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荆棘鸟》与《穆斯林的葬礼》爱情悲剧比较研究

第一篇：《荆棘鸟》与《穆斯林的葬礼》爱情悲剧比较研究

摘 要: 本文立足于《荆棘鸟》与《穆斯林的葬礼》两部小说文本,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从宗教和性格两个方面分析两部小说爱情悲剧成因的相似点。

关键词: 小说《荆棘鸟》 小说《穆斯林的葬礼》 爱情悲剧 相似之处

小说《荆棘鸟》是澳大利亚作家考琳麦卡洛的作品,1977年在美国出版后不久便风靡全球,被誉为“澳大利亚的《飘》”。小说讲述了克里克家族三代人的生活经历,着重描写了梅吉与拉尔夫的感情纠葛。小说《穆斯林的葬礼》是由中国作家霍达所作,完成于1987年,获第三届矛盾文学奖,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小说叙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三代人的坎坷命运,两代人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两部小说诞生于不同的国度和年代,却在爱情悲剧这个主题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宗教桎梏

宗教对文学有着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在《荆棘鸟》和《穆斯林的葬礼》这两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还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都信仰和崇拜一个主宰宇宙万物的造物主。对这个造物主,基督教称为基督,伊斯兰教称为安拉或真主。信仰各自宗教的信徒们受着宗教教义的制约,遵守着经典的教条,凡是违背造物主的意愿将受到无尽的责罚。基督教宣扬神圣之爱,《圣经》倡导慈善、怜悯、同情等道德品质,立下爱的法规:①第一,“尽心尽力爱上帝”;第二,“爱人如爱己”。同时基督教也强调人应以至高至全的上帝为生存中心,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天主教教义规定神父不能结婚,因此拉尔夫与梅吉的爱情注定不为社会所容。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为治理社会而设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却成了阻碍梁冰玉与韩子奇、韩新月与楚雁潮之间爱情的无法逾越的障碍。

《荆棘鸟》中的拉尔夫神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要成为红衣主教而不懈地努力奋斗。②“教士的心境不受红尘俗物的干扰——没有对女人的爱欲,没有对金钱的迷恋,也没有因为要听命于他人而于心不甘”。他所信仰的宗教不允许一个神父去恋爱结婚生子。拉尔夫的世俗感情之门在见到梅吉之后悄然打开,而梅吉对拉尔夫的情感也从少时的依赖渐变为成熟的爱情。梅吉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宗教教义对她来说只是一堆条文戒律。然而她清楚地明白,拉尔夫是教士,依据天主教的教律,教士是不能结婚的。虽然梅吉与拉尔夫相爱,但迫于宗教信仰和自己前途的压力,拉尔夫离开了梅吉去追逐自己的理想。梅吉随后嫁给了长相酷似拉尔夫的卢克,然而婚后却被完全忽视。在得知梅吉生活不幸之后,拉尔夫抑制不了内心的感情,冲破了宗教的束缚,对上帝的虔诚败给了人性的本能。然而,拉尔夫不能将他的爱情公之于世,他最后实现了理想成为了红衣主教,也为他对信仰的不忠付出了代价:拉尔夫和梅吉的儿子戴恩年纪轻轻便溺水身亡,在戴恩死后拉尔夫才知道他是自己的儿子,随即也抑郁而死。

《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梁君璧是典型的虔诚的穆斯林。她的一切言行代表着宗教的教义,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循着伊斯兰教工修制度。③“她每天要做五次礼拜,而且第一次的‘榜答’(晨礼)是最为重要、万万不可省去的”。丈夫韩子奇为了躲避战火,保护自己多年来收藏的珍贵玉器,离开妻子儿子到伦敦避难,一起前往的还有梁君璧的妹妹梁冰玉。在伦敦十年的时间改变了一切,韩子奇与梁冰玉相爱,并且生下了女儿韩新月。十年后在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家中,梁君璧自然是不能容忍。在她看来,梁冰玉和韩子奇的结合是有罪的,是伊斯兰教所不允许的。④“他们的结合,没有‘古瓦西’,没有证婚人,没有婚书,也没有举行宗教仪式,当然是非法的,是真主和穆斯林所不能容忍的!”“《古兰经》中赫然有这样的戒律:‘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梁冰玉最终离开了自己所爱的人,包括自己的孩子。梁君璧捍卫了神圣的信仰,使韩家摆脱了耻辱,却造就了爱情悲剧。韩新月身患重病,危在旦夕之时,与她相爱的楚雁潮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在这危急时刻,梁君璧以楚雁潮是“卡斐尔”(汉人)为理由,将他拒之门外。这也成为导致韩新月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梁君璧一生捍卫着伊斯兰教的教义,但韩子奇在死前说出自己不是穆斯林的事实,对她来说则是无比的嘲弄和讽刺。

二、性格使然

西方传统的文学理论对悲剧的划分按成因可分为: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和心理悲剧。但复杂的悲剧不能这样简单划分,这些成因相互交融。爱情悲剧的主人公们自身的性格缺点则是悲剧产生的又一个诱因。⑤亚里士多德要求悲剧人物不应当太好,否则他的不幸就会使我们反感;他也不应当太坏,否则就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理想的悲剧人物是有一点白璧微瑕的好人。两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特点。拉尔夫与韩子奇都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才干,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就。在面对爱情与事业的选择时,变得退缩懦弱。性格的裂变使得美好的爱情沦为悲剧。

《荆棘鸟》中的拉尔夫的身份是信仰天主教的神父,虔诚地信仰上帝,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传声筒”,自己的一切都归属上帝包括灵魂与肉体,自己是个完美无缺的教士。在基兰博期间,拉尔夫的付出与努力也得到了教民的认可。⑥“他的耐心与仁慈博得全体教民的喜欢,以及部分教民的由衷爱戴”。同时拉尔夫也是个充满权欲的野心家。在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宗教信仰已经开始淡化,人们热衷于追逐金钱与权力,拉尔夫也不例外。由于得罪了主教,拉尔夫被发配到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基博兰,并且经常受到玛丽·卡森的刁难。为了实现成为红衣主教的愿望,拉尔夫圆滑地应付着一切,现实使得他开始变得虚伪。梅吉的出现彻底撕开了拉尔夫信仰的面纱。面对梅吉,拉尔夫背弃了天主教禁欲主义思想,从灵魂上开始背叛上帝。然而拉尔夫克制自己对梅吉的感情,甚至一再地拒绝梅吉的表白,为的是满足对权势的欲望。拉尔夫最终凭借着玛丽·卡森的巨额遗产和自己的才干成为了罗马红衣主教。但是,拉尔夫始终摆脱不掉人性的束缚。在麦特劳克岛和梅吉再度相见后,拉尔夫一度对自己所崇敬的上帝产生怀疑。然而为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拉尔夫再一次离开了梅吉。拉尔夫内心一直处于纠葛矛盾之中,最终对上帝的信仰和对权势的渴求葬送了他与梅吉之间的爱情。

同样,《穆斯林的葬礼》中的韩子奇也是在内心痛苦矛盾之中作出错误选择导致爱情悲剧的人物。韩子奇是乞丐出身,由于对玉器非常迷恋被梁亦清收为徒弟,并且掌握了精湛的玉器雕琢的技术。在梁亦清去世后,梁家陷入困境。韩子奇身负为师傅报仇的志愿,甘心为仇家做工三年,学得技艺,最终凭借着自己的能力重振了师傅的奇珍斋,并且将其发展成为京城有名的玉器行,被尊称为“玉王”。在韩子奇眼中,玉是他的命,是他的一切,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围绕着玉器藏品。战争爆发后,为了保护自己的收藏,韩子奇远赴伦敦避难,却无视妻子要他留下的请求。藏品安全了,韩子奇担忧起国内的妻儿,内心无比痛苦,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在担忧妻子的同时,在伦敦的十年,韩子奇却与同去的妻妹梁冰玉相爱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与妻子结婚的目的只是为了重振奇珍斋,而没有真正的爱情。回到家后,妻子对他和妻妹的结合十分不满,家庭一度陷入危机之中。为了藏品和自己的名誉,以及韩家的声誉,韩子奇没有听取梁冰玉的劝告而离家。在自己的事业面前,韩子奇退缩了,牺牲了爱情和自己的幸福,从此生活在内心的折磨之中。韩子奇本人并不是回回,却冒充回回过了一生,至死才敢说出真相。这也表现出韩子奇本人虚伪懦弱的一面。

三、结语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过近三千年的的历史积淀,对教民的生活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到了现代,虽然宗教的束缚有一定的减弱,但影响仍然巨大。《荆棘鸟》与《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爱情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宗教思想的桎梏。虽然有梅吉和梁冰玉的抗争,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拉尔夫与韩子奇自身性格裂变也推动了悲剧的上演。-

注释:

①《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第37-38节.②[澳]考琳·麦卡洛著.曾胡译.荆棘鸟[M].南京:译林书版社,1998:69.③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p111.④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p664.⑤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99.⑥[澳]考琳·麦卡洛著.曾胡译.荆棘鸟[M].南京:译林书版社,1998:71.参考文献:

[1]雷士理.基督教百科[M].西安: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2]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p664.[3][澳]考琳·麦卡洛著.曾胡译.荆棘鸟[M].南京:译林书版社,1998.[4]《圣经·新约·马太福音》第22章.[5]王俊忠.现代与传统的二难抉择——评《穆斯林的葬礼》的人物形象[J].内蒙古电大学刊,2005,(2).[6]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2009:99.

