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思考[推荐5篇]

第一篇：关于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思考

关于网络文学经典化问题的思考

作者：天天论文网 日期：2016-3-11 10:05:31 点击：6 ［摘要］文学经典是代表文学标高的典范，文学的发展必须走经典化的道路，无论是纸质文学还是网络文学都概莫能外，网络文学经典化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本文主要探讨文学经典观念、网络文学经典范式、网络文学经典化途径等问题，认为传统经典观念与当代新经典观念相辅相成、互补与融合，二者可以兼收并蓄;只有既体现网络媒体自由开放风格，又具有较大思想深度、文化蕴涵和较高艺术水准、审美品位的网络文学作品，才能成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网络文学经典化的途径涉及网络文学的主体建构、精品诉求和生态优化等。

［关键词］网络文学;经典化;主体建构;精品诉求;生态优化

近年来关于文学经典化问题已成为一个颇有争议的热点话题。而网络文学的经典化只是文学经典化中的一个更具前沿性的分支性问题。此问题一经提出就面临着来自两方面的挑战: 一方面，网络文学这种变动不居、缺乏深度的电子文本模式似乎与经典是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网络文学这种在中国兴起仅有十几年之久的新兴文学样式似乎与需要长期淘洗的经典沾不上边。不过，既然文学经典是文学的典范，文学经典的建构、文学的发展必须走经典化的道路，无论是纸质文学还是电子文学都概莫能外，那么网络文学经典化就是一个无可回避的问题。本文拟就文学经典的内涵、网络文学经典建构、网络文学经典化途径等问题谈谈粗浅的看法，以就教于方家。

一、文学经典观念辨析讨论网络文学经典含义的变迁，必然要涉及到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学界关于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

据说当初关于中国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是由荷兰学者佛克马引起的: “他在1993 年9 月至10 月北大的学术讲演中专门谈到中国经典尤其是20 世纪中国文学经典构成问题，提醒了中国文人的‘经典’记忆。

1997 年谢冕、钱理群主编的北大版《百年中国文学经典》和谢冕、孟繁华主编的海天版《中国百年文学经典》隆重推出，掀起了文学经典问题的讨论高潮。”①其实佛克马的讲话只是外在触发因素，正像近年来海外学者夏志清《中国现代小说史》中对张爱玲、张天翼、钱钟书、沈从文等经典作家地位的肯定触发了国内学者“重写文学史”的冲动一样，引起经典讨论热潮的内在因素是当下中国学界在改革开放新的社会条件下对经典问题的焦虑、困惑，以及强烈的现代经典建构意识和变革诉求。

综观争论各方的种种观点，可以看出尽管人们对于文学经典内涵的解读不过是各抒己见、众说纷纭，并未得出大致统一的结论，但对传统经典观念的挑战与冲击却是前所未有的，所取得的突破与进展更是不容忽视的。大致说来其主要突进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是现代新经典意识的强烈诉求。此前囿于经典须经长期淘洗而成的传统观念，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文学经典只能存在于中国古代文学、现代文学或外国传统文学领域，就当代文学而言，尽管有建国十七年的革命传统名著以及文革期间的样板戏剧本等红色经典，但改革开放以来的文学无论是否发达繁荣却由于时限短因而不可能进入经典行列。这就使当代文学界学者一直处于自己的当下研究领域既无文学经典又无权命名经典的尴尬和困惑之中，因此要求确立和命名经典的强烈诉求首先由当代文学研究学者领衔发起就是顺理成章的了。

本世纪初，虽然有学者悲观地断言“21 世纪是一个没有文学经典的世纪”①，然而人们对文学经典的提倡和建构的热情并未减弱。尽管有不少学者在文学经典确立问题上采取了比较审慎的态度，但学界也不乏要求经典命名的呼声。例如吴义勤在2005 年写的一篇序言就颇像经典命名的宣言书: “我们应该理直气壮地呼唤和确立当代‘经典’。不仅，我们每一个作家都首先应该有追求‘经典’、成为‘经典’的勇气，而且每一个读者也应该是一个‘经典’的确立者和命名者。”进而指出: “文学的经典不是由某一个‘权威’命名的，而是由一个时代所有的阅读者共同命名的，可以说，每一个阅读者都是一个命名者，他都有命名的‘权力’。而作为一个文学研究者或一个文学出版者，参与当代文学的进程，参与当代文学经典的筛选、淘选和确立过程，更是一种义不容辞的责任和使命。”②这就打破了当世人不能为经典命名的老规矩，理直气壮地宣布确立经典不仅是每个人的权力，而且是其责任和使命所在。二是现代经典建构的实践。从上世纪90 年代后期开始，随着文学经典问题讨论的不断升温，现当代文学经典建构实践表现为编选文学经典。谢冕、钱理群编选的《百年中国文学经典》(1895—1996，北大出版社1996 年版)和谢冕编选的《中国百年文学经典》(1896—1996，海天出版社1996 年版)，以及李敬泽编选的《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经典》、《中国当代中篇小说经典》(1949—2002，春风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时间跨度分别尚有百年或半个世纪之多，吴义勤编选的中国小说年度经典系列丛书(《中国短篇小说经典》、《中国中篇小说经典》，山东文艺出版社，2004—2008;《中国当代文学经典必读》中篇小说卷、短篇小说卷，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9—2014)，时间间隔已经缩短为一年一度。

从上述关于当代文学经典的提倡与作品编选中，可以看出两个突出的特征: 其一，经典的宽泛化和低门槛化。《中国百年文学经典》、《中国当代短篇小说经典》由于时段较长涉及的经典作品数量较多，而在“中国小说年度经典”系列中仅五年(2004—2008)的短、中、长篇小说作品却达200 篇之多。其二，经典的短时性和即时性。不仅整个当代文学可以确立经典，而且每年都可以确立当年的年度经典。

人们没有必要责怪当代学者在对待文学经典问题上的标新过勇或急功近利，近年来新经典思潮带来的巨大变化归根到底是经典观念的嬗变。目前，我们面临着两种不同的经典观念: 一种是传统的经典观念，即认为文学经典是经过长时期筛选的、公认的、权威的、具有不朽价值和永久魅力的作品。另一种则是当代的新经典观念，即认为文学经典未必经过长期淘洗，而可以是当下确定的具有较高艺术价值和审美特质的较为优秀的作品。我们应当如何看待这两种大相径庭的文学经典观念呢? 其实这二者是可以兼容并包、同时并存的。传统的经典观念所肯定的是一种长期形成的经典;当代经典观念认同的是一种近期形成的经典，可分别称之为长期经典与近期经典。传统的经典观念体认的是一种严格意义上的经典;当代经典观念主张的是一种宽泛意义上的经典，可分别称之为狭义经典与广义经典。前者是定型化的经典，而后者则是处在趋于成型中的经典。类似于加拿大学者斯蒂文·托托西(Steven Totosy de Zepetnek)引述Itamar Even － Zohar 提出的所谓“恒态经典”(staticcanon)与“动态经典”(dynamiccanon)③。

传统经典观念与当代经典观念存在着互存互补的关系: 一方面，文学经典是在社会历史发展的流程中形成的，只有那些经得住长时间考验的作品才能成为经典。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文学经典化最重要的是‘历史化’，时间是决定文学经典最后的尺度。”④美国学者哈罗德·布鲁姆甚至说: “对经典性的预言需要作家死后两代人左右才能够被证实。”⑤另一方面，文学经典又是在不断发展变化的具体时段中逐步确立起来的，需要经过每一个时代的筛选、淘洗与认定。从这种意义上说，当代人对文学经典的遴选、确认的确是天经地义、必不可少的。不过从根本上说，历史对文学经典的长期考验是绝对的，今人的短期认定只是相对的。今人认定的那些相对经典只是长期经典的初选，是一种“准经典”，或者说是其先期入围的预备形式。当然这种初选行为属于经典化必不可少的过程，对于文学经典价值的确认和长期经典的形成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诚如有的学者所言: “文学经典实际上是一个在历史中不断分拆和建构的过程: ‘纯经典’的观念是在与‘非经典’性的话语知识的不断区分之中建立和凸显。”①以此审视网络文学经典问题，我们可以得到一种宏通的认识: 尽管网络文学只有短短十几年的历史，却已经产生了先期独特的奠基之作。如果我们不拘泥于严格的、恒定的传统经典观念，而结合宽泛的、动态的新经典观念去看待网络文学经典问题，就可以对其作出相对合理的解释。与此相关，网络文学经典建构与经典化等问题自然而然地会被纳入经典研究的视野。

