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方法

第一篇：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方法

未成年人刑事案件审判中诸多问题之探讨

作者简介：温小洁 中国政法大学研究生院

自从1984年在上海市长宁区建立了我国第一个少年法庭以来，全国各地法院在审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过程中，针对未成年人的特殊性积极探索适合少年的审判方式，先后积累了不少行之有效的审判经验。1991年1月26日最高人民法院又颁布了《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试行)》，对于少年案件审理有关的程序问题作了进一步的详细规定，这是我国目前唯一有关少年案件审理的法律依据。在我国刑诉法进行了重大修改尤其是审判制度上改革的步伐较大的情况下，少年刑事审判作为一种特殊的审判程序，如何能够既更好地体现少年案件的特殊性，又适应新刑诉法的立法精神，成为需要我们进一步探索的急迫问题。

一、关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庭前审查

修改后的刑诉法对于人民法院的庭前审查进行了修正，由原先的实体性审查转变为不完全的程序性审查，即只审查“起诉书中是否有明确的指控犯罪事实并且是否附有证据目录、证人名单和主要证据复印件或者照片”，并且在庭前审查的结果上，取消了原来的退回补充侦查做法，凡是符合上述开庭条件的，则一律开庭审判。而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根据《若干规定》第11条至22条的有关规定，少年法庭在开庭审判前对于少年刑事案件应进行全面的实体性审查，即不仅要审查检察机关移送来的案卷材料、提审少年被告人，而且还实行区别于一般案件的社会调查制度，即少年法庭在庭前应进行必要的调查和家访，以了解未成年被告人的出生日期、生活环境、成长过程、社会交往以及被指控犯罪前后的表现等有关的情况。并且在审查的结果上，人民法院可以采取多种处理，1

或者决定开庭审判，或者将主要事实不清、证据不足的案件退回补充侦查，或者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要求检察机关撤回起诉或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显然，在未成年人案件中所实行的庭前实体性审查的做法与修改后的刑诉法是相矛盾的，如何来看待这个问题呢?

诚然，《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是以修改之前的刑诉法为依据而制定的，因此，也应该与刑诉法的修改保持一致，但是，在少年案件的庭前审查问题上，笔者仍然坚持应该遵循原先的做法，即实行实体性审查，具体的理由论述如下：

1.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决定了少年法庭对于是否受理案件应有一定的筛选权和处置权

由我国的民族传统和社会背景所决定，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的基本模式可以称之为“社会·司法”模式，其特点是社区广泛参与帮助教育违法犯罪少年工作，国家司法机关的干预减少到最小限度。(注：储怀植：“中国的少年司法制度”，载烟台大学法学所编：《中美学者论青少年犯罪》，群众出版社1989年4月版，第76页。)由此，进入少年审判程序的案件必须严格控制在少年司法管辖的范围内，这样做是基于未成年人的生理、心理上的特殊性的考虑，以避免不必要的审判所带来的消极负面影响。在《北京规则》中也规定，“应酌情考虑在处理少年犯时尽可能不提交主管当局正式审判”，以“防止少年司法中进一步采取的诉讼程序的消极作用。”

为了避免不必要的审判，除了起诉机关应严格掌握对于案件的移送起诉外，审判机关也应充分发挥其对公诉权的监督和制约，进行必要的审查，以决定是否只有将少年案件交付审判才是唯一可行的处理方法。在此，我们应注意到少年案件的审查任务与成年人案件有所不同，即它不仅审查对未成年被告人的指控是否符合法定条件，而且还应审查对未成年人是否可以采用其他的处理方式而无需交付审判，对于前者，考虑的是未成年人被指控的犯罪事实;而后者考虑更多的则是未成年人的个人情况，体现了对少年犯的“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和“教育为主、惩罚为辅”的原则。

如以上所提及的社会调查制度，其目的之一便在于通过对少年被告人自身情况的查明，以选择对其最为有利的处置方法，达到最佳效果。很显然，在庭前只对少年案件进行上述法律规定的有关材料的审查难以保证这一庭前审查的质量，也无法完成少年案件审查的特殊性任务。而少年法庭对于审查的少年案件有权进行其他处置，应是少年法庭审查权的应有之义。

据笔者考察，少年法庭在是否受理案件上有一定的筛选权和处置权，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采取的一般性做法。如美国、法国、日本等。少年法庭在对少年案件进行包括社会调查在内的审查之后，可以采取以下几种处置方法：(1)将严重的少年犯罪案件转送普通法庭审理;(2)转向非司法性的途径处置;(3)确认该少年无罪或者不应负刑事责任或者不宜于审判，从而将该少年予以释放或作出不开始审判的裁定;(4)认为适宜少年法庭审判的，裁定开始审判，并且视需要性决定对该少年采取一定的区别于成年人案件的强制措施。

2.少年审判的司法实践证明了对于少年案件的预先审查不仅可以防止不必要的审判，而且对于在庭审过程中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具有重大意义

根据《若干规定》的精神，审判少年案件应坚持惩罚与教育相结合的政策，执行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因此，对于少年案件的审判不应拘泥于查清案件事实，而且还应对少年被告人寓教育于审判的全过程，做好少年被告人的思想转化工作。如何有针对性地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教育、感化工作，司法实践证明，在庭前深入查明少年被告人的罪错原因、准确选择感化点，是审理好未成年人案件的重要一环，从而为顺利开展庭审教育和日后的矫治工作打下良好的基础。(注：尚秀云：“论对少年被告人坚持‘三个阶段教育’的必要性”，载《北京市法院少年法庭第四次工作会议专辑》。)3

查明少年被告人的罪错原因，选准感化点，重点就是要抓好审理前的阅卷和调查，这一点很早就为司法实践证实是行之有效的经验。首先，在阅卷时，应着重抓好三个环节：一是注意少年被告人在案发后的最初一次交代，从中分析罪错原因;二是注意少年被告人最初一次失足的原因和过程，找出其由好变坏的转折点。分析主观恶性的大小;三是注意对少年被告人影响最大、毒害最深的客观环境。其次，在仔细阅卷的基础上，开展社会调查。这是未成年人案件的一大特色，通过社会调查，不仅要了解案件事实，深究少年被告人的作案动机和目的，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了解未成年人的有关个人情况，如其成长过程、道德品行、智力结构、个性特征、身心状况、家庭结构、日常表现以及社会关系等等，这对查明少年被告人罪错的主客观原因，找准“感化点”，有的放矢地对未成年人进行教育，具有重要作用。(注：曹加雄等：“针对少年被告人特点开展审判活动”，载雷迅主编：《中国少年刑事审判实践》，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58-59页。)

基于以上论述，笔者考虑对于少年案件的庭前审查，应保留《若干规定》中的原有做法，但同时笔者有以下几点异议：

1.在决定开庭审判的条件掌握上，应区别于成年人案件，即不仅应达到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而且还应综合考虑包括少年被告人本身的情况以决定审判是必要的;在这一方面南斯拉夫的做法在一定程度上可为我们所借鉴，其刑事诉讼法典第429条规定，若该案件为成年人所实施的，可判处三年以下监禁的刑罚，但法庭有充分根据认为，按该犯罪行为的性质、犯罪时的环境、未成年人过去的行为及其个人品质，不宜提起刑事诉讼的，可以不予受理。对于少年刑事案件不予受理的标准，笔者考虑在法律上应作出一个限度，给予少年法庭一定程度的自由裁量权，不仅体现对未成年人特殊保护的精神，而且不致于放纵犯罪，从而不利于保护社会。但究竟如何掌握具体的限度范围仍需进一步探讨;4

2.对于少年法庭庭前审查后的处断权应进一步加以补充和完善，如对于不需要追究刑事责任的，《若干规定》中规定，少年法庭可以要求人民检察院撤回起诉，也可以根据事实和法律作出判决。笔者认为，这种情况属于法律适用问题，应赋予少年法庭自由处断的权力。少年法庭应有权决定将该案件转交其他有关机关处置，而无需再开庭审判，以避免审判给该少年带来的负面效应;

3.关于社会调查制度。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社会调查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普遍规定的一种做法，典型的如日本《少年法》第9条的规定，家庭裁判所考虑对该少年应当审判时，应对案件进行调查，在调查时，务必调查少年、监护人或者有关人员的人格、经历、素质、环境，特别要有效地运用少年鉴别所提供的关于医学、心理学、教育学、社会学以及其他专门知识的鉴定结果。(注：康树华等著：《国外青少年犯罪及其对策》，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年8月版，第278页。)《北京规则》第16条也规定，“所有案件除涉及轻微违法行为的案件，在主管当局作出判决前的最后处理之前，应对少年生活的背景和环境或犯罪的条件进行适当的调查，以便主管当局对案件作出明智的判决。”由此可见，我国的社会调查制度与世界各国的发展趋势是一致的，多年来的司法实践也充分证明对未成年人进行社会调查是一项卓有成效的工作，它有助于找准感化点，对未成年被告人进行教育和感化，有助于科学地对未成年被告人定罪量刑，因此，应将社会调查作为一项制度提出来，在具体、明确、规范化的诉讼程序上加以保障。

