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宋代爱情词与现代流行音乐感伤基调的比较研究
中图分类号：i222.8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2-2589（2015）09-0120-02
从定量分析的角度来研究风靡于大街小巷、传唱于男女老少的流行音乐，我们很容易发现内容上涉及爱情的歌曲在其中占有极高的比重。说到情歌，不得不提到中国文学中的瑰宝――宋词之中的爱情词。流行音乐中的爱情歌曲与宋代爱情词都隶属于通俗文学样式，二者有着众多相似之处，也有着明显的差异，体现了在中国传统文化背景下，文学自身的传承性与发展的变异性特征，所以说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文学。
一、感伤基调成因比较
（一）相同成因分析
阅读爱情词，总会体会到或浓或淡的哀愁溢于言表；聆听爱情歌曲，也总会发现各种失恋之痛与相思之苦。不同的时代，相似的感伤基调，究其根源可以追溯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上。纵观中国文学的发展，就会发现感伤情怀早已有之，并已烙印在历代文人的头脑中世代相传。
首先，从感伤情怀心理建构基础来看。儒家文化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主流地位和统治地位，即使对接受了现代文明的人们也有着本位文化的作用，它要求知识分子通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来实现个人价值，要“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但是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在人生价值实现过程中总会有个人理想化的评判标准与婚姻、家庭、社会的冲突，有个人无力改变现状造成的愁绪。“一切不受阻碍的活动都导致快乐，而一切受到阻碍的活动都导致痛苦。忧郁本身正是欲望受到阻碍或挫折的结果，所以一般都借以痛苦的情调。”[1]144于是文人悲秋，佳人伤春。
其次，从文学形式因素来看。词作为抒情文学样式，较少受“文以载道”观念的约束，常用来抒发个人化的幽约情愫。而爱情歌曲更没有正统文学在政治性、思想性方面的束缚，在宽松的社会环境中，更便于自由抒发情感。感伤是情感体验的一个层面，往往是复杂、丰富而且深邃的，常与多愁善感相联系，情多所以感人。“作词之法，首贵沉郁，沉则不浮，郁则不藻。”[2]6沉郁“词之源也”。现代情歌是对宋代爱情词的继承与发展，是它的现代语言版，因而感伤情怀也有着相承性。此外，爱情词与爱情歌曲中的感伤情怀主要体现为中国传统美学的中和之美。
（二）不同成因分析
中国文学史上的感伤主义传统“从总体上说，它反映了封建社会中失意知识分子对自身遭遇、现实人生和时代社会的伤感情绪。其中含有对现实黑暗的怨愤不满，对美好事物的伤悼流连，也含有消极悲观、沉溺于个人哀怨等消极质素。”[3]58首先，宋词生成的宋代社会是我国封建王朝由盛而衰的转折阶段，两宋时期战乱频繁、内外交困，在不断被动挨打中逐渐走向了灭亡。在这种时代悲剧阴影下，文人为国家民族痛心疾首。其次，宋代科举制度大盛，应试几乎成了每个文人走上仕途的唯一道路。于是一旦科场失利，就产生与实现人生抱负的矛盾，造成了人生的失落感、政治理想难以实现的幻灭感以及出路难寻的迷茫感。此外，宋代都市经济繁荣，歌楼酒馆林立，文人们有了更多接触色艺俱佳、风情万种的歌妓舞女的机会，可宋代又是一个理学空前强化的时代，于是有了人欲与礼教的矛盾，正统封建家庭不能接纳地位卑微的娼妓的矛盾，更有潦倒文人无法替所爱之人赎身的尴尬境地。除此之外，也有了以感伤为美的审美观念。于是仕途失意如柳永者唱出“一生赢得是凄凉。追前事，暗心伤”，超然如苏轼者也说着“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千里孤坟无处话凄凉”，人生得意如晏殊者也沉吟“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综合以上原因，宋代爱情词中的感伤基调甚至可视为是宋王朝的悲歌。
而透过流行音乐中的爱情歌曲来看现代社会，则有另一番景象。都市里高楼林立、车水马龙、人潮涌动。人们享受着越来越丰富的物质条件时，心灵世界也有着更为激烈的变化。在快节奏的生活速度，让人们疲于奔波，没有时间去体会含情脉脉与刻骨铭心，魂牵梦绕与缠绵悱恻，甚至连爱情所必需的细节也被尽可能地简化了。可越是如此，人们越是渴望美好的爱情。另外，在这个充满商业气息的社会，爱情虽没有像商品一样被买卖，却也难免沾染上世俗的气息，受到各种欲望的冲击，让向往单纯美好爱情的心灵更难堪重负。永恒的爱情恍如隔世，浪漫的故事成为童话中的经典。作为精神寄托的爱情让人忧心忡忡，甚至是危机四伏。渴望美丽的爱情却往往与失落交织，让人感伤，甚至痛彻肺腑。于是陈奕迅唱到：“我多么想和你见一面，看看你最近改变，不再去说从前，只是寒暄，对你说一句，只是说一句，好久不见”；张学友也讲述着：“她来听我的演唱会，在二十五岁恋爱是风光明媚，男朋友背着她送人玫瑰，她不听电话夜夜听歌不睡，我唱得她心醉我唱得她心碎，成年人分手后都像无所谓，和朋友一起买醉卡拉ok，唱我的歌陪着画面流泪”；钟汉良也倾诉着：“这一场游戏，没有人犹豫，伤我绰绰有余，等待最后一眼最后一遍最后一天最后一点滴滴答答消失的时间，最后这场爱情，难逃浩劫，倒数幻灭，这咸咸的告别，沿海岸线终结。”
二、感伤基调具体内容比较
不同的社会现实造就着爱情词与情歌的感伤基调，这种感伤也引起了人们的共鸣，所以宋代爱情词在众多唱和之作中广为流传，而不同的情歌也在有相似经历的人们心中激起涟漪。但是也因为时代因素的不同，二者在表现感伤情怀的具体内容上虽都表现出相思离别之苦以及爱情的失落，但也有明显的差别。