二、网络文学经典范式探讨近年来不少学者指出了网络媒体对文学经典的解构问题。网络媒体对文学经典的解构不仅体现于对传统文学经典作品及其创作范式的解构，而且体现在对传统文学经典观念的解构上。比如欧阳友权指出这种解构包括: “数字化拟像、复制与拼贴技术造成艺术独创观念的淡化”，“‘字思维’向‘词思维’转变消解了创作经典的思维范式”，“电子文本用‘展示价值’置换了艺术经典的‘膜拜价值’”，“网络作品的‘易碎性’使得经典写作与评判失去存在空间”等②。当然，当前对传统文学经典作品权威性的挑战及对经典观念的解构，除了网络传媒自身的因素之外，还有特定时代消费观念的流行以及各种社会逆反心理的作用等复杂因素。

应该看到，网络传媒解构传统文学经典并不否定经典本身，网络文学在挑战传统经典的同时，其实也在从事着自身经典的积累、建构。如陆贵山所说: “我们既要看到网络文学消解了经典，另一方面又要看到它正在创造或积累经典，毕竟网络文学才十多年，这对数千年的文学发展史来说，无疑是太短暂了。”③近年来网络界一直为推出网络文学的经典而作着不懈的努力。例如由磨铁图书、磨铁中文网和《超好看》杂志联合举办的“沧月十年巡回庆典闭幕式———暨中国网络文学经典十年高峰论坛”，于2011 年底评选出了新世纪十年“网络文学十大经典作品和经典作家”。经典语录网推出了“中国网络文学的十大经典”等等。另外年度“经典网络小说”、“经典网络言情小说”的标题屡见于网上。毋庸置疑，近十几年来异军突起的网络文学特别是网络小说的确与传统文学有着诸多不同，以消遣娱乐为主、靠点击率取胜、作品容量的增加等特征明显，此外更体现为题材的类型化和内容的虚幻化，官场世态、都市言情、校园青春、历史穿越、玄幻仙侠、悬疑惊怵等各种类型盛行。

如果浏览一下那些名之为“网络文学经典”或“经典网络小说”的作品，就会看出它们与传统文学经典作品已大相径庭。而且学者们对网络文学经典的认定问题也提出了迥异于传统标准的新观点。例如有学者认为: “网络时代经典的认证者不再是任何权威机构，而是大众粉丝。不再有一条神秘的‘经典之河’恰好从每一部经典之作中穿过———任何时代的大众经典都是时代共推的结果，网络经典更是广大粉丝真金白银地追捧出来的，日夜相随地陪伴出来的，群策群力地‘集体创作’出来的。经典的传承也是在当下进行的，没有‘追认’一说，并且是否被传承本身就是确认一部作品是否经典的重要指标之一。”④网络文学经典的认定的确离不开当下“粉丝”们的参与，这正体现了与传统文学经典认定的不同之处。但是由“广大粉丝真金白银地追捧出来的”作品到底能否成为经典还有待于时间的考验。由此出现一个新的问题: 网络文学经典与传统文学经典到底有何不同? 我们应当建构怎样的网络文学经典? 我们首先需要明确网络文学是否改变了传统文学及其文学经典的性质。尽管网络传媒的兴起对传统文学与文学经典产生了巨大的冲击，极大地消解了传统文学及其经典观念，但是网络既没有改变文学作为语言艺术塑造形象反映社会生活与表现思想感情的文学本质，也没有改变文学经典作为具有永久魅力、经得住反复阅读的典范之作的经典本质。这就是说，我们要建构的网络文学经典不可能是迥异于传统文学经典意义的异类经典，它只能是与传统文学经典具有承继关系的新型经典。

佛克马和蚁布思在《文学研究与文化参与》一书中指出，“经典是指一个文化所拥有的我们可以从中进行选择的全部精神宝藏”，“文学经典是精选出来的一些著名作品，很有价值，用于教育，而且起到了为文学批评提供参照系的作用”①。文学经典体现为某种文化精神的延续、道义的传承、文脉的贯通等。我们说中国文学经典、俄罗斯文学经典、拉美文学经典各不相同，除了指其艺术形式、艺术风格不同之外，更主要的是指其文化精神的不同。就中国文学而言，我们说古代文学经典、现代文学经典、当代文学经典等，亦是如此。毫无疑问，网络文学经典只是当代文学经典的组成部分。如果割断了与传统文学经典的继承关系，它就脱离了文学经典的链环，无法成为经典。所以网络文学经典的建构必须吸取传统文学经典的长处，吸收其丰富的思想内涵与精湛的艺术形式，实现传统文学经典与网络文学的融会化合，在此基础上熔铸崭新的网络文学经典新模式。

今世之文学固然以小说、影视剧本为胜，就网络文学而言网络传媒则为其独特之载体，网络传媒自身的优越性使网络文学经典又有着不同于传统文学经典的独特性。那么网络文学经典究竟有何特征呢? 有学者认为: “网络文学的经典文本至少应当具备以下两个基因:

一、充分体现网络文化的自由精神，同时应不损害网络文学的文化品位。

二、积极借鉴传统文学的有关成就，同时决不因此自设藩篱。”②这里所强调的“网络文化的自由精神”、“网络文学的文化品位”虽然涉及了网络文学的特征，但是作为网络文学经典的根本特征仍是语焉不详。

在笔者看来，网络文学经典除了带有网络媒体所特有的追求自由的写作和开放的风格之外，更重要的是要体现出我们这个处于急剧转型期的高科技时代、全媒体时代、消费时代人们的生命状态和精神面貌，揭示出社会生活的本质真实。只有这种具有较大思想深度、文化蕴涵和较高艺术水准、审美品位的网络文学作品才能成为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经典之作。此类网络文学经典才能够有资格与传统的文学经典相并列、相媲美，才有可能进入中国文学经典的历史长廊并占有一席之地。正如有的学者指出的那样: “只有实现高技术与高人文的协调与统一，网络文学才能获得更多的千秋情怀和终极道义，拥有人文精神的底气和骨力，这种文学才可能真正走进一个历史的节点，赢得文学史的尊重。这是网络文学人文原道中最基本的本体论价值。”③应该说某些网络文学作品已经体现了此种潜质。例如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表现了当今时代人的精神极度孤独空虚、灵魂无所皈依、肉体苟合放逐的悲剧，以及现实中人们之间的陌生冷漠与网络世界心灵安慰的飘渺虚幻、遥不可及，颇有思想深度。如作者所言，这部作品属于“简洁而有灵魂的作品”，抵达了读者的灵魂，同样也抵达了她自己的灵魂④。宁肯的《蒙面之城》通过一个逃离社会常规生活轨道的当代流浪人物展现了一种有悖于都市文明规则的另类人生，表现出对固有观念和传统人生方式的挑战与反思。此类作品既有网聊、网恋、开放性思维、自由书写等鲜明的网络文学特色，又具有传统文学的思想深刻性与精神追求，虽不能说提供了网络文学经典的理想范式，却体现了作为经典的某些特质。李晓敏的《遍地狼烟》则叙写一个山村少年猎手从懵懂无知的孩子成长为身经百战的抗日英雄的故事，以鲜明独特的个性和生动传奇的情节表现了中华民族优秀儿女英勇无畏、不屈不挠的精神，主人公心中始终迸发着复仇的怒火、战斗的激情和自强不息的情怀。作品尽管描写的是历史题材，却较为充分地体现了当代人崇尚英雄主义、追求个性自由解放和自我实现的现实理想。

