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第一篇：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一)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影响到文学创作的心理学理论，有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詹姆斯有关意识流的观点，荣格的集体无意识理论等，精神分析学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集中地表现在西方现代派文学发展的历史过程中。

1．对象征主义诗歌的影响

精神分析心理学十分明显地影响了象征主义文学。象征主义是19世纪70年代始发于法国画坛的文学流派。1886年让·莫雷阿斯发表了《象征主义宣言》。主张表现自我的忧郁、愁苦和梦幻，抒发对现实丑恶和人性阴暗面的厌恶，强调用象征的方法表现“有对象引起梦幻而产生的形象”。①象征主义文学思想与创作原则，实际上是西方现代主义文学思潮的先导。其理论依据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的无意识理论和自由联想的观点，特别是《释梦》的发表更是为象征主义文学提供了一把保护伞。

弗洛伊德学说对象征主义的影响主要有如下两点：首先，弗洛伊德强调：梦，并不是无意义的，它是有意义的精神现象，透过它，人们可以窥到人内心的秘密。现实主义批评家抨击象征主义诗人的主要理由，是认为表现梦幻毫无意义，因为文学是现实的一面镜子，再现“现实”才是文学的根本任务。弗洛伊德有关梦是有意义的分析论断，正从理论上支持了象征主义，使他们充满自信地表现“梦幻”世界。其次，象征主义和“象征”论，虽然发源于象征主义前驱波德莱尔的“对应”论，有一套独具特色的创作理论，但是，“象征”在象征主义诗人那里尚未具备十分完善的理论体系。弗洛伊德却通过对梦的研究，第一次对象征做了系统的、周详的探讨，对象征主义的发展起了重要作用。弗洛伊德心理学支持象征派诗人大胆地去写梦。后期象征主义诗人维尔哈伦、叶赛宁、叶芝和艾略特等等的诗歌创作便是证明。

2．对心理小说的影响

盛行于欧美的心理小说，其演变经历了三个阶段：心理浪漫主义、心理现实主义、心理现代主义。心理浪漫主义偏重于主观倾诉，小说人物多采用内心独白的方式表达其思想发展轨迹。心理现实主义则偏重于客观解析，作者不动声色地对小说人物进行心理描写，心理刻画。以上两类心理小说仍是在传统心理学的影响下，其影响只是局部的仅限于描写手法方面。心理现代主义小说的出现就发生了质的变化，它是以现代心理学为外在动因的。它主要得力于詹姆斯的“意识流”说和弗洛伊德的“潜意识”理论，这些现代心理学在根本上从创作内容到创作方法都影响了小说的发展方向。

“意识流”理论启发人们创造了一种全新的心理描写手法，如果说心理浪漫主义是主观倾诉的，心理现实主义是客观解析的，那么，意识流手法在描写人的心理世界时所采取的是按人物内心意识的流动去展现客观事物，或者说是以客观事物的呈现来展示人

物的心灵。心理现代主义小说的外在标志是意识流手法的运用，因此，又称做意识流小说。它不仅表现表层意识，而且更为主要的是表现深层意识或潜意识。

从内容上看对意识流小说的演变有过影响的，还有分析心理学派的“集体无意识”理论。这集中表现在乔伊斯和福克纳的作品中，他们着力追求古代神话、“原始意象”和原始象征，他们在作品中通过种种隐喻进行古今联系和对比，尽力挖出一些沉积在个人无意识深处的原始的思维方式，以说明人类存在着古今相通的普遍本性。

3．对新“原罪”主题的影响

与传统文学流派中的“原罪”主题不同的是在现代派文学当中出现了新的“原罪”主题。弗洛伊德的新“原罪”说(相对于基督的旧“原罪”说而言)，即有关性欲冲动、死亡本能、隐伏的恶性、俄狄浦斯情结和埃勒克特拉情结等方面的理论，为现代主义作家探索和描绘现代西方人复杂多变的心理，提供了理论依据。现代派文学创作中新的“原罪”主题的涌现，正是弗洛伊德新“原罪”说的影响的结果。

现代派文学中的“原罪”主题，在卡夫卡一系列作品中反复出现。卡夫卡作品主要通过揭示隐藏于人物内心深处的“惧父情结”，来显示这种“原罪”主题。“惧父情结”就是弗洛伊德所说的“俄狄浦斯情结”，但只侧重其“惧父”的一面，而没有“恋母”的一面。“惧父情结”是常年做弱者所形成的情结，它“自卑感”有余，“补偿作用”不足，更谈不上什么抗争了。在他被称为《孤独三步曲》的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中主人公全是在敌对环境里苦苦挣扎的孤独的人物，他们都是虽有怨怒而又逆来顺受的弱者，他们总是自怨自艾，处于莫大精神痛苦之中。他的短篇小说也大多表现这一类小人物“孤独的体验和被排斥的悲怆”，他们处在一种身不由己的处境中，备受凌辱，只能任人摆布，又总是为自己没有勇气、没有力量、无能为力而深感内疚。比如在他的著名短篇小说《判决》中主人公格奥尔格·本德曼把自己订婚的事告诉他那位“魁伟”的父亲，竞招致其父的横暴无理的责骂；最后他接受其父亲叫他投河淹死的命令，奔向河边，说了声“亲爱的父母亲，我可一直是爱着你们的”，便跳河自沉溺亡了。卡夫卡的另一个短篇小说《变形记》，也是表现父权的不可动摇和惧父情结的。