二、关于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庭设置

大多数国家都强调在少年审判中的缓和气氛，甚至在美国还出现了“少年法庭仅仅由一个具有一张桌子和两把椅子的房子构成，少年和法官分别坐在椅子上，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交谈”。(注：郭连中等：“圆桌审判——少年审判方式改革的探索与思考”，载《青少年犯罪研究》1996年第2-3期，第60页。)其目的在于通过减少庭审中的对抗气氛，缓解少年的紧张情绪和抵触心理，从 5

而有利于对少年被告人的教育。但同时，过分的平和与宽松又会降低法律的尊严，影响刑事司法的警戒功能和威慑作用。因此，我们在借鉴国外的有关做法的同时，尽量做到使两者达到统一，这样在未成年人案件的法庭设置上就体现了自己的特色。

关于少年审判庭的布置，各地少年法庭各有特色，但从总体上来说，又具有一定的趋向性，即在审判庭的设施形式上体现出了“教育、感化、挽救”的方针，将原先的棱角分明的方台对阵式排列改为比较和缓化的形式，具体设置方式为：以少年被告人为中心，将审判长、人民陪审员的台子与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的台子连接起来，形成英文大写U字型的法台，象征对未成年被告人敞开的怀抱;合议庭成员与公诉人、辩护人、法定代理人、帮教席处于同一弧线上，象征在帮教未成年人的法庭上，既要各司其职、又在教育、挽救少年被告人上合为一体，形成合力，共同施教。但同时，合议庭所在的台子设计略高，以体现其中心地位。未成年被告人席改为扇形的课桌形式，并为其准备了类似于课椅的小椅子，以使其在法庭受审有回到课堂受教般的感觉。经实践证明，这种形式有利于少年被告人接受教育，有利于诉讼各方在庭审教育的过程中发挥各自的作用，并且取得了较好的社会宣传效果。(注：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开拓进取 深化少年法庭工作》。)

三、关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方式

新刑诉法对庭审方式进行了比较重大的改革，以“抗辩式”取代了原先的“超职权式”，显著的特征就是一事一控、每控有证、每证有质、每质有辩，由此，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程度大大加强，在对这种审判方式予以认肯的同时，我们也应注意到，基于未成年人的心理与生理的特殊性，改革后的审判方式对于未成年被告人可能产生一些不利影响，因此，对于这种抗辩式的审判方式，未成年人案件的庭审应当针对未成年人的特点，进行一定的改革，以充分发挥该种审判方式的积极作用，并将其负面效应减少至最低限度。

1.注意庭审氛围的掌握。控辩式的庭审方式的突出特点就是一事一控、每控有证、每证有质、每质有辩，因此，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性大大增强，这样就使得法庭气氛具有庄重、严肃、威慑力强、令人紧张不安的特点，而未成年被告人基于自身的特殊性难免心理承受能力较弱，在这样紧张的氛围中势必加重其心理障碍，从而影响庭审的顺利进行，而且不利于少年被告人的身心发展。《北京规则》第14条规定，“诉讼程序应按照最有利于少年的方式和在谅解的气氛下进行”，《若干规定》第27条也规定，“在法庭审理过程中，审判人员应当根据少年被告人的智力发育程度和心理状态，注意缓和法庭气氛，做到因案审理，因人施教。”第29条规定，“在庭审过程中，不得对少年被告人进行训斥、讽刺和威胁。如有发生，法庭应当立即制止。”因此，在法庭出现过度紧张、对立的气氛时，审判人员应当担负其主动调节法庭气氛的职责，使法庭上的对抗力度能够与少年被告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相适应。

2.注意庭审阶段的掌握。在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过程中，同样应遵循严格的庭审程序，但在各个具体的庭审阶段的掌握上应作到主动性与灵活性相结合。如在法庭调查阶段应抓住重点，把主要精力放在涉及定罪量刑的基本事实、基本证据的查证上，而不必对案件涉及的所有的事实和证据一一查证属实，如果指控的事实清楚、证据确实充分，则应将重点放在查明少年被告人作案的主客观原因上。

四、未成年人案件审判中的几项特殊制度

未成年被告人在审判程序中享有保障公正合理审判所要求的基本的诉讼权利，自不用待言，《北京规则》第7条规定，“在诉讼的各个阶段，应保证基本程序方面的保障措施，诸如指控罪状通知本人的权利，保持沉默的权利，请律师的权利、要求父亲或母亲或监护人在场的权利、与证人对质的权利和向上级机关上诉的权利。”根据本条的解释，该条只是一般地确认了最基本的程序方面的 7

保障措施，而基于少年作为一个特殊年龄段的群体，司法保护相应地也应该比较特殊，表现在应赋予少年被告人特殊的诉讼权利，以更充分地保障其合法权益。

1.法定代理人制度

少年刑事案件的审理有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少年被告人被允许有法定代理人参加，我国刑诉法第14条规定，“对于不满十八岁的未成年人犯罪的案件，在讯问和审判时，可以通知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在场。”由此，法定代理人出席审判带有一定的或然性，是否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由法院根据案件的具体情况而定，由于这一灵活性规定，导致司法实践中往往不通知法定代理人到场。《若干规定》第26条的规定与刑诉法的提法不尽一致，它规定，“开庭前，少年法庭应当通知少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到庭。法定代理人到庭妨碍、干扰少年被告人正常回答和陈述时，审判长可以制止或者令其退庭。法定代理人不宜出庭的，少年法庭可以更换其他监护人或者近亲属出庭。”据此，法定代理人在少年被告人审判中的出庭成为必然，而只有在其出庭对少年被告人会造成不利影响时，才允许其不出庭，但此时，少年法庭也应保证有其他的监护人或近亲属出庭。

笔者认为，《若干规定》的这一规定与《北京规则》的有关精神是一致的，《规则》第15条规定，“父母或监护人应有权参加诉讼，主管当局可以要求他们为了少年的利益参加诉讼。但是如果有理由认为，为了保护少年的利益必须排除他们参加诉讼，则主管当局可以拒绝他们参加。”

在少年案件的审理中之所以特别强调法定代理人的参加，笔者考虑基于以下几点原因：首先，少年被告人的心理状况不稳定，法定代理人的身份及与被告人的关系决定了其参加诉讼能够消除少年被告人的紧张心理，稳定情绪，起到有力的依托作用。在《北京规则》中将父母或监护人的参加的权利解释为“应被视为是对少年一般心理和感情上的援助”，因此，“如果父母或监护人的出席起了反作用，例如，如果他们对少年表现出的仇视的态度，那么这种关怀就会受挫，因此必须规定

有排除他们参加的可能性”;其次，基于未成年人案件的特殊性，法定代理人的参加有助于对少年被告人的庭审教育，法定代理人是少年被告人最感亲近或对其最为了解的人，他们能够用最容易为被告人所接受的教育方式对被告人进行教育，从而有利于强化教育的效果;再次，基于少年被告人尚不具有完全的诉讼行为能力，法定代理人的参加可以帮助少年被告人行使其享有的诉讼权利，以充分维护少年被告人的合法权益。

目前，各国立法例均对少年审判时法定代理人的出庭问题作了肯定，并赋予法定代理人一定的诉讼权利，典型的如德国《青少年刑法》中对于家长和法定代理人在未成年人诉讼程序中的法律地位作了详细的规定。笔者认为，明确法定代理人在诉讼中的地位及其权利、义务是健全法定代理人制度的必经之义。我国刑诉法及《若干规定》中对于法定代理人的权利及义务已作了一些分散性的规定，需要进一步在法律中加以明确化。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出发，法定代理人在刑事诉讼中应具有独立的诉讼地位，是独立的诉讼参加人。概括起来，法定代理人除了享有与未成年人相同的诉讼权利外，其权利和义务主要包括：法定代理人有权参加法庭审判;有权在少年被告人最后陈述后发言;有义务进行自我教育，不得推卸责任;有义务遵守法庭规则，不得干扰法庭审判的正常进行;有义务向法庭全面提供未成年被告人的情况等等。

2.必要辩护制度

现行刑诉法第34条规定，被告人是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人民法院应当指定承担法律援助义务的律师为其提供辩护。这一规定对于保护未成年人的合法权益、弥补其诉讼能力不足的缺陷是非常必要的，但是在司法实践中经常有一些未成年被告人对于法院为其指定律师予以拒绝，按照最高人民法院有关文件的规定，对于少年被告人拒绝辩护的要求人民法院应当准许。笔者对此持有疑义，并认为在未成年人案件中应建立必要辩护制度。

首先，指定辩护是一种强制性规范，即这种辩护一经法院指定，就具有强制辩护的效力，被指定的辩护人不能随意拒绝为被告人进行辩护，而基于辩护权的性质，被告人有权放弃这一权利，拒绝辩护，但这一放弃必须以被告人神志清醒，有正常的判断能力为前提条件，否则被告人的处分行为是无效的法律行为。(注：樊崇义主编：《刑事诉讼法学研究综述与评价》，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版，第111页。)对于未成年人来说，其自身尚未成熟、尚未达到法定成年年龄的现状即成为其不能正常行使这一重要权利的障碍，因此，未成年被告人不能拒绝指定辩护。