第二篇：《荆棘鸟》与《穆斯林的葬礼》爱情悲剧比较研究

文学论文：《荆棘鸟》与《穆斯林的葬礼》爱情悲剧比较研究[1] 本文立足于《荆棘鸟》与《穆斯林的葬礼》两部小说文本,运用平行研究的方法,从宗教和性格两个方面分析两部小说爱情悲剧成因的相似点。

关键词: 小说《荆棘鸟》 小说《穆斯林的葬礼》 爱情悲剧 相似之处

小说《荆棘鸟》是澳大利亚作家考琳麦卡洛的作品,1977年在美国出版后不久便风靡全球,被誉为“澳大利亚的《飘》”。小说讲述了克里克家族三代人的生活经历,着重描写了梅吉与拉尔夫的感情纠葛。小说《穆斯林的葬礼》是由中国作家霍达所作,完成于1987年,获第三届矛盾文学奖,并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发行。小说叙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三代人的坎坷命运,两代人凄美的爱情故事。这两部小说诞生于不同的国度和年代,却在爱情悲剧这个主题上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

一、宗教桎梏

宗教对文学有着强大的渗透力和影响力,在《荆棘鸟》和《穆斯林的葬礼》这两部小说中得到了充分的体现。无论是基督教的经典《圣经》还是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都信仰和崇拜一个主宰宇宙万物的造物主。对这个造物主,基督教称为基督,伊斯兰教称为安拉或真主。信仰各自宗教的信徒们受着宗教教义的制约,遵守着经典的教条,凡是违背造物主的意愿将受到无尽的责罚。基督教宣扬神圣之爱,《圣经》倡导慈善、怜悯、同情等道德品质,立下爱的法规:①第一,“尽心尽力爱上帝”;第二,“爱人如爱己”。同时基督教也强调人应以至高至全的上帝为生存中心,不能违背上帝的旨意。天主教教义规定神父不能结婚,因此拉尔夫与梅吉的爱情注定不为社会所容。伊斯兰教的经典《古兰经》为治理社会而设立了一系列的制度,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有着积极的作用,但是却成了阻碍梁冰玉与韩子奇、韩新月与楚雁潮之间爱情的无法逾越的障碍。

《荆棘鸟》中的拉尔夫神父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为了要成为红衣主教而不懈地努力奋斗。②“教士的心境不受红尘俗物的干扰——没有对女人的爱欲,没有对金钱的迷恋,也没有因为要听命于他人而于心不甘”。他所信仰的宗教不允许一个神父去恋爱结婚生子。拉尔夫的世俗感情之门在见到梅吉之后悄然打开,而梅吉对拉尔夫的情感也从少时的依赖渐变为成熟的爱情。梅吉没有受过太多的教育,宗教教义对她来说只是一堆条文戒律。然而她清楚地明白,拉尔夫是教士,依据天主教的教律,教士是不能结婚的。虽然梅吉与拉尔夫相爱,但迫于宗教信仰和自己前途的压力,拉尔夫离开了梅吉去追逐自己的理想。梅吉随后嫁给了长相酷似拉尔夫的卢克,然而婚后却被完全忽视。在得知梅吉生活不幸之后,拉尔夫抑制不了内心的感情,冲破了宗教的束缚,对上帝的虔诚败给了人性的本能。然而,拉尔夫不能将他的爱情公之于世,他最后实现了理想成为了红衣主教,也为他对信仰的不忠付出了代价:拉尔夫和梅吉的儿子戴恩年纪轻轻便溺水身亡,在戴恩死后拉尔夫才知道他是自己的儿子,随即也抑郁而死。

《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梁君璧是典型的虔诚的穆斯林。她的一切言行代表着宗教的教义,并且在日常生活中严格遵循着伊斯兰教工修制度。③“她每天要做五次礼拜,而且第一次的‘榜答’(晨礼)是最为重要、万万不可省去的”。丈夫韩子奇为了躲避战火,保护自己多年来收藏的珍贵玉器,离开妻子儿子到伦敦避难,一起前往的还有梁君璧的妹妹梁冰玉。在伦敦十年的时间改变了一切,韩子奇与梁冰玉相爱,并且生下了女儿韩新月。十年后在他们历经千辛万苦回到家中,梁君璧自然是不能容忍。在她看来,梁冰玉和韩子奇的结合是有罪的,是伊斯兰教所不允许的。④“他们的结合,没有‘古瓦西’,没有证婚人,没有婚书,也没有举行宗教仪式,当然是非法的,是真主和穆斯林所不能容忍的!”“《古兰经》中赫然有这样的戒律:‘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梁冰玉最终离开了自己所爱的人,包括自己的孩子。梁君璧捍卫了神圣的信仰,使韩家摆脱了耻辱,却造就了爱情悲剧。韩新月身患重病,危在旦夕之时,与她相爱的楚雁潮成了她的精神支柱。在这危急时刻,梁君璧以楚雁潮是“卡斐尔”(汉人)为理由,将他拒之门外。这也成为导致韩新月死亡的一个重要原因。梁君璧一生捍卫着伊斯兰教的教义,但韩子奇在死前说出自己不是穆斯林的事实,对她来说则是无比的嘲弄和讽刺。

二、性格使然

西方传统的文学理论对悲剧的划分按成因可分为:命运悲剧、性格悲剧、社会悲剧和心理悲剧。但复杂的悲剧不能这样简单划分,这些成因相互交融。爱情悲剧的主人公们自身的性格缺点则是悲剧产生的又一个诱因。⑤亚里士多德要求悲剧人物不应当太好,否则他的不幸就会使我们反感;他也不应当太坏,否则就不能引起我们的同情。理想的悲剧人物是有一点白璧微瑕的好人。两部小说中的男主人公们正是具备了这样的特点。拉尔夫与韩子奇都有着常人所没有的才干,取得了事业上的成就。在面对爱情与事业的选择时,变得退缩懦弱。性格的裂变使得美好的爱情沦为悲剧。

《荆棘鸟》中的拉尔夫的身份是信仰天主教的神父,虔诚地信仰上帝,认为自己是上帝的“传声筒”,自己的一切都归属上帝包括灵魂与肉体,自己是个完美无缺的教士。在基兰博期间,拉尔夫的付出与努力也得到了教民的认可。⑥“他的耐心与仁慈博得全体教民的喜欢,以及部分教民的由衷爱戴”。同时拉尔夫也是个充满权欲的野心家。在二十世纪的西方社会,宗教信仰已经开始淡化,人们热衷于追逐金钱与权力,拉尔夫也不例外。由于得罪了主教,拉尔夫被发配到自然条件非常恶劣的基博兰,并且经常受到玛丽·卡森的刁难。为了实现成为红衣主教的愿望,拉尔夫圆滑地应付着一切,现实使得他开始变得虚伪。梅吉的出现彻底撕开了拉尔夫信仰的面纱。面对梅吉,拉尔夫背弃了天主教禁欲主义思想,从灵魂上开始背叛上帝。然而拉尔夫克制自己对梅吉的感情,甚至一再地拒绝梅吉的表白,为的是满足对权势的欲望。拉尔夫最终凭借着玛丽·卡森的巨额遗产和自己的才干成为了罗马红衣主教。但是,拉尔夫始终摆脱不掉人性的束缚。在麦特劳克岛和梅吉再度相见后,拉尔夫一度对自己所崇敬的上帝产生怀疑。然而为了自己的权势和地位,拉尔夫再一次离开了梅吉。拉尔夫内心一直处于纠葛矛盾之中,最终对上帝的信仰和对权势的渴求葬送了他与梅吉之间的爱情。

同样,《穆斯林的葬礼》中的韩子奇也是在内心痛苦矛盾之中作出错误选择导致爱情悲剧的人物。韩子奇是乞丐出身,由于对玉器非常迷恋被梁亦清收为徒弟,并且掌握了精湛的玉器雕琢的技术。在梁亦清去世后,梁家陷入困境。韩子奇身负为师傅报仇的志愿,甘心为仇家做工三年,学得技艺,最终凭借着自己的能力重振了师傅的奇珍斋,并且将其发展成为京城有名的玉器行,被尊称为“玉王”。在韩子奇眼中,玉是他的命,是他的一切,他所做的事情都是围绕着玉器藏品。战争爆发后,为了保护自己的收藏,韩子奇远赴伦敦避难,却无视妻子要他留下的请求。藏品安全了,韩子奇担忧起国内的妻儿,内心无比痛苦,开始后悔自己的选择。在担忧妻子的同时,在伦敦的十年,韩子奇却与同去的妻妹梁冰玉相爱了,这时他才意识到,自己与妻子结婚的目的只是为了重振奇珍斋,而没有真正的爱情。回到家后,妻子对他和妻妹的结合十分不满,家庭一度陷入危机之中。为了藏品和自己的名誉,以及韩家的声誉,韩子奇没有听取梁冰玉的劝告而离家。在自己的事业面前,韩子奇退缩了,牺牲了爱情和自己的幸福,从此生活在内心的折磨之中。韩子奇本人并不是回回,却冒充回回过了一生,至死才敢说出真相。这也表现出韩子奇本人虚伪懦弱的一面。

