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比较

第一篇：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比较

影响研究与平行研究的比较

摘要：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式，构成了比较文学的两大支柱，我们通过研究的方向、对象、范围、真实性的各个方面来研究比较。主题词：影响研究、平行研究、方向、范围、真实性 正文：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是比较文学发展过程中比较重要的研究方式，构成了比较文学的两大支柱，通过以下几个角度我们来看看影响研究和平行研究的异同。

研究方向：影响研究主要是研究那些经过吸收、消化之后，与自己的作品水乳交融的外来影响，也不排斥那些有意的模仿和借鉴，也不排斥那些痕迹比较明显的影响。大都强调它的外来性和隐含性。一方面，这种影响无法从本民族文学的传统和个人的各种因素做出解释，因此，它是外来的；另一方面，这种影响表现为一种精神渗透，它消溶于作家的创造中，因此不着痕迹。是研究各民族之间的相互联系、相互影响，具有同源性。而平行研究，就是讲那些“相似”、“类似”、“卓然可比”，但是并没有直接关系的两个民族（或几个民族）文学，两个（或多个民族）的作家，两部（或多部作品）属于不同民族文学的作品加以比较，研究其异同，并导出有意的结论。平行研究是用逻辑推理的关系对相互间没有直接关联的两者或两者以上的民族文学进行研究。

研究范围：影响研究的范围可大可小。从大的方面说，它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文学或者一个思潮和运动给另一个民族文学带来的影响。例如，19世纪后期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思潮对欧洲各国文学的影响等。从小的方面来说，它可以研究一个民族的作家和作品对另一个民族的作家和作品的影响。

平行研究有这样两个方面和影响研究不同。第一，由于尚未发现或者根本就不存在作家作品之间的“事实联系”，因此，它就从像影响研究那样考稽事实，追溯源流，探索影响，而是从一开始就比较异同，然后进行价值判断和审美思考，最终导出结论；第二，平行研究打破了时间、空间、质量和强度方面的限制。比较下来，处在不同时代、不同地域，具有不同地位和影响的作家和作品都可以在具有可比性的前提下，做平行的比较研究。这样看来，平行研究的相对于影响研究的范围就大得多，因为它要求一“事实联系”和实际的影响作为研究的前提，但有事实联系和实际影响的作家、作品毕竟是有限的，所以平行研究的范围无论如何要比影响研究大得多。

研究对象：影响研究就是研究一部作品的影响，及其发生的作用，消融于别地作品中。研究作家借鉴、模仿、改编外民族作家作品的情况以及外民族的渊源，借鉴、引用、模仿、改编等等都可以。

平行研究的研究对象要大得多，研究研究还提出了文学与其他艺术、文学与心理学、文学与思想史，文学与宗教等其他学科的科技比较，这就是比较文学中的跨学科研究。而影响研究并没有跨学科。平行研究通常包括了对文学的主题、题材、人物、情节、风格、技巧，甚至意象、象征、格律等地比较，此外还包括文学类型、文学史上的时期、潮流、运动的比较，自然也包括对作家、作品的全面比较。

研究方法：平行研究和影响研究不同，它强调的不是文学作品的渊源和发生，作家作品之间的相互影响，也不是文学影响赖以传播的媒介，它强调的不是作家、作品之间的各种外部联系，而是作品的内在的诸种因素，作品本身的美学价值，因此，它不能像影响研究那样，采用历史的考据的方法，而是采用哲学民族的、审美的、批评的方法，即通过不同民族作家作品之间同和差异的比较或对比，寻找文学的共同本质和共同的美学基础，从这一意义上来讲，它比影响研究具有更多理论价值和意义。

研究真实性：影响研究以“事实”为依据，从事实出发，往往要从事实的讨论开始，进而研究作家、作品之间的来龙去脉、相互联系，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分析和解剖，导出客观、准确的结论。而平行研究由于没有事实联系，平行研究中跨越时空的纯比较和大规模的综合可能并且容易导致肤浅甚至谬论。所以学术研究中，我们必须遵循“可靠性”“科学性”的原则，严谨、缜密、踏实的去从事这一工作。

参考文献：霍斯特吕迪格《比较文学的内容、研究方法和目的》

亨利雷马克《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

陈惇《比较文学概论》

第二篇：比较文学影响研究

比较文学影响研究

11级文教系汉本班 张灿松 51103010017 影响研究是比较文学的传统研究方法之一。

影响研究在前者研究的基础上，进一步探讨那些被接受的“异域”文学的影响，即侧重在对域外文学的借鉴、模仿，以及素材源泉等事实联系的梳理，研究视点集中在作品上

19世纪末到20世纪50年代，以法国学派为中心，以影响研究为主要内容，跨出了比较文学学科建设的第一步。此期以法国学者维耶曼、梵·第根、基亚等为代表。1931年梵·第根出版《比较文学论》，这是一部全面阐述法国学派的著作，被誉为法国学派的集大成之作，多年来被当成是比较文学入门的必读书。他明确了比较文学的研究范围、目的及经过路线，强调“精细和准确考据”的研究方法，而忽视审美批评和赏鉴赏在比较文学中的作用。该书出色地总结了法国比较文学研究的成绩和经验，建构了比较文学的理论体系，不失为一部重要的比较文学著作。

法国学派将比较文学作为一种文学史来研究，注重各国作家及作品之间确实存在的事实联系；以影响研究为主要特征的法国学派以其丰硕的成果证明了比较文学的科学价值，并为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使比较文学成为一门真正独立的学科，从而也确立了它在学术界的地位。

