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世界反恐形势及其影响

第一篇：当前世界反恐形势及其影响

当前世界反恐斗争形势及其影响

俄罗斯客机坠毁、法国枪击爆炸事件、IS杀害中国人质等新闻，指出恐怖袭击就在我们身边，反恐问题已成为当下最为热点的问题。

就何为“恐怖主义”作出了详细解释，指出“伊斯兰国”已成全球性恐怖威胁，并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进行了分析，介绍了当前一些国家面对恐怖势力的主要做法，从而提出当前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日趋严峻的事实。

分析了我国的反恐措施，并就如何应对恐怖事件进行了详细介绍，强调我们要不断提高反恐意识。

一、近期恐怖袭击呈现的新特点

法国巴黎恐怖袭击突出表现的当前国际恐怖活动的新动向，恐袭也反映出法国防恐、反恐的薄弱环节。

加拿大、澳大利亚恐怖袭击打破两国寂静的安全氛围，尤其是澳大利亚人质事件，表现出澳反恐力量专业化能力的不足。

发达国家恐怖事件曝露出的深层次问题。

二、“伊斯兰国”的发展演变

2003年美国发动第二次海湾战争，推翻萨达姆政权，“打出”上百支反美武装，扎卡维领导的“统一圣战”组织就是其中之一。

被称为“基地”三号人物的扎卡维生于约旦，2004年6月16日被美国列为与本·拉登同等危险的人物。2006年6月7日被空袭炸死。

投靠“基地”组织，建立伊拉克“基地”分支，历经“舒拉委员会”、“伊拉克伊斯兰国”等名称的变化。

与“基地”组织断绝关系，建立“伊拉克和黎凡特伊斯兰国”组织，最终宣布建立“伊斯兰国”组织。

三、“伊斯兰国”迅速崛起原因分析

“伊斯兰国”的发展蔓延与中东地区的政治生态及国际大环境息息相关。一是长期以来中东地区的宗教化与世俗化、专制与民主、逊尼派与什叶派的矛盾冲突始终未得到缓解。

二是家族统治和腐败问题严重，贫富差距日趋突出，失业率居高不下，一旦出现动荡，就导致局势失控。

三是大国在中东地区的干预和博弈，特别是美等西方国家在中东“植入式民主”的结果。

四、“伊斯兰国”已成全球性恐怖威胁

（一）“伊斯兰国”已成为吸引全球 恐怖分子的“磁石”。

据不完全统计，迄今已有80多个地区和国家的13000人加入“伊斯兰国”组织。其中中国藉人达100名左右。

英国、澳大利亚因返国或要出国加入“伊斯兰国”的人员可能制造恐怖袭击事件而提高恐怖预警级别。

其他国家也不断发现与“伊斯兰国”有联系的极端分子从事恐怖袭击的图谋。

（二）“伊斯兰国”分支组织已经出现，其他一些恐怖组织纷纷宣布效忠“伊斯兰国”及其头目巴格达迪。

印尼返国人员建立“伊斯兰国”分支组织，“伊斯兰祈祷团”精神领袖和“唯一真主游击队”创建人巴希尔宣布支持“伊斯兰国”。

摩洛哥、尼日利亚、菲律宾、巴基斯坦和阿尔及利亚等国的恐怖组织表态效忠“伊斯兰国”。

五、美国等应对“伊斯兰国”措施不力

美国已拉起近60个国家参与打击“伊斯兰国”的国际联盟，英、法等国家和欧盟、北约以及阿盟等地区组织均在其中，但问题与分岐仍存。

当前国际社会采取的应对“伊斯兰国”的措施有限，如阻止相关人员出入境。包括美国在内，迄今联盟中没有一个国家愿意单独出动地面部队与“伊斯兰国”面对面作战。

在叙利亚问题上存在分歧。阿拉伯国家与伊朗矛盾不解。

六、国际恐怖主义的发展态势分析

（一）国际恐怖主义发展的多元化趋势： 一是国别形态的恐怖组织。此类恐怖组织虽然在活动方式与范围上仍是跨国性的，但袭击目标与对象主要锁定在一个国家；

二是区域形态的恐怖组织。此类恐怖组织虽与其他恐怖组织保持密切联系，但主要袭击目标与对象是在一个地区的数个国家；

三是全球性的恐怖组织。此类恐怖组织无论是在活动范围上，还是发动恐怖袭击的能力上，以及袭击的目标与对象上，都是全球性的。

（二）国际恐怖组织的结构上呈现多元化

状态：分散化、网络化、扁平化；传统组织化；意识形态化等特征。

（三）恐怖活动方式手法的多元化形态

“独狼式”与一定规模的恐袭；单个目标与多个目标的恐袭；就地取材与武器泛滥；本土化与国际化恐怖活动相互呼应。

（四）因特网已成为恐怖分子所利用的重要工具。因特网上各类涉恐网站众多，包括一些打着宗教旗号的极端主义网络。这些网络不仅宣扬极端主义思想，而且教授进行恐怖活动的方式与方法。

一是因特网成为恐怖组织招募人员、策划袭击的场所。二是通过网上恐怖学校培训“独狼”式个体恐怖分子。三是未来因特网也有可能成为恐怖袭击的目标。

七、当前一些国家反恐的主要做法

（一）制订全面的反恐战略，整合资源形成“合力”：

“9·11”后，美、英、德等国出台系列反恐、防恐国家安全战略，形成一整套反恐战略框架。

一是加强军、警、特等部门间合作，逐步实现情报信息及时共享，如德情报机构和警方可共用反恐数据库。

二是多方合作，重在防范。英要求政府与私营部门、地方和其他社团共同加强对重要基础设施，以及人员密集场所的保护。研制抗爆材料、交通工具防炸弹袭击的物理保护措施。

三是抵制恐怖思想渗透。英、美支持社区、社团和机构（如清真寺、大学和监狱等）抵制极端主义组织的思想渗透和招募活动。

（二）加强反恐立法，确保反恐战略的有效实施：

出台专门的反恐法律，或完善、修订已有的反恐法。各国反恐法虽形式各有不同，但核心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针对恐怖主义的特点与规律，对此种犯罪行为进行明确界定。

二是对于从事恐怖活动的犯罪分子，以法从重、从快判刑，进行严厉打击。三是赋予反恐专门机构更大的权力，以利于把恐怖活动与恐怖袭击消灭在萌芽状态，抵制恐怖思想渗透。

（三）进行结构性调整，提高应对恐怖威胁的能力： 从各国应对日益猖獗的恐怖活动看，原有的国家机器难有非常有效地发挥作用，必须进行调整。

一是恐怖主义是一种非国家主体形态的威胁，原有应对以国家为主体的威胁的国家机器结构不足以应对。

二是结构调整核心是快速研判，通力协调，有效应对。尽量减少部门利益的影响。

三是提出改变对警察的训练方式，应对出现的突发事件。

（四）提高民众反恐防恐意识，弥补专业反恐情报工作的不足： 恐怖活动有着自身的特点与规律，突出表现出隐蔽性与突发性，仅靠专业反恐部门与机构难以完全应对。

一是提高民众安全与反恐意识，注意周边出现的可能与恐怖活动相关的种种蛛丝马迹。

二是专业反恐机构与民众间良好的联系与互动，确保民众发现的线索能在第一时间内提供给相关单位。

三是民众第一观念是确保自身安全，其次才是配合反恐部门工作。

（五）加强国际反恐合作。

英、德等国破获恐怖袭击图谋，也得益于与他国的反恐合作。

英、德等国的恐怖嫌犯，大多有在巴部落区受训的经历。英国多起案件中，美向英及时预警，巴方果断逮捕恐怖分子关键人物，审讯了解恐怖袭击企图。

德国案件中，美方负责监控和破译恐怖疑犯与其组织之间的联络，及时通报德方，并与德方情报和行动部门协同破案。

八、国际恐怖活动对我国反恐斗争影响 “东突”是中国面临的最直接的恐怖势力

一是以“东伊运”为首的“东突”恐怖势力与其他国际恐怖势力相勾结，扩充实力，培训人员，指挥、策划中国境内的恐怖活动；

二是以热比娅为首的“世维会”整合欧美“东突”势力，对中国境内“文煽、武扰”。

三是境内极端分子受境外“东突”势力蛊惑、煽动、指挥，成立暴力恐怖团伙，组织、实施恐怖袭击事件。

“三股势力”构成的威胁分析：暴力恐怖势力是指：“通过使用暴力或其他毁灭性手段制造恐怖，以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团体或组织。”民族分裂势力即：“从事对主权国家构成的世界政治框架的一种分裂或分离活动的团体或组织。”（正式名称是泛突厥主义，因为中亚是突厥语民族地区）宗教极端势力是指：“打着宗教的名义，利用‘宗教’作掩盖传播极端主义思想主张、从事恐怖活动或分裂活动的社会政治势力。”“三股势力”表现形式虽有所不同，但本质并无根本不同。他们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沆瀣一气，同流合污。他们以宗教极端面目出现，以“民族独立”为目的，一方面制造舆论，蛊惑人心，一方面大搞暴力恐怖活动，破坏社会安定。按照“纯粹民族教义”建立“纯粹伊斯兰政权”。

