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唐代边塞诗与宋代爱国词风格的不同
论唐代边塞诗与宋代爱国词风格的不同
蒋会晓
20040214042 04级汉语言文学1班
摘 要：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学，由于时代的不同，环境的差异，文学也会呈现出不同的风格特征。唐代的边塞诗和宋代的爱国词就是典型的例子。唐代是一个国力强大，统一的多民族国家，所以唐代的边塞诗中透漏出的一种积极昂扬的思想感情。而宋代的爱国词则由于宋代积贫积弱民族危机呈现出悲凉、抑郁的风格特征。本文简单阐释了两种文学样式风格上的差别。
关键词 ：唐代边塞诗；宋代爱国词；昂扬；悲凉
一代国学大师王国维曾说过“凡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楚之骚，汉之赋，六代之骈语，唐
[1]之诗，宋之词，元之曲，皆所谓一代之文学，而后世莫能继焉者也。”的确，唐诗与宋词可以称得上是我国古典文学中的“双子星座”，它们经千年而不朽，历百代而璀璨，其涉及社会领域之广，艺术价值之高，主题之多样，佳品之繁盛令后人叹为观止。就其表现主题而言，有一版块不容忽视，这就是战争题材。唐代边塞诗与宋朝爱国词都是其中的优秀之作。
唐代边塞诗与宋朝爱国词都描写边塞生活、抒发爱国情怀，但细细对照阅读，却发现其表现风格有极大不同之处。首先让我们来看两篇作品。
“青海长云暗雪山，孤城遥望玉门关。黄沙百战穿金甲，不破楼兰终不还”。
“塞下秋来风景异，衡阳雁去无留意。四面边声连角起，千嶂里，长烟落日孤城闭。浊酒一杯家万里，燕然未勒归无计。羌管悠悠霜满地，人不寐，将军白发征夫泪。”
这两篇作品一是唐代王昌龄的《从军行》，一是范仲淹的《渔家傲》。同为边塞诗词，但唐代边塞诗昂扬，宋代爱国词凄凉，差别有如天壤。
王昌龄的诗热情讴歌了将士们的爱国豪情和昂扬斗志，集中反映盛唐时代积极进取的精神。“青海长云暗雪山”：波光粼粼的青海湖，澄碧若翠；皑皑的雪山，如银蟒曼舞；阴云飞涌，墨色顿至，雪山的银辉，向人们呈现出一种洁白纯净的美，而“长云”之后的一个“暗”字凌空一笔又涂上了淡黑色，使画面由明暗对照构成了阴沉的战争氛围和苍凉境界。将“色”和“光”交织起来，用暗色弱光来渲染冷色的苍凉感，此句实际上是采用以色彩传情的写法，达成情景交融的佳句。诗人在诗的开篇便准确地把握戍边将士跃动的新绿，又赋之以恰当的色彩和光线，使诗歌艺术画面的气象恢宏开阔，情调悲凉壮美，意境深邃高远，鲜明地体现出生活在盛唐时代人们所共有的精神特征。这首诗一 二句在悲壮、开阔而又迷朦暗淡的景中渗透戍边将士的自豪感和责任感及生活上孤独、艰苦之感，二 四句直接抒发感情，在惨烈的战斗中，金甲尽管磨穿，但将士报国壮志并没有消磨，而是在大漠风沙的磨炼中变得更加坚定，发出“不破楼兰终不还”的豪壮誓言。
而范仲淹的词中反映了边塞生活的艰苦和作者坚持反对入侵、巩固边防的决心和意愿，同时还表现出外患未除、功业未建、久戍边地、士兵思乡等复杂矛盾的心情。上片写边地风光，以边地的景象之荒凉烘托守边之艰辛。首句通过一个“异”字领起全篇，点出“塞下”地域性特征，为思乡怀归之情埋下伏笔。“衡阳雁去”是“塞下秋来”的客观现实，“无留意”也是北雁南飞的季节性自然规律，然而，词人却已经将守边将士思乡怀归的愁绪寄寓其中。雁归而人不得归，其情何以堪！在这些有着浓郁思乡情绪的将士们眼中，周围塞外之景色也就失去了宽广的气魄、欢愉的气氛，听到的是凄凉的边声四起，牧马悲吟；看到的是千山耸立，孤城紧闭，荒僻萧条之景象历历在目，画面上笼罩着一种旷远雄浑、苍凉悲壮的气氛。上片以写景为主，人物的主观情绪隐含其中。下片转而直接写将士厌战思归的心情。“浊酒一杯”，无法排遣思乡的愁苦；“燕然未勒”，归家更是遥遥无期。在白霜满地与“羌管悠悠”声中，将军与士兵都难以入眠，在边塞熬白黑发、滴尽思乡泪，却又不能抛开国事不顾。就是在这样的悲苦声中结束了全文。
