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第一篇：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2014年01月30日 07:35 来源：《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作者：吴重庆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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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吴重庆：中山大学哲学系暨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

【内容提要】具流动型兼业传统的沿海偏乡孙村，依托乡土社会网络，以“同乡同业”形式，兴起遍及全国的金银首饰加工业，并形成该行业各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体现了“城市中心—乡村边缘”格局的翻转、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以及经济与社会互嵌的“社会经济”特征。“界外”是非主流、另类、多元以及可能颠覆“中心”的“边缘”。

【关键词】孙村；界外；打金；同乡同业；反向运动

孙村所在的福建莆田沿海地区史称“界外”。“界外”之名来自清初莆田的“迁界”政策。郑成功于1647年（清顺治四年）海上起兵抗清，至1661年，郑成功部控制了莆田沿海的南日、湄洲诸岛。清政府为剿灭郑部，于1662年下“截界”令，沿海核定新界线并筑界墙，每隔五里即筑一石寨，将沿海居民迁至“界”内，在“界外”实行坚壁清野政策。直至1680年，莆田沿海诸岛方为清军收复。康熙二十年（1683年），台湾纳入大清版图，莆田沿海复界。①

虽然“界墙”之存不过21年，但“界外”（有时也被称为“界外底”）之名却一直沿用至今，并演变为一种根深蒂固的地方性歧视。在莆田城里及平原地区的居民看来，“界外”意味着边缘、落后、贫穷、愚昧、粗鲁。不过近二十年来，“界外”也渐渐在去“污名化”。“你们‘界外’人能闯，有钱”，这是莆田城区居民对“界外”作出的史无前例的正面评价。从城里人口里说出的对“界外”的这一貌似不经意的逆转性评价的背后，是“界外”人手胼足胝的“突围”与“翻身”。

一、边缘地带的社会网络

城里人对“界外”的评价，其实部分符合事实。孙村所在的“界外”，不仅是地理意义上的边缘，也是经济、文化及社会意义上的边缘。“界外”实属传统所谓的“化外之区”。

姚中秋先生有“钱塘江以南中国”之说，西晋灭亡，“居住于洛阳及其近旁的上层士族南迁，其组织严密，人数众多，不可或不愿与吴中豪强争锋，乃选择渡过钱塘江，分布于会稽一带”，“建立起强有力的社会组织。后来的南迁者无法渗入，只能继续向南移动。钱塘江就成为中国文化的一条重要分界线”，每一次战乱都会推动相当一部分“儒家化程度较高的人群向南迁移”，以致“钱塘江以南中国”（宁波以南之沿海地区、皖南、江西等）后来居上，在儒家文化保存并且发挥治理作用的程度上，反超江南及中原地区。②他以历史上因战乱而豪族南迁解释今天钱塘江以南中国农村何以宗族文化及民间社会网络较为发达的现象，这是从“豪族”看“社会”的构成，算是精英主义的视角。

其实在中国东南沿海的许多偏僻村落里，自然资源的禀赋稀薄，不足以支持大家族的扎根、开枝和繁衍，但其民间社会网络也照样发达。这就引出如何从底层视角看社会构成的问题，具体说就是社会如何在底层人民日常的经济活动中得以构成。③这也是施坚雅的视角，他说“基本市场”（standard marketing area）乃是中国农村最为重要的交往空间，其自成一个具“地方性”色彩的社会文化体系。④

今天的研究者多少带有将帝制时期中国农村视为一个封闭的自给自足的社会单位的倾向，想当然地认为一个自然村的地理边界大体就是它的社会边界。其实，在东南沿海地区农村，其乡土社会网络的开放度超乎常人之想象。而其形成开放性社会网络的关节点，是源远流长的发达的流动型兼业传统。

农民兼业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常见的在地型兼业，即自给自足的“男耕女织”，如黄宗智先生指出“中国历史上的‘男耕女织’是个非常牢固的经济体”，这种类型在中国传统农业小农经济体系中占有相当的比重。⑤另一种就是流动型兼业。在地型兼业是由家庭辅助劳动力承担副业，而流动型兼业则是由家庭主劳力承担副业，即男主外当流动货郎或游走四方的工匠，聊称之为“男商（匠）女耕”。此种兼业多出现于人多地少、十年九旱的沿海地区，其农业产出不足以糊口，逼迫男人常年或者在农闲季节纷纷外出谋生。

选择“男商女耕”作为流动型兼业内容的家庭，因为无日常盈余及资本积累可言，所以只能加入低门槛的流动货郎行列，而且必须想方设法最大限度地减少经营资本的投入。

孙村位于福建省最大的海水晒盐场莆田盐场附近，民国时期此盐场为地方军阀（俗称“北军”）把持专营，但还是有盐工偷运出来低价转卖，此谓“私盐”。孙村货郎往往在离家出行时购上一两百斤“私盐”，肩挑至二三十公里外的平原稻作区（俗称“洋面”），沿途贩卖。售卖告罄，殆日暮行至莆田县城（俗称“城里”），他们在“城里”简陋客栈歇脚一宿，次日一早上街购买一些洋日什用品及平原地区物产如火柴、发夹、纸烟、茶叶、橄榄、柚柑、菱角之类，之后出县城穿平原奔沿海，在“界外”的广大乡间兜售。在货郎往还城乡的过程中，事实上从事着跨区域的物产交易，他们且行且止，在每一趟的往返中，细心收集不同区域的消费者在不同时节的不同需求。货郎大体都有各自的行走线路、店家、熟客、歇脚点，流动货郎成为城乡之间、区域之间、村落之间的信息传递者及社会关系网络的缔结者。

另一种流动型兼业模式就是“男匠女耕”。“界外”人往往认为男孩拜师学手工艺的年龄越小越好，说是年少手巧，其实是想着在其还没有成为农业足劳动力之前外出学艺，家里可以少一张嘴吃饭。在强制性的义务教育实施之前，孙村的男孩往往在十二三岁就会被父母安排去“学一门手艺”。这些手艺都是服务于日用民生的，除了少数需要动用较笨重工具的手艺如裁缝（俗称“车衣裳”）、铁匠（俗称“打铁”）、染布（俗称“移乌移蓝”）等是设店营业的，其他如木工、泥瓦匠（俗称“土水”）、石匠（俗称“打石”）、绘工、雕工、漆工等是流动接活的，而竹匠（俗称“补篾嫁笠”）、炊具匠（俗称“卷炊”）、锅匠（俗称“补鼎”）、剃头匠、阉猪等则是沿途吆喝的。

货郎的经营内容及特点决定了其活动范围部分是单线的（“城里”到“界外”的距离），部分是小半径范围的（卖盐的平原地区及卖洋货的“界外”）。就活动半径而言，流动工匠的活动范围可能还大于货郎。所以，在跨村庄社会关系结成的广度上，工匠丝毫不亚于货郎，而在这种社会关系的稳固程度上，货郎无法与工匠的师徒关系、同门关系、雇主关系相比。所以，孙村人把拜师学艺靠手艺活外出谋生的匠人称为“出社会”，指其真正走进了孙村之外的社会关系网络。

在改革开放之前的人民公社化时期，货郎和工匠的活动都是可以被当作“资本主义尾巴”而加以割除的。由于孙村所在的“界外”人多地少，如果没有这种流动型的兼业模式，农民的确无法维持生计，加上有限的农业也无法吸纳过多的劳动力，所以，生产队干部基本上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地让货郎和工匠继续从事当时被称为“副业”的这种流动型兼业，只是他们需要向生产队缴纳一笔“副业金”，以换取口粮。

二、从边缘到中心：“打金”业相关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

早在改革开放之前的70年代初期，手艺门类众多、能工巧匠辈出的“界外”出现了一门被称为“打金”的新手艺活，人们沿用传统的“打铁”、“打石”之说，将黄金首饰加工称为“打金”。其始作俑者是与孙村相距不过3公里的埕头村叶先峰。叶先峰自创“打金”手艺，他以游走经营的方式，专为女儿将嫁的家庭打制金耳环、金戒指（时未有金项链）。叶先峰虽然平日乐善好施，但拒绝收徒，以免“打金”手艺外传。无奈“打金”为新兴手艺，获利颇丰，惹得村人尾随偷师，该手艺终于流传开来。此时恰逢改革开放，农民可以自由流动，加上城乡人民生活水平提高后复苏了对黄金首饰的消费需求，“打金”行情看涨。

初期的“打金”全赖匠人纯手工打制，并不需要假以模具铸造。但这样不仅加工速度慢，而且技术难度高。这次是孙村的几个年轻铁匠和石匠捕捉到了商机，他们以家庭作坊手工打造出加工黄金首饰的铁模具（俗称“铁模”）。“铁模”的款式设计者与模具加工者是合二为一的，“铁模”匠往往不需要任何平面设计稿，单凭巧运匠思，就可以在方铁上使用金刚钻直接雕刻成款。

