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捶丸”与现代高尔夫球的比较研究

第一篇：中国古代“捶丸”与现代高尔夫球的比较研究

中国古代捶丸与现代高尔夫球的比较研究

一、关于高尔夫球的起源

高尔夫球运动是一项高雅的娱乐项目。体育史学界对高尔夫球的起源一直有很大的争议。其中关于高尔夫球起源于苏格兰的传说较多。而有些体育史学者则认为高尔夫运动起源于荷兰。

中国的一些体育史学者，则提出高尔夫球起源于中国的捶丸运动。捶丸和高尔夫球的内容基本相同，捶丸的出现先于高尔夫球两个世纪[1]。我国在宋代就已经有了捶丸运动，更值得一提的是，元代有位宁志齊老人著书《丸经》完整地记述了捶丸运动的规则。

二、中国捶丸运动的起源与发展

捶即击，用棒（杖）击打，丸即小球，捶丸是指用棒击球。捶丸起源于唐代的步打球，是我国古代开展的一项球类运动项目。唐代的马球运动很兴盛：如唐玄宗球艺高超。后宫为博得皇帝青睐，也跃跃欲试。但剧烈的马球运动并非人人能打，宫女们体弱胆小，因此发明了步打球[2]。打球人不需骑打，以跑步挥杖击球，到了中唐，宫女们又更新花样，在草地上挖几个窟窿，分两队比赛，以棒击球进窝多少而分胜负。这时的步打球已演变成捶丸的雏形了。

三、捶丸运动和高尔夫球运动的比较

（一）竞赛场地

高尔夫球场地依地形和自然景物，有草地，水沟，沙坑，树木等障碍物构成。捶丸地形是有凹、有凸、有峻、有仰、有阻、的园林为场地。捶丸和高尔夫两者对场地的要求是基本相同的。高尔夫有球穴918个，每个球穴里各插彩色标志旗。捶丸球场上有球窝10个即球穴，每个球窝旁各立彩色旗一面。捶丸和高尔夫球都是以击球入球穴为目标，锤丸划一平方不到一尺的地面内设球基，并直对球窝，捶丸的球基和高尔夫球发球台基本相同。

（二）竞赛器材

高尔夫球杆由杆头、杆身、杆把组成，杆头有倾斜，有多种球杆。球手根据击远、近、高不同需求，分别选用不同的球杆。棒（杖）分为撺棒、灼棒、扑棒三种，竞赛者可以利用与自己相称的球棒。高尔夫球质地坚硬，为富有弹性的小白球，直径不小于4.27cm。捶丸球欲量棒大小，赘木为丸，乃坚乃久，轻重相称，捶丸的球未规定规格。高尔夫球有明确规格，也要求与球杆轻重合宜，球的体积小而坚固是相同的。

（三）竞赛组织和比赛形式

高尔夫分单人赛，四人赛，三人赛，三人球赛，最佳球赛，四人球赛，击球竞赛等。捶丸衍数（比赛人数与组织）：十人九人为大会，八人七人为中会，六人、五人为小会，四人三人为一朋，二人单对。捶丸和高尔夫球比赛的人数与组织比赛种类都比较多。高尔夫球变化更多一点，但竞赛形式和种类基本相同。

高尔夫球比赛，有洞赛和比杆赛。洞赛和杆赛的计分较复杂。捶丸比赛以二十筹为满，中会十五为满、小会以十筹为满。竞赛分头棒、二棒、三棒，捶丸竞赛计分，分头棒赢三，二棒赢二，三棒赢一，表明多少棒击球入穴的得分方法，实质是比杆数和进洞数，与高尔夫球比洞数比杆数的实质基本相同。

（四）竞赛规则

高尔夫球比赛规则内容繁多，简要归纳为礼貌规范，发球区规则，球道规则，障碍区规则，果岭规则等约34条。捶丸决胜规则共21条，失棒、换棒，着身、着球，悬空、挂窝，砖上搁球，淤迟基、拿死球、踏引子，&&（详细规则为55条）。规则各有详略，高尔夫球发展到今天，规则更详细全面。但捶丸规则与高尔夫球规则的基本内容基本原则是相同的。

四、结语

宋代（1101年）有捶丸运动；到金、元代以来，捶丸运动盛行，一直延续到明清。我国捶丸运动早于高尔夫球在欧洲的开展。在1282年前形成规则文化的专著《丸经》出版，比英国早了近五百年。捶丸运动和高尔夫球运动在场地、器材、竞赛形式、竞赛规则等方面基本相同，捶丸可以说是高尔夫球运动的祖型，中国也是高尔夫球的起源地之一。

第二篇：国内外现代远程教育的比较研究

琼台师专高等专科学校10数教（2）班王明琳学号：0301100211

国内外现代远程教育的比较研究

【摘要】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对终身学习和建设学习型社会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而现代远程学习材料的质量。又是影响教学质量以及学生自学效果的关键因素。因此，本文通过研究国外现代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的办学形式、成功经验，对照国内现状，分析存在的问题，为我国进一步开展现代远程高等职业教育提供借鉴。

【关键词】现代远程教育；高等职业教育；实践；研究综述。

网络技术和多媒体技术的发展日新月异，催生了一种新型的教育形式——现代远程教育，这是继函授教育、广播电视教育之后的第三代远程教育。这种建立在计算机、网络和多媒体基础上的教育方式，超越了时空的限制，极大地拓展了现有高等教育的功能和手段，有效实现了教育资源的优化和共享。对满足人们日益增长的教育需求、真正实现教育公平、构建终身教育体系、打造学习型社会有着重要而特殊的现实意义。