那么造成这种差异的原因是什么呢？让我们先分别来看一下这两首诗词的产生背景。先来看一下唐代边塞诗。唐承隋起，重建大一统封建王朝，并且在开元、天宝时期把中国封建社会推向了辉煌的顶峰。唐代是一个变革的时代，国内各民族进一步融合，对外空前开放，思想高度活跃，整个社会生活呈现出一种流动、变易的趋势，给人以蓬勃而富有生机的感受。这样的时代氛围，必然有助于打开人的眼界，充实人的生活体验，激荡起感情和想象活动的波澜，从而为艺术文化的创造开拓丰富的源泉。盛唐边塞诗正是在唐帝国所开创的空前强盛的政治经济文化这一肥沃土壤里迅速成长繁荣的。唐代的变革带来了经济、政治、军事、文化等各个社会生活领域的全面兴盛局面，形成了屹立整个中华民族历史的、让一代又一代中国人欣羡赞美的“盛唐气象”。唐代边塞诗尤其是盛唐边塞诗的雄豪风貌，正是以强大帝国蒸蒸日上的国势及其所展示的“盛唐气象”为其现实依凭的。唐代是一个充满了希望和进取的时代。唐代又是一个人们普遍渴求建功立业的时代。士大夫们多具有为国出力、青史留名的抱负，希望有所作为，“丈夫皆有志，会见立功勋”。对于他们来说，世界是广阔的，“海内存知己，天涯若比邻”，“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由士风而及民风，这一昂扬向上的精神成为盛唐的时代气象和普遍的社会风气，这就为边塞诗的繁荣提供了积极的社会心理。盛唐边塞诗人的诗中大多贯彻着、渗透着、张扬着盛唐精神，展示出盛唐气象。他们热衷于人世间的功名富贵，动辄以公侯卿相自许，非常自信和自负颇有横绝一世的狂傲气概。尽管他们入仕后的境遇与所追求的人生理想反差甚大，颇多失意之感，但仍不失雄杰之气。
而宋朝则不同。两宋时的赵宋王朝倒更像月亮，“月有阴晴圆缺”，北方辽、夏和后来的金、蒙古始终像是笼罩着它的阴影，而从澶渊分界到靖康之变，它总是仿佛初七初八的月亮缺了一半，从来就没有像初日一样普照过整个中国大地。在中国历代统一王朝中，论对外关系的软弱，可以说无过于宋。自太祖“杯酒释兵权”以后，历代皇帝都对军事将领深加忌防，并多用儒臣治军，把军权牢牢控制在自己手中。这一方面有力地消弥了国内的军事割据之患，另一方面却不可避免地造成了边防的虚弱。而宋朝统治者，对辽、金、西夏、蒙古等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入侵不像唐朝那样予以坚决反击，而是一贯采取赂敌求和的政策。这对于积贫积弱的宋朝来说，更始雪上加霜。同时，宋朝赂敌愈急，敌人入侵也愈急，这更削弱了宋朝国力，从而也更无力、无胆反击外敌侵略，偶有主战派，在一片求和声中也是孤掌难鸣，甚至惨遭不幸。所以即便是像范仲淹这样有理想、有抱负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北宋朝廷的赂敌政策，因而也难以消除边患。
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国势的强弱也会自然或不自然地渗入文学作品之中，唐代边塞诗和宋朝爱国词就是很好的例子。
由于国力强大，唐代士人有更为恢弘的胸怀、气度、抱负与强烈的进取心。如：王昌龄的“但使龙城飞将在，不教胡马度阴山”，李白的“愿将腰下剑，直为斩楼兰”，西鄙人的“北斗七星高，哥舒夜带刀。至今窥牧马，不敢过临洮”，字里行间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和胜利的信心，简直就是守卫边防、抵御入侵、维护国家安宁的誓词。这类诗里，找不到一丝犹豫、退缩的影子，完全是强国公民的气势。
如：高适的“男儿本自重横行”，岑参的“功名只向马上取，真是英雄一丈夫”反映出一种很强的事业心，展现的是期望和鼓励驰骋疆场，扫除险阻，建功立勋的心态。这正是英雄时代才会有的强音。
如：卢纶的“林暗草惊风，将军夜引弓，平明寻白羽，没再石棱中”“月黑雁飞高，单于夜遁逃。欲将轻骑逐，大雪满弓刀”读这样的诗句，不能不胸满豪气，精神振奋；不会不感受到那种游刃有余的实力。完全不必为边防的巩固担心。如：王翰的“醉卧沙场君莫笑，古来征战几人回”它绝不是对于命运的悲叹，更不是对死亡的恐惧。而是以豪迈的性格面对可能到来的牺牲，是对为国捐躯的结局的坦然接受。它表达出来的是一种豁达的、乐天的生死观。这也是正义之师、胜利之师、盛世之师的将是应有的精神状态。