由于“打金”不再需要手工打制，“打金”的技术门槛突然降低了，这让家长及年轻人觉得“打金”已是一门最易习得的手艺，加上有利可图，“打金”者陡增。又因为“铁模”发明于孙村，加上孙村恰好位于“界外”的埭头、北高、东峤三个乡镇的交界处，导致上个世纪80年代初以孙村为中心的“打金”业在以上三个乡镇迅猛发展。

“铁模”的发明对“打金”业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它促进了“打金”这一新兴手艺的行业细分，催生了黄金首饰款式设计者、模具加工者、模具推销者、“打金”匠，同时也使“打金”从作为少数人在区域内流动兼业谋生的手工艺发展成为带动具有流动兼业传统的“界外人”在全国范围内发财致富的支柱产业。

孙村出品的“铁模”款式多样新颖，此鼓励了原在本地乡间游走“打金”的匠人跨出“界外”，背上一批孙村的“铁模”，远赴当时富甲一方的邻省广东，在潮汕及珠三角开设“打金店”。“打金”匠一旦在异地设店经营，则不便随时离店，因此，一支往返于福建广东之间的专业的“铁模”推销队伍应运而生，他们从莆田坐汽车到达广东后，靠双脚沿街兜售“铁模”，俗称“走街”。

2010年春节，我在孙村访问了第一批的“铁模”推销者国恩、国泰兄弟，国恩说：

当时铁模相当重，每次用军用帆布包，最多装三四十个，挎在肩上，那就有四五十斤重了，一趟不敢装太多。一般从莆田坐汽车到潮州，落车后就沿途找“打金店”推销。反正是“走街”，且走且坐且吃茶且讲新闻，什么款销路好什么款销路次，当地又有什么别途的新款，反正都是走走坐坐茶吃吃新闻讲讲得来的消息。

“铁模”推销者与“铁模”生产者之间都是非亲即故的乡里，生产者允许推销者先销售后付款，推销者返回孙村后也乐于将沿途所得的来自最前线的款式需求及最新颖的款式信息及时反馈给生产者。因为“铁模”本身就有笨重、成本高、款式更新慢的缺点，加上受到来自广大推销者的反馈信息的刺激，促使“铁模”加工者下决心改变模具的材料，转向石膏模具（俗称“石膏模”）的批量生产。他们为了解决资金缺口而联合起来，从福州引进了一条石膏模的生产线，依然在广大“铁模”推销者已经熟门熟路的孙村附近设厂，先后兴办了“亚太”、“金得利”、“金达美”三个黄金首饰石膏模厂。

石膏模生产具有量大、款式繁多、产品更新换代快、体积小、重量轻、价格低廉等优点。所以，新品甫出，即大受模具推销者及各地“打金”店的青睐，一时间来自埭头、北高、东峤三个乡镇的模具推销者蜂拥而至，石膏模瞬时行销各地。据孙村业内人士估计，三个乡镇从事石膏模具推销者最多时高达两三万之众，他们足迹遍布全国。在当时远未出现物流公司的情况下，与孙村相距两三公里的上塘村应运而生多家个体客运（实为客货混运），先后开辟每天通往广州、深圳、苏州、上海、昆明、重庆等地的班车，成千上万的石膏模推销者从孙村出发，直达各大中心城市，再辐射到二三线城市及县城。

“界外”人数众多的石膏模推销大军与上世纪80年代形成的“温州模式”中的推销员的职能类似，也是身兼数职，扮演了“信息采集者、产品推销员、市场构筑人、生产组织者、转型导向者”的角色⑥，他们给石膏模具厂家带回大量的产品信息反馈，设计者及时推陈出新，孙村一跃成为著名的石膏模具生产中心。同时，孙村人巧妙善用这个不需要任何组织成本而又在国内无远弗届的推销网络，竞相通过熟人关系网络委托这支推销大军在返乡时顺便带回全国各地与金银首饰有关的任何款式样品及生产工具样品，此导致孙村出现了一些专门生产“打金”成套工具如汽油炉、喷火枪、锤子、镊子、天秤、首饰盒等的小工厂；同时各地各式各样的银（首）饰品也被带回来，有人转而开发银饰品，银饰业最终也成行成市，出现一批银饰品展销店，孙村出外“打金”的人也习惯顺便带一些银饰品出去，摆在他们开在全国各地的“打金”店里零售。

石膏模的出现，其革命性效应丝毫不亚于当初的“铁模”。如果说“铁模”刺激了更多人加入“打金”的行列，催生了模具推销者，那么，石膏模的出现不仅进一步扩大了这两种从业人员的队伍，还推动了与“打金”行业相关的其他生产要素的在地集结，如全部是个体经营的客运与物流、“打金”工具生产、银饰品批发、与首饰业相关的各类信息的汇总以及黄金地下收购点。依托于由在地人员构成的庞大推销大军的不断往返以及新开辟的直接通往国内各大城市的大巴的日夜穿梭，孙村成为了国内规模最大的也是最核心的与“打金”业相关的各种生产因素的集结地与流转地。

黄宗智先生说，“在英国和西欧的‘早期工业化’过程中，手工业与农业逐渐分离。前者逐渐成为独立的工场生产，亦即由个体化的工人集合在一起共同生产，主要在城镇进行”，“但在中国，手工业则一直非常顽强地与家庭农业结合在一起，密不可分，直到20世纪中叶仍然如此”。⑦孙村“打金”业的在地兴起，意味着手工业与农业的分离，其分离过程的特殊之处在于，既不是像当年西欧那样移到城镇去开设工场，也不像80年代中国那样表现为乡镇企业模式。借用今天流行的“总部经济”概念，孙村类似“打金”业的总部，成千上万遍布于全国都会城镇的“打金”店、“打金”工具及模具批发店，不过是总部经济的延伸与辐射，孙村从“界外”突入中心，这是经济史上罕有的“中心—边缘”格局的翻转，乡村是中心，城市反成了边缘。而其奥妙在于，孙村人以其特殊的经济—社会网络，将“打金”业的所有产业链条、生产环节都掌握在自己手里，他们以非正规经济的灵活与低成本优势，不给任何大资本、大企业在竞争中获胜的机会。

三、制胜端在“同乡同业”

上世纪80年代末，与“打金”业相关的各种生产要素在以孙村为中心的“界外”基本集结完毕。对当时“界外”的年轻人来说，“打金”成了非农就业中准入门槛最低的一个行业，不仅技术门槛低，信息易得，网络易入，而且资金门槛也低。踏入“打金”行业的年轻人一般是拜有血缘关系的亲戚、姻亲兄弟及父辈结交的朋友为师。在此特殊人际关系背景下，师傅并不把徒弟视为雇工，师徒关系并非常见的雇佣关系。师傅不仅在最短的时间内教给徒弟关键的技术，而且还得帮徒弟寻找合适的店面，无偿借给生产工具及少量资金，助其快速另立门户。在各个微型的非亲即故的亲缘关系圈中，共同致富毋宁成为共识。如果有人只顾自己发财而不扶持徒弟，其日后也将得不到亲缘关系圈中其他人的帮助。此种情形不同于有学者在研究湖南新化人数码快印业店覆盖全国现象时得出的“亲缘和地缘关系从未也不可能代替雇佣关系”的结论。⑧

当其时也，孙村的“打金”业得“天时地利人和”之便而呈几何级数扩张之势。“天时”即“界外”人在全国首创“打金”业，“地利”即与“打金”业相关的各种生产要素在孙村集结，“人和”即依托共同致富的亲缘网络。从80年代末到90年代不到十年时间里，以孙村为中心的“界外”人便把近万家“打金”店开到了全国各大小城市、县城、乡镇，在任何地方任何角落，只要看到挂着“打金”招牌的小店面，不用问，其店主基本都是来自孙村一带的“界外”人。

这些从地理边缘、社会边缘、经济边缘甚至文化边缘杀出来的“界外”人，既无雄厚资本，亦非依靠现代连锁经营理念，为什么可以在“打金”这一新兴的行业上攻城掠地？为什么其他区域的人难以与其开展同业竞争？在此，需要讨论孙村“打金”业特殊的经济—社会网络，即“同乡同业”问题。

有学者在研究马来西亚芙蓉坡莆田裔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时对“同乡同业”作了界定：“所谓‘同乡同业’，主要是指在城市工商业经济中，来自同一地区的人群经营相同的行业，利用同乡或同族关系建立商业网络，实现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论者还从历史学的角度，追溯了中国传统社会中的同乡同业传统，如傅衣凌先生揭示的明清时期地域性商帮与族工、族商现象，以及傅衣凌的学生郑振满、陈支平等教授对明清以来的乡族经济的研究，分析了同乡同业传统与乡族组织的内在历史联系。⑨