中国面临的恐怖威胁日趋严峻。一是由局部向全局扩散；

二是恐怖活动数量呈高发状态； 三是以恐怖团伙为主要组织形态。

我国面临的恐怖威胁与国际恐怖主义接轨：以“极端思想”和“独立建国”为主导思想；恐怖袭击规模有扩大趋势；以自杀式恐怖袭击为主要手段；以基层政权及执法维稳力量及普通民众为攻击目标。

九、中国反恐斗争总体对策 中国正进入反恐斗争的新阶段 一是反恐领导体制正在不断完善 二是反恐立法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 三是反恐力量正加紧建设

四是提高基层民警与武警处置能力 五民众反恐安全意思不断提高 六是国际反恐合作广泛展开

近年来，恐怖活动的方式发生了一些变化：以“基地”组织为核心、同时发动多起大规模袭击的方式逐渐减少；由区域性圣战组织或基层圣战组织发动的单个小规模恐怖袭击的比率有所提高；小型化、分散化和网络化日益成为恐怖组织及其成员活动的新特点。这种由集中向分散转化的活动方式，大幅度降低了大规模军事打击的反恐效果。显然，由美国主导的“以暴制暴”的反恐战争方式，不仅无法有效遏制全球性的恐怖暴力活动，相反却刺激恐怖组织改变袭击方式，以躲避毁灭性的军事打击。于是，国际反恐主体的多元化以及反恐方式的多样化，逐渐成为国际反恐斗争中值得讨论的新话题。

众所周知，反恐主体多元化意味着：反恐不仅是西方发达国家的任务，也是发展中国家的责任。所有负责任的国家，包括各类国际组织及非政府组织，都应该在联合国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进行积极有效的国际反恐合作。反恐方式多样化是指：除武力反恐外，还可以通过政治、经济、宗教和文化等方式，有效改变至少是改善孕育恐怖分子的土壤。反恐主体多元化与方式多样化均要求所有行为体通过各种方式，在地区和全球层面采取共同行动，从而有效遏制恐怖活动。因此，把“反恐合作”置于全球治理的框架内进行讨论，就显示出其重要性和必要性。

至于如何在全球治理的框架内进行反恐合作，其中既有认知问题，更有制度安排问题。鉴于有效且可操作的制度安排，必须建立在客观准确的认知基础之上，因此相对全面地认识全球治理与反恐合作的必要性并建立合作机制等就显得尤为重要。

一、国际治理：发挥联合国的主导作用

从2001年10月起，美国先后动用武力打击阿富汗塔利班政权和“基地”组织，随后又发动伊拉克战争。在美国的重拳出击下，大规模的恐怖袭击有所收敛，然而小规模的恐怖活动却呈发散态势，并有扩大化和长期化的趋势。显然，原有的“一霸治理”模式已经不再符合当今的国际反恐新形势。因此，全球负责任的国家，尤其是新兴大国，有必要在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积极发挥反恐作用。近年来，国际反恐形势的新变化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恐怖袭击活动的实施者正在发生微妙变化。

从2009年至今发生的一系列恐怖袭击来看，其实施者并非来自“基地”的组织核心。而是基地组织在西方的分支机构或者本土激进组织。

第二，恐怖袭击的规模与范围呈现出小型化、分散化特征。类似2004年西班牙马德里“3·11”爆炸案和2005年英国伦敦“7·7”惨案之类的大规模连环恐怖袭击逐步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分散的和小规模的恐怖行动。而恐怖袭击的活动范围，由原先主要集中在美国、欧洲、中东等比较重要的城市或区域，发展到近几年来呈四面开花的态势。

第三，恐怖活动的方式正在进行调整。一些地区恐怖组织不再像以往“基地”组织那样，对组织成员进行集中培训，而是越来越多地凭借互联网。他们通过圣战者聊天室和网站传播圣战主义思想，鼓励极端分子与一些同道者和地区圣战组织建立联系；通过网络传授、培训实施恐怖活动的手段与方法。更有甚者，他们还通过网络威慑一些参与军事反恐行动的国家政府。当今的恐怖袭击活动，已经从“基地”组织为核心集中恐怖袭击，转为以区域性圣战组织和基层圣战组织分散的恐怖行动。由美国主导的“以暴制暴”反恐方式，不仅无法有效遏制全球性的恐怖暴力活动，相反却刺激了恐怖组织改变活动方式，以躲避毁灭性的军事打击。第四，冷战结束以后，国际体系转型的步伐也日渐加速。全球化进程不断催生新的国际治理模式的诞生。进入21世纪后，国际社会的转型使得西方大国垄断国际治理体系的模式开始松动。尤其是金融危机以来，为讨论和解决危机而形成的20国集团机制，成为国际合作的主要平台，尽管这种合作仅限于经济领域，但这一新的治理模式，无疑对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国际反恐治理模式具有示范作用。

第五，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国家已经或正在步入新兴大国行列，除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金砖四国”外，还有墨西哥、南非、埃及、印尼、土耳其、阿根廷、尼日利亚、沙特等重要发展中国家。新兴大国的群体崛起，逐步进入国际体系治理的核心地带，为反恐合作置于以联合国为主导的全球治理框架内成为可能。换言之，新兴大国的快速上升，以及在国际政治、经济事务中影响力的与日俱增，为它们在遏制恐怖主义这一全球性的公共问题方面获得更大的话语权。

二、社会发展：平衡不同区域的进程 从一些恐怖袭击案例来看，除有政治诉求的恐怖组织领导者外，恐怖袭击的实施者基本来自于“被相对边缘化”的区域和人群。恐怖行动实施者的驱动力很大部分来自于社会环境的压抑。在中东伊斯兰国家、地区和人群中，普遍流行着怨恨与愤懑，其中有经济落后造成的物质贫困，也有伊斯兰文明式微带来的耻辱感。这种愤懑并不完全出于对绝对贫困、绝对落后的怨恨，而主要是对由全球化带来的不平衡发展的社会性焦虑，即“不患寡，患不均”无可否认，全球化和现代化客观上造成了全球的不平衡发展；而区域间的不平衡发展，又直接导致了物质生活差距的普遍拉大和文明压力的普遍升高。由于全球化是由西方发达国家主导的全球化，现代化也是由西方发达国家引领的现代化，因此，在这个进程中，西方发达国家具有无可比拟的优势。它们凭借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强大的综合实力为己谋利，从而成为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最大受益者。与此同时，发展中国家在此过程中却未必全部获益，有的甚至成为受害者：一方面，各个国家的情况错综复杂、各不相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现代化模式并不一定适合它们；另一方面，虽然某些国家可能因为有选择地学习西方发达国家，把其成功经验与本国国情结合起来，而最终成为全球化的受惠者，发展为新兴工业化国家，但多数发展中国家更多的却是面临冲击、挑战和边缘化的困境。从整体而言，中东伊斯兰世界属于后者。因此，中东伊斯兰国家和地区的相对边缘化和相对弱势身份，客观上与全球化的不平衡发展存在着一定关联。

当贫穷、贫困的物质发展不平衡状况超过了“弱势者”的容忍程度，就可能引发它们的激烈反弹，导致冲突。因此从某种意义上说，中东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动，是测量中东地区社会容忍度的一种“信号”，国际社会必须对此引起高度重视。充满怒气和恨意的戾气是一种极大的负面能量，其带来的“社会病”一旦释放，就可能站在社会的反面，成为反社会行为的帮闲直至帮凶。为了保持国际社会秩序的安全和稳定，各国必须采取有效措施，以缓解恐怖行动实施者的怨恨、愤懑情绪。为此，我们首先应当正视这种在全球化和现代化过程中产生的不平衡：虽然人们因有限的资源、权力和声望而发生的争斗与冲突是永恒的社会现象，也是社会变迁的主要源泉；但作为在国际社会转型进程中获益的西方发达国家，不应该不承认、不理会处于弱势地位的中东伊斯兰国家；更不应该利用自己的强势，继续对这些国家颐指气使。从操作角度来看，所有负责任的国家，都应该通力合作，从国内、国际两个层面通过社会，去尽力平衡区域之间的发展进程。

从国内层面看，发展中国家的政府应该通过提高治理能力，抚平相对边缘化的区域人群的焦虑：第一，振兴区域经济，促进社会平衡发展。中国在这方面已采取积极措施，如区域振兴计划，通过发展区域经济，提高边远地区的经济水平和生活质量，以尽可能减少因转型期发展的不平衡而造成的部分地区、人群的边缘化；第二，通过改进社会服务，完善社会保障机制。有一个现象值得注意：在中东地区，有的极端组织通过提供良好的社会服务而获得群众拥护；第三，倡导并坚持社会的公平和正义，打开创制之门，与时俱进地探索社会发展模式，消除产生社会腐败的基础。从国际层面看，发达国家和新兴大国应当通过协商，建立国际援助机制。尤其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对贫困落后的中东伊斯兰国家的战略应变遏制为接触，仿效对待东欧和沙特的模式，帮助它们更好地转型并融入国际社会。