作为高等教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高等职业教育，对社会经济发展、公民素质提高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特别是后工业时代的到来，旧的学习理念已被淘汰，人们需要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来充实自己、提高自己，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满足自身发展的需要。然而，教育资源的相对不足以及分布不均（特别是发展中国家），导致人们获得高等教育的机会减少。因此，如何充分利用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有效服务于高等职业教育，已成为构建终身教育体系、建立学习型社会的重要课题。现代远程教育技术应用于高等职业教育平台，已不仅仅局限于技术本身的变革，而是要突破技术层面的辅助属性，将两种理念有机融合，将两种模式相互交融，取长补短，成为一种高等职业教育新类型，从而为社会发展搭建更为广阔的教育平台。

国外现代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综述

（一）办学形式

发达国家远程高等职业教育起步较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鉴于各国国情不同，远程高等职业教育形式也颇具特色，主要有以下几种办学形式：（1）综合性大学开展现代远程高等职业教育，以美国波士顿大学为代表。（2）高等职业院校开展现代远程高等职业教育，如澳大利亚TAFE学院（Technical And Further Education）、美国社区学院等。（3）开放大学开展现代远程高等职业教育，如英国开放大学等。（4）专门的远程教育组织开展现代远程高等职业教育。如澳大利亚远程教育非官方代理机构“OLA—Open Learning

Australia”（简称OLA）实际上是澳大利亚远程教育的主要载体，40所高等教育机构，包括TAFE学院加入其中。加拿大建有全国范围的“开放学习机构”（Open Learning Agency，简称OLA），旨在以远程教育手段为全国各地的人们提供远程职业技术和技能培训。

（二）成功经验

学分互认、学位等值制度对现代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起到了政策保障作用美国、澳大利亚、加拿大等国都各自建立了学分互认、学位等值制度，极大地方便了各类学生根据自身需要在不同学校之间自主选择学习。（1）美国高等教育修正案使远程教育得到了法律保障。美国各大学更是敏锐地看到现代远程教育的发展前景，明确现代远程教育学位证书与普通教育学位证书等值。至于美国的社区学院，学生既可接受高等职业教育，所得学分可以得到其他大学的承认。（2）澳大利亚的高等教育“立交桥”比较完备，各种不同类型的教育机构之间的沟通与合作比较成熟。特别是该国的远程教育非官方代理机构“Open Learning Australia”（简称OLA）包含了各种类型和层次的教育实体，学生通过TAFE学院提供的课程完成职业技术和技能培训，获得职业资格证书。（3）加拿大“教育部长理事会”是一个政府间的协作机构，由各省教育部长组成，负责制定并实施跨地区的教育项目。2002年10月，该机构发布了一份关于完善学分转换体系的声明，即在加拿大境内，学生在任何一所大学所获学分在其他大学也予以承认。

国内现代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综述

（一）初步探索

高校涉足远程职业教育1998年10月，经教育部批准，清华大学、浙江大学、湖南大学、北京邮电大学等四所学校开启远程网络教育；2002年6月，经教育部批准，上海交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浙江大学通过远程网络教育启动了基于天地网的远程教育示范工程，揭开了名牌高校涉足远程职业教育的序幕，开部分专业“课程互选、学分互认、教师互聘、联合办学”之先河。此外，不少省市出现了一批相邻高校实行松散性联合，以便在一定范围内有效实现教育教学资源共享。

国内最具远程教育优势的是广播电视大学随着高等职业教育的蓬勃发展，不少省级电大成立了高职学院，或与高职院校合并，形成远程教育与高职教育并举的双轨模式。例如，上海电大闸北分校和上海行健职业学院、宁夏电大和宁夏职业技术学院、重庆电大和重庆工商职业技术学院等。电大系统充分利用自身远程教育优势开展高等职业教育，积累了一些实践经验。另外，创建于1980年的中央农业广播电视学校与创建于1985年的交通部电视中等专业学校，已建成自己完整的远程职业教育体系，在全国建立函授站，形成覆盖全国的教学网络。

（二）取得的成果

制定了一系列现代远程职业教育技术标准和管理规范主要有：《现代远程教育技术规范（教学资源相关部分）》、《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标准体系和11项试用标准》、《教育管理信息化标准（学校部分）》、《现代远程中等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资源建设项目开发指南》等。目前已建成现代远程教育技术标准“DISTANCELEARNING TECHNOLOGYSTANDARD”（简称DLTS），该标准体系包括6大类26项子标准和4个跟踪研究项目。这些对实施现代远程教育技术的规范化和标准化十分重要。

现代远程教育基础设施建设取得初步成效中国教育和科研计算机网（CERNET）已成为我国第二大互联网。中国教育卫星宽带网已实现与CERNET的高速连接，初步形成天地合一的具有交互功能的现代远程教育网络平台。

现代远程中等职业教育软件资源建设取得阶段性成果“十五”期间，累计开发130多门网络课程，涵盖18个专业门类的主干课程；开发了100多个多媒体课件和50多个优秀职业教育教学软件；建成10个国家现代远程职业教育资源开发基地；开通了中国职业教育与成人教育网和20个省级职业教育网站。一个覆盖职业教育、技能培训和继续教育的全国现代远程中等职业教育资源库正在形成。这为现代远程高等职业教育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尚需进一步研究的问题

