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现状特点及方向

第一篇：我国公共财政改革的现状特点及方向

我国财政改革的现状特点以及改革方向

摘要：在公共财政基本理念的指引下，一个合理、有效率的公共财政制度，应该能够促进效率、公平和稳定问题的解决。中国式公共财政制度要构建规范化的政府预算制度，使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和监督符合公共财政的要求；构建规范化的政府收入体系，建立适宜的税制；构建规范化的政府间财政关系，使政府间财力、财权与事权相匹配；构建高效的财政政策调控体系，提高财政效率。

关键词：改革，法制化，民生

一、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概述与现实状况

（一）公共财政概述

中国的“公共财政”的概念是传统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和经济、社会快速转轨的客观要求而就财政转型提出的一个财政职能和财政形态调整的基本导向。现时的社会已经不是国家-个人之间的权利分野，也不是简单的强势群体（如企业）与弱势群体（如消费者）之间的利益对峙，而是政府、社会与个人的三者利益的相互冲突，相互制衡的格局。在此前提下，一个合理、有效率的公共财政制度应以社会利益为先，并且能协调平衡三者的利益，有效在公平、效率与稳定上发挥积极作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基础性作用，政府经济作用的发挥必须建立在尊重市场机制的前提之上。公共财政最多只能在是市场失效的范围内活动。同时，由于信息不足，官僚决策、权力滥用等原因，导致政府财政行为也会失控，必须加以规范。公共财政的关键在于以下四个方面：

一、保证社会总供给与总需求平衡；

二、减轻经济波动，熨平经济周期，稳定宏观经济；

三、保证社会平稳运行；

四、实现社会正义，尤其是实质正义。

总之，在公共财政基本理念的指引下，一个合理、有效率的公共财政制度应该能够促进效率、公平和稳定问题的解决——促进经济快速发展，平衡协调各方利益，保证社会平稳和谐运行。

（二）我国公共财政制现状与特点

我国于1998年提出建立公共财政框架，2003年十六届二中全会要求“健全公共财政体制”，再到十七大提出“完善公共财政体系”，建立与完善公共财政己成为党、政府和广大人民的共识。

尤其是十七大以来，结合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需要，公共财政体制改革逐步深入，公共财政的日标更加清晰，财政支出的公共性也更加突出。2009年全国两会结束后，国务院首次向社会主动公开经全国人大批准的当年中央财政收入预算表等4张报表；2010年1月，财政部向各地财政机关发文，要求各地“规范、有序”地推进地方财政预算信息公开，并对各地财政预算信息公开的内容、方式和范围作出了统一要求；在这些成绩的取得，为深化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打下了坚实基础，我国的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正处于推进过程之中。

可以看出中国的财政改革是随着中国的经济形势变化而变化，随着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而变化。公共财政制度的的特点也随之变化。

1、财政投入由经济建设逐渐偏向社会保障。

在公共财政导向下，财政支出重点倾斜于弥补市场失灵的领域，即非盈利、非竞争领域，逐步矫正政府的“越位”与“缺位”，不断加强和改善民生。2009年后，财政领域陆续出台和积极探索了一系列以保障基本民生和提高社会综合福利水平为目标的财税政策措施，关注民生成为支出结构调整的重点。以教育、医疗为例。在教育方面，公共财政提高了教育领域的公共支出，坚持公共教育资源向落后区倾斜，贯彻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原则；2008年全国财政教育支出为9010亿元，2010年又上升为10438亿元，比2008年增长15.8% ,其中，中央财政教育支出1981.4亿元，增长23.6%。在医疗方面，扩大农村新型合作医疗覆盖而并提高政府投入标准，2009年启动覆盖全民的医疗卫生体系改革。全国财政医疗卫生支出从2008年的2757亿元到2010年的3994亿元，年度增长率达44.9%。总之，从中央财政基本建设支出的方向来看，向民生领域集中投入的 趋势也十分明显。

2、财政预算由秘密状态转向公开化、透明化。

公共财政要求政府预算制度应规范化，能最大限度地提高财政资金的使用效率，且政府预算资金的配置能为公众所接受，最大限度地提高社会福利。政府预算的编制、执行和监督都应符合的公共财政要求。