综上所述，全球化对国家及其主权的挑战，以及由全球化导致的不公正和不均衡，不可避免地加剧了国家之间的发展差异和利益分化。这种局面使部分国家、地区及群体面临生存危机，进而产生怨恨与愤懑，并成为诱发各种争端与冲突的导火索。如果各国政府能够以行之有效的政策来调节贫富分化，国际组织就能通过支持、支援等手段，减少其受损程度，帮助他们融入全球化现代化的国际社会转型的进程中。通过国际经济援助和振兴区域经济，缓解因落后引发的相对贫困和心理落差。

三、宗教传播：廓清伊斯兰教的本源

考察一系列恐怖案例后，我们发现，实施者大致有两类：一种确实是为生活所迫的贫困者，然较多的则是为宗教信仰而献身的有一定知识的富裕者。除了“9·11”恐怖袭击者之外，2010年5月纽约时报广场未遂爆炸袭击案的嫌疑人费萨尔·沙赫扎德也属于中产阶级。30岁的沙赫扎德，是巴基斯坦前空军官员之子，拥有计算机学士和工商管理硕士学位。他已经成家，有两个孩子，辞职前收入相当丰厚，在康涅狄格州有一幢独家住宅。制造“圣诞爆炸”案的奥马尔·法鲁克·阿卜杜勒·穆塔拉布更是出生富家的知识分子，他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父亲是尼日利亚银行家，曾任政府官员。

2010年8月，加拿大警方挫败一起制造恐怖炸弹图谋，被逮捕的3个犯罪嫌疑人分别为26岁、28岁和30岁，一人是放射技师，一人为医院工作者，均非贫困者或无知者。

这些恐怖分子都有一个共同点，即自以为是按照真主旨意的“圣战”实施者，因而他们视死如归。比如：2007年，4名恐怖分子试图在德国多个大型城市对美国设施进行炸弹袭击。阴谋被挫败以后，他们于2009年4月在德国杜塞尔多夫法庭被审。在审讯过程中，小组头目弗里茨显得十分放松，他不时微笑，似乎对牢狱之灾毫不在乎。当控方律师念了一段被记录下的弗里茨的话：“如果每个人能杀五十人就不错了”，听到这句话时，他似乎想说什么，但最后还是沉默了。

这些案例似乎印证了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印证了伊斯兰教是“尚武”的宗教，其实不然。之所以恐怖分子大多来自于中东地区的穆斯林，这与“文化的自我实现的预言”有着极大的关系：自从亨廷顿发表“文明冲突论”以后，伊斯兰教就被打上“好斗”的印记。无论是国际舆论还是中东极端组织、恐怖组织的领导者，都从《古兰经》和圣训中寻找“圣战”的宗教教义依据。众所周知，宗教对其信徒具有极大凝聚力和感召力，对神的敬畏以及对彼岸世界的向往，能够激励着信徒按照神的旨意行为处事。普通的穆斯林在这样的宗教氛围中，很容易自觉不自觉地强化对自己穆斯林身份的认同，接受且按照国际舆论和恐怖组织领导者认定的教义去理解与穆斯林身份相对应的符号象征和行为规范，并按照这些规范性方式去行为处事。于是，在实行恐怖袭击活动时，行为者还误以为自己正在执行真主的旨意，会受到真主的褒奖。如此循环往复：伊斯兰教等于“圣战”，“圣战”等于“自杀式”袭击；真正的穆斯林就要为“圣战”献身，实施“自杀式”袭击者可以进入“天园”。“文化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就这样演变成客观现实。

马来西亚前总理马哈蒂尔认为：如果你认出哪个国家将是你未来的敌人，它就变成你现在的敌人。因为这样一来，它们也会认为你是敌人，于是关系就紧张。

国家如此，文明如此，宗教也如此。对伊斯兰文明和伊斯兰教的“妖魔化”，一方面严重损害了伊斯兰文明的形象，伤害了穆斯林的情感，激起全体穆斯林的反感和愤怒；另一方面又促使“文化的自我实现的预言”对中东极端组织的应验，既有可能促使对方的态度和行为朝着被“妖魔化”的目标发展和变化，使得他们的恐怖暴力行动更加频繁与激烈，也更容易获得一部分穆斯林的同情与理解。

这里要解决的有两对关系：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的关系，“圣战”与恐怖袭击行动的关系。第一，伊斯兰教是否“好斗”？穆斯林是否鲁莽粗俗？热衷于以“恐怖”方式表述各种诉求的是整个伊斯兰世界还是其中的极端分子？“伊斯兰威胁”究竟是神话还是现实？纵观各种论述，发现相信与传播“伊斯兰教威胁论”的观点有两种潜在的假设：第一，自觉不自觉地把伊斯兰极端分子与穆斯林等同起来，把伊斯兰教与伊斯兰文明等同起来；第二，把伊斯兰国家与伊斯兰各种组织与派别等同起来。比如亨廷顿，他认为不同文明之间由于宗教观念、政治理想、价值取向的不同导致冲突。

马哈蒂尔还指出：“在今天的世界中，实际上在整个历史上，受到误解最深的一种宗教或许就是伊斯兰教。不仅非穆斯林误解它，而且穆斯林本身也误解它。”这是因为在穆斯林的宗教义务和社会义务中，有涉及“为保卫伊斯兰社会及其发展而对穆斯林集体规定的疏捐献身的兵役制度”。但《古兰经》只提出了一些原则，并没有作出具体的规定，其细则是由后来的圣训和教法加以补充而系统化的。《古兰经》要求信士“为安拉之道而战的兵役制度，开始时只是穆斯林为反对暴政迫害而采取的一种自卫手段。先知穆罕默德迁出麦加不久，即宣布对进犯的敌人允许进行战斗的启示，此后宣布了“为安拉之道而牺牲的人虽死犹生”、“并将获得巨大的报酬”等启示，鼓励穆斯林参加战斗。但同时又宣布“宗教无强迫”，只要对方“停止战争”，“倾向和平”，穆斯林也要停止战争，倾向和平，而且“不要侵犯任何人”。后来随着斗争的发展，这种自卫手段逐渐转变为主动讨伐的军事行动，以实现“一切宗教全归安拉”的目的。

可见，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无必然联系。第二，“圣战”是否就是实施恐怖袭击？在伊斯兰世界里，最有力的召唤之一就是“为主道而战斗”。一些极端组织的领导者经常引用有关“圣战”的经文，作为建立“圣战者”组织的经典根据；其中有政治诉求的领导者更是利用有关经文，组织、动员其成员和穆斯林群众投身暴力恐怖活动，有时以是否从事并参与“圣战，作为检验其成员信仰虔诚程度的一个重要标志。

伊斯兰教法学家们一般将“吉哈德”视为穆斯林应尽的宗教义务之一，它有大小之分，和平与暴力之别。“大吉哈德”是指信徒“用心、用舌、用手”同自己内心的邪恶意念作斗争，净化心灵，虔信真主和使者，并致力于以和平方式规劝世人，传播伊斯兰教；“小吉哈德”是指穆斯林用“剑”进行圣战，鼓励穆斯林拿起武器，走上战场，为捍卫和弘扬伊斯兰教而战。尽管《古兰经》本身有关于暴力使用的内容，但它对“圣战”的时间、对象、手段都是有严格的限制。当代著名的伊斯兰法学家优素福·盖尔达维博士指出：“伊斯兰教是一个仁慈、公正的宗教，它是为了怜恤整个世界而降临的。它命人要公正、行善，并且为了尊重有经典的人，而专门提到有关他们的事情。穆圣（愿安拉赐他平安）在战争中禁止杀戮妇女、儿童、老人和非战斗人员，如在茅舍内的修士。而且以在战前向敌方宣战为条件，因为战争在伊斯兰教中是有目的的，而不单纯为了杀戮。如此宽容的宗教完全拒绝这样的事件，怎能出其不意地夺取人们的生命！”

可见，“圣战”也不等于实施恐怖袭击。问题在于恐怖组织的领导者，为了自己的政治利益诉求，片面解读伊斯兰教。他们置“大吉哈德”于不顾，而盗用“小吉哈德”，进而把“小吉哈德”解读为在任何时代与任何环境，可以针对任何对象的“暴力行动”。

因此，我们的反恐治理，有必要从廓清伊斯兰教真实面貌入手，通过对伊斯兰教的正本清源，弘扬主流宗教，发挥主流伊斯兰宗教劝人向善的社会整合功能。具体而言：鼓励伊斯兰教神职人员，在清真寺等宗教场所宣讲主流伊斯兰教；鼓励伊斯兰教的研究人员潜心伊斯兰法学研究，厘清伊斯兰教的主流教义，并通过学校、广播、报刊等大众传媒宣传主流伊斯兰教。通过解读恐怖组织领导者的履历，指出他们并非伊斯兰教的神职人员，对伊斯兰教也仅仅是一知半解。还可以通过解剖恐怖组织的领导者的社会背景，揭露他们的真实动机：指出他们所宣扬的社会主张、政治主张既非宗教信仰，也非劝恶从善的伦理规范；他们所从事的活动更不是伊斯兰教教义所要求的行动；而是与其政治主张相对应的、为达到一定政治目的，借助宗教名义从事违法犯罪活动。

