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幸福感的十大标准（5篇）

第一篇：中国人幸福感的十大标准

中国人幸福感的十大标准

(2013-06-16 18:22:42)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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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地址：中国人幸福感的十大标准作者：晓妍

收入、健康、家庭、朋友、社会，新时期中国人对幸福的感知发生了哪些变化，在对上千人进行深入调查后，《小康》杂志梳理出现时中国人幸福感的十大标准。

幸福，在词典中的定义为：心理欲望得到满足时的状态。一种持续时间较长的对生活的满足和感到生活有巨大乐趣并自然而然地希望持续久远的愉快心情。然而，幸福，在人们心中的定义却又因人而异，幸福的方式多种多样，幸福的姿态各式各样，幸福的标准更是与每个人的思想、观念、欲望及生活态度等紧密相连，无法进行统一的测量与评定。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手中握着的幸福，不要被我们自己所忽略。

“你的幸福在哪里？”2012年9月底至10月初，《小康》杂志社在全国范围内开展“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在对千余名受访者进行问卷调查的同时，还对近百名不同行业、不同性别、不同年龄层次的劳动者、学生等进行了深度访问。从大家手中握着的幸福生活里，《小康》试图用10个手指头来“数”出新时期中国人的十大幸福标准。

1、最具资本的幸福：身体健康

“一个健康的乞丐胜过一个多病的国王”，因为人最宝贵的既不是金钱、财宝，也不是名利地位，而是健康。这种健康，不仅是躯体上的，也该是心理上的。

《小康》调查显示，六成受访者会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觉得健康对自己的幸福感受会有很大影响。“身体健康才是幸福的本钱”，因此，把握住幸福的第一步，就是拥有一辈子的健康。

近百年间，中国人的健康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若问一个你身边八九十岁的老人是怎样保养的，大部分人可能会告诉你，“心态要好，多锻炼”。中年一代信奉“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老话，他们开始注意自己的胆固醇、血糖、甘油三酯。70后、80后甚至90后们则认为“工作第一”，他们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多赚些钱，于是习惯了熬夜和在电脑前一坐长达数小时的生活，等发现自己有了颈椎病或者轻微脂肪肝的时候，“小资”们便去健身馆办卡了，但是开了卡之后，也许一年过去了，去运动的记录却屈指可数。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越来越关注自己身体与心灵的时代。

2、最具成就感的幸福：收入满意

在“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之“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中，收入排名第一。中国人对于收入的重视程度超过了2011年，甚至也超越了健康。在影响职业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亦排行第一，并且在“最能够提升工作幸福感的福利”排行中，位居前三位的年终奖、带薪年假、绩效加薪均直接与“收入”相关。

这个调查若是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估计大部分受访者只能在心底默默地想一想，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到七八十年代，人们开始对收入“想入非非”；而九十年代，中国人对收入有了脚踏实地的追求。现在，在家人朋友面前讲自己的理想收入，在求职的时候和HR甚至老板把收入问题摆在桌面上去谈，都没有必要“脸红”或者“不好意思”。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收入正是个人能力与价值的体现。

但是，调查显示，高收入者并不一定活得幸福快乐，低收入者也并不一定过得悲催郁闷。那些对于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者，才能将钱和幸福统统抓在手中。

3、最温馨的幸福：和家人在一起 无论哪个年代出生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重视家庭。这一点和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个人价值观的实现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国人普遍看重家庭，讲究“家和万事兴”、“常回家看看”，因此“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往往都有着较高的幸福指数。

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60后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70后的北京东城区西罗园菜市场粮油摊主弓俊红，和80后的哈尔滨市公安局烟草稽查大队副大队长田锋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家人”。即便是出生于2010年的2岁多的孩童张晨露，在表达“最幸福的事情”的时候，开口说出了很臭美的“抹香香”后，还不忘歪着头补充了一句，“还有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没有孩子的小家庭是不完整也不幸福的。

4、最浪漫的幸福：得到爱

爱，有许多种，得到爱，便是幸福。“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发现，单身人士们所期待的“爱”更多地来源于和他/她在一起时的感觉，他们希望理想中的“另一半”能尽快出现，并幻想着那种美好而浪漫的感觉；而已婚人士们所期待的“爱”更多地来源于和他/她之间的情感，他们希望彼此间能够用沟通和理解搭起“心桥”，携手走过风风雨雨，然后一起慢慢变老。

不过，不管是给爱“寻找感觉”还是为爱“堆积情感”，只有用两颗心一起去拥有它、培育它、呵护它、滋养它、维护它，才能“锁定”一辈子的幸福。

5、最安心的幸福：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

中国人一直用“安居乐业”来形容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其中的“安居”无非就是拥有一套能够起居的住房，从1949年至今，中国人的安居之梦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上世纪60年代，一家两代甚至三代“挤”在又小又破的房子里成了每个四合院里的常态；八十年代，“售房”和“提租”成了执行房改的两个具体办法。在九十年代，迎来了市场化住房时代。伴随国人思想转变的几年间，则是房价与购买欲共同茁壮成长的岁月。2012年6月，《小康》独家发布了40城市万余人参与的“中国居住小康指数”调查报告，自2009年以来有超过7成（71.4%）国人购买了住房，其中用于满足刚性需求，占总比例6成以上。这样的数字足以说明，在中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是幸福生活的必需品，哪怕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空间，却是能够为人生挡风遮雨的地方。

6、最超值的幸福：自身价值和能力得到体现

稳定的职业能带来安全感，而自我价值的实现则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

《小康》向千余名劳动者发问，“就职业而言，您认为对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除了“收入”之外，回答最多的就是“个人能力得到体现”，而在50后受访者眼中，“个人能力得到体现”和“收入”同等重要。