一、何谓影响

（一）定义和特征

影响是一种渗透在艺术作品之中，成为艺术作品有机的组成部分、并通过艺术作品再现出来的东西。

外来性：影响无法从本民族文学的传统和作家个人的各种因素作出解释，因此，它是外来的。

隐含性：这是指影响的存在不是一种显在的形态，而应是融入到现有的作品之中的。影响表现为一种精神渗透，它消融于作家的创作中，因此不着痕迹。

二、何谓“影响研究” 定义：

对不同民族不同国家之间有事实联系的、相互影响的文学现象进行研究，涉及到流传学、渊源学、媒介学等内容。

影响研究的传播方式：

直接和间接影响。所谓直接影响，是指作家直接接触和吸收外国作家或作品中的影响；所谓间接影响，是指作家通过一个或数个中介吸收外国作家作品的营养。

影响研究传播过程：

还可以从影响的放送、接受、传播途径这三个方面来研究。

放送端可以研究作家作品如何对外民族文学产生影响，某件作品在国外流传和演变的情况等。

接受端则可研究作家借鉴、模仿、改编外民族作家的情况及作品的外民族渊源等。影响研究的传播途径：

有翻译、评论、外国文学的译介者、评论者及传递影响的旅人、书刊、社团、沙龙等多种媒介的研究。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进行研究，都应该以事实为核心，但仅仅停留在事实的考证、筛选上的研究，只能是影响研究中的初级阶段。将重点放在对作家的创造性研究上，力图作出理论上的分析。

第三篇：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

比较文学中的平行研究

1960年美国比较文学学会成立，标志着美国学派的正式登场，这时期的代表人物有雷马克、艾德礼、勃洛克等。其中雷马克在1962年发表的《比较文学的定义和功用》中全面阐述了美国学派的观点，他认为，比较文学是一国文学与另一国文学或者多国文学的比较，是文学与其他表现领域的比较，艾德礼在1969年发表了《比较文学论文选集》，书中更是清晰地提出了“平行研究”的主张。美国学派的观点打破了法国学派的局限，是对法国学派只注重影响研究的继承和发展。

平行研究是一种超出国界的文学研究，但它与影响研究不同，他不强调研究的放送、流传、媒介等问题，他是对没有事实联系的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进行比较研究，论述其异同，总结出文学发展带有规律性的东西。同样，对文学与其他学科，包括艺术、哲学、历史、宗教、自然科学等之间进行比较研究，从而揭示出人类知识体系的共通性及文学的独特性也算是平行研究。平行研究强调不同国家的作家、作品、文学现象的比较，以及文学与其他学科的比较，两者的比较必须具有可比性，比较结果是总结出文学作品的美学价值及文学发展具有的规律性的东西。

比较文学平行研究包括类型学、主题学、文体学和跨学科研究。类型学研究的目标主要是研究世界文学发展中产生于不同时空、文化、民族、语言背景下的文学现象，对彼此之间并无事实联系，或者虽有所接触而并未构成其内在动因，却往往存在着或明晰或隐微的共通处和契合点进行联类比照，在寻觅整体文学演讲通则和规律的同时发掘出相似类型表象下深层次的文化差异。类型学的基本研究范畴有内容题材、人物形象、表现手法和思潮流派四个方面。主题学研究的是不同国家、不同文明中的不同作家对相同主题的不同处理，它既属于实证性影响研究，也是对并无事实联系的不同文学之间的相同主题进行比较研究。主题学强调的是不同国家的作家对相同母题、情境、意象、题材的不同处理。主题学研究范畴主要是母题研究、情境研究和意象研究。比较文学平行研究的文体学是从跨国家、跨文明的角度，研究不同国家、不同文明如何按照文学自身的特点来划分文学体裁，研究各种文体的特征以及在发展过程中文体的演变和不同文体之间的相互关系。文体的平行研究主要针对诗歌文体比较、戏剧文体比较、小说文体比较和散文文体比较。跨学科研究是以文学为一端，以其他艺术门类、学科为另一端，在对其相互关系的梳理中，一方面揭示在人类文化体系中不同知识形态的同质与异质，另一方面彰显文学之为文学的独特性。

陶潜《闲情赋》“美目传言”的诗句与马利诺、奥维德、塔索等人十分相似，《圣经》中著名的“泼水难收”之喻在从《左传》开始的中国文学中有二十多个相仿例子，“所谓伊人，在水一方”这形象在维吉尔、但丁、德国古民歌和邓南遮的作品中反复出现，济慈的自书墓志铭文意在元謓、白居易的诗中即可读到，西方亦有“雁字”，而中国也有“自恋狂”形象。安徒生的《皇帝的新衣》故事早在北朝旧籍中就分明记载，《列子》的杞人忧天寓言在格列佛游记中重述，老哈姆雷特的鬼魂与袁枚笔下的鬼一样闻鸡而缩，而《西厢记》中老夫人以“兄妹之礼”阻女婚事的故伎在英法文学中几度重演。

平行研究包括直接比较与间接比较。直接比较是指作品与作品、理论与理论的比较；间接比较即一国理论与他国作品的比较、其他学科理论与文学作品的比较等，他实际上是通过理论使作品与作品或者使作品与自然、与社会现象构成相互比照的关系，由于涉及移用某种理论，因此又可以称它为移植研究。平行研究主要由类比和对比两种方法构成，即辨别其中的类似或差异，以及异中之同或者同中之异，重点是求类同。平行研究的具体对象包括主题、文体、风格、技巧、原型、神话、思潮和文学史等等。它的主要关注点在文学性上，力图通过求同辩异，把握文学发展、艺术创作、文本结构等当面的规律以及作品的审美特点和价值。元杂剧《赵氏孤儿》是一部历史剧，有关的历史事件记载最早见于《左传》，戏剧讲的是春秋时期晋国贵族赵氏被奸臣屠案贾陷害而惨遭灭门，幸存下来的赵氏孤儿长大后为家族报仇的故事。2010年陈凯歌的电影《赵氏孤儿》在贺岁档热卖，未曾想在十八世纪元杂剧《赵氏孤儿》早已经漂洋过海传到了欧洲。它首先由耶稣会士马若瑟译成法文。1735年，其译稿被另一位耶稣会士杜赫德收进了由其主编的四大卷《中华帝国全志》的第三卷中，只是这份译稿已非元杂剧《赵氏孤儿》的本来面目，原剧本以歌唱为主，此法却变成以对白为主。伏尔泰在这部书中读到了马若瑟翻译的中国悲剧《赵氏孤儿》，产生了浓厚的兴趣，于是将之改成了一部法国式的悲剧。伏尔泰对原作进行了大量改动，仅仅保持了它的基本情节，成为了一部五幕剧，一个豪强要杀死一个孩子，一个他仇家的遗孤，人们藏匿了孤儿，用另一个孩子代替，使其逃脱了魔掌。将伏尔泰改变了的剧本退后两千年，来到十三世纪的成吉思汗时代，鞑靼征服者成吉思汗攻占北京，将皇族赶尽杀绝，只留下一个孩子，朝臣张惕和他的妻子竭尽全力挽救帝国继承人，用自己的孩子代替了皇子，依靠伊达梅救活了两个孩子。在中国原剧中没有女角色，但是在伏尔泰改编的剧目中女主角却是一个重要角色，她的爱情也是一个主线，导向剧终。伏尔泰在剧中不断强调中国人民崇高的道德，突出其道德的庄重与温情。伏尔泰以此剧表达他对中国的看法，并通过这部剧表达他自己关于历史和社会生活的哲学。可以看出，原著《赵氏孤儿》与改编后的《中国孤儿》两个作品虽然在形式等方面有所不同，但是仍然可以看出，它们在所要表达的思想感情等方面都有异曲同工之妙，充分体现了平行研究的相关原理。