三、结语

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经过近三千年的的历史积淀,对教民的生活有着根深蒂固的影响。到了现代,虽然宗教的束缚有一定的减弱,但影响仍然巨大。《荆棘鸟》与《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爱情悲剧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宗教思想的桎梏。虽然有梅吉和梁冰玉的抗争,但最终以失败告终。拉尔夫与韩子奇自身性格裂变也推动了悲剧的上演。-

第三篇：论《穆斯林葬礼》中的爱情悲剧

论《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爱情悲剧

【内容摘要】《穆斯林的葬礼》是著名回族女作家霍达的代表作品，是第三届矛盾奖的得主，爱情是小说情节得以发展和升华的媒介，而书中的爱情却无一幸免于最终的命运——“葬礼”，整部书都充满着浓厚的悲剧色彩，《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爱情悲剧在其生成原因方面是各有差异的，有的是宗教信仰，有的是“家长”制度，有的是自身的性格使然，而本文会从这三个层面出发揭示书中爱情的悲剧成因。

【关键词】穆斯林葬礼；爱情；悲剧

《穆斯林的葬礼》是我花了很大力气读完的。这并不是因为它晦涩难懂，而是它所包含的思想太深刻、太感动人心了。一部好的小说，不是用眼睛和文字作为媒介的，而是用法心灵和思想撞出火花的，这部作品即是如此。它是名回族女作家霍达的代表作，是第三届茅盾文学奖的得主，单从题目与小说字里行间来看，小说着重描写了一头一尾两处穆斯林的葬礼，而实质上，在这两场真正意义上的葬礼之间，两代人其中进行着一场又一场的“葬礼”，那就是爱情的葬礼。

霍达的创作为“发现悲剧，表现悲剧，咀嚼悲剧，冶炼心灵，这就是她的创作生涯”。这部小说中，爱情是书中情节得以发展、升华的媒介，而书中的爱情却是无一幸免于最终的命运——“葬礼”，整部书都充满了浓厚的悲剧色彩。

一、宗教文化与率真心灵的碰撞。

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观点：宗教与文学存在着密切的联系。“宗教是人的终极关怀，因而与人的生存本质相关。历史上的宗教可能被意识形态的毒质所污染。但宗教的本质是不会被污染的。宗教的本质是永远纯净的。它既在于它自身之中，又在于一切文化形式中。科学、文学、哲学、艺术皆不可能脱离宗教。”（当代学者李光良语）这部小说同样没有脱离宗教的影响，全文自始至终都渗透着浓厚的伊斯兰文化气息。作为一位回族女作家，霍达笔下的《穆斯林的葬礼》这部鸿篇巨制，作者除了给它倾注了女性特有的细腻感情之外，大量的民族情感和因素在文中也是信手拈来。作者在书的后记中明确写出“我无意在作品中渲染民族色彩，只是因为故事发生在一个特定的民族之中，它就必然带有自己的色彩。”

宗教情感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与渗透是显而易见的。周作人先生虽无宗教背景，但他注意到了文学里所表现的宗教情感，它援引克鲁巴特金的话说：“艺术家的目的，是将他见了自然与人生时候所经验的感情传给别人，因为传染的力量的深厚，这感情的好坏，可以判断这艺术的高下。人类所有最高的感情便是宗教的感情，所以艺术必须是宗教的，才是最高尚的艺术。”从这段话中，我们不难看出文学里的宗教情感是文学与宗教的联系。

女主人公韩新月是作者精心塑造的一个清纯、聪慧、完美的回族少女形象，而楚雁潮则是一位以优秀博学、卓尔不群的汉族青年形象出场，毫无疑问，在他们第一次在北大相遇，读者就知道即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了，这情节显得老套。而作者的高明之处在于：为了彻底地颠覆美好的爱情故事而引入彻头彻尾的悲剧之中，先巧妙地把楚设计为韩新月的老师，所谓的“师生恋”在我们的文化传统氛围中是不被允许的；接着把韩写做有心脏病，而且是十数年以后才被发现的。在文中，这些悲剧性的铺垫，从侧面反映了楚、韩两人之间的真挚感情，仿佛他们从心灵到外貌，从精神到躯体都自然而然地相互吸引、牵挂、思念。当楚不顾父母的反对，毅然踏上他的爱情道路时，他却没有想到，他克服了诸多难题，原本以为爱情的曙光就会在眼前，可是无情的宗教观彻底地将他的理想粉碎。当韩太太明确而决绝地指出只能把新月许配给回回同胞时，那从前的相知相解，相依相靠，相互倾慕，相互鼓励和支持在宗教信仰的横亘面前也只是过眼浮云。韩新月带着人生最大的遗憾离去，那遗憾不是没能和楚雁潮在一起，而是没能看到自己的生母。而作者通过楚，把他们的爱情升华到一种精神层面，追求的是那种心灵上的沟通。对楚而言，虽然不能见到韩，但是韩永远活在他心里。一弯新月本是伊斯兰教的象征，而在中国的传统文化意象中，新月积淀着明净清秀，柔情凄楚，是既定的悲剧色彩意象。而作者更加精心地设计了韩新月与楚雁潮这一对名字，借客观的月与潮之间的关系来写出两个人的爱情悲剧，以此表明这是命运的悲剧。

二、“汉族式封建”爱情悲剧

此书中，整个故事情节都是在伊斯兰教的气氛中展开的，之所以称之为汉族式封建的爱情，是因为这段爱情与汉族封建的爱情颇有异曲同工之处。书中韩天星与陈淑彦就是属于穆斯林中“汉族封建式”的爱情。汉族封建婚姻爱情便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结果。把婚姻放在爱情之前，是为了表现这种制度下是先有婚姻再有爱情，或许有些人一辈子也没有爱情。这就如天星与淑彦的结合，他们直始至终都没有产生一丁点爱情的火花，但他们却是本书中唯一成功的婚姻。这里不得不叹服作者把细节上的反讽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这段婚姻爱情一开始就是被天星母亲韩太太所掌控，从第一次正式打量淑彦，韩太太就把她当成了“准媳妇”。这段婚姻爱情里始终充满了一个又一个的圈套。韩太太从和淑彦套近乎，帮其找工作开始，尽量让淑彦在韩家有在自家的感觉；知道儿子有了心上人之后表现得异常气愤，设计拆散两个自由恋爱的有情人；接着派新月去当红娘。韩太太知道，帮淑彦找到工作，淑彦对韩家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而淑彦是新月好朋友，新月肯定乐意淑彦做自己的嫂子，而天星最疼爱的是妹妹新月，以天星木讷的性格，对于她的撮合他无法拒绝。淑彦秀秀气气，长相端正，同样是回回，信仰相同，本分利落，有做家庭主妇的潜力，是贤惠良母的好材料，而最关键的还在于门当户对，淑彦家也是经营玉器生意的。与天星相恋的小容子家不是干玉器这行的，而且家境寒酸的多，所以天星一提起小容子，韩太太就立马暗下决心要拆散这两人了。天星与淑彦就稀里糊涂地结合了，可即便是结婚之后的他们也没有表现出夫妻之间的感情。在天星知道真相之后，他除了悔恨自己之外还是安静下来过生活，这种逆来顺受的表现，与淑彦得过且过的心理恰恰组成了这书中最和谐的家庭。作者这是鞭笞了回族传统那种有悖于常情的陈规陋习和价值观。

三、个人性格的爱情悲剧

光潜先生说：“悲剧比别种戏剧更容易唤起道德感和个人感情，因为他是最严肃的艺术。”《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爱情悲剧多数牵扯个人感情和道德，例如前面提到的韩新月与楚雁潮的“师生恋”、梁氏姐妹共侍一夫。这和他们人物的特殊个性有内在的关联。

主人公韩子奇，作为“玉王”其前半辈子何等精明能干，何等有男子气魄。而为了事业出国避战，在英国期间和韩太太妹妹梁冰玉相爱，在梁身上，韩子奇才找到了真正的爱情，可事业心作祟，战后急着要赶回重操旧业，可回来之后，爆发了严重的家庭分裂，韩子奇自此陷入了恋人出走、事业衰败、伦理压迫的三重压迫与绝望当中，而唯一爱情的鉴证“女儿”的夭折和文革的打击，终于使他在恐惧和孤寂中死去。韩子奇的性格突转，变得懦弱沉默，萎萎缩缩，在韩家的地位骤降，毫无发言权，这在很大程度上说明了错误爱情给他带来的道德上的巨大无形形压力。