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目标强调职业性，专业设置体现岗位性，课程建设突出应用性，理论基础注重实用性，实践教学关注实战性。现代远程教育技术针对高等职业教育的特点，充分利用计算机、多媒体技术和网络优势，以其开放性和灵活性为学生提供多渠道的学习方式，从而使高等职业教育的培养对象更加多元化，进而为实现精英教育向大众教育转变、为实现终身教育和构建学习型社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其意义重大，影响深远。

客观方面从高等教育结构的总体情况分析，普及高等教育，提高劳动者素质，培养数以千万计的高技能应用型人才，仅仅依靠现有的高等院校（包括高职院校）是远远不能满足需求的。从人才市场需求的总体情况分析，科学技术的飞速发展，社会在职人员职业岗位的频繁变迁，使得人们必须不断学习新知识、新技能来提高和充实自己，从这一角度来说，高等院校（包括高职院校）无法承担。

主观方面人口众多导致教育资源严重不足，发展极其不均衡：一是生均资源占有量低，影响了职业教育质量；二是目前职业教育的生源主要来自农村，而优质教育资源主要在城市，东西部职业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也较大。因此，现代远程高等职业教育是作为本专科学历教育的补充，还是提供社会所需的以职业教育为主体的较高层次非学历教育，为愿意学习的人们提供开放的、自主的学习方式，其功能定位问题值得深入研究。

现代远程教育的优势是办学形式丰富，学习方式灵活，教学方法多样，这恰好是高职教育的薄弱之处。高职教育的优势是专业规划、课程建设的职业特色鲜明，重视实践教学，师资稳定，而这又是现代远程教育的不足之处。如何使两者取长补短，形成多模式共存、多样化发展，实现真正意义上的优势互补，这方面的研究不仅有必要，而且非常有价值。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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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朱金兰，贾朝东.美国高等职业技术教育中远程教育现状[J].成人教育，2008，（4）．

第三篇：中国古代共振研究与应用

中国古代共振研究与应用

粟 新 华

(邵阳学院物理系, 湖南邵阳 422000)摘要：介绍了中国古代共振现象与共振实验，指出共振效应在中国古代的应用.关键词：《墨子》；张华；沈括；钟；弦；泉；共振

中图分类号：N09：Ｏ42 文献标识码：E 令人震骇的共振现象

唐段成式在《西阳杂组》指出：“蜀将军皇甫直，别音律，击陶器能知时月。好弹琵琶，元和中，尝造一调，乘凉临水池弹之，本黄钟而声入蕤宾，因更弦再三奏之，声犹蕤宾也。直甚惑，不悦，自意为不祥。隔日，又奏于池上，声如故。试弹于他处，则黄钟也。直因调蕤宾，夜复鸣弹于池上，觉近岸波动，有物激水如鱼跃。及下弦则没矣。直遂集客，车水竭池，穷池索之。数日，泥下丈余得铁一片，乃方响蕤宾铁也。”[1] 关于共振现象，古籍中记载最多的是钟不扣自鸣。如 《宣室志》：“开元中，清江郡叟常牧牛于郡南田间„„得一钟„„是日辰时，不击忽自

［２］ 鸣，声极震响。清江之人俱而惊叹。”

《太平广记》：“永建时，殿上钟自鸣，帝甚忧之。公卿莫能解，乃问英。英曰：‘蜀岷山崩，母崩故子鸣，非圣朝灾也。’”[3]“魏时，殿前钟忽大鸣，震骇省署。华曰：‘此蜀铜山崩，故钟鸣应之也。’蜀寻上事，果云铜山崩，时日皆如华言。”[4] 《渊鉴类函》：“天中记云，汉武帝时，未央宫前殿钟无故自鸣，三日三夜不止。诏问太史，待诏王朔，朔言恐有兵.更问东方朔，朔曰，臣闻铜者山之子，山者铜之母，以阴阳气

［５］类。言之子母相感，山恐有崩弛者，故钟先鸣。”“西河有钟，在水中晦朔辄鸣，声响悲［６］《激，羁客闻而凄怆。”册府元龟》：“天宝十载六月乙亥，中书奏昨日辰时，大同殿前钟楼［７］［８］上钟自鸣。”《天中记》：“光化三年冬，武德殿前钟声忽嘶嗄。道州钟吼跃入江。”《广古今五行记》：“陕州黄河有铜钟，水大水小常自浮出，每昧朔阴雨之日辄鸣，声响悲亮，行［９］客闻之莫不怆然.”闻过则喜

《池北偶谈》：“康熙戊申六月十七日戌刻，山东、江南、浙江诸省同时地大震„„.又天鼓鸣，（指的是风声、雨声、雷声、潮水泛滥的吼声、山溃的崩塌声、地壳的爆裂声等）［１０］ 钟鼓自鸣.”《三冈识略》：“宁波府新建庆云楼，中悬巨钟.五月初四夜不叩自鸣，百胜哗言寇至，郡守设醮以禳之.（按，明隆庆时，燕河营真武庙钟自鸣.又平阴县有钟，不叩自鸣.后亦无他异）.”[11]

除钟以外，古籍中记载的还有铃、盘、磬等金属品有时也不扣自鸣：

“元和中，翰林院有铃，夜中文书人，则引之以代传呼.长守中河北用兵，铃辄自鸣，与军中息耗相 应，声急则军事急，声缓则军事缓.”[12]