在所有的幸福感受中，“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得到体现”这一条或许是最“超值”的，也是最被西方人认可并被东方人逐渐认同且越来越注重的一个“必要条件”，若将它掌握在手心中，它能将一种幸福生成、发散为更多的幸福，如被朋友喜欢的幸福、被同事尊重的幸福、被领导重用的幸福、被社会承认的幸福；得到尊重的幸福、得到财富的幸福、得到地位的幸福、得到权力的幸福，等等。

7、最实在的幸福：吃到安全健康的食品

“民以食为天”，讲究“吃”的中国人将“食”融入到了文化之中。从“温饱”跨越至“小康”阶段后庆贺胜利的方式又怎能少得了吃呢？上世纪八十年代，国人对于“吃饱”的基本诉求变成了“让孩子吃好”；九十年代，“既要让孩子吃好，也要让老人们吃好”；跨入新世纪，前五年还在追求“全家人都要吃好”，接下来的五年就变成了“要吃得健康、有营养”，《这样吃最健康》《吃的真相》等一批和“吃”有关的书籍被炒得很火。

中国人不会忘记，“民以食为天”后面还有一句，叫“食以安为先”，2012年7月发布的“2012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在公众“最担忧的安全问题”中，食品安全居首，81.8%这个数字，真实地表明了中国人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在千人幸福指数的调查中，“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对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从去年的第7位上升到了今年的第3位，甚至超过了人们对住房、医疗保障的需求。

8、最基本的幸福：在优良的自然环境中生活

从很多国家的“幸福秘笈”中都可以看出，环境保护越好，国民幸福指数就越高；环境污染严重，国民幸福指数就会降低。

中国人也同样对优良的自然环境充满期待。

《小康》于2012年5月发布的“2012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显示，63.0%的受访者感觉所遭受的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危害“比较大”。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是否宜居，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有新鲜的空气和洁净的水源，这不仅仅是环保的核心，也是幸福的内涵。

9、最长久的幸福感：社会安全

很多采访对象说，他们所认为的幸福感是可以与安全感画等号的，但几乎也有同样多的采访对象抱怨说，自己太缺乏安全感了。

“2012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些采访对象的担忧与抱怨：仅四成人不缺乏安全感，影响人们安全感的五个最主要原因是：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不能让人放心，经常听到或看到新闻媒体关于社会治安混乱的报道，所在城市贫富差距过大和亲眼看见过违法犯罪事件发生。让我们来参考一下老外们的幸福状态。国力并非最强、国民并非最富的丹麦为何会赢得“幸福考试”的状元？哥本哈根大学社会学家彼得·古内拉克的调查表明，幸福感高的丹麦人的共同感受是：身处环境中接触到的人社会地位、价值观和财富与自己类似，同时在生活中感受到“安全”。

10、最可靠的幸福：有值得信赖的朋友

在中国人的幸福生活里，朋友是不可或缺的。而今，当“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观念深藏心底，拥有几个值得信赖的朋友，竟成为了一种“奢望”。

2012年9月发布的“2012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发现，有1～3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最大，为41.1%。而在前年，却是身边有4～6位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多数。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人际信任圈子在缩小。随着这个圈子的缩小，看似最简单、最触手可得的幸福，却极有可能与这个时代渐行渐远。

第二篇：2012中国人幸福感十大标准 身体健康居首

2012中国人幸福感十大标准

NO1 最具资本的幸福：身体健康

“一个健康的乞丐胜过一个多病的国王”，因为人最宝贵的既不是金钱、财宝，也不是名利地位，而是健康。这种健康，不仅是躯体上的，也该是心理上的。

《小康》调查显示，六成受访者会为自己的健康感到担忧，超过半数的受访者觉得健康对自己的幸福感受会有很大影响。“身体健康才是幸福的本钱”，因此，把握住幸福的第一步，就是拥有一辈子的健康。

近百年间，中国人的健康观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若问一个你身边八九十岁的老人是怎样保养的，大部分人可能只会告诉你，“心态要好，多锻炼”，他们中的很多人并不理解，为什么现在电视、报纸上的医疗广告那么火，为什么很多年轻人要花大价钱去买保健品。中年一代信奉“生命在于运动”这句老话，他们的锻炼场所多在附近公园，居住小区。他们开始注意自己的胆固醇、血糖、甘油三酯。人们厌倦了烟酒生涯，越来越多的开始户外休闲。70后、80后甚至90后们则认为“工作第一”，他们希望在年轻的时候多赚些钱，于是习惯了熬夜和在电脑前一坐长达数小时的生活，等发现自己有了颈椎病或者轻微脂肪肝的时候，“小资”们便去健身馆办卡了，但是开了卡之后，也许一年过去了，去运动的记录却屈指可数。

无论如何，这是一个越来越关注自己身体与心灵的时代。NO2 最具成就感的幸福：收入满意

在“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之“影响公众幸福感的十大因素”排行中，收入排名第一。中国人对于收入的重视程度超过了去年，甚至也超越了健康。在影响职业幸福感的因素中，收入亦排行第一，并且在“最能够提升工作幸福感的福利”排行中，位居前三位的年终奖、带薪年假、绩效加薪均直接与“收入”相关。

这个调查若是放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进行，估计大部分受访者只能在心底默默地想一想，“要是能有钱多买一个鸡蛋，或者多给孩子买几袋牛奶就好了”，收入多不多无所谓，“够吃的”才是第一要务，况且，整天想着收入，没准还会被家人朋友教育，“怎么一点儿螺丝钉精神都没有？要乐于为人民服务嘛！这样才是好同志！”

随着时间的推移，进入到七八十年代，人们开始对收入“想入非非”；而九十年代，中国人对收入有了脚踏实地的追求。现在，在家人朋友面前讲自己的理想收入，在求职的时候和HR甚至老板把收入问题摆在桌面上去谈，都没有必要“脸红”或者“不好意思”。在接受《小康》采访时，大部分受访者都认为，收入正是个人能力与价值的体现。但是，调查显示，高收入者并不一定活得幸福快乐，低收入者也并不一定过得悲催郁闷。那些对于自己的收入感到满意者，才能将钱和幸福统统抓在手中。