梁冰玉，作为五四新一代的大学生，有社会责任感，在发现自己的初恋情人居然是出卖学生运动的“告密者”，她无法接受，遂随姐夫韩子奇出国，而在异乡拒绝了追求她的奥利弗，导致后者为了急着赶回家送她一束红玫瑰在空袭中丧身。她心中郁积了太多的委屈无处宣泄，而身边唯一可以倾诉的是姐夫韩子奇，在那种相濡以沫的感情熏陶下彼此相爱了。“我们虽然在沉醉的那一刻，不会考虑到道德因素，但在那一刻来临之前的确起着一种决定作用。”朱光潜先生在《悲剧心理学》上如是说。梁二小姐敢于冲破道德的笼子，追求自己的幸福，是五四文化新青年的形象。敢于去爱，并且敢于去承担责任，在这一点上比深受伦理压迫的韩子奇强。这两者在恋爱之后表现出来的迥然不同的个性，说明了个人性情在同一事物压迫下的坚强程度。最终以梁二小姐比韩子奇更加决绝的选择了出走结束了这“伦理”不容的爱情。

韩太太，即梁君璧，少年时代，敢于冲破世俗委身韩子奇，而等到当上女主人之后，变成了一个恪守教规、封建古板、冷酷无情的女性。出于私利，包办天星婚姻，使儿子痛苦异常；宗教观狭隘，拆散新月与楚雁潮这对玉人。而出于嫉妒情绪，不能接纳妹妹与丈夫的关系，毅然赶走她，同样使韩子奇心力交瘁，后半世无法抬头。虽然在出国之前，她与韩子奇关系很融洽，那不过是一种亲情，根本不是爱情，韩太太固执乖戾的性格在这场悲剧婚姻中起了主导作用，韩子奇只是一个被动的承受者，这是两人的性格使然。

在这一场姐妹共侍一夫的爱情闹剧中，三个的性格自始至终都左右着爱情婚姻的走向。梁二小姐的性格深受新文化运动的影响，并表现出五四新知识女性的独立形象，为了爱人韩子奇和女儿新月毅然出走他乡；韩子奇无法舍弃自己的事业，不顾一切率妻女回国，而面对原配妻子梁君璧的咄咄逼人的气势和道德伦理的束缚，他彻底变成了一个生活的被动接受者，默默地背负着道德伦理的重压苟且生活；梁君璧不能容忍妹妹与丈夫的“乱伦”，而为了家庭的名誉，逼走妹妹，而在精神上不断打压丈夫，让其深陷在伦理道德、事业衰败和孤独寂寞的三重深渊之中。

这一部小说所揭示的社会意义是多方面的，它可以说是整个中国穆斯林进程的一个浓缩，为我们再现了一幅真实的穆斯林生活图景，同时也为我们揭示了战争、政治、宗教等对人们意识形态以及生活的影响，尤其是伊斯兰文化，它始终是整个故事的文化背景，为文章增添了个性化的色彩。穆斯林精神中的坚忍、敬畏、苦其心志磨其心力于事业是有帮助的（韩子奇事业上的成就就是证明），忍耐和顺从对维持一段不论质量如何的婚姻，构建一个稳定的家庭是有帮助的（如韩子奇的婚姻生活），但对于爱情来说，则是枷锁，是牢笼，是制造爱情悲剧的罪魁祸首。文章以《穆斯林的葬礼》为题，我想作者意在表明“穆斯林”精神对本书中爱情的悲剧的影响。“葬礼”一词则给人增添了几分沉重，几多悲伤，几重思索。埋葬的到底是什么呢？是新月吗？我想不仅仅是。埋掉的是人间最美好的东西——真爱，而留下的是穆斯林的压抑而沉闷的顺从与隐忍。

“悲剧是什么！悲剧就是把人的生命里面最美好的东西，撕碎了拿给别人看！”（鲁迅语）作者先将一段段美好的恋情呈示在我们的面前，然后又借助“穆斯林精神”

这双大手将这一切毫无保留的撕开，让人压抑，让人心痛…… 爱情是人类永恒的话题，文学史上的爱情悲剧数不胜数，《罗密欧与朱丽叶》、《梁山伯与祝英台》……这些大都是一对恋人的悲剧，而《穆斯林的葬礼》向我们展示的则是一个包含了两代人的群体性的爱情悲剧，更让人增添几分伤痛，这些爱情悲剧一方面让我们对剧中的人感到同情，一方面又激发我们对真爱的追求和珍惜。

第四篇：论《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爱情悲剧二稿

《穆斯林的葬礼》爱情悲剧探析

引言

中国人素来有悲剧情结，兴许是天性使然。“中国现代‘悲剧情结’是指近现代之交萌发的对悲剧问题的关注和敏感。中国近现代文学史上的诸多名人的悲剧思想各有不同的特色：王国维的悲剧情感偏于悲伤，鲁迅的悲剧情感饱蘸激愤，朱光潜的悲剧思想则充满乐观”[1]，而回族女作家霍达的悲剧理念则追求一种人生意义的美感，她的长篇巨作《穆斯林的葬礼》即是一部人生悲剧的哀歌。

《穆斯林的葬礼》通篇以月与玉为线索贯穿整部小说，讲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的兴衰，三代人的命运沉浮，成功塑造了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天星、韩新月、楚雁潮等一批有血有肉、充满灵性感情的鲜活人物，故事曲折新奇，感人至深。其中，被作者用大量笔墨描写的爱情不能不被视为一出出爱情的悲剧：不管是韩子奇与梁君璧的报恩式的苦涩婚姻，还是韩子奇与梁冰玉欲爱不能的异域爱情；亦不管是韩天星与容桂芳遭人不容的人为分离，还是韩天星与陈淑彦被人设计的无奈结合，到处都充斥着悲剧的影子。即使是韩新月与楚雁潮生死不渝的美好爱情，也因为新月的早逝而蒙上了悲剧的色彩，“楚雁潮与新月的纯洁恋情以一种真诚而感伤的姿态划过我们世俗的心灵，最终陨落在现实的星空”[2]。

霍达用手中的笔，淋漓再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的两代人在不同年代，演绎的一部恩怨交织、生离死别的爱情悲剧。汉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交错，战争与人性的倾轧，宗教与人格的迸撞，生命之无常与爱情之永恒的交融，这些无疑是造成这部爱情悲剧的源头。

一

体味畸形婚恋

在这部小说中，韩子奇始终贯穿故事的中心人物。

他从流浪走来，跟着自己的巴巴（收养自己的人），朝着穆斯林心中的圣地——克尔白（远在阿拉伯的麦加）走去，却在途中偶然遇到了改变他一生命运的人——“奇珍斋”的梁亦清。他在梁亦清处，看到了那些美仑美奂、巧夺天工的玉雕，当他用手摸到其中一只玉碗时，“一阵清凉进入他的手掌，传遍他的全身，像触到了远离凡尘的星星、月亮。他在人世间走了很久很久，好象就是为了着一个美妙的瞬间，他感到了从未体味过的满足、兴奋和欢乐，仿佛他手中捧着的不是一只玉碗，而是天外飞来的精灵，和他的心相通了。他陶醉了，麻木了，把身边的一切，把他自己都忘记了，被玉魔摄住了魂魄„„”，这是他第一次接触到玉，玉的魔力摄去了他的心魄，他与梁家也与玉从此结下了渊源。他没有去克尔白，而是留在了“奇珍斋”，开始了他的学徒生涯。

梁亦清为了雕刻“郑和下西洋”图，因心力交悴，骤然猝死，韩子奇为挽救“奇珍斋”暂时投靠了自己的仇人蒲汇昌，这种行为造成了师妹梁君璧对他的误解。五年后，韩子奇在完成师傅死前未完成的工作又学得一身技艺之后，重新回到了“奇珍斋”，他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取得了璧儿的谅解，这时，似乎一切都水到渠成，多年的相处使璧儿清楚地知道韩子奇是怎样的一个人，在经历过这么多磨难之后，她终于忍不住对自己的“奇哥哥”说：“你，„„你娶了我吧！”韩子奇最终娶了梁君璧为妻，他们的结合显得顺理成章。婚后，二人也确实过了一段幸福快乐的日子，只是，在某种程度上说，他们之间似乎亲情多于爱情，韩子奇会娶梁君璧为妻，更多的是一种责任，是一种义务：梁亦情收留了年幼的韩子奇，并把自己一身的技艺传授于他，师父死了，韩子奇有责任有义务照顾这个濒临破碎的家，而梁君璧又与韩子奇在过去的十多年中，朝夕相处，自然而然就会产生感情，何况梁君璧此时亦是一个勤俭持家、健康、刚强的灵性女子，所以当梁君璧要求韩子奇娶了自己时，韩子奇几乎是毫不犹豫的答应了。他们的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说，只是为了重振“奇珍斋”，亲情的力量远远凌驾于爱情的力量之上，这种仓促的结合给他们以后的生活埋下了悲剧的种子。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北平成了一个不平之地，这时已成北平有名的“玉王”的韩子奇为了使其一生的收藏免遭战火的荼毒，最终留下结发妻子与儿子携其珍宝远赴英国，而此时他的妻妹玉儿也因一段遭到背叛的爱情陷入无尽的忧伤无法自拔，亦私自偷赴英国。原本以为一年半载就会结束的战争却持续了十多年，这十多年带给韩子奇一生无法言说的伤。伦敦的大轰炸，炸死了炽热真诚地爱着玉儿但被玉儿拒绝了的奥立佛，2