宋代爱情词往往写的是不同个体或者相同个体不同的情感经历和体验，它是具体的、个性化的，并常把对人生短暂、仕途不顺的慨叹与爱情的失落相结合。如晏殊的“一曲新词酒一杯。去年天气旧亭台。夕阳西下几时回？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小园香径独徘徊。”以“夕阳”与“落花”象征着年华的流逝和爱情的失落，体现出作者对时光易逝、生命有限的沉思与体悟。而秦观积聚的满腹伤心失意更是用词来宣泄，以至于清代常州词派的理论家周济在《宋四家词选》中说，他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入“红妆饮罢少踟蹰，有人偷向隅”，“红妆”的哀怨，无疑是词人自己遭贬后孤独悲伤的投影。而晏几道的词则表现出对爱情生死不渝的追求，且有确指的思恋对象，“小莲风韵出瑶池”，“赚得小鸿眉黛、也低颦”，“记得小?o初见。” 流行音乐中的爱情歌曲常表达的是一种社会共通的情感，言说的是社会较为普遍的情感问题，如林忆莲在她的歌中唱着：“这样深的夜下过雨的街，连星光就要熄灭你赴的是什么样的约”。这些歌曲中鲜有具体的叙事，即使有也是一种抽象化的雷同，这与其为了打动现实中的听者、追求商业价值的目的有关。另外现代情歌大都少了古代爱情词中的社会内涵，往往直接抒写爱情带来的内心悸动，更多地强调内心的感受与体验以及无法释怀的无奈，因此对爱情本身问题的思考更为细腻，同时议论性的表白之语也更多，如周杰伦的《红尘客栈》中就有“快马在江湖里厮杀，无非是名跟利放不下，心中有江山的人岂能快意潇洒，我只求与你共华发，剑出鞘恩怨了谁笑，我只求今朝拥你入怀抱，红尘客栈风似刀骤雨落宿命敲，任武林谁领风骚我却只为你折腰”，表现为了追求真爱的不悔之心。
三、感伤基调表现手法比较
宋代爱情词与现代流行音乐中的爱情歌曲在表现感伤之情的方式上也是有同有异。
宋代爱情词常借助于传统的比兴手法，以景写情，以物寄情，现代情歌对于这些传统文化积淀的特定意象也有继承和拓展，如以水写愁，词中有“离愁渐远渐无穷，迢迢不断如春水”，歌中有：“一壶漂泊浪迹天涯难入喉，你走之后酒暖回忆思念瘦，水向东流时间怎么偷，花开就一次成熟我却错过”；以明月寄相思，词中有“明月不谙离恨苦”，歌中有“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请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以雨来喻愁绪浓密，词里有“若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歌里有“听雨的声音，像悲伤的歌曲，滂沱大雨竟如此的冷清我陪雨哭泣，雨却还不肯停，寂寞的人才懂雨的心情，雨反复唱着熟悉旋律，用悲伤的情绪”；以梦来写幸福之短暂，反衬出感伤之情更甚的，词中有“浅情终似，行云无定，犹到梦魂中”，歌中有“情也成空宛如挥手袖的风，幽幽一缕香飘在深深旧梦中”。同时现代情歌也出现了“玫瑰”“咖啡”“背包”等新意象，不管变化还是继承，都是为表达情感服务。
另外这两种文学样式中表现的男性形象似乎少了些阳刚之气，词中是“心中事，眼中泪，意中人”，歌中则有“男人哭吧哭吧不是罪”，似乎儿女情长便英雄气短起来。宋代词人以男性居多，词中出现了“男子做闺音”的现象。词是用来配乐歌唱的新体歌词，最初产生于以女性为主的音乐环境中，它的内容、风格及语言表达自然会屈从于女性歌唱的需要，如“添伤感，将何计。空只恁，厌厌地。无人处思量，几度垂泪”，以女主人公自序的口吻，诉说失恋的痛苦或难以割舍的思念。由于封建社会的女性受着礼教的束缚，常是弱者的代名词，她们无法自主的追求幸福的爱情婚姻，只能自怨自艾，逆来顺受。这使得她们的境遇与失意文人有相似之处，正如白居易在《琵琶行》中说：“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所以，词人们借助于生活中被遗弃、被冷落的歌妓、少妇来表达自己仕途不顺及内心的幽怨之情。当然宋词中也有直接以男子身份出现的人物，但他们常有多愁善感的个性，以满纸泪水抒写感伤之情，而现代爱情歌曲由于不再受歌唱者性别因素的限制，不需以男性表现女性情思，所以表现的情感就更为真切，可以抒发最真实的感受：男人可以说哭不是罪，女人可以说“为你朝思暮想，为你日夜牵挂”，可见宋词相对来说较委婉含蓄，体现出朦胧的感伤美，而今天的情歌由于社会因素以及人们欣赏歌词的闲暇时间变少等多方面原因，所以相对而言表现得较为直白，因而也就有了“这是我的爱情宣言，我要告诉全世界”的声音，爱恨分明，喜怒哀乐表露无遗。
宋代的爱情词在人们觥筹交错之中不断传唱，现代的情歌在大街小巷飘荡，在时间的推移中，变换着模样，不同的人物述说着不同的爱情故事，但永远不变的则是隐藏其中又自然流露的感伤之情以及由此展现的文学的传承与拓展。
第二篇：高中古代诗歌与现代流行音乐
古代诗歌与现代流行音乐
组长：张瑜珊 组员：廖映 吕伟豪
首先研究唐诗、宋词、元曲及流行音乐的由来发展和特点：
（一）唐诗
中国是诗的国度。诗大体可分为两类：一类是古体诗，如《诗经》、《楚词》等；另一类是格律诗，在一首诗中，讲求平仄、韵脚和对仗等。唐帝国的经济的发展必然导致文化的繁荣。国内各民族的融合，日趋频繁的国际文化交流，各阶级各阶层的生活变得丰富复杂，为诗词创作提供了多种多机关报养料和素材。唐帝国制定和执行的科举选拔人才的制度以诗赋主要内容，这种机制也直接促进了诗歌的创作。其特点：从形式上讲究调声、隶事和内容上沿袭宫体，不同时期有着不同的旋律，或慷慨激昂、或缠绵婉转、或英雄气概、或儿女情长。
（二）宋词
词是诗经及魏乐府之蜕变和唐代近体诗不断发展的结果。词和诗的最大区别就是，诗为整齐的五、七言（齐言），而词则长短句（杂言），依照乐曲的节拍而填制长短句的“词”。“词”就这样产生的。宋词的成熟繁荣时期，则是词创作的最高峰，数量质量都达到了巅峰时期。宋词得到整个社会各阶层人士的普遍认同和喜爱。词已深深植根于广大人民群众的文化沃土之中，得到空前的发展，成为一个历史时期文学样式的代表。其特点：它是一种既能合乐而唱又能讲求格律的新体诗，包括有燕乐、民歌、近体诗格律三要素，具有高度音乐性、韵律美和浓郁的生活拨气息的文学新形式。词与诗有着密切的联系，词分豪放、婉约两大流派。
（三）元曲