发端于欧洲的现代派文学的“原罪”主题小说首先波及到了美洲。在美国作家奥尔尼的作品中主要是通过人物内心的“恋母情结”与“恋父情结”加以表现的。他笔下的人物，都是处于恐惧和灭亡中的人被某种“原罪”感纠缠，痛苦不堪，互相折磨。在“恋母情结”、“恋父情结”之类“原罪”幽灵的蛊惑下，人物自觉意志往往不起作用，像在噩梦中一样，总是被一种神秘的力量推向灾难和毁灭。在《榆树下之恋》一剧中，作家所展现的伊本与继母爱碧之间的爱情悲剧，正与伊本的“恋母情结”有关。在弗洛伊德理论影响下，热衷于表现这种“原罪”主题的，还有美国作家西德尼．霍华德、赫尔曼‘里塞、皮兰德娄等。

4．对文学中反理性倾向的影响

现代心理学对文学创作的影响，还表现在文学领域内激起了对理性精神的公开的、激烈异常的全面挑战。超现实主义文学便是这一反理性文**流中的代表。无意识与梦的见解是超现实主义文学的思想基础。所谓“超现实”就是“超理性”。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无意识之所以“超过”理性的认识，其原因是，第一，无意识是心灵的本质，而理性仅仅是意识的表层。第二，无意识的本领要比简单的、直线的理性思维大得多，它能产生“既令人惊奇又令人迷惑不解的结果”。超现实主义所以称为超理性、超现实就是因为它认为无意识高于理性，无意识反映了人们内心的“自我的秘密”，是心灵活动最真实的过程，是创作的最为可靠的源泉。而要表现超理性的无意识世界，最好是描写梦幻世界。

超现实主义文学的一个共同特点，便是作品中充满着恍惚离奇的梦境。这种梦境效果可以通过两条途径获得：一是忠实地记录梦境，使用的语言也是梦幻式的；二是“造梦”，主要通过意象的“随意并置”和“随意转换”两种手法。前者把若干个本来毫无意义的意象随便串连在一起，比如加斯可尼在《这形象》一诗中把“飞机”的意象与“咸肉片”、“猪油”、“文件夹”、“黄蜂”等意象组接起来；后者把一个或几个意象随意地转换成另一些毫无联系的意象。比如美国诗人查尔斯·福特在一首有名的八行短诗里，把正月里的天空转变为一只臂膀，一个小偷，一张很大的脸，把太阳变成伤口、珠宝、时差、眼睛、露滴、泪珠，把白天转化为一份赠品、一首诗、一匹畏缩地慢行着的马。

5．对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影响

中国现代文学创作受心理分析学说影响已是几次起伏。20世纪20年代弗洛伊德心理分析学说和厨川白村的生命力论以及他们的文学思想由西欧和日本传人中国。周作人、章士钊、潘光旦等人用于文学批评；郭沫若、成仿吾、郁达夫等创造社作家试图应用于理论研究及小说创作实践。当时由于“革命文学”的提倡，心理学派追求表现性意识的表法，一度为作家们摒弃。30年代作家们再次借鉴西方文学表现技巧时，心理分析手法又为施蛰存等作家所应用。鲁迅写第一篇历史小说《不周山》，写到“站在女娲两腿之间向上看”，也只一笔带过，并决心以后不再写这样的小说了。小说《肥皂》也是从潜意识出发，描写四铭对街头女丐的贪欲。20至30年代，心理学派对文学创作的影响主要是性心理及其他变态心理描写。由于那时中国正处于残酷复杂的年代，受影响的几个作家通过创作实践感到这些表现方法难以反映当时社会政治风貌，也不符合民族传统的伦理道德和审美观念。施蛰存是30年代

以心理学派理论指导小说创作的主要代表，他写过《花梦》、《梅雨之夕》等小说，都是以好色之徒为题材的。

80年代初，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中外文化交流的开展，西方文学理论和文学作品在中国大量被翻译出版，文艺心理学在中国重新受到重视。因此，建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文艺心理学也就势在必行。就现代心理学对目前文学创作的影响来说，大体

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首先，提倡文学表现心灵与干预灵魂。“文学是人学”的重新提出，文学界充分认识到文学创作是作家精神创造和心灵活动的结晶，再现现实与表现心灵应该是统一的，文学更要重视表现人的心灵，传达情感。作家王蒙、高晓声从文学本身特性出发，认为文学的职能最重要的是干预灵魂。