其次，未成年人案件中辩护人的参加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审理，特别是在刑诉法修正后实行的“控辩式”庭审方式下更具有重大的意义。“控辩式”的庭审方式的实施，必将使控辩双方在法庭上的对抗程度大大增加，对案件事实和适用的法律的认定将会引起激烈的争论，而对于未成年人来说，由于其年龄因素、智力发育程度的限制，常常很难理解控辩双方纷争的实质内容，甚至会因为理解上的差异而造成审理的难度，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辩护人的参加就显得非常之必要，不仅可以有效帮助未成年人行使自己的诉讼权利，而且在协助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教育方面发挥其不可忽略的作用。

在这一问题上，国外的有关做法可为我国所借鉴，《俄罗斯联邦刑诉法典》第50条规定，“遇本法典第49条第(2)项(系未成年人案件，笔者注)、第(3)项、第(4)项和第(5)项所规定的情形时申请拒绝辩护人，法院或有关的侦查员和检察长不一定必须准许。”奥地利的刑诉法第38条第三款甚至规定，“在审判的全部程序中，如果没有青年被告人的辩护律师出庭，由第一审重大刑事案件法庭或合议庭对青年犯作出的判决无效。”其实在这个问题上，我国有关的司法解释实际上已突破了现行的法律规定，1991年6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司法部发布的《关于办理少年刑事案件建立互相配套工作体系的通知》中规定，“少年刑事案件必须有律师参加辩护”，因此，应在法律中尽快确立未成年人案件中必要的辩护制度。

3.不公开审理制度

根据我国刑诉法和《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在审理未成年人案件时采取不公开或一般不公开的审理方式。但同时，《若干规定》第9条规定，“少年被告人的成年近亲属和教师等人到庭有利于审判工作和教育、感化少年被告人的，经过审判庭庭长批准，可以准许或者邀请到庭”，这一规定是否已超越了不公开审理原则的限制?笔者认为并非如此，对于这一不公开审理原则应掌握其精神实质，而不能片面地、狭隘地加以理解。

在未成年人案件中之所以强调不公开审理，是基于保护未成年人的考虑，使其免受到来自社会的不良影响，避免以罪犯的身份出现在公众面前，从而有利于对其的教育和改造。而《若干规定》中允许少年被告人的近亲属和教师到庭，主要是考虑到他们与被告人所具有的特殊关系，他们参加庭审不仅有利于缓解未成年人的精神压力和紧张心态，而且还能够采用更可为少年被告人所接受的方式对其进行教育，容易消除未成年人与法庭之间的隔阂。因此，两者在精神实质上是完全一致的。

通观各国立法例，对于未成年人案件的审理均规定了不公开审理原则，但同时，对参加审理的人员也作了有限制性的扩大。如德国《青少年刑法》第48条规定，“除参与程序的人员外，许可出庭的还有被害人、刑事警官，在被告人由考验期监督人进行监督和管教或者为他指定了管教监护人的情况下，还有考验期监督人和管教监护人。出于特殊原因，尤其是为了教育的目的，审判长可以许可其他人出庭。”日本《少年审判规则》第29条规定，“审判时，如认为少年的亲属、教员以及其他人出席适当时，可以允许出席。”

此外，还需要注意的一个问题是：对不公开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是否应公开宣判?根据我国刑诉法第163条的规定，宣告判决，一律公开进行。对此笔者持有疑义，认为这样做有违实行不公开审理原则的初衷，同时破坏了法律条文的内在逻辑性。在此问题上，德国的做法可为我所借鉴，《青

少年刑法》第48条规定，“进行审判的法庭不得公开进行审理和宣判。”因此，为了巩固审理成效，将对少年被告人不利的因素减少到最低限度，应在立法上明确规定，对于不公开审理的未成年人案件应不公开宣判。

五、未成年人案件审理中的法庭教育

根据《若干规定》的有关规定，少年案件的审理与成年人案件审理程序上的最大不同在于其在法庭调查和法庭辩论后增设了一个教育阶段，以体现少年案件审理的寓教于审的办案特色。在刑诉法修正以后，有学者以刑诉法第12条确定了无罪推定原则为依据，主张取消现行的专门教育阶段，笔者认为，解决这个问题的前提是首先要明确教育的涵义，教育是否仅限于认罪服法的内容?依笔者的理解，教育的内容应是多层面的，应超出“认罪服法教育”的限制，在不同的阶段有不同的侧重点，以体现教育过程的渐进性。因此，法庭教育不仅不应取消，而且还应将其贯彻于整个法庭审理过程中。但同时，我们应严格遵守无罪推定原则的要求，避免在少年被告人被法庭定罪之前就使得教育带有“有罪推定”的倾向性。

在开庭前，《若干规定》第13条规定，“少年法庭可以借助家庭和社会的力量，采取座谈会等多种形式，对少年被告人进行法制宣传和教育”，第16条规定，“少年法庭应针对少年被告人的思想顾虑、畏惧心理、抵触情绪进行疏导和教育。”从以上条文的规定来看，在开庭审判之前对少年被告人进行的教育应侧重于使少年被告人接受审判的教育和法制教育。进行教育的主体主要是少年法庭。

在庭审过程中，增设专门的庭审教育阶段，《若干规定》第30条规定，“经过法庭调查和辩论后，根据案件情况，可以进行庭审教育，公诉人和诉讼参与人可以围绕下列内容进行发言：(一)教育少年被告人正确对待审判;(二)犯罪行为对社会的危害和应受的刑罚处罚;(三)分析危害社会 的行为发生的主客观原因以及应当吸取的教训。”在法庭调查和辩论后所进行的教育主体是公诉人和有关的诉讼参与人，教育的内容针对法庭调查和辩论所查清的案件的有关事实进行，并没有涉及到少年被告人的有罪与否。

在此教育阶段，公诉人和有关的诉讼参与人应对少年被告人进行符合各自特点的教育，公诉人应着重就少年被告人的行为对社会、对受害人所造成的危害、其行为应受到的处罚以及为什么要受到处罚等问题进行深刻的剖析，对被告人进行针对性的法制教育;辩护人基于其特殊地位及其与被告人的特殊关系，使其在教育中处于更为有利的角色，辩护人主要围绕着少年被告人为什么会走上被告席的主客观原因进行道德教育;法定代理人及其他监护人、教师、亲友等与被告人有着血缘关系或亲密关系的人，则应对少年被告人进行亲情教育，以此唤起少年被告人的良知。在少年被告人的法定代理人或其他监护人对少年被告人的成长有不良影响或者教育不当时，还应进行自我教育。此外，根据需要，在有的案件中，被害人以其特定的身份、特有的感受进行现身说法，讲述被害所造成的痛苦，往往能产生更为深入的教育效果。(注：尚秀云：“论对少年被告人坚持‘三个阶段教育’的必要性”，载《北京市法院少年法庭第四次工作会议专辑》。)

在公诉人和有关的诉讼参与人进行法庭教育之后，审判员可以进行总结性的教育，即把各方面的教育串联起来，形成教育的合力，同时把庭审的气氛推向了高潮。审判人员在庭审前所进行的大量的调查工作为进行有针对性的教育提供了可能。

关于宣判教育特别是宣判有罪判决时的教育。《若干规定》第34条规定，“宣告有罪判决时，应当对少年被告人进行认罪服法、接受改造、悔过自新的教育。”宣判教育的主体主要是少年法庭，内容侧重于认罪服法及接受刑罚和投入劳改生活的心理承受能力的教育。少年法庭应向少年被告人说明判决认定的犯罪事实、判处的刑罚的法律依据和理由，并且对少年被告人指明劳改场所严格的 13

纪律、艰苦的劳动、特殊的人际关系、长时间的思想改造，使其对此有充分的思想准备，以增强其心理承受能力。(注：曹加雄等：“针对少年被告人特点开展审判活动”，载雷迅主编：《中国少年刑事审判》，人民法院出版社1991年12月版，第61-62页。)

六、未成年人案件中简易程序的适用

我国修正后的刑诉法增设了简易程序，由此，关于未成年人案件能否适用简易程序引起了学界的极大争论，双方各执一词，莫衷一是。对于这个问题，笔者的理解是，从法律的角度来讲，对于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未成年人案件适用简易程序并不违反法律的有关规定;从学理的角度来说，简易程序的立法目的与未成年人案件的处理宗旨不仅并无冲突，而且在某种意义上来说，两者有其共通之处。因此，笔者赞同只要未成年人案件符合适用简易程序条件的，就可以适用。具体理由论述如下：

1.有学者以“未成年人案件必须由合议庭进行审判”为由反对未成年人案件适用简易程序。(注：高家伟：“未成年人案件特别程序”，载陈光中等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改建议稿与论证》，中国方正出版社1995年7月版，第362页。)对于该种主张，笔者认为子法无据，《若干规定》第4条规定，“审判第一审刑事案件的少年法庭由审判员或者由审判员和人民陪审员组成，轻微的刑事案件和法律另有规定的案件除外。”该规定是在原刑诉法的基础之上制定的，结合原刑诉法第105条的规定，《规定》第4条实际上已经赋予了审判员在少年案件中独任审判的权力。