清李调元《雨村曲话》引《弦索辨讹》称：“三百篇而为诗，诗变而为词，词变而为曲”，明王世贞《曲藻》又称：“词不快北耳而后有北曲，北曲不谐南耳而后有南曲”，说明了曲的起源。曲与词的主要区别是，词的字数有一定限制，曲的字数不定，词韵大致依照诗韵。前期主要是文人和戏曲家创作后期产生专业的散曲作家，起了重要作用，使曲坛更为绚丽多彩。元散曲分为豪放、清丽两大派别。其特点：元曲韵密，有时每句用韵，甚至句中押韵，同时元曲平仄要求更加严格。元曲可加衬字，尤其是套曲，衬字较多，如不分正字衬字，作品的句式、平仄等就分不清。
（四）流行音乐
当代的流行音乐在古代诗词曲的基础上，融国家政治、经济、文化、人文、地理、风土人情；集景、事、物于一体，作为词源，而后配以音乐，从而形成一种独特的具有现代气息的美的语词曲综合体，抒发人类情绪。其特点：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词曲，政治色彩、文化色彩、艺术色彩都较浓，在特定时期的政治色彩尤其突出。词曲均不限形式，基本没有严格的韵律要求，比较随意。
下面我们来看看古代诗歌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联系 很小的时候过一首歌：“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夜明中。雕栏玉砌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歌曲由一位名叫朱小玲的女歌手演唱，其唱腔清新哀婉，年少的我虽未经风雨，仍是被那种忧伤的气氛年感染----考虑直到现在，每当我看到映衬着历史的雕梁画栋时，耳畔仍会不知不觉地响起这首歌。后来，我才知道她唱的是唐后主李煜于国破后所填的词《虞美人》，道不尽对故国的思念。这是我接触由中国古代诗歌改编的现代流行歌曲的伊始，它间在当年众多咿咿呀呀的所谓“甜歌”中，竟有着一丝独自绽放的山百合的味道。
年纪再大些，陆陆续续又听了好些这种由中国古代诗歌改编的歌曲，其中全文选录编曲的，以邓丽君演唱的苏轼《水调歌头》最为著名。词风豪放清奇的东坡居士，肯定没有想到，他在密州任所对天空奇妙景象的驰想，对月之阴晴圆缺及人生这悲欢离合的感叹，于九百余年后，竟会再度被谱上新曲，传唱于大江南北，感动着更多新的痴男怨女。我个人认为古诗词之新编新唱，此曲堪称经典。
继而，在香港拍摄的电视剧《射雕英雄传》中，出现了粤语版的《满江红》，罗文用他低则婉转、高则激昂的中国古典式唱腔，把岳飞抗敌雪耻、收复失地的爱国情感和英雄气慨演绎得畅快淋漓，于高昂处，那磅礴的气势和激越的情感由不得你不随之动容。
类似的感受，你也可以从电视剧《三国演义》的片头曲----同时也是小说《三国演义》的开篇词中获取，“一壶浊酒喜相逢，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的豪气，委实曾让我有未生于斯世的遗憾。
将中国古代诗词新编于现代流行歌曲中的尝试，从些也渐渐屡见不鲜。全篇改编难免会有它的局限性，莫若取其数理化，用在新歌的关键之处，以求“画龙点睛”。
于是港星蒋志光、韦绮珊的对唱歌曲《相逢何必曾相识》中，有了《瑟琶行》“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的句子，所不同的是，白乐天欲抒发的是被贬谪的凄苦，而新歌中的男女主人公似是想藉此名句来呼唤久候的爱情。是啊，同样的一句话，流入处在不同境遇、有着不同渴望的不同的耳里，自然触动着不同的心事，自古就是如此。
又看到陈百强的歌曲中竟出现了《对酒当歌》的名字，不禁大惑：难道此君亦有着曹公“时光易逝、功业款就”的苦闷吗？忙细细听来：干净的声线，深情且难掩忧伤的基调，竟是在倾诉着一个“失了踪”的爱情故事，“这颗心”虽“真的很痛”，但仍“不断地寻梦”，“两眼尽红”地“依稀觉得这样傻也只是为情重”。歌曲内容固然与《短歌行》所表达的相去甚远，但感情之充沛、情调之悲凉，未必就逊之多少。
这方面成功的例子不少，最有名的，我觉得当属邓丽君。邓本身是以唱台湾小调起家，本身已有不少民族文化气息的濡染，加上台湾一批执着于传统文化的音乐人，共同创作出许多与原诗歌同样经典的作品。邓丽君曾经出版过一张名为《淡淡幽情》的个人专辑，其中收录了李煜和多位宋代词坛名家的经典作品，有李煜的《相见欢》(无言独上西楼)、《乌夜啼》(林花谢了春红)和《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苏轼的《水调歌头》(明月几时有)，范仲淹的《苏幕遮》(碧云天)，秦少游的《桃源忆故人》(玉楼深锁多情种)，聂胜琼的《鹧鸪天》(玉惨花愁出凤城)，欧阳修的《玉楼春》(别后不知君远近)等等。以上歌曲由台湾声名卓著的曲作家古月、刘家昌、翁清溪、陈扬等谱曲，曲与词可谓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再加上邓的内敛婉约清丽的唱腔，使这张专辑成为中国音乐史上世代传颂的极品。
古代诗词创作与现代流行歌曲歌词的创作的一些比较
一、现代流行歌曲歌词与古代诗词的情感：“以歌传情”是流行歌曲的核心，每首歌词都确定一定的感情基调，在些基础上细细雕琢，于字里行间中寻觅有激发听歌都情感的催化剂。以词抒情、以情带声是创作者于声乐创作中的重要追求。
中国古代诗词也是我们祖先情感的载体。《诗经》用章节重迭、反复咏叹的形式表达了人民在劳动、爱情等多方面的生活，也透露出不同阶级在不同生活环境中的情感方向。唐诗大家李白以清新明快的语言，驰骋大胆的想象，抒发奔放豪迈的情感，创造了瑰丽奇伟的意境，亦摘取了“浪漫主义诗人”的雅号。而伟大的现实主义诗人杜甫，也凭借着爱国爱民的情感，以“诗史”真实而深刻地提示了尖锐的社会状况，反映出人民的疾苦，尽抒心中情。此外，李清照的婉约、柳永的风流倜傥、辛弃疾的豪放，不也是将其个性充分渗透在所作词中了吗？呵，“感于哀乐，缘事而发”的古代诗词创作思路，竟与流行歌曲歌词的创作有着相似之处呢。
二、现代流行歌曲歌词与古代诗词的声韵：
流行歌曲的创作过程通常是先有曲调，再依据曲调的行乐特点及思想内容填词。音乐的美感来自于它舒缓若涓涓细流、渐进若行云流水、高昂若夏潮涌至的起跌动感，而这动感之美源于韵律的协调搭配及能够随乐之起伏配以的压韵的、上品的歌词。因而，这就要求填词者具备较高的音乐理解能力和较好的文学素养，才能较为准确地将曲与词融于一体，创作出声情并茂的好歌。