其次，心理小说的拓展，心态小说、意识流式小说的崛起。张承志的《北方的河》、邓刚的《迷人的海》、史铁生的《我的遥远的清平湾》都表现了浓厚而深沉、亢奋而激越的情调，使现实主义心理小说在表现人的心灵方面有了新的突破，并由此形成一种新的文学表现形式——心态小说。心态小说把现实主义的题旨与现代主义表现手法结合起来，把人物心理意识与外部社会现实有机糅合起来，深入展示人的心灵世界。

再次，关注爱情和性心理描写。性问题在人类历史中具有重要意义，因而，性心理也被看作是当代小说中不可缺少的存在。张贤亮的《土牢情话》、《灵与肉》、《绿化树》所以受读者赞赏，乔安萍、李秀兰、马缨花一组女性形象使读者感到审美愉悦，都与其“才子淑女”式的悲欢离合的爱情故事分不开的。性心理本质上是一种伦理与美学的情感，具有社会性。因此也要防止把性问题归结为生物本能，忽视其社会制约性的错误倾向，防止庸俗低级、色情描写的污秽作品产生。

最后，注重技巧，促进了文学体裁、形式、表现手法的多样化。王蒙的《蝴蝶》、《风筝飘带》等作品，就是采取意识流时空变幻交叉的各种心理表现手法来结构作品的。随着心理描写的拓展，当代作家还创造性地使各种文学体裁交叉渗透、融合形成带有综合特点的文学样式，如诗体小说、散文化抒情小说等，这些小说由重叙事的传统而变为以抒情为主导的小说样式，从作品内容到艺术结构，从表现手段到语言风格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第二篇：浅析泰戈尔对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

浅析泰戈尔对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

摘要：冰心是我国第一代儿童文学作家，是著名的中国现代小说家、散文家、诗人、翻译家。她崇尚“爱的哲学”,并将母爱，童真，自然作为她作品的主旋律。她文学风格曾受过许多方面的影响。幼年时代的她就广泛地接触了中国古典小说和译作。译作中，有英国著名作家狄更斯的《块肉余生述》等十九世纪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学生时代的她就读于教会学校，基督教的泛爱思想对其创作思想、人道主义观念影响甚深。冰心是以“问题小说”开始了她在小说世界的长途跋涉，《超人》的出版则标志着冰心对种种社会问题开出的处方--“爱”的哲学。而这种哲学来源于东方哲理诗人泰戈尔的宗教哲学和西方基督教博爱思想。

关键词：冰心 泰戈尔 影响 爱的哲学 飞鸟集 繁星 春水

对于冰心而言，泰戈尔可是她生命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为什么呢？冰心是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开始创作哲理小说，也是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冰心被称为“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冰心自己承认：“我接触泰戈尔的著作是在1919年‘五四运动’以后，我从中文和英文的译本中，看到了这位作家的伟大的心灵、缜密的文思和流丽的词句，这些都把我年轻的心抓住了„„”

首先，冰心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开始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说到这里，不得不提一下泰戈尔。泰戈尔多才多艺，才华横溢。他既是作品浩繁的文学艺术大师、学识渊博的哲人、成就卓著的社会活动家，也是锐意革新的教育家。他的诗歌体裁和题材丰富多彩，清新隽永；小说格调新颖、感染力强；戏剧种类繁多，富于哲理意味；歌曲或哀婉缠绵、或威武雄壮，不拘一格。泰戈尔一生的创作诗歌受印度古典文学、西方诗歌和孟加拉民间抒情诗歌的影响，多为不押韵、不雕琢的自由诗和散文诗；他的小说受西方小说的影响，又有创新，特别是把诗情画意融入其中，形成独特风格。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中写到：“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就是这样潜移默化的影响，使冰心作品中的语言富有明丽、典雅和深刻的哲理性。