奥立佛的死，摧毁了玉儿对爱情的最后希望。她被杨琛的背叛和奥立佛的死深深折磨着，“奥立佛，杨琛，这两个不同国籍、不同种类、不同灵魂的人，从两面夹击这个曾经两度坠入爱河险些溺死的姑娘，使她不得安宁。人生本来就是短促的，而她才刚刚活了二十五年，就已经受了太多的磨难[3]”。玉儿觉得“如果她现在死去，人生留给她的只有痛苦，只有悔恨。如果人生真有后世，她宁愿自己的灵魂永远忍受火狱的煎熬，也不愿重新做人，人生原来是这样的残酷！”她绝望地对韩子奇说自己的心已经死了，韩子奇自己独有的温情劝说着这个失去希望的女孩，在韩子奇的鼓励下，梁冰玉大声地喊出了“我是一个活着的人，我„„有权利生活，有权利爱！”玉儿紧紧抓住韩子奇这根唯一的救命稻草，而韩子奇也突然意识到：原来自己是爱着玉儿的！因为“在奥立佛要‘夺’去玉儿时，他曾感到恐惧；在玉儿挣扎于死神面前时，他曾甘愿和她一起死去”，原来这些都昭示着爱，战争几乎销毁了他们生的欲望却又在最后拯救了他们的欲望。只是，在我看来，这段爱情是极其懦弱的，因为当战争结束后，二人携手返回祖国，一切都在瞬间瓦解。韩子奇骨子里的的懦性，封建教条的鞭笞，中国人传统的道德标准、血缘情结的固执，最终结束了他们的爱情。玉儿不愿失去自己知识女性的人格与尊严，使得爱情的无私与崇高瞬间渺小。同时，玉让韩子奇选择了留，选择了继续维持他与梁君璧那段实质由报恩转化为婚姻的爱情，爱情在现实面前不堪一击。

这种三人式的爱情到最后还是以悲剧收尾：韩子奇与梁君璧从此失去了战争前的和睦与安定，取而代之的是韩子奇的冷漠相对与梁君璧的满腹怨恨，而梁冰玉也不愿在这个备受歧视的家里多呆，终究再次远走英国。在这段畸形的婚恋中，以悲剧收尾，韩子奇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战争的惨痛磨光了韩子奇的锐气，他成了一个不敢担当的男人，由于他的懦弱，徒增了两个女人的怨恨。黑格尔在谈到希腊古典悲剧与文艺复兴以来的近代悲剧的区别时，曾经指出：古典悲剧中矛盾冲突是在人与人之间不同的性格之间展开；而近代悲剧中，性格本身发生分裂，两种对立的意图在同一个性格之中进行斗争，矛盾冲突同时是在性格内部展开的[4]。韩子奇的悲剧不仅表现在他对两个女人的伤害，而且表现为他灵魂内部的冲突以及由此带来的深深的痛苦。残酷的战争使他们三个人的性格发生分裂，战乱改变了一切。

二 成全抑或背叛

悲剧并没有在上一代完结，而是以相似的形式延续到下一代。韩子奇与梁君璧的爱情悲剧重新发生在他们的儿子韩天星身上。

我个人认为，天星亦是这部书中一个颇具悲剧色彩的人物，他的爱情遗失在对母亲的信任与顺从里。

天星本是一个憨厚、倔强、木讷但又不乏细心的男子，他孝敬父母，对自己的妹妹呵护有加，在父母眼中，一直是个成熟的、循规蹈矩的孩子。他善良、朴实，在家人都不知道的情况下，爱上了与他在同一个工厂的小容子容桂芳。在爱情面前，每个人都是坦诚的，天星也不例外。他在爱情巨大力量的鼓舞下，从一个拙口笨舌见人就憷的倔小子，变成了在爱人面前情意绵绵的小伙。他们彼此深爱着对方，本来，他们可以幸福的继续走下去的，但是，这一切，被他最爱、最信任的母亲梁君璧破坏了。

梁君璧在一个深夜知晓了他与小容子的事，她心里有一千一万个不同意，但是为了稳住儿子、拉拢儿子的心，她选择了暂时的忍让。天星先前的隐瞒，在梁君璧的心里掀起了轩然大波，她“像是预先测知了天星将摆脱她的控制，她将被儿子冷落、抛弃”，而在她来说“这是决不能允许的”，她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软弱无能的人，她曾经成功地把丈夫纳入她所规定的轨道，也必将更加出色地缔造儿子的未来”，她固执的认为“儿子的婚姻大事，毫无疑问地应该掌握在她的手中”，所以，为了维护她的主宰一切的权力，她利用儿子对她的信任，编造了一个“莫须有”的表妹，引起小容子对天星的误会，拆散了这对正在热恋中的男女，造成了一个不该发生的爱情悲剧。可以说，天星与小容子的爱情线的断裂是最无辜的，梁君璧作为一个母亲，亲手毁掉了自己儿子的幸福，给天星和另外两个女人带来一生的痛苦。

陈淑彦是这出爱情悲剧中最大的牺牲者。她虽然与自己爱的人结了婚，但是却没有获得她想要的爱情，天星之所以会娶她，一半是为了与小容子赌气，一半是出于对她的感激，从相识到结婚，她与天星都没有认真的交流过各自内心的想法，淑彦只是在新月和梁君璧的旁敲侧击下，认定“天星是一个好人”，在这个善良、单纯的女人心里，一个人很好，就是可以值得托付终身的，但是，她却不知道，她托付终身的人爱的是别人，我想，一个女人的悲哀莫过于此。她与天星的婚姻注定是不完满的。淑彦在回忆自己的 4

婚姻时，“她怀疑自己当初的决定是错误的，只是看着公公婆婆好、小姑子好、家庭好，就以为一定是个美满婚姻，而这些，并不能代替丈夫，也并不等于爱情啊！”她后悔自己当初的选择，只是，悲剧已经造成，没有挽回的余地。

韩天星咀嚼着与自己父亲相同的爱情苦果默默谋生，他不忍毁坏这个貌似幸福的婚姻，只能往母亲强行为他安排的路上走去，他的人生脱离了死亡本身，但是却在精神上走向萎靡，这让他的爱情更大地突显出超越现实的悲剧意味。

三

见证永恒之爱

世界上没有一个青年不曾想到过爱情，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爱的种子。它可能萌发得很早，也可能贮存得很久；它可能成熟于短短的一瞬，也可能经历漫长的磨难而最终凋落。爱情是一种神物，不遇到适当的时机，它并不显露明显的形态，以至于本人都觉得似是而非。而当他清醒地意识到它的存在的时候，它就已经成熟了。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就经历了这样“润物细无声”的过程。只是，他们的爱情依然是个悲剧。

韩新月是韩子奇与梁冰玉的女儿，她自幼远离生母，与姨母梁君璧隔着血缘的关系，所以并不亲近。新月从小聪明勤奋，后又以优异的成绩被北大西语系录取。从此，她遇到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她与楚雁潮的相遇是偶然的，或许是冥冥之中自有注定，作为韩新月的老师，楚雁潮第一眼就看出了深藏于新月身上的自信。他们从相遇、相知到相许，一切都是那么的自然，如行云流水，没有任何矫揉造作。犹记得新月在期中考试中得到一个完美的五分时，引起了别的同学的嫉妒，甚至有人因为她是少数民族而刻意轻视她，新月觉得很不解，后来在未名湖边楚雁潮的一番话点醒了她。楚雁潮说“种族没有高低，人没有贵贱，灵魂和灵魂之间是平等的，别人的误解、偏见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失去了自信。真理从来都是最简单最朴素的，除了它本身之外，并不需要额外地加以理解，正如一个真正美的人，任何附加的首饰都是多余的！”这番话使新月如沐春风，她知道了“比大海宽阔的是人的胸怀”，他们像朋友一样畅谈，丝毫没有芥蒂；在新月眼中，楚老师是腼腆、深沉、文静的，除此之外，他还有一股外柔内刚的韧劲儿。他们有着共同的追求——立志做翻译工作，共同的言语——热爱文学，共同的喜好——音乐，这些让他们互相敬慕。一个才华横溢、平易近人的老师，一位成绩优异、乐于助人的学生，燕园内、未名湖畔，他们共同探讨着人生，却不知爱情的萌芽已经在两人心中悄然萌发。