NO3 最温馨的幸福：和家人在一起

无论哪个年代出生的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的价值观——重视家庭。这一点和西方有着明显的差异，在西方人看来，个人价值观的实现才是值得追求的理想。国人普遍看重家庭，讲究“家和万事兴”、“常回家看看”，因此“相亲相爱的一家人”往往都有着较高的幸福指数。

在接受《小康》记者采访时，60后的天则经济研究所理事长、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姚中秋、70后的北京东城区西罗园菜市场粮油摊主弓俊红，和80后的哈尔滨市公安局烟草稽查大队副大队长田锋等人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家人”。即便是出生于2010年的2岁多的孩童张晨露，在表达“最幸福的事情”的时候，开口说出了很臭美的“抹香香”后，还不忘歪着头补充了一句，“还有和爷爷奶奶在一起！”

在大多数中国人的眼中，没有孩子的小家庭是不完整也不幸福的，“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大部分受访者认为，生两个孩子才是最幸福的，如果能有一双儿女，凑成一个“好”字，家庭便会更美满。

NO4 最浪漫的幸福：得到爱

爱，有许多种。爷爷奶奶的喜爱、父母的关爱、情人的深爱、领导的厚爱„„得到爱，便是幸福。

“2012中国幸福小康指数”调查发现，单身人士们所期待的“爱”更多地来源于和他/她在一起时的感觉，他们希望理想中的“另一半”能尽快出现，并幻想着那种美好而浪漫的感觉；而已婚人士们所期待的“爱”更多地来源于和他/她之间的情感，他们希望彼此间能够用沟通和理解搭起“心桥”，携手走过风风雨雨，然后一起慢慢变老。

不过，不管是给爱“寻找感觉”还是为爱“堆积情感”，只有用两颗心一起去拥有它、培育它、呵护它、滋养它、维护它，才能“锁定”一辈子的幸福。

NO5 最安心的幸福：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

中国人一直用“安居乐业”来形容一种理想的生活状态，其中的“安居”无非就是拥有一套能够起居的住房，从1949年至今，中国人的安居之梦在不断地发生着变化。

上世纪60年代，很多私房被“积极交公”，一家两代甚至三代“挤”在又小又破的房子里成了每个四合院里的常态；80年代，“售房”和“提租”成了执行房改的两个具体办法。在上世纪90年代，住房制度改革终止了福利分房，迎来了市场化住房时代。伴随国人思想转变的几年间，则是房价与购买欲共同茁壮成长的岁月。今年6月，《小康》独家发布了四十城市万余人参与的“中国居住小康指数”调查报告，自2009年以来有超过七成(71.4%)国人购买了住房，其中用于满足刚性需求，占总比例六成以上。这样的数字足以说明，在中国，有一套属于自己的住房，是幸福生活的必需品，哪怕它只是一个小小的空间，却是能够为人生挡风遮雨的地方。

NO6 最超值的幸福：自身价值和能力得到体现

稳定的职业能带来安全感，而自我价值的实现则提升了人们的幸福感。

《小康》向千余名劳动者发问，“就职业而言，您认为对幸福感影响最大的因素是什么？”除了“收入”之外，回答最多的就是“个人能力得到体现”，而在50后受访者眼中，“个人能力得到体现”和“收入”同等重要。

在所有的幸福感受中，“自身的价值和能力得到体现”这一条或许是最“超值”的，也是最被西方人认可并被东方人逐渐认同且越来越注重的一个“必要条件”，若将它掌握在手心中，它能如同孙悟空一般“72变”，将一种幸福生成、发散为更多的幸福，如被朋友喜欢的幸福、被同事尊重的幸福、被领导重用的幸福、被社会承认的幸福；得到尊重的幸福、得到财富的幸福、得到地位的幸福、得到权力的幸福，等等。

NO7 最实在的幸福：吃到安全健康的食品

今年，一部以介绍中国各地美食生态为主要内容的美食类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吸引了无数国人的眼球。节目火爆的原因无疑是公开的——中国人重视对“吃”的体验。

“民以食为天”，讲究“吃”的中国人将“食”融入到了文化之中。从“温饱”跨越至“小康”阶段后庆贺胜利的方式又怎能少得了吃呢？上世纪80年代，国人对于“吃饱”的基本诉求变成了“让孩子吃好”；90年代，“既要让孩子吃好，也要让老人们吃好”；跨入新世纪，前五年还在追求“全家人都要吃好”，接下来的五年就变成了“要吃得健康、有营养”，《这样吃最健康》《吃的真相》等一批和“吃”有关的书籍被炒得很火。

中国人不会忘记，“民以食为天”后面还有一句，叫“食以安为先”，今年7月发布的“2012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显示，在公众“最担忧的安全问题”中，食品安全居首，81.8%——这个数字，真实地表明了中国人对于食品安全问题的担忧。在千人幸福指数的调查中，“提高食品安全水平”对人们幸福感的提升，从去年的第七位上升到了今年的第三位，甚至超过了人们对住房、医疗保障的需求。

NO8 最基本的幸福：在优良的自然环境中生活

早在上世纪70年代，南亚小国不丹就把“环境保护”与“政府善治、经济增长和文化发展”一同作为组成“幸福指数”的四大要素，足见环境的重要性。从很多国家的“幸福秘笈”中都可以看出，环境保护越好，国民幸福指数就越高；环境污染严重，国民幸福指数就会降低。中国人也同样对优良的自然环境充满期待。《小康》于今年5月发布的“2012中国生态小康指数”调查显示，63.0%的受访者感觉所遭受的环境污染对自身健康危害“比较大”。一个城市、一个国家是否宜居，最起码的要求就是要有新鲜的空气和洁净的水源，这不仅仅是环保的核心，也是幸福的内涵。