美国学派提出的平行研究的方式极大地拓宽了学科领域，使比较文学在方法论上得到了突破性的进展，也使学科进一步体制化。美国学派的代表人物力图扩张比较文学学科的范围，他们突破了影响研究的束缚，将没有事实联系的国与国之间的文学对比纳入比较文学的研究范畴，他们还将文学与人类其他知识表现领域之间的学科交叉关系作为比较文学的重要研究内容，而且还表现在跨学科上。在跨越性得以拓展的同时，比较文学的可比性原则也具备了更为丰富的内涵，类同性和综合性成为比较文学研究的学理旨归。

第四篇：第一章影响研究

第一章影响研究

一、流传学

二、渊源学

三、媒介学

四、形象学

1.钱林森：《法国作家与中国》，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年版

2.季羡林：《中印文化关系史论文集》，北京：三联出版社1982年版

3.赵毅衡：《诗神远游：中国如何改变了美国现代诗》，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3年版

4.郜元宝：《尼采在中国》，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

5.张启成：《孙悟空形象原型探源》，载《文史杂志》2004年第1期

6.姚锡佩：《从藏书看鲁迅与屠格涅夫的文学渊源》，载《鲁迅研究月刊》1990年第3期

7.李志斌：《论二十世纪欧美小说中的流浪汉形象及其艺术渊源》，载《上海师范大学学报》1995年第3期

8.吴金涛：《一与多——博尔赫斯小说艺术的哲学渊源》，载《甘肃社会科学》2007年第2期

9.谢天振：《译介学》，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

10.王向远：《翻译文学研究》，银川：宁夏出版社2007年版

11.孙致礼：《中国的文学翻译：从归化趋向异化》，载《中国翻译》2002年第1期

12.赵小琪：《互文性：鲁迅的<野草>与<苦闷的象征>》，载《社会科学辑刊》2007年第4期

13.孟华：《比较文学形象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

14.周宁：《天朝遥远：西方的中国形象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15.[美]哈罗德·伊罗生：《美国的中国形象》，于殿利、陆日宇译，北京：中华书局2006年版

16.[美]本尼迪克特：《菊花与刀：日本文化的诸模式》，孙志民等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

17.姜智芹：《欲望化他者：西方文学中的中国形象》，载《国外文学》2004年第1期

第二章平行研究

一、主题学

二、文类学

三、阐发研究

1.陈鹏翔：《主题学研究论文集》，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

2.刘守华：《比较故事学论考》，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版

3.王立：《中国文学主题学》，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1995年版

4.刘洪一：《‘父与子’：文化母题与文学主题——论美国犹太文学的一种主题模式》，载《外国文学评论》1992年第3期

5.朱光潜：《悲剧心理学》，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6.饶芃子：《中西戏剧比较教程》，广州：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89年版

7.饶芃子等：《中西小说比较》，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1997年

8.何辉斌：《戏剧性戏剧与抒情性戏剧——中西戏剧比较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

社2004年版

9.杨宪益：《试论欧洲十四行诗及波斯诗人莪默凯延的鲁拜体与我国唐代诗歌的可能联

系》，载《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10.李万均：《中西文学类型比较史》，福州：海峡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

11.李达

三、刘介民主编：《现代中西比较文学研究》，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12.张隆溪：《诗无达诂》，载《文艺研究》1983年第4期

13.王国维：《红楼梦评论》（插图本），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

14.李明：《关于<女勇士>中小标题的阐发研究》，载《世界文学评论》2007年第2期

第三章跨学科研究

一、文学与哲学

二、文学与历史

三、文学与心理学

四、文学与艺术

五、文学与传播学

六、文学与病理学

七、文学与计算机

1.罗素：《西方哲学史》，马远德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6年版

2.周国平：《诗人哲学家》，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

3.徐真华、黄建华：《20世纪法国文学回顾：文学与哲学的双重品格》，上海：上海外语

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4.吴秀明：《文学中的历史世界》，长春：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年版

5.洪子诚：《文学与历史叙述》，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6.胡日佳：《中西历史小说观念比较——试论中国历史小说的叙事走向》，载《贵州大学学

报》1992年第3期

7.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北京：三联书店1987年版

8.朱光潜：《文艺心理学》，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9.[美]霍尔：《弗洛伊德心理学与西方文学》，包华富等译，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6

年版

10.李辰民：《契诃夫小说中的变态心理学》，载《外国文学研究》1989年第4期

11.[美]雷翁·吉沙尔：《法国浪漫主义时期的音乐与文学》，温永红译，天津：百花文艺出版

社2005年版

12.[苏]罗姆：《文学与电影》，富澜等译，北京：艺术出版社1954年版

13.赵凤翔、徐舫州：《文学与电视》，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

14.文言：《文学传播学引论》，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5.赵小琪：《当代台湾小说在祖国大陆的批评性传播与接受形态》，载《社会科学辑刊》2008

年第6期

16.王富仁：《传播学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载《读书》2004年第5期

17.[美]卡伦·荷妮：《我们时代的病态人格》，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1年版 18.[奥]弗洛伊德：《日常生活的精神病理学》，彭丽新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07