需要注意的是，我们所说的经典概念应当具有两种含义: 一种是指着眼于整个历史长河的被普遍认可的经典，也就是说从历代所有文学作品中筛选出的里程碑式的经典之作。另一种是某一历史阶段或某一类型的被相对认同的经典，即特定历史时期形成的特殊的经典之作。例如我们说红色经典，可以举出《红色娘子军》、《红灯记》、《白毛女》、《红旗谱》、《林海雪原》、《太阳照在桑干河上》等一大批作品。

但是如果我们把眼光扩大到整个中国文学史，要选出能与古代文学名著相提并论的经典来，也许只有最有代表性的《红色娘子军》之类极个别的红色经典才能够进入此历史行列。同样，对于网络文学也是如此。尽管我们可以把《第一次亲密接触》、《告别薇安》、《悟空传》、《亵渎》、《失恋33 天》、《成都，今夜请将我遗忘》、《甄嬛传》、《诛仙》、《遍地狼烟》、《盗墓笔记》等一系列作品都看作文学经典，但是如果从整个文学史的历史眼光来衡量的话，真正能够与历史上文学名著相媲美的作品其实寥寥无几。迄今为止，我们对于网络文学经典的了解比如“网络文学十大经典”、“网络经典小说”之类，所依据的是网络传媒流行十几年来的创作成就及相关研究成果。这些作品在今天看来当然可以谓之经典，但是在许多年以后经过更长时间的淘洗、筛选很可能将会丧失经典的地位，或者说将不被目之为经典。因此，它们只是相对意义上的经典。我们处于如此短促的时段来讨论需要较长时段才能定论的经典之作本来就缺乏充分的依据，而只能是一种前期预选罢了。

三、网络文学经典化途径寻绎何谓“经典化”? 学界对此有着不同的理解。斯蒂文·托托西在《文学研究的合法化》一书中引用ItamarEven—Zohar 的说法，指出: 所谓“经典化(canonized)”是指“那些文学形式和作品，被一种文化的主流圈子接受而合法化，并且其引人瞩目的作品，被此共同体保存为历史传统的一部分”。而他本人则从整体的观念来解释“经典化”: “实际上经典化产生在一个累积形成的模式里，包括了文本、它的阅读、读者、文学史、批评、出版手段(例如，书籍销量，图书馆使用等等)、政治等等。”其所谓“累积形成的模式”显然考虑到了经典生成的各种相关要素，因此他自认为“可以用之来说明英语加拿大文学读者与经典形成的方方面面”①。国内学者关于“经典化”的理解似乎颇有不同，大致有狭义、广义之别。如有学者主张: “所谓‘经典化’一般指的是一个遴选的过程，即以特定时代、特定群体普遍认同的尺度对浩如烟海的文学作品进行估价和选择，从而选出具有强大的艺术魅力，甚至可以超越时代与民族或群体界限、在阐释与再阐释中获得超越时空的价值的作品。”②而有的学者则强调: “事实上，应该把作家的创作、批评家的批评，以及整个社会的文学生产和文学消费，都看成是经典化过程中的必不可少的元素。”③很明显，把经典化理解为只是对经典的遴选过程的观点是比较片面的，那样就把作家和他所创作的作品排除在外了，好像经典化只是接受者、批评家和社会公众的事情了。其实，文学的经典化应该既包括作家的创作行为，又包括作品的传播流程以及读者、批评者的接受或消费过程，它是一部文学作品从创作到传播到接受或消费而逐步形成文学经典的整个过程。一方面，文学的经典化的先决条件是优质的文学作品，作品本身必须具有经典的潜质，否则无论读者、评论者如何推崇、炒作也是成就不了经典的。另一方面，任何一部作品都不可能一出版就成为经典，而只能在其流布的过程中被逐步定义为经典，接受者在经典遴选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网络文学经典化的途径，大致涉及以下几点: 一是网络文学的主体建构。只要留意一下近年来学界关于文学经典与经典建构的讨论、呼吁，就会发现文学评论家、学者们的呼声远比作家的声音高，作家们却成了相对沉默的一族。批评家们对文学经典的催生表现出了极度的热情，他们俨然成了文学经典建构的主角。在他们看来，文学经典是由接受者特别是作为批评家的学者来发现和建构的，因此建构经典不仅成为他们的专利，而且也是其义不容辞的责任所在。批评家们往往热衷于指出张爱玲的《倾城之恋》、沈从文的《边城》、韩邦庆的《海上花列传》分别是由某某评论家发现而最终成为经典的，似乎经典的形成完全在于批评家、学者的意见，经典的裁决权掌握在他们手里。其实这种认识是极其偏颇的，如果说文学经典的建构是由作家与接受者双重主体来承担的，那么作家则是居于首位的第一主体，而接受者只是第二主体。也就是说，决定文学经典建构的关键仍然是作家。作家创作出何种作品永远是经典建构的先决条件。此种道理极易明了，这就如同说，《红楼梦》经典建构的首创人不是脂砚斋而是曹雪芹，《水浒传》经典建构的首创人不是金圣叹而是施耐庵一样。哈罗德·布鲁姆《西方正典———伟大作家和不朽作品》一书的结尾《哀伤的结语》中云: “世俗经典的形成涉及一个深刻的真理: 它既不是由批评家也不是由学术界，更不是由政治家来进行的。作家、艺术家和作曲家们自己决定了经典，因为他们把最出色的前辈和最重要的后来者联系了起来。”①这里还涉及对经典本质意义的理解认识问题: 即经典恒定性的内在本质是什么? 是其永恒的现实性。黑格尔论史诗时指出: “如果一部民族史诗要使其他民族和其他时代也长久地感到兴趣”，它就必须“能深刻地反映出一般人类的东西”，尤其指出“荷马史诗在直接的宗教伦理的题材，优美的人物性格和一般生活，以诗人把最崇高和最猥琐的事物都写得活灵活现的艺术手腕这种几方面都显得是一部永远有现实意义的不朽著作。”②一部作品越是包含着更多的现实意义越是具有不朽的经典价值，因为它艺术地反映了人类身上所具有的某种永恒性的东西，它能够超越特定时代而产生永久的魅力。

网络文学同其他传统文学一样，作者的人生境界、人文立场、道德人格、艺术水准、审美情趣等始终是能否创作出优秀作品的关键要素。某个时代能够产生伟大的文学经典必定在于其时出现了无愧于那个时代的伟大作家。网络作家是我们今天所生活的网络普及时代的产儿，网络文学有无经典不在于我们拥有了多少科技优势以及涌现了多少网络写手，而在于是否有人或者有多少人创作出了无愧于我们这个时代的、能够称之为经典的伟大作品。网络文学评论者几乎异口同声地声称，网络文学创作无与伦比的优势在于: 网络媒体提供了完全的创作自由，作者可以毫无顾忌地真正“我手写我口”了;网络媒体铺设了作者与读者互动的平台，实现了彼此动态交流;网络文学摆脱了意识形态或传统权威的束缚，可以表现纯粹的自我了，如此等等。其实网络文学并非人们津津乐道的那样真正自由超脱，即使它可以一定程度地疏远政治和意识形态，却无法摆脱商业化的命运，因其本身就是商业经营的产物。正如有的学者所说: “网络写手们受到了消费主义时代强大市场的强力牵制，自由的价值并未在中文网站的文学写作中像人们曾经预期的那样真正体现出来”，“对有文学或金钱抱负的网络写手来说，点击率关乎他们的存在与价值，并且是他们写作过程中的深刻焦虑”③。

同时，如果从经典建构的角度来看，网络文学的这些特长对于其经典化并无多少意义。因为文学经典往往是极少数人在备受压抑或处身逆境的条件下独立创作出来的，从而表现出强烈的批判精神、忧患意识和人文关怀。因此，只有加强网络文学作家主体人格的建构，致力于精神境界和艺术水准的提升，才能够创作出网络文学的经典之作来。

