边塞诗”和“边塞诗派”这两个概念至晚也要起于二十年代，如胡云翼在1927年出版的《唐代的战争文学》一书中就说：“在唐代诗人中有‘边塞’一派，他们描写大都以《出塞曲》为主题，他们作品的风格也就形成了一种悲壮的倾向，无论是主战与非战的文学，这些‘边塞派’的诗人，便是战争文学。”在这两个概念漫长的形成过程中充满了对它的具体内涵的争议，即它的时空、题材、风格都要怎样限定，这关系到对边塞诗的深入认识与研究。要更好地认识边塞诗，我们必须首先解决“边塞诗”的内涵限定问题，对“边塞诗”内涵历来存在的一些争议进行具体分析。

一、边塞诗含义

我们如果对前人关于边塞诗的研究成果加以分析的话，可以发现边塞诗的内涵确定主要有以下几种：题材意义的边塞诗、地域意义的边塞诗、史的意义的边塞诗，其中史的意义的边塞诗又可分为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和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

题材意义的边塞诗，即把所有边塞题材的、直接或间接涉及边塞的诗歌都称为边塞诗。不管是反映战争、民族交往，还是描写塞上民情风物，亦或是抒发报国壮志、怀古幽思，只要与边塞生活有关，统统可列入边塞诗之列。这是一个非常广义的边塞诗概念。

地域意义的边塞诗，这是从诗歌描写地域的角度来规定边塞诗的内涵的，认为所写内容应象某些论者所说的那样，“地理方位应限制在边塞，即沿长城一线，向西北延伸到安西四镇”[1]，这样就把边塞诗规定在了狭小的地域范围内，显得凝固而僵化。“边塞”是一个活的随着历史发展而内涵不断变化的概念，当它不与具体的时代相联系时就是一个抽象的概念，而不应具体化为某一局部的一小部分。

史的意义的边塞诗是在注意到了它们拥有共同的题材之外，注重把边塞诗作为一个独特的事物来考察它的历史发展过程。这种定义又可分为两种，即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和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而历来对边塞诗内涵的争议也主要是围绕这两者而展开的。

断代史意义的边塞诗是将边塞诗内涵规定在有唐一代，认为边塞诗这个概念应具有一种史的规定性，有一个特定的历史范围限定，“乃是指产生于唐初，极盛于开、天年间，流响于唐晚末的反映边塞的作品。”[2]甚至还有人认为要“只以盛唐为界，中晚不涉及，更不能上溯汉魏，下流宋元。”[3]这种传统观点看到了边塞诗与唐代社会的特殊而密不可分的联系，但仍显不够完善。

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是将边塞诗放在整个中国诗歌发展史上进行综合考察，以梳理它的源流及发展脉络。认为它可上溯《诗经》，历经汉魏六朝以至隋、初唐的草创、模拟，至盛唐而蔚为大观，其后则是流响。有一个萌芽产生、发展成熟和逐步衰落的过程，而不只是一个共同题材的简单聚合。今人多持这一观点。

在综合考察以上几种边塞诗内涵规定的基础上，我认为发展史意义的边塞诗概念对边塞诗的研究最为有益，它可以指导人们对历代边塞诗歌进行综合梳理分析，从而从更高的角度来考察边塞诗的发展，认识边塞诗在唐代兴盛的必然性及其与唐代社会发展的关系。本文正是立足于边塞诗的这种含义来考察边塞诗与唐代社会的。

二、边塞诗在唐代兴盛的原因

中国古代的诗歌，表现边塞生活和边塞战争内容的，在《诗经》时代就已有了，但是却直到唐代才迅速发展起来。据统计，从《诗经》时代开始，直到隋代，现存的边塞诗不到二百首，而《全唐诗》中所收的边塞诗即已有两千余首。初唐四杰和陈子昂的作品中已有相当数量的边塞诗，到了盛唐，更是出现了边塞诗的空前繁荣，大批杰出的边塞诗人及高质量的诗作涌现，形成了以高、岑为代表的边塞诗派。那么为什么边塞诗直到唐代才兴盛起来，是什么原因促成的呢？这可以从诗歌自身的发展和社会历史条件两个方面来进行考察。自身因素