在唐代边塞诗人中，李颀可谓独树一帜。他的边塞诗善于通过将士的壮举，突出他们以身许国的豪情，其诗基调慷慨昂扬。即使是《送魏万之京》这样的赠别诗，也有“莫见长安行乐处，空令岁月易蹉跎”的劝勉，告诫友人魏万到了长安后，不要只看到那里是行乐的地方而沉湎其中、蹉跎岁月，而是要抓住时机成就一番事业。
有唐以来唯一的“诗人之达者”高适，一生几次到达边塞，因而对边塞生活有着较为深刻的体会，他的边塞诗多是赞扬边防将士的斗志，歌颂他们杀敌立功的豪情，当然诗中也有对士兵艰辛生活和将领骄奢淫逸的反映，但他的边塞诗气势雄健高昂，粗犷豪放，遒劲有力，尤有骨力。其“转斗岂长策，和亲非远图”（《塞上》）、“男儿本自重横行，天子非常赐颜色”（《燕歌行》）、“功名万里外，心事一杯中”“离魂莫惆怅，看取宝刀雄”（《送李侍御安西》）等诗句莫不激人奋进！
无需再多举例，这些边塞诗人的作品，其共同特点就是：大都充满着保家卫国的豪情，克敌制胜的信念，格调昂扬奋进，读来给人一力的鼓舞。这种昂扬的情调是与盛唐时期的国势相吻合的。
而宋代的爱国词字里行间则渗透着一种悲凉、抑郁之感。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阔大胸怀名垂青史的北宋范仲淹，“事业满边陲”，虽不以文胜，但也留下了《岳阳楼记》、《渔家傲》这样的千古名篇。范仲淹虽然守边颇见成效，然而，北宋长期“积弱”、“积贫”，不是一两个人能扭转如此大局。当时在北宋与西夏的军事力量对比上，北宋处于下风，只能保持守势。范仲淹守边的全部功绩都体现在“能够维持住守势”这样一个局面上，时而还有疲于奔命之感。这对有远大政治志向的范仲淹来说肯定是不能满足的，但又是十分无奈的。所以，体现在词中的格调就不会是昂扬慷慨的，与唐人边塞诗“万里不惜死，一朝得成功”（高适《塞下曲》）的豪迈气概与乐观精神迥然有别。尤其是在《渔家傲》中，作者把忧愤国事、御侮卫国的壮烈情怀以及边防将士以身许国的英雄气概和对当权者赂敌政策的无可奈何，表达得淋漓尽致，令人感慨万千。
“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满江红》），岳飞的这首词，由民族的深仇大恨转化而来的勇猛无畏的战斗豪情、洗雪国耻的迫切愿望和必胜信念，配合着铿锵有力的语言，激昂雄壮的旋律，凝结成词史上辉煌的乐章。
再读一读南宋辛派词人的作品，我们更能强烈感受到词人们报国无门的无奈和“国破山河在”的悲叹，这与盛唐气象已相去甚远！
辛弃其的爱国词章，豪迈奋扬，悲壮淋漓，沸腾着满腔热血，如《满江红》（鹏翼垂空）、《鹧鸪天》（壮岁旌旗拥万夫）等词，雄气凌人，坐啸生风，铮铮有金戈铁马之声，唱出了爱国词之最强音。同时因投降当道，屡遭排斥，报国无门，壮志难酬，他平生以气节自负、以功业自许的辛弃疾，南归后本来希望尽展其雄才将略，挥拥万夫，横戈杀敌，能“了却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破阵子》）。然而，自隆兴元年（１１６３）符离之役失败后，南宋王朝一战丧胆，甘心向金朝俯首称臣，纳贡求和，使得英雄志士请缨无路，报国无门。而身为“归正人” 的辛弃疾，更受到歧视而不被信任。所以在他词中亦不免充满着愤恨之气、悲凉之情，使之带上一层沉郁悲壮色调，打上了不幸时代的印记。由于时代的不同，环境的差异，文学也会表现出不同的风格。唐代的边塞诗和宋代的爱国词就是典型的例子。唐代国势的强大和宋代的积贫积弱造成了这两种文学样式的不同风格。
[1]：宋元戏曲考，王国维，中国文化泰斗大讲堂，新华出版社，北京，2005，57
第二篇：唐代边塞诗综论
唐代边塞诗综论