二是网络文学的精品诉求。精品与经典是两个比较接近的概念，但是二者的含义却有着明显的不同。我们可以说努力创作文学精品，却不能说我们要创作文学经典。因为文学精品是作者可以把握和经过精益求精的努力而能够达到的，但经典却不是凭个人努力就能实现的。它需要经过当世或后世的认可，是否能够成为经典取决于十分复杂的种种因素。由此看来，提倡文学精品也就包含着创造经典的意思，这是实现网络文学经典化的重要途径之一。其实对精品的追求是社会文明程度提高的集中体现，也是人们生活品位、文化水平、审美趣味发展、提升的重要标志。

目前网络文学缺乏精品是不争的事实。各文学网站充斥着大量内容浅薄、艺术水准低下的文学作品，更有甚者就是语言游戏或文字垃圾。一方面，网络作家必须具有明确的社会责任感和创造网络文学精品的意识，竭尽自己的才智努力去创作属于个人的文学精品。另一方面，广大读者、评论者需要提升、推高阅读欣赏品位，大力呼唤、催发进而推动网络文学精品的产生。无论是纸媒文学、网络文学还是影视艺术，目前存在的主要问题是: 追求利益最大化的商业经营原则牺牲了高品位读者、观众的审美需求，而更多的是以媚俗的态度去迎合低品位读者、观众的欣赏需求。归根结底，网络文学经典的产生仍然有待于作者对精品的执着坚持和孜孜追求。商业经营的需要使网络文学、影视艺术无法摆脱流行的商业元素，太多作品从满足人们的精神需要转化为满足人们感官需要的娱乐产品。金钱物质、男女情色、性与暴力、粗俗丑陋等非艺术、非审美的商业元素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作品中，很难产生高品位的作品。当然我们也不可能完全以传统文学经典标准来要求当代的网络文学精品或经典。这个时代的精品或经典必然会打上浓重的商业文化的标记，正像当年的红色经典必然会带上鲜明的政治文化标记一样。

三是网络文学的生态优化。网络文学经典的产生离不开特定的生态环境，这种生态环境包括网络虚拟空间与社会现实空间两大层面。就网络传媒而言，网络发表传播的低门槛、宽准入为大众化的写作提供了十分有利的条件，其开放性、自由度非纸质媒介所能相比。但是这种看似优越的条件却并不利于文学精品的产生，至少在报刊、杂志、书籍等纸质印刷媒体出版过程中，由于需要进行严格把关，某些低层次的文学作品就会被淘汰，而网络上的作品则鱼龙混杂、菁芜并存。网络媒体提供了作者与读者互动的平台，使得作者能够及时听取读者的反馈意见，或者实现所谓接龙创作。不过由于网络上人人可以发声、随时能够交流，成为众声喧哗、争吵不休的公共舆论空间，各种娱乐狂欢、暴力语言甚至脏话等严重污染了网络环境，破坏了网络生态。各种网站、博客、微博、微信等频繁开展的网络文学作品推荐、评奖、排名等活动，虽然对网络文学精品的推出有一定的促进作用，但花样频出的商业炒作和借题发挥使网络媒体人心浮躁，生态环境恶化。各大网站对网络写手采取按字数和点击率分成付稿酬的管理办法必然造成文学作品出现质的萎缩、量的膨胀，海量的信息垃圾和文字泡沫常常让人望而生厌。

因此，必须对网络媒体进行科学的管理，从政府职能、技术、文化、舆论等各个层面优化网络媒体的生态环境，从而形成良性循环的网络生态机制。传统媒体与网络媒体的融合、纸媒作家和专家学者的全面介入，是改善网络传媒生态环境的有效途径。评论界对网络文学的态度应该是少一些炒作，少一些折腾，不要被“打造”经典的冲动所左右，不要急于将某些刚刚问世的作品轻易命名为经典，要尊重经典自然形成的规律，留出充足的时间让经典得到筛选、淘洗。正像过去公认的传统文学经典———古代文学与外国文学名著，到了今天却不能引起读者阅读的兴趣，而被称为“死活读不下去”或被喻为“催眠利器”一样，往往缺乏长期的现实价值①。

当代更多的文学经典的产生不能仅仅寄希望于网络文学，网络文学至今还是文学的一翼，属于年轻人的沙龙，那些拥有雄厚实力的资深作家很多并未成为真正意义上的网络作家。不过网络的发展和网民的增加突飞猛进，电子文本的优越性无以伦比，也许不久的将来网络媒体会战胜纸质媒体而统一天下，那时的文学可以说都是网络文学，亦可说都是文学，已无纸媒、网媒之分，二者汇流融为一体，网络文学经典也就是文学经典。无论如何，那些产生于网络媒体初期的真正优秀网络文学作品会带着鲜明的时代特色进入文学经典的历史长廊。

第二篇：古代应用文文学化现象探析

古代应用文文学化现象探析

辛建华

应用文章历史悠久，追溯其源，上古已有之。（倜易·系辞下》记载：“上古结绳而治，后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盖取诸夬：”这里的“书契”是指文字，“夬”是指决断、解决问题，即“应用”的意思，这是自有文字以后就有应用文的有力证据。

可见，应用文已有三千多年的历史。但是，由于文学的自觉始于魏晋，古代应用文与文学作品在中国相当长的时期内并无严格界限，文学的独立也并未使应用文或今天看来属于非文学的文字完全失去文采，相反文学因素在应用文中的存在是一种普遍现象。

现代应用文特别是公务文书，不能代表个人意志，不能渗入个人感情，不能体现写作者的个人想法。而古代应用文在叙事、说理、议论中，可以体现个人的意志、渗入个人的情感甚至可以用文学手段塑造人物形象。

上行文中，魏征的《谏太宗十思疏》堪称个体形象塑造的典范。魏征希望太宗时时做到“居安思危，戒奢以俭”，不忘“竭诚以待天下”，防止“纵情以傲物”，警惕“载舟覆舟”。这种真挚的情感，发自肺腑的忠告，不仅体现了这位老臣时时刻刻忧国忧民的情怀，而且塑造了一个刚直智慧、善于辞令、深谋远虑的忠臣形象。这个形象蕴含着丰富的社会意义，他是历代公务活动中杰出人物的代表。

东汉虞诩的《荐左雄疏》，在群体形象的塑造上则让人印象深刻：

“臣见方今公聊以下，类多拱默，以树恩为贤，尽节为愚，至相戒曰：‘自璧不可为，容容多后福。’伏见议郎左雄，数上封事，至引陛下身遭难厄，以为警戒，实有王臣謇謇之节，周公谟成王之风，宜擢在喉舌之官，必有匡弼之益。”

全文80余字，把左雄直言进谏、尽节尽忠的气节与官僚们那种为官拱默、一味随声附和的作风相对比，在突出左雄刚正不阿、一心为公的品格和气节的同时，也把“官僚们唯唯诺诺、结党营私、腐败无能的嘴脸刻画得入木三分。单一个“拱默”（拱着手、默不作声的样子）就把那些唯唯诺诺、遇事不敢表明态度的官僚形象描绘得惟妙惟肖。

情感因素是现代应用文写作的禁区。古代应用文则多采用散文的写法，更注重情感的投入。刘勰说“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提倡“为情而造文”，反对“为文而造情”。在这种理论指导下，情感因素在古代应用文中占有重要比例。

由于古代社会等级森严，给帝王写上行文是有一定危险的，写作者要想让帝王采纳自己的合理化建议，就得使出浑身解数，千方百计用“情”来感染对方。

这方面，李密的《陈情表》可以说是一篇以“情”编织的经典之作。一面是晋武帝屡下就职、逼迫甚急的诏书，一面是与自己相依为命、年纪已高且孤苦无依的祖母，为了既能尽孝又避免猜忌而招杀身之祸，作者从“情”出发，拿中国自古以来奉行“幼有所依”、“老有所终”、“鳏寡孤独者皆有所养”的伦理道德和面对君主推举重用以生命也难以报答的恩典作对比，写自己早年丧失父母仰靠祖母怜惜、抚养才有今日，而今祖母年迈“外无期功强近之亲、内无应门五尺之童”，“茕茕孑立，形影相吊”，且已“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句句含情，声声是泪。难怪武帝读后由衷感叹“士之有名，不虚然哉！”这里，作者正是以委婉、真挚的感情，打动说服了深明大义的晋武帝，最终如愿以偿。