“晋中朝，有人畜铜澡盘，晨夕恒鸣如人扣.乃问张华，华曰：‘此盘与洛钟宫商相应，宫有朝暮撞钟，故声相应耳.可错令轻，则韵乖鸣自止也.’如言后不复鸣.”[13] “洛阳有僧，房中磬子日夜辄自鸣，僧以为怪，惧而成疾.求术士百方禁之，终不能已.曹绍夔素与僧善，乃笑曰：‘明日设盛馔，余与为除之.’僧虽不信，绍夔言异或有效，乃力置馔以待.绍夔食讫，出怀中错，鑢磬数处而去，其声遂绝.僧问其所以，绍夔曰：‘此磬与钟律合，故击彼应此.’僧大喜，其疾便愈.”[14] 1 上述所有摘录，均属于固体共振的内容.在古代多数人看来，这些现象似乎有一种不可理喻的神秘感，它令人觉得不安.但仔细分析不难看出，作者的本意不在于宣传共振的神秘，而在于证实共振是一种物理现象，即由某一固体的振动能通过空气引起另一具有固有频率的固体器物的振动.事实上，上述攀英、张华（232-300）等已对共振作出了合理解释，他们深暗共振机制，巧妙地应用共振原理和避免因共振而产生的干扰.翰林院铃辄自鸣，说明铃的固有频率与军中某一器具（如军号、铜鼓）的振动频率相对应，军情急，则铜鼓急，铃声紧.军情缓，则铜鼓缓，铃声慢.铃的缓急预兆着军中情况的好坏.如果想消除那些纯粹因巧合而产生的共振的干扰，只要改变被干扰器具的固有频率就可实现.上述澡盘、磬等与钟律合，将其凿掉一都分，即可避免因共振而带来的烦恼.皇甫直的琵琶突然走调，这使他感到吃惊和不解.但丰富的音律知识使他一直保持着清晰和科学的头脑：先是异地弹奏，以确定问题发生的地点；然后异弦弹奏，以便找出产生该问题的原因.当近岸水面波动时，就断定池中有物相应.其实验方法如此科学，不能不说他已是一位振动学研究的专家.就连记载此事的段成式等，均不是等常之辈.因铁片在泥下丈余深处与琵琶弦声相应而产生共振，幷激发近岸波动，从能量角度看，这是不可能的，但他们深信不疑幷予以记录，说明他们相信其原理正确.妙趣横生的共振实验

世上最早记载共振实验的文章，当数《庄子·杂篇·徐无鬼》，是书指出：“于是为之调瑟，废一于堂，废一于室，鼓宫宫动，鼓角角动，音律同矣.夫改调一弦，于五音无当也，鼓之，二十五弦皆动.”[15] 这个实验发现了两种现象，一种是基音与基音之间的共振，另一种是基音与泛音之间的共振，后一种现象在一般情况下较难察觉.到了宋代，有关共振现象的研究也就更加深入了.沈括（1031—1095）曾经提到：“予友人家有一琵琶，置之虚室，以笛管色奏双调，琵琶弦辄有声应之，奏他调则不应，宝之以为异物.殊不知此乃常理.二十八调但有声者即应；若遍二十八调而不应，则是逸调声也.”[16] 他还指出：“琴瑟弦皆有应声：宫弦则应少宫，商弦即应少商，其余皆隔四相应.今曲中有声者，须依此用之.”[17] 为了在实践中掌握和调整弦调的声律关系，沈括还设计了一个非常巧妙的实验：“欲知其应者，先调诸弦令声和，乃剪纸人加弦上，鼓其应弦，则纸人跃，他弦即不动.声律高不苟同，虽在他琴鼓之，应弦亦震，此之谓正声.”[18]

此外，周密也进行过类似研究：“琴间指以一与四、二与五、三与六、四与七相应.今凡动第一弦，则第四弦自然而动，试以羽毛轻纤之物，果然，此气之自然相感动之妙.”[19] 由此可见，沈括与周密的实验研究，分别发现了共振发生在振数比为1/2（宫与少宫，商与少商），2/3（隔四相生）等处.同样的实验研究方法，意大利达芬·奇在十五世纪进行，牛津诺布尔和皮戈特在十七世纪进行.他们的研究比沈括（1031—1095）、周密（1232—1298）要晚几百年.为了观察共振现象，古人还制做了一种叫“喷水鱼洗”的演示仪器：

“古州城外河街，有陈顺昌者，以钱二千向苗人购一古铜锅，重十余斤.贮冷水于中，摩其两耳，即发声如风琴，如庐笙，如吹牛角.其声嘹亮，可闻里余.锅中冷水即起细沫如沸

［２０］水，溅跳甚高，水面四围成八角形，中心不动.”