而古代诗歌与音乐也是孪生姐妹。《诗经》的风、雅、颂本是不同阶级于不同场合的骊歌，故古诗皆可被之管弦，至汉始有不入乐的诗。“乐府”这一称谓即是铁证。魏晋南北朝时期沈约以“新体诗”开格律诗先河，至此诗歌创作更注重声律；
五、七言律诗，五、七言绝句，五言排律的产生与发展，更是极大地丰富了“诗韵”的内涵。试想李白“云想衣裳花想容”的妙句，何尝不是帝王家辅以管乐吟唱的精品？可见现代流行歌曲里对韵律的追求，也并非是无源可溯的。
但我们绝不能因此就说：现代流行歌曲里的古代诗词元素，是对古代诗词的继承与发挥，是贴切得体、值得提倡的。古代诗词之所以能历经数十世而魅力不减，与创作者所处的时代背景是密不可分的。奴隶制朝代的压抑，成就了大批无名而朴素的底层劳动人民诗人；群雄纷争的乱世，出现了如曹操般充满抱负与进取精神的枭雄诗人。大唐帝国的空前繁荣，涌现出的以王维、孟浩然为代表的田园诗人、以岑参、王之焕为代表的边塞诗人、以及浪漫主义诗人李白、现实主义诗人杜甫，更是将诗歌创作推上了顶峰。宋朝社会追求物质及精神生活享受到极致，开是出现了唯美的柳永、秦观，婉约的李清照；随着社会环境的日渐恶化，又出现了爱国忧民的苏轼、辛弃疾。如此不胜累数。纵观诗词创作的历史，逢乱世必出豪迈之士，遇太平难掩浓词艳赋。有了变化不定的社会底蕴，自然诗歌也变得精彩分呈。
第三篇：宋代财产纠纷与诉讼研究论文[范文模版]
对于宋代财产法律制度，法史学界已有较深入的研究。但研究法制史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了解静态的法律制度，更重要的是进一步了解它实际功能的发挥。从近几年的法制史研究来看，学界虽已开始关注这一方面的问题，却稍嫌薄弱，有进一步深入系统研究的必要。
本文从现有史料入手，对宋代汉族地区的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进行了梳理，力图通过对动态的、微观的法律现象的分析，来考察宋代民间财产关系中的矛盾冲突，国家、社会对这种矛盾冲突的调整和解决，以及涉足其中的宋代民众对法制的支持程度。
此处所讲的财产除指私人的物质财富外，还包括以物质财富为对象，直接跟个人或团体的经济利益相联系的民事权利。“纠纷”与“诉讼”则是既有区别又有联系的两个概念。二者所处时间段不同，纠纷是诉讼的前提，它有可能发展为诉讼，也有可能通过其他方式解决。为了行文的方便，笔者有时将通过这两种途径解决的纠纷合称为“争讼”。
一、宋代田宅纠纷与诉讼。
在宋代“不抑兼并”的社会背景下，加之商品经济日益发展的冲击，田宅所有权的出让与转移更为经常化，这期间也夹杂着许多矛盾冲突。本部分的讨论以田宅界至争讼、亲邻优先权争讼、买卖契约争讼为中心而展开。
与宅院间的界至纷争相比，因土地边界所产生的争讼更为常见。强势一方的恶意包占、田宅的长期闲置以及某些特殊田界的可移动性是这类纷争的主要起因。土地侵界事件的频繁发生既与宋代的税收制度关系密切，也与民户生活息息相关。宋代以资产的高低作为国家税收的标准，若疆界不正，土地的出产会有所亏折，难免影响到对国家赋税的供输。若以被侵削之田的出产供输原有田亩的税赋，民户自身的生活常常难以维持，所以，为避免欠负国家税赋，许多人是不得不争。为解决此类纠纷，有的官员从防范抓起，重视教化；有的官员则综合运用刑罚威慑与劝谕手法，责令辖下百姓限期改正。
学界曾对中国古代亲邻优先权问题作过细致论述，但其讨论均由静态的制度入手，与其不同，本部分着重探讨宋代社会中围绕亲邻优先权所发生的动态纷争。通过对田宅交易中亲邻购买和收赎的优先权的考察，可以发现，宋代与亲邻权相关的民事法规的内容日趋详备，法律对“亲邻”概念的界定呈现出逐步缩小的趋势。其目的是尽量减少此类纠纷，为田宅交易能更快捷地进行提供法律保证。但法律对亲邻范围日趋严格的限定也反映出当时田宅交易的繁荣。由亲邻权所致争讼可以看出，除商品经济因素外，传统的家族观念也是当时田宅交易频繁发生的一个不可忽略的原因。
契约反映的是人们在交易过程中彼此作为私有者所发生的经济关系。在宋代，经官印押的田宅契约是买卖关系成立的合法依据，亦是理断田宅争讼的凭据。然而，为了逃避沉重的契税，许多交易者或伪造文契，或行用白契。为规范契据市场，宋朝廷加强了对伪契和白契的惩处力度。宋代与田宅典卖相关的官方制定法中有关税契的强制性规定本为减少词讼，抑止兼并，但此举反而为兼并广开其门，并未收到应有的积极效果，社会中因伪契和白契所致田宅争讼之多便是对当时境况的真实反映。
二、宋代钱债纠纷与诉讼。
本部分主要讨论与无息信用借贷和有息契约借贷相关的纠纷与诉讼。
宋代社会中的无息借贷多发生在邻里亲戚等较为熟悉的人们之间。其中既有生活性借贷，也有生产性和经营性借贷，借款额有大有小，借期有长有短。大多数情况下，此类借贷既不计息，也不立契，属信用担保借贷。由于缺乏制约性机制，无息借贷纠纷时有发生。当时虽有告官追债者，但道德谴责仍是许多出借人追债无望时的无奈选择。为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出借方产生了吝贷心理。采用这一方式的出借方不仅要负担有损“亲谊”的风险，还常被告贷方挟嫌报复。
宋代举息借贷一般数目较大，不仅计息，而且要订立书面借贷契约，写明借期、利息、中人、保人、见证人、抵押物。这类借贷的发生多起因于家庭中的重大事件。由于大多数人是在经济压力下借贷，负债人常常难以支付利息与本金，每当此时，纠纷也就不可避免。其中的相当一部分是因“倍称之息”所致。“倍称之息”虽为宋政府所限制，但由于百姓的极度贫困和民众的惧官心理，国家法律的限制与社会舆论的监督并未起到应有的作用。大多数债务人身受其害，却不敢告官争理；少数以诉讼维权者，也很难获得公正的裁断。
民间的有息借贷纠纷，多发生在债务清偿过程中。不以本色偿还、私自追理欠负极易导致债务争讼。这类现象的普遍存在与债权人追求最大利益的心理有很大关系。在这类问题的处理上，宋代律令注重维护债务人的合法权益，对违反国家放贷、还贷法令的债权人予以限制；但由实际司法效果看，法律上的“理索”规定并未落到实处，其实际效果与立法目的相差甚远，显示出民众对当时司法系统的低支持率。