NO9 最长久的幸福感：社会安全

很多采访对象说，他们所认为的幸福感是可以与安全感画等号的，但几乎也有同样多的采访对象抱怨说，自己太缺乏安全感了。

“2012中国平安小康指数”调查结果印证了这些采访对象的担忧与抱怨：仅四成人不缺乏安全感，影响人们安全感的五个最主要原因是：环境污染严重，食品安全不能让人放心，经常听到或看到新闻媒体关于社会治安混乱的报道，所在城市贫富差距过大和亲眼看见过违法犯罪事件发生。

让我们来学习一下老外们的幸福状态，或许可以借鉴和参考。国力并非最强、国民并非最富的丹麦为何会赢得“幸福考试”的状元？哥本哈根大学社会学家彼得·古内拉克的调查表明，幸福感高的丹麦人的共同感受是：身处环境中接触到的人社会地位、价值观和财富与自己类似，同时在生活中感受到“安全”。

NO10 最可靠的幸福：有值得信赖的朋友 在中国人的幸福生活里，朋友是不可或缺的。

古诗中有“桃花潭水三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名人名言中有“人生得一知己足矣”(鲁迅)；流行歌曲中有“朋友不曾孤单过/一声朋友你会懂”(周华健《朋友》)。而今，当“不要和陌生人说话”的观念深藏心底，中国人开始变得越来越孤独，拥有几个值得信赖的朋友，竟成为了一种“奢望”。

今年9月发布的“2012中国信用小康指数”调查发现，有1～3个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比最大，为41.1%。而在前年，却是身边有4～6位可信任的人在受访者中占多数。

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人际信任圈子在缩小。随着这个圈子的缩小，看似最简单、最触手可得的幸福，却极有可能与这个时代渐行渐远。

(链接)

新时期国人十大幸福标准 NO1 身体健康 NO2 收入满意 NO3 和家人在一起 NO4 得到爱 NO5 拥有个人住房 NO6 自我价值实现 NO7 吃到安全食品 NO8 人居环境优良 NO9 社会安全 NO10 有可信赖的朋友

第三篇：中国人婚恋幸福感报告

《中国人婚恋幸福感报告》出炉 影响婚姻幸福感的十大因素

近日，《中国人婚恋幸福感报告》出炉，调查显示，影响婚姻幸福感的十大因素依次是：夫妻二人间的情感，沟通、理解的意愿和能力，相互忠诚，孩子，收入，性生活，婆媳关系，对方与自己家人的关系，住房和家务工作分配。

该报告由中国全面小康研究中心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进行，调查覆盖全国287个城市的数千人，涉及公司职员、公务员等十余种职业。其中，一些数据颇具现实意义，我们请专家给出分析指导。

结婚7—10年幸福感最低

从调查结果看，总体上中国人的婚姻幸福感比较高，其中，3年以下婚龄者感觉“很幸福”的占81.3%，幸福感指数最高；婚龄在7—10年的受访者中，仅有68.8%的人感觉“很幸福”，比例最低。

北京回龙观医院心理科、婚姻危机干预中心主任邸晓兰表示，结婚3年内，夫妻的幸福感都会比较高，这是因为初涉爱河的激动、甜蜜的二人世界、新的生活计划，都为彼此提供了一个良性刺激。

但随着时间流逝，婚姻会迎来一个“瓶颈期”，也就是俗称的“七年之痒”，这时的夫妻上有老下有小，生活工作压力大，婚姻生活变得枯燥，幸福感会降低。因此，老夫老妻更应该注重用abinosa为“婚姻保鲜”，彼此多些关心、少些抱怨，关注性生活等，一起携手跨过婚姻的屏障。

出轨是婚姻头号杀手

尽管一些人对“婚外情”、“第三者”持“保留意见”，认为只要不触犯他人的利益就能接受。但调查中，“出轨”仍然是促使公众产生离婚想法的首要因素，比排在第二位的“家庭暴力”高出了17.5%。

婚恋专家、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李惠丽认为，现代社会中，各种机会和诱惑增多，婚姻危险因素也相应增加，因此，人们会觉得婚姻弥足珍贵，忠诚也比以往更加重要。

半数夫妻每天聊天时间不足一小时

调查中，“沟通、理解的意愿和能力”是影响婚姻幸福感的第二大因素，但实际生活中，过半受访者(58.9%)每天和爱人的聊天时间不超过一小时。

李惠丽表示，结婚时间越久，交流、沟通越重要，所以老夫老妻尤其应每天拿出一小时时间和伴侣聊聊天，睡前、吃饭期间、工作间隙打个电话等，都能挤出交流时间。此外，还可以通过肢体语言来表达感情，比如看电视时靠得近一点，走路拉着手。

六成人认为感情比金钱重要

现代人普遍被认为越来越重物质，但实际上，超过六成夫妻都认为“有情胜过有钱”。即使在对未婚正恋爱人士的调查中，人品、性格、感情也是单身人士最先考虑的因素。专家对此表示认同：“婚姻是个长久的过程，物质可以慢慢积累，但前提是两个人必须性格合适，有感情基础。”

“生活琐事”是吵架首要原因

在夫妻争吵原因中，居前五位的依次是生活琐事、生活习惯、孩子、沟通交流不畅和钱。上海心理咨询协会会长王裕如说，夫妻过日子，争吵不可避免，但双方相互指责，对对方的看法不以为然以及愤然离开，都是消极、恶性的争吵，会使两人距离越拉越远。良性争吵则不攻击对方，就事论事，吵完之后，开个玩笑、送个礼物，及时化解。