以情感人的下行文的代表作很多。如李世民的《答群臣封禅表敕》中写道：“卿辈皆以封禅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安，家给人足，虽不封禅，庸何伤乎？”这里似君臣议事，完全用商量的语气，表达了一种真挚的感情。又如刘邦的《入关告谕》：“父老苦秦苛法久矣，诽谤者族，偶语者弃市。吾与诸侯约，先人关者王之，吾当王关中。”这里用了第一人称“吾”，对秦民则称“父老”，态度何等真诚，语气何等关切，毫无一般政府文告的威严与霸气，体现了刘邦淳朴、宽厚的性格。

现代应用文行文语言平实、质朴，以叙述、说明为主，不尚修辞。而古代应用文可以调动一切艺术手段，灵活运用各种修辞手法和语言表达方式，以达到生动、活泼、脍炙人口的艺术效果。在语言表达上，除叙述、说明外，还可以议论、抒情；在内容的表现上力求形象鲜明、生动；在修辞上则大量运用比喻、夸张、对偶、对比、拟人、排比、用典等修辞手法，使行文摇曳多姿、荡气回肠。这正是古代应用文流传千古之魅力所在。

司马相如的移文《难蜀父老》，驳斥蜀地父老反对通西南夷，引禹治水之例，写禹治水的辛劳，“肤不生毛”，称贤君创业，“驰骛乎兼容”，写百姓仰慕汉风，“举重思慕，若枯旱之望雨”；骆宾王的《代李敬业传檄天下文》，是为徐敬业讨伐武则天而写的一篇檄文。文中写道：“入门见嫉，蛾眉不肯让人；掩袖工谗，狐媚偏能惑主”，“班声动而北风起，剑气冲而南斗平。喑呜则由山崩颓，叱吒则风云变色”。文中大量运用铺陈、比喻、对比、对偶、排比、比拟、夸张等修辞手法，酌古御今，文质相胜、辞采飞扬。

总之，古代应用文写作中有形象、有情感，修辞手法灵活、语言表达方式多样，这就使古代应用文具有了一定的文学审美价值，从而呈现出文学化的倾向。

古代应用文每个方面的特征，都与中国文化传统密切相关，要探究其文学化的原因，必须深入它所处的特定历史时空，从社会、文化、心理等互动关系中寻找答案：

社会因素方面，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原因：

一是古代应用文与文学作品同源。文学起源于劳动，应用文更是直接为当时的劳动生活服务，二者相伴而生。在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社会分工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反映这种生产关系的作品一旦问世，就很难说清它是属于满足人们实际生活需要的应用文，还是属于满足人们某种审美需求的文学作品。我国殷墟出土的甲骨卜辞，商代和周初的铜器铭文，《周易》中的卦、爻辞，既是现在所能见到的最早的应用文，也是我国文学史上记事文学的开端；《尚书》中的文告，既是应用文，又是我国文学史上散文的萌芽。

二是文学文体和非文学文体的界限模糊不清。从现代文体分类标准看，应用文体与文学类体裁因各自表达对象的思想内容、功用特点及表达方式的不同而泾渭分明。而秦汉之前的作品，最大的特点则是文史哲一体、诗乐舞结合。由于古代应用文与文学作品同源，古人对文体类别的划分是模糊的，在写作实践上则表现为古代

文章艺术性和实用性的交融、交叉。《尚书》中收录的典、谟、训、诰、誓、命等文种，就说明当时的官方文辞已根据用途和体式的不同分别归类命名了。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他进一步指出了各种文体之间的差异。刘勰在《文心雕龙·总术》中又把所有文体分为“文”与“笔”两大类：“今之常言有文有笔，以为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不过，这个分法比较笼统，仍没有触及“应用文”与“文学”的本质区别。可见，古代文学与非文学并没有明确的划分标准，古人对文体类别的划分是比较模糊的。

三是与古代的选官制有一定关系。中国古代政府机构选拔官吏的主要途径是门阀世袭和科举考试作为门阀的后裔，他们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有一定的文化水平；通过科举考试走上仕途的则更非等闲之辈。这些人做了文官后因为远离文学创作，只能在应用文写作中表现自己的才华。正如白居易所说：“壮志郁不用，须有所泄处。泄为山水诗，逸韵谐奇趣。”就是说政治抱负难以实现的诗人将目光转向自然，将才华倾注于山水。从政愿望实现后的文人，生活环境决定了其才华的最好表现形式就是应用文写作。他们的目的是既要让皇上采纳自己的合理化建议，又要让皇上赏识自己的才华。因此，所写的应用文有意无意中充满了文学色彩。

文化方面的因素也有三个：

首先是古人崇尚文采。古代，上到帝王将相，下到文人骚客，都十分重视文采。孑L子说：“言之无文，行而不远。”这里的“文”就是指“文采”，没有文采的作品是不会流传久远的。汉代强调“诗赋欲丽”，曹魏时代追求辞藻华美、句式对仗、音律和谐。在这种形势下，重词藻、讲对偶的骈体文就成了文坛的新宠，不但诗赋明显骈化，而且诏、令、表、疏、碑、铭、诔文、祭文等都采用骈体。尽管经过唐代的几次文体革新，但骈文文学性强的正面效应对应用文的影响已根深蒂固了。

其次，古代应用文受古代文论的影响很明显。古代文论在内容上强调文采，主张应用文写作要“典雅”，曹丕在碘论·论文》中第一次提出“奏议宜雅”的观点。陆机在<赋》中也说“奏平彻以闲雅”。刘勰在《文心雕龙》中也说“章表奏议，则准的乎典雅”。“横经为式者，自人典雅之懿。”模仿经典来作文，自然就有典雅之美。何为典雅呢？刘勰说：“典雅者，熔式经诰，方轨儒门者也。”即要熔化经典，以经典为法式，走与儒家相同之路。这就是说应用文写作要以儒家经典为典范，选取雅正的古语来丰富词汇，这样应用文自然会趋于典雅之美。此后，“典雅”便成为古代应用文的文体风格和标准。

再次，古代文论本身在语言上也富有文采、、陆机的《文赋》在论述文章的文质关系时，提出了“理夫质以立干，文垂条而结繁”的观点，作者以主干喻内容，以枝叶喻文辞，比喻清新、生动。刘勰在《文心雕龙·宗经》中提出效法以书写作的六种好处：“一则情深而不诡，二则风清而不杂，三则事信而不诞，四则义直而不回，五则体约而不芜，六则文丽而不淫。”刘勰在《文心雕龙·物色》篇里更使文采美达到极致。文中赞日“山沓水匝，树杂云合。目既往还，心亦吐纳。春日迟迟，秋风飒飒。情往似赠，兴来如签。”这段四言诗式的赞语不仅文字优美，也有很深的美学理论意义。范文澜曾对这段文字做出高度评价，说刘勰是能把骈体文字写得比散文还要优美流畅的人。高山重迭，流水环绕，众树错杂，云霞郁起。作者反复观察这些景物，内心有感而发。春光舒畅柔和，秋风萧飒愁人；像投赠一样，作者以情接物；像回答一样，景物又引起作者的灵感。

可见，古代文论在内容和自身上强调文采，这种师范作用推动了古代应用文文学泛化的发展。

心理因素也是古代应用文文学化不可忽视的因素。它主要体现在写作目的上。写作者上至君王、下至臣子，具体的公务活动，决定应用文的内容写什么，应用文的读者决定应用文的作者怎样写。