三、宋代家庭中的特殊财产争讼。
这里所说的家庭是一种介于家族和直系小家庭之间的广义家庭。这种家庭中的特殊财产是根据其用途来划分的：家庭中的共有财产和女性的陪嫁奁产均属这一范围。这类财产本应专款专用，但财利面前是非多，围绕这些财产发生了诸多的侵权之讼。
宋代家庭中的共有财产主要包括：尚未分析的家产、父母的养老田、家族的墓祭田。共有财产的产权归属是全体家庭成员，个体成员无权私自处分。然而，社会经济环境对人们观念的作用力，是别籍异财的法禁与传统道德的约束力所无法抗衡的。两宋社会中纷繁复杂的共财纷争反映出士大夫阶层所倡导的“敬宗收族”的活动并未收到预期的效果，这一现象的出现并非孤立，它与唐宋变革背景下社会中阶级关系与经济关系的巨大变化密切相关。
奁产是指女子出嫁时由娘家陪送的所有物品和财产。在宋代，奁产是奠定女子在夫家地位的经济基础，是女性的重要财产和身份地位的象征。当奁产权受到侵害时，为人女者，为人妻者，为人子者等与奁产有直接或间接关系的家庭成员多采用诉讼方式维护自己的权益。众多女子为维护奁产权而诉诸官府，寻求法律援助的现象向我们展示出在经济利益多元化、私有权观念不断深化的宋代社会中，女性权益观念的提高和维权活动的进一步加强。
四、宋代遗产继承中的纠纷与诉讼。
在延续宗桃的前提下，宋代家庭中的财产传继以法定继承(含代位继承)为主，户绝继承和遗嘱继承为辅，但围绕家族产业的传继，家庭成员之间的纠纷却是接连不断。
宋政府制定了相当完备的遗产继承法规，但是，在宗法制父权社会，由于法定继承涉及到嫡子、寡妻妾、庶子、别宅子、女儿、义子、赘婿等诸多人员，而这些人拥有的对家财的继承权的大小并不完全一致，他们之间因此产生了错综复杂的矛盾。通过对这类纷争的考察，我们发现，亲子间及非直系血亲问的遗产纷争不仅大量存在于社会各阶层中，且十分复杂。
与户绝立嗣相关的争讼往往涉及到户绝之家的兄弟及其他家族成员、亲戚、甚至异姓，为了平衡这些关系出现了双立现象。立嗣之后，会因双方关系恶化、父辈好恶等影响出现遣嗣行为以及围绕户绝之家财产分配的纠纷与诉讼。宋代社会中围绕户绝立嗣所发生的种种纷争表明，国家的立继法令并没有完全对户绝立嗣及其争讼产生应有的约束作用。同处理其他家庭财产争讼一样，宋代官方在处理此类纷争时，注重保护家族利益；而家族势力对此类纠纷的影响作用也不可忽视。在这两种力量的影响下，户绝之家的利益受到了威胁和分割。
由宋代法律规定看，遗嘱继产原则上只能在没有男性法定继承人即户绝的情况下才可以适用。但宋代的遗嘱继产已不再仅限于户绝之家，这一现象的日益普遍与人们的耻讼心理不无关系。因遗嘱具有改变法定继承人的范围、顺序和遗产份额的效力，关系到继承人继承权的取得和丧失，再加上与立嗣又有关联，所以宋代围绕遗嘱继产亦产生了不少争讼。中国古代传统文化背景下的宋代遗嘱继产争讼自有其特征：
1、遗嘱适用范围的限定性使得争讼往往与立嗣有着密切的关联，从而使争讼呈现复杂化、多元化的特点。
2、宋代遗嘱继产法强调义务与权利的一致性，但法官的自由裁量权，却对这种权利与义务相结合的“整体性继承”造成了某种程度的破坏，降低了民众对国家司法系统的信任度，遗嘱争讼反而增多。
五、宋代民间财产争讼的调处机制。
由于社会结构、文化传统、诉讼效益等多种因素的影响，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中的相当一部分由民间自行调解解决，但也有一部分财产纠纷以诉讼途径来解决，由官府调处息讼。
宋代许多民间财产纠纷在尊长、邻里、陌生人等调解人的参与下获得解决，并未进入诉讼领域。无形资源与有形资源是民间调解者调解成功的前提条件，民间调解人参与调解与被调解人接受调解的动机亦各不相同。民间调解虽是解决纠纷的一种重要途径，但由于是在差序格局的社会中运作，亦不乏妥协性、不稳定性和局限性。其中，道德评价直接起作用，法律发挥间接作用。
未能在民间调解阶段解决的纠纷，极有可能进入官方的诉讼程序。宋代法律并未规定诉讼前调解为官方审理案件的必经程序，但不少官员都把调解作为其解决民事财产诉讼的首选方法。为息讼，主张以调解结案的官员们除采用“情”与“理”的教化方法外，多从讼累入手进行劝谕，并取得了一定的效果。由于国法的存在，与民间调解相比，官方调解更接近于儒家的理想制度，自有其特色。
由前述对民间调解与官府调解的讨论，我们发现，宋代的调解基本上建立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并贯穿始终。由国法在民间调解和官府调解中的作用所决定，调解的非强制性倾向较为明显。而且，官方主持下的调解不仅受到时限的制约，还受到其他因素的影响。六、宋代民间财产争讼案件的执行状况
宋代的民事执行包括私力救济和公力救济(即对民事判决的执行)两种。前者是一种个人行为，后者则是由国家司法机关根据判决实施的行为。宋代的两部法典《宋刑统》和《庆元条法事类》中，有一些散见的关于民间私力救济(主要是民间私债的追偿问题)方面的法律条文，但结合具体史实来看，这些法规与法律实践之间却存在着差距：债务人违契不偿时，不少债权人自行违法追偿。强牵财物过本契、限制债务人及其族属人身自由等违法收贷现象禁而不止。这一状况的出现是多种主、客观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
宋代对民事判决的执行有其较为固定的形式，存在一些共性。以财产诉讼案件为例，其执行条件有二：生效的给付之判和败诉方拒不履行生效判决。由行政机关兼理司法的特点所决定，宋代在民事执行权的配置上实行的是混一制的执行主体。其执行方式有：当厅执行、案后执行、限期执行和协同执行，既可单独使用，也可混合使用。宋代财产案件的执行标的物包含物质和禁令两方面。另外，当时还出现了永久性的中止执行程序——执行终结。
不可否认，宋代司法是以国家强制力为后盾，其民事诉讼程序中执行环节亦不乏强制性，但由于传统儒家文化中的中庸之道和“重义轻利”观念的影响，其民事执行行为却体现出浓厚的伦理法色彩，它也是当时民事执行难的思想根源。宋代的司法行为附属于行政行为的制度上的缺陷，是这类现象大量存在的制度根源。已判决案件的执行不得力、司法缺乏有效监督的制度弊病、频繁的大赦、社会成员法律意识的淡薄、民事执行人员素质的参差不齐等因素则使宋代民事执行呈现出非规范化特征。