第四篇：当代中国人的十大劣根性

当代中国人的十大劣根性

很多时候直接由劣根心理所控制，从而表现到行动上，最终完成中国人劣根性的整个造型。最具类型化的劣根性心理大致有十种。

一、旁观心理。

中国人大都是“看戏的不怕台高。”世上许多事，不论事好事坏，好像与自已没有多大关系，自已只管袖手旁观，像看戏一样。如果事情好了，自已自然要有一份，事情要是不好了，自已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与自已也没有多大关系。最多，也就是再换个地方过活就是了。因此，在中国，看热闹的多，真正能站出来仗义执言的少。就算有人出来仗义执言，也往往得不到帮助。为什么？因为人们只不过是来看戏的，是旁观者，戏中人的悲欢自然是与看戏的没有什么关系的。相反，如果一个旁观者一定要去关心戏中人的生死，那便是看戏人入戏了，倒是要被别人笑话的。大多数情况下也是这样，一个人要是看热闹看得看不下去，要站出来干预剧情的发展，最后不仅深陷剧情中不能自拔，还会被看戏的人们所笑。

二、过客心理。

中国人到一个地方，仿佛都没有打算长久住下去，只是一个过客而已。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往往就不关心所居住地方的兴衰。既然不是自已的地方，自已便也无须为这个地方作什么贡献，要做的只是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索取、可以利用便赶紧索取了利用了去。于是，许多不可思议的吃子孙饭的事情也便见惯不怪。其实这也好理解，虽然吃的是子孙饭，但既然没有打算长住下去，吃的也便是别人的子孙饭，不干我的子孙饭事。有个人说过，“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是啊，那时我的子孙早已不在这里生活，这里洪水滔天有什么关系。现在许多当官的，一当官就拚命刮地皮，刮得寸草不生。为什么那么狠呢？因为他的子孙是不会在这里长住的。他们不是已到大城市安居，就是已安排到国外留学，到时候凭着刮的地皮钱，自然是地球哪个地方好过就到哪里，在一个地方刮地皮刮得再厉害有什么关系？

三、官位心理。

“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中国，官位主宰了国民的一切，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反映到国民的心理上，就是唯官位马首是瞻的官位心理。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否正确，不是到实践中去检验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是看其言行官方认可的程度如何。只要是官员，哪怕是不入流的楼道长呢，也常常能断是非。当然，官员的话其“正确”程度要看其官位大小而定。在科长面前，处长的话就是真理。在处长面前，厅长的话就是真理。但厅长的话再正确，遇到了省部长，厅长的话也只能算？？？？。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省长的秘书，他的级别肯定低于副省长吧，但他的话常常又比副省长正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不是他自已，而是代表了省长。这时，由于他的话可能就是省长的意思，副省长哪怕官位比他高，但说的话也只好暂时算做了。

四、狗苟心理。

狗的生命力何其强，强到一般人打不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狗是以活着为最高目的的，为了活着而活着。只要能活着，狗们不怕付出任何代价，也可以不要活着的质量，只要活着，怎么样都行。因此，狗有一个最怕嗜好，那就是吃屎。屎虽然臭，却能让狗活着，虽然这活得实在低贱，实在不值，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活着，即使是一只丧家狗吧，也总有阔起来的可能的。虽然在口头上，中国人对狗的生活态度很不屑，甚至把很多没有质量的活着不屑一顾地贬斥为“蝇营狗苟”，但很多中国人，却是很熟练地掌握着狗苟的技巧，一有机会，就狗苟起来。比如说，有的人被人撞了，撞人者逃跑了，幸好遇到了好心人，被送到了医院。按理说，这个人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位好心人了。但撞人者跑了，不仅感谢好心人的费用无法落实，就是这医疗费也没着落了。怎么办呢？抓不到撞人者，救人者不在这里吗？那就让救人者救人救到底吧，指这救人者就是撞人者，要他负担一切。凭着中国人的聪明，理由是好找的：不是你撞的，你干嘛救我啊？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啊？虽然良心是没有了，但到底解决了医疗费用，也算运气不坏。类似这样的事多哪！只要对自己有利，能让自已过得好，管他什么道德啊、良心啊，可劲地造吧！

五、从众心理。

中国人很聪明，老想着吃水不用挖井的好事。凡事不出头，等别人造出规模来，跟着别人跑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走在前面总是有风险的。不是“枪打出头鸟”嘛，不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吗？为了不被枪打，不先烂掉，便都争着做缩头乌龟。对于出头的人他们有两种态度。如果出头失败了，被抓起来了，甚至要砍头了，这缩头乌龟们便得意起来：你看，我说吧，没有好结果吧？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得到砍头的时候，还可以去瞧瞧热闹，不仅得到了一场免费的娱乐，还多了向别人炫耀的资本。要是出头的成功了，这缩头乌龟又会争着去表忠心了，并准备好了斥责别人当缩头乌龟的说词，以此表明自已其实也具有出头的勇气与智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都争着献媚，自已去献一献大约也不会错的。再说了，即使错了，大家都错，我错了也不吃亏。要是我不从众，要是大家都对了，我一个错了，岂不是亏大了。仿佛这错与对，因为人数的多寡，倒显得错与对也不是原来的错与对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往往一个领导人错了，会让全国人都跟着错，从而造成民族的灾难的缘故。国家的治理，有时候还真得照顾这种从众心理。不是说法不责众吗？马德卖官案发后，由于当地行贿买官的人太多，当地便只好出台了一个政策，只要限期交待清楚，就可以免予追究，这买来的官就可以照做。

六、例外心理。

在中国人心目中，所谓法律呀、道德呀、规矩呀，仿佛都是为别人设定的，自已总是一个例外。有了什么好事，自已可以例外得到，有了什么坏事，自已又可以逃避惩罚。为了证明例外的合理性，这些希望享受例外的国人总会找出种种理由，虽然这些理由未免牵强甚至荒唐，但也足以支持这些国人坦然地享受着这些例外。刘邦只不过是一个无赖，一旦夺得天下，便要寻找自已理当作皇帝的理由。因为皇帝与普通人总是不一样的。过去刑不上大夫，作为皇帝，自然可以有很多例外之处。那么有什么例外的理由呢？后来终于发现，刘邦乃上天之子，是斩白蛇的赤帝。于是老百姓便恍然大悟。刘邦这天下便坐得安稳。在一般国人心中，对这种例外似乎也很认可。承认例外存在的合理性，便也给自已以后的例外留下了方便。虽然不能例外地做皇帝，但例外地开开后门总是可以。即使犯了法，只要有人罩着，便可来个其罪当诛，其情可免了。在这种心理下，例外便渗透在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不管什么规矩、法律、道德，总会有人在约束之外。再大的罪，总也可以法外开恩。不存在开不开得了，就看你是否具有足够例外的资格与关系。