【摘要】：唐代的边塞艺术不仅限于诗歌，在美术、音乐领域都掀起了边塞题材的热潮。我国美术反映边塞题材最典型的角度不是战场和塞外生活，而是通过描绘外国(族)使者入朝来贡或和亲来反映的。这反映了华夏民族热爱和平的品性；另外，鞍马题材也间接的与国家的边塞力量相关。历代美术对边塞内容的关注几乎与边塞诗的发展相始终，迄唐为止历代画家多武职的身份也促使他们更多的关注边塞题材。南北方文化对唐边塞诗歌的影响同样深远。六朝的排偶、用典等形式特色在唐边塞诗中被广泛的继承，排偶对于军旅诗有特别的表现力；崔颢诗歌人物形象轻捷俊逸，有鲜明的江左特色；陈子昂、李白受到热烈自由的蜀风影响；岑参的边塞诗中有奇异浪漫的楚地神话影响。北方尚武风习是唐代边塞诗推向高潮的基础。关中的雄伟风格与历史意识造就了王昌龄；西北少数民族乐舞的音乐旋律前轻后重，这影响到岑参在北庭所作歌行对句尾用字的强调；北朝贞刚，燕赵慷慨，英雄气多、儿女情少的特色影响了高适、卢纶、李益的诗作。瀚海一地名多义起于盛唐，起因则与回纥族一度短暂迁徙甘凉间有关。原指贝加尔湖的瀚海，至盛唐后同时具有三种含义：贝加尔湖、天池、沙漠。元代又称杭爱山为瀚海，是当地居民沿用唐瀚海都督府所在地以名山。游侠是边塞诗的重要主题。侠的思想主要源自墨家。唐代游侠诗以游宴享乐、报仇报恩、报国立功为主要内容，在艺术上以北朝乐府的尚武尚力与南朝乐府的华美相交融，特别强化英雄个人形象的力
量，并以其光明磊落的风格有别于各朝的侠客文学。唐代边塞诗作者涵盖各层面，下至平民隐士，上至帝王将相。帝王边塞诗多述凯旋，偏爱五言形式。在朝显宦除多奉制之作外，还有不少奋发昂扬、歌颂祖国统一的佳作，在野或位卑名高的文人如杨炯、李白、杜甫、王昌龄等多述志或忧时之作；有入边幕经历者如陈子昂、王维、高适、岑参、卢纶、李益，以其丰富的生活体验创造出大批角度多样的优秀诗篇。在众多赴边寻求进身的幕僚诗人当中，高适以其胆识魄力脱颖而出，最终实现政治理想而成为诗人之达者。【关键词】：边塞艺术南北方文化瀚海游侠凯旋主题高适 【学位授予单位】：华东师范大学 【学位级别】：博士 【学位授予年份】：2007 【分类号】：I207.22 【目录】：摘要6-7Abstract7-9第一章引论9-14第一节边塞诗的定位10-11第二节边塞诗的研究历史及现状11-14第二章南北方文化的交响14-33第一节南方文化与唐代边塞诗14-24第二节北方文化与唐代边塞诗24-33第三章唐代边塞艺术33-46第一节欢快奔放的边塞乐舞33-40第二节美术中的边塞题材----职贡图与鞍马画40-46第四章瀚海考46-54第一节西汉至初唐:贝加尔湖46-48第二节盛唐:天池48-50第三节盛唐以后:沙漠、湖泊二义并行50-52第四节元朝:杭爱山新义的来由52-54第五章边塞诗中的游侠主题54-64第一节侠的起源与思想基础54-56第二节边塞诗人的任侠热56-57第三节游侠诗的主题内
容57-60第四节游侠诗的艺术特色60-64第六章帝王边塞诗64-71第一节帝王凯旋诗的由来64-66第二节唐太宗:悲壮与信心的交融66-68第三节唐玄宗:默武表面下的深思68-71第七章文人边塞诗71-87第一节高官重臣的颂世边塞诗71-76第二节中下层文人边塞诗:伤时与述志76-87第八章军中边塞诗87-103第一节文人从军热潮的涌起87-89第二节军中诗作89-97第三节因幕府晚达的高适与李益97-103第九章结语103-104附录:初盛唐诗人边塞诗题录104-133参考文献133-136后记136-1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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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不同风格的元夕词
不同风格的元夕词
在古代，以元夕为题材的诗作很多，但不同风格作者的作品体现的意境也是不同的。李清照和辛弃疾两位大词人的两首元夕词就分别代表了两种不同的风格，但在不同风格中也会找到一些共同的因素。下面就以李清照的《永遇乐》和辛弃疾的《青玉案》做对比，寻找两人在元夕词创作上的相同点和不同点。
一、两首词的创作背景不同，所带来的意境也不一样。