其次，在冰心的小说里有着浓厚的宗教思想，这些宗教思想很大部分也是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泰戈尔从小就生活在具有浓厚宗教思想的印度，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使泰戈尔的诗歌体现了印度宗教文化的大宇宙和小宇宙统一的“梵我合一”的观念, 以及追求至爱的精神理想。特别是青年时代的泰戈尔, 由于受西方基督教的影响, 因而 他诗歌中的“上帝”是东西方宗教文化混合的象征符号。一方面他认为“上帝死了的时侯, / 宗教便将合二为一”(《飞鸟集》笫84 节)另一方面, 他又主张不要去乱礼拜, “向谁礼拜呢? / 睁开眼看, / 上帝不在你的面前。”(《吉檀迦利》第11 节)很显然, 泰戈尔对“上帝”的理解糅进了东西方文化的宗教精神, 并把这种精神化解为完全彻底的泛爱哲学。冰心出生于中国20 世纪初一个温馨的家庭, 她的祖父谢子修是一位私塾先生, 其手书的“知足知不足, 有为有弗为”的对联, 足以道出这个家庭的宗教文化氛围。冰心的母亲一心向佛, 与世无争, 这对早年冰心宗教情结的形成有一定的启蒙作用, 及至进了贝满女中, “因受着基督教义的影响, 潜隐的形成了我自己的爱的哲学”。[ 4 ]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 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 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 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献歌“是泰戈尔最常用的诗体形式，以颂神的形式来完成诗歌创作的外形结构，以泛爱主题来完成诗歌的情感表达，这是泰戈尔诗歌创作的美学特质，而且在他的诗歌中，“上帝”是一个反复出现的全能的符号，是调和人与人、人与自然对立的抽象物，是赐爱于人类的主体，而冰心诗歌中的泛爱主义则是以人的价值为中心，其爱的宗教情感更多地表现为一种献身精神。即便是深受泰戈尔影响的诗集《繁星》, 其宗教精神也主要是表现为替弱小者立言, 为苦难者寻找一个躲避风雨的港湾。“母亲啊!/ 天上的风雨来了, / 鸟儿躲进它的巢里, / 心中的风雨来了, / 我只好躲进你的怀里”(《繁星》第159 节)。诗中的“母亲”与泰戈尔诗中的“上帝”是同义语, 但“母亲”的意义却远离神而更近人,是普济众生的实体, 而非神秘莫测的“上帝”。从这个意义上说, 泰戈尔是把人的本能转移到神的身上, 冰心则是把神的特质移位到人的理想世界。

再次，对冰心入世的人生观的影响。泰戈尔奉行入世的人生哲学，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强烈的爱国主义、关心人类进步、人爱自然的思想贯穿于他作品的始终，冰心受其影响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热潮，在她的作品中，时代感与爱国心并存。她的小说《分》、《六一姊》、《庄鸿的姐姐》等，对不平等的社会、对摧残儿童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呼应了“救救孩子”的时代之音。

第四，冰心吸收了泰戈尔的爱创造世界和女性的本质是爱的思想，确立了她的母爱思想。泰戈尔认为“世界是从爱中生的，世界是被爱所维系的，世界时向爱而转动的，人类是进行于爱之中的。”以及“上帝是派遣妇女来爱这个世界”、“她奉上帝的使命来做个人的保护者。” 冰心则认为：“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她热情讴歌母亲的无私和宽厚：“用她坚强无尽的爱来包围我。她爱我的肉体，她爱我的灵魂，她爱我前后左右，过去，将来，现在的一切！”就这样，冰心辩证地吸收了泰戈尔的这些思想，对泰戈尔的女性爱思想加以发展，从而确立起世界由母爱建立起来，并由母爱推动前进的思想，奠定了自己爱的哲学基础。

第五，冰心吸收了泰戈尔的人与自然和谐一致的思想。泰戈尔极为倾心大自然，他认为，人只有投入自然母亲的怀抱，才能找到“无尽际的幸福之海的岸的道路》”冰心出生在山清水秀的南国福州，后随父到烟台，从小饱览祖国大好河山，自从阅读了泰戈尔的作品后便为其所描绘的自然美景尤为钟爱。如“她„„住在灯塔的岛上，海霞是她的扇旗，海鸟是她的侍从；夜里她曳着白衣蓝裳，头上插着新月的梳子，胸前挂着明星的璎珞；翩翩地飞行于海波之上，„„”这段话描绘出了大海的壮美和宏丽。

冰心随时随地地热爱大自然、欣赏大自然。是因为她和泰戈尔一样认为自然是人类的母亲，只有在母亲的怀抱里，才能忘却现实的污浊和烦恼，才能净化心灵。于是，冰心提出向泰戈尔学习。在冰心看来，大自然和美和爱不仅可以慰藉感染了社会病的青年的心，更能陶冶人的性情，培养和创造出健康的人格。她将爱自然当做解脱社会和人生痛苦的灵丹妙药。

最后，冰心极为珍爱泰戈尔所建造的理想的儿童天国，热情赞美童心的纯洁和质朴。泰戈尔的《新月集》，以新月一般经营柔美的诗歌，对儿童的纯朴天真做了极为温柔委婉的歌唱，其译者郑振铎说它像安徒生的童话一样，具有一种不可测的魔力。泰戈尔这个梦幻般的儿童天国，深深地吸引着冰心、触动着冰心。她一委婉的言辞诅咒虚伪的现实，用伤感的情怀追忆着逝去的童年，以迫切的性情追求着童心的复返，颂扬童心的坦诚无邪，构筑自己的爱的哲学体系。

参考文献：

[1].李蹇.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宗教精神的比较分析[J].云南民族学院学报.2002年3月，19卷（第二期）：100-101.[2].金洁.冰心与泰戈尔[J].中外文化交流.1993年，05期：39.[3].张彩凤，袁继坤.冰心的散文与泰戈尔的爱的哲学[J].1998年，01期：39-40.[4].冰心.繁星春水[H].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5].泰戈尔，郑振铎.新月集[H].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10.