七、奴性心理。

中国人有一种做奴隶的惯性心理。虽然现在讲民主，但在国民心底深处，从来就不认为世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他们看来，取得尊严的方法不是争取民主，而是怎样从较低的等级走到较高的等级。因此，一旦取得了一点地位，见到自认为比自已低等的人，他总会不由得摆出一幅主子的姿态，仿佛别人的生死，就全靠他的赏赐。然而，一旦遇到了他自认为高贵的人们，他的膝盖便陡然失去了支撑的力量，要不由自主地弯下去，那脸上便也陡然集聚了花一般的笑容。当然这笑容的多少，要看主子的地位高低。只是这张脸对人的记忆，更多地是依靠脑子对地位的判断，对主子的面孔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同一个主子，一旦他从台上到了台下，那笑脸便也会陡然减少至没有。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历史经验的积累。中国有句成语叫杀鸡儆猴。中国历史上，许多不愿做奴才的，都被无情地“咔嚓”掉了。“咔嚓”得多了，人们的奴性心理便习惯成自然了。

八、势利心理。

中国人从来就是“打得赢的是哥哥”。看一个人是高是低，与他的品德没有什么关系。品德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东西，至多只是胜利者的花环上的装饰品，决定不了人的褒贬的。正因为只看重结果，不看重过程，对一个人过早下结论便很难。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可以下结论呢？那只有等到他死了，一切都会有个结果。所以要盖棺论定。也就是说，即使死掉，棺材还没盖盖，就还不能下结论，他就有还要死灰复燃的可能。既然结果如何决定了世人的评价，为了打得赢，便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谁最流氓、谁最无耻，谁就可能赢得胜利。虽然赢得不光彩，但只要赢了，世人便不会过多地责备他，并且还心甘情愿给他当奴隶。因为他是胜利者。那些有些仁义之心的人，不仅其仁义之心会被流氓的人所利用，而且还要被世人嘲笑这种仁义为妇人之仁。大约，一个男人像妇人一样仁义，便是最没出息了。宋桓公就是不忍心对楚军半渡而击之，最后才兵败致死。项羽本来也可以挟持刘邦的父亲而制他，哪知道刘邦一点都不心疼，最后说二人既然结义，我父即是你父，让项羽真地动了心，不敢把刘邦的老头子怎么样，对刘邦也有些无可奈何了。相反地，那些耍得了流氓的，不仅治得对手一楞一楞的，在历史上还要留下善于“将将”的美名来。

九、美言心理。虽然古人也有人指出，“其言者甘，其心必苦”。但中国人心里，仍然乐于听好话，说好话。就像鲁迅说的，小孩子周岁吧，贺喜的人都要说什么长命百岁、富贵吉祥，虽然明知道是没有根据的胡说，但也是说的人喜欢，听的人高兴。要是有人说“这小孩将来要死的”，虽然这是一句大实话，但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听，说话的人便要吃别人的冷脸。人在从猿变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要讲话，是因为心里要表达自已的意思。但中国人进化得太快，说话就不仅仅是表达自已的意思，有时还要表达别人的意愿，甚至就是一部演奏的机器，只为博得对方的好感。表达自已的意思得说实话，中国人这种功能已逐渐褪化，常常只在私下里说，有时甚至一个人生下来，就可以不说一句实话的也有。而说好话，倒是随处可见。这些话，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提炼，已是约定俗成，系统成套，已完全偏离了这些语言原来表情达意的功能。就好比天亮前公鸡要叫，晚上来人狗要吠一样，已经完全脱离了其语言系统的功能。不谙中国文化的人要是对这些话认起真来，肯定会贻笑大方的。

十、怀旧心理。

怀旧，如果仅仅只是限于对老朋友、老同学的情感，倒也充满温馨。但是中国人的怀旧可不仅仅是这些，而是将怀旧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对一切新的东西的排斥。这种怀旧，从经济意义角度来讲，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不管什么东西，尽管其旧，但因为运行已久，便也少了诸多风险，对于其运行的管理，也是驾轻就熟，比弄一个新的系统确实也省事得多。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一套旧的系统，一旦运行久了，便也有诸多的利益阶层附着这旧的系统生存，要抛弃旧的，势必也牵一发而动全身，令许多既得利益者不快，也是费事过甚。在这一种怀旧心理下，新的东西要出来，总会面临着无情的打压。于是，在中国，改革，便往往充满了极大的风险，改革者也大多没有好下场。商鞅是被车烈了的，谭嗣同是被砍了头的，王安石生在不杀大臣的宋朝，没有因改革而死，但最终也被免了官。也许正因为怀旧，不愿丢弃旧的，新的便也生长得慢，以历史悠久著称的古老中国，便犹显得苍老而步履蹒跚，难以活泼起来，新鲜起来，缺乏一种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如果一定要这样老态龙钟，最终不是死掉，也似乎没有别的出路。

第五篇：当代中国人的十大劣根性

当代中国人的十大劣根性[转帖]

entrant 发表在 辣眼时评 华声论坛 http://bbs.voc.com.cn 当代中国人的十大劣根性

很多时候直接由劣根心理所控制，从而表现到行动上，最终完成中国人劣根性的整个造型。最具类型化的劣根性心理大致有十种。

一、旁观心理。中国人大都是“看戏的不怕台高。”世上许多事，不论事好事坏，好像与自已没有多大关系，自已只管袖手旁观，像看戏一样。如果事情好了，自已自然要有一份，事情要是不好了，自已也只不过是个旁观者，与自已也没有多大关系。最多，也就是再换个地方过活就是了。因此，在中国，看热闹的多，真正能站出来仗义执言的少。就算有人出来仗义执言，也往往得不到帮助。为什么？因为人们只不过是来看戏的，是旁观者，戏中人的悲欢自然是与看戏的没有什么关系的。相反，如果一个旁观者一定要去关心戏中人的生死，那便是看戏人入戏了，倒是要被别人笑话的。大多数情况下也是这样，一个人要是看热闹看得看不下去，要站出来干预剧情的发展，最后不仅深陷剧情中不能自拔，还会被看戏的人们所笑。