这就是“喷水鱼洗”，它始于汉代，大多类似洗盆，盆底刻鱼，盆沿有两耳.摩其两耳，盆体发声，盆内的水因受盆体激荡而跳跃，水珠溅跳高度可达几十厘米.鱼洗的喷水原理是：当用两手同时磨擦鱼洗两耳时，激励源的振动带动洗壁振动，激振波在均匀媒质中传播，并在边界处反射，反射波与激振波相互叠加，最后形成适应特定边界条件的稳定驻波.此时媒质中各质元以同一频率、不同的恒定振幅振动.在振动波腹处，水的 2 激励最为强烈，水溅出洗外.事实上，鱼洗就像一只倒置的钟，其振动与钟的振动相似，属于板振动范围.国外最早研究板振动，直到十八世纪下半叶开始，比我国要晚二千年.除“喷水鱼洗”外，我国还有一种叫做“传声筒”的装置：

“传声筒者，截竹筒两枚，空其两端，各以一面用皮纸冒之，胶封甚固.两筒纸面相向，取长数丈之细线穿过之.使两人各执一筒，一人属口于此筒之空面，一人属耳于彼筒之空面，［２１］相去数丈，属口者随意言语，属耳者听之了了，他人不闻也.” 这种装置，今名“土电话”，它的工作原理是：人对着话筒讲话，声音从话筒经细线传给听筒，使受话人接收发话人的声音.装置中的话筒、听筒均为同鸣箱，对声音起放大作用，它们与下面即将提到的“瓮听”、“地听”相似.共振效应的神奇运用

“令陶者为罂，容四十斗以上，固（顺）之以薄“古法以薄

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26]著革，置井中，使聪耳者伏罂而听之，审知穴之所在，凿穴迎之.”[22] 这是记载在《 墨子》中的一段话，它描述了战国时，墨家运用共振效应侦察敌情的事情.这种设置，由于坛口蒙皮，其坛腔形成共振腔，可产生“交混回响”.当敌人打隧道的声音通过泥土沙石传给坛壁时，坛内空气振动引起坛口蒙皮振动，这就容易为人所察觉.《墨子》一书中多次介绍了这种侦敌方法，且坛的放置位置、方法、数量、坛口蒙闭材料均根据实际需要而有所变化.宋代曾公亮（999-1079）也曾使用坛子侦探敌情.原理一样但使用方法略不同：

“瓮听，用七石瓮，覆于地道中，择耳聪人坐听于瓮下，以防城中凿地道迎我.”[23] “地听，于城中八方，穴地如井，各深二丈，勿及泉，令听事聪审者，以新瓮自覆于井处，则凿地迎之，用熏灼法.”[24] 此外，曾公亮还介绍了另外一种利用固体传声和共鸣进行战争侦察的方法:“选聪耳少睡者，令卧枕空胡鹿，其胡鹿必以野猪皮为之，凡人马行在三十里以外，东西南北皆响闻.”[25] 类似上述侦敌方法，沈括在《梦溪笔谈》中也有记载：“古法以牛革为矢服，卧则以为枕，取其中虚，附地枕之，数里内有人马声，则皆闻之，盖虚能纳声也.”[26] 共振效应不只是运用于军事，在其他方面的运用也毫不逊色和含糊.如《酉阳杂俎》：“谯郡有功曹涧.天统初，济南来府君出谯郡.时功曹请河崔公恕，弱冠有令德，于时春夏积旱，送别千余人，至此涧上，众渴甚思水，升直万钱矣，来公有思水色.恕独见一青鸟于涧中乍

［２７］飞乍止，怪而就焉.鸟起，见一石，方五六寸，以鞭拨之，清泉涌出.”这话听起来好象十分谎谬，但细细思索则不无道理.一个小石子，内部又是空的，用鞭有节奏地拨弄它时，极有可能发生共振，把泉水激出石外.这种情形就象用手磨擦鱼洗使其喷水一样.除击鞭引水，还有以声引水的.《小知录》就举出许多例子：“‘乐音泉’，强村乐音泉，唱浪淘沙曲，即得一杯.„„‘咄泉’，寿州咄泉，大叫则大涌，小叫则小涌.‘抚掌泉’，昭明读书抚掌泉，闻拍掌声则溢.‘喜客来’，大茅峰喜客来泉，客至则出.‘笑泉’，无为州笑

［２８］泉，闻笑声则沸.‘卫泉’，西宁卫泉，客至则溢.”此外，清陆蕃在《粤西偶记》还记载泗洲城有“骂泉”，游客们想饮此泉之水，只要给牧童几文钱，牧童们则对着泉眼破口大骂，片刻间就有泉水涌出.上述是运用共振原理取水、娱乐.下面举一些运用共鸣现象预测气候、祸福的例子.“昆

［２９］明池刻玉石为鱼，每至雷雨常鸣吼，尾皆动.汉世祭之以祈雨，往往有验.”这是预测气候，其间杂以迷信成份.又如：“‘石鼓’，冀县有天鼓山，山有石如鼓.河鼓星摇动，则石鼓鸣，鸣则秦土有殃.”[30]这是预测祸福.长期的生活经验告诉人们：雷雨风暴时，钟不扣自鸣；潮涨潮落时，钟不扣自吼；地震来临，钟无故悲鸣；敌寇入侵，钟鼓应和.难怪古代人一听 3 到这种钟声，总觉凄怆和不安.关于共振效应的应用，实际上本文第一、二部分有所涉及，其他例子也不再枚举.本文收束前，顺便提一下何良俊《语林》中所讲的一个故事：“太常缺黄钟，铸不能成，李嗣真居崇山里，疑土中有之，弗得其所.道上逢一车，有铎声甚历.嗣真曰，宫声也.市以归，振于

［３１］空地，若有应者，掘之得钟.”这个故事有点玄乎，不可置信.但如果钟也悬在空中，“以铎引钟”就有可能，所以，以共振现象寻找相应之物的方法未必不可取.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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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卷二十三·术解第二十［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3．13

Investig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Resonance in ancient China

SU Xin－hua(Shaoyang Teachers’College , Shaoyang Hunan, 422000)