2.有学者认为简易程序的立法目的在于追求准确快捷地办结案件，而少年案件的处理宗旨在于教育、感化、挽救失足未成年人，两者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注：傅佳唯：“简易程序不适用少年刑事案件”，载《青少年犯罪研究》1997年第1期，第6页。)笔者认为这种看法具有一定的片面

性，把两者完全孤立起来看待，而究其本质来说，两者并无矛盾之处，相反，对于未成年人案件适用简易程序还有许多有利的方面。

首先，简易程序的快速简便性与少年案件审理中适用的迅速简明的原则是一致的。《北京规则》第20条规定，“每一案件从一开始就应迅速处理，不应有任何不必要的拖延。”在该条的说明中将这样做的原因解释为“在少年案件中迅速办理正式程序是首要的问题。否则法律程序和处理可能会达到的任何好效果都会有危险。随着时间的推移，少年理智和心理上就越来越难以(如果不是不可能)把法律程序和处置同违法行为联系起来。”因此，在未成年人案件中不必要的拖延将会导致两个不利后果：第一，未成年人在进入诉讼后，比成年人更担心自己的处境，他们大多数系初犯，而且缺乏法律知识，容易精神紧张，产生思想障碍和抵触心理，诉讼时间越长，其心理压力就越大，容易产生被社会抛弃的感觉，长期的监禁和反复的庭审往往造成其难以愈合的心理创伤;第二，对未成年人案件迅速处理有利于对未成年人的教育和改造，能够有效地预防犯罪。意大利著名法学家贝卡利亚在其名著《论犯罪与刑罚》中对此早有所言，“只有使犯罪和刑罚衔接紧凑，才能指望相联的刑罚概念使那些粗俗的头脑从诱惑他们的、有利可图的犯罪图景中立即猛醒过来。”

其次，简易程序中程序的简化并非意味着法庭教育的简化。在简易程序的适用过程中，在审判组织、公诉人出庭、法庭调查及辩论、审理期限等方面作了简化，但并非意味着一切内容的简化，法庭教育作为未成年人审判制度的一个显著特色，已成为少年审判制度的核心内容，此当然不能简化，相反，简易程序庭审不受普通程序中讯问被告人、询问证人等及其法庭辩论的限制，使得少年法庭能够将主要精力放在对少年被告人的教育上;而且，适用简易程序的庭审不具有控辩双方激烈对抗的情形，可以使法庭气氛达到严肃与缓和相济，使审判形式同少年被告人的心理承受能力相适用，有利于少年被告人的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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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从刑事案件中浅析森林资源之保护

摘 要 本文通过对破坏森林资源类案的统计分析，得出破坏森林资源案件多发、频发的特点原因，并从观念树立、行政执法、刑事打击、补偿制度等方面提出对森林资源的保护对策和建议。

关键词 森林资源 破坏 预防打击 保护

中图分类号：d922.6 文献标识码：a doi：10.19387/j.cnki.1009-0592.2016.07.027

在社会经济高速发展的时代背景下，部分犯罪分子受到从危害森林资源的犯罪活动中牟取暴利的利益驱动，各种毁林侵林的行为屡有发生，森林资源被破坏的现象也屡禁不止。笔者对s市的森林资源发展情况作了全面系统的调查，对近年来发生的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进行了详细的调查分析，有针对性的提出预防和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对策建议，以期遏制和减少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发生，更好地保护生态环境。

一、破坏森林资源案件基本情况

笔者所在的s市人民检察院2012年至2014年办理的破坏森林资源刑事案件数量之多，毁林面积之大，足以引起我们的重视，毁坏国家级重点保护植物数量更是惊人。严重破坏了森林植被，许多珍稀濒危保护植物受到了灭绝的威胁，经济损失难以估量。具体数据见下表分析。

s市人民检察院2012――2014年办理破坏森林资源案件情况表：

二、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特点分析

针对三年来所涉案的55人进行对比分析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特点。一是犯罪主体的身份中多为农民。55名犯罪分子中农民51名，占到了总人数的92.73%；二是犯罪主体的年龄及性别较为集中。年龄主要集中在40-60之间且男性居多，占到了总人数的96.36%；三是犯罪主体的文化程度普遍偏低，55名涉案人员中，文盲或者中小学文化28人占50.91%、初中文化17人占30.10% ；四是造成的损害后果严重，其中非法采伐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案件占32件，占案件数的64%。结合以上四个特点及整个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犯罪结果不难得出我市森林资源遭受破坏的基本原因以及保护工作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压力。

三、破坏森林资源犯罪高发的原因

（一）经济利益的驱使

s市是一个林业大市，木材加工企业比较多，另外因地处两省交界，相邻省的县市也有大量的木材加工企业，使得被滥伐、盗伐的林木有很大的销售市场。经过对s市近年来破坏森林资源类案件当事人的走访调查，发现绝大多数破坏森林资源的当事人采伐木材的用途是用于出售牟利，采伐木材纯属自用的情况几乎没有。

1.s市地处两省交界，一些木材经销商利用两省之间联界地带不便管理的漏洞，以利益为诱饵，大肆进行木材和珍稀植物的非法交易。如犯罪嫌疑人余某利用两省交界管理混乱的漏洞，从2005年开始便在临省开设木材加工厂，以非法大量收购、利诱他人违法采伐等方式，破坏s市境内的森林资源，从中谋取暴利，2012年余某因非法收购国家重点保护植物楠木4株、香樟12株，林木蓄积6.1660立方米，被s市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三年，缓刑三年。但是，受经济暴利的诱惑，余某并没有吸取教训，反而继续利诱附近农民为他非法采伐，s市的林业派出所等相关部门对其行为虽有所察觉，但由于两省交界特殊的地理环境以及犯罪分子利用雨夜和深夜作掩护等原因，森林公安的打击措施、力度和效果都不明显。

2.以山脉、从丘和河谷为主的地理环境造成了s市绝大多数农民生活在山区，生活水平较低。虽然近年来国家加大了对民生工程的投入力度，例如，农村危房改造、低保、新农合、三农直补等，但是由于交通不发达、信息闭塞等原因，大多山区的农户仍是处于一种文化较低，社会生存能力弱的状况，只能靠山吃山，刀耕火种，砍山卖柴，无法从根本上解决其收入来源。

3.近年来随着国家加大了对国内森林资源的管控力度，稀有木材如红豆杉、楠木、香樟、桫椤等木材价格不断攀升，在利益驱动下，一些不法商贩铤而走险，潜入当地农村组织村民进行采伐，造成森林资源的破坏。同时因为经济利益巨大，而批准的采伐许可量有限，一些人便怀着侥幸心理，随意改变采伐方式，故意超出采伐证规定的数量、范围、树种进行乱砍滥伐，对林木资源造成很大的破坏。在国家严格控制采伐量的情况下，一些木材加工厂为获取木材进行经营，对盗伐林木及手续不全的木材进行收购，从而使盗伐者有了销赃的市场。

（二）林业管理部门监管不力

森林资源管理的人员法律意识淡薄，履行监督管理职责不到位，未严格按照林木采伐操作规程操作，出现滥伐林木现象主要表现在以下几方面：

有的山林所有人在林木采伐许可证未办理的情况下，就将山林出卖并采伐。

有的山林所有人虽然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但主管部门未对采伐范围、面积进行现场界定，而是由采伐者自行随意采伐，之后又无验收工作，导致设计的采伐量与实际采伐量相差很大。

有的虽办理了林木采伐许可证，但是未在规定的采伐期限内采伐，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也没有按照监管规定和要求进行管理，超过采伐期限后仍然采伐。

有的在办理林木采伐许可证过程中，工作人员不认真履行工作职责，不按规定办理，例如，有的工作人员不按要求到林地去实地踏界、设计，仅仅根据电脑里面存储的林权资料就将规划设计做好。

（三）相关法律意识不强

当地农民的文化水平偏低，对林业相关法律的陌生和观念淡薄，依法采伐意识不强，有的毫无法律意识，缺乏对林业相关法律和规定的了解，甚至对学习森林法律法规有抵触情绪，面对林业部门或者护林员对保护森林的宣传不支持不配合，或者采取你说你的我干我的态度对待，对此，林业主管部门工作人员没有采取积极有效的宣传措施。偏远山区因为交通、信息等原因，生产力普遍落后，变卖木材就成为山民就地生财的最快捷的途径，为了眼前的经济利益置法律于不顾，铤而走险。许多人知道采伐要审判有限量，但看着一些人违法采伐也逃过了法律的追究，而且还获得很大了经济利益，于是就群起而效仿，认为“法不责众”；少数群众认为以村集体名义进行的采伐或为公益开支而砍伐集体所有的林木，就是正当的，不需审批，只需村委会或村民小组集体讨论通过就行；另外传统的意识让一些人认为，山林分下来了就是自己的，想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砍树卖钱也是理所当然，有的甚至根本不知道采伐木材需要办理相关的审批手续的。种种错误认识导致了对森林资源的严重破坏。

四、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犯罪的对策和建议

（一）树立科学发展观

牢固树立“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一方面由政府不断引导发展，以良好的自然生态环境、自然资源为优势，开发循环经济、绿色经济，积极拓宽农民的经济来源，转变农民靠卖木材为主的生活依靠和思想观念，破解农民收入瓶颈，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预防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另一方面，加大打击破坏森林资源的各种违法犯罪行为，积极开展各项针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执法、整治活动，严肃处理各种对生态环境资源破坏的违规违法行为。