年版

19.罗田：《女作家的精神痛苦与小说的‘病态美’》，载《文艺评论》1989年第4期

20.高飞：《鲁迅小说中的疾病隐喻策略》，时代文学，2008年第2期

21.袁伟平：《女性情爱世界的‘疯癫’症候与病理——20世纪中国文学作品中女性疯癫形

象研究》，山东科技大学学报，2008年第1期

22.欧阳友权：《网络文学本体论》，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4年版

23.秦宇慧：《试论网络传媒中的武侠小说》，载《西南大学学报》2007年第3期

24.江冰：《网络文学的传播优势与发展障碍》，载《文艺争鸣》2007年第12期

第四章诗学比较研究

一、诗学范畴比较

二、诗学精神比较

三、诗学文化体系比较

1.[奥]施塔格尔：《诗学的具体概念》，胡其鼎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

版

2.汪涌豪：《范畴论》，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3.钱钟书：《管锥篇》，北京：中华书局1979年版

4.钱钟书：《谈艺录》，北京：中华书局1984年版

5.朱光潜：《诗论》，北京：三联书店1984年版

6.刘小枫：《拯救与逍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

7.卢善庆：《近代中西美学比较》，长沙：湖南出版社1991年版

8.曹顺庆：《中西比较诗学》，北京：北京出版社1988年版

9.陈跃红：《比较诗学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

10.叶维廉：《比较诗学》，台北：台湾东大图书公司1983年版

11.[美]厄尔·迈纳：《比较诗学》，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4年版

12.汪涛：《中西诗学本体论比较研究》，载《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4期 13.余虹：《中国文论与西方诗学》，北京：生活 读书 新知三联书店1999年版

14.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第五章比较文学与其它文化批评和理论

一、比较文学与原型批评

二、比较文学与叙事学

三、比较文学与阐释学

四、比较文学与结构主义

五、比较文学与女性主义

1.叶舒宪：《原型与跨文化阐释》，广州：暨南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2.程金城：《中国文学原型论》，兰州：甘肃人民美术出版社2008年版

3.傅道彬：《晚唐钟声：中国文学的原型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

4.赵小琪、吴冰：《原型批评视野下的新世纪新加坡华文文学》，载《华文文学》2008年

第1期

5.[荷]米克·巴尔：《叙述学：叙事理论》，谭君强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3

年版

6.申丹：《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7.杨义：《杨义文存：第一卷中国叙事学》，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版

8.[美]浦安迪：《中国叙事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9.[美]戴维·霍伊：《阐释学与文学》，张弘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0.艾柯等著，柯里尼编：《诠释与过度诠释》，王宇根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年版

11.高宣扬：《解释学简论》，香港：三联书店（香港）有限公司1988年版

12.陈跃红：《阐释的权利——当代文艺研究格局中的比较诗学》，载《北京大学学报》1994

年第1期

13.徐敏、舒奇志：《从阐释学角度透视庞德中国诗歌翻译中的误读》，载《社会科学辑刊》

2008年第4期

14.[美]乔纳森·卡勒：《结构主义诗学》，盛宁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1年版

15.[美]肖尔斯：《结构主义与文学》，孙秋秋译，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16.周英雄：《结构主义与中国文学》，台北：东大图书有限公司1983年版

17.[法]波伏娃：《第二性》，陶铁柱译，北京：中国书籍出版社1998年版

18.张京媛：《当代女性主义文学批评》，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19.严明：《比较文学视野中的东西方女性主义文学批评》，载《中国比较文学》1997年第2

期

20.李亚萍：《美国华文文学中的大陆女性形象》，载《中国比较文学》2006年第1期

21.粟多贵：《东南亚华文女性文学的传统意蕴与嬗变》，载《世界华文文学论坛》1995年

第2期

1.曹顺庆：《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

2.乐黛云：《中西比较文学教程》，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

3.乐黛云、王向远：《比较文学研究》，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4.陈惇、孙景尧、谢天振：《比较文学》，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

5.陈惇、刘象愚：《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师范大学1988年版

6.杨乃乔：《比较文学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7.孙景尧：《简明比较文学》，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1988年版

8.周英雄：《比较文学与小说诠释》，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年

9.刘介民：《比较文学方法论》，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0.温儒敏、李细尧编：《寻求跨中西文化的共同文学规律：叶维廉比较文学论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

11.张隆溪：《比较文学译文集》，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

12.于永昌等：《比较文学研究译文集》，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5年版

13.[法]基亚：《比较文学》，颜保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1983年版

14.[法]提格亨（又译梵·第根）：《比较文学论》，戴望舒译，上海：商务印书馆1937年版 15.[法]艾田伯：《比较文学之道：艾田伯文论选集》，胡玉龙译，北京：生活·读书·新

知三联书店2006年版

16.[法]布吕奈尔著：《什么是比较文学》，葛雷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

17.[法]理马克（又译雷马克）：《比较文学理论集》，王润华译，台北：成文出版社有限公

司，1979年版

第五篇：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影响研究

在90年代，资本市场的发展对货币政策决策之所以尤其重要，一是因为资本市场在90年代发生了重大的结构性变化，这种结构性变化影响着货币的供给和需求、货币政策的传导机制，以及货币政策的工具；二是因为资本市场对经济的作用和对币政策四大目标的影响在增强；三是因为资本市场是货币政策的重要传导渠道，其发展、变化对货币政策的制定，实施和传导

效率具有重要影响。

一、货币政策的发展趋势

货币政策所包含的范围,有广义与狭义之分。广义的货币政策是指政府、中央银行以及宏观经济部门所有与货币相关的各种规定及采取的一系列影响货币数量和货币收支的各项措施的总和。而现代通常意义的货币政策所涵盖的范围则限定在中央银行行为方面，即中央银行为实现既定的目标运用各种工具调节货币供应量，进而影响宏观经济运行的各种方针措施。