六、宋代民众在财产争讼中展现的法律观念。
通过对宋代民间财产纠纷与诉讼由发生到解决的全过程的考察，我们发现，在纠纷解决方式的选择上，宋代民众的法律价值观念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他们对法制的支持并非毫无保留。具体而言：
宋代士大夫阶层中具有务实精神者已将无法实现的传统的“无讼”理想转化为“息讼”理念，并以多种方法付诸实施，这一变化是对民众维护自身权益而兴讼的合理性的承认。但由于传统“无讼观”的作用，官方息讼思想的消极作用不仅存在，且对民众的法律观念与法律行为产生了重要影响。这与中国古代法律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影响悠久的法律传统密不可分，自有其社会、文化和政治根源。
人们的法律价值观，在很大程度上决定着人们对法制系统的支持程度。宋代民众所掌握的法律知识是参差不齐的，其法律观也因人而异。虽有不少人放弃了通过诉讼解决财产纷争的意愿。然而，处于唐宋变革期的宋代社会的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领域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相适应，意识形态领域亦产生了极大的变化：整个社会心理变得越来越重利。在这一特定历史条件下，宋代的民事立法和司法实践均表现出对财产问题的重视：为维护合法权益而诉诸司法已成为许多人的共识。
结语：
宋代社会中财产纷争的多发性与其时代背景密不可分。与前代相比，宋代财产诉讼当事人的构成发生了结构性变化。这一变化不仅反映出民众渐渐苏醒的法律意识，同时也说明了当时发达的商品经济带给社会的紧张关系。它与宋代土地私有制的发展与商品经济繁荣状态下的经济利益多元化趋势有很大关系。
宋代社会中，传统的畏讼心理与新兴的“好讼”之风并存，成为中国法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二者看似矛盾，其实不然。传统厌讼、贱讼文化的积淀，宋代司法运行中的不公正现象，确实让不少宋人畏讼；然而宋代又是一个有着无穷之变的社会，其政治结构、经济关系等方面的社会变革影响和改铸着宋代的司法传统，商品经济的功利思想也为社会各阶层包括士大夫群体中的许多人所接受，所有这些都为民众提供了运用法律维护自身权益的外部条件与内部动力。
社会成员对法律的支持，是实现和发挥社会法制系统效能的决定性因素。虽然宋人的法观念、法心理、法意识和法行为都有了改变，维权意识日益增强，但宋代的政治体制、社会结构和“息讼”“厌讼”等文化造就了特殊的法律背景和条件，司法体制始终受到行政权威的干预。在敬畏讼累的宋代民众心中，法律神圣且难以触及，具有这一心态的宋代民众对法律的认知状况是参差不齐的，当然不可能在意向和行为上对宋廷的法制予以足够的支持。
受材料的限制，本部分论述以南宋为切入点。这一结论虽得自《名公书判清明集》，仅限于南宋这一较短时段内，不能完全反映整个宋代民事判决执行的面貌，但也不能否认北宋不存在这类情形。再加上法律本身具有延续性，我们基此可以多少推知北宋时期民事判决执行的状况。
第四篇：古代爱情与现代爱情
课题名称 古代爱情与现代爱情的区别
指导老师： 课题组长：郑凯健
课题组成员：余凤易、王嘉钰、刘鑫宇、李子潇 正文 【内容摘要】
爱情是一个古老的话题而又现代的话题,爱情的出现在中国古代的奴隶社会时期,文字叙述比较早的也就是《诗经，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参差荇菜，左右毛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这是中国典籍当中最早的有关男女爱情的描写，距近大概有几千年了，所以我说爱情是古老的。在当代社会，爱情仍然被世人所追求，而且追求的欲望和质量比古代更高而且爱情在当代中国不断的被世人所赞颂，从中国现代社会的爱情发展来看，爱情还是一个比较年轻的话题。
【关键词】爱情观、社会背景、文化、纳兰容若的诗词、安意如
一、研究背景
爱情是人类最美好的感情，没有之一。美好的爱情让人向往，不幸的爱情又让人唏嘘不已。从古至今，人们的爱情随着社会背景、文化不断发生着变化。
二、研究目的及意义
1、现代爱情有哪些特点
2、古代爱情有哪些特点
3、了解古典诗词中的爱情
三、研究计划制定
（一）研究阶段
第一阶段：组内讨论，探讨课题，计划分工。负责人： 第二阶段：实行计划，设计问卷，发放问卷。负责人： 第三阶段：资料汇总，撰写报告。负责人：(二)研究假设
我们仔细分析目前手中的资料，为使目标更为明确，提出以下假设。
1、古代的爱情值得我们学习吗？
2、现在的爱情真的是一次奢侈的快餐吗？
3、古典诗词中的爱情
4、现代爱情好还是古代爱情好
四、研究过程
第一阶段： 时间：2017.5.6 任务：全体组员进行讨论，探讨课题。第二阶段： 时间：2017.5.6 任务：查找资料 第三阶段： 时间：2017.5.7 任务：王嘉钰同学汇总资料并整理 第四阶段： 时间：2017.5.9 任务：郑凯健同学完成研究报告，总结课题
五、研究成果
（）注意：研究假设了几个问题就用大量的数据资料论证几个问题，而不是只写个标题，这是结题报告的重中之重）
1、渊源流传的古代爱情让人神往，朗朗上口，随便就能说出一二。司马相如与卓文君；一代才女李清照和宰相之子赵明诚，虽然他们的婚姻是封建条件下的“父母之命、媒妁之言”，但是他们经过婚后的相互了解、沟通，使婚后的生活幸福甜蜜、情投意合。
2、现在人生活的节奏很快，无暇顾及太多的情调、浪漫，过着规矩但不规范的生活。现代人怀疑爱情。人的物质条件优越了，自由了，但自身却变得脆弱了，关心自己胜过关心他人。如三毛。三毛在爱情上是个理想者，敢于爱的轰轰烈烈，初恋失败就曾想过自杀；她与荷西结婚后就随他住进沙漠，两个人心心相印，朝朝暮暮，所以荷西死后三毛便不能解脱，说：“他等了我6年，爱恋了我12年，诀别时没有跟我说一声再见，我所有的感情都随荷西而去了”；
3、说班婕妤应以《怨歌行》开篇，说杨贵妃更应该拿《长恨歌》来作题，可是不，有了纳兰容若的一句“人生若只如初见”，一切有了开始存在的理由。