唐代边塞诗的兴盛是对以前的边塞题材诗歌创作经验的继承和发展的结果。

（1）题材风格上的继承发展

边塞诗可上溯《诗经》，在《诗经》中，边塞题材就已出现并达到相当丰富的程度，广泛地反映了战争所带来的各种社会影响。有反映边塞战争的，如《小雅•出车》；有描写征夫思妇、离情别恨的，如《卫风•伯兮》；有抒发同仇敌忾、保国戍边壮志的，如《秦风•无衣》；也有抒发人们的反战呼声的，如《唐风•鸨羽》。这些主题不断被后世继承，成为后来边塞诗的基本主题。

到屈原的《九歌•国殇》里，那种对战争场面的精彩描写中所蕴涵的深沉悲壮的感情气势对后世边塞诗悲壮美学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两汉是一个空前繁荣、武功卓著的时期，特别是对西北匈奴的战争和对西域的开拓经营，产生了许多边塞题材的乐府诗歌，《十五从军征》、《战城南》还保有歌辞，而另外一些如《陇头水》、《出塞》、《入塞》、《关山月》等后来都只剩下了题目而丢失了歌辞，成为后世边塞诗中常用的题目。

建安时崇尚梗概多气、刚健有力的审美风格，诗人们用乐府旧题抒发现实感怀，歌唱建功立业的抱负，对唐代边塞诗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这一时期开始了对边塞风物的描写，从而开拓了边塞诗的题材范围。曹操本人就创作了大量写边塞风物的诗。

两晋时期边塞诗创作渐见消沉，只是学步建安。但由于受时代风气的影响，诗歌开始注重格律修饰、语言雕琢，多用对偶，离乐府民歌精神渐远。

南朝宋齐上承两晋，豪迈壮志的边塞之作仍显寂寞，只刘宋诗人鲍照成就突出，多用五言乐府，风格俊逸，对后世李白、杜甫、高适、岑参等都产生过影响。梁陈时边塞之作却又骤然复兴，受当时宫体诗影响，这时的诗多关注征夫思妇的细腻心理，边塞乐府与宫体乐府合流，促成了这个时代哀怨纤巧的风格特色。

北朝乐府民歌则更多淳朴自然，或表现北方边塞风物或表现战争军旅，出现了《敕勒歌》、《木兰诗》等脍炙人口的杰作。

隋代的杨素、薛道衡、虞世基等人的边塞诗作已显刚健豪迈，显露出诗风转变的讯息。

至初唐边塞诗时已表现出主题的继承性和表现的程式化，丰富的题材和主题的积累以及初唐诗人在对宫体诗的反抗中形成的健康的审美风格为唐边塞诗的兴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2）艺术形式上的探索

近体诗即格律诗与歌行体经过漫长的发展终于在初唐定型，为唐边塞诗提供了适合的表现形式。它们都是在继承并发展前人对艺术形式的探索经验的基础上而形成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可资拓展的空间。

格律体是一种章句有“格”，声韵有“律”的诗体，句式上五、七言定格，修辞上讲究对仗，声韵上讲究平仄用韵，它萌芽于汉魏晋古诗，初创于齐梁“永明体”。自六朝开始沈约、庾信等大批诗人就开始自觉地探索诗歌的声韵格律等内部艺术规律，入唐之后，上官仪的声律探索及初唐四杰、“文章四友”的创作实践都为格律诗的发展做出了贡献，至沈佺期、宋之问，他们总结前人经验并加以发展，使律诗这种已趋成熟的诗歌形式完全确定下来，清钱良择在《唐音审体》中说“律诗始于初唐，至沈、宋而其格始备。”这里主要指的是五言律诗的形成过程，七律和长律的产生和定型稍晚，到杜甫那里才成熟。而绝句在五言古体逐渐格律化的同时也逐渐由五、七言四行小诗格律化形成，并于沈、宋以后正式定型。这也就是说初唐诗坛上的格律诗主要是五言律诗和绝句，格律诗的其他形式都还未充分发展起来，而且初唐诗人的格律诗创作还处于摸索定型阶段，其创作水平也未尽如人意，格律诗的表现能力还未被充分发掘出来，具有极大的拓展空间。格律诗讲求对仗，适宜于表现气势和创造包孕万千的意境，因此到了盛唐，格律体形式与边塞内容的结合就创造了独特的艺术魅力，涌现出大批格律体边塞诗。如王昌龄就把七言绝句的艺术表现力发挥到了极致，创作了大量边塞题材的七绝，被称为“七绝圣手”。