事情并没有按着我们的思维进行，不幸，在看似风平浪静的生活中袭来，无情的疾病开始侵蚀新月年轻的生命，她患了风湿性心脏瓣膜症，这个突如其来的魔鬼摧毁了新月的所有希望，她的大学梦，她的翻译家梦，她想与班上同学一起走到毕业的愿望，这些在一刹那间成为泡影，面对孱弱、又几乎失去信心的新月，楚雁潮心中那段久埋的感情终于迸发，他向新月坚定且深情地说出：“爱情，就是奉献，就是给予。”新月在一瞬间麻木了，爱情这个崇高的字眼，她憧憬过，她向往过，她思索过，但还没有寻找过，因此，当爱情叩动她的心扉的时候，她却感到了迷惘，楚雁潮用自己真挚的感情及坚定的心解释了她的迷惘。人与人是平等的，在爱神面前只有两颗串连在一起的心，他们打破了老师和学生的界限，勇敢地相爱。伴随着他们最爱的《梁祝》的余音，两个有情人在那一刻，早已随着乐音化为一对蝴蝶嬉戏于古代爱情的旋律上。“啊，那是命运，让您等着我，让我遇到您！”新月甜甜地笑了，爱情的种子终于落地生根，幸福使初恋的她陶醉在这个甜蜜的现实里。医院里。科学无情与人类的多情不断交织，楚雁潮用自己无私的爱化作潮水坚定的推动着新月生命的每一步，他们之间的爱情已经成为维系生命的支柱，成为新月勇敢坚强地活下去的动力。新月曾一度因为自己无法痊愈的疾病而要退出他们的爱情，楚雁潮面对她的退缩，激动地告诉她：“爱就是火，火总是光明的，不管那熊熊燃烧的是煤块还是木材，是大树还是小草，只要是火，就闪耀着同样的光辉！爱就是爱，它是人类自发的美好情感，„„我们付出了爱，也得到了爱，爱得深沉，爱得强烈，爱得长久，这就是一切！”他们的爱是单纯的，是热烈的，是在真挚的，这种最原始的朴素的爱的方式，充满了温情，在他们心中弥漫。

现实往往是扼住咽喉的一双手，梁君璧在察觉楚雁潮对新月的爱意时，她首先想到的不是这种爱给了女儿多大的支持，而是想到楚雁潮是汉族，与她们隔着一个教门，这种结合是不被真主所容许的。所以她拒绝了楚雁潮，除去这个原因，学生们的猜疑不信任，楚雁潮本身多难的生活，学校方面坚决的阻挠，都像一块块巨石无情地向他们砸来。面对这些，面对新月精神上的创伤与挣扎，楚雁潮一次次化身为勇士，抵挡在这些磨难的前面。他顽强地吞噬掉那些流言蜚语，用自己和煦的话语温暖着新月的心灵。身份、职位、礼教、甚至个人尊严在楚雁潮心里都比不上新月丝毫。然而，他们之间产生的，天然的，无条件的神圣不可侵犯的爱情最终还是没能逃脱死神的扼杀。„„一切都显得 6

那么苍白无力，依然摆脱不了悲剧的命运。

逝者如斯，阴阳两隔虽然使得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冷却，但是却没有使他们的爱情磨灭，失去爱人的痛苦需要时间来平复，“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自难忘”，十几年后，新月生日的那天，回民公墓，一棵树前，楚雁潮脸色沉郁，神情凄楚地伫立着，凝视着面前的土地，一动也不动。暮色悄悄降临了墓地，婆娑树影渐渐和大地融合在一起，满目雄浑的黛色，满园温馨的清香。西南天际，升起了一弯新月，淡淡的，若有若无，月光下，树影旁，楚雁潮轻轻地拉起了小提琴，轻柔舒缓的小提琴声，如泣如诉，如梦如烟。琴弓亲吻着琴弦，诉说着一个古老的爱情故事《梁祝》，以此祭奠他们过早夭折的爱情。

刘白羽先生在《序二——穆斯林的诗魂》一文中说：“新月之死，令人悲痛欲绝。„„新月之死，是祝英台之死，是缠绵的，又是壮烈的，不只是柔情感人。而是苍天泣血，人们的心正是从这悲剧之美中得到净化。”事实上的确如此，新月的死无不让所有人扼腕叹息，她的死“成全”了这段凄美的爱情。至此，爱情的悲剧达到了高潮。

“人生是一个过程，它的意义就在这个过程中，怎样在过程中追求，会产生不同的效应。[5]”韩子奇、梁君璧、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韩天星、容桂芳、陈淑彦等人在寻找自己爱情的过程中，因为种种原因，战争、时代、宗教、身份等等，或为爱所累，或成为爱的俘虏，或因爱甜蜜，或被爱遗弃，到最后终是悲剧。悲剧以它特有的美感染着我们，《穆斯林的葬礼》中的爱情并没有因为是悲剧而减少它的魅力，相反它产生了一种惊心动魄的美。正如作者在后记中写到：“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并非所有人都能完成的对自己心灵的冶炼过程，他毕竟经历了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人应该是这样大写的‘人’”[6]。霍达怀着一颗赤诚的心，带着对爱情的美好希望，写出了这部爱情悲剧的赞歌，我想，在她的心里，不管是畸形婚恋，还是生死不渝的爱情，只要它们曾经付出过，真实存在过，就是美好的，即使这种爱情是悲剧。

四 悲剧分析

韩子奇和梁君璧的结合，可以说是没有爱情基础的，对韩子奇来说，有的是兄妹之情，可是当他为师傅报完仇回来消除误会之后，与璧儿喜结连理。

他们的婚姻看上去很和谐，但是缺少了爱情的基础，破裂只是时间问题。果然，当战争来临，韩子奇为了保存玉到外国避难，而璧儿决定留下，梁冰玉偷偷的跟着去了。在国外，在互相依靠，互相倾诉中产生了感情。这该死的时代，要不是当时打仗，要是韩子奇夫妻一起出国避难，那么他们的婚姻还是“和谐”的。正像冰玉对姐姐说的：“姐姐，原谅我，不是我有意要夺走你丈夫是战争改变了一切，改变了人的命运。”

韩天星与陈淑彦婚姻是成功的，但是他们始终碰撞不出哪怕一丝的爱情火花，当淑彦走进韩家就被天星的妈妈惦记上了，不惜想方设法拆散天星与小容子那纯真的爱情。他们终于结婚，虽然没有爱情基础，但是他们天真的认为可以慢慢培养，但充满阴谋的婚姻注定就是一场悲剧。当天星知道自己与小容子是被父母拆散的时，他们就不可能再产生真正的爱情。可以说是梁君璧一手葬送了三个孩子的幸福。

韩新月，作为韩子奇与妹妹的女儿，肯定是不被君璧所承认的，但是为了留住韩子奇，她答应了留下新月。当新月在大学遇到自己的老师，被他那儒雅的气质所吸引，最终，他们相爱了。在新月病重的时候，老师是她活下去的勇气，但是老师不是回回，回回不能与汉人通婚，在这个教条的束缚下，在梁君璧这个虔诚的信教徒的严令禁止下，新月失去了最终活下去的希望。

在这场悲剧中，梁君璧是个受害者，她本身就是个悲剧，她一生坚决捍卫回汉不能通婚，但是她的丈夫却又是个汉人。她又一手创造了另外两个悲剧。她本身聪明能干，在和奇哥哥结婚的前十年，她是幸福的。但是当战争过后，丈夫和妹妹的归来改变了一切，她变得泼辣，变得不可理喻。她设计葬送了儿子的幸福，又残忍的剥夺了新月最终活下去的希望。她是这一场悲剧的直接参与者，是这一场悲剧的策划者，同时她也是这一场悲剧的受害者。

参考文献

[1]李跃红.《中国现代“悲剧情结”及其当代表现形式》.[2]马丽蓉.《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 P171.[3]霍达.《穆斯林的葬礼》第十三章 玉归

（一）.[4]蓼滩碧浪.《霍达小说<穆斯林的葬礼>创作意蕴浅探》.8

[5]金红.《生的求索与死的叹息》P460.[6]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后记.[7]霍达.穆斯林的葬礼[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2005，1.[8]霍达.我为什么而写作[N] 文艺报 1991-4-20.[9]刘白羽.序二——穆斯林的诗魂[N] 光明日报 1990-7-29.[10]马学良、张庭望、张公瑾等.中国少数民族文学史（修订本）下册[M] 北京：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 2002，2.[11]霍达.咀嚼悲剧[J] 民族文学 1991-8.[12]刘友宾.心灵的哀歌（《穆斯林的葬礼》的审美价值）[N] 文论报 1989-07-05.[13]黑格尔美学（第一卷）[M] 商务印书馆 1979，P49.[14]钱振纲.一曲爱情的悲歌（读长篇小说《穆斯林的葬礼》）[J] 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 1992，（2）.[15]马丽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与伊斯兰文化[M] 安徽：安徽教育出版社 2002年.[16]李跃红.中国现代“悲剧情结”及其当代表现形式[J] 当代文坛 2005，（04）.