四、文化包容：超越意识形态的禁锢

恐怖行动不仅是行为体的外在表现，而且是一个有文化内涵的“结构”。行动内部由动机、目标、手段和实施过程等部分组成；而动机内部又包含意图、信念、理智等观念要素；这些观念要素通过意愿萌发、目标锁定、手段选择等过程得以显现。表现在现实生活中，即同样的动机，同样的目标，但选择的手段方式不同，同样的动机并非选择同样的手段，因为观念在其中起着指导规定作用。

此外，如上文所述，对伊斯兰教的“妖魔化”有可能引发“文化的自

我实现的预言”的应验，从而促使穆斯林中的极端分子朝着被“妖魔化”的目标发展和变化。那么，在反恐治理中如何运用观念的规定性作用？学者们普遍认为，不同国家、不同文明通过积极的文化沟通，理解不同文化的不同认知图式，寻求不同文化的交叉线和共同点，从而建立具有普世性的价值理念。

我们必须承认，不同文化的差异确实存在，它首先反映在互动过程中对符号象征意义的理解。只有在交流各方不仅赋予自己的行为以意义，而且也能理解或者寻求理解他人给出意义的情况下，才能发生真正的交流。比如翘大拇指的符号意义是赞扬，然而如果在某一区域这一符号意味着鄙视，那么翘大拇指这一行为就会构成他们互动中的障碍，从而发生冲突，因为他们之间缺乏关于翘大拇指这一符号的“共有知识”。但是如果不同文化进行积极沟通，双方就比较容易接受这种并不涉及“核心利益”的符号象征意义。因为毕竟文化具有相对意义，即文化没有正确与否，只有各自的特征。此外，不同的文化具有不同的认知图式，不理解对方具有不同文化象征意义的认知图式和思维线条，在互动中就容易发生误读，从而引起敌意。因此，在文化互动中，各方也应该尽力去理解对方的认知图式，达成谅解，形成共有知识。

既然文化相对、文化共存是客观存在的社会现象，那么在反恐治理模式中就应该提倡超越意识形态的禁锢，在以人为本的普世价值理念基础上求同存异，在联合遏制联合打击方面做一些努力。

第一，相互依赖理念。随着全球经济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国家无论大小，客观上都存在着相互依存关系。而在相互依赖的社会结构中，任何行为体的破坏性“越轨”行动，都会造成公共利益的受损；尤其诸如极端组织实施的暴力“越轨”行动，它已经在以相互依存为特征的全球社会中，为人类文明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

第二，共同治理理念。协助中东伊斯兰世界融入当今国际体系，应是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国家的责任，也是其他地区大国的责任。应该站在全球治理的高度，一方面通过国际援助帮助中东部分地区摆脱贫困，帮助它们提高其现代国民教育的水平及其覆盖面；另一方面，切实改善西方发达国家中穆斯林被边缘化的状况。

第三，联合打击理念。任何极端暴力行动都是对国际规制和文明世界的挑战，任何现代文明国家的政府、学界、媒体都有责任有义务，摈弃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差异，同心协力遏制极端组织的暴力行动。因此，在“反暴制暴”过程中，世界各国尤其是负责任的新兴大国，都应该放弃“各扫门前雪”的做法；任何带有政治性目的、意识形态性质的借题炒作和借题发挥，甚至相互攻讦，都应视为愚蠢的行为。

五、结语

中东地区恐怖组织实施的恐怖袭击活动，已经严重影响到世界的安全，威胁到所有国家及其国民的生存安全。而类似于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大规模军事打击，由于恐怖活动的方式变化而成效逐渐降低，因为纯粹的军事打击既无法阻挡虚拟网络上的招兵买马，也无法阻止他们在网络上宣传恐怖主义、传授恐怖袭击技巧。动用大规模的军队，无法取得预期效果。因此，为了应对当今恐怖活动的新情况，国际社会有必要研究新的反恐方式。事实证明，由美国扮演“国际反恐警察”，或纯粹由西方大国垄断国际反恐治理体系的模式，都已不再适应新的反恐形势的需要。尽管西方主导国际治理体系的态势还会持续，但新兴国家参与全球反恐治理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

第二篇：讲稿--当前反恐形势与校园反恐工作

当前反恐形势与校园反恐工作

漳浦县实验小学

杨启明

近年来，许多校园发生了暴力恐吓事件，在这个，校园安全问题是迫切需要我们去重视的，也需要社会高度关注。

暴力事件形成的原因：

社会：学校是密集型场所，主要人员是老师和学生，治安系统不完善，因此成为了许多不法分子的违法犯罪的重要场所。

学校：校园安全管理没有到位 校园安全意识不强，安全措施没有到位 校园管理体系不完善

家庭：父母忙于工作，缺少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孩子缺乏基本的安全防范意识。

家庭：父母忙于工作，缺少对孩子的安全教育，孩子缺乏基本的安全防范意识。

学生：学生缺乏安全隐患意识。法律意识淡薄。部分受害学生受到威胁时不会采取正确的法律措施维护自己的利益，而是忍气吞声。

校园是孩子获取知识的地方，为了给学生营造一个安全的学习环境，保障学生健康成长，防范和制止校园暴力刻不容缓

社会

1.加强建立和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特别是重视对结构不健全家庭或问题家庭成员的社会保障，尤其是重视由于社会分配不公、社会贫富差距过大而引发的社会问题。

2.要合理配置教育资源，加大对教学资源薄弱学校的资金投入，促进教师人力资源的适当流动，力求优劣学生的合理分配等，加大对学校的资金投入，配备相应的学校防护设备，确保学校的安全问题。

学校

1.健全校园法制教育体系，净化社会文化环境

2.由符合条件的专职保安担任门卫，严格门卫登记、验证制度，控制外来人员进入学校。

3.加强对师生的法制和安全教育，增强师生的法制意识和自我保护意识。

4.积极组织师生进行防范暴力事件预案的演习，提高师生的防范能力。

家庭

家长应和孩子多沟通，提醒孩子要注意提高警惕，掌握安全知识，懂得自我保护，尤其是放学后不要到处闲逛，尽量早早回家。告诉孩子在遇到紧急情况时应采取什么措施保障人身安全。

学生

1.犯罪行为作斗争要采取策略，特别是要尽可能避免正面的直接搏斗，以免引起不必要的伤亡。

2.树立较强的自我保护意识，尤其是要学会说“不”。当有人尤其是陌生人约自己到较偏僻的地方去时，一定要坚决拒绝

3.当侵害到来时，一定要想办法逃脱，并积极寻求帮助。

第三篇：新疆反恐形势

人民网北京5月22日电4月27日至30日，习近平主席到新疆考察工作。作为陪同习主席视察新疆工作的随行者之一，新疆军区政委刘雷少将一路上聆听了习主席关于做好新疆工作的一系列讲话和指示，对习主席代表党中央提出的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战略思想颇有感触和体会。近日，他在接受解放军报社主办的《国防参考》杂志采访时就新疆的反恐形势等问题谈了四点看法。

稳疆兴疆、强边固防必须把握好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站在坚持“国家总体安全观”的高度，深刻认识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

“自汉代以来，中央政府对于新疆的要求一直都是以„反分裂‟为第一要务。”刘雷强调，这是坚持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必须首先明确的历史事实。自张骞、班超经略西域以来，新疆各族人民就一直是中华民族大家庭的一员。为此，近两千年来，特别是近百年来，新疆各族人民围绕“分裂与反分裂”问题展开了长期曲折尖锐的斗争，一次又一次地挫败和击退了主要受境外势力支持的分裂主义浊流。与祖国站在一起，以归属中华祖国为荣历来是新疆广大人民群众的选择。

说到这里，刘雷特意介绍了“新疆”这个词的固有内涵。美国学者贝尔斯1937年在上海出版的《左宗棠传》中谈到，乾隆用兵15万收复西北疆域后为之取名“新疆”。“新疆”，其意实为“故土新归”，而绝非一些人谬传的“新辟疆土”。诚如著名维吾尔族学者包尔汉所指出的，“新疆与祖国的关系不是一般的朝贡与封赐的关系，而是表现为长期的不间断的国家行政权力在这一地区的直接行使”。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随着中国开始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进程，新疆也命运多舛。1865年，在英国的支持下，浩罕国军官阿古柏入侵新疆，与新疆封建势力和卓勾结作乱，侵占了天山南北诸多城镇。1871年，沙俄趁机侵占了伊犁地区，进一步加重了西北边陲危机。西北防务重新得到了清朝政府的关注。1875年，左宗棠率军西征，两年后打败了阿古柏等入侵者，1881年终于收复了被沙俄强行占领长达11年之久的伊犁，清朝政府则重新恢复了对于新疆各地的军政管辖。清军收复新疆时，左宗棠在1877年上呈的奏章里，提出了“设行省、改郡县，为新疆久安长治之策”的意见。随后，陕甘总督谭钟麟、钦差大臣督办新疆军务刘锦棠等人又数次上奏论述，遂使新疆建省之说臻于完善。光绪十年十月初一，清政府发布新疆建省上谕，正式建立新疆省。对于“新疆”省名本来的涵义，左宗棠在奏议中郑重言明，是“他族逼迫，故土新归”，即意为原来是中国领土，被外国入侵者占领后，现在重新又被收复回来。因此，把“新疆”一名的由来说成“以其为新辟疆土而成新疆”是不准确的。所谓“新辟疆土”而名“新疆”之说既混淆视听，造成模糊认识，又极易被“疆独分子”和“三股势力”所利用。所以，我们在进行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教育时，必须严肃澄清这一点。