Abstract: The resonant phenomenon and experiments in ancient China are presented in this paper, and the application of the resonant effect are also introduced.Key words: Mozi;Zhanghua;Shenkuo;Bell;String ；Resenace 5

第四篇：法家“法治”与现代法治之比较

法家“法治”与现代法治之比较

【关键词】 法家“法治” 专制 现代法治 民主制度化

【摘要】

法家“法治”主张用“严刑酷罚”来统治社会，现代法治与其有着本质的区别，具有特定的全新的内涵。法家“法治”是维护封建统治阶级专制统治的工具，其目的在于维护权力，现代法治与民主紧密相联，目的在于保障权利，在罪与刑，法与德方面二者也有重要的区别。

【正文】

法家是产生于战国时期，代表新兴地主阶级利益，主张“以法治国”的学派。战国时期法家思想发展大致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战国初期至战国中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前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李悝、慎到、申不害、商鞅等，第二阶段是战国末期，这一时期的法家可称为后期法家，主要代表人物有韩非和李斯等。在学术上，前期法家代表人物各自主张的重心不同，分为“重势”派（如慎到）、“重术”派（如申不害）、“变法”派（如商鞅）等。后期法家则以韩非为代表，将法、术、势三者结合起来，集法家思想之大成，对后世影响较大。

法家是我国古代先秦诸子中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个学派。法家主张“法治”，反对礼治，与儒家学派是根本对立的。现代法治有着特定的内涵，与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有本质的区别。本文就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和现代法治进行比较，以便批判继承我国古代法家的有益的法律文化和思想，从而深化对现代法治及其“依法治国”战略的认识。

一、法家“法治”与专制相联，现代法治与民主相联

何为法治？简单的说就是依法办事，依法治国。就是社会的各个领域的活动都有法可依，并且严格的按照法律的规定来进行，如果谁违反了法律规定就必须承担相应的法律后果。现代意义的法治是如何产生的？它是在资产阶级反对地主阶级、资本主义与封建主义的斗争中产生的，其目的在于巩固革命斗争的胜利成果维护资产阶级专政。各国资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都纷纷通过制定宪法和各种法律来限制王权，保障公民权，限制政府权力，保障公民权利，把国家的政治生活、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通过法律的形式加以规定，把社会各种主体的权利义务都通过法律规定加以明确。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实行三权分离和相互制衡，以天赋人权为基础，宣称“主权在民”和“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如作为1791年法国宪法序言的《人权宣言》明确规定：“凡未经法律禁止的行为既不得受到妨碍，而且任何人都不得被迫从事法律所未规定的行为。”“法律是公共意志的表现。全国公民都有权亲自或经由其代表参与法律的制定，法律对于所有的人，无论是实行保护和处罚都是一样的。在法律面前所有公民都是平等的。”美国宪法规定，未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我国宪法和法律规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国家的立法权属于最高的人民代表机关，法律是人民意志的体现，人民依靠宪法和法律来治理国家，一切国家机关都必须依法行政。“人民主权”、“基本人权”、“权力制约”和“法治原则”是当今世界各国都普遍确认的宪法原则，这四大基本原则是现代民主宪政体制的基本支柱。可见，现代法治是与民主紧密相联的。当然我们也应该看到社会主义国家的法治和资本主义国家的法治，社会主义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法家的“法治”理论对于社会发展进步所起到的促进作用是毋庸置疑的。法家的主要成就在于在我国政治思想中强化了法的概念，并宣扬了贵族平民在法律上的平等。如“法不阿贵”、“刑过不避大臣，赏善不遗匹夫”等思想都有一定的积极意义；此外，法家的“法治”思想，采取“世异而事异”的变法态度，这对推动社会的进步也有一定的作用。但是，法家的“法治”不是现代意义上的法治。法家的“法治”本质是人治和专制，皇帝言出法随，言出法废，皇帝就是法，就是王法。法家的“法治”是以君主专制独裁为主的中央集权，法律的权柄完全操持在君主手中，是君主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与手段；法家的“法治”是以惩罚为核心，其目的是为了维护皇权和统治人民。

二、法家“法治”重刑轻罪，现代法治罪刑均衡

法家学派是我国古代最重视法律及其强制作用的一家，它主张轻罪重刑，主张用“严刑酷罚”来治理国家，这是法家“法治”思想的一个重要特点。法家认为重刑的作用主要不在于刑罚的对象，而在于由此产生的社会影响，也就是重刑所产生的威慑作用，商鞅说“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此所以为治也。”“行刑重轻，刑去事成，国强；重重而轻轻，刑至事生，国削”，主张对轻微的犯罪行为，处以严厉的刑罚，如窥视宫殿者要受膑刑，路上拾遗的要遭断足，甚至对往路上倒灰这样的小过，都要处以脸上刺字的刑罚，对其它犯罪的处罚的残酷就可想而知了，认为只有重刑才能止奸、除暴、平乱。而当代世界各国刑法都普遍规定了罪刑均衡原则。强调罪和刑的相适应，就是犯多大的罪，就应承担多大的刑事责任，法院就应判处其相应轻重的刑罚，做到重罪重罚，轻罪轻罚，罚当其罪，罪刑相称。罪刑均衡原则是人类法治文明进步的反映，也是现代法治的公平、公正、正义的价值体现。现代的法治不仅强调罪刑均衡，而且轻刑化成为当代刑法的发展潮流，轻刑化表现在两方面：一是非犯罪化，就是对一些社会危害不大的行为不再规定为犯罪；二是轻刑罚化，就是降低一些犯罪的法定刑幅度，使整个刑事制裁体系缓和化。