“同乡同业”的概念准确地反映了经济活动与特定社会网络之间的相互嵌入关系，我试图借用这一概念来概括孙村的“打金”业。不过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同乡同业”的现象并不尽同。历史上的“同乡同业”可能的确存在对市场和资源的垄断与控制问题，所以，傅衣凌先生认为“乡族势力对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不能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⑩但今天的孙村“打金”业，其实并非如此。首先，孙村“打金”业都是一些个体户、小业主，他们在城市里开展的经营活动，仅仅依托于各自的微型亲缘网络，各网络之间并没有形成进一步的联合或者结盟（如近代城市里的同乡会馆或同业公会）以垄断市场；其次，孙村“打金”业虽然是在城市里设店营业，但其所需要的生产工具、劳动力、技术、款式、信息等生产要素都来自孙村本土，不存在依靠同乡网络在城市里控制生产资源的问题。

如果不是以同乡网络在城市里控制和垄断市场资源，那么，孙村“打金”业为什么具有强劲的竞争及扩张能力？

谭同学研究了湖南新化人如何在全国范围经营数码快印业，他认为“对于市场中的部分主体而言，社会因素有利于帮助它们降低交易成本，从而在市场中具有更强的生命力。对比科斯（Ronard H.Coase）关于企业的经济性质在于降低交易成本的判断，可以说，包括亲缘和地缘关系网络在内的社会因素，与市场有着深度契合的一面”。11其实，“同乡同业”形态的小本经营活动，并不严格依循现代企业制度，从其“企业总成本”的角度看，“交易成本”的比例应该远低于“生产要素成本”。换句话说，在研究“同乡同业”形态的小本经营活动时，除“交易成本”外，还应关注此种特殊业态为何可以有效降低“生产要素成本”。

首先，孙村的“打金”业依托于地方社会网络，其所有的生产材料都可以在孙村完成一站式采购，不仅价格低，而且如果一时资金周转不了，还可以赊账。“打金”者可以随时通过电话，请远在孙村的家人或者熟人将货品以每大包仅十元的“手续费”托给孙村直达各大城市的客运大巴，这也大大降低了物流成本。

其次，一个加入“打金”行业的年轻人依托于亲缘关系网络，无需任何培训费就可以拜师学艺，而创业所需的资金，也可以快速地在亲戚朋友间筹集完成，筹资成本几近于零。已是行业前辈的亲戚朋友还会根据经验帮助刚刚入行的后辈盘下较有商机的店面。

最后，他们在都会城镇的“打金”活动，往往是同一个亲缘关系圈的人相对集中于同一个城市，方便于互帮互助。一个“打金”店的收入一般来自代客翻新首饰款式的加工费、加工过程必要耗损的金粉的提炼、零售金银首饰品赚取的差价。这些业务的开展需要他们不间断地交流信息，如黄金及生产材料价格的起落、何种款式好卖、该进什么货等。他们也开展互惠式的合作，如相互间的资金借贷、生产材料的互通有无、生产工具维修及首饰加工技术的相互帮忙相互指导、店面的相互照看等。12

在这样一种经济活动与在地社会网络紧密相嵌的情形下，孙村“打金”业的交易成本及生产要素成本都大为降低，其竞争扩张能力相应强大，这也是外来者无法步孙村人后尘涉足“打金”业的原因，但其间体现的并非通过资本扩张达到垄断市场资源的“大鱼吃小鱼”的资本主义经济逻辑。可以说，越是成现代企业建制的竞争对手，其企业的交易成本及生产要素成本就越高，就越是不可能击败“同乡同业”的孙村“打金”业。所以，对一个想加入“打金”业的孙村年轻人来说，只要他紧紧依托于熟人社会及亲缘关系圈，便很容易走上自主创业的道路。今天的孙村年轻人几乎无人到珠三角或者长三角的代工厂打工就是一个明证。

四、乡土社会资源与“同乡同业”经济的相互激活

有道是“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一个依靠熟人社会及亲缘关系圈的帮助而自主创业的孙村“打金”人，也必须对这个熟人社会及亲缘关系圈的节庆参与及人情往来投入时间和金钱，这既是回报，也是其在孙村的乡土社会里作为一个成员的自我确证与他人认同，更是为了其自身的进一步创业而不断累积社会资本的必要投入。对缺乏社会资本的底层人民来说，已然形成的乡土社会网络几乎是他们唯一可动用的“社会资本”，理性驱使他们不会轻易放弃这一唾手可得的关系网络。

如今，孙村的年轻男子十有八九是离家出外从事“打金”业的，但与一般进厂打工的人不同，“打金”的孙村人其实随时都与村里保持各种渠道的密切联系。

首先是“打金”的日常业务联系。都会城镇不过是孙村“打金”业的卖场和客源所在，此外，其他所有的生产要素几乎都从孙村流出，每天五六部大客车穿梭于孙村与全国各大城市现象的背后，是源源不断的物流、人流、资金流、信息流。

其次是亲缘关系圈情感沟通。每逢孙村重大节庆如春节、清明节、中秋节、自家或者亲缘关系圈家庭的婚丧嫁娶寿庆满月，他们总是不惜时间及花费，不远千百里返乡或设宴或赴宴或二者兼有。如有“谢恩”或“拜忏”仪式举行13，也必特地回家虔诚跪拜跟香。这种貌似非理性的人情消费，实为一种生产性的开支，因为孙村“打金”人的业务往来及社会交往一直是以本土的熟人社会及亲缘关系圈为主，作为“打金”业中心的孙村是累积他们的社会资本的不二场域。

再者是成功取向的在地化。孙村既是“打金”人的家乡，也是他们在外创业的重要基地。与一般的经商人士不同，孙村“打金”人最为看重的是回到村里展示创业成功，他们赚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回家盖新房，所谓“方便别人称呼”，意思是新房矗立在村表明他任何时候都是孙村的一分子。有个年轻人不是先回孙村盖新房，而是先到莆田城里买了一套商品房，结果颇受非议，舆论压力之下还是于次年回孙村另择宅基地。今天，三至六层的新楼房已遍布孙村，在他们竞相夸富的背后，其实是对乡土社会的内向认同，此大不同于“外向型村庄”的行为逻辑。14

最后是对熟人社会成员身份的积极认同。孙村是沿海偏乡，既无族谱亦无祠堂，只有一座小规模的社庙永进社。自上世纪80年代“打金”业兴起之后，永进社供奉的主神杨公太师每年正月十一元宵（孙村一带，各村元宵日期不一）出游及农历四月二十六和九月二十六的神诞就日益热闹，杨公太师的灵力及主持社庙事务的乡老的号召力也随之看涨。原因是“打金”人越来越积极参与孙村的重大节庆，他们既看重本土神明的护佑，也想借机尽到他作为孙村人的职责。杨公太师元宵出游时，每家每户都会给“压岁钱”，初期是一二十元不等，如今已自发提升至上千元。神明的“压岁钱”其实就是孙村的公益基金，乡老将这笔钱用于社庙修缮、香火、节庆社庙筵席、神诞会演莆仙戏等。乡老往往在元宵期间提出本年度的一些公益项目（如铺路、修桥、办学、成立老人协会等）并提议大家赞助，大多认捐热烈。而神诞会演，“打金”人也必回家大摆宴席大宴宾客，说是“给神明做热闹”，其实与参与孙村公益一样，都是为了寻求熟人社会的身份认同。

施坚雅根据“中地系统”（central place system）研究中国乡村的市场体系，认为由于存在“距离成本”（distance costs），市集往往位于等边六角形中心。15如果从“中地系统”及“距离成本”的角度看，似乎很难理解偏于东南沿海一隅的“界外”孙村为什么会成为“打金”业各种生产要素的集结地与流转地，而处于更为核心地理位置的城市反而成了孙村的次级市场。但我们不能像经济地理学家那样单从“距离成本”的角度考虑问题。事实上，施坚雅本人并非经济地理学家而首先是一个人类学家，虽然其“中地系统”揭示的中国市场体系与经济地理学家建构的普遍模式相比并无不同之处。作为人类学家的施坚雅，他强调的是市场体系所具有的社会意义的重要性不亚于经济意义，空间经济体系也是一个社会文化体系。16如果既看到孙村是一个“打金”业各种生产要素的集结地与流转地，又看到它是一个特定的社会文化体系；既看到经济活动的“距离成本”，又看到经济活动的交易成本和生产要素成本；既看到各种生产要素集结与流转的过程，又看到各种社会及文化的要素的集结与流转以及经济与社会的相互嵌入，那么就可以理解孙村何以维持其在成千上万的“打金”者心中的中心地位。