因此，为了实现写作目的，写作者不但要使应用文的内容条理清楚，有逻辑性，而且要想尽办法让读者接受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使应用文的具体内容得到实施。对上行文而言，要高高在上的帝王对上书的内容有所采纳，写作者要挖空心思、想尽一切办法，既要用真知灼见晓之以理，同时又要用真情实感动之以情，还要有文采、语言动听耐品。对下行文而言，作为帝王，由于他的言语作用重大，往往要载入史册，所以他对写作十分慎重，也要注重真情实感、讲究文采。

总之，古代应用文的文学化是中国文学与文化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该现象的产生存在多种动因。它是古代社会特定的产物，它在古代社会所发挥的积极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已成为中华传统文化的一个亮点。

（作者单位：徐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第三篇：关于网络谣言治理问题的思考

关于网络谣言治理问题的思考

摘 要：近年来政府和社会都加大对网络谣言的治理，针对治理中存在的问题，应从健全法律法规，保障信息公开，加大技术投入，提升网民素质等多方面完善措施，努力营造一个良好的在网络舆论环境。

关键词：网络谣言；问题；治理；

中图分类号：TN7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4-3520（2015）-02-00-01

随着互联网技术的快速发展，信息传播的方式也在发生着改变，人们足不出户便可以通过一台电子设备接收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这在方便人们生活的同时，也给人们日常生活的有序进行埋下了隐患，网络谣言便是其中之一。

谣言作为社会舆论的一种正常现象，自有人类社会开始便一直存在。互联网的虚拟性和便捷性则为谣言的传播带来了“蝴蝶效应”。无不危及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如何有效防治谣言成为全球关注的社会热点问题。

关于网络谣言的治理，我国政府采取了一系列防治措施，取得了一定的防治成效，然而也面临着一些现实问题。为此笔者根据我国的国情，并结合国外的治理经验，就如何治理网络谣言问题提出一些个人的看法。

一、健全法律法规，为网络谣言治理提供法律上的充分保障

为有效治理网络谣言，世界各国纷纷制定健全相关法律法规。美国先后颁布了《电脑犯罪法》、《通讯正当行为法》等约130项对网络传播内容加以规制的相关法律法规。日本政府制定了《个人信息保护法》、《电子契约法》等专门法规来处置包括谣言在内网络违法行为。韩国印度等国家也为治理网络谣言，颁布了严厉的惩罚措施。

对于我国来说，虽然刑法内已有关于惩治网络谣言的相关内容，而且还出台了一系列专门法规。但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法律的针对性和可操作性不强，体系不够完善，不能适应高速发展的时代要求。二是相关法律法规缺乏相应认定标准和处罚施，一些条文规定的原则性较强，无法在实践中灵活运用。三是我国对造谣者的惩处力度较轻，刑法中明确规定以刑事犯罪的方式定罪，然而现实中多采用警告、罚款、拘留等较轻处罚。

针对以上问题，第一要在现有法律的基础上，根据互联网现实发展的变化对现有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增强法律规范的完整性和可操作性，制定更加具体的法规及实施细则完善相应的法律责任追究制度，第二，要明确执法主体，确定相关部门的执法权限、执法资格和执法范围，避免令出多家产生权力交叉，造成不能及时执法甚至产生监管盲区。第三，建立完善的程序机制，加强互联网管理，提高执法力度，确保对造谣者能够有效追究。同时，根据实际的危害后果确定相关责任人的罪行，并采取相适应处罚标准。

二、建立健全辟谣机制，确保正确信息充分及时公开

所谓兵来将挡，水来土掩。应对谣言的最好办法就是及时辟谣，及时提供充分正确的信息。在一个民主社会中，知情权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一个有公信力的政府，面对谣言应当敢于公开信息，敢于在第一时间内告诉公民具体发生了什么。只有这样才能对谣言的传播起到有效的遏制，才不至于造成更大的社会危害。然而，从当前我国政府处理谣言问题的现状来看，存在着行动迟缓、方式单

一、内容晦涩等问题。给人造成政府当局刻意隐瞒事实真相的错觉，严重损害了政府的公信力，甚至进一步促进了谣言的传播。因此，我们应该建立一套完善的辟谣机制，确保正确信息及时发布，拓宽信息发布渠道，引导正确的社会舆论。

对此，可以采取如下具体措施：一是针对谣言问题建立专门的应急小组，充分利用各方资源透明、快捷、权威的发布信息，使广大群众能够及时、准确地获得准确信息；二是充分利用各种现代化的信息传播渠道，例如微博、微信及时推送各种可靠信息，对谣言起到有效的遏制作用。三是改变以往辟谣信息简单、呆板、官方化的公文方式，采用广大群众所熟知的语言，有理有据的破除谣言。

三、加大技术投入，提升监管能力

近年来网络媒体借助网络技术的快速发展，人们获取信息的方式不再依靠于传统的报纸、广播等权威媒体，每个人都可能成为某一事件的发布者，传播者和评论者。同时，一些新闻网站和电视台，为了追求点击率和收视率，求新求快对一些信息不加核实便向大众随意发布。甚至为吸引眼球，一些断章取义、恶意捏造的事件也时有发生，这在某些程度又上极大促进了谣言的传播。

为此，应该采取以下措施：首先，对一些网络传媒要做到严格审查和有效控制，建立相应的信息监管机机构，通过技术手段对网络载体上的各种舆情信息进行筛选、过滤和防堵，及时调查、发现并删除各类有害的网络信息定。同时，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对一些因发布误导信息而对社会产生严重危害的媒体要严加惩处，必要时可予以取缔。其次，针对网络谣言的整治工作，要加大资金投入，改进技术手段，培养专业人才，提升监管水平。要运用有效的技术手段对各种网络谣言进行全面、实时监控和跟踪，及时查找出造谣源头。最后，实行网络实名制，加快实名制立法建设，确保实名制有效落实建立。

四、开展网民素质教育，提升自律意识

网络谣言的传播一方面是由于传播者恶意心理，但很大程度上还是由于广大民缺乏自律意识和专业知识，自身素养有待提高。俗话说谣言止于智者，如果广大网民都对“传谣”这一问题有深刻的认识，那我们的网络谣言治理工作将会取得很大进展。因此，进行网络谣言的治理工作中，我们还要重视官大网民媒介素养教育，从源头上铲除孕育谣言的土壤。

首先，我们要把媒介素养教育作为公民日常行为教育的重要内容，通过新闻媒体和社区街道的宣传，或通过开交流会，发放宣传单的形式，在最广范围和最大深度上，使群众深刻认识到谣言对于社会的危害，并做到自觉抵制谣言，自觉反对传谣行为。同时，严厉打击社会上大传谣行为，并将其中的典型案例，进行警示示范教育，树立起使“不传谣、不信谣”的社会风气。其次，树立终身教育理念，构建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长效机制。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长期复杂的系统工程，不能仅依赖政府部门，还需要社会各方的共同参与。为此，联合各方机构，建立媒介素养教育的长效机制，根据不同群体的实际需求，定期开展相应的宣传教育工作。

参考文献

[1]严键.新加坡铁腕管控网络谣言[N].人民日报，2012-04-26.[2]张慧中，孙天仁.各国多管齐下严打网络谣言，严厉打击，决不手软[N].人民日报，2012-04-17.[3]白龙，张洋.整治网络谣言是人心所向、法治要求[N].人民日报，2012-04-8.作者简介：

1、刘禹甫，（1994-），男，汉族，河南省商丘市，中国刑警学院，本科，侦查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2、潘少科，1992，男，汉族，河南省平顶山市，中国刑警学院，本科，侦查学。中国刑事警察学院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资助。

第四篇：网络实名制的宪法问题思考

网络实名制的宪法问题思考

——公民言论自由与隐私权保护

摘要：随着计算机网络的普及，政府推行网络实名化监管的活动逐渐走向高潮。在这一进程中，必然伴随着对公民权益的损害，也引发了许多权利问题和现实性问题，不利于互联网和现实社会的发展。本文从网络实名制的概述出发，探讨了网络实名制与言论自由权、隐私权两个典型的宪法问题，提出了保障公民网络基本权利的替代性措施，最终论证了网络实名制在我国是行不通的。关键词：网络实名制；言论自由；隐私权