《永遇乐》是叙述作者晚年在临安的一段生活，此时宋金双方都已暂停交战，南宋临时首都出现一片升平景象，在过节的日子里，人们又可以热闹地玩乐了。但此时写的不是作者的什么不幸遭遇，而是在诉说元宵节日，作者不愿与來邀的朋友到外间游玩，宁肯呆在家里听人笑语。事情本来琐细，可是通过这样一些细微情节，却十分深沉地反映了作者在历经沧桑以后的晚年的悲凉心境。翻阅《李清照传》，我们可以发现李清照晚年同早年过着截然不同的生活。原本出生于书香门第的她与丈夫赵明诚过着文史切磋，指事赌茶的恩爱生活，谁知一场“靖康之乱”，中原沦陷，夫妻仓皇南奔，赵明诚又不幸在建康去世，她的生活从此发生殊绝的变化。因此，才有了她在元宵节中的悲凉感慨。
而辛弃疾在创作《青玉案》时，南宋朝廷主张对外屈辱投降的一派得势，而坚持抗战的一派是失意的。前一派人，忙的是“歌舞湖山”，怕的是“和盟”破坏，千方百计要排斥后一派人，这不能不引起作者的愤慨。因此他在词中铺张了元宵的繁华之后，忽然转过笔头，特意塑造了一个异于那群醉生梦死之徒的少女形象。这姑娘是美丽的，又是高洁的，正如屈原以美人香草作为寄托一样，作者也把微意寄托在人物身上。这是与李清照《永遇乐》注重表达自己身世之感不一样，《青玉案》注重表达作者的理想，即保家卫国。
二、两首词都有塑造鲜明的形象——“自我”，但在“自我”之中也有所区别。李清照和辛弃疾在他们的词作中，塑造了一系列“自我”形象”。这些形象都是从他们的生活经历和精神世界中，精选细节，并融入自己真挚情感于细节之中而创造出来的一个个具有个性化的、栩栩如生的抒情主人公形象。
《永遇乐》为我们塑造了一个经历了社会**，家庭悲剧演变之后，对一切事物都敏感多疑而又自甘寂寞的老妇形象，她正是晚年李清照的自我再现。
《青玉案》里的“那人”也是作者辛弃疾的品格自喻。辛弃疾力主抗战屡受排挤，但他矢志不移，仍然坚持抗击金人，收复失地的主张，宁可过寂寞的闲居生活，也不肯趋炎附势，不肯与主和派人物同流合污。作者正是通过歌颂这个女子来表达自己的志向、表现自己的人格。
李清照与辛弃疾由于性别及生活经历的不同，尽管他们在词中都塑造了鲜明的自我形象，但李清照创造的则是封建社会的女性知识分子形象，而辛弃疾由于有着不同于一般文人的特殊经历，他所创造的则是一个个动人心魄、蜚声词坛的英雄形象。
三、两首词虽写元宵节，但却流露出不一样的爱国情怀。《永遇乐》中作者对今日元宵之畏与昔日元宵之乐两种感受对照来写，融入了作者深沉的家国之恨、沦落之苦和暮年之悲，女人的那种独特细腻的感情在词中也表达得淋漓尽致。而辛弃疾在词中确是通过描写元宵节的盛况，自己置身于那种繁华热闹之外，不肯同苟安者同流合污的不同凡俗的一种豪情壮志。
总结：李清照与辛弃疾分别为南宋婉约和豪放派的代表作家，虽然两人在词作风格和精神上呈现出不同风貌，但他们在性格气质，思想境界，审美情趣等方面又呈现出异中存同的复杂现象，这就使得两人的词作在形象的塑造上，情感的抒发上，风格的形成上具有某些共同特征。这是我们在比较两位词人的元夕词时应该值得注意的地方。
第四篇：风格不同的开场串词
主题：似水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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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
【陇右地域文化与唐代边塞诗】
杨晓霭·胡大浚
唐代边塞诗，是中国古代边塞文学中最为动人心弦的乐章，也是中国诗歌史上一枝独秀的奇卉异葩。它的繁荣及高度的艺术成就，既基于唐代国家强盛、边功卓著、民族和同、中西文化交流活跃等社会条件的激发，也基于前代军戎诗歌在题材领域、艺术手法等方面的经验积累；既是中华民族历经两汉大一统、魏晋南北朝的动荡分裂，至隋唐再度统一而造就的民族心理历程的艺术映现，也是唐代文人士大夫尚武毅、重事功、追求千秋伟业以实现人生价值的时代精神所酿就。由于它在盛唐空前绝后的成功，而被文学史家视为盛唐诗歌高潮的重要标志。