第三篇：泰戈尔对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

泰戈尔对冰心文学创作的影响

对于冰心而言，泰戈尔可是她生命中的一位重要人物。为什么呢？冰心是受了泰戈尔的影响开始创作哲理小说，也是受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创作出版了《繁星》、《春水》两部诗集。冰心被称为“中国最善学泰戈尔”的女作家。

首先，冰心受到泰戈尔《飞鸟集》的影响，开始写作无标题的自由体小诗。冰心在《我是怎样写〈繁星〉和〈春水〉的》中写到：“我自己写《繁星》和《春水》的时候，并不是在写诗，只是受了泰戈尔的《飞鸟集》的影响，把许多‘零碎的思想’，收集在一个集子里而已”，“都是很短的充满了诗情画意和哲理的三言两语”。冰心写出这么多明丽典雅的句子，是受泰戈尔潜移默化的影响。

其次，在冰心的小说里有着浓厚的宗教思想，这些宗教思想很大部分也是受到泰戈尔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有所发展。我们都知道，印度是佛教的起源地，但是，其实印度的宗教有很多，基本上每个印度人都有自己的宗教信仰。泰戈尔也不例外，有宗教信仰不是坏事，最起码，就是因为泰戈尔有了自己的宗教信仰，我们可以听到心灵的神音。冰心在这方面和泰戈尔是有共鸣的。从一些资料我们可以知道，的母亲一心向佛, 与世无争, 这对早年冰心宗教情结的形成有一定的启蒙作用。受宗教文化的影响并用诗歌来表达宗教精神, 这是泰戈尔与冰心诗歌创作的共同点, 而全方位的宗教式的爱, 则是两位诗人诗歌情感的共同主题。

再次，对冰心入世的人生观的影响。泰戈尔奉行入世的人生哲学，投身于民族解放运动，强烈的爱国主义、关心人类进步、人爱自然的思想贯穿于他作品的始终，冰心受其影响积极投身于反帝反封建的热潮，在她的作品中，时代感与爱国心并存。冰心的很多作品，对不平等的社会、对摧残儿童的封建制度，进行了深刻的批判。显然，这方面冰心也受到泰戈尔的影响。

我们都知道，冰心后期的创造，最重要的一部分是歌颂母爱，这方面，冰心也借鉴了泰戈尔。冰心吸收了泰戈尔的爱创造世界和女性的本质是爱的思想，确立了她的母爱思想。泰戈尔有一句著名的话：“上帝是派遣妇女来爱这个世界，“她奉上帝的使命来做个人的保护者。”冰心则认为：“人类以及一切生物的爱的起点，是母亲的爱。”冰心对泰戈尔的女性爱加以发展，立起世界由母爱建立起来，并由母爱推动前进的思想。

总之从冰心身上，我们可以很容易地通过译介学去分析她和泰戈尔之间的关系。

第四篇：工农兵文学思潮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范文模版）

工农兵文学思潮对现当代文学创作的影响

摘要：中国工农兵文艺思潮是指二十世纪中期出现的、以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

谈会上的讲话》为理论核心、绵延达半个世纪之久的一种文艺思潮。这种思潮的出现，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创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关键词：工农兵文学

政治

文艺

影响 正文：

一、工农兵文学的产生

工农兵文学思潮的源头是苏区文学，是左联时期文艺大众化思潮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它的诞生可以追溯到40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是现实主义文学思潮在解放区的特殊发展。工农兵文学是以工农兵为描写对象和服务对象的文学，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根据地诞生和发展起来的文学。毛泽东在其著名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对工农兵文学做了简洁的概括：“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

任何文学现象都是历史的产物，文学思潮也不例外，因此，我们研究与评判一种文学思潮，必须将它放在一定的历史范围内，进行综合分析，才能得出科学的结论。工农兵文学的勃兴与繁荣有它的历史必然性：首先，面对抗日救亡的主要任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先后开辟了以陕甘宁边区为中心的广大抗日根据地，建立了工农兵当家做主的人民政权，产生了相应的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与文化。其次，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确立，使工农兵文学思潮权威化、政策化，成为解放区文学的指导思想。再次，有一批文学理论家的倡导和一大批作家致力于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创作，他们有从国统区和进入解放区的作家和大量的文学青年，也有解放区土生土长的作家。第四，中国传统文学主要是民间文学的深厚土壤、广大民众的欣赏习惯和审美心理是工农兵文学赖以勃兴与繁荣的重要基础。