三、法家“法治”维护权力，现代法治保障权利

我国古代法家的“法治”与现代法治精神相去甚远。法家的“法治”主要是封建帝王以法（刑）治民、防民的统治术，没有任何民主成分，也没有什么权利可言。法家的“法治”虽然强调以法来管束削弱贵族势力，但根本目的在于将权力集中在君王手中，法律保障君主的专制权力。商鞅说过：“夫利天下之民者，莫大于治；而治莫康于立君，立君之道莫广于胜法。”（《商君书·开塞》）意思是说：天下大治是给予民众最大的好处，要达到天下大治，确立君主的权威最为重要，而确立君主的权威最有效的办法，就是发挥法律的作用，严刑去奸。

《管子·重令》也说过相类似的话：“令重则君尊，君尊则国安；令轻则君卑，君卑则国危。故安国在乎尊君，尊君在乎行令。”认为重视法律、巩固君主权威和国家安定三者的关系密不可分。韩非更进一步指出君主要依靠法律“独制四海之内”，特别是以法律控制臣下：“人主使人臣虽有智能，不得背法而专制。”（《韩非子·明法》）以法律来控制臣下，君主专制而臣下不得专制。法律之上的仍是君主、皇帝的权力，所谓“出口即法，下笔乃律”，君王可以超越法律之上，凌驾于法律之外，这样的法实质是权大于法的王法，是实行专制统治的工具，而非人民权利的保障，因而它谈不上真正的现代意义上的法治。

现代法治要限制、规范政府权力，保障、发展公民权利。权力是从哪里来的？是由权利产生的，权力要为权利服务受权利制约。权力和权利是法治运转的两个轴心。历史经验表明，法治建设愈发展，权力愈受到规范和约束，权利愈得到保障和发展。规范权力、发展权利是宪法的基本精神，也是现代法治建设的最基本的原则，应当作为实现依法治国基本方略、实现法治现代化的关键环节和着力点。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实现法治化只能选择“政府推进型”的发展方式。政府要发挥积极的作用是毋庸质疑的。但是，必须看到，以往我们在各种依法治理活动中一直比较重视政府的管理，强调运用权力管理他人，而对权力的运行则疏于规范，缺乏有效的监督和制约；同时，对公民和法人的义务规定较多，对其权利重视不够。推进依法治国，必须把依法治权、依法治官摆在突出的位置，把保障和发展权利作为自己的根本使命。必须深化对依法治国基本方略的认识，坚决摈弃那种以法“治民”、“防民”的传统法治观念，牢固树立权力要受到规范和约束、权利要得到保障和发展的现代法治观念。江泽民同志在“七一”重要讲话中着重提出并多方面阐述了人的全面发展的思想，丰富和发展了唯物史观，开辟了马克思主义的全面发展学说的新境界，实现人的全面发展应该成为现代法治社会的重要的价值目标，在法治建设方面，就是要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而不断的发展和保障人们的各种权利和自由，使应有权利、法定权利和实有权利达到统一。

四、法家“法治”把法律看作是唯一有效的治国工具，而现代法治则具有特定的内涵

法家认为法是由国家制定和公布的用来规范人们行为的成文规范，它包括赏与罚两种手段，法家所谓的“法治”实际上是封建地主阶级统治和压迫广大劳动人民的工具，统治阶级实行严刑酷法，目的就是要“重一奸之罪而止境内之邪”，对劳动人民实行统治，维护统治阶级的社会秩序。法家的“法治”是以“好利恶害”的人性论为基础的，在法家看来趋利避害是古往今来人人固有的本性，所以治理国家不能靠道德说教，只能靠法治。法家认为要实行法治就必须实行赏和罚的两手，认为行赏施法是贯彻法令唯一有效的手段。可见，法家的法治是统治阶级手中用来治民的工具，是领导人手中挥舞的大棒。

现代意义的法治是指统治阶级按照民主原则把国家事务法律化、制度化，并严格依法进行管理的一种治国理论、制度体系和运行状态。它具有特定的含义，它指的是法律之治，是以法律为依椐的“治”，具体说来是立法的民主化，执法的公正严格，不允许有任何党派、组织和个人凌驾于法律之上而有法外特权。现代法治的基础是“主权在民”和“人民主权”，法是人民意志的体现和反映，法治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在于“保障权利”。法律面前人人平等是现代法治的最基本的价值观念。

五、法家“法治”反对德治，而德治是现代法治的题中应有之义

法家的“法治”，主张“以法为本”。主张“不务德而务法”，认为只能“以力服人”，法律是“禁暴”、“止乱”的工具，法律是最有效的，甚至是唯一有效的统治方法，“禁暴止乱”不能依靠德行来感化，而只能使用暴力。“法治”学说是法家法律思想的核心，“法治”学说是建立在法家的人性论和发展进化的历史观的基础上的。法家认为人的本性是恶的，人的本性是“好利恶害”或“就利避害”的，并且认为人的恶性是不可改变的，道德教化是无济于事的，统治者只有善于利用这种人性，以法令规定才有效。针对儒家“亲亲”、“父父”、“子子”的宗法等级制，他们提出人人“皆挟自为心”，认为人的自私自利的本性是不可能“化性起伪”的，即使亲子之间的关系也是如此。这样只有以力制力，以严刑重罚治国御民，才能建立“六亲相保，终无寇贼”的社会秩序。韩非子认为，“威势之可以禁暴，而德厚之不足以止乱。”（《韩非子·显学》）他认为，只有实行严刑峻法才能止奸，才能防止违法犯罪。法家的“法治”是针对儒家的“德治”而提出的一种治国思想，法家的“法治”重法轻德，主张用严刑酷法来治国，他们轻视德的作用甚至是反对德治的。