（二）整合执法资源建立联动机制

在山区林区，因为森林资源与人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所以对森林资源的破坏行为可以说是层出不穷的，甚至渗透在社会发展的各个层面，在很多时候违法行为查处难度也大，单凭林业主管部门的或其他某个部门的自身力量，无法从根本上解决破坏森林资源的问题。所以要整合林业、公安、环保、交通、工商等各部门的执法力量，并通过乡镇基层的工作配合，建立联合执法机制，形成打击合力。如公安、林业执法部门要根据违法活动的特点和规律，定期组织力量深入林区进行检查和巡查，发现破坏森林资源的行为，需要各部门配合的，及时启动联动机制，形成打击合力；而乡镇基层部门应及时全面地掌握情况森林资源情况、采伐情况，积极配合林业、公安部门的执法整治。

（三）建立行政与刑事衔接机制

检察机关要加强与公安、林业、法院的联系，形成信息共享的联合执法机制，针对破坏森林资源的案件应该及时全面地了解，从严掌握坚决打击。首先是建立案件线索移送机制，通过各行政执法部门对破坏森林资源案件的仔细梳理，将发现的可能构罪的违法案件及时移送立案处理，确保违法犯罪分子得到依法处置；其次，检察机关作为法律监督机关要强化立案监督，通过信息共享机制，发掘行政处罚案件中存在的以罚代刑、构罪未立案的情况，依法监督相关执法部门立案处理或移送立案；再次，检察机关应通过立案监督、案件办理等渠道深入挖掘职务犯罪线索，将涉嫌以罚代刑、该移送不移送的徇私舞弊人员，对那些不严格审批手续，严重不负责任导致森林资源被大肆破坏的玩忽职守人员，对那些收受好处滥用职权的人员依法立案处置，加大对破坏环境资源领域的职务犯罪的打击力度。

（四）加大对森林资源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

林业主管部门、政法部门、各乡镇要加强对森林资源的法律宣传，通过案例宣讲、政策宣讲、资料宣传等方式，讲解普及《森林法》、《刑法》及相关的法律法规内容，告知群众哪些行为应受到刑事处罚，哪些行为应受到行政处罚，农民承包或所有的林木，未经审批、办证程序砍伐后要受到怎样处罚，以及失火的法律后果等内容编写成具体案例，汇编成册，发放到每个农户手中。检察机关要通过以案释法、法条讲解等方式，深入进行职务犯罪预防，提高相关国家工作人员的风险防范意识，增强其防腐拒蚀能力。

（五）探索建立毁林刑案生态公益补偿制度

法院、检察和公安部门在办理生态环境类刑事案件尤其是破坏森林资源案件时，可探索进行生态公益补偿，即对该类案件在判处刑罚的同时，责令被告人采取恢复生态环境的举措，如对于盗伐林木的犯罪案件，在依法对被告人适用刑罚的同时，要求其补种树苗，对生态环境进行修复，以补救犯罪行为对生态环境所造成的危害，并将其补救措施作为其案件中从宽情节的一种考量。如此在打击违法犯罪的同时可以起到一种价值引导、理念改变的预防教育作用，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有力、有效的司法保障。

第三篇：浅析《东京审判》中的国际法问题

浅析《东京审判》中的国际法问题

东京审判是战后反法西斯盟国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的审判，是一场正义的审判，是一场文明对野蛮的审判。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后，根据英、美、中三国政府首脑于1945年7月26日发布的《波茨坦公告》，以及在此之前苏联和美国首脑一再发布的惩罚法西斯战争狂人的声明，在欧洲和远东各成立了国际军事法庭：纽伦堡法庭和东京法庭。以上两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比较认真地对战争罪行进行清算的国际审判。

东京审判，正式名称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其组织机构、诉讼程序等是由《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的。它是对传统国际法原理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确立现代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基本原则的一次重要实践，为20世纪下半叶对国际战争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充分和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在现代国际法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

下面谈一下东京审判的几个主要问题。

一、东京审判与国际法

东京审判除具有重大的政治和历史意义外，在国际法特别是在国际刑法处理战争犯罪的实践和发展上具有重大意义。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1.确立了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是国际法上的重大犯罪。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审判战犯的直接和重要的依据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依据法庭宪章，法庭对普通战争罪、侵略罪及违反人道罪行使了管辖权。

在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之前，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并没有发展成为成文法。东京审判及纽伦堡审判第一次正式把这两项极大危害人类和平与生存的战争犯罪概念引入到战争犯罪审判当中，惩罚了那些发动和领导侵略战争的主要战争罪犯，维护了人类的尊严和法的精神。东京审判的否定论者都将法庭适用这两项罪行看作是违反了“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但事实并非如此。法庭判决书明确指出：“法庭宪章并非战胜国方面权力之武断行使，而是宪章颁布制订时现行国际法的表现”。因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的“法不溯及既往”的原则不能被用来阻碍处罚违反“文明国家”和“所有国家”公认的一般原则的犯罪行为。凡是从事和策划、发动战争者，“都应该被视为是从事犯罪行为”。

“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的创设是国际法发展的需要。因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和最为残酷的战争，战后审判的目的已不仅仅是惩罚战犯，更重要的是通过审判日本发动对外侵略战争的罪行，让全世界牢记历史的经验教训，重建世界和平，防止历史悲剧重演，“侵略罪”和“违反人道罪”设立的意义也在于此。它既是对传统国际法的继承，更是对国际法的发展，应该给予充分的肯定。

2.追究了个人的战争责任。

个人是否应承担责任问题，法庭上被告以及西方某些国际法学者提出了四个否定理由：

一、侵略战争是一种“国家行为”，是国家主权的一种行使或表现，对其负责的应该是国家而不应该是个人；

二、侵略战争是国际法上的犯罪，国际法是以国家而不是以个人为主体，个人在国际法上是没有责任的；

三、国际法对于违反它的规定的国家有制裁，但对于违反它的个人因没有规定制裁方法而无从着手处罚；

四、按照刑法原理，犯罪必须有犯罪者的“犯罪意思”，个人参加战争时是不可能有犯罪的意思的。

东京审判指出，关于第一项理由，由于国际法对国家和个人同时规定了义务，因此，对于破坏国际法的个人进行处罚是有法理根据的。法庭强调，说个人

应对侵略战争负责，并不等于国家可以免除责任。但由于现代国际法对国家责任更强调的是民事赔偿，而加重民事赔偿又会增加各侵略国人民的负担，故强调对野心家和好战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将是现代国际法发展的趋势。

第二和第三项理由也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际法对处罚个人早已有了制裁方法，其实践事例也是举不胜举，从对海盗和贩卖人口的惩罚，到一系列国际公约，这个问题是早已解决了的。

对于第四项理由即犯罪的意思问题，东京法庭的判决书明确指出，第一，人人有知晓和遵守一切现行法（包括国际法）的义务，对于现行法的愚昧无知，不能作为免除个人罪责的辩护理由；第二，被告们在从事侵略的时候，纵使不能精确地了解侵略在国际法上是何等严重的罪行，但是以他们的知识和地位来说，他们决不会不知道破坏条约、攻击邻国的行为是错误和有罪的。因此，不能说他们没有“犯罪意思”。

3．国际司法机构得以继承和发展

（1）．远东法庭的法律依据

远东法庭的直接法律依据是关于组成远东法庭的法律文件——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它以《盟军最高统帅部特别通告》附件一的形式于1946年1月19日公布，同年4月26日修订。宪章共5章17条，对法庭的任务、组织、职权和审判程序等作了规定，其内容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内容基本一致，是对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宪章的继承。

（2）．远东法庭的法官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法庭由6－11名法官组成，由盟军最高统帅在日本投降书各签字国所提名之人选及印度与菲律宾共和国的代表中任命，并指派其中一人为庭长；全体法官过半数出席构成法定人数，但须有6人出席方可开庭法庭实行多数表决制，如双方票数相等，则庭长的投票为决定票。依据上述规定，由中、苏、美、英、法、荷兰、印度、加拿大、新西兰、菲律宾和澳大利亚11国代表组成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法官由有关各国提名、经D．麦克阿瑟任命。11名法官中包括中国的梅汝璈先生。这与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完全由盟军国家代表组成法官的做法完全一致。

（3）．远东法庭的审理程序

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宪章规定，法庭依公正审判原则和程序进行审判，被告有权亲自或由其辩护人代行辩护，但法庭有权拒绝由被告自行选任的辩护人或代为指定辩护人。从1946年5月3日开庭到1948年11月12日宣判终结，东京审判共历时近两年零七个月。其间共开庭818次，法庭纪录4．8万余页，出庭作证的证人达419人，书面证人779名，出示文件证据4000多件，受理证据4300余页，记录共48000余页，判决书长达1213页，共审讯日本甲级战犯二十八名，判处绞刑者七人，无期徒刑者十六人，二十年有期徒刑和七年有期徒刑者各一人，在审讯期间死去者二人，因精神失常而获释者一人。远东法庭的审判规模超过了纽伦堡审判，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国际审判。