费孝通先生曾经以“离土不离乡”来概括“苏南模式”，也曾以“离土又离乡”来概括“温州模式”。17在费先生那里，“离土不离乡”指的是苏南的乡镇企业，“离土又离乡”指的是温州数十万勇闯全国市场的小商品推销员。“土”指依赖土地的农业，“乡”指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家乡。孙村的“同乡同业”经济肯定是“离土”的，也肯定不是“离乡”的。但说它“不离乡”，又并非指其在地办乡镇企业。在此，似乎很难以费孝通先生意义上的“离土不离乡”或“离土又离乡”来概括孙村的“同乡同业”经济。如果一定需要借用费孝通先生“离土不离乡”的说法，则应该把“乡”的含义扩大，“乡”不仅是地理空间意义上的，同时也是社会空间意义上的，那么，孙村“离土”在外的“打金”人其实从来就没有脱离过社会空间意义上的“乡”。

且不说孙村“打金”人出于业务、亲缘情感沟通、社区身份认同的需要，积极地往返于城市与家乡之间。就是他们在都会城镇从业的过程中，他们也是紧紧依托家族网络、乡土社会网络形成经济活动的纽带，创造出有别于今天流行的市场经济的经济形态，这一经济形态就是社会网络与经济网络的相互嵌入。其经济活动不仅与乡土社会网络相互依托，更重要的是二者之间还相互激活，使传统、乡土、家族这些有可能被认为是过去式的遗存，在孙村所在的“界外”却呈现活态，其不仅渗透于人伦日用，还贯彻于经济民生。

五、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

中国乡村“空心化”指的是农村的劳动力、原材料、资金都被工业化城市化吸纳殆尽，农业凋敝，劳动力流失，农村的经济及社会皆已失去再生及可持续发展的能力。18乡村空心化之所以已成不可逆之势，其原因在于经济全球化的浪潮无可阻挡。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实质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全球及全国范围内对各类生产要素的重新整合和价格的“逐底竞争”（race to bottom），即全球化（globalization）和全国化（nationalization）。19经济全球化或者经济全国化必然带来“经济”与“社会”的彻底分离，在资本逐利的本性驱使下，任何一种生产要素都可能被抽离出它原先的在地背景，而得以在任何一个可以实现成本最低化和利润最大化的场所重新组合，形成“无心无肺”的经济怪胎。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一书中提出市场与社会的反向的“双重运动”，他认为市场社会正是由这样两种相互对立的运动组成的，一个是自由放任的资本主义不断扩展市场的运动，另一个则是由此而来的抵制经济“脱嵌”的保护性反向运动，使经济活动重新“嵌入”于总的社会关系之中。20我们已经习惯于对中国乡村空心化的判断，也习惯于将波兰尼在百年前的期待视为遥不可及的神话。可是，中国农村之辽阔、区域差异之巨大，远非“中国农村”四字可概括。在从温州、闽南到潮汕这一中国东南沿海的狭长区域里，存在着类似的乡土文化传承及“兼业”的谋生方式，这导致今天该地区的人群拥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经济活动形态，就是离乡离土的农民很少进入大工厂大企业打工，而且从内心里鄙视“打工”。他们毋宁是机动灵活的游击小分队，以核心家庭或者以亲缘关系圈作为经济活动单位，在全国乃至世界各地，生机勃勃地开展各类非正规经济的“同乡同业”经营。21孙村的“打金”业不过是这个盛行“同乡同业”经济的特殊区域里的一个典型。

“同乡同业”经济活动的生命力，体现了乡村空心化的反向运动。在乡村空心化的大潮之中，乡村的所有生产要素都是向城市流动的。从城市的视角看，乡村不过是廉价的劳动力及原材料的供应地。孙村的年轻人奔向城市“打金”，并不是作为廉价的劳动力被动卷入城市的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之中。对活跃的孙村“打金”业来说，全国范围内的都会城镇，倒是给“打金”业提供了另一种生产因素，即源源不断的顾客和市场空间。是孙村人依托本土的社会网络，慢慢在地集结“打金”业的各种生产要素，然后突入城市，对城市里的生产要素进行反组合。近三十年来，一拨又一拨的孙村年轻人出到城市“打金”，但孙村并没有因此空心化。相反，随着作为“同乡同业”经济的“打金”业的不断扩大，与“打金”业相关的生产要素得以更加活跃地在孙村所在的“界外”集结，其所发挥的“打金”业的枢纽中心的功能有增无减。由于孙村的“打金”业是深深嵌入于本土社会网络之中的，所以，在“打金”业发展的刺激下，社会资本也得以良性运转，民间社会更添活力。这也许就是卡尔·波兰尼期待的经济与社会发展的相互嵌入，这种“同乡同业”的经济形态也许可以称为有别于市场经济（market economy）的社会经济（social economy）。22

孙村位于“界外”，一个曾经的地理意义、社会意义和文化意义上的多重边缘地带；今天孙村的“打金”业，作为“同乡同业”经济和非正规经济的一种业态，在主流的、“现代”的资本主义经济的话语体系里，也一定是被视为不入流的、落后的、边缘化的经济形式。孙村似乎一直都难以从“界外”的角色中摆脱出来。不过，这些都无关紧要。紧要的是，在目前铜墙铁壁似的政治—经济结构中，大概只有从“界外”，从另类的经济实践中，方可获得突围的可能与机会。

【注释】

①莆田县县志编集委员会（编）：《莆田县志·清初莆田沿海截界始末》，1963年11月。

②姚中秋：《钱塘江以南中国：儒家式现代秩序——广东模式之文化解读》，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4期。

③还有强调方言影响社会构成的，如从事客家研究的人类学家孔迈隆（Myron Cohen）认为方言是中国社会结构的另一个变数，是构成群体的一个主要力量，许多特殊的社会活动方式都直接与方言之差异有关，如果不加以考虑，任何有关这一地区的社会组织研究均不算完整。参阅杨国枢、文崇一（主编）：《社会及行为科学研究的中国化》，台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学研究所1982年版，第302页。

④施坚雅：《中国农村的市场和社会结构》，史建云、徐秀丽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40页。

⑤黄宗智：《中国小农经济的过去和现在——舒尔茨理论的对错》，载《中国乡村研究》第6辑，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08年版。

⑥袁恩桢（主编）：《温州模式与富裕之路》，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87年版，第66、101～106页。

⑦黄宗智：《中国过去和现在的基本经济单位：家庭还是个人？》，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2年第1期；黄宗智：《中国的现代家庭：来自经济史和法律史的视角》，载《开放时代》2011年第5期。

⑧谭同学：《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

⑨郑莉：《东南亚华人的同乡同业传统——以马来西亚芙蓉坡兴化人为例》，载《开放时代》2014年第1期。

⑩傅衣凌：《论乡族势力对于中国封建经济的干涉——中国封建社会长期迟滞的一个探索》，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61年第3期。

11同注⑧。

12类似情况也见于湖南新化人的数码快印业，谭同学发现，“较之于其他经营者和技工，成功的经营经验和新技术在新化人的亲缘与地缘网络中传播速度极快、成本极低。这一优势弥补了他们文化水平低的不足，让他们在打字机修理行业内取得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参阅谭同学：《亲缘、地缘与市场的互嵌——社会经济视角下的新化数码快印业研究》。

13“谢恩”是以家族为单位酬神还愿答谢天恩，“拜忏”也是以家族为单位祭祀所有同宗先人亡灵。此两仪式极为隆重，一般需要两三个日夜铺陈科仪。关于“谢恩”，请参阅郑莉：《私人宗教仪式与社区关系——莆田东华“谢恩”仪式的田野考察》，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6期；吴重庆：《“后革命时代”的人、鬼、神——孙村：一个共时态社区》，载《新史学》第2卷（概念·文本·方法），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版。

14贺雪峰一直有“外向型村庄”之说，参阅仝志辉、贺雪峰：《村庄权力结构的三层分析——兼论选举后村级权力的合法性》，载《中国社会科学》2002年第1期。

15同注④，第21页。

16同上，第49页。

17参阅费孝通：《小城镇 大问题》，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费孝通：《小商品 大市场》，载《浙江学刊》1986年第3期。

18参阅吴重庆：《从熟人社会到“无主体熟人社会”》，载《读书》2011年第1期。

19“全国化”（nationalization）是我自创的一个概念，意思是指，在中国这样一个区域发展不平衡、资本活跃、幅员辽阔的大国，完全可能出现经济内殖民的现象，与经济“全球化”的逻辑并无二致。

20参阅卡尔·波兰尼：《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刘阳、冯钢译，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

21关于“非正规经济”，可参阅黄宗智：《中国被忽视的非正规经济：现实与理论》，载《开放时代》2009年第2期。

22关于“社会经济”，可参阅《社会经济在中国》（上、下），载《开放时代》2012年第1期、第2期；以及《开放时代》2012年第6期的“社会经济”专题。

第二篇：防止汽车核心技术空心化

防止汽车核心技术“空心化”应重视零部件

“技术落后成为制约本土零部件企业发展的关键。”这是最近由中国汽车工业协会在沪召开“中美汽车零部件产业经贸合作论坛”上，与会者关注的共同话题。他们认为，尽管中国整车企业有了长足的进步，中国已成为汽车制造和市场的大国，但从总的发展态势来看，还是有不少瓶颈和隐忧，无论是现状还是趋势都不容乐观。