现代法治主张依法治国，但它并不轻视道德的作用，认为德治是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现代法治重视法律的作用也重视道德的作用，认为法律和道德都是调整人们的行为的不同的社会规范，它们分别在不同的社会领域起作用，不可相互替代。所以现代法治并不排斥和反对德治，主张法、德结合的法德兼治，现代法治主张要树立法律的权威特别是宪法的最高权威，法律受到人们的普遍尊崇，不允许任何人有超越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特权，现代法治认为儒家重视“德治”，法家重视“法治”，各有其合理的积极因素，可供我们借鉴；但儒家的轻法思想和法家的轻德思想，则是应该批判舍弃的。我们应该走出传统，不能拘泥于历史上的“德治”、“法治”之争，而应赋予法律与道德以新的时代意义，坚持法制建设与道德建设的协调发展。坚持依法治国和以德治国相结合。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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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研究

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研究

比较优势是经济学的一个重要概念，它最初产生在对于国际贸易模式的关注。竞争优势理论成熟于迈克尔·波特，其初始研究集中在企业战略与企业的竞争力问题上。自从波特提出竞争优势理论以后，学术界对于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关系争论比较多。竞争优势理论的追随者提出竞争优势是与比较优势相对立的概念。但也有学者把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放在国际贸易理论的总体框架下进行对比，认为比较优势理论与竞争优势理论相互补充、并不矛盾，提出只有充分发挥经济中的比较优势，企业与产业的竞争优势才能形成。把企业当作研究基点，企业环境理论可以对比较优势与竞争优势的异同点进行解释。如果把企业环境划分为内部环境与外部环境，会发现竞争优势、比较优势与企业内、外部环境相对应，两种理论可以在同一视野内进行对比分析。

1、企业外部环境是企业发挥比较优势、建立竞争优势的约束性条件。在通常所进行的规范研究之中，所谓比较优势或比较劣势，是指特定产品或生产区段的生产经营活动所需要的投入品组合，与给定国家和地区的要素禀赋和相对价格是否匹配。如果二者具有一致性，则符合比较优势；反之，则是比较劣势。从这个意义上说，比较优势实际上是企业经营决策适应企业外部环境中资源禀赋的行为。

通过研究成本领先竞争优势的实现途径可见：这种低层次竞争优势的实现必须依赖于比较优势。所谓资源优势(相对较低的劳动力成本与原材料成本)、技术优势和规模优势(规模经济)基本上与扩大化的“资源禀赋”概念相契合。

在创造高层次竞争优势的问题上，波特提出“钻石体系”模型，认为一个有利于对企业进行 持续投资和企业创新的环境对企业创造高层次的竞争优势来说至关重要。这种环境包含四种要素：(1)生产要素；(2)需求条件，包括国内需求的 1 结构、市场大小和成长速度、需求质量、需求的国际化程度等方面；(3)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表现；(4)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竞争对手，包括企业的竞争理念、经营目标、员工的工作动机、同行业中竞争对手的状况等 方面。这四种要素大部分都是描述的企业所处产业的外部环境，从这个意义上说，企业外部环境对于企业高层次竞争优势的产生也是具有约束性的。

2、比较优势是竞争优势的基础，竞争优势是比较优势的补充。

有学者指出，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是“钻石体系”中四个主要因素存在和发挥作用的必要条件。认为：只有充分发挥比较优势才能使经济活动产生经济剩余，只有产生经济剩余才会产生投资，而投资却是创造竞争优势所必需的生产要素；只有遵循比较优势发展起来的经济才能 产生良性的市场竞争从而推进企业的创新活动；只有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才能真正依靠市场产生产业集群，推动相关产业和支持性产业的发展，从而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必要条件。但是用 比较优势理论来解释单个企业行为存在一个基本局限：要素结构和价格是与特定区域相联系的属性，而不是对个别企业来说具有排他性的属性；违背比较优势规律确实会降低企业的成 功机会，但即便企业都按照比较优势决策，比如很多企业都选择了劳动密集型行业或产品，并不能保证它们都能在市场竞争中胜出。竞争优势概念则对此具有更为丰富的解释力和适用 度。

3、企业内部环境决定企业竞争优势的建立，企业外部环境制约比较优势的发挥。

遵循比较优势原则是产生竞争优势的基础，而发挥比较优势又依赖于企业外部环境，所以企业外部环境也是竞争优势必须考虑的因素。但是相对比较优势而言，竞争优势更加依赖于企业内部环境的构建。“钻石体系”中第四个因素属于企 2 业内部环境的范畴，相对于前三个属 于企业外部环境范畴的因素而言，企业的竞争理念、经营目标、员工的工作动机等等对于构建企业核心竞争力、创造企业竞争优势具有相对重要的意义。

应当注意的是，某个地区的资源禀赋只构成了该地区企业外部环境的一部分，在企业外部环境中还包含着制约比较优势发挥的因素，不能只关注优势的发挥而忽视限制因素的存在。(张扬)

摘自《经济日报》2005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