2013年3月29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了“关于实施《国务院机构改革和职能转变方案》任务分工的通知”，其中“2014年完成的任务”第十三条为“出台并实施信息网络实名登记制度。而此前，2012年8月23日，最早实行，也是唯一实行网络实名制的国家——韩国，判决网络实名制违宪，在韩国实施五年之久的网络实名制退出了历史舞台。我们由此反思，网络实名制在中国能实行吗？

一、网络实名制理论概述

实名是指自然人在社会中使用能够被辨认的区别于他人的标志或代码。匿名常是指自然人以姓名或真实身份之外的某种符号出现在交流视野中。互联网为网民提供了一种在网络上进行文字和思想表达与交流的虚拟空间，同时，它通过技术、习惯和法律可以对网民活动加以规范。

实名制，一种近年来开始兴起的制度，即在办理和进行某项业务时需要提供有效的能证明个人身份的证件或资料，最初是因为网瘾低龄化而开始试水，而如今随着网络化的不断发展，各种各样虚拟身份的交易日益重要而已经成为一项趋势，其很大程度上带来了安全保障，但另一方面其对个人隐私可能的侵犯也需要人们去探索研究。[1] 网络实名制，是指在从事互联网活动中，以真实身份或以他人可辨认的身份参与活动。互联网空间中的主体，主要包括：（1）ISP，即互联网服务提供商，如中国移动。（2）ICP，即互联网内容提供商，如新浪、搜狐等。（3）网民用户。本文所指互联网实名制是指狭义网络用户实名制。

信息的模式，是的普通受众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爱的内容，同时还可以自由发表个人言论。对于网民来说，网络既为他们提供咨询，也是一个相对自由的言论空间。如果过分强调网络实名制，对于自由表达自己思想言论的网民来说，无疑实在限制自己的言论自由权。

综合来看，互联网实名制对言论自由的不利与风险，主要在于在于：（1）有限制言论自由的价值风险。言论自由作为一种极其重要的基本权利，经过批准或登记才可以得到实行是荒谬的，客观上必然会构成对言论自由的限制。

（2）有压制人性自由的伦理风险。互联网实名制可能导致一些网民用户失去社会角色转化的场所和压力释放的空间。互联网社区不同于传统社区，它是一个超越地理界限、个人身份背景的互联网空间。互联网使用者进行隐匿的互联网活动,得到满足从而产生心理的快乐。一旦互联网实名，会导致使用者在互联网中与现实中的社会角色差距缩小，导致避规性快乐程度的降低。

例如《杭州市计算机信息网络安全保护管理条例》第十九条规定，互联网信息服务提供者需要互联网用户“发帖、写博、网游时提供有效身份证明”。政府的解释是，此条例的出台，是为了解决日益严重的计算机安全问题，通过地方性法规的出台来维护国家安全、公共利益与社会的稳定，并保障广大人民的合法权益。但是在网络监督日益发挥重要作用的今天来讲，发帖等的实名制无疑会成为政府相关人士限制民众发表不利于政府言论的武器。此外，浙江大学的邵志择认为，互联网可有效排解社会矛盾，而网络实名制无疑实在堵塞这个有效“排气口”。我们要保护网络安全，但是不能因噎废食，伤害网民的言论自由权。

再如有关机构所言，实行网络实名制不会对网民造成影响。诚然，有些人从不匿名表达个人言论，但是这并不能否定有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在匿名的保护下真实的表达自己对政府、对国家等的想法。从唯一实行过实名制的国家——韩国的例子，我们也可以看到，韩国在实行实名制后，网络论坛上参与讨论的网民人数直线下降。由此可见，网络实名制将在很大程度上抑制网络言论自由。

（二）网络实名制与隐私权

1、隐私权的定义

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不被

认为需要做到以下几点：（1）明确各部门之间的权责。比如说网络警察就负责从通信设备终端发觉犯罪的根源等。（2）建立一支高素质的网络执法队伍，加大管理力度。针对当前整个执法体质中，执法人员很多为临时聘任人员，素质较低的现象，立法中应该严格规定选拔制度，强制性规定上岗需培训和具备资质证书等。

需要注意的是，网络立法需把握以下几个原则：价值比例原则、信息自由与社会公共利益有机结合的原则、现实可行原则、法律与政策相结合的原则、适应网络特点、遵循网络规律原则、在促进网络发展的基础上法律规范适时渐进的原则等。

（二）监督

网络产业的商业属性使得其盈利目的与社会责任之间造成一定程度的冲突。例如，在“网店实名制”过程中，出现了不同程度的网民隐私权和财产权侵害。一方面，是由于店家为私益出卖客户个人信息；另一方面，由于顾客的差评等原因，店家对用户进行恶意侮辱。此外，受商业属性的影响，一些网站为了维持运作，只能依靠强迫受众点击广告和相应链接来获取利润。与此同时，越来越多的广告采取强制的手段逼使受众点击浏览，以达到增加浏览的目的。这些都侵犯了公民自主选择的权利。网络的虚拟行为完全可以在显示世界中找到原型，因此，我们可以参照现实世界中的行业团体、协会等，成立相关机构，统一制定行业规范，规制业界行为。

实践中，笔者的建议主要有两点：第一，通过成立专门的行业协会搭建管理平台；第二，通过民间组织自建管理机制。对于前者，我认为行业协会应当分派考察人员考察实际发生在网络社会中的各种问题（比如网络贸易、网络交友等方面），然后再单列条目，制定网络行为准则，尤其针对互联网商家建立严厉的惩罚机制。对于后者，我们可以借鉴英国等国家，建立如“网络观察基金会”等的民间组织。

此外，我们还可以：（1）开设热线电话，接待公众投诉；（2）设立内容分级和过滤系统，让用户自己选择需要的网络内容；（3）鼓励举报涉及色情、民族分裂等方面的非法内容的网址的行为；（4）进行网络安全教育，向民众提供屏蔽危险信息和网站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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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

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的现状、问题及对策思考

网络作为现代传媒的重要手段之一，以其公开透明快捷的特性，影响越来越大，为我们开辟了反腐倡廉工作的新领域。如何抓住网络带来的新机遇，顺势而为、积极引导、有效管理，充分发挥网络的正面效用，实现反腐倡廉建设与网络运用的良性互动，是摆在每一位纪检监察干部面前的新问题、新任务、新

实践，值得我们重视和研究。

一、网络对反腐倡廉建设工作的影响

网络文化作为一种有着独特魅力的全球文化，对反腐倡廉工作产生着越来越大的影响。

（一）网络以其强大的传播优势，成为反腐倡廉宣教工作的重要载体。与传统的宣教形式相比，网络集聚了报刊、广播、电视、户外宣传等传媒的优势，具有信息容量大、传播范围广、无时空限制、交互性强、实时灵活、形式多样、感官性强等方面的特点和优势。近年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主动迎接信息化、网络化发展，通过网络向全社会和广大网民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宣传党和政府关于反腐倡廉的相关政策和制度。利用网络积极开展对热点、难点、焦点问题的讨论和引导，正确引导舆论、解疑释惑。组织网评员积极展开斗争，回应西方敌对势力在网上对我方的恶意攻击。特别是积极运用网络载体进行反腐倡廉宣传教育，抢占网络文化的制高点。大量的反腐倡廉文学作品、歌曲、廉政公益广告在网络上广为传播，增添了宣教工作新的活力，为反腐倡廉宣教工作拓展了新的视野、开辟了新的天地。