刘雷谈到，王震同志生前曾说过，解放初，我军进军新疆的路线走的就是当年左宗棠率军西征走过的路线。在那条路上，他看到了当年的“左公柳”，可以想见，左公走的那条路就更艰苦了。王震讲过，“左宗棠西征是有功的，否则，祖国西北大好河山很难想象。”“自西汉张骞、班超经略西域起，历经汉唐各代到现在，我国各族人民都为保卫和开拓西北地区做出了重大贡献。特别是解放后，毛主席、党中央指挥我们屯军戍边，对大西北的开发和建设更是功勋卓著。中华民族多少优秀儿女为这一崇高的事业献出了青春和生命。不久前，党中央提出大力开发西北地区，我们这一代人应是义不容辞的，我们的后代更是任重而道远。”回味王老将军的这些话和为之付出的一切，我们深深感到，毛泽东、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是坚持正确的祖国观、民族观的典范，是稳疆兴疆、强边固防的榜样。我们一定要继承和发扬他们创立的光荣传统，坚决贯彻中央治疆方略，自觉扎根新疆、保卫新疆、建设新疆，切实履行好党和人民赋予的神圣使命。

刘雷紧接着指出，综观百余年来新疆地区分裂与反分裂的斗争史，可以以1950年新疆和平解放为界分为两个历史时期。20世纪前半叶是分裂势力由思想传播发展到政治实践的时期，在来自国外的泛突厥主义、泛伊斯兰主义的持续渗透下，1933年的“东突厥斯坦伊斯兰共和国”和1944年的“东突厥斯坦共和国”成为新疆历史上仅有的两个分裂政权，尽管这两个分裂政权存在时间不长，但其影响深远，“东突厥斯坦国”成了分裂分子追求的政治目标。

20世纪下半叶至今是分裂势力沉渣泛起到反分裂斗争进入以反对暴力恐怖为主要形式的新阶段。在这一阶段，我国从中央到地方党政军各级领导，对于维护新疆稳定高度重视，正确决策，措施得当，打击有力，动员各族广大群众进行反恐怖、反分裂的艰苦卓绝的斗争，遏制了分裂势力的猖狂气焰，打击了恐怖分子的罪恶活动。

但由于历史原因和一些条件的限制，建国以后新疆民族群众的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的教育开展较晚，工作相对薄弱，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的宣传教育长期以来是一个薄弱环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花大气力来抓教育，强化各民族中国人的国民身份，淡化族际间的区分和界限，塑造中华民族意识，引导族群意识与中华民族意识相一致，做到任何族群认同都不能高于国家认同，任何族群意识都不能高于公民意识，把国家意识与公民意识深深根植于各族群众，为新疆长治久安提供强大内生动力。

提到国际舆论关注习主席近两个月七次提及反对暴力恐怖活动，要求筑起反分裂反暴力恐怖势力的铜墙铁壁，刘雷加重语气说，反分裂斗争事关国家总体安全，事关人民群众切身利益，事关改革发展稳定全局，是一场维护祖国统一、社会安定、人民幸福的斗争。我们要稳疆兴疆、强边固防，必须像习主席强调的那样，加强新形势下的反分裂斗争。4月30日，针对乌鲁木齐火车南站站外发生的3人死亡、79人受伤的严重暴力恐怖袭击案，习主席立即作出指示，必须深刻认识新疆分裂和反分裂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尖锐性，反暴力恐怖斗争一刻也不能放松，必须采取果断措施，坚决把暴力恐怖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我们要坚决贯彻落实习主席的决策指示精神，牢固树立长期斗争、艰苦斗争、持久斗争的思想，保持对暴力恐怖分子的高压严打态势，坚持先发制敌，凡恐必打、露头就打，打早、打小、打苗头，以铁的手腕予以毁灭性打击，坚决挤压暴力恐怖活动空间，坚决扼制其蔓延升级势头，布下天罗地网，筑牢反恐防暴的铜墙铁壁。

“当好战斗队，就是要坚决保卫边防，坚决打击暴力恐怖活动。”我们驻疆部队必须在实战化训练中提升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能力，为确保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提供坚强力量支撑。

刘雷表示，习主席赴疆第一站选在南疆，第一个点选在部队，凸显了驻疆部队在反恐维稳、稳疆兴疆中的特殊重要性，他在视察新疆军队和武警部队的工作时，最关注的是部队的战斗力建设。在喀什看望连队官兵时习主席指出：“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越是复杂严峻的环境，越能磨砺意志本领，希望大家牢记职责、再接再厉，为祖国和人民再立新功。”他还特别强调，“我很关心你们的装备和训练，对付暴力恐怖犯罪分子一定要有有效手段。训练一定要按实战化坚持下去。平时多流汗，战时才能少流血。”我们学习贯彻习主席的这一指示，最重要的就是要体现在实战化训练的改革和践行上。这是提高部队履行职责使命能力的必由之路。这些年，我们在抓好核心军事能力建设的同时，结合驻疆部队的任务实际，突出抓好部队实战化反恐维稳训练，在维护新疆大局稳定中发挥了“稳定器”“压舱石”的作用。

刘雷接着讲，反恐怖斗争政治性、政策性、敏感性很强，敌对势力总是打着民族宗教旗号，蒙骗信教群众，煽动民族对立和民族仇恨。在这种情况下，孤立和打击极少数分裂暴恐势力，前提是抓好反恐防暴知识学习，掌握政策法律界限。近两年，我们组织官兵认真开展恐怖活动特点规律、方式手段的学习研究，加强对恐怖活动的了解；深入学习《中华人民共和国戒严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防暴条令》以及民族政策等法规常识，掌握各类法律政策；突出反恐维稳、应急处突战法训法的学习研究，确保官兵遇到复杂情况能随机应变、临机处置。

谈到提高部队反恐实战能力时，刘雷表示，暴恐分裂势力一贯行动诡秘、凶残狡诈、手段阴险，暴恐活动往往出其不意、防不胜防，但作为驻疆部队必须按照万无一失的标准做准备。特别是这几年，互联网改变了暴恐活动的发生和传播规律，各种制爆方法网上都可以找到，效仿性和危害性极大，还有一些在境外有“圣战”经验的暴恐分子，图谋潜回国内实施破坏。要把暴恐分子的嚣张气焰打下去，必须做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把防范打击的本领练过硬。实践中，我们注重加强反恐应用训练，提高官兵实战制敌能力。

刘雷指出，暴恐活动一个突出特点就是事发突然、情况紧急，留给我们的反应和处置时间很短，有时速度就是优势、到位就是胜利，2分钟到比10分钟到结果完全不一样。这就要求我们必须以快制快、先发制人，下好先手棋、打好主动仗，遇事要决策快、行动快、处置快。这几年，我们制定有针对性的处置预案，加强实案化实战化训练演练，提高各级的快速出动、快速应对、快速打击的能力，部队在关键时刻发挥决定性作用。特别是我们针对民兵预备役部队处在反恐维稳斗争最前沿，着力提高他们的应急处突能力。

打击暴恐活动，必须树立军地“一盘棋”思想，多管齐下、协作配合、综合施策。近年来，我们不断健全完善军警民联合反恐维稳机制，开展常态化的反恐演练，组织屯垦部队、民兵和预备役部队与地方公安开展“网格化”巡控，形成联手防范打击暴力恐怖活动的整体合力。特别是针对新疆边境线长、对外山口通道多、通外开放口岸情况复杂等实际，牢固树立“大边防”的思想，以防潜入潜出、防偷运武器、防走私越界、防偷袭破坏为重点，加强边境应急处突能力训练，形成党政军警民管控体系，筑牢反恐怖、反分裂、反渗透的第一道防线。

现在，暴力恐怖活动范围不断扩大，呈现境内境外互相渗透、互相勾联、里应外合的严峻态势。尤其是从今年吉尔吉斯、越南边防军堵截击毙越境暴恐分子事件看，开展国际间的联合反恐演练、联合边境管控非常现实重要。这几年，国家加强了与“上合组织”成员国和周边国家的联系，我们驻疆部队也多次参加了跨境联合反恐演练，建立定期与周边国家开展联合巡边机制，有效挤压了暴恐活动的生存空间。

“当好工作队，就是要做到深入群众、联系群众、宣传群众、团结群众、依靠群众。”我们驻疆部队必须通过创新群众工作机制，把各族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打一场反分裂反暴力恐怖的人民战争。