其实这一阕词着实平淡，但这一句又实在叫人哑然。
“何事西风悲画扇”，讲的是汉成帝妃班婕妤，史书上著名的幽雅贤德的女子，名门闺秀。成帝初年入宫，因美而贤，深获殊宠。一次，成帝想与她同辇出游，她言道：“贤圣之君皆有名臣在侧，三代末主乃有嬖女。”退而不敢奉诏。
那是君王爱恋正浓的时候，因赞她贤，后宫亦逢迎她，传为美谈，仿佛她是那楚庄王的樊姬，李世民的长孙贤后。她也自得，以为深承君恩，又不没家训，如此地相得益彰。许皇后愚钝，她是不动声色宠冠六宫的人，这样好的日子哪里找去？只愿恩爱长久，如宫名长信。
可是，有一天，她来了！她带着她的妹妹合德一起来了。飞燕入汉宫，是她寂寞的开始。一切，是那么地出乎意料。所有的怜爱，宠幸，都随着那身轻如燕的舞女入宫，戛然而止。
山盟虽在情已成空。
人世如此翻云覆雨，似纳兰说的：“等闲变却故人心，却道故人心易变。”也似刘禹锡的《竹叶词》：“长恨人心不如水，等闲平地起波澜。”
爱情的美丽就在于它真的可以像纳兰写的那样“人生若只如初见，何事秋风悲画扇。”当往事的尘烟，已随风倾泻到泛黄的岁月中的时候，世上唯有爱情会成为那朵梦绘的花，永不凋谢的在一旁默默的散发着芳香，任凭世上的风吹雨打，任凭痴心人的相思泪下，一切却只是停留在最初的那次相遇，只是停留在伊人第一次为你一笑倾城的瞬间。没有悲哀的秋风，没有尘世的喧嚣，只有一段最最纯真的美好。
当爱情的故事从盛唐吹拂到清帝国的时候，当白居易“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的呼唤化作了纳兰的一声轻叹的时候，当王朝的更迭伴着清脆的马蹄声的时候，只有一种声音还未曾改变过。那就是诗人们为爱情歌唱着的咏叹调。
4、现代爱情追求的是自由，人们可以自己选择心怡的对象。然而在现代爱情中，我们太容易爱上一个人，也太容易恨一个人。我们在快速的生活节奏当中失去了自我，太过于看中外表和物质，忽略了两个人是否真的合适。例如现代爱情中的相亲，两个人上一秒还是陌生人，一顿饭后便要相濡以沫走完一生，这样的盲目草率，不一定会有好的结局。再者由于现代爱情恋爱自由，我们总是会在正确的时间遇到错误的人，或者在错误的时间遇见正确的人。反观古代爱情，许多人的爱情在家族联姻中，变成了家族利益的牺牲品。但那时爱情我觉得大多数的还是很纯朴的，没有世俗的干扰，爱上一个人之后便会此生不渝，那种对爱情的忠贞不渝，是我们现在所无法比拟的。古代爱情与现代爱情各有利弊，孰好孰坏，也要因人而异。
六、反思与体会
爱情是伟大的，是值得尊重的，我们作为高中生，应当以学业为重，但是这并不妨碍正常的友情发展。对于这次研究性学习，本小组成员都有很大的收获，对于古典诗词也有了比较深的认识，而且最重要的是，大家都知道了在高中阶段学业是最重要的，对于爱情也有了正确的认识和理解。这对于大家的成长是很有帮助。
此次的研究性学习基本达到了最初的目的和既定目标，本组的所有成员也都有较大的收获和进步。
七、附件
调 查 问 卷
八、参考文献
安意如的《人生若只如初见》
1、结题报告（电子版u盘）递交的截止时间：2017年5月10日之前 文件名请标注班级姓名。
2、郭老师的邮注意：
箱：kyklmy@163.com 1505721596@QQ.com
3、郭老师办公室：一楼115
4、注意：标题字号宋体小三，正文内容字号宋体小四，行间距固定值22磅。
第五篇：现代流行音乐中的古典文化研究
现代流行音乐中的古典文化研究
指导老师：马洪梅 组长：赵倩
组员：马云暄、韩仲晨、赵倩、陆鑫、高阳、蒋志昂、王鹏海
摘要：
说到古典诗词和流行音乐,也许不会有太多的人会主动将它们联系在一起,觉得那是风马牛不相及的两个事情,一个好比是高峰上的千年积雪,一个是汪洋中的滔滔江水,相隔着太遥远的距离。但正如滔滔江水实则来源于千年积雪的消融,古典诗词与现代的流行歌曲的歌词创作,其实也有着一个根源与发展的不可抹灭的关系。歌词是介于音乐与文学的艺术,它既可入乐而唱,又可离乐而诵。在流行歌曲歌词的创作中常常采用文学的创作手法,因此从文学的维度对其进行研究,即从修辞、意象、表情达意这三个角度对其文学性进行梳理,将极大地开拓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的视野,同时也有助于深入探究歌词文学的本质。
引言：流行歌曲作为一种音乐文学作品,具有谱曲可唱的音乐性和离谱能赏的文学性,在当代艺术门类中极其繁荣,它已成为现代人、尤其是现代青年人文化生活中极其重要的内容,其影响力不可小觑。在诗歌逐渐被边缘化的今天,歌词几乎变成大众能够接触到的唯一的诗体文学。但令人遗憾的是,尽管流行歌曲的受众很多,它的歌词也被千万人所熟悉,但纵观整个中国现当代文学的研究,现代流行音乐中蕴含的古典文化以及古色古香的歌词依旧被众多学者与专家拒之门外,致使它的研究几乎处于空缺状态,以致于当代词坛泰斗乔羽先生不得不焦虑地呐喊:“我们的歌词艺术已经发展到值得进行理论概括的水平了。”在中国,流行音乐与古典文化的结合,不仅得益于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且还直接源于我国丰厚的文学资源。“歌词具有它独特的叙述方式和审美角度,具有独立的审美价值,是一定时期人们生存状态、精神风貌、文化心态的写照。”]流行歌曲歌词中中国风元素的加入,不仅说明了中国文化的巨大发展,而且说明了流行歌曲巨大的文学张力。提到中国风流行歌曲不能不提到中国风含义的界定,中国风就是三古三新(古辞赋、古文化、古旋律、新唱法、新编曲、新概念)结合的中国独特乐种,极大地体现了中国古典文化的深厚。
入乐可唱,离乐可诵是中国风流行歌曲歌词的基本特征。离乐可诵说明歌词除了音乐功能,还应具备独立的文学价值,它并不仅仅是音乐的附庸。关于现代流行音乐的古典文学性,笔者认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变化多样的修辞