古体诗在唐代的发展最突出的成就是产生了七言歌行，初唐卢照邻的《长安古意》与骆宾王的《帝京篇》可视为初创期的试作，在谋篇布局、开合转换，以及声韵节奏方面均为七言歌行的创作提供了宝贵经验，堪称初唐七古双璧，标志着六朝后期以来酝酿发展的歌行体至此已完全成熟，从而为盛唐歌行体的盛行开了先路。七言歌行常被归入七古之内，其实它是唐代出现的一个七古新品类。它的句式虽以七言为主，但却又既可整齐划一，也可兼用杂言句或散文句式，比七古自由得多，篇幅可长可短，伸缩铺排，不受拘限，既可整饬合律，亦可自由挥洒，气势纵横自如，适宜于表现自由奔放、傲岸不羁的激情。盛唐边塞诗人那建功边塞的昂扬激情及奇特的边塞风物对诗人的情感冲击都适合用这种歌行体来尽情挥洒。盛唐边塞诗中除七绝外，大多是歌行体，如高适的《燕歌行》，而岑参著作尤以七言歌行为盛，他的《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走马川行奉送出师西征》、《轮台歌奉送封大夫出师西征》等都是七言歌行体。七言歌行体是初唐诗人借用近体格律并揉入铺张扬厉的赋体文学的特点对六朝七古进行改造的结果，体制宏阔、音韵谐美而又气脉流动，正与大唐汪洋恣肆的时代风貌相适应。这种诗歌形式历经初唐的草创，在盛唐时期尤其是边塞诗中达到全盛。特定的社会条件

边塞诗在唐代的兴盛也必有其社会历史的原因，与唐代特定的社会条件息息相关。

首先边塞诗的兴盛与唐王朝边境战争的状况紧密相联，唐自建国起就一直边患不断，高祖时甚至一度陷入对东突厥称臣的境地，但自唐太宗开始，国力开始增强，对突厥、奚、吐蕃、吐谷浑等的侵犯也都予以坚决反击并取得胜利，此后，高宗、武后时期边患一直不停，玄宗即位后，重视武功，迅速夺回对三边的优势。总体看来，随着国力的逐渐强大，唐对外族侵略的抵抗日益有力，这极大地提高了国人的自豪感和自信心。同时，由于国势的逐渐强盛，四方依附，内地与边疆联系加强，各地人民交往广泛。回俊才在其《边塞诗的形成及其评价问题》中认为盛唐时期“封建经济的高度繁荣，国力空前强大和统一，以长安为中心各民族（还有外国）商业文化交流和友好往来的加强，这是边塞诗形成的根本原因。”可见民族交流的加强对边塞诗的巨大意义。这种民族之间交流不断又战争频繁的现实就是边塞诗形成的社会基础。

其次，唐代的知识分子身心都获得了极大的解放，产生了强烈的建功立业愿望，大多热衷功名。整个社会都洋溢着一种积极进取和尚武的时代精神。同时唐朝的用人制度除科举制之外，还有军功制，诗人在应科举之外，还可以“入幕”以博取功名，这都刺激了诗人出塞，而诗人们边塞生活的经历和体验为边塞诗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养料，直接促进了边塞诗的兴盛。

正如王国维所说的“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每一个时代都会有一种与这个时代相适应的文学样式被选择而极度兴盛起来，最能显出唐代文学成就的就是唐诗，而作为唐诗坛的一朵奇葩的边塞诗又最能显出盛唐气象。对唐代边塞诗的发展演变及其与唐代不同发展阶段的社会的关系进行具体研究，对我们深入认识并正确评价边塞诗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1]转引自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193 [2]张天健．唐诗答客难．北京：学苑出版社,1990.510 [3]转引自卢兴基主编．建国以来古代文学问题讨论举要．济南：齐鲁书社，1987．192 [4]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113 [5]郭兴良,周建忠主编．中国古代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0．23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