二、工农兵文学的特点 第一、文艺必须为工农兵服务

第二、强调社会生活是文学的唯一源泉 第三、文艺必须服从于政治 第四、政治第一，艺术第二

三、工农兵文学思潮对文学创作的积极影响

群众文艺运动的蓬勃发展。根据地的群众文艺运动空前繁荣，许多农村建立了俱乐部，组织业余剧团、秧歌队，开展多种新式的文艺创作和文艺宣传活动。既有秧歌、鼓书、梆子戏、上党宫调、小花戏、皮簧等民间样式，也有话剧、诗歌、歌剧等新形式，可谓是不拘一格活泼多样。在这些蓬勃运动的开展下，一批优秀作品应运而生。新秧歌运动产生了《兄妹开荒》、《夫妻识字》、《大家好》等一批优秀作品；诗歌创作中出现了一些民谣，如《东方红》、《平型关》、《百团大战》 等；戏曲方面涌现出了《逼上梁山》、《三打祝家庄》、《血泪仇》等为代表的包括地方剧种改革的成就。曲艺方面如毕革飞的快板诗，王尊三的说书都有较大的影响。此外，其他的文艺样式都产生了大量的有影响的作品。作家深入生活，创作出现新局面。随着文艺运动的蓬勃展开，广大文艺工作者纷纷深入基层，深入生活。他们长期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的艰苦斗争打成一片，真正把立足点转移到工农兵方面来，转到群众生活中来，创作出崭新的人民的文艺作品。这些作品从内容到形式都显现出一种从未有的清新健康的创作倾向。其一，从作者的创作思想看，他们从各自的创作实践出发，对《讲话》有较深的体会和感受，能够自觉地实践《讲话》的思想，为工农兵服务。其二，民族的阶级的斗争与劳动生产成为压倒一切的思想内容。整个创作上呈现出一种理想主义和乐观主义的勃勃生机。其三，民间文艺形式成为当时文艺作品的正宗形式，被赋予新的活力。其四，文学语言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五四”新文学以来的欧化语言为新鲜活泼，很有表现力的老百姓语言所代替，正是由于这样，周立波、丁玲从国统区来的作家才取得重大的成就，同时也培养了赵树理、孙犁、李季、马烽等土生土长的优秀作家。同时涌现出一批真正体现工农兵理想的典范式作品，如反映解放区青年男女冲破封建桎梏，争取婚姻自由的《小二黑结婚》；表现农村政治斗争和农民命运变化的《李有才板话》、《李家庄的变迁》；描写土地改革在中国农村和农民身上所引起的翻天覆地变化的《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暴风骤雨》；歌颂军民对敌斗争的新英雄传奇《新儿女英雄传》、《吕梁英雄传》和《荷花淀》，展示党领导下的工人是历史前进的原动力的《原动力》；反映解放区新气象，体现了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崭新的主题的《白毛女》等。这些创作虽然体裁不同，取材有别，艺术风格上有差异，但在体现工农兵文艺思潮的理论主张这点上是一致相同的。这是广大文艺工作者自觉实践工农兵文艺思潮这种理论主张的结果。这些“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文艺作品，洋溢着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中国气派，使解放区文艺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坛上，并在一定程度上波及了国统区。

工农兵文艺思潮作为反映无产阶级翻身解放的代言思潮，对新中国成立后到1962年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也产生了巨大的积极的影响。出现了一大批描写工农阶级求解放、创新业的优秀作品。如杜鹏程的《保卫延安》、吴强的《红日》、周立波的《山乡巨变》、柳青的《创业史》等，以及杨朔、秦牧、刘白羽等人的散文创作。这些创作以饱满的革命激情，自觉地实践着工农兵文艺思潮的理论主张，以其光彩夺目面貌一新的鲜活内容和人物形象，为新中国的诞生和发展奏起了振奋人心的交响乐，表现了工农兵文艺思潮在创作上的发展和生机勃勃的“朝阳”景观。

四、工农兵文学思潮的弊端

1963年以后，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主要由于政治原因，工农兵文艺思潮就步入了极端，宣告了终结。纵观中国工农兵文艺思潮的整个历程，在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发展史上，它的历史贡献与它的历史局限同样十分引人注目。一方面，工农兵文艺思潮曾因顺应了时代的发展，突出了工农兵这个生活层面的特质，而显示了生机勃勃的“朝阳景观”，另一方面，则由于面对不断发展变化的社会生活，不注意调整自己的理论观点，最终步入了“夜郎自大”式的狭窄胡同。一方面，它突出了文学的阶级功利性，为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立下了不可磨灭的功绩，另一方面，则因只强调文艺的教化功能，忽视甚至牺牲了文艺的其他功能，尤其是文艺的审美功能，使建国后的文艺创作没有达到应有的高度。一方面，在提倡文艺要反映生活、贴切时代、为呼吁时代方面做出了积极贡献，另一方面，对时代和生活的理解过于狭窄，对作家主观能动性的发挥重视不够。总之，中国工农兵文艺思潮在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之时，也留下了不少的历史遗憾。