（二）网络以其公开透明快捷的特性，成为反腐倡廉工作的有效形式。纪检监察工作内容方方面面，千头万绪，有法律法规查询，政府网上采购，网上行政审批、网上纠风、网上举报、公文管理，网上信息收集发布等等。把这些内容都集中到了网络上，开辟了反腐倡廉工作新途径，简化了办事程序，提高了办事效率，降低了行政经费，产生了较好的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特别是各地电子政务在提供了高效透明规范的管理和技术功能的同时，其反腐的效果也日益显现，实现了反腐败从管人到管事、从思想到业务、从纪律到流程、从事后查处到实时监控、从内在自我控制到外部技术控制的转变，从而降低了监督和追惩的成本。

（三）网络以其信息交互的对等性，成为反腐倡廉工作不得不重视的问题。与传统文化单向性传播不同，网络上的文化信息传输是双向的，具有交互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网络只是一种工具，具有使用者属性，是一把“双刃剑”。网络内容丰富、信息繁杂，是不同意识形态、文化观念、道德理念和生活方式激烈斗争的阵地，其中既有积极、健康的“红色”信息，也有虚假、颓废的“灰色”信息，还有低下、粗俗的“黄色”信息，更有蛊惑、有害的“黑色”信息，这些都容易对干部群众的人生观、价值观形成一定冲击，对廉政行为规范的形成产生巨大压力，给反腐倡廉建设带来不利因素。这就需要我们牢牢把握住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主动权，用先进的廉洁文化去教育引导，树立“占领”意识。网络同任何思想阵地一样，如果不用先进文化去占领，低级颓废的精神垃圾就会乘虚而入。建设好融思想性、知识性于一体的反腐倡廉网站（网页），开辟宣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专栏，把宣传教育的触角最大限度地延伸到干部群众所能触及的网络空间。同时加强网上信息传播的管理，网络知识的普及，提高干部群众运用网络的能力，使他们能分辨、剔除不良消息，严防各种有害信息在网上随意传播。

二、当前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各地纪检监察机关在加强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和有力的尝试，取得了较好的效果。但从目前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的基层区县总体状况来看，还面临很多亟待解决的问题。

一是对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的重要性认识不足，对互联网主动利用不够。个别干部不会用电脑的现象仍然存在，网络普及率还较低。到目前为止，部分区县尚未建立开通专门的反腐倡廉网站，反腐倡廉网络宣传工作仅依靠上级机关以及本地部门开设的综合网站发表和上传一些反腐倡廉文章及相关信息。

二是反腐倡廉网站内容更新慢，容量小，形式单一。优秀网络文化产品的创作供给不够充足，网络文化创新的能力不够强，反腐倡廉文化信息服务不到位，个性化、特色化服务还不够多，与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要求不相适应，与广大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要还有很大差距。与发达地区相比，网站影响力亟待进一步增强。

三是资金投入不足，队伍建设滞后。在软硬件方面，虽然都投入不少，但多是分散投入，办公条件落后，没有很好地整合已有资源。相应的网络人员队伍尚未配备，多是由兼职人员担任，同时缺乏必要的网络计算机知识的后续培训提高，时间、精力、操作能力上处于疲于应对的被动状态，制约了工作的进一步开展。

四是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制度滞后。虽然有些相关制度和考核奖励，但不规范，不系统，奖惩未到位，影响了工作的开展。导致网络建设和管理运行成问题，栏目信息发布、活动开展、网络监看值守等效果较差，影响了预期目标。同时还缺乏联动机制，导致只是纪检监察机关在唱独角戏，难撑反腐倡廉文化建设重任。

二、对加强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的思考

网络文化的建设、网站的运行需要投入巨大的人力、物力、财

力，纪委作为纪检工作的重要部门，人手比较紧张，这和网站建设的要求形成了鲜明的反差。网络文化建设任重道远，必须根据纪委的工作实际有规划、有步骤、有重点地开展好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

（一）高度统一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重要性和必要性的认识

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工作，是党风廉政工作的重要内容，是党的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加强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搞好网上正面宣传、有效防止和引导好负面宣传，既是网络管理和宣教部门的重要工作任务，也是反腐倡廉工作的实际需要。胡锦涛总书记指出：“能否积极利用和有效管理互联网，能否真正使互联网成为传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新途径、公共文化服务的新平台、人们健康精神文化生活的新空间，关系到社会主义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健康发展，关系到国家文化信息安全和国家长治久安，关系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全局。”因此，加强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它关系着社会稳定、民心向背，是纪检宣教工作的新阵地、新载体，也是新时代反腐倡廉建设与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反腐倡廉网上宣传工作是一项政治性、政策性非常强的工作。努力占领互联网这个重要的舆论阵地，打好网上宣传的主动仗，引导、疏导好网上的反腐倡廉舆论，营造良好的网络文化环境意义重大。

（二）切实加强对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工作的组织领导。把反腐倡廉网上宣传工作作为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的重要内容，纳入党风廉政建设总体规划，列入工作的重要议事日程，认真研究，精心部署。建立健全由相关职能部门参加的反腐倡廉网上宣传工作联席会议制度，明确有关部门的责任，抓好任务分解和督促落实，定期召开联席会议，加强沟通交流，通报网络文化建设情况，研究工作中出现的新问题。同时，还要不断完善网上宣传工作的考核、激励机制和物质保障机制。

（三）建立一支高素质的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管理队伍。按照“提高素质、优化结构、主动出击、相对稳定”的要求，建设一支思想水平高、网络业务强、熟悉廉政知识、熟悉党政理论的网络应用、管理、维护工作队伍，不断加强对他们的政治和业务培训工作。并把相关责任部门都纳入到建设者、维护者、管理者行列中来，切实加强网站管理中的技术借鉴和资源共享，以制度为保障，坚持“在建设中加强管理，以管理促进健康发展”的原则，使网站成为反腐倡廉工作服务机关的“百宝箱”、监督工作的“千里眼”、解难帮困的“连心桥”、教育培训的“活基地”。

（四）加大软硬件设备投入，确保网站健康正常运行。对一般网站的正常运作而言，技术维护、采编发布和页面设计必不可少。应配备数码相机、扫描仪、摄像机等相关设备，增大图片、视频的传送量，使网页更具有可看性、生动性、趣味性；还要有一支相对稳定的信息报送队伍，使发布的信息更具有前瞻性、指导性、针对性，确保信息及时和丰富，这是网站生存与否的重要前提。还应建立反腐倡廉网站之间以及其他类型网站的资源共享格局，相互结合，相互补充，拓宽信息资源，形成反腐倡廉网上宣传有机整体，形成网上宣传合力。及时了解反腐倡廉舆情信息，敏锐捕捉一些苗头性、倾向性问题，提高内容新鲜感，能够吸引广大网名的主意力，提高网站点击率。

（五）进一步丰富反腐倡廉网络宣传的内容和形式。让优秀的廉政文化主动占领网络宣传阵地。在网上根据纪检监察工作的特点，主动出击，理直气壮地宣传党的各项方针、政策，唱响主旋律，打好主动仗，及时组织和发布信息，积极应对各种不良信息。内容和形式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群众，融思想性、艺术性、知识性、趣味性为一体，切实增强工作的针对性和实效性,增强网络文化的感染力，做到雅俗共赏、传统与现代辉映，吸引更多干部群众积极参与，提高覆盖面，扩大影响力。办好纪检网站，必须增强和党员群众的互动性。对于一些发生在身边的典型案件，要及时归纳警示意义，引以为鉴；对于群众中的各种议论，要能够利用各项规章制度及时解疑释惑，匡正视听；对于群众通过网络投递的各种举报，要高度重视，确保诚信，予以保护。纪检宣传工作只有深入群众，引起共鸣，才能取得真正的实效；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只有真正做到以人为本，才能具有真正的生命力。

加强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是一项关乎纪检监察工作长远发展的文化工程、是一项关乎群众利益的民心工程、是一项关乎和谐稳定的社会工程、是一项关乎执政能力的重点工程。同时，加强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又是一项长期、复杂、艰巨的任务，只要加大领导力度，强化政治责任，落实保证措施，增强工作合力，就一定能形成反腐倡廉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新格局，不断推动网络文化建设和管理工作上新水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