边塞诗是以题材划分的诗歌类别，又有鲜明的地域特征。它的艺术成就，与其所依托的地域文化不可分割。即使许多诗人未曾亲涉边地，但只要他系心边塞，吟咏塞上风物人事，总要以特定边塞区域为立足点。唐代边战频繁的地区，主要在三边──西北、朔方、东北，其中尤以西北为甚。一部《全唐诗》中，边塞诗约2000首，而其中1500首与大西北有关。更引人注目的是，这些诗中反复歌唱的又多是这样一些地方：阳关、玉门、敦煌、酒泉、凉州、临洮、金城、秦州、祁连、河湟、皋兰、陇坂……它们犹如一串耀眼的明珠，连接起了自陇山到玉门、阳关东西长达1700公里的陇右山川。
唐分全国为十道。西北为陇右道，辖地极广。唐史所谓「自(长安)安远门西尽唐境万二千里」，指的大抵都是陇右道之地；然其军政重心则在今甘肃省区域内。《新唐书·地理志》载：「陇右道……汉天水、武都、陇西、金城、武威、张掖、酒泉、敦煌等郡……为州十九，都护府二，县六十。」其中除北庭、安西二都护府在今新疆东境，陇右节度驻地的鄯州位今甘青毗邻的乐都外，余下的著名州郡都分布在今甘肃境内。今人因此多以陇右或河陇泛指今甘肃省。这里，地域上与京都所在的关中接壤，唇齿相依，实为辅卫首都的肘腋。陈寅恪曾指出：「李唐承袭宇文泰『关中本位政策』，全国重心本在西北一隅」，故从太宗立国至盛唐玄宗之世，均以「保关陇之安全为国策」(《唐代政治史述论稿》)。陇右实为唐王朝维护版图统一、稳定政局的要害之地。陇右的安危，对唐王朝的盛衰兴亡具有举足轻重的影响。因此，唐代有作为的帝王莫不关注陇右。史载天宝元年十镇(统率全国边兵)兵员486900人，军马8万匹。陇右、河西两镇兵员14.8万，军马3万，均约占全国总数的1/3；若加上北庭、安西两镇，则为数尤多。这些数字明白显示出陇右在唐代边防军事格局中的重要地位。
唐王朝以巨大的人力物力经营陇右，为文士远赴河陇提供了机会，也使更多的文人心驰神往于这方热土而竞相咏歌。据不完全统计，8世纪中叶河陇沦陷前，亲涉陇右有诗传世的知名者即达数十人，初盛唐边塞诗人的代表如骆宾王、陈子昂、王昌龄、王之涣、王维、高适、岑参，以至杜甫、李益、戎昱等等均在其中；不知名者，仅从诗人赠答送别之作考察，更难以数计。大批文士的远赴陇右，不但使描写西北边塞的诗歌数量大增，而且诗人们亲临其境的创作，较之仅凭热情和想象，借边塞题材寄寓某种理想、心态的「泛咏」之作(魏晋南北朝的「边塞」诗作绝大多数如此)，尤其不可同日而语。因为「这里面所隐藏着的真情」是依靠「人类的想象力永远也不能达到的」！这更应是唐代边塞诗之所以能一举跃上边塞文学艺术之颠的「秘密」所在。比如骆宾王，那「平生一顾重，意气溢三军」，「不求生入塞，唯当死报君」的报国壮歌，固然激动人心，而更加摄人心魂的还是他沿陇右、河西行军远赴西域的一系列记实之作：「促驾逾三水，长驱望五原。汉月明关陇，胡云聚塞垣。山川殊物候，风壤异凉温。戍古秋尘合，沙塞宿雾繁……乡梦随魂断，边声入听喧。」(《早秋出塞寄东台详正学士》)将报国思乡之情融进西塞疆场写生式的图画里，读来更觉深挚真切，成为开盛唐边塞诗风气之先的作品。又如王维，以他过人的艺术才华，不仅在诸多乐府诗里歌唱过「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的豪侠少年；「一身转战三千里，一剑曾当百万师」的「弃置」老将；抒发自己「尽系名王颈，归来报天子」的壮志；歌颂唐军威镇西塞无可比拟的声势：「画戟雕戈白日寒，连旗大旆黄尘没。叠鼓遥翻瀚海波，鸣笳乱动天山月！」(《燕支行》)而一旦踏上陇右边塞，更以「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等「直寻」之作，创造了诗歌艺术的辉煌。其他如王之焕「黄沙直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玉门关听吹笛》)，王昌龄「大漠风尘日色昏，红旗半卷出辕门」(《从军行》七首其五)等等传诵千古的名篇，也都产生于西塞生活真实体验的基础上。正因如此，有较长西北军幕生活经历的岑参、高适，其作品达到边塞诗歌的最高水平也就是必然的了。