资本市场的发展要求变革货币政策，使之能更加有效地对企业和资本市场相适应。资本市场包括股票市场与债券市场。但是，货币政策并不能直接作用于资本市场，而是通过一系列中间经济变量来间接影响股权价格和实体经济的，这就决定了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和货币政策变革与操作的复杂性。货币政策间接影响资本市场时，资本市场必须首先满足三个条件：一是一个国家绝大多数企业参与而并非个别企业参与的资本市场；二是相对完善的运作机制与丰富的金融产品；三是经营处于严格的法律、法规监督与约束，真正意义上体现公正、公平、公开原则。中国的资本市场无论从规模还是成熟程度来看都还处于发展的初始阶段，譬如，利率变动并不能撬动资本市场运作，但发达国家货币政策中面临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也是我们将来不得不面对的问题。

（一）、货币政策的中介或操作目标应从货币总量转向利率

由于资本市场的深化发展、经济与金融的全球化和一体化趋势，货币总量目标并不能在短期和中期里为货币政策提供一个可靠的数量指导。进入90年代以来，许多工业化国家的货币当局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废除了货币总量目标，转而实行通胀目标或利率目标。

从历史的经验来看，利率是最具稳定性的一个经济变量。尽管科学技术在飞速发展、人的寿命在延长、经济组织在变迁、金融市场在扩张和深化，利率却在相当长的时间里保持在一个稳定的区间内。

利率具有即时性、可测性和可控性的特点，因而能作为中央银行货币政策的最佳操作目标。利率作为资金的价格，能够通过资金供求双方不断变化的交易及时地反映出来，利率的变化从根本上说能反映着经济的动态。利率的变化也能及时地被中央银行所观察到，而对货币总量却只能作事后的统计。由于市场的深化和资本的全球流动性加大，利率和汇率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将增强，因而中央银行也易于通过改变官方利率和进行公开市场操作使利率向合乎意愿的方向和水平变动。

尽管货币总量指标作为货币政策的中间或操作目标有其局限性，但作为一个经济分析工具和货币政策的参考变量依然有其重要价值，这就是为什么主要工业化国家在废弃了货币总量目标后仍然要定期地公布货币状况统计指标，货币政策制定者仍然密切地监管着货币状况总量和银行放款的发展。一些金融市场的改革远未完成、市场化体系并没有完全建立起来的国家仍然在实行货币总量目标，如中国（m1和m2）、俄罗斯；韩国和巴西仍然在制定指导性的和相当广义的货币目标。

（二）、作为货币政策最终目标的价格水平应包括股票等资产价格在内

虽然货币供应量与一般物价水平间的稳定正相关关系由于金融创新和资本市场的发展被打破了，但货币供应量与广义价格水平间的正相关关系依然是存在的。当货币供应量超常增长时，通货膨胀并没有消失，而是从实体经济领域转向资产市场。

股票价格的暴涨，无论其原因是什么，都无疑是受货币供给量的超常增长所推动的。正如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商品引起实际经济中商品价格膨胀一样，过多的货币追逐过少的资产必然引起资产价格的膨胀，这就是为什么中央银行在制定货币政策时惟独关注消费物价水平是错误的原因，它们需要对资产价格保持密切的关注。在80年代后期，美国迅速的货币增长首先显现在资产价格上，但它却被忽视了，因而通货膨胀被扩散。因此中央银行既要监督商品和服务的价格变动，也要关注资产价格的走势。

问题的关键还在于中央银行如何编制广义价格指数。不同构成要素的权重一般与美国的经济结构相一致，消费和生产价格的变动占总指数的权重约4/5，房地产约15%，股票价格为5%。尽管股权价格的权重微不足道，但根据carson总价格指数计算，美国在1997年里广义价格指数已上升了6%。

在动态的角度看，资本市场上的资产价格动态比商品和服务市场的价格动态更具不确定性和高波动性，这使测量和会计问题变得更为复杂；从定量的角度来看，不仅各种资产在同一时期或同一时点

上的价格变动水平存在差异，而且相对于gdp的比重各不相同；从定性的角度来看，不同资产价格水平的变动对实现经济的影响程序和性质是不同的。因而仅仅以经济结构为基础来确定不同资产价格变动在广义价格指数中的权重并非完全精确和科学。

（三）、研究对股票价格变动的政策反应框架

如果中央银行把股票价格水平作为货币政策目标的一个构成要素，并对股票价格做出反应，就必须解决一个重要的技术问题：如何科学合理地评估股票的真实价格，即把股票价格变动中基本经济因素支持程度与投机泡沫精确地区分开来。究竟用什么方法来计算股票的实际价值在理论界颇有争议。一种观点认为，股票的实际价值就是每股所对应的净资产；另一种观点认为，股票的实际价值就是它能为其持有者带来多大的回报(包括分红和股价回报)。从根本上说，股票的价格反映的是公司当前和预期未来的盈利能力，是投资者对其未来预期收益的贴现值。每股净资产与公司盈利能力并不是等同的，它们之间也并不必然是一种线性关系。没有多大实际价值的股票也能通过炒作获得资本利得。

股票当前的盈利能可以由市盈率(价格／收益比)来度量，然而，有许多因素影响着投资者，从而也影响中央银行政策制定者对股票价格的正确评估。一是国内生产总值的构成变化影响对当前股票收益的计算和对未来收益的预测。二是股票价格的过高上升降低了公司的相对费用支出，这反过来也容易导致收益报告偏高的会计核算问题更为更重。三是上市公司采用某些会计核算手段来掩盖公司的劳动力成本或提高当前盈利水平，进行虚假信息披露。

其次，当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山现平稳下降时，股票价格，房地产价格却出现持续的上升。在这种情况下,从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的变动趋势来看，中央银行应当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而从股票等资产价格的变动趋势来看，中央银行应当实行紧缩性的货币政策。当中央银行采取扩张性的货币政策时，如果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指数的下降并不是由于货币供给量的减少引致的，而是由于技术创新、全球性商业竞争和贸易自由化促成的，那么，扩张性的货币政策不会推动商品价格和服务价格指数的上升，反而会推动股票等资产价格的进一步攀升，形成更大的经济泡沫。

二、资本市场对货币政策的影响

（一）资本市场对传导机制的影响

全面深入地分析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机制是中央银行有效制定的实施货币政策的必要前提。在市场经济中，中央银行主要是通过市场操作调控官方利率来实现货币政策的目标的。