二、过客心理。中国人到一个地方，仿佛都没有打算长久住下去，只是一个过客而已。正是因为这种心理，往往就不关心所居住地方的兴衰。既然不是自已的地方，自已便也无须为这个地方作什么贡献，要做的只是这个地方有什么东西可以索取、可以利用便赶紧索取了利用了去。于是，许多不可思议的吃子孙饭的事情也便见惯不怪。其实这也好理解，虽然吃的是子孙饭，但既然没有打算长住下去，吃的也便是别人的子孙饭，不干我的子孙饭事。有个人说过，“我死之后，哪管洪水滔天”。是啊，那时我的子孙早已不在这里生活，这里洪水滔天有什么关系。现在许多当官的，一当官就拚命刮地皮，刮得寸草不生。为什么那么狠呢？因为他的子孙是不会在这里长住的。他们不是已到大城市安居，就是已安排到国外留学，到时候凭着刮的地皮钱，自然是地球哪个地方好过就到哪里，在一个地方刮地皮刮得再厉害有

什么关系？

三、官位心理。“官大一级压死人”。在中国，官位主宰了国民的一切，经过几千年的沉淀，反映到国民的心理上，就是唯官位马首是瞻的官位心理。判断一个人的言行是否正确，不是到实践中去检验其是否符合实际情况，而是看其言行官方认可的程度如何。只要是官员，哪怕是不入流的楼道长呢，也常常能断是非。当然，官员的话其“正确”程度要看其官位大小而定。在科长面前，处长的话就是真理。在处长面前，厅长的话就是真理。但厅长的话再正确，遇到了省部长，厅长的话也只能算。也有例外的时候。比如省长的秘书，他的级别肯定低于副省长吧，但他的话常常又比副省长正确。这是为什么呢？这是因为他不是他自已，而是代表了省长。这时，由于他的话可能就是省长的意思，副省长哪怕官位比他高，但说的话也只好暂时算做了。

四、狗苟心理。狗的生命力何其强，强到一般人打不死。之所以这样，是因为狗是以活着为最高目的的，为了活着而活着。只要能活着，狗们不怕付出任何代价，也可以不要活着的质量，只要活着，怎么样都行。因此，狗有一个最怕嗜好，那就是吃屎。屎虽然臭，却能让狗活着，虽然这活得实在低贱，实在不值，那又有什么关系呢？只要活着，即使是一只丧家狗吧，也总有阔起来的可能的。虽然在口头上，中国人对狗的生活态度很不屑，甚至把很多没有质量的活着不屑一顾地贬斥为“蝇营狗苟”，但很多中国人，却是很熟练地掌握着狗苟的技巧，一有机会，就狗苟起来。比如说，有的人被人撞了，撞人者逃跑了，幸好遇到了好心人，被送到了医院。按理说，这个人该好好感谢一下这位好心人了。但撞人者跑了，不仅感谢好心人的费用无法落实，就是这医疗费也没着落了。怎么办呢？抓不到撞人者，救人者不在这里吗？那就让救人者救人救到底吧，指这救人者就是撞人者，要他负担一切。凭着中国人的聪明，理由是好找的：不是你撞的，你干嘛救我啊？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人啊？虽然良心是没有了，但到底解决了医疗费用，也算运气不坏。类似这样的事多哪！只要对自己有利，能让自已过得好，管他什么道德啊、良心啊，可劲地造吧！

五、从众心理。中国人很聪明，老想着吃水不用挖井的好事。凡事不出头，等别人造出规模来，跟着别人跑就是。为什么呢？因为走在前面总是有风险的。不是“枪打出头鸟”嘛，不是“出头的椽子先烂”吗？为了不被枪打，不先烂掉，便都争着做缩头乌龟。对于出头的人他们有两种态度。如果出头失败了，被抓起来了，甚至要砍头了，这缩头乌龟们便得意起来：你看，我说吧，没有好结果吧？想方设法证明自己的先见之明。得到砍头的时候，还可以去瞧瞧热闹，不仅得到了一场免费的娱乐，还多了向别人炫耀的资本。要是出头的成功了，这缩头乌龟又会争着去表忠心了，并准备好了斥责别人当缩头乌龟的说词，以此表明自已其实也具有出头的勇气与智慧。之所以这样，是因为大家都争着献媚，自已去献一献大约也不会错的。再说了，即使错了，大家都错，我错了也不吃亏。要是我不从众，要是大家都对了，我一个错了，岂不是亏大了。仿佛这错与对，因为人数的多寡，倒显得错与对也不是原来的错与对了。这也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往往一个领导人错了，会让全国人都跟着错，从而造成民族的灾难的缘故。国家的治理，有时候还真得照顾这种从众心理。不是说法不责众吗？马德卖官案发后，由于当地行贿买官的人太多，当地便只好出台了一个政策，只要限期交待清楚，就可以免予追究，这买来的官就可以照做。