将唐代边塞诗作总体考察，我们可以看到，陇右边塞的局势，大抵规定着四唐边塞诗的主旋律。初盛唐西北国土的开拓与边战的胜利，使边塞诗高扬着理想的光芒；安史之乱后，陇右失陷，使志士扼腕，万姓怨愤，收复失地成为全民的呼声，也当然成了中唐边塞诗的第一主题。不仅陇籍诗人们魂牵梦绕，「只将诗思入凉州」，众多从未亲临西塞者，也莫不把自己的目光投向这片神圣的国土，或神往于「人烟扑地桑拓稠」(元稹《西凉伎》)、「无数铃声遥过碛」(张籍《凉州词》)的昔日繁荣；或感伤于「河陇侵将七千里」(白居易《西凉伎》)、「万里人家皆已没」(王建《凉州词》)的惨痛现实；或怒斥「连城边将但高会，无人解道取凉州」(张籍《凉州词》)、「唯有凉州歌舞曲，流传天下乐闲人」(杜牧《河湟》)的颓靡世风。使边塞诗的题材进一步开拓，思想内容也得以深化。大中时，河湟收复，河西归唐，举国欢腾，诗人们激情洋溢的颂歌，在晚唐衰微的诗风中不啻为鼓舞人心的强音。这些又清楚地显示了陇右地区及其文化在唐人心目中的重要地位。
陇右地域辽阔，但大部分为高原山地、沙漠戈壁、沼泽冰川，地势高亢，地形复杂，干旱严寒，气候恶劣。关内人士初涉陇右，首先面对的是「陇山高共鸟行齐，瞰险盘空甚蹑梯」(许棠《过分水岭》)的千岭万壑；进入河西，历经的更是「十日过沙碛，终朝风不休。马走碎石中，四蹄皆血流」(岑参《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无边瀚海，几乎无一不经受着心灵与肉体的巨大震撼。见惯江南秀色的岑参为之情绪亢奋，诗作生面顿开；陶醉于旖旎山水的王维，为之诗情激荡，绘出雄浑壮景；一心追逐功名的高适，为其感发，往往「登陟以寄傲」(《陪窦侍御灵云南亭宴诗》序)；就连那「穷年忧黎元」的杜甫，一踏上陇土，西塞山川胜迹即成为他歌咏的主要题材。面对使侏儒也能变成巨人的「这样的天地」，诗人们放情高歌，骋足风流，从「莽莽万重山，孤城山谷间。无风云出塞，不夜月临关」(杜甫《秦州杂诗》四)的秦州，至「黄沙西际海，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的走廊西端，举凡「丝绸之路」今日甘肃境内这「黄金路段」的主要城镇军戍和通道，高山大河，茫茫戈壁，苍凉的古战场，以至镌刻着数千年中华古史的众多文化胜迹，都无一例外地融入边塞诗的画廊。仅以岑参而言，他从「平明发咸阳」而「暮到陇山头」，「经陇头分水」而「西过渭州见渭水」；宿临洮，达金城，至凉州；「过燕支山」、祁连城，「夜宿祁连戍」，「朝过酒泉郡」；经瓜州晋昌郡而达西塞门户敦煌城；不但西出阳关到达安西都护府，又曾出入玉门关，往返奔走于丝路北道至北庭都护之地，所历所感，均一一记在诗中。呜咽的陇头水，引发的是「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的壮志；大漠风沙，激起的是「勤王敢道远，私向梦中归」(《发临洮将赴北庭留别》)的深情；边城军幕的壮景，更酿出「一生大笑能几回」、「醉争酒盏相喧呼」(《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玉门关盖将军歌》)的豪气！在西塞严峻的地理气候背景下，众多诗人敏锐地发掘着此地深厚的历史文化内蕴，形之歌咏，便在苍凉的底色中，透出极瑰奇的光彩与跃动的生命力。从「悬崖置屋牢」(杜甫《山寺》)的麦积山石窟，到「重开千佛刹，旁出四天宫」(佚名《莫高窟咏》)的敦煌千佛洞；由「势疑天鼓动，殷似地雷鸣」(佚名《白龙堆咏》)的鸣沙月泉奇景，到「万顷平田四畔沙」、「水沙依旧种桑麻」(佚名《敦煌》)的绿洲形胜，以至传说神异的鸟鼠山、崆峒山、回中、禹穴(今炳灵寺)、积石、三危、渥洼天马……这许许多多第一次出现在古典诗歌中的「陌生」画面，揭开了古代诗歌史上崭新的一页。这些诗与岑参等描写「西域」的诗作一道，成为唐代边塞诗以至唐诗中最富奇情异彩的一部分，在「胡风」浸染的唐代社会里，广受欢迎，传诵吟唱，直至后代而不衰。林庚先生以为，如果「没有生活中无往不在的朝气，所谓边塞风光也早就被那荒凉单调的风沙所淹没」(《唐诗综论》)；反过来说，没有浩瀚大漠的感发，雄奇艰险山川的砥砺，时代所赋予的蓬勃朝气，同样不会表现得那样令人振奋。「边塞粗犷豪放的生活情调、壮丽新奇的异域风光更适宜于诗人的想象，并常常把他们的心灵提高到超越现实痛苦的纷纭扰攘之上」(葛晓音《汉唐文学的嬗变》)，唐代边塞诗的成就，无疑得力于陇右「江山之助」。而其助力尤深者，还在于陇右多民族杂居所形成的人文精神。