第五篇：略论《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意蕴与文化冲突

略论《穆斯林的葬礼》的悲剧意蕴与文化冲突

摘要：《穆斯林的葬礼》是一部努力并成功开掘回族文化心理的长篇小说。它蕴藉着浓厚的悲剧意蕴，塑造了韩子奇、梁君璧、韩新月等在文化意义上具有典型性的形象,表征着回民族同整个中华民族的文化碰撞与融合的心灵历程。本文试图从人物的悲剧命运中探求其根源，即文化冲突与融合。

关键词：悲剧意蕴 文化冲突 文化融合

这部五十余万字的长篇小说，以独特的创作视角，真切的情感体会，叙述了一个穆斯林家族，六十年间的兴衰，三代人命运的沉浮，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有着不同内容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宏观地回顾了中国穆斯林漫长而艰难的足迹，揭示了他们在华夏文化与穆斯林文化的撞击和融合中独特的心理结构，以及在政治、宗教氛围中对人生真谛的困惑和追求。作品成功塑造了梁亦清、韩子奇、梁君壁、梁冰玉、韩新月、楚雁潮等悲剧意蕴深厚的人物形象，展现了古老而神秘的民族特色和矛盾而残酷的现实生活。作者细腻的笔触拨动了读者的心灵，从而沉浸在人物的悲剧人生故事之中，无法自拔。作者深沉的忧患意识使得作品无论是从爱情婚姻的角度，还是人生理想的追求或是民族宗教的方面都始终贯穿着一种沉郁凝重的悲剧意蕴，感人至深。正是霍达回归和立足于回族文化,对文艺“悲剧精神”的自觉挖掘,实现了文学艺术境界的至高追求,使得作品拥有着一种崇高的撼人心魄的悲剧美。鲁迅说过:“悲剧将人生的有价值的东西毁灭给人看。”[1]因而《穆斯林的葬礼》被称为“是现代中国百花齐放的文坛上一朵异卉奇花，挺然独立”。[2]

一、人物的悲剧意蕴

如果说爱情婚姻是构建《穆斯林的葬礼》的基本框架，那么对人生理想的执着追求则是这部作品最主要的内容组成。作品中有这样一句：“人是一种奇怪的动物，促使人活下去的往往不是水，不是食物，也不是药物，而是心中的一片性情，一线希望，当这些全部归于毁灭，人就没有活着的动力和勇气了。”这其实是对小说中人物在人生理想的追求上的一种诠释。《穆斯林的葬礼》的故事发生在 20 世纪 20 至 60 年代间，这个时代无论是对中国社会或世界环境而言，都属于变幻莫测的多事之秋。然而就是在这样一种极其复杂、恶劣的生存环境下，这个穆斯林家族却始终不曾放弃找寻并努力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正是这不息的奋斗与结局之间的巨大反差更进一步增强了小说震撼人心的悲剧力量。“穆斯林的葬礼”这一标题本身就为全文奏响了人生的哀歌。“故事中的角色由于某种弱点和无能而不能发挥正常的作用，他们不是自己所参与的情节的设计者，他们的出现或消似乎并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3]纵观全文，故事中的每一个角色都徘徊在历史与民族的长廊上。“悲剧之产生主要在于个人与社会力量抗争中的无能为力。”[4]因而，无论是作者刻意塑造还是命运趋之使然，这份沉重的悲恸却是痛彻心扉，勿庸置疑的。

1、对人生理想的追求

“玉器梁”家第二代中心人物的韩子奇,是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融混,行进在传统通向现代之路上的“中间人物”形象。“易卜拉欣·韩子奇”的名字,汉人入赘回回家,就是其“文化混血”身分的标志。在《穆斯林的葬礼》中有两个寓言式的人物:朝圣老人吐罗耶定和“玉魔”老人张先生,前者只身赴麦加朝圣,为崇高的信仰而坚韧不拔地前行;后者慧眼识宝知玉,学问如汗牛充栋,他们分别是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的化身。韩子奇从朝圣老人和“玉魔”老人那里接受教育,吸纳伊斯兰文化和华夏文化,从梁亦清那里学艺习德,强化民族、宗教、道德意识,还从英伦三岛“玉魔”沙蒙·亨特一家人那里接受西方文化,懂得“如果商品不能在你手里创造出更大的价值,那它就等于没有价值”,迅速成长和成熟起来,迸发出“文化混

血”特有的蓬勃生命活力。忍着屈辱和误解,背着“背叛”的名声,到汇远斋学徒、卧薪尝胆,完成师傅梁亦清制造“宝船”的未竟遗愿。打破传统经营模式,重振奇珍斋,举办“览玉盛会”,由手工艺人跃升为玉器专家。走英伦,办“玉展”,“玉王”声名携带着玉文化远播海外„„但以“英伦之恋”破灭,梁冰玉出走为界,韩子奇的生命力走向萎顿、停滞,只是为着密室的玉和深爱的女儿新月而苟安度日,“惆怅寂寥地打发余生”。当女儿早殒,玉器被抄后,其精神支柱便完全坍塌,陷入痛苦绝境。症结在于他在伦理道德方面因袭着传统的重负,仅仅一只脚战战兢兢地踏进过现代文明的门槛。分明觉得自己对冰儿才是真正的爱,并不是道德的堕落,仍然不敢在璧儿和冰儿之间作出果断的抉择。在忍辱负重、拜师学艺,重振珍宝斋的过程中,韩子奇以独特的行为方式,曲折地表现出了人的尊严、价值和人的本质力量,是本能与道德的搏斗、现代伦理道德观和传统伦理道德观的搏斗。韩子奇封闭、沉睡的生命意识已经开始觉醒,企盼了结无爱的姻缘,但终究不忍抛妻别子,还畏惧“社会舆论杀人”,与传统观念的决裂举步维艰。

2、对爱情的执着追求

韩新月与楚雁潮的爱情美好而又坎坷，让人为爱情的美好而微笑，为爱情的坎坷而难过。他们的第一次相遇就已经显示出不凡的触动。他们有着共同的梦想和爱好，两个人都热衷于翻译事业，而韩新月对楚雁潮事业的发展起了很大的鼓舞作用。新月对美好事物的热爱，以及她开朗的性格，美丽的外表，都不得不让雁潮动心。当楚雁潮得知新月得了不治之症之后，决定向新月说出自己的爱，以燃起新月对生命的渴望，在病榻前终于向她表白。对于一个十九岁的少女而言，爱情究竟为何物呢？ 她并不完全明了，但是她能清晰的感受到那股来自心底的呼唤，似乎早已注定了一切。即使韩太太极力阻挠，他们依然坚定的爱着彼此，楚雁潮甚至愿意同他们一样信奉伊斯兰教，愿意面对与新月没有结果的事实，继续深爱着新月。可这份爱却始终无法留住新月的性命。一切所追求与憧憬的，上天都赐予了她，但这一切又顷刻间全都失去了，像一阵风把她那颗脆弱的心折磨得千疮百孔，再让她在清醒的痛苦中等待着死亡。直到有一天，父亲将一封信摊开在她面前„„人可以失落一切，唯独不应该失落自己„„知道自己的生身母亲是梁冰玉的这一事实，是对新月的致命一击。在对母亲的强烈渴盼中，昏迷以致不省人事。当楚雁潮像往常一样冒着风雪赶往医院的时候，新月正竭尽全力呼唤着她的爱人，仅仅只喊出一个字“楚„„”她死去了，绝望，无奈，遗憾的走了！这样的事实让楚雁潮无法面对，却又不得不面对。两个相爱的人，面对生离死别，却没能见上最后一面„„在新月入土前，楚雁潮为新月试坑，试问他心中该承受多大的痛苦啊！楚雁潮痴痴地凝望着新月„„他看见了锁住了新月的病床，听见了刻骨铭心的话语：“老师，我们之间是„„爱情吗？”几年后，当新月的亲生母亲梁冰玉到女儿坟前看望女儿时，发现了一位中年男子伫立在坟前，用小提琴深情的拉着《梁祝》。这样一个结局，无不让人心灵震撼。也许，新月正在另一个世界对着楚雁潮微笑。可是命运却从不眷顾任何人，她最终还是带着遗憾，带着她对所爱之人的依恋离开人世。而活着的所有爱她的人，都不得不痛苦地承受这一切。