政府预算编制五原则分别是公开性、完整性、可靠性、年度性和统一性。年度性与统一性比较容易达到。公开性、完整性、可靠性是预算编制中需要着重加以注意的。当前中国应特别强调预算的公开性与完整性。政府预算的内容除了极少数涉及国家机密的内容外，应及时向社会公布，使之处于公众的监督之下。在2009年全国两会上，温家宝总理提出对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的运行，“将会实行全程监管，并且向人民公开”。2009年9月，审计署公布了54个中央部门单位2008年度预算执行情况全文。2010年，国务院将经全国人大审议通过的中央财政预算12张表格向社会公布；2010年初，广州市财政局在网上公开了114个政府部门的2009年财政预算，社会各界对此给予了高度评价。

3、财政调整手段由直接转间接

公共财政不再倾向于直接设立市场经济主体以带动经济快速发展，而是打造良好的市场环境，间接促进市场经济主体的培育和竞争力。公共财政分配积极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大局，加大培养市场主体的投入力度，对不同所有制企业采取支持措施。在支持非国有经济方面，财政支出的重点主要是中小企业。根据中小企业发展特点，公共财政根据国家宏观经济目标和产业发展规划，逐步建立而向各类非公有制中小企业的财政资金政策。促进非公有制中小企业快速发展，注重发挥引导作用，带动地方财政及各类社会资金共同支持中小企业发展。公共财政倾向于保证市场经济活跃程度，促进正常竞争。

二、公共财政体制改革方向

在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程中, 公共财政体制改革作为调整政府间财政关系的重要手段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各级政府财政职能的实现, 公共服务供给水平的高低, 国家大政方针的贯彻, 甚至社会的稳定与可持续发展等 3 诸多重大问题。公共财政建设要以深化改革、强化管理服务于总体经济社会转型和经济社会发展战略目标的调整，进一步提高人民收入，完善分配格局，完善民生保障，提高国家发展质量和促进社会和谐。有了以上前提, 我国公共财政体制改革的总体要求和基本取向就可以大体阐述为以下几个方面:

1、推进财政制度的宪政变革。

公共财政是与市场经济相适应的一种财政模式，而市场经济需要在法律的优良大环境下运转。公共财政制度的完善必然需要宪政体系制度的支撑。建立一个“有限”而且“有效”的政府。“有限政府”主要是从政府的职能及权力受到有效地监督与制约的角度而言，而“有效政府”则意味着政府应按职责干预市场经济运行，既不僵化权力行使导致应对市场风险缓慢，也不过度积极行使权力，扰乱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

建立“有限的政府”，严格监督政府的职责的行使，才能有效避免由于信息不足，官僚决策、权力滥用等政府行为的天然弊病。而唯有建立“有效的政府”，才能应对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变化，宏观调控经济运行，保障社会平稳运行。总之，建立与完善本国的宪政体制，建构“有限”兼“有效”的现代政府，乃是摆脱政府财政困境、实现民富国强的根本途径。

2、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模式

我国政府与社会关系的重大变化，基本公共服务的供需矛盾日益突出，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程度不高。这就需要尽快改变以政府为唯一中心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模式，逐步建立起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共同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模式。

应当根据不同公共服务的特点，结合政府、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优势，采取不同的供给模式，实行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主体的多元化。政府应该从自己不该做、做不好的基本公共服务供给领域中退出，充分发挥市场和社会力量的作用，让它们向公众提供更多的基本公共服务，弥补政府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不足。通过三者之间的竞争和协作，发挥各自的比较优势，实现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多元化，提高基本公共服务供给的效率和水平。另外，通过实行基本公共服务的多元化供给模式，有利于政府财力差的地区的居民可以获得同等的基本公共服务，这样也就有利于实现基本公共服务的均等化。