陇右自古为羌戎之地，华夏边陲，是历史上民族大迁徙大融合的舞台；历经汉唐王朝的大力开发和「丝绸之路」的畅通，这里更成了华夏文明与西域乃至西方文明交流融合最活跃的地区。西方把古代敦煌视为「通向中国的大门」，古代中原人士则把越陇坂至陇右看作离乡去国步入边塞的开始，一旦出了玉门关便完全置身「异域」了。这完全不能从政治学的意义上作解释，却恰恰可以窥见这个地区在文化地理上作为中原汉文化与西域文化过渡地带的鲜明特色。美国学者谢弗曾对唐代陇右「首府」凉州作过这样的描绘：「凉州是一座地地道道的熔炉，正如夏威夷对于二十世纪的美国一样，对于内地的唐人，凉州本身就是外来奇异事物的亲切象征。凉州音乐既融合了胡乐的因素，又保持了中原音乐的本色，但是它又不同于其中的任何一种，这样就使它听起来既有浓郁的异国情调，又不乏亲切熟识的中原风格。」(《唐代的外来文明》)作为一个「典型」，我们正好借用它来概括说明多民族混融的陇右地域文化所具有的兼容、开放特质。而这些，又正好在边塞诗中得到了充分表现。
陇山东麓的泾、原诸州(今甘肃泾川、平凉一带)为关中通河陇的交通要道，王昌龄等至此，所见「西临有边邑，北走尽亭戍」(王昌龄《山行入泾州》)、「寺寺院中无竹树，家家壁上有弓刀」(朱庆余《自萧关望临洮》)，便感慨于「居人只尚武」(喻凫《晚次临泾》)、「所嗟异风俗」(王昌龄《山行入泾州》)。杜甫安史乱中寓居秦州，目睹「降虏兼千帐，居人有万家」，「羌女轻烽燧，胡儿掣骆驼」、「马骄朱汗落，胡舞白题斜」(杜甫《秦州杂诗》)的民风民情，不禁为西塞的安危而深忧。秦、原以西，随着自然环境的变化，文化形态也发生着从农耕为主向农牧兼重的过渡，社会结构中少数民族居民比重愈大，「胡风」「胡俗」亦越见浓郁。王维《凉州郊外游望》、《观凉州赛神》，对「婆娑依里社，箫鼓赛田神」和「健儿击鼓吹羌笛，共赛城东越骑神」热烈场面的描摹，让我们对此地农牧骑射民情有更直观的了解。元稹《西凉伎》里那「葡萄酒熟恣行乐，红艳青旗朱粉楼……歌舒开府设高宴，八珍九酝当前头。前头百戏竞缭乱，丸剑跳掷霜雪浮。狮子摇光毛彩竖，胡姬醉舞筋骨柔。大宛来献赤汗马，赞普亦奉翠茸裘」的画面，尤能传达出胡汉文化融汇的斑斓氛围。「胡腾本是凉州儿」，西域乐舞的扎根凉州并进而风靡天下，与陇右边塞诗歌的成就、影响，恰恰是同一文化底蕴的产物。生性好奇的岑参，对此最敏于感受，作了最生动、多侧面的记述：
凉州七城十万家，胡人半解弹琵琶。
(《凉州馆中与诸判官夜集》)
军中宰肥牛，堂上罗羽觞。红泪金烛盘，娇歌艳新妆。
(《武威送刘单判官》)
酒泉太守能剑舞，高堂置酒夜击鼓。胡笳一曲断人肠，座上相看泪如雨。琵琶长笛曲相和，羌儿胡雏齐唱歌。浑炙犁牛烹野驼，交河美酒金巨罗。
(《酒泉太守席上醉后作》)
暖屋绣帘红地炉，织成壁衣花氍毹。灯前侍婢泻玉壶，金铛乱点野驼酥。
(《玉门关盖将军歌》)
城头月出星满天，曲房置酒张锦筵。美人红妆色正鲜，侧垂高髻插金钿。
(《敦煌太守后庭歌》)
室内瑰异的装饰，美人秾丽的服饰，热烈奔放的舞蹈，少数民族组成的歌队，宴席上异奇的器皿，内地所无的种种美味山珍──交河的葡萄佳酿未饮已醉人，西北高原的牦牛整个儿烤得香喷喷，大戈壁里的野骆驼烹成别具风味的驼酥驼羹……这一切融汇成浓烈、粗犷的塞上情调，真切生动地展现着陇右西疆的社会面貌和生活风尚。它在中华文化的图卷上增添了别具异彩的画幅，足以使一切史传的记载相形失色！这又何尝不是陇右多民族色彩的地域文化在边塞诗中构建的独特审美境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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