第五篇：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对苏轼文学创作的影响

白居易的闲适人生对苏轼及其文学创作的影响

摘要：北宋文人对白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苏轼接受了白居易的“闲适”人生观，他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对社会和人生进行深入思考．探寻内心的自适平和，并将这种思考融人到自己的作品中．从而在闲境中能够保持乐观旷达的胸襟和随缘自适的信念，从而以达观超越的人生态度笑看人生。

关键词：白居易；苏轼；闲适；创作

一、白居易对北宋文人的影响

白居易其人其诗，对宋人影响颇大。两宋文学大厦的奠基仪式是在五代战乱后的废墟上进行的，而深埋在大厦底层的第一本文学经典，无疑是与“白体”诗创作直接有关的《白居易集》。在当时，手不释卷的情形或许并不多见，但《白居易集》在当日的广泛影响却是毋庸置疑的。苏轼即多次自称“颇似乐天”。

由于在封建社会里，士大夫阶层的遭际大都同白居易的命运相似，总是“得意”时少，而失意时多。所以表现其“独善之义”的闲适诗特别容易被理解，被仿效。尤其是北宋文人．受白居易闲适诗的影响更是巨大。

作为中国封建经济文化发展的一个高峰．北宋时期较为雄厚的物质基础为时代的享乐之风提供了前提条件。真宗朝开始明确提倡享乐豪奢的社会风气，享乐之风弥漫朝野。自居易闲适诗中流露出的恬淡安乐旨趣适得其时。广泛而深刻地影响了北宋文人。虽然北宋中期随着诗文革新运动的兴起，杜诗成为文人的新选择。但是白诗并没有被淡忘。

北宋文人对白居易的生活品质和生活方式十分欣赏。白居易闲适、从容的人生态度，让北宋中后期的文人都能从白居易身上找到自己的影子，找到心灵的归依。生活悠闲、俸禄丰厚的文人过着闲适享乐的生活，与白居易诗中所描绘的闲适人生颇有相似之处，故而心有戚戚焉。当他们仕途受挫时，又总是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白居易，效法白居易闲适的人生态度。对白居易的倾慕是宋代士大夫的普遍风尚，其中受白居易影响最大、最著名的诗人就是苏轼，如南宋罗大经所言：“本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1]

二、白居易疏离仕宦对苏轼的影响

白居易安闲、从容的闲适思想对北宋文人影响很大，而苏轼尤甚。苏轼一生中曾多次表达对白居易的仰慕之情，不仅如此，苏轼还曾拿自己与白居易相比，称自己“微生偶脱**地，晚岁犹存铁石心。定是香山老居士，世缘终浅道根深”，“我似乐天君记取，华颠赏遍洛阳春”(《赠善相程杰》)，[2]“他时要指集贤人，知是香山老居士”(《赠李道士》)。[3]而也正因如此，从宋代起，就不断有人论及苏轼对白居易的这种不同寻常的敬慕之情。如宋人周必大言：“本朝苏文忠公(轼)不轻许可，独敬爱乐天，屡形诗篇。盖其文章皆主辞达，而忠厚好施，刚直尽言，与人有情，于物无著，大略相似。谪居黄州，始号东坡，其原必起于乐天忠州之作也。”[4]罗大经言：“本(宋)朝士大夫多慕乐天，东坡尤甚。”明人田汝成言：“盖子瞻景慕，惟在乐天，故摹儇之词，比比歌咏。”清人赵翼言苏轼“景仰香山者，不止一再言之”。[5]苏轼认为自己坎坷的人生经历和白居易有许多相似之处，而白居易历尽**后依然淡定从容的人生态度又给了苏轼许多人生的启迪和感悟，所以苏轼从自居易的闲适诗中学习并领悟到了随缘自适、乐天知命的人生态度，并体现在自己的诗文中，从而使他的诗文亦呈现出别样的闲适意趣。

白居易在谪居或外任岁月中，纵情于山水、诗酒、声色以自愉，他将这种心态和行为称为“狂”。这与孔子所说的“狂者进取”不同，这是疏离仕宦之后的自由放纵。苏轼在谪居或外任时期也像白居易那样自称“狂”，不过他往往多了个“疏”字。疏是一种远离的状态和心态。疏远什么呢？自然是君王、朝野、功名富贵、勾心斗角等仕宦之事。狂就是放纵性情。在疏远了上述一切的前提下，人就有了自由放纵的时空和兴致，就可以比较随心惬意地享受自由。

因此，和白居易晚年因物质生活充裕而更加追逐甚至标榜闲适意趣不同的是，苏轼的闲适一直是在苦难及坎坷基础上的闲适，所以，他诗文中的闲适意趣应该超越了白居易，是他智慧的心灵经过痛苦的省悟，他那宽广的胸怀包容了世间万物而超越诸多烦恼和痛苦后形成的。