3、推进主体功能区建设步伐, 将其纳入公共财政框架

主体功能区的建设对于公共财政体系的建设具有特别的意义。中国的欠发达地区主要在西部, 而一些西部地区正是生态环境脆弱的地区,不适合大规模进行工业开发和建设。长期以来,我们把西部生态环境脆弱地区与其它地区一样主要进行经济发展指标的考核, 地方政府也把主要精力用于经济建设, 生态环境成为次要指标。地方政府从考核指标出发, 可能会牺牲环境发展经济, 其结果是一方面生态环境没有得到切实的保护和恢复, 甚至更加恶化, 另一方面受自然条件所限, 经济也难以真正快速发展。尽管长期以来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多种手段也对西部生态脆弱地区给予了大力的支持, 但由于缺乏一个从理念到具体操作的规范性框架体系, 这种支持一方面是不充分的, 另一方面其使用效率也是难以得到保证的。中东部区域中, 也有一部分承载着区域生态安全等职责的地区, 不适合大规模工业开发。如果把这部分不适合大规模工业开发的地区明确定位于限制开发区或禁止开发区, 则其发展就纳入了规范的框架之中, 生态环境成为对地方政府考核的主要指标, 用于生态环境保护和公共服务的财政支出纳入到国家及省级公共财政体系之内, 地区的发展就有了保障, 区域的发展也将更加协调。

三、结语

在2008年全国两会结束后的记者招待会上，温家宝总理在回答有关政府机构改革的问题时，不寻常地主动提及：“我想讲一个公共财政的问题，这是很少涉及的问题。我们要推进财政体制改革，使公共财政更好地进行结构调整和促进经济发展方式的转变，更好地改善民生和改善生态环境。”并斩钉截铁地表示，“在今后5年，我们要下决心推进财政体制改革，让人民的钱更好地为人民谋利益。”

我们有理由相信中国的公共财政改革将会沿着科学化、法治化、民主化、精细化道路前进。

第二篇：试析我国个人所得的税收现状和改革方向

试析我国个人所得的税收现状和改革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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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摘要】个人所得税日益深入社会各个阶层，我国个税占税收总额比重偏低，征管制度有待健全，其调节贫富差距的作用在缩小，逃税避税现象比较严重，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的税收亟待改革。为此，本文提出我国个人所得的税收改革方向：拓展税基，优化税制；完善税前扣除制度；确立以家庭和个人为对象的纳税申报主体；建立双向申报制度，改革个人所得的税收。

【论文关键词】个人所得；税收现状；税收改革

2011年6月底，全国十一届人大常委会第21次会议通过关于修改个人所得税的决定：工资薪金免征额由每月2000元提高到3500元；税率由9级调整为7级，最低一档税率由5%降为3%。这将大幅度减轻中低收入人群的税负，我国个人所得税制改革已经开始。

一、个人所得税的界定

个人所得税是调整征税机关与自然人（居民、非居民人）之间在个人所得税的征纳与管理过程中所发生的社会关系的法律规范的总称。凡在中国境内有住所，或者无住所而在中国境内居住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和境外取得所得的，以及在中国境内无住所又不居住或者无住所而在境内居住不满一年的个人，从中国境内取得所得的，均为个人所得税的纳税人。我国个人所得税采用以个人为单位的分类所得税制，将个人取得划分为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经营所得等11类。

二、我国个人所得的税收现状及存在的问题

在1980年个人所得税制的基础上，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围绕起征点经数次修订演变而来。尽管30余年间个税征收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伴随着中国经济的腾飞，物价水平不断提高，个人所得税的缺陷日益突出。目前，我国个税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个税占税收总额比重偏低；税基狭窄，费用扣除缺乏科学性，有失公平；征管制度有待健全，偷税漏税现象比较严重；调节贫富差距的功用逐步减弱。

（一）个税占税收总额比重过低

世界上高收入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收入的比例在30%以上，美国早在1994年就达到了43.16%的水平，而发展中国家的个税比重平均也在15%左右。但中国1998年个人所得税占税收总额比重仅为3.4%，2009年这一比重提高至6.64%，相较以上国际水平还有较大的差距。周边国家，如韩国、泰国、印度、印尼的比重（一般在10—20%之间）均超过我国水平。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我国个税收入成为国家的主要收入还不太现实，但随着我国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变化，个税的贡献应逐步提高。目前，中国个税占税收总额比重过低，令人堪忧。