官方利率的变动首先直接传导到其他短期批发贷币市场利率如不同期限的货币市场工具利率。银行根据政策利率的变动来调整其标准货款利率（基准利率），并很快影响可变抵押贷款利率。储蓄存款利率也会随之发生某些变化，以保持存款利率与贷款利率间的合理差额，这个差额不仅仅是对政策利率变动的反应，而且是根据市场变动着的竞争状况而随时变化。

官方利率的变动对长期利率变动方向的影响是不确定的。这是因为长期利率受当前和预期未来短期利率平均值的影响。因此，长期利率的变动取决于官方利率变动对未来利率预期影响的方向和程度；最重要的是官方利率变动对长期利率的实际效应，部分的取决于政策变动对通货膨胀预期的影响。

官方利率的变动间接地影响着资本市场上债券和股票的市场价格。债券的价格与长期利率负相关；因此，长期利率的上升将降低债券的价格。如果其他条件不变(尤其是通货膨张预期不变)，较高的利率也会降低股票的价格。实际上，官方利率的变动是从两个方面来间接影响股票价格动态的，一是通过改变货币市场和资本市场上各种金融工具的相对价格水平来影响资金供求的结构；二是作为一种政策信号改变投资者对经济的未来预期而反映在股票的即期价格之中。

股票价格水平的变动又通过改变居民、企业银行的资产负债表而进一步将贷币政策意图传导到实体经济中去。居民、公司和银行的初始财务状况，包括财务杠杆的程度，资产与负债的构成相对外部融资尤其是银行融资的依赖程度，在货币政能够改变居民、银行和公司的财务状况，并由此影响其投资或消费决策。当股票价格上扬时，一方面，财富扩张效应使居民、公司和银行的资产负债表增强，从而提高了居民的消费需求、公司的投资需求和融资能力、银行的放款能力，社会总需求的提高会推开潜在产出水平，从而增加对劳动力的需求、降低自然失业率；另一方面，通过价格信号机制的作用来改善资源配置和通过产权交易与债权约束来改善公司治理结构，从而提高经济增长率。

从价格水平的角度来看，股票价格上升所产生的财富效应可能使消费者扩大消费开支，如果这种总需求超过了社会的潜在生产能力，或者说经济已经接近充分就业状态，那么就会不可避免地推动商品和劳务价格的上升。然而，由于科学技术的进步、生产率的迅速提高和商业竞争的全球扩展促进了商品和服务价格水平的下降，因而对于传统或成熟产业来说，买方市场的主导地位将是长期趋势。即使是本国相对短缺的商品，在开放经济条件下也会因大量廉价的外国商品涌入而显得相对过剩；传统的引起通货膨胀的供给冲击和石油等初级产品也可能因替代产品的出现而很难推动一般商品价格的攀升。此外，在—定的分配格局、预算约束和特定时期下；人们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可能存在一个自然边界。因而股票价格的持续上升未必一定能推动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

资本市场传导货币政策的效率主要取决于以下几个因素：

1、资本市场在经济中的规模。当货币政策能改变居民、公司和银行的资产与负债的价值时；对总需求的影响主要依赖于资产组合的初始构成。在金融发展处于早期和中期发展阶段的经济中，大多数储蓄是通过国内银行体系来中介的，居民和公司资产组合中的相对较小部分被投资子其价值随市场条件变动的股票中。当资本市场获得重大发展后，投资者的资产组合更加多样化，并且股权在投资者的资产组合中占有较大的比重，因而投资者对货币政策行动的敏感性增加，而这种敏感性因资本市场的规模巨大而对经济的影响也相应增强。

2、资本市场内部及其与其他金融市场间的竞争程度。原则上，资本市场的发展应该加速货币政策冲击的传导。因为资本市场的发展为资金需求者在银行体系之中提供了重要的融资渠道，增加了资金需求者获得替代融资的途径，由此促进了银行部门内部的竞争程度和各种金融市场的深度。充分发达的、竞争性的资本市场通常比银行主导贷款和存款利率更能对政策利率的变动做出灵活反应。机构投资者和金融的放松管制在货币政策传导中具有重要作用。因为这种投资者的资产组合包含股票和不同期限的政府债券，以及短期票据(它们是重要的货币政策工具)，中央银行利率政策的变动能迅速地通过国内证券市场传导扩散。这使得借款人和放款人对最直接受中央银行影响的短期贷币市场利率变动所做出的反应敏感性增加，从而可能在相当程度上决定银行存款利率和贷款利率对货币政策行动的调整程度与速度。

3、债务市场与股票市场或者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间的—体化程度。当金融市场处于分割状态时，投资者因为制度约束难以对政策利率变动所引致的各种金融工具的成本与收益的变化作出灵活的反应。而当债务市场与股票市场、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在某种程度上一体化时，资金能在不同的市场间迅速流动，货币政策的传导就更为复杂，也更为迅速。例如，中央银行提高短期利率的紧缩货币政策可能引起居民把其储蓄从股票市场转移到正式的银行存款中。

4、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资本市场的运行效率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资本市场的价格基本合理地反映了基本经济因素，二是能够及时准确地把所有可得信息，包括货币政策意图的信息反映在资本的价格中，而这种新形成的价格信号能影响资源的配置。

5、宏观经济环境和投资的预期。例如，一个宽松的货币政策，如果被投资者预期为它会造成新的通货膨胀，则可能导致长期利率的上升，债券和股票价格的急剧下降，因而资本市场对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反应可能是收缩的，而不是扩张性的。相反，在一个高且不断增强的通胀条件下，一个急剧紧缩的货币政策可能会有助于恢复投资者对资本市场的信心，降低长期利率，提高债券和股票的价格。

（二）资本市场发展削弱了货币供应量指标的效力

在我国现行的货币政策框架下，货币供应量指标是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中央银行从1996年起，每年提出贷币供应量达量的调控目标，并通过各种政策调控措施使货币供应量达到预定目标，进而为实现政府既定的宏观经济目标服务。近年来，货币供应量指标不仅为央行高度重视，同时也受到了社会各界的普遍关注。但是，是什么原因使原来被金融理论界一直看好的货币供应量指标的效力减退了呢?从笔者所掌握的理论信息看，学者大多从现行的银行结售汇制度、商业银行的资产经营行为、货币流通速度等方面寻求解释。这样做并非没有道理，但人们或许忽略了一个更为重要的原因，即资本市场发展的影响。