三、白居易的生活哲学对苏轼的影响

关于生活哲学，白居易在信奉“知足不辱”的同时，屡屡强调“心安” ：“身心安处为吾土，岂限长安与洛阳”(《吾土》)；[6]“我生本无乡，心安是归处”(《初出城留别》)。[7]当然，他的“心安”，是有前提的，这就是“本之于省分知足，济之以家给身闲，文之以筋咏弦歌，饰之以山水风月。”（《序洛诗》）[8]苏轼无疑地接受了这“心安”的理念，所以也常常提及：“试问岭南应不好。却道:此心安处是吾乡。”(《定**》)[9]不过，苏轼的“心安”的前提却不是一样的。

与东坡同时的黄庭坚便说：“乐天名位聊相似，却是初无富贵心。”（《子瞻去岁春夏侍立延英，子由秋冬间相继入侍，作诗各述所怀，予亦次韵四首》之四）[10]后人分判更为清晰：“乐天怀知足之情，子瞻多干世之意。”（袁中道《白苏斋记》）[11]正因为如此，所以当苏轼来到杭州这个“山水窟”中后，一边说：“我本无家更安往，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似乎要玩儿个够，显示出与朝政党争的疏离，一边却又针对当时新法的流弊，写了一系列政治讽刺诗，如《汤村开运盐河雨中督役》《山村五绝》《吴中田妇叹》等。其次，东坡对“知足”的解释也与乐天相出入。所谓“既不以其所有自多，亦不以其所无自少”（《醉白堂记》），所谓“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前赤壁赋》），与乐天的物质享受意识，实则大异其趣。尤其是东坡在远窜南荒、飘泊于蜑坞獠洞的困窘日子里，仍然能发现自然之美、人情之美，并醉心其间，高吟“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不辞长作岭南人”(《食荔支》)，“海南万里真吾乡”（《吾谪海南子由雷州„„作此诗示之》）这恐怕是乐天所不能实现并称其为“闲适”的。换言之，真正能作到“无论海角与天涯，大抵心安即是家”(白居易《种桃杏》)的，还是苏轼。

四、苏轼对白居易诗歌的学习及改造

自仁宗朝“西昆体”盛行以后，诗坛崇尚渊博典雅，而鄙薄“白体”之浅易平俗已成风气，苏轼的“白俗”之论当与这种风气有关。苏轼虽批评“白俗”，但对作为诗人的白居易及其诗的赞赏和偏爱远多于批评。

苏轼既对白居易深怀敬慕之情，他思想上的很多特点也承白居易而来，但在后人的眼中，苏轼却又显得比白居易要“清高”、“洒脱”得多。造成这种现象的一个重要原因在于苏轼改变了白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作风，涤滤了白诗中的一些世俗甚至庸俗的习气。这在二人那些抒写闲适意趣和迁谪情怀的诗作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白、苏都有很多抒写闲适意趣的诗作，不过，虽同是抒写闲适意趣，苏轼却改变了白居易喜欢反复叙写物质上的满足所带来的身体和心理上的舒适、平衡，显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面貌。白诗中诸如“幸有禄俸在，而无职役羁。清旦盥漱毕，开轩卷帘帏。家人及鸡犬，随我亦熙熙”(《移家人新宅》)之类的诗句俯拾皆是，难免招致“词沓意尽，调俗气靡”、“词气烦絮”之类的讥评。而苏轼虽也曾希望自己能像自居易那样“享晚节闲适之乐州”，但他不像白居易那样不厌其烦地反复絮叨于此，他的《徐大正闲轩》诗即表现出对“闲轩”主人徐人正自我标榜和刻意追求“闲适”的不满。苏轼诗中的闲适意趣主要是通过对身边事物的静默观察和客观感受自然流露出来的。

苏轼对白居易诗歌的学习，消除了宋初诗人的偏弊，顺应并推动了宋诗的发展趋势。他既常在诗中表现出对白居易思想观念、人生态度的深切认同，而又改变了白诗津津乐道于物质生活上的满足和享受，浅俗直白、琐碎繁弱的作风，从而使得他的诗在总体上呈现出一种高旷绝俗、清新雅健的面貌。

苏轼对白居易诗的学习和改造对宋诗的发展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苏轼之后，宋代很多描写“闲官闲趣”的诗也基本上褪除了白诗浅俗率易、烦絮直白的作风，转而着重通过对身边景物的细致观察显示创作主体心灵的宁静和恬淡。

参考文献：

[1]：罗大经．鹤林玉露[M]．北京：中华书局。1983．

[2]:苏轼．苏轼诗集[M]．王文诰，编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本文所引苏诗皆出自该书，以下仅在文中以（册/页）形式标出，不再一一出示。

[3]:周必大．二老堂诗话[M].北京：中华书局．1981.[4]: 田汝成．西湖游览志馀[M]．北京：中华书局，1958． [5]:赵翼．瓯北诗话[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 [6]: 顾学颉．白居易集[M]．北京：中华书局，1979．

本文所引白诗皆出自该书，以下仅在文中以（册/页）形式标出，不再一一出示。

[7]:谢桃坊．苏轼诗歌的艺术渊源[J]．西南师范大学学报，198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