（4）．远东法庭的证据采信

由于法庭的审判程序按照英美法制度进行，证据的采信采取“法定证据主义”，即证据的提出是否合法，以及证据本身有无凭信力，由双方进行辩论，法官如认为提出不合法或证据本身无可凭信，可以当庭拒收。在证据的真实与合法性上，法庭严格遵守英美法系的证据规则，使得判决书所认定的所有犯罪事实，均有客观、充分的合法证据证实，真正做到了“铁证如山”。这也为其后的国际

刑事审判提供了范例。

二、东京审判的法理贡献

东京审判，是对传统国际法原理的继承与发展，也是确立现代国际法尤其是战争法基本原则的一次重要实践，为20世纪下半叶对国际战争罪犯的审判提供了充分和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

1.东京审判确立了现代战争犯罪的新概念。1625年，格老秀斯在其名著《战争与和平法》一书中指出，对于违反国际法的犯人，捕获者或审判者有权处其死刑。但是，一直到二次大战前，战争犯罪的概念仅局限于违反战争法规或惯例的行为，如杀人、放火、奸淫、虐俘、残害平民等。东京审判将战争犯罪的概念予以扩展，增设了破坏和平罪与违反人道罪。并通过审判实践，对这两种犯罪予以法理上的阐明。

东京审判强调，上述四项否定理由，早在纽伦堡审判时即已解决，其法理依据为：侵略战争早已在国际法上被公认为是犯罪，而且是“最大的国际性罪行”，这已由一系列国际公约所证明。东京审判指出，纽伦堡审判在法理上是充分的，它没有创设而只是以实践行为适时地宣布了侵略战争是犯罪这一项国际法原则。

东京审判的实践以及对上述法理的阐述，为二次大战后国际法上战争犯罪理论的发展贡献了有益的学术见解。1949年以后通过的各项旨在维护世界和平、保障人权的《日内瓦公约》，所遵循的就是由纽伦堡和东京审判所确立下来的关于战争犯罪的原则。1993年联合国安理会第827号决议通过的《审判前南罪犯国际法庭规约》和1994年安理会第955号决议通过的《卢旺达国际法庭规约》，所依据的主要也是上述战争犯罪的概念，只是在表述时作了一些变化而已。

2.东京审判确立了各项战争犯罪的基本原则。这些原则包括：

一、追究犯罪者个人的刑事责任原则；

二、官职地位不免除个人责任原则；

三、长官命令不免除个人责任。

梅汝璈在《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一书中阐述道：两个法庭之所以采取这一立场，法理的根据在于一个人只应该服从合法的命令，而不应该服从违法的、犯罪的命令。倘使他因服从命令而违反了明显的、无可否认的战争规则，他便应该负不可逃避的责任。因为如果不这样来认识问题的话，而只是把责任向发布命令的上级长官推，推到最后，将只有国家元首一个人或高级首长几个人对某些战争罪行负责了。这对于战争法的有效实施会有极大损害。

三、中国与东京审判

中国是日本侵略战争的最大受害国和反法西斯盟国的重要一员，是东京审判的当然参加者。中国参与审判的梅汝璈法官、向哲浚检察官及其助手，认真、负责地参与了审判工作，在审判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为审判做出了自己的贡献，其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提供战争嫌疑犯名单。中国是遭受日本侵略时间最长的国家，涉及对华犯罪的战犯特别多。中国国民政府对此比较重视，在经过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先后向远东国际军事法庭提供了两批共33人的战犯名单，其中包括后来被确定为甲级战犯的土肥原贤

二、坂垣征四郎、东条英机等人。

2.作为检察官出庭揭露日本侵略罪行。在法庭审理阶段，中国的检察官多次出庭，揭露被告的战争罪行，驳斥他们的抵赖和狡辩，为最终将这些战犯定罪发挥了重要作用。

3.提供大量人证、物证。为了将战争罪犯定罪，中国不少战争受害者和经历者，不远千里，前往东京出庭作证，揭露了日本的侵华事实和侵略暴行。如七七事变的亲历者秦德纯将军在法庭上揭露了日本侵占中国华北、挑起七七事变的罪行。尤其是梁廷芳、伍长德、许传音等受害者为日军制造的南京大屠杀作证，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日军制造南京大屠杀的罪行，对法庭最终判处大屠杀的主要责任者松井石根死刑起到了关键作用。

4.参与起草判决书。在起草判决书的重要时刻，中国法官梅汝璈争取到了起草判决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的工作。这是一项十分重要的工作。判决书写得如何，将直接影响判决的结果。为此，梅法官竭尽全力，完成了长达200多页的判决书第四章“日本对华侵略”的起草工作，获得了法官会议的认可，为东京审判做出了贡献。

5.支持法庭严惩战犯。在法庭判决阶段，各国法官都希望在公正、国家利益和个人法律观点上找到一个结合点，使法庭的判决尽量公正合理。梅法官表示“当竭其绵薄，为我国在此次空前国际法律正义斗争中之胜利尽其最后之努力”。由于法庭的11名法官对法律的理解不同，各国的法律体系也不尽相同，因而对判决存在分歧。如何给被告定罪在法官会议上引起了激烈的争论。梅法官在会上坚决主张、呼吁严惩主犯，对法庭最终判处7名战犯极刑起到了重要作用。在看到中国在东京审判中发挥重要作用的同时，也应看到其不足。由于国民政府重视不够，加之中国实行的大陆法体系与法庭适用的英美法体系的不同，大大限制了中国在审判中的地位和应发挥的作用。由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对东京审判认识不足，以为日本侵略中国事实昭彰，审判不过是走个过场，因而没有进行足够的准备，结果使中国处于被动局面。在证据方面，因为法庭习惯性地采用英美法系的程序进行审判，特别重视、拘泥于技术性的证据。而中国是大陆法系国家，注重“自由心证主义”，不太注重技术性的证据。结果，中国提出的战犯名单人数虽然不少，但大都只是空洞地列举罪行，缺乏有力的人证、物证及相关的技术性证据，大部分证据不符合证据的技术要求，因而未被法庭采用，使一些战犯因此逃脱了惩罚。

人类法的观念是发展变化的。我们在考察东京审判与法的关系时也应该注重这一点。东京审判在法律的适用上有两大特点：一是援用传统的国际法，二是根据国际社会的发展变化和人类文明的进步发展国际法。东京审判的否定论者指责东京审判违法，其论调仅仅是囿于传统的成文的国际法。其实，东京审判在国际法上的意义不仅是如何援用了传统的国际法，更重要的是在尊重传统国际法的基础上如何发展了国际法。公正和正义是法律永恒的追求目标，为达到这一目标，人类就必须依照社会发展变化，制定相应的、具体的法律、法规。德、意、日法西斯国家所犯下的空前规模的战争罪行，促使国际法必须增加新内容和新概念来应对。如果只因循传统的国际法进行审判，那将是不公平的，亦会失去法律的真正意义。

第四篇：三段论法在民商事审判中之运用

三段论法在民商事审判中之运用

我们知道当事人发生私权纷争，请求法院裁判(法律效果)时，为使审判之结果更趋合理，法院进行法律判断时，通常是运用三段论法，即以法律法规为大前提，具体确定的事实为小前提，来推论法律法规效果的有无为结论的法则，作为法律判断的程式。但是，实际的运作并不是这么简单，因为仅是这样简单运作的话起码有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事实真伪不明时怎么办?二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与法律法规发生该法律效果的构成要件事实不相符时怎么办?因此说法官还有许多工作要自己做或引导当事人来完成。通常要灵活运用三段论法作为法律判断的程式，由此可以看出其重要性。

三段论法在审判中运用

(一)推导裁判结果，即以查明的事实，适用法律法规，推导裁判结果。下面我们再来分析“以法律法规为大前提，具体确定的事实为小前提，来推论法律法规效果的有无为结论的法则，作为法律判断的程式”这句话，大前提是法律法规(逻辑上必须遵循：如果即假定部分-则即处理部分-否则即制裁部分)以合同法为例，如果即假定部分是合同成立、生效要件-则即处理部分是指合同成立、生效后双方的权利义务安排-否则即制裁部分是指合同成立、生效要件不具备或合同生效后一方或双方违约应承担的责任)，小前提是具体确定的事实即合同成立、生效要件和一方或双方违约，结论是应承担的责任。不难看出这个三段论的结构形式：大前提为所有合同成立、生效要件不具备或合同生效后一方或双方违约均应承担的责任即所有M都是P;小前提为所有具体确定的事实是合同成立、生效要件和一方或双方违约即所有S都是M;结论是应承担的责任即所以所有S都是P.这个三段论的结构形式只是第一格中的一个式即AAA式。

(二)确定待证事实(制裁部分或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排除免于证明的事实，确定证明对象;排除当事人主张的与案件无关的事实。用上述AAA式这个式正如前文提到的起码有