从中国车市现状来看，零部件产业业已成为制约自主品牌整车发展的瓶颈。这就证实了“整车是否上得去，关键看零部件”这句老话。专家们指出，汽车零部件是整车业的基础，要想做强自主品牌（整车）首先要做强本土零部件。这个问题不解决，做强汽车业只是一句空话。而零部件厂家认为，问题的严峻就在于，当下不少本土零部件企业不仅难以跻身主流汽车的配套体系，连有些一线品牌的维修市场也较难进入。这种尴尬已经影响到自主品牌整车的品牌形象。面对严酷的市场竞争，业界认为，关键还是没有坚挺的本土零部件作支撑，在行业内话语权有限。

可以说，中国汽车业的真正痛点就在于此。历史的经验和现实的教训告诉我们，有些自主品牌整车之所以“技不如人”，关键是零部件拖了后腿，基础太弱。内行人都知道，整车业的落后并不仅仅是整车本身，主要还是零部件产业不给力。如果深入了解就不难找到中国本土汽车的硬伤出在哪里。有人尖锐地比喻道，中国本土零部件企业实际上成了汽车大国“孔雀的屁股”。

中汽协副秘书长董建平介绍说，现在不少企业在认识上还存在误区，只注重制造设备的引进或更新升级，仅仅满足于仿制，还远没有进入技术创新的层面。这样就很难达到与主流汽车（整车）配套的要求。多数零部件企业只能为低端自主品牌（整车）配套。同质水平的企业多，靠拼价格，在一个很小的盘子里抢豆子，形成同行的恶性竞争。而从不少零部件企业的业务构成来看，主要还是由外商提供零部件实物或图纸，实际上是属于代工性质。啃的是骨头，用汗珠子换市场。结果是，这样的产品还很难进入国内外一线整车配套体系，即便是出口，也只能进维修市场。事实上不少本土零部件企业连生存问题都没有解决，又谈何技术创新？不过，也应看到，近年来我国汽车市场的高速增长极大地拉动了零部件产业的发展，不少零部件企业也都有了一定的积累。专家建议，在国家政策大力鼓励“走出去”的背景下，给零部件企业的发展提供了“自由”的空间。有实力的零部件企业，要抓住世界经济还没有完全复苏的机会，以各种适合的方式（购买技术许可证、参股、控股、兼并），寻求企业合作，获得成熟技术，加速提高自己的水平，进入高端市场。从长远考虑，充分利用国外科技资源，全面地和外国独立研发机构、大学合作，通过长期战略合作，培养自己的人才队伍，逐步掌握核心技术，跟上世界先进技术的发展步伐。

毋容臵疑，未来零部件行业是继整车行业又一个“掘金”的行业。这是基于汽车真正的“含金量”在零部件的事实，是整车对于零部件依存度在加剧所致。为防止汽车核心技术“空心化”，从现在起，国家就要重视零部件产业。夯实基础，整车才有底气，走向汽车强国才不至于是一句空话。

第三篇：湖南永州农村住宅空心化调查

湖南永州农村住宅“空心化”调查 唐志军 王玉霞

“说村不是村，有院没有人。说地不是地，草有半人深”，就是“空心村”的真实写照。笔者在对湖南永州十几个村走访调查分析后发现，湖南永州的空心村具有其特点和形成的深层原因，深入剖析空心村的形成原因为提出直击要害的解决办法提供了依据。

笔者在湖南宁远县毛坪头村调查，了解到这个有300户村民的村庄从1995年以来新建农房达到了250间，而新建农房时对老屋进行改造或拆掉重建的却不到30％，村中目前废弃的老屋大约有70~80间，连同其间的路和公共活动区占地约80亩。土桥头村约有500户村民，从1995年以来共建了约400间新屋。由于该村靠山，故占用的良田或耕地数较之毛坪头村的少一些，但新屋同样大多数是环村往外扩张的，对于老屋的改造或重建亦不到30％，废弃老屋大约130间，占地约150亩。其他镇及临近县的村落也普遍存在“空心村”现象，而且“空心化”比例与前两个村的调查所得基本类似。笔者发现湖南永州的空心村现象有以下几个共同点：

第一，非县城郊区、非镇郊的村落存在“空心村”现象且比较严重，村庄越大，“空心化”程度越高，而且“空心化”有加速蔓延的趋势。

第二，县城郊区、镇郊的村落基本没有“空心村”现象存在。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的地区其“空心村”现象程度较低。村中交通越不便、排水排污越困难的村落其“空心化”程度越高。

第三，在建房选址上，由“风水”定位或向“交通沿线”靠拢，没有统一规划，村庄四周新房林立，内部宅基地大多空闲，造成大量的土地闲置、浪费。在新房建设上，突出地表现在空闲地单家独户建房。虽然房屋建筑面积仅有100多平方米，但前有道路，后有杂屋，侧有猪圈、厕所，四周还要留出空隙、通道。在部分乡村，一般人家连同房子占地面积都有200多平方米，有的甚至超过800平方米。

第四，政府对“空心村”现象的重视与否对于空心村的程度和防治至关重要，一些县或镇如果对“空心村”现象有了觉察并采取了治理措施，这些区域的“空心村”现象及程度就大为降低。

对于“空心村”现象产生的原因，已有学者提出了一些分析，如封建迷信思想严重，农民认为宅基地可以自由支配，公用设施缺乏，村镇规划不完善，审批制度不健全等等问题，而实际上，空心村的形成有更深层次的原因。

农民在建造新屋时，会比较各种选择下的成本与收益，如果把房建在临近公路、交通便利、排水排污好、遮挡少（在农民眼里，视野开阔是风水好的一种条件）的农田里的收益大于改造旧房或把房建造在村中时，他们就会选择建在农田里，而置老屋废弃不理，当多数农民都这样选择时，也就造成了“空心村”的出现。决定农民选择的成本与收益的深层次原因是土地的收益太低，也就是占用土地建房的机会成本太低，而造成土地收益低的原因则来自以下约束：

首先，我国现行的土地制度是农村土地归集体所有，农户只有承包经营权，没有所有权，土地不能自由转让，也没有自由使用权。正是由于土地（耕地）的非自由转让，导致了土地的价值（价格）低廉。相对于农村土地而言，城郊或镇

郊的土地可转让机会更大，使用上的多样性程度更高，因而其价格远较农村土地价格高。在城郊或镇郊农民使用耕地建房而置旧屋废弃不用的机会成本较之偏远农村高，从而农民会选择拆掉旧宅并在旧宅基地上重建新房，而不是占用耕地建房，这也就解释了前面调查中的发现——城郊或镇郊农村中的“空心化”程度很低。因而，正是土地的非自由转让和使用上的受限导致了土地价格的低下，进而使得占用耕地而非改造老旧房屋的机会成本大为降低，“空心村”得以出现。

其次，城乡分割的二元制度使得农村土地价值贬损。我国现有的城市制度与农村制度是分割的，主要体现于“户口”制度和各种社保制度上。进城农民工虽然为城市建设做出了很大贡献，却不能享受“户口”带来的种种便利和保障。年轻的农民工能在城市立足，农村的土地对于他们来说就不再那么重要，但现行的城乡二元分割制度并不能给他们安身立命的保护或保障，他们无法成为永久的城市市民。同时由于他们不能享有土地自由转让所带来的收益，获得货币以在城市进行投资或购置住宅，所以他们只能返乡购置或新建房屋。返乡建房时，他们宁愿把房建在交通便利、环境相对较好、排污排水方便靠近公路的耕地上，以求便利、炫耀、阔气和“好风水”，而不愿对村中的旧宅进行改建。

再次，农业产业化程度不高导致农地产出低、经营农业收入少，也使得占用耕地建房的成本低下，导致“空心村”的蔓延。这就是说，一个地区如果农业产业化程度较高，经营农地和农业的收益高，那么该地区农村“空心化”程度相应就会较低，而这与调查结果是相一致的。

“农村工作两台戏，计划生育宅基地”，在农村走访，村干部说的最多的就是这句话，这不仅反映了农村干部的工作已从原来的“征粮讨账管绝育”转变到了管理宅基地上，更说明了农村宅基地管理工作的难度。如何让“空心村”实起