“当好工作队”是我军特有的政治优势和看家本领，特别是在新疆少数民族聚居区，善于做好群众工作显得尤为重要。群众工作做得越扎实越主动，反恐维稳的基础就越坚实，把握就越大。当前，各种情况发生了变化，就如何在新形势下发扬好这一光荣传统，刘雷政委谈了以下几点看法。

首先，必须强化群众工作意识，端正对群众的根本态度，把群众放在心上。习主席指出，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的根本是人心。在新疆，无论是发展，还是民生，还是稳定，都要紧紧围绕争取人心谋划部署。争取人心大量的、经常性的工作还是要靠群众工作去实现。从新疆的现实情况看，新疆社会发育程度低，基层基础比较薄弱，围绕争取人心做群众工作遇到诸多难题。比如，农村宗教狂热和宗教极端思想不断升温，非法宗教活动打而不绝，一些社会治安防控薄弱地区，日益成为暴恐分子的滋生地，去年以来发生的一系列暴力恐怖活动主要集中在县及县以下。比如，一些地方农村年轻人早早辍学，又不务正业，不愿意到工厂上班，到处闲逛，教育管理问题突出。近几年打掉的危安暴恐团伙，其成员大多是18岁至25岁的无业青年。又比如，社会矛盾复杂化引发社会矛盾和对抗的触点增多、燃点降低，一些群众内部的民事纠纷容易被敌对势力炒作利用，引发大的问题。特别是“7·5”事件给民族关系造成的伤痕，需要长期努力做工作。近年来，通过持续抓好民族团结教育月活动，深入开展军民共建美好精神家园活动，大抓“双语”教育，开展民族团结进步村创建活动，开展“三学一交”活动(学说民族语言、学唱民族歌曲、学跳民族舞蹈，与民族群众和宗教人士交朋友)等，教育引导各级深刻认识到民族团结是新疆发展稳定的生命线，是新疆发展进步的基石。在新疆，最难、最长远的问题是民族团结问题，最大的群众工作是民族团结和宗教和谐，做好民族团结工作在根本上要靠真情真心。广大官兵做好群众工作的使命感、责任感、光荣感不断增强，大家都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珍视和呵护民族团结，无论是维稳执勤、野外驻训，还是抢险救灾、军民共建，都能自觉遵守群众纪律，尊重民风民俗，模范执行党的民族宗教政策，最大限度地团结和争取群众，与各族群众紧紧地站在一起，齐心协力、并肩奋斗。

其次，要增强做群众工作的本领，要善于接近群众，熟悉群众，关心群众，服务群众，在此基础上学会做宣传工作，积极教育群众。在宣传方面，一要坚持第一时间发布信息。要想赢得斗争的胜利，不仅要迅速控制案发现场，制服暴恐嫌犯，还要尽快公布真相，公布得越快、越详细，杂音就会越小。我们公开真实情况的速度，要跟互联网上不负责或者别有用心的杂音赛跑，抢占话语权。去年以来，自治区在第一时间公布了10多起暴恐案件有关情况，及时掌握了舆论主导权。二要学会讲中国故事，用西方式的叙说，用受众能接受的方式来介绍。宣传报道中，应遵循国家传播的规则，对问题的揭示与分析、全面而又平衡的报道比平庸刻板的报道更能塑造国家的真实形象，没有人能相信一切都是完美的，承认自己确存麻烦但我们能好好处理，对受众来说更有可信度和说服力。在群众教育方面，要突出强化国家认同和文化认同，这是增强国家意识、统一意识、公民意识和民族团结意识的基础。没有牢固的文化认同，国家认同就是脆弱的。只有文化认同的基础打扎实了，国家认同才能经得起风浪的考验。这些年来，驻疆部队广大官兵争当党的政策的宣传员、文明新风的传播员、社会舆情的引导员，坚持进街入巷、进村入户，深入开展“三观”“四认同”(即祖国观、民族观、宗教观；对伟大祖国的认同、对中华民族的认同、对中华文化的认同、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认同)宣传教育，打造立体式、全覆盖、持久性的宣传网络，使“三维护、两反对”(即维护祖国统一、维护民族团结、维护边疆稳定；反对民族分裂，反对非法宗教)“三个离不开”(即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离不开汉族、各少数民族之间相互离不开)的思想不断深入人心。这个工作特别值得认真总结，并且要不断创新。今年，自治区还有一个重大战略举措，用3年时间组织20万各级机关干部，进驻乡村(社区)开展“访民情、惠民生、聚民心”活动，自治区6名领导带头进驻南疆重点地区，吃住在村，工作在村，力度之大在新疆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国也是少有的，切实增进了与群众的感情，提高了做群众工作的能力。

再次，要创新群众工作机制，学会组织群众，以此增强民族凝聚力。在这方面，毛泽东、王震等老一辈革命家创新了两套机制。一是通过屯军戍边建立了“兵团体制”，有效地把具备一定素质的几百万群众团结凝聚在党的周围，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创举。诚如习主席指出的，在新疆组建担负屯垦戍边使命的兵团，是党中央治国安邦的战略布局，是强化边疆治理的重要方略。新形势下，兵团工作只能加强，不能削弱。做好新疆工作，必须把兵团工作摆在重要位置，在事关根本、基础、长远的问题上发力。要发挥好兵团调解社会结构、推动文化交流、促进区域协调、优化人口资源等特殊作用，使兵团真正成为安边固疆的稳定器、凝聚各族群众的大熔炉、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示范区。二是通过民兵组织建立了“人民武装体制”，通过以退伍军人为骨干的组织体系，把大量有觉悟的高素质群众团结在党的旗帜下，通过骨干带群众，从根本上筑起与党和国家“同心同德”的、有纪律的“铜墙铁壁”，这是我党我军独有的政治优势。这些年来，我们在强化民兵的“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方面又有了许多创造和进展。例如，建立了民兵应急维稳力量体系，地州建营、县市建连、乡镇建排、村成立1警3协警6民兵的治安分队；依托边防民兵成立了应急支边分队和民兵哨所，担负管边控边任务。又如，抓了重点镇武装部达标建设，广泛开展一个县市武装部联建一所学校、一个乡镇武装部帮建一个村、一个专武干部帮扶一户人活动，打牢长治久安的社会基础。此外，按照乡镇民兵参加“网格化”执勤、警务室建设和铁路公路护路等方式，每天组织近5万人次进行巡逻执勤和重点目标防控，形成到底到边的反恐维稳体系。在用好这两套“群众工作机制”的基础上，我们还有一套体制，就是积极参与强化和创新社会管理。这方面，我区部队近年来也做了大量工作，先后投入1600多万元参与乌鲁木齐市重点社区整治，组织部队党委(支部)与当地363个基层党组织开展军民共建和双拥活动，输送7900多名优秀复转军人到民族地区乡镇任职，为地方留下了一支“永不走的工作组”。驻疆部队还积极帮助基层社区和农村建立专职治安联防队，村和社区建立治安联防队及“十户联防”组织；社区每100户配备1名社区工作人员，村委会配备专职治保主任，提高“十户长”待遇，像在哈密市设置“居民说事点”，克拉玛依市试行“一网多责、一格多员”网格化精细管理模式，泽普县对流动人口管理试行“日清周结”制度等，都是对创新社会管理模式的有益探索和实践。

“当好生产队，就是要在完成军事任务的同时，积极参加和支援新疆的开发建设。”我们驻疆部队必须把支援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作为稳疆兴疆的重要一环，从源头上预防和减少社会矛盾的产生。

我军从进疆之日起，就担负起生产队的重要职能，积极参加和支援新疆开发建设，为形成久安之势、长治之业贡献力量。刘雷在讲到这一情况时，列举了这些年来驻疆部队助民援建的一系列措施和成果。例如，“西气东输”是西部大开发的标志性工程，驻疆部队1700多名官兵穿越“死亡之海”罗布泊，迎战“千里风口”托克逊，翻越“百里火山”吐鲁番，历时三年圆满完成了新疆境内自然环境最差、施工难度最大、工程任务最重的326公里伴行道路和唯一一座476米长隧道的修筑开挖任务，使“西气东输”工程提前全线开通。为改变塔克拉玛干沙漠周边植被稀少、风沙肆虐、生态脆弱的恶劣环境，驻疆部队20多年矢志不渝，用“天地无情我有情，沙漠植树为人民”的豪情壮志，与当地政府和人民群众连心携手、战天斗地，共同启动实施规模宏大、艰苦卓绝的柯柯牙绿化工程，构筑起一道辐射8县1市、长达30公里、面积9.6万多亩的生态长城，为实现跨越发展撑起了一片蓝天，被联合国环境资源保护委员会授予“全球500佳境”称号。驻疆某炮兵团40多年如一日帮扶疏勒县巴仁乡十六村，一代代官兵把这个过去连饭都吃不饱的贫困村，建成了如今拥有固定资产400多万元、人均年收入4000多元的新农村。在扶贫帮困上，驻疆部队持续开展“一部一村”和“百村万户”帮扶活动。积极参加“联村联户、为民富民”行动和“安居富民、定居兴牧”工程，大力支援新农村建设，着力解决各族群众吃水、用电、行路等民生难题，建立扶贫联系点2200多个，帮助6万多名群众脱贫致富，定点帮扶的新疆十六村成为当地名副其实的小康村、文明村、示范村。我区部队广大官兵正是通过帮助地方“抓发展、惠民生，让各族群众有事干、有钱挣、有奔头”，才不断增强了党在群众中的凝聚力，增添了爱国爱疆的正能量。