两个问题解决不了，一是事实真伪不明时怎么办?二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与法律法规发生该法律效果的构成要件事实不相符时怎么办?理由是无法适用。笔者认为，法官审判案件的程序应该是：法官应该首先分析原告(包括反诉原告)提出的诉讼标的(这种在民事诉讼中予以审理和判断的对象就是诉讼标的即诉讼的对象，他是有区别于实体法上的请求权即大家平时所讲的诉讼请求而独立存在的请求)，该请求能否得到支持或部分支持，则首先要看原被告之间是否存在某种民事法律关系，之后要找出调整这种民事法律关系的有关法律法规，再进行法律解释确定若制裁部分成立就需要满足违反假定部分、处理部分内容或与其不符，即要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提出的诉讼标的请求应确定被告的行为或出现的事件违反假定部分、处理部分内容或与其不符，这里的满足违反假定部分、处理部分内容或与其不符就是所谓的制裁部分或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接着确定证明对象、分配证明责任、举证证明证明对象确定事实，要看案件事实是否具备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如果具备则被告承担责任，不具备则不用承担责任。

从这个程序来看，很显然大前提是制裁部分成立就需要满足违反假定部分、处理部分内容或与其不符，或者说如果违反假定部分、处理部分内容或与其不符就都要受到制裁，即要是否支持或部分支持原告提出的诉讼标的请求应确定被告的行为或出现的事件是否违反假定部分、处理部分内容或与其不符，即P-M或M-P均可以;小前提是案件事实具备或不具备由被告承担民事责任的一般构成要件，即S-M;结论是如果具备则被告承担责任，不具备则不用承担责任，即S-P.这就包括了三段论中的第一、二格。同时也解决了上述两个问题，一是事实真伪不明时，根据分配的证明责任，谁不能完成证明责任谁败诉;二是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与法律法规发生该法律效果的构成要件事实不相符时，确定该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与案件无关，予以排除。而上述这个三段论程式与证据又有什么关系呢?关系太大了，它是确定证明对象的关键，通过运用上述这

个三段论程式，其大前提就可以确定实体法的法律要件，排除免于证明的事实，就是实体部分的证明对象;其次，将当事人主张的事实与案件无关，予以排除，提高诉讼效率。

我们知道当事人提起的民事诉讼不外乎给付之诉、变更之诉、确认之诉，而其诉讼请求大多是要求对方承担民事责任(就是确认之诉也只有少数是为了防止纠纷出现，仅要求确认法律关系或权利的存在、义务或法律关系不存在，给当事人指出依法行动的标准，而大多是以确认成为具体请求权即要求对方承担民事责任的基础;变更之诉同样是这样)。当事人要求对方承担的民事责任共包括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或称违约责任、侵权的民事责任(包括对方的侵权和第三人的侵权，第三人的侵权如《合同法》第三百零二条规定的旅客的伤亡责任)、返还不当得利、无因管理之债、缔约过失责任(《合同法》第四十二条、第四十三条规定)、责任竞合[《合同法》第一百二十二条规定仅可以选择，同时《合同法解释》(一)第三十条规定对选择的请求庭前可以变更;事实上责任竞合时也允许同时竞合，例如违约责任与返还不当得利、《民法通则》第一百一十五条规定的解除合同与赔偿损失(租赁合同纠纷要求对方返还财产和非法使用的收益)].无论当事人要求对方承担哪一类责任，根据有关民法、商法、经济法规定都应有法律事实即实体法事实的存在。如侵权的民事责任，实体法事实为：A、违法行为的存在;B、造成损失;包括财产损失(实际损失和可得利益损失)和精神损失。C、违法行为与造成损失有因果关系;因果关系是客观事物之间的前因后果的关联性，一现象出现是另一现象存在所必然引起，因果关系是必要条件，而非唯一条件。例如：某公司诉某信用社损失赔偿纠纷一案，案情是：甲公司职员受委托收取乙公司支付货款的汇票，汇票注明收款人甲公司，但甲公司职员在该汇票的解付银行某工商银行在没有甲公司有效签章背书的情况下予以解付，并将该款转帐到甲公司职员预先在某信用社开的假帐户(该帐户名称是甲公司，但公章为私刻，某信用社开户的程序也严重违规)，后某信用社又严重违规将该款让甲公司职员提取现金外逃，造成甲公司直接经济损失50多万。这里可以说某信用社严重违规有违法行为，也造成甲公司损失，而且违法行为与造成损

失有因果关系，因此判决某信用社承担了部分责任(因审判委员会意见不一，只判决承担部分责任)。但是只能说某信用社严重违规是造成损失必要条件，而非唯一条件，因为某工商银行若不违规，也不可能造成损失。D、主观上符合归责原则规定;归责原则分过错(故意或过失，包括过错推定)归责、严格责任(也称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原则、共同责任原则。如《民法通则》第一百零九条、第一百二十八条、第一百二十九条、第一百三十二条、第一百三十三条以及《最高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142条、第155条第156条第157等规定公平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条以及《最高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148条规定共同责任原则;《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2款以及《最高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150条规定侵权过错归责原则、《民法通则》第一百二十六条、第一百二十七条规定侵权过错推定原则、《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3款、第一百二十一条、第一百二十二条、第一百二十三条、《最高院贯彻执行〈民法通则〉若干问题意见》(试行)第149条、第152条、第153条以及《环保法》第41条等规定严格责任。返还不当得利的民事责任，实体法事实为：A、取得了利益;B、致人受损;C、无法律上的原因。违反合同的民事责任或称违约责任，实体法事实为： A、违约行为的存在;B、主观上符合归责原则规定;归责原则分过错(故意或过失，包括过错推定)归责、严格责任(也称无过错责任)、公平责任原则、共同责任原则。绝大部分为《合同法》第一百零七条规定的严格责任;而《合同法》分则中大量的有名合同(第189条赠与合同、222条租赁合同、265条承揽合同、303条的客运合同财产损失、374保管合同、406条委托合同等)规定采取过错归责原则，而302条规定承运人应对旅客的伤亡承担第三人过错致害责任。另外，一方当事人提出的抗辩意见认为另一方提出的诉讼请求已过诉讼时效，根据举证责任分配原则，另一方有当事人责任证实自己主张的权利在法律保护期限之内;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三十五条、第一百三十七条之规定民事责任法律保护期限即一般诉讼时效期间为二年，从权利人知道或应该知道权利被侵害时起计算，且不能超过二十年，法律另有规定除外。例如人寿保险损失赔偿诉讼时效为5年、独资企业和合伙

企业债权人的债权主张诉讼时效为5年、环保损失赔偿诉讼时效为3年、因国际货物买卖合同和技术进出口合同争议诉讼时效为4年、合同的撤销权诉讼时效为1年、身体伤害赔偿、延付或拒付租金和寄存财物被丢失或损坏的诉讼时效为1年、出售不合格的商品的诉讼时效由1年修改为2年，还有侵犯知识产权的从权利人知道或应该知道侵权行为发生之日起至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止已超过二年的人民法院不能简单地以超过诉讼时效为由判决驳回权利人的请求。在该项权利受法律保护期间，人民法院应当判决被告停止侵权行为，侵权损害赔偿额应自权利人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之日起向前推算二年计算，超过二年的侵权损害不予保护。等等。所有这些都是要通过三段论法推导出来。

笔者认为具体的案件还远不止涉及上述问题，还有在确定案件事实运用事实推定中有时同样涉及三段论的推理。如免于证明对象之一就有推定的事实，该推定通常也要运用三段论的推理。即法官在确定事实时，应该斟酌全辩论意旨及调查证据之结果，依自由心证 以判定事实之真伪，排除免于证明的对象。

第五篇：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问题研究

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问题研究

摘 要：

证据制度是刑事诉讼中的重要的法律制度，它是刑事诉讼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是证明案件的依据，是刑事诉讼的核心问题，运用证据认定案件事实是刑事诉讼活动的重要基础和基本内容。尤其是证据制度中的证人出庭作证，《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在立法上对我国证人出庭作证问题进行了进一步的明确与保障，相信随之在司法实践中也将有长远的进步。但是不可否认的是，相对于西方国家，我国的证人出庭制度中仍然存在着一些理念性和制度性的缺陷，现有的刑事诉讼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规定缺乏现实的可操作性和明确性，难以满足司法实践的需要，这些问题仍亟待解决。

关键词：刑事诉讼；证据制度；证人出庭作证

近年来，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作证一直是司法实践活动中一大难题，证人出庭作证微乎其微，相比于美国、英国等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作证还存在许多问题，随着《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的出台，我国在证人出庭作证这一问题上做了更为细致的规定，例如将第四十七条改为第五十九条，修改为：“证人证言必须在法庭上经过公诉人、被害人和被告人、辩护人双方质证并且查实以后，才能作为定案的根据。法庭查明证人有意作伪证或者隐匿罪证的时候，应当依法处理。”且增加了二条，作为第六十二条、第六十三条，以保证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的安全保障及经济保障。我国在立法领域对刑事审判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必将有利于司法实践中刑事审判工作的开展。

一、我国刑事审判中证人出庭现状分析

我们都知道，我国现行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的情况微乎其微，在百件刑事案件中，能出庭作证的证人不足十人，一下有意证人出庭作证的现状数据：

数据1：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在2003年1－12月间审理的刑事案件222件，实际出庭作证的只有10人，证人出庭作证率仅有6.2%，受贿案件无一证人到庭。