来，保护现有耕地资源，提高土地利用率，已成为整治空心村的新课题。对“空心村”进行全面整治，是一个长期而复杂的社会工程，必须做好以下工作：

改革目前的土地流转制度和城乡二元分割制度，从根本上扭转土地价值被人为抑制，减少土地流转中的“寻租腐败”和价值消散，还原土地的真实价值，使土地价格真正反映建房占用地的真实成本。利用市场机制，加强对农业的产业化引导和改造。充分尊重农民的意愿，加大对农村的投入和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变农村交通不便、排污排水困难、卫生环境差的状况。减少“风水”等思想在住宅建设中的影响，同时加大对土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加强审批，严格执法，制止农村违法建筑。因地制宜开发改造旧宅基地。对经济基础较好的村，可实行整村改造，将村庄圈定在一定范围内，按照统一设计、统一规划、统一施工、统一标准的原则，建设农村住宅楼，使农民居住方式逐步由庭院式向多层公寓式楼房发展。对于经济欠发达的村庄或自然村可以实行规模搬迁、小庄向大村集中，并鼓励村民在建房时或修建学校、老年活动室等公益事业，利用村内的旧宅基地，逐步把旧村变新村。实行有偿使用。在不违背《宪法》、《土地法》和不增加农民负担的前提下，按照每户只能有一处标准住宅的原则，对宅基地实行“有偿使用，按宅收费，以质论价，多占多交”。然后再以补偿金的形式返还给农户，让少占的得到补偿，多占的出钱，利用经济手段进行调节，以遏制农村宅基地不断扩大的趋势。

第四篇：湖南省农村空心化调研报告

湖南省农村空心化调研报告-----以永州市零陵区农村为例

前言

经济的增长，社会的进步，科技的发展，浮现在眼前的尽是累累的硕果，成功的喜悦与不凡的成就。但是令我们担忧的事情依然应有尽有，例如农村空心化等问题，引人深思，让人感慨，湖南省的农村空心化格外显眼。

社会背景：改革开放以来，党中央对农村与城镇相继进行改革，尤其对农村土地经营模式的改革，农村土地经营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经济体制的改革，实行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经济制度，在分配制度上，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在管理体制上，实行政企分开，简放政权，自主经营，自负盈亏。最为关键的是实行对外开放，提高对外开放水平和逐步扩宽对外开放领域，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生产的自主性与自由积极性，为经济的发展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创造了条件，为农村城镇化的发展铺平了道路。这些看似与农村空心化不相关的改革，无形之中为农村空心化埋下了伏笔，提供了条件。

1997年以来，中国抛弃了束缚经济发展的计划经济体制，实行为人谋利，促进经济又好又快发展的市场经济体制。这一创举不仅使中国经济有了飞一般的发展，而且活跃了农村经济。使老百姓的生产与销售的路径有了质的飞跃。在一定程度上调动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使老百姓告别了有钱买不到东西，有东西不能卖的日子，尤其菜篮子工程的建设丰富了人们的生活，改善了农民的消费。近十年来，中国共产党中央加强了对农村的改革，实行免农业税，对农民农业生产进行补助，重点关注三农问题，改善民生，兴修水利，方便了农民的生产，使农民增收增产。不仅提高了农民的收入水平，也使农民的生活有了保障。达温饱，奔小康，朝着共同富裕的目标前进。九年义务教育法的颁布，使农家子弟接受教育的权利有了制度保障，促进了农村教育的发展，减少了农家子弟接受教育的经济负担，提高了农村子弟的科学文化水平与思想道德修养。社会主义荣辱观的传播，雷锋精神文明的传达，极大地促进了农村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建设。基层民主自治的实行，人民当家作主的愿望得以实现，农民的政治权利有了制度保障。家电下乡等各种下乡活动的出现，各种娱乐文化设施在农村的建立，养老保险等各种社会保障制度的出台等等。这些便民惠民政策提高了农民的生活水平，改善了农民的生活生产条件，推动了农民朝着更好更高的目标前进。人往高处走，水往低处流预示着农村空心化的出现。农民告别故土，提着行李，离开自己的老家。出去奋斗，出去打拼，出去闯荡。于是农村的土地将会荒芜，房屋遭受遗弃，人口减少，出现空心化。

地理原因：任何事物的出现都有其必然条件与偶然条件，湖南省的空心化也不例外。作为永州人，我不可能走遍走湖南省的每个村村落落，只能走访自己住的村庄及附近的村庄。虽然所见所闻所感不能代表整个湖南省，但我相信它能够体现出湖南省农村空心化的趋势。通过走访与调查了两个村庄，我们小组总结出了湖南省出现农村空心化的主要原因。其一：独特的地理位置 湖南省位于中国的中部经济地带，北邻武汉经济圈，南靠珠三角，西与成渝经济圈相望，东与长三角相连，腹部包有长株潭经济圈。纵贯东西南北的铁路经过于此，长江水运同样发达，正是这种便利便利的交通促进了湖南省经济与外界的联系，也为湖南省经济的发展创造了条件，提供了机遇。周边地区经济发达，工厂林立，就业岗位众多，生活生产条件优越，拉动着湖南省的农民外出务工，发展生产。农村人口大量减少，甚至有些地区出现了青壮年人口短缺的问题。其二：特殊的自然条件，湖南省地处亚热带，为亚热带季风气候，夏季高温多雨，冬季温暖湿润，雨热同期，极有利于喜温喜湿作物的生长，但对农作物也有毁灭性影响。天有不测风云，夏季风过强过猛，洪涝灾害频发，相反，夏季风势力弱，伏旱严重，同样有可能面对绝收的境遇，蝗灾鼠灾等生物灾害也常有发生。最令人头疼的是，湖南省大多数为丘陵地带，人多地少，人地矛盾尖锐。近十年来，人口快速增长，更是加剧了人地矛盾。耕地不足再加上一系列的自然灾害为农业的发展增添了许多麻烦，不少农民不得不抛家弃地，另寻生计，养家糊口。其三：开放的思想，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户籍制度的改革，以及交流的深入、教育的发展，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农民的思维方式，开阔了他们的视野，解放了思想，逐步改变了安土重迁的思想观念，使用先进的生产技术，外出打工，使得收入倍增，使差距拉大，外出人口越来越多，从而导致空心化的出现。

社会原因：

1.城乡二元体制是农村“空心化”形成的根本原因。1958年以来，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将农民权益绑缚在农村集体土地上，限制农村人口向城市自由流动，因而农村庞大的人口基数带来相映巨大的宅基地数量。随着工业化、城镇化和社会就业结构的变化，大量青壮年向城镇转移，但城镇化滞后于非农化需求，现行的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和社会保障体系，难以在根本上给进城的农民以必要的生存保障，因而守住农村旧宅基地成为理性选择。随着农民非农就业与户籍迁移的政策放宽后，农民进城务工相对容易，但难以筹集到在城定居的资金，导致农村劳动力多以短期方式流动，造成宅基地“季节性”闲置，同时，在法律上农村房屋禁止自由买卖，宅基地依法退出机制缺失，导致有的农民即使在城镇安居乐业，农村中的旧宅基地也得长期闲置。因此，着眼统筹城乡发展，研究解决保障农民权益，促进农村集体土地流转置换，实现城乡土地一体化配置，成为推进“空心村”整治与新农村建设急需解决的产权制度问题。

2.我国现行农村土地制度不完备。其表现是：宅基地所有权制度，是农村土地产权的重要内容，宅基地属于农村集体组织所有，户主拥有宅基地的使用权，但仍存在所有权主体不明的问题，宅基地的无偿使用，降低了农民建新宅的“门槛”，易造成宅基地的超标多占和一户多宅的局面；在对闲置宅基地的处理上，日前仍没有统一的制度，宅基地整理无人管、无钱管，农村宅基地流转市场无法形成，客观上为村民旧宅占而不用提供了借口。

3.原有农村规划与现代高效农业发展的不适应。由于市场繁荣和高效农业的发展，大多数农户购买了拖拉机等现代农机和运输工具。由于以前村庄规划先天不足，村道狭窄且不通畅，致使车辆出入困难，这些农户们不愿再在村内盖新房。而且一些农户不愿意费力气拆旧建新，增添麻烦。这就使得许多农户宁在村庄外围建房，导致了村庄面积的异常膨胀。

4.法律的执行力度不够。土地管理法规对农村建房用地的处罚规定是：责令退还非法占用的土地，限期拆除或没收在违法占用的土地上新建的建筑物和其他设施，并处以罚款。拆除违法建筑制止违法用地具有强大的威慑力，但真正执行起来却相当困难。现在农民盖房几天就可以封顶，土地管理部门对其违法行为下达停工通知书，等走完程序，将其移交法院强制执行时，房子早已盖好了，人也住进去了，一旦拆除，便会激化矛盾。

5.调控手段的乏力。由于广大农村建房实行“先建新房，后拆旧房”的原则，即使一些农户在建起新房之后不再拆除旧房，也无人监督管理。而且，由于土地产权不明晰，对空置户缺乏相应的对策，放任农村隐性宅基地市场的自由发展。