3、对穆斯林传统的捍卫

梁君璧这一人物具有鲜明的性格和丰富的内涵，解读人物的性格，“必须渗透到最复杂的人类心情里去”[5]。梁君璧是一个具有多重身份和多面性的女性。首先，她是伊斯兰教的忠实信徒和捍卫者，在经历了家庭的变故并从旧时代的下层白手起家后，梁君璧深深知道现实的残酷和无情，因此她紧紧地抓住现有的一切，以求能把握住现实。在一个令人叹惋的人生悲剧上演的同时，梁君璧作为一个充满矛盾的生命个体，她的复杂性格也展现在读者面前。作为宗教化与世俗化结合的典型人物，梁君璧身上弥漫着浓厚的悲剧意蕴。伊斯兰教有个显著的特征，即以宗教手段干预穆斯林们生活的各个方面，从个人到家庭直到整个社会生活。梁君璧是个虔诚的穆斯林，宗教信仰支配了她的一切。她从小随父母信仰真主，遵从万

能的真主的旨意，严守伊斯兰教规教义成为梁君璧做人准则和行为根据，真主是其唯一的精神支柱。《古兰经》明文规定：“真主严禁你们......同时娶两姐妹。”信奉真主的梁君璧认为冰玉与韩子奇的结合是非法的，在宗教与亲情面前，她要捍卫自己所信仰的宗教。她怒不可遏地打了妹妹一记耳光，终究还是决然地赶跑冰玉。当新月重病在身，最需爱情支撑生命时，梁君璧决绝地割断新月与楚雁潮的恋情，大大加速了新月的死亡。在她看来维护宗教的尊严是最为重要的，因为回民族 “像爱护眼睛一样保护着血统的纯净”，禁止异族通婚。同时，梁君璧又是在现实中挣扎的坚强女性，属于传统型人格。几千年来中国社会的现实，主流社会对异族的态度，使 “回回”这个固守本民族信仰的民族经历了许多劫难，在回族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撞击与交融中形成了特殊的心理结构，使回族人民在生存中体现出了不同的行为模式。生活的坎坷改变了梁君璧，消蚀了她身上美好的一面。虽然经历了变故如此，但她依然坚强不服输。韩子奇临终前告诉她，“我不是回回”，这对于梁君璧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但绝不能让丈夫在最后一刻毁了一生的善功，她真诚地说： “你是正经的回回，心里可别糊涂！”作为传统穆斯林的女性，梁君璧的形象达到了典型的高度，在她身上体现出了伊斯兰教文化内涵和回民族特有的精神，包括对民族文化和习俗的眷恋，作家既认可她身上的坚强和执著，又批判她身上所体现的伊斯兰传统文化负面——— 保守和固执。“既有伊斯兰的美德，又不乏性格负面，教规教义又影响制约着她，扼杀了亲人的幸福，自身也成为传统习俗的牺牲品。”[6]

二、文化冲突

陈荒煤在其致霍达的信中指出:“‘葬礼’的特点,我觉得是从少数民族的信仰、深入人心的教规如何来约束着人们心理世界,形成的种种生活观念和我们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所形成的风俗、观念、心理、理想种种方面的矛盾而不能不制造了许许多多的悲剧,不仅是老一代的,如韩子奇夫妇的命运、冰玉的命运,而且也影响到天星、新月兄妹的命运。”在《穆斯林的葬礼》中,霍达将梁家三代人的悲剧置于伊斯兰文化与华夏文化的撞击和融合,古老东方文化与内涵,赋予人物故事情节以浓烈的文化色彩。书中突出叙写的“两个发生在不同时代却又交错扭结的爱情悲剧”正是不同文化、不同价值观念、不同理想信仰、不同思维方式和不同生活方式碰撞和交融及其所引发的阵痛的写真。梁冰玉从现代价值观出发,以现代爱情模式为准绳,而梁君璧则认为梁冰玉和韩子奇的结合,为真主和穆斯林所不容。所以当其听到梁冰玉一口一个“爱”的时候,不禁怒发冲冠,一记耳光扇去。有评论文章指出:“„„那一掌不是断了手足之情,那是为穆斯林打的,这不是个人的恩怨,这是两种文化的撞击。”[7]回族文化作为一种多元复合型的文化,它的认主独一的宗教信仰铸造出回族文化独有的精神特质。以宗教意识形态为信仰本位的回族,就应该在追求文艺的真正精神———“悲剧精神”上占有一定的优势,相对于缺乏“原罪感”和“真正宗教情怀”的汉民族,回族的悲剧意识是与生俱来的,这是信仰者对人生宿命的认可和人不能自持命运的无奈,“一个始终不存在和存在的上帝,这便是悲剧的中心”,[8]回族人对宗教的虔诚与世俗世界中的人欲间的冲突成为滋生民族悲剧观念的土壤。穆斯林们毫无保留地信仰着，可历史是向前发展的，文化的融合便是历史进步的必然趋势，这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也许正因为他们的这种毫无保留，在文化融合成为趋势的社会中才带有更深的悲剧性。作者在回顾中国穆斯林的苦难历史时，将历史事件如“五四”运动、抗战和国内战争、新中国成立、文革等等作为背景渗入到主人公的命运之中。将深重的民族灾难作为一个大的历史背景，实际上不是专写一个民族的灾难，而是将各民族合在一起，由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共同承担历史灾难。回族在形成过程中成分也是很复杂的。它吸收了多种民族成分，才逐渐形成了一个统一的民族—回族。但随着历史的演进，为了维护民族的纯正性，势必民族内婚制度也严格要求起来。“民族是在特定历史的人文和地理条件下形成，以共同的血统意识和先祖意识为基础，以共同的语言、风俗或其他精神和物质要素组成系统特征的人们共同体。”“民族研究中的新趋势，即对民族文化特征 的强调，对民族成员的民族自我意识(以血统意识和先祖意识为核心)的强调。”[9]小说并不是简单地高呼民族意识，而是将多重文化杂揉其中。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后记》中说:“我笔下的主要人物，既是人间曾经有过的，也是我所憧憬的。我觉得人生在世应该做那样的人，即使一生中全是悲剧，也是幸运的，因为他毕竟完成了并非人人都能完成的对自己的心灵的冶炼过程，并非人人都能经历的高洁、纯净的意境。人应该是这样的大写的‘人’„„”。[10]《穆斯林的葬礼》中的人物忍受了抗战和文革灾难，体现出强大的生命力，而这种生命力来自于穆斯林心中宗教精神的支撑。“对悲剧来说紧要的不仅是巨大的痛苦,而是对待痛苦的方式。没有对灾难的反抗,也就没有悲剧。”[11]悲剧的要义在于人物面对困厄包括不可避免的死亡所表现出昂扬进取的积极本质和坚强不屈的抗争精神,突现人类自由意志的伟大和崇高。民俗流动地存在于民族的历史长河之中,以民族群体的精神文化、心理意识为底蕴。将民俗的法约性、故事化,要义在于激化伊斯文化与华夏文化、古老东方文化与西方现代文化的撞击和融合,揭示这种撞击和融合必然经历的痛苦,开掘人物的化心理。

霍达在《穆斯林的葬礼》的中突出悲剧意蕴，旨归在铸造在多元文化冲突、拼撞和互融、互渗中焕发出蓬勃不息的生命意识的平凡而伟大的人。

注释：

[1]鲁迅：《鲁迅全集》第一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1: 297.[2]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6.1.[3]普实克：《普实克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集》[C].长沙：湖南文艺出版社，1987.[4]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109.[5]黑格尔：《美学》2第一卷3，商务印书馆，1979:303.[6]朱育颖：《同一民族壮歌的两个音符<心灵史>与<穆斯林的葬礼>的比较》，《民族研究》，2000,(1):12.[7]宋佳东·高洁、纯净的人生悲剧——评霍达的长篇小说《穆斯林 的葬礼》[J]·黑龙江农垦师专学报,1999,(2)[8]吕西安·戈德曼著,蔡鸿滨译.隐蔽的上帝[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1998:48.[9]引自纳日碧力戈:《民族与民族概念辩证》，《民族研究》，19洲5)[10]霍达.后记[A].穆斯林的葬礼[M].北京: 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98: 747.[11]朱光潜：《悲剧心理学》[M]：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212,216.参考文献：

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 1988年12月版。高永久：《西北少数名族文化专题研究》，民族出版社 2004年7月版。

徐其超.问族心灵铸造范型一《穆斯林的葬礼》价值论[J」.西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2，(9):26.车红梅.论梁君璧形象的悲剧意蕴.牡丹江师范学院.蔡春洪.“归真”的追寻与多重文化的交错——六部回族长篇小说研究.暨南大学2008.5.霍达《穆斯林的葬礼·后记》，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88年版

杨文笔：悲剧的美丽———试论霍达小说《穆斯林的葬礼》中的“悲剧精神”.昌吉学院学报.2009.(3).Discussion on the “Muslim” tragedy implication and cultural conflict

Abstract ：“Muslim's funeral” is a hard and successfully to dig the cultural psychology of Hui nationality novels.It contains strong tragedy implication, shaping the Han Ziqi, Liang Junbi, Han crescent, in the cultural sense of typical image, characterization of a nation and the entire Chinese nation cultural collision and fusion course of the soul.This article attempts from the character's tragedy destiny in search of its root, namely the cultural conflict and fusion.Key word ：Tragedy implication

Cultural conflict Cultural fus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