数据2：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在2003年1－12月间审理的各类民商事案件2511件中，实际出庭作证的只有51人，证人出庭作证率仅有8.6%。

数据3：江苏省扬中市人民法院在2003年1－12月间审理的行政诉讼案件17件中，实际出庭作证的只有2人，证人出庭作证率仅有5.4%。

数据4：全国三大诉讼中90%的案件证人是不出庭的，只是宣读证人证言。

比如上海，刑事案件证人出庭率为5%左右。

上述数据反映出一个共同的话题，就是三大诉讼法中证人出庭作证率低，其中刑事案件中证人出庭作证率最低，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在司法实践中远未得到真正落实，有学者将这一现象称作是我国作证制度的三大怪现状之一。目前在我国的司法实践中证人（包括被害人、鉴定人）拒绝出庭作证的现象十分普遍，证人出庭作证比例相当低，反而是有证人出庭陈述的案件凤毛麟角，这只要翻开各个法院的刑事案卷宗便一目了然了。如果这一问题得不到缓解，控辩双方当庭的交叉询问，当庭的认证、质证将难以实现，刑事案件的审判将会面临越来越大的困难，司法公正和查明真相也只能成为口号。在司法实践中，证人逃避作证义务，不出庭或虚伪陈述的情况比较普遍。究其原因，在《刑事诉讼法修正案》出台前，法律并没有对证人不出庭作证的后果和对证人权益的保护措施进行明确规定。证人不出庭作证不需要承担法律责任，这使得证人不出庭作证在刑事审判中有很大的随意性，也使法庭在审判案件的过程中以书面证言代替证人口头陈述，使“当庭质证”成为一纸空文。义务与制裁是一个完整法律范围的必须要素，因为“如果没有规定制裁的命令，那就不会有任何法律义务”。只有义务而没有制裁措施，司法机关对于拒绝作证的人也无可奈何。另一方面，刑事诉讼并没有规定证人出庭作证的补偿，这就导致很多证人不愿意浪费时间、精力作证。并且，由于刑事案件本身有一定的危险性，由于法律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缺乏相应的保障机制，尤其是当证人申请保护时，司法机关无法采取切实有效的手段。此外法律忽视了对证人的事前保护，缺乏预防性措施，不能消除证人的后顾之忧。因此因为害怕打击报复，证人也不愿意出庭作证。

二、美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美国宪法增修条文第六条规定：“所有刑事被告有强制对己有利证人作证的权利。”此权利，我们称之为“强制取证权”，强制取证权使被告实际上享有和检察官同等的权利，同时也防止检察官滥用传闻证据。在司法制度比较健全的国家，都有证人保护措施的法律规定，有的国家还制定了专门的证人保护法。美国1971年出台了《证人安全方案》，1984年又制定了《证人安全改革法案》，美国的法律规定了联邦总检察长的七种保护措施：（1）为证人建立新的身份文件；（2）为证人提供住房；（3）负责将证人的家庭财产转移到证人的新住所；（4）为证人提供基本的生活条件；（5）帮助证人获得工作；（6）为帮助证人自立提供其他必要条件；（7）在权衡利弊的基础上决定披露或者拒绝披露证人的身份、住所和其他有关证人保护计划的信息；各国在建立强制证人出庭制度的同时，也赋予了证人在某些特殊情况下免予作证的权利，即证人作证的例外。证人的免证权有二种类型：一是基于任何人不得被强迫自证其罪的个人特权；二是基于证人的特殊身份

和当事人的特殊关系形成的公务、职业及亲属特权。《美国联邦宪法修正案》第4条规定：“证人享有不受强迫证其罪的特权”。对于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贴，美国《纽约州刑事诉讼法》第610节50条规定：“刑事诉讼中被传唤的证人有权得到和民事诉讼证人同样的酬金和旅费，根据法院或其官员发的证人证书及标明的证人实际出庭日数和路程里数，由县政府财务官付给证人费用。”

三、英国的证人出庭作证制度

英国《1999年警察与刑事证据法》规定了八项特殊措施向被告人隐蔽证人。隐蔽作证制度通过对证人隐名、蒙面、变声等特定的隐蔽手段，消除证人出庭作证的恐惧心理，促使和激励证人作证，接受询问和质证，最大程度地实现被告和证人权利保护的平衡。通过隐蔽作证，对证人的相关情况都进行了改变，这一点值得我国借鉴。早在1892年，针对遭受证人恐吓现象严重的问题，英国就制定了《证人保护法》，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英国的证人保护问题并未受到普遍重视。应该说，二十世纪英国的证人保护制度的重构比美国要晚，并且在证人保护立法方面借鉴了美国的经验，其中也有自己的创新。1997年英国工党执政后开始全面调查刑事司法系统中易受伤害和恐吓的证人处境。并且此后也采取了一些措施，为了防止证人遭到犯罪嫌疑人的打击报复，英国还建立了证人身份暴露后的补救机制。《证人保护法》中也规定，对一些协助警方侦破毒品、恐怖犯罪案件的证人提供如改变姓名、身份、住址甚至改变相貌等保护措施。英国有证人酬金制度也保障了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英国刑事证人保护制度中的一些做法是值得我们注意的。一是保护对象：一类是基于年龄或无行为能力而需要保护的证人，另一类是基于作证的恐惧和忧虑而需要保护的证人。二是保护机构：英国证人保护的官方机构是警察机关，证人保护的民间组织由被害人组成。英国还创立了一种“官民结合”的部门间组织来实施证人保护计划。三是保护措施：英国对不同种类的证人做出了不同的保护措施

四、我国证人出庭作证制度的完善

（一）完善证人的人身保护制度。

我国新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六十二条“对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黑社会性质的组织犯罪、毒品犯罪等案件，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采取以下一项或者多项保护措施：

1、不公开真实姓名、住址和工作单位等个人信息；

2、采取不暴露外貌、真实声音等出庭作证措施；

3、禁止特定的人员接触证人、鉴定人、被害人及其近亲属；

4、对人身和住宅采取专门性保护措施；

5、他必要的保护措施。证人、鉴定人、被害人认为因在诉讼中作证，本人或者其近亲属的人身安全面临危险的，可以向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请求予以保护。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

依法采取保护措施，有关单位和个人应当配合。”也就是说我们应该做到司法机关在庭审前采取切实有效的措施，以防危害结果的发生。(1)健全预防性保护措施。包括：庭审前对证人及其近亲属身份保密；出庭作证阶段的特殊保护(对证人及其近亲属的人身、财产安全的保护)；证人作证后，根据情况应及时采取使证人免受打击报复的保护措施(如允许证人迁移、给另行安排工作等)。(2)对侵害证人权益的行为视其情节，应给予必要的制裁，使其承担相应的刑事责任。

（二）保证证人作证的经济补偿权。

在司法实践中，证人出庭作证既要花费时间，又要耽误工作，还可能受到打击报复。因此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几方面来完善证人出庭作证的经济补偿制度，《刑事诉讼法修正案》第六十三条规定“证人因履行作证义务而支出的交通、住宿、就餐等费用，应当给予补助。证人作证的补助列入司法机关业务经费，由同级政府财政予以保障。有工作单位的证人作证，所在单位不得克扣或者变相克扣其工资、奖金及其他福利待遇。”根据法律条文的规定，结合我国实际情况，在司法活动中我们可以讲证人出庭制度建立的更为人性化，可以设立证人出庭专项补偿基金，纳入国家财政预算并统一划拨，由法院统一掌管，实行专款专用，不得挪作他用。当然。证人的工资、奖金损失费，凭司法机关的作证通知书向所在单位申请免扣；而且证人作证期间因生病所需的医疗费用，凭司法机关的作证通知书，到所在单位报销，差额部分由司法机关补偿；证人因作证所支出的交通费、食宿费，以及无固定工资者的劳动收益费，由通知去作证的司法机关按照当地的平均工资标准予以补偿。证人因作证、或其家属因证人作证而受到打击报复的，其人身、财产和精神上受到的损失补偿，法律也应做出明确的规定。

（三）建立证人拒绝作证权。

同时，我国司法制度中讲求人权的保障，那么建议有关立法机关可以再我国现行法律中明确规定，在特殊情况下，证人有拒绝作证权，例如：证人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具有法律规定的某种近亲关系，有权拒绝提供对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利的证明；辩护人、诉讼代理人在执行职务中了解的当事人的秘密事项，不得作为证据，但经委托人同意的，不在此限；在从事职务中所知秘密，有拒绝作证权。当然对于证人的拒绝作证权，并不能成为证人拒绝出庭的一个工具，对于某些特殊情况，法律也应该规定当事人不得拒绝作证。

结语

一个国家公民权利的保障，与该国的刑事诉讼证据制度有着密切的联系。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会与证据制度发生某种联系，因为至少我们每一个人都可能作为证人，这与我们自身的权益密切相关。证据制度是一个国家法律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证据制度的完善对于一个国家的法律体系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

义。中国的刑事证据制度改革正在稳步推进。我们期待并相信，在立法、司法机关以及法学界专家的共同努力下，通过刑事诉讼法再修改，中国的刑事证据制度改革必将更加符合民主、法治和现代化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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