具体原因：炎炎烈日阻挡不了我们小组走访的脚步，崎岖漫长的山路侵蚀不了我们小组走访的决心，劳累困惑打消不了我们小组调查的念头。小组成员马不停蹄地赶往村里的各户人家，走访的对象有中老年人，也有青壮年，包括不少小孩。首先采访了村里面的老人家，老人家告诉我们为什么离开村里而外出。近年来经济的发展，物价水平上涨，特别是房价。而农产品价格上涨的幅度虽然很大，但绝对数额比较少。高额的消费费用与支出，在家耕地生产得到的收入难以维持生计，再加上耕种的面积小，技术落后，产量低，因此很多农民被迫外出务工或经商。一位老太太打断了我们的话语，她说出了自己的心声。农村医疗卫生水平低，社会保障制度不健全，自己老了，也没什么经济来源，自己孩子在外，没时间照顾自己，人上了年纪，体弱多病，所以离开家乡，到了城市，跟着儿子过日子。我们把话筒对准了一个青年小伙子，他告诉我们许多青年人外出的缘由。在农村里，左邻右舍挨在一起，常常因为宅基地或者一些小事闹矛盾，产生隔阂。不少人离开村庄，疏散开来，减少矛盾和纠纷。另一位小伙子补充道，外面世界很精彩，就业机会多，生活环境好，趁着自己年轻，出去溜达一下，见下世面。接着一位小孩笑着说，村小学老师教书教的不好，有没什么吃的，玩的，同龄人又少，一点都不好，城市里面吃得好，睡的香，还有各种好玩的，可好啦。我们接连走访了两个村庄，不同的人都有着相似的回答。大概两点，第一：农村各种条件差，收入低。第二：城市里发展潜力大。

现状：就我们小组走访的两个村庄来看，大量耕地荒芜，农田水利设施失修，人烟稀少，大多数原有房屋废弃，商店，诊所等公共设施几乎为零。人口结构不平衡大多数为老人妇女儿童，这些人被称为留守老人，留守妇女，留守儿童。原野上，庄稼地里，道路上基本上看不见什么人，一片荒凉的景象。

解决措施：首先找到农村空心化的症结所在，农村生产条件差，生活水平低，城乡居民收入差距大。贯彻落实党中央的惠农政策，兴修水利，完善农村医疗卫生等社会保障制度，重点关注民生，解决好三农问题，加强对农村教育的投入，提高农民科学文化修养和生产技术水平，解决好农民生产培训工作，提高农产品产量，稳定物价，适度提高农产品价格。面对种种三农问题，不能喊空口号，而要做到务实。例如在农村兴修水利，但很多地方并没有实施，一些村高级干部中饱私囊，欺上瞒下，把政府剥下来的款项装进了自己的口袋，什么事都没干，一些或许还将一点良心，稍微修一下就行了，即使干了实事，也有很多是豆腐渣工程，并没有起到应有的作用。对于这样的贪污腐败行为，应严厉惩处，从源头抓起，防范于未然。要求各级领导做到廉政，勤政爱民，真情实意的为民办事，而不是喊为人民服务的口号。面对小规模的生产经营与管理收入不高，老百姓不愿意干的问题。应该鼓励农民扩大生产规模，提高效率，增加对农民生产的补助，走集约化机械化道路。一些梯田面积狭小，不宜耕种，实行小田改大田。另一些土壤肥力不够，多施农家肥，改善土壤，已达到增产增收。面对高产低收入的问题理应提高农产品的价格，提高农民生产的积极性，继续实行免农业税，减少农民负担，各级政府要员增加对农民的关心与关爱，让农民吃得好，住的安心，生活的更美好。

结语：通过走访与调查，作为大学生的我们真正体会到了农民的困难，农民的生活状况与农民的愿望心声，更坚定了我们勤学奋进，吃苦在前，享受在后的决心。此次实践虽然简单而短暂，但收获颇多，感受颇深。回忆起来，真的让人感伤流泪，当今农民生活艰苦，环境恶劣。湖南省的经济发展还算过得去，农民的状况尚且如此，西北地区或者那些偏远山区的农民的遭遇可想而知了。作为学子，我们现在无力帮助农民摆脱贫困，杜绝农村空心化的出现，但是我们如果现在做好我们该做的每一件事，金浩应尽的义务，那么我们也在为建设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做贡献，也在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出力。

第五篇：农村“空心化”形成原因及其对策探讨

农村“空心化”形成原因及其对策探讨

摘要：20世纪90年代以来，由于非农化的推进，农村的产业结构发生了变化，在当时的二元社会体制下，空心村的产生有了可能。在经济，自然，社会文化以及制度与管理等因素的影响下，农村“空心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范围越来越广，对农村的发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本文将针对我国农村“空心化”这一现象，分析其形成原因及其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影响，并提出一些解决对策。

关键词：农村“空心化”；形成原因；影响；对策引言

空心村是在我国特有的城镇化过程中发生的，它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经济过程在村庄的物质形态中的表现。对于农村“空心化”，国内外学术界尚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明确的定义。程连生、冯文勇等,把相对成新原则、功能转换原则、绝对抛弃原则、人口锐减原则作为界定空心化聚落的4个条件集,将空心化聚落定义为“居住在农村的住户,在空间欲望驱使下逐渐向周边新扩带迁居,导致原聚落成新度下降、非居住房屋增加、废墟面积扩大、人口密度锐减,并与新扩带形成强烈反差的一种聚落形态。由原来成新度相对均质的聚落,发展为新旧二元结构的空心化聚落的过程”。这一概念完整而准确地概括了农村空心化的特征。

经济意义上的“空心村”和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村”相互交织的“空心化”的出现制约了农业，农村的可持续发展。大批农民工的进城, 而且都是文化素质相对较高的青壮年劳力, 剩下的则基本都是老弱病残和妇女儿童, 这是一种经济意义上的“空心”;而受前者的影响，地理意义上的“空心村”出现，它具有以下特点：随着距离村庄地理空间距离的加大，农庄的质量水平呈现递增状态，村庄的人均占地呈现递减状态，村庄的人口密度呈现递减状态，家庭规模向小型化转变。

本文将以空心村为研究对象，探讨其形成机制，以及对我国农村发展的影响，并基于此，提出一些解决对策。

2农村“空心化”现状及其形成原因分析

2.1当前的现状

统计发现，在胡焕庸线东南半壁43%的土地上集中了全国约90%的村庄和耕地。农村“空心化”与新房扩建占地相伴而生，造成了大量耕地被占用及土地资源的闲置浪费，成为城市化和城乡土地利用配置和统筹城乡协调发展的障碍。据了解,“空心村”的空心,少在0.0671

hm2左右,多在0.200 hm2以上,一个中等乡镇约有300来个自然村,平均一个自然村以0.133 hm2计算,一个乡镇就有40 hm2以上的土地被废弃。调查显示，山东临朐县2001 年出现了80多个“空心村”, 河北石家庄在2002 年6 月前有201个“空心村” ,到2003 年5 月,河南省临颍县326个行政村已有三分之一形成“空心村”。

随着人们对住房要求的提高，人们的住房投资比重增大。农户逐渐向周边地带如耕地上迁居，一旦有一户人在耕地上建房，就会产生连锁反应，这种占地具有放大效应。原来的大量耕地遭到破坏，人地矛盾加剧。

2.2空心村形成的原因

2.2.1 农村经济的发展

随着农民工进城务工，农业的发展，国家一系列支农惠农政策的出台，农民的经济经济水平有了很大提高。大量条件好的农户已经具有了更新其住宅的能力。城市吸引了许多农民进城来工作，却无法给予他们更多的生活保障，进城的农民无力在城市购买住房，只能在农村置地建房。

农村“主干”家庭向“核心”家庭的快速变迁, 加剧了分家立户及其建房高潮的到来。原有旧住宅环境较差、面积偏小等固有缺陷, 促使农户住房投资区位的明显改变[ , 从而使旧宅基地的废弃或闲置成为可能。而交通线的一侧或两侧，土地利用空间更为广阔的村外成为建新宅的首选。

2.2.2农民对住宅的要求更高

旧有的聚落形态特征是住宅建设布局无序,宅基地缺乏统一规划,邻里间隔小,房屋采光、通风效果差,且每户的住宅面积也很小,加上道路狭窄,排水排污能力差等多种因素互相交织,使人们在选择宅基地时不会对旧宅基地产生偏好。而迁居地的自然条件如地势，地貌，河流等人居环境更为理想，住宅用地的扩展空间大，农户建房的随意性和自主性更强，这样新宅会更宽敞，舒适。随着收入的增加,农民对住房环境、条件等提出了更高要求,废弃旧宅基地建新居成为可能。