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供应量指标效力的影响，大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直接融资规模的扩大使金融“脱媒”现象愈来愈突出。有关资料表明，直接融资与间接融资之比1993年为0.04:1，2000年则上升到0.11:1。而且毫无疑问，直接融资的比重还将进一步上升。一些优良企业的长期资金需求越来越多地通过市场解决而不再依赖于银行贷款，从而使商业银行的客户结构发生了重要变化。商业银行的优良客户减少，贷款意愿下降，贷款增长幅度趋缓，成为导致货币供应量减少的一个重要因素。另外，在分业经营、分业管理的金融制度下，直接融资规模主要由证监会控制，进入直接融资领域的货币量有多少，其对货币供应量变动究竟有多大影响，中央银行难以准确预测和把握。二是资本市场吸纳了大量货币，使货币供应量的增长不能相应地转化为名义需求的增长。在资本市场没有跻身于社会经济生活之中时，整个商品世界表现为两极：一极是货币商品，一极是实物商品与服务商品，两极之间的对应关系是较为清晰的。而在资本市场面世且已经有了相当规模的情况下，整个商品世界已经由两极变为三极：一极是货币商品，一极是实物商品与服务商品，一极是金融商品。原来追逐实物商品构成对一般商品需求的货币，现已有很大一部分转入状况不仅导致了货币需求结构的不稳定，使货币供应量的可控性被削弱，而且也使货币供应量与一般商品量之间的对应关系弱化和变得复杂化，因之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引两者出现背离也就不难理解了。如果将其它影响物价水平的因素存而不论，则货币供应量应用于证券投资的部分越大，货币供应量与物价水平的相关性越低。三是影响货币乘数的稳定性。一定时期的货币供应量，是基础货币和货币乘数相互作用的结果。因此，货币乘数稳定与否，直接关系到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控性。—般说来，制约货币乘数的因素主要有四个，即现金漏损率、存款倍数、法定存款准备金比率和商业银行的超额准备率。资本市场的发展，使前两个因素发生了很大变化。当证券投资的预期收益率大大高于储蓄利率时，居民的储蓄意愿下降，储蓄存款中的很大一部分会以现金形式漏出银行流人市场。尽管目前普遍推行的存折炒股和“银证通”业务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现金漏损，但市场发展对现金漏损率的影响无论如何是不应低估的。现金漏损的频率和规模，随市场行情变化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所谓存款倍数，是全部存款与活期存款之比。在现行的股票上网定价发行方式下，居民的投资行为会使，一部分广义货币转化为狭义货币，同时，企业申购新股或在二级市场交易股票时产生的客户保证金问题，又会使——部分狭义货币转化为广义货币。除此之外，两种货币之间还会有其他一些转换渠道。这种转换的频率和规模的不确定性，也使存款倍数的变化方向和发育程度的提高和金融创新的发展，兼备收益性和流动性的新的金融工具将不断被催生出来，货币供应量的序列将逐步延层次结构也将愈来愈丰富和多样化，这无疑会使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测性和司控性进—步下降。

新股和基金的发行影响着央行的货币供给。1995年以来，新股发行基本上采用交易所网上定价发行的方式。而在巨额申购资金中，有相当一部分是企业存款。每当有新股发行时，银行企业存款数额大幅度下降，证券公司的同业拆借大量增加。反之，亦然。这种状况给货币供给带来了双重后果：一是新股发行规模与频率的变化使企业存款流出和流回银行的部分带有很大的不确定性，从而导致了狭义货币经常性的，甚至是剧烈的起伏波动。同时，按照央行的现行规定，包括法人机构申购新股资金在内的证券公司客户保证金是要计人广义货币m2的，而这部分资金实际上是狭义货币m，的—部分。这部分资金在银行账户与证券公司保证金账户之间的频繁移动，也给准确地计量狭义货币m1和广义货币m2带来了困难，从而削弱了货币供应量指标的可测性。二是证券公司同业拆放规模的变动，直接影响银行间同业拆借市场的交易规模，进而影响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水平的变动。而根据一些专家的回归分析，1998年以来拆借利率和回购利率与广义货币m：呈现明显的逆相关关系。由于证券公司的同业拆放规模难以确切把握，因而其对拆借利率、回购利率以至广义货币m1的最终影响程度有多久，也很难搞清楚。两种后果归结到一点，是加大了央行调控货币供给的难度。

和新股发行一样，以华安创新基金发行为标志的开放式基金的面世，对货币政策亦有着不容忽视的影响。从投资者可以自由申购和赎回的角度看，开放式基金具有与银行活期存款相近的流动性。随着开放式基金发行规模的逐步扩大，投资者的申购和赎回将成为一种经常性的金融交易行为，这种交易行为对银行储蓄存款和企业存款的分流效应将愈来愈明显，现金、狭义货币、广义货币等不同层次货币之间的换位和规模变动出将愈来愈频繁。投资者基金投资需求的变化，有可能导致货币需求的不稳定。此外，为了使基金公司有足够的流动性，应对投资者赎回的压力，银行必定要对基金公司发放贷款。不过，受基金公司现金保有量及组合资产的变现能力、投资者的赎回数额、市场行情走势等因素的影响，这种贷款规模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很显然，这两个因素影响着央行的货币供给。

三、资本市场增加货币政策有效性

资本市场发展拓宽了货币政策的作用范围，导致货币政策的影响对象多样化和实施过程复杂化，现行的货币政策中间目标的效力减退，并因此削弱了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其实，资本市场发展对货币政策的这种挑战，是市场经济发展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金融体制转轨使货币政策必然要面对而无法回避的。这种情况也深刻表明，在资本市场发展已经使货币政策的作用基础发生了重大变化的新的金融环境下，货币政策必须与时俱进，即不仅要调控——般商品的交易需求，也应影响金融商品的投资需求；不仅要作用于产品市场，也应影响金融市场；不仅要调控实体经济，也应影响虚拟经济。对于我国的央行来说，在推进货币政策调控机制间接化改革的进程中，尽快建立起与资本市场发展相适应的新的货币政策框架，已成为提高货币政策有效性．促进金融与经济稳步、持续发展的迫切要求。