流行歌曲歌词的创作方法很多,所以文学创作的修辞手法,几乎都能用于音乐歌词的创作。最经常被使用到的有隐喻、象征、借代、拟人等手法,而华语歌坛的创作才子方文山谈及他所创作的中国风歌词时,一下子提出了十六种方法,包括“感叹、譬喻、类迭、转化、排比、夸饰、转品、倒装、摹写、引用、析字、映衬、设问、示现、顶真、对偶。”[4]方文山对修辞格的运用已到炉火纯青的境界,亦如他自己说的,他所创作的“中国风”歌词有相当一部分比较适合拿来作为修辞学教材。一般而言,一首歌词就像一篇文学作品,如果只是平铺直叙,便如淡水一般,少了点余味,而为了让淡水有味,便得加点盐——修辞,才使得歌词更富有韵味。歌词的创作,如果只运用一种修辞,便会显得单调。好的歌词,就如一流的文学作品,它往往运用了多种修辞。如由方文山创作的《东风破》：
一盏离愁 孤单伫立在窗口 我在门后 假装你人还没走 旧地如重游 月圆更寂寞 夜半清醒的烛火 不忍苛责我 一壶漂泊 浪迹天涯难入喉 你走之后 酒暖回忆思念瘦 水向东流 时间怎么偷 花开就一次成熟 我却错过 谁在用琵琶弹奏 一曲东风破 岁月在墙上剥落 看见小时候 犹记得那年我们都还很年幼 而如今琴声幽幽 我的等候你没听过 谁在用琵琶弹奏 一曲东风破
《东风破》是周杰伦歌曲中传唱较多的一首,也是古典文化特征体现很典型的一首,其中运用了多种修辞:首先是拟人的运用,“离愁”和“孤单”本是人的一种心理活动,在这里词作者却把它们当作一个独立的人来描写,第一句就奠定了这首歌词哀婉的基调。其次是倒装的使用,“结局我看透”正确的语法应该是“我看透结局”,这种宾语前置的语法手段,更强调了结局的无奈和世事难料的悲伤。最后是对比的运用,如“月圆更寂寞”,拿“月圆”和“我”的寂寞心情相对比,更突出了“我”心中难以排解的凄凉之感。整篇歌词下来,几乎每句中都能找出使用的修辞手法,修辞的巧妙运用使整首歌词摆脱了白开水似的平铺直叙,更突出了心中郁结的悲苦之情,同时增强了歌词强烈的感染力。
二、雅俗共存的意象美
意象这个专有名词作为中国古代文学评论的术语,在流行歌曲歌词文学里主要指的是歌词中的意象在审美角度上的体现。而流行歌曲的歌词对古典意象的借用,即是现代歌词对古典因素的汲取,它使中国古典文化传统与现代文化的发展很好地融合在了一起,既拓展了歌词的创造空间,又丰富了歌词的内在意韵,使下里巴人与阳春白雪皆可悦之而神怡。如琼瑶创作的流行歌 曲《在水一方》就极具中国风特色,同时也凸显了中国古典意象美: 绿草苍苍,白雾茫茫 有位佳人,在水一方
绿草萋萋,白雾迷离 有位佳人,靠水而居
我愿逆流而上 依偎在他身旁 无奈前有险滩 道路又远又长
我愿顺流而下 找寻他的方向 却见依悉彷佛 他在水的中央
此歌词明显借用了《诗经》中的意象,作者只是将其中的意象置换了一下,如“野草”对“蒹葭”,“白雾”对“白露”,“佳人”对“伊人”,及其中的“道路”、“险滩”、“在水一方”等,都是借自《蒹葭》,连意境都是极其相似,我们甚至可以把此词看作是《蒹葭》的现代版。众所周知,这首歌又经邓丽君甜润歌喉的传唱,便是不识字的村夫村妇也能口吟唱一二,就这样阳春白雪巧妙地走进了寻常百姓家,《蒹葭》的意境也在无形之间深入到群众心中了。作者通过对古典诗词中《蒹葭》的巧妙化用,化文言文为白话文,一方面继承和发展了中国的传统文化,另一方面也创造出了非常适合现代人传唱的艺术作品。流行歌曲对古典意象的借用,对其艺术品格的提高起到重要作用。如琼瑶创作的《情深深,雨蒙蒙》直接引用“多少楼台烟雨中”、“车如流水马如龙”;有些歌词甚至完全挪用宋词,如王菲演唱的《但愿人长久》,就是在苏轼的《水调歌头》原词的基础上,谱上新曲进行另一种艺术形式的演绎而已。这种以新旋律,阐释古典诗词、古典意象,使现代流行音乐既具民族性,又富时代气息。
三、回味无穷的情感
流行歌曲的创作不仅有力地推动了中国文化的建设,同时也壮大了中国风创作的力量。在大力提倡文化建设的今天,进行中国风歌曲的创作不仅能从音乐性的角度促进中国风歌曲的发展,同时也增强了人们对古典文化的喜爱。中国风流行歌曲以流行的形式进行传唱,能够很快地被人们所接受,激发人们的爱国之情,同时也有利于弘扬中国的古典文化,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中国的软实力。中国风流行歌曲以其轻松愉悦的形式,壮大了中国文化在国际上的影响力。例如SHE演唱的《中国话》: 哥哥弟弟坡前坐 坡上卧着一只鹅 坡下流着一条河 哥哥说 宽宽的河 弟弟说 白白的鹅 鹅要过河 河要渡鹅 不知是那鹅过河 还是那河渡鹅 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 孔夫子的话 越来越国际化
全世界都在讲中国话 我们说的话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
这首歌词中既有轻快的绕口令,同时也极大地凸显了中国文化在世界范围内的影响力。“全世界都在学中国话”、“我们说的话 让世界都认真听话”听完让人热血澎湃,给我们中华儿女极大的文化自信,作为一名中国人,那种强烈的自豪感在心底油然而生,让人在情感上对此歌念念不忘,在回味无穷中体会到了中国风歌词的魅力。
四、结语
通过对中国风流行歌曲歌词的文学性研究和阐释,让我们明白了中国风流行歌曲歌词创作的价值和意义。流行歌曲歌词是一种特殊的艺术形式,由于它是运用语言文字作为自身的艺术语言,这就决定了它本质上必然是具备文学性的艺术作品,同时它又立足于和曲调结合,必然要受到音乐因素与规律的制约,在音乐性上,又有着比其他文学作品更高的要求。当今歌词文学已广泛渗入人们的文化生活,发挥着审美娱乐和启迪教育的社会作用,人们对歌词也有了更高的审美要求,因此涌现了大批锐意创新的作词家,他们在词作界探索耕耘,意在给听众们更多的审美体验,创造出更多带有古典韵味和艺术魅力的优秀歌词。中国风歌词的创作风潮,很好地继承了中国传统古典文化,一定程度上也会极大地促进中国文化的繁荣。
参考文献: [1]乔羽:《中国词海论丛—序言》,广西民族出版社,1993年,第8页.[2]庄捃华:《音乐文学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2006年,第37页.[3]王思琦:《“流行音乐”的概念及其文化特征》,音乐艺术,2003年(3).[4]方文山:《“中国风”歌词游戏十六法》,读者,2008年(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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