六、例外心理。在中国人心目中，所谓法律呀、道德呀、规矩呀，仿佛都是为别人设定的，自已总是一个例外。有了什么好事，自已可以例外得到，有了什么坏事，自已又可以逃避惩罚。为了证明例外的合理性，这些希望享受例外的国人总会找出种种理由，虽然这些理由未免牵强甚至荒唐，但也足以支持这些国人坦然地享受着这些例外。刘邦只不过是一个无赖，一旦夺得天下，便要寻找自已理当作皇帝的理由。因为皇帝与普通人总是不一样的。过去刑不上大夫，作为皇帝，自然可以有很多例外之处。那么有什么例外的理由呢？后来终于发现，刘邦乃上天之子，是斩白蛇的赤帝。于是老百姓便恍然大悟。刘邦这天下便坐得安稳。在一般国人心中，对这种例外似乎也很认可。承认例外存在的合理性，便也给自已以后的例外留下了方便。虽然不能例外地做皇帝，但例外地开开后门总是可以。即使犯了法，只要有人罩着，便可来个其罪当诛，其情可免了。在这种心理下，例外便渗透在国人的日常生活的每一个细节中，不管什么规矩、法律、道德，总会有人在约束之外。再大的罪，总也可以法外开恩。不存在开不开得了，就看你是否具有足够例外的资格与关系。

七、奴性心理。中国人有一种做奴隶的惯性心理。虽然现在讲民主，但在国民心底深处，从来就不认为世上的人都是平等的。在他们看来，取得尊严的方法不是争取民主，而是怎样从较低的等级走到较高的等级。因此，一旦取得了一点地位，见到自认为比自已低等的人，他总会不由得摆出一幅主子的姿态，仿佛别人的生死，就全靠他的赏赐。然而，一旦遇到了他自认为高贵的人们，他的膝盖便陡然失去了支撑的力量，要不由自主地弯下去，那脸上便也陡然集聚了花一般的笑容。当然这笑容的多少，要看主子的地位高低。只是这张脸对人的记忆，更多地是依靠脑子对地位的判断，对主子的面孔也没有什么太好的印象。同一个主子，一旦他从台上到了台下，那笑脸便也会陡然减少至没有。之所以这样做，也是历史经验的积累。中国有句成语叫杀鸡儆猴。中国历史上，许多不愿做奴才的，都被无情地“咔嚓”掉了。“咔嚓”得多了，人们的奴性心理便习惯成自然了。

八、势利心理。中国人从来就是“打得赢的是哥哥”。看一个人是高是低，与他的品德没有什么关系。品德这些人性中最重要的东西，至多只是胜利者的花环上的装饰品，决定不了人的褒贬的。正因为只看重结果，不看重过程，对一个人过早下结论便很难。那么，等到什么时候可以下结论呢？那只有等到他死了，一切都会有个结果。所以要盖棺论定。也就是说，即使死掉，棺材还没盖盖，就还不能下结论，他就有还要死灰复燃的可能。既然结果如何决定了世人的评价，为了打得赢，便可以不择手段。于是在中国历史上，谁最流氓、谁最无耻，谁就可能赢得胜利。虽然赢得不光彩，但只要赢了，世人便不会过多地责备他，并且还心甘情愿给他当奴隶。因为他是胜利者。那些有些仁义之心的人，不仅其仁义之心会被流氓的人所利用，而且还要被世人嘲笑这种仁义为妇人之仁。大约，一个男人像妇人一样仁义，便是最没出息了。宋桓公就是不忍心对楚军半渡而击之，最后才兵败致死。项羽本来也可以挟持刘邦的父亲而制他，哪知道刘邦一点都不心疼，最后说二人既然结义，我父即是你父，让项羽真地动了心，不敢把刘邦的老头子怎么样，对刘邦也有些无可奈何了。相反地，那些耍得了流氓的，不仅治得对手一楞一楞的，在历史上还要留下善于“将将”的美名来。

九、美言心理。虽然古人也有人指出，“其言者甘，其心必苦”。但中国人心里，仍然乐于听好话，说好话。就像鲁迅说的，小孩子周岁吧，贺喜的人都要说什么长命百岁、富贵吉祥，虽然明知道是没有根据的胡说，但也是说的人喜欢，听的人高兴。要是有人说“这小孩将来要死的”，虽然这是一句大实话，但所有的人都不会愿意听，说话的人便要吃别人的冷脸。人在从猿变化的过程中，之所以要讲话，是因为心里要表达自已的意思。但中国人进化得太快，说话就不仅仅是表达自已的意思，有时还要表达别人的意愿，甚至就是一部演奏的机器，只为博得对方的好感。表达自已的意思得说实话，中国人这种功能已逐渐褪化，常常只在私下里说，有时甚至一个人生下来，就可以不说一句实话的也有。而说好话，倒是随处可见。这些话，经过几千年的不断提炼，已是约定俗成，系统成套，已完全偏离了这些语言原来表情达意的功能。就好比天亮前公鸡要叫，晚上来人狗要吠一样，已经完全脱离了其语言系统的功能。不谙中国文化的人要是对这些话认起真来，肯定会贻笑大方的。

十、怀旧心理。怀旧，如果仅仅只是限于对老朋友、老同学的情感，倒也充满温馨。但是中国人的怀旧可不仅仅是这些，而是将怀旧延伸到生活的各个领域，表现为对一切新的东西的排斥。这种怀旧，从经济意义角度来讲，也有一定的道理在。不管什么东西，尽管其旧，但因为运行已久，便也少了诸多风险，对于其运行的管理，也是驾轻就熟，比弄一个新的系统确实也省事得多。从另外一个层面讲，一套旧的系统，一旦运行久了，便也有诸多的利益阶层附着这旧的系统生存，要抛弃旧的，势必也牵一发而动全身，令许多既得利益者不快，也是费事过甚。在这一种怀旧心理下，新的东西要出来，总会面临着无情的打压。于是，在中国，改革，便往往充满了极大的风险，改革者也大多没有好下场。商鞅是被车烈了的，谭嗣同是被砍了头的，王安石生在不杀大臣的宋朝，没有因改革而死，但最终也被免了官。也许正因为怀旧，不愿丢弃旧的，新的便也生长得慢，以历史悠久著称的古老中国，便犹显得苍老而步履蹒跚，难以活泼起来，新鲜起来，缺乏一种旺盛的生机与活力。如果一定要这样老态龙钟，最终不是死掉，也似乎没有别的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