立足我国现实情况，央行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或许是最为紧要的。

（一）、货币政策操作应关注和影响金融资产的价格

对于要不要把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这一问题，历来存在两种截然对立的观点。曾经提出过著名的现金交易方程式的美国经济学家欧文·费雪，在其1911年出版的《货币的购买力》一书中就主张货币政策的制定者，应致力于稳定包括债券、股票等金融资产价格，以及生产、消费和服务价格在内的广义价格指数。费雪以后的经济学家还进行了编制广义价格指数的实践。持反对观点的人则认为，货币政策应把立足点放在调控消费物价上，而不应干预金融资产的价格，否则就会影响货币政策首要目标的实现。确实，站在客观的角度分析，把金融资产价格纳入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央行有时会面临两难抉择。央行要调控金融资产价格，一个基本的前提条件是要准确判断股价的合理水平，从而才有可能在股价实际水平与其认定的合理水平出现过度偏离，即股市泡沫过大或缩水严重时采取政策调控措施。但正像人们对中国股市合理市盈率水平的认识大相径庭一样，对股价合理水平的认识也是见仁见智的事情，很难有—个一致的、公认的客观标准，因此，央行要准确作判断绝非易事。此外，产品市场与金融市场、商品与服务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存在非一致性，有时甚至产生很大程度的背离。从1999年“5.19行情”起动到2001年6月间，物价指数持续走低，但股价却节节升高，就是一个鲜明的例证。如果出现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持续下降，而股价指数却持续上升的情况，央行就很难在扩张性货币政策和紧缩性货币政策两者中顺利地做出抉择。若商品和服务价格指数的下降是基于技术、市场竞争等因素而不是货币因素，则扩张性货币政策的实行不仅无助于商品和服务价格的上升，反而会刺激股价的进一步上涨，放大市场泡沫。同样，若股价指数的上涨是过度投机所致，则紧缩性货币政策的实行在压低股价的同时，亦会削弱消费需求与投资需求，对实体经济产生“杀伤力”，导致抑制经济增长的负面效果。不过，尽管央行把金融资产价格作为货币政策的独立调控目标在操作上存在难度，但这并不意味着央行在这方面没有大的作为。实际上，当股价泡沫程度很高或缩水严重，明显偏离公司的内在价值和基本面，且已经对金融与经济运行产生了较大的负面影响时，央行还是能够认知并采取相应调控措施的。因为股价水平不仅是一个数量指标，可以通过股价指数、成交量、换手率等得到反映，同时也是一个状态概念，可以通过市场人气、投资者心态等表现出来。即使一般商品价格和金融资产价格发生背离，央行也不是一筹莫展，束手无策，其可以通过对两者产生背离原因的分析，找出货币政策可以发挥作用的巧节并对症下药；对货币政策无法发挥效力的方面，则可以寻求其他政策调控措施的配合。从我国现实情况看，金融资产价格还不宜成为货币政策的调控目标。但是，可以将其作为辅助的监测指标，纳入货币政策的视野。央行有必要建立与金融资产价格监测相关的指标体系，并根据市场走向和金融资产价格的变化做出相应的判断进而实施必要的调控行动。

（二）、央行在确定计划的货币供应量调控目标时，应把证券投资需求作为一个重要因素考虑在内

多年来，央行在确定货币供应量调控目标时，一直严格遵循马克思的货币需求理论。具体说来，就是按照马克思的货币流通规律所提示的一定时期内待实现的商品价格总额与货币需要量的关系，以国家确定的计划经济增长率、物价变动率为基础，并考虑货币流通速度可能的变化情况，来确定计划的货币供应量增长率。马克思没有考虑证券投资需求对货币需要量的影响，是因为他所处的时代尚不存在发达的资本市场，对此，我们不能苛求前人。但在我国金融生活已发生重要变化，证券投资需求已经现实地成为制约货币需求的一个重要变量的情况下，则无论如何不能对这一因素存而不论了。央行应通过对计划内资本市场走势的预测，尽可能准确地评估资本市场发展变化对货币供应量的影响，以使确定的货币供应量调控目标值切近实际，具有较为充分的可行性。

（三）、强化间接型货币政策调控工具的作用

事实上，货币政策影响资本市场也主要是借助于利率工具的作用。“9·11”事件后美国为避免股市大幅下挫，就曾在证券交易所恢复交易前将利率下调50个基本点。由于我国利率尚未市场化，央行不能通过货币政策工具影响短期利率进而影响整个利率结构，合理的利率风险结构、期限结构也没有生成，因而利率变动对金融资产价格的影响尚不十分灵敏和充分。所以，应加快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步伐，使利率逐步取代货币供应量成为货币政策的中间目标，提高利率变化对金融资产价格变化的传导效应。货币政策还应保持连续性和相对稳定性，因为这不仅有助于维持金融资产价格和市场的稳定，而且也为进一步提高央行公信力和声誉所必需。此外，应打破货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分割状态，消除资金在两个市场间自由流动的制度壁垒，强化两个市场的沟通与联系，从而提高货币政策的传导效率。

（四）、改善货币政策的实施环境

这是提高货币政策影响资本市场的有效性的一个不可或缺的条件。在这方面，当务之急应抓好两点：一是使市场的运行与监管规则尽快与国际惯例接轨，同时要以这些规则为制度规范，对市场实行“准则主义”管理，提高市场的规范化程度。这也是我们应对加入wto挑战的必然选择。二是严厉打击市场操纵,消除金融资产价格形成中的各种非市场化因素,改变金融资产定价扭曲的现象。

通过货币政策操作影响金融资产价格进而作用于资本市场，对央行来说还是一个全新的课题。实践创新要以理论创新为先导。只有通过周到、缜密的超前理论研究和创新，并以其理论成果指导货币政策操作的实践，才能提高货币政策的有效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