下一步驻疆部队如何在“当好生产队”上更有作为？刘雷政委在回答这一问题时着重指出了两点：一是在兰州军区党委的领导下，积极配合各省、直辖市、自治区进一步做好做实对口援疆工作。中央援疆部署和举国援疆热潮是前无古人的浩歌，是立在新疆跨越式发展和长治久安史册上的丰碑。有一种力量叫援疆，有一种精神叫感动，“带头援疆”的官兵应成为新时期最可爱的人中的一员。驻疆部队要继续发挥自身优势，在坚持群众第一、民生优先的前提下，还要积极援助地方基础设施和重点项目的建设，为加速新型工业化、农牧现代化、新型城镇化的进程做贡献。去年12月19日中央政治局听取新疆工作汇报后，习主席就维护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作了影响深远的重要讲话，新疆军区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研究制定了贯彻落实的《工作规划》，提出做好聚心凝魂、团结融合、富民发展、平安创建等8大工程、50项具体工作，以实际行动为稳疆兴疆、强边固防作贡献。二是注重发展的全面性。发展的内涵应该是社会的整体发展，包括经济的发展、文化的发展，特别是国民素质的提高，这样的发展才有可能是跨越式的发展，才有可能使发展取得最理想的效果。新疆的发展最终要落实到改善民生、惠及当地、促进团结上。要着力促进社会公平正义，积极顺应人民群众公共安全、司法公正、权益保障的新期待，妥善处理好各方面的利益关系，为新疆社会稳定和长治久安奠定良好基础。那种把“发展”简单看成是经济发展的观点是非常片面的，下一步驻疆部队在援建兴疆的过程中，既要援助经济发展，又要重视文化援建、科技援建、生态援建，尤其要注重在军民融合深度发展中提高兴疆富疆的效率和水平，从而在更高的起点上“当好生产队”。

第四篇：浅谈当前的反恐局势

浅谈当前的反恐形势

2001年发生在美国的“9.11”特大恐怖袭击事件，作为一个标志性事件，表明恐怖主义已经超越了国界、民族和文化的界限，已经成为影响世界稳定和地区安全的首要威胁与影响和平发展的强大阻力，被视为当前世界和平发展的重要阻碍因素之一。为了全球的和平与发展，坚决打击恐怖势力已经成为了世界各国的共识。

一．当前的恐怖主义形势

进入21世纪已经十余年，反恐的行动一直没有停止。但世界的恐怖主义势力不仅没有得到遏制，反而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例如趁着中东乱局崛起的伊斯兰国组织，他们利用叙利亚陷入内战，而周围几个国家也政权不稳之际，乘机发动各种恐怖袭击，杀害了大量无辜群众，在社会上造成了巨大恐慌，并占领了伊拉克的大批领土，建立起了对伊斯兰教什叶派和基督教徒的恐怖统治。他们在占领区内实行独裁统治，奴役民众，迫害甚至杀害持有不同信仰的无辜群众，强迫年轻女性接受割礼，逼迫她们成为性奴。此外，他们还绑架其他国家的公民，索要赎金甚至残忍杀害他们。并通过网络发表各种威胁言论，显示了他们的残暴与独裁的本性。

而在中国国内，恐怖主义的势力也无比猖獗。特别是新疆、西藏等地区，少数极端民族主义分子仇恨党和国家的统治，妄图通过恐怖行动来破坏党和国家的统治，实现“独立”。为此，他们策划了一系列针对无辜群众和政府工作机关及人员的恐怖袭击，手段无所不用其极，自制炸弹，持刀袭击，打砸抢烧等各种残暴的手段层出不穷。如昆明火车站暴恐案，2014年3月1日21时20分左右，以阿不都热依木·库尔班为首的新疆分裂势力一手策划组织的严重暴力恐怖事件。他们持刀冲进火车站，疯狂砍杀无辜群众，造成了大量无辜群众和公安干警的伤亡，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5月22日，在新疆乌鲁木齐市沙伊巴克区公元北街的早市，几名爆恐分子驾车冲撞群众，并引爆车上的炸药，再次造成巨大的人员伤亡。这一切都告诉我们，当前的恐怖主义形势依旧严峻，我们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放松对恐怖分子的警惕，否则付出的将是血的代价。

二．恐怖主义的危害

（一）、大量的人员伤亡

常规恐怖活动已经显示了它巨大的杀伤性与破坏力，每年死于恐怖活动的人数有增无减。与此同时，人们更加关注大规模杀伤性恐怖主义出现的可能。恐怖主义无视人类的任何道德规范，不受任何国际法约束，因此，它追求最具轰动、最具血腥、最具影响的各种恐怖活动方式，用最残忍、最“高效”的方式，进行恐怖袭击。如2001年震惊世界的911事件，恐怖分子利用劫持飞机并撞击大楼的方式，造成了世贸双塔的倒塌，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1995年日本的沙林毒气事件，造成10余人死亡，超过5000人受伤。随着科技与社会经济的发展，一些高新科学技术很容易被恐怖分子掌握并用于恐怖袭击。如利用病毒，毒气，放射性物质进行袭击。这些手段往往杀伤力巨大，难以防范。而随着经济发展，大城市的人口更加集中，如果恐怖分子在人流密集处进行恐怖袭击，造成的伤亡将无法估量。

（二）大范围的心理恐慌，影响经济发展

直接造成人员伤亡与物质财产损失只是恐怖主义危害的一个方面，它的危害还表现在对人们心理的冲击。虽然恐怖活动最直接的受害者只局限于案件现场，但人们由此所产生的心理恐慌则远远超过这个范围。特别是现代媒体和通讯技术的发展，人们往往能在第一时间了解有关恐怖袭击的事件，这固然有利于信息发布和传递，却也在客观上扩大了恐怖袭击对人们的心理冲击。因心理恐慌而产生的负面效应是全方位的：一是造成社会一定程度的动荡不安，人人自危；二是妨碍正常的工作与生活秩序，一遇到事件便与恐怖活动相联系，造成交通中断、工作停止等状态：三是对政权的稳定有所影响，有时甚至造成政府的更迭。而这造成的损失，是恐怖袭击直接造成的损失所无法比拟的。

（三）恐怖主义危害日益全球化

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信息化、多极化稳步发展。在此状态下，世界各国的联系更加紧密，相互依赖性更是不断加强。而这也在某种程度上促进了恐怖主义在国际范围的传播。如伊斯兰国的恐怖分子，不仅有来自中东地区的一些极端分子，更有来自世界各国的一些持有极端主义思想的人。这不仅加速了恐怖组织的势力壮大，也反过来促进了恐怖主义在国际间的传播。这些恐怖主义分子分散到世界各地后，对所在国家的安全造成了巨大威胁。

三．反恐的措施

（一）不断拓宽国际反恐斗争合作领域

恐怖分子常常会进行跨国行动。如仇视美国的基地组织，尽管位于中东，却在美国发动了多次恐怖袭击事件，对美国造成了巨大人员伤亡与财产损失。而恐怖分子往往也来自于世界各国，如最近的伊斯兰国就包含了来自数十个国家的恐怖分子。对于这些恐怖分子的防范，仅仅依赖一个国家远远不够，只有各国精诚合作，才能取得好的效果。

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要用具体的措施来充实完善各种反恐协议、协定与公约，国际反恐斗争合作的领域也应随之不断扩大。由于恐怖主义问题涉及方方面面，因此反恐合作既要有道义上的支持，也要有司法合作；既有情报交流，也有技术合作；既有经济制裁，也有联合军事打击；既有国家领导人的会面，也有具体执行部门相互协助，从而达到从各个方面最大限度地限制恐怖分子的活动空间，切断恐怖组织的资金来源，使恐怖分子无论躲到哪里，都难以逃脱法律的制裁。

（二）加强对恐怖主义的打击力度

直接打击恐怖分子显然是最行之有效的手段。各国都应当建立起强大的专门反恐的武装力量，用于对恐怖分子的打击。以中国为例，早在1982年，我国就组建了“反劫机特种警察部队”，这是我国反恐力量的较早雏形。2004年，公安部成立反恐局。经过多年建设，我国逐渐形成了以武警、公安特警和军队为主的一线反恐力量，初步形成覆盖全国的反恐力量

体系。去年，国家反恐怖工作“协调小组”升级为“领导小组”，加强了对反恐怖工作的领导。而成立国家安全委员会，是强化反恐战略顶层设计的又一重大步骤。如果各国都能有效打击恐怖主义的活动，恐怖势力将得到有效的遏制。