2.2.3农户主体观念狭隘

受传统消费观念的支配,随着农民收入的提高,农民对建房的需求越来越大,建房欲望的扩张必然导致村子向外围扩张。同时中国人又极富虚荣、攀比之心。因而大家都想往村子外围和马路边上建房,用房子来挣面子。这种攀比、虚荣之心也促使农民向外围建房。最后,中国农民建房选址受封建迷信思想的影响特别重。很多人选址不是按照村里规划来,而

是请“风水先生”看风水,抢龙头宝地。而已建新宅的区位又潜在的影响了农户对宅基地的选

择。一些素质较低的农民珍惜土地和法律观念淡薄，于是大批农户相继搬到村外，宅基地占地面积迅速扩展。

农业作为弱质产业已经不能给农民带来高收益，新宅建成后，许多农民依然选择外出务工，形成产业空心化——人口空心化——居住空间空心化——产业空心化的恶性循环。

2.2.4制度不完善，规划管理滞后

根据《土地管理法》“一户只能拥有一块宅基地”的规定, 农户新批宅基地必须用旧宅基地来置换, 房产归房主所有, 限期在一定时期内拆除旧房。但是了解并遵守这些规定的农民并不多，并且没有严格的相应惩罚措施。我国目前比较成体系的土地使用制度只适用于国有土地，对农村的使用制度至今无实际可行的法律法规。宅基地的无偿无期使用是农民滋生超标抢占宅基地的根本原因所在。宅基地管理，耕地保护的正常实施所依靠的村镇土地利用规划，建设发展规划也普遍缺失，或是科学性，可操作性不强。

3.农村“空心化”的影响

3.1 土地资源严重浪费

我国耕地资源人均数量少,而且质量不高。村落空心化是与居住用地的扩展相伴而生的,这就造成了土地资源的双重浪费。我国人均耕地面积仅1.59亩,相当于世界人均耕地3.75亩的0.43 ,我国人口却以每年1500万的速度猛增,同时又存在着土地荒漠化、土壤退化、地力下降、农业环境污染、土地后备资源不足等等严重的生态问题。

由于空心村是一种核心和边缘的空间分异现象，空宅地，废弃地大多位于村中央，这对以后的村庄改造以及退耕还田造成一定的困难。

3.2 稳定的人居关系遭到破坏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村聚落较为稳定和协调。住宅空心化不仅会影响和改变着农户间睦邻友好的关系和农村的干群关系，而且会破坏当地的生态环境，旧宅更显区位差，内部出现萧条景象，交通更加不便。旧村的养老问题，改造问题，以及贫困农户的生产生活问题将会更加突出，农村的不安定性因素增多。随着住宅用地的扩张，势必加剧农村人地矛盾。

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众多的国家,农民和农村问题始终是社会稳定和发展的关键,社会现代化的难点在农村,农民富裕、农村振兴是城乡协调发展的出发点和立足点。“空心村”继续蔓延将导致农村居住环境持续恶化,随着土地资源的日益紧张,势必造成这些闲置土地升值,由此引发家族内或家族间的矛盾,既不利于农村的繁荣,又威胁到整个国家的长治久安。

3.3农村经济的发展受到制约

住房投资比重大,生产性投资不足, 影响农民生活质量的提高。许多农民把所有积蓄都

投到房子上了, 导致整体生活质量低。同时, 用于住房的投资多了, 用于其他生产性投资的资金自然就少了, 这影响到农村扩大再生产能力, 并在一定程度上制约了农村经济的进一步发展，无法带来农村经济真正的繁荣。

随着大量劳动力外出务工,农村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空心村”,人才短缺、资金流失、土地抛荒、组织涣散等问题趋于严重,阻碍了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村稳定。

社会现代化必须是人的现代化，新农村建设也必须具备与之相适应的“新”农民。随着大量素质较高的农民外出务工，目前农民的素质与“新”相去甚远，这不能不说是农村可持续发展的远忧。

4.农村“空心化”的解决对策

4.1对空心村进行改造

农村“空心化”问题与国家粮食安全，新农村建设等一系列关系国计民生战略紧密联系在一起，扎实推进我国空心化村庄整治势在必行。

顺应村庄演变规律，坚持可持续发展空心村，改善村内的卫生条件和空气质量，交通条件，优化村内居住环境。在旧村建一些娱乐设施，公共设施，作为村民休闲娱乐的场所，因地制宜最大程度的利用现有宅基地。

鉴于空心村改造过程中资金严重缺乏的问题，借鉴城市经营理念进行“村庄经营”，即对村庄资源的使用权，经营权等权益进行市场化运作，为“空心化”改造筹措资金。

4.2制定和落实相关的法律法规

2004 年国土资源部出台了《关于加强农村宅基地管理的意见》, 对如何促进农村土地集约利用, 提出了一些可操作、实用的措施;《国务院关于深化改革严格土地管理的决定》也对宅基地的集约利用提出了要求, 宅基地的集约利用受到极大的关注, 要实现村庄建设用地的集约利用, “空心村”改造势在必行。

制定10年发展规划目标,实施目标管理考核和跟踪制度。修订完善的农村宅基地管理规章制度,在政策法规方面为解决多占、超占、强占宅基地问题提供可操作的政策法规依据。减少农民对宅基地需要的压力,以“统一规划、统一政策、统一拆迁、统一建设”为主要手段,通过行政、法律、经济途径管理农村建房,开展宅基地整理,向旧村要地。促使宅基地使用有偿有限化，同时培育宅基地转让市场，针对新占宅基地实行征税，提高土地使用的边际成本。

4.3大力促进农村城镇化和集镇城市化,统筹城乡就业

现在,随着经济的发展,城市允许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进入,但与此同时,也带来了许多城市问题一时难以解决。同时让大量的农民同时进入城市，城市无法承担如此巨大的压力。

因此,统筹城乡就业至关重要。

一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资源管理制度.实现城乡就业的统筹规划和调控管理,实现城乡劳动者的平等就业;二是建立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和就业服务体系,为城乡劳动者就业再就业提供良好服务。建立城乡统一的职业技能培训体系,提高城乡劳动者素质和就业竞争能力;三是建立城乡统一的用工管理制度。切实维护城乡劳动者的合法权益加快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妥善解决城乡劳动者的社会保障问题；四是因地制宜发展农村经济，利用农村现有资源发展特色农业，促进农村乡镇企业的发展，合理开发旅游资源等，倡导农民工就近就业。

4.4加强对农村建房的技术支持

空心村的形态特征非常直观，但其发展机理，动力及过程却十分复杂，亟需理论创新和科技支撑。在城乡转型发展过程中，如何推进乡村聚落由“生活”功能向“生活，生产，生态”的多功能转变是需要解决的问题。

全面开展农村用地规划应首先进行在村组一级基础上的乡村土地利用规划。确定基本农田保护区，建设用地的地域范围和边界红线。规划引导建房朝向一致化，房屋间距最小化，既有利于村庄公共设施的配套建设，提高村内居住环境质量，又可最大程度地利用现有宅基地。

充分考虑不同区域现状,结合当地地形地貌和风土人情,体现“以人为本,统筹发展”的理念,坚持集约用地要求,强化农民居住质量,鼓励开发兴建农户多层住宅小区。同时,在新一轮土地利用总体规划修编中,细化建新拆旧规模、用地布局,划定耕地保护“红线”,约束和控制村庄外延,道路、通讯、电网改造和环境保护等分项规划要与村庄规划修编同时展开、同期实施,规划要注意区分类别和有一定的超前性。

4.5加强宣传力度

利用各种宣传手段和工具,加大对科学文明的宣传力度,减少“风水”等思想在住宅建设中的影响,淡化农民在建房上攀比，跟风的观念。同时加大对土地保护的法律法规宣传力度,力争做到家喻户晓。提高农民的生态意识和对国土资源的隐患意识，引导农民合理分配生产性投资资金和消费资金，促进农村经济健康，长足发展。

统一了标准, 排除了不平等、不公正、不透明的建房占地, 从根本上消除纠纷和矛盾,改善邻里关系和干群关系

5.小结

根据国土资源部2003 年3 月发布的《全国土地开发整理规划》可知, 全国土地开发

整理补充耕地的总潜力为1340 万公顷(20100 万亩), 其中全国土地整理补充耕地潜力约600 万公顷(9000 万亩),占补充耕地总潜力的45 %。通过对现有农村居民点逐步实施迁村并点、治理“空心村”、退宅还田等整理措施, 可以增加有效耕地约286.67 万公顷(4300 万亩),约占土地整理补充耕地潜力的48 %。我国耕地补充潜力巨大，尽管如此，我国人口基数大，人口机械增长快，人地矛盾突出，为保住我国耕地的18亿亩红线，促进农村经济又好又快发展，对于农村“空心化”这样浪费土地严重的影响农村长足发展的现象，应该尽快予以整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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