（三）从挖掘恐怖主义的根源着手加强综合治理

恐怖主义之所以还很猖獗，还得到一些人的同情与支持，其中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还披着形形色色的伪装：民族的、宗教的、意识形态的，如此等等。如果将恐怖主义的这些外衣剥去，看清实质，其为达到一定政治目标而进行残忍屠杀的本质就会完全暴露。所以，我们要加大宣传力度，揭露他们的邪恶本质，将他们孤立于广大人民群众使其陷入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我们也应看到，恐怖主义在各种措施的严厉打击下仍在泛滥，还有其根源问题。贫困、贫富差距、国际关系中的不公正现象以及社会动荡不安、种族部族冲突等，在一定条件下成为恐怖主义滋生的土壤，当前经济全球化的一些副作用还在加深加重这些问题。要彻底铲除恐怖主义，就必须采取综合治理。在打击各种现存恐怖主义的同时，更应注重解决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的不平衡，缓解国际社会矛盾，减少冲突，防止潜在恐怖主义的出现。

反恐道路，任重而道远。

第五篇：当前中国形势

当前中国形势

2010年国际金融危机后，各国养精蓄锐、调整力量，世界加速进入经济大动荡、格局大调整、体系大变革、模式大发展的新阶段。世界多极化进程明显加快，国际局势保持总体和平稳定、局部动荡紧张的状态。

首先是世界加快朝多极化发展。美国一强称霸的局面暂时无法改变，综合实力无人能及。同时其他国际政治力量正在发展并逐步成为多极化世界的某一极，中国迅速发展、俄罗斯国力恢复、欧盟自我意识觉醒、印度崛起等，再加上非盟、阿盟等地区性国际政治组织的作用日益显现，多极化世界的雏形日渐明朗。其中中国国际地位与作用不断增强，对国际规则的话语权不断提升，对国际秩序重塑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其次是局部地区动荡局势短期内难以扭转。如中东的伊朗核危机、巴以危机，南亚的印巴土地争端，非洲的党派、部族、宗教之争，索马里的海盗猖獗、国际恐怖主义兴起等造成当前世界总体缓和而局部紧张、总体稳定而局部动荡、总体和平而局部冲突的局面。而中国国际地位和影响力持续上升，全方位外交活跃世界舞台。现在，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及面临的新挑战

2010年是21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国际社会进一步把目光投向中国，视中国崛起为本世纪最重大的全球性事件。中国成功抵御了国际金融危机的冲击，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量进一步上升。今年中国经济总量已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金灿荣：08年奥运体现了中国社会的动员力和民族凝聚力，09年阅兵向外展示了中国的军事实力，2010年上海世博会体现了中国科技创新的能力。）伴随中国经济实力的壮大，中国的外交自信心不断提升，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明显增强。

但是，随着中国地位和影响的迅速增大，各种外部阻力与压力也随之增加。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我国在国际上影响力日益提升，越来越多的国际场所都活跃着中国的身影。但从目前发展趋势来看，我国已成为美日欧等力量“假想潜在竞争对手”，在各个领域给中国施加越来越大的压力。目前美国在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不断对我国进行打压。日本、印度等国不断加强军事扩张，朝鲜半岛核问题也有随时恶化的可能。东西方均存在着现实威胁，中国面临严峻挑战。一方面，不少国家和外部力量对中国的快速发展产生不适应感，“中国威胁论”、“中国强硬论”、“中国傲慢论”不断出现。一些大国更对我产生明显的战略敌意，使我国面临更多的麻烦和事端。今年年初以来，美国在涉及我国核心利益的问题上接连发难，谷歌事件、美对台军售、西藏问题、贸易纷争和压人民币升值及南海军事问题。此轮中美关系的紧张，除了美国国内急于摆脱经济困境和中期选举的政治压力因素外，担心中国实力增强后会挑战美国的霸权是一个重要原因。美国朝野普遍认为，中国正变得“自大傲慢”，我国维护海洋权益的举措，被美国视为与美争夺亚太主导权，对美国在亚太的利益构成了威胁。美国国内一些智库的重量级人物公开主张，重新审视美国的对华政策，这是需要我们警惕的。

中国成长产生的大国崛起效应也引起一些周边国家的疑虑和防范心态，增加了我们维护周边环境稳定的难度。我国周边环境复杂，邻国众多，又存在大量历史遗留的领土及边界划分争端。出现任何纷争，不仅当事国陷入麻烦，也为外部力量介入提供了机会。近年来中国在周边地区的一些维权活动，如中国渔政船在南中国海巡航、护渔、伸张主权，以及中国海军舰队在冲绳附近海域演习等，就引起周边国家的严重焦虑。一些周边国家为缓解中国实力上升的压力，希望美国在地区事务中发挥“平衡者”作用。菲律宾等国一直希望美国介入南中国海的争端。一旦外部大国介入，极易造成我周边安全形势的恶化。近期南海主权争端表面化和复杂化，美国的介入便是重要原因。（近两年，随着对中国护海行动疑虑的加重，美国一方面向中国施压，指责中国在南海问题处理上，妨碍了海上贸易的开展，违背了国际海洋法，另一方面，加快重返南海地区的部署。不仅以“维护南海航行自由”为借口，增加在该地区的投入，频繁派遣军舰在南海活动；还通过军售、联合军演来提升与部分国家的军事合作。今年8月，美国就与越南在南海进行了海上联合军事演习。）近年我国已经面临日益严峻的领海权益维护的考验。象南沙群岛，钓鱼岛及东海大陆架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与越南、日本等国的争端都呈现加剧之势。

另一方面，随着国际上对中国关注和重视的增加，对我国的期待也大大上升。国际舆论要求中国在国际事务中承担更多的国际责任，这使我国面临履行大国义务的压力明显加大。（如对巴援助问题；气候问题解决上要求中国承担过重的责任）尽管承担更多国际责任有利于我国发挥更大的国际影响，可以增加我国的战略份量。但是，以我国现有的能力履行过度的国际责任，将影响到我国自身的长期发展。作为一个发展中的大国，我们必须平衡好自己的国家实力与承担国际义务的能力。

面对我国国际地位变化和国际形势发展带来的挑战和机遇，我国以更主动的姿态展开全方位外交，积极活跃在国际舞台上，维护了总体有利的外部环境。

一是积极开展峰会外交，扩大我国的影响力和发言权。国际峰会的高规格、权威性，既是各国直接表达自己声音的最佳场所，也是有效处理问题和发挥影响力的极好机会。去年以来，我国领导人频繁出席和参加了一系列重要峰会，象联合国系列峰会、金融峰会、哥本哈根气候变化会议，及今年更为密集的核峰会、四国峰会、G20峰会、上合组织峰会，以及即将举行的中欧领导人峰会、亚欧首脑会议、APEC峰会等众多国际峰会。通过领导人参加这些峰会，直接向世界阐明我们的立场和态度，使世界了解中国的主张和诉求，既有利于展示负责任大国的形象，同时也使中国的重要利益得到维护。

二是稳定和发展同主要大国的关系。大国关系是我国外交关键所在。与大国的关系出现问题，往往产生损害到发展和安全的严重后果。今年以来，中美关系的压力明显加大，复杂性的一面进一步显现。面对中美关系事端频发的不稳定状态，我国在正视现实，承认中美结构性分歧长期存在的基础上，为化解纷争展开了高层战略对话和协商，敦促美方切实尊重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排除两国关系的干扰，维持了中美关系大局的稳定。中俄的战略协作伙伴关系得到不断深化，在能源、安全等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合作成果。同时还保持了中欧关系平稳发展势头，加强双方在国际金融改革、全球治理、应对气候变化等一系列问题上的合作。巩固和发展中日战略互惠关系，增进政治互信，改善民意基础。加强同新兴大国的协调与合作。

三是深化同周边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友好合作。今年我国在与周边地区国家的安全、能源及多领域合作得以切实推进。此外，通过推进多边区域合作还增强中国与周边国家经济上的相互依赖和政治上的互信。2010年建成的中国—东盟自贸区将在深化中国与东南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带动整个东亚地区的经济整合方面发挥重要作用。同时，两岸之间的ECFA签署生效，建立中日韩东亚自由贸易区成为谈判议题。在区域安全合作上，今年我国在哈萨克斯坦参加了上合组织举行的联合反恐军事演习，促进了中国与相关国家的政治关系及在反恐和维持地区安全稳定上的密切合作。但与一些海上邻国的领土和权益争端问题迄今尚未得到解决，其中包括中国与一些东南亚国家在南中国海的领土争端，尤其是南沙群岛领土争端，中国与日本在钓鱼岛、东海大陆架的划界和东海油气开发等问题上的争端。一些领土争端有日趋国际化的倾向，某些外部大国和地区多边组织介入其中，使得问题更加复杂化。

四是积极参与解决热点和全球性问题。金融危机后，我国不仅积极推动国际经济重建和国际体系的调整，我们还本着建设性的态度参与伊核、朝核问题会谈，支持周边国家政府稳定国内政局的努力，反对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防核扩散、能源、粮食安全等全球性问题上，主动与国际社会展开合作。中国还以高度负责的态度参与应对气候变化的国际行动，既从自身做起，也积极承担国际义务，发挥了一个负责任的大国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