（二）税基狭窄，费用扣除缺乏科学性，有失公平

中国现行个税主要采用分类征税模式，基准狭窄，即将应税所得分为工资、薪金所得，个体工商户的生产、经营所得，对企事业单位的承包经营、承租经营所得，劳务报酬所得，稿酬所得，特许权使用费所得，利息、股息、红利所得，财产租赁所得，财产转让所得，偶然所得和经国务院财政部门确定征税的其他所得11类应税所得。这种征收模式计算简单，分别从源泉扣缴，适合于改革开放初期收入来源小且单一的情况。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和纳税人收入来源的多样化和复杂化，若不

及时调整个税分类，灵活、科学征税，容易出现多征、乱征的现象。目前，个税扣费一般只考虑个人日常支出情况，忽略了家庭相关因素、地域收入差异等影响，加重工薪阶层的负担，难以实现个税公平原则。同时，经济形势日新月异，个人纳税能力影响较大。费用扣除标准长期不变，滞后于经济的变化，现今通货膨胀、居民支出上涨，该享受低税负的人群不得不承担较高税负。

（三）征管制度有待健全，偷税漏税现象比较严重

在所有税种中，个税纳税人数最多,征管工作量相当大,必须有一套严密的征管制度保证。目前，我国个税征纳以代扣代缴为主，自行申报为辅。对可以由支付单位从源泉扣缴的应税所得，由扣缴义务人代扣代缴。对于没有扣缴义务人的，由纳税人自行申报纳税。这种税收方式漏洞较大，中国九级税率档次中只有前四个税率档次实际普遍使用，后五个税率只为不足10%的高收入者设置，最高税率45%基本上形同虚设。税率越高，被征税对象尤其是高收入人群，偷税漏税的动机越强烈，于是出现了化整为零，以实物、债券、股权分配等方式进行偷税漏税等种种现象，且屡禁不止。据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会同中央电视台《中国财经报道》对北京、上海、广州等地的七百余位居民进行调查，仅12%的受访居民宣称完全缴纳了个人所得税，24%的受访居民承认只缴纳了部分或完全未缴纳个人所得税，逃税避税严重。究其原因，主要在于自行申报制度不健全，代扣代缴制度难以落到实处,征管手段落后,难以凑效。税务部门征管信息传递不准确，时效性很差；与其他相关部门缺乏实质性的配合措施（比如税银联网、国地税联网等），缺乏全国范围内统一的信息共享和信息规划；执法水平不高，尚未形成以计算机网络为依托的现代化技术手段。这些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税款的征收。

（四）调节贫富差距的功用逐步减弱

在我国，处于中间的、收入来源主要依靠工资薪金的阶层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全部个人所得税收入的46.4%，作为个人所得税缴纳主要群体的上层阶层（包括在改革开放中发家致富的民营老板、歌星、影星、球星及建筑承包商等名副其实的富人群体）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只占个人所得税收入总额的5%左右。税收的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在缩小。究其原因，主要在于收入渠道多元化、公民以现金取得收入较多、不合法收入不经银行，税务机关难于明确纳税人的实际收入。

三、建立我国个人所得的现代税收制度

在经济体制转轨后期，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原则指导下，我国个人收入分配格局产生重大变化，个人收入分配差距不合理性进一步加剧。为缓和社会收入分配的不合理性，西方国家主要运用个人所得税予以调节，政府积极调控收入分配。建立我国个人所得的现代税收制度，以适应经济发展和政府宏观调控，势在必行。

（一）拓展税基，优化税制

1.拓展个人所得税的税基。首先，确定各种所得，既包括工资所得，也包括其他有形的收入所得；既包括货币所得，也包括隐性的各种津贴、待遇所得。其次，明确规定允许在税基范畴内给予优惠和免税的收入项目，其余各种渠道的收入一并计入个人所得，缴纳个人所得税。

2.简化税率等级。基于信息非对称条件下的最优税制理论，现代西方国家普遍采用简化的税率等级，如美国1986年简化个人所得税的税率等级，英国确定的税率的基本档次仅为两级，即20%和40%。从边际效用理论出发，减少税率等级，即减少税率边际差别层次，避免税收征收过程中纳税人对税率边际效用的选择。对于我国个人所得税，税率等级简化为四级左右，提高边际税率，即遵循低税率和宽税基思路进行税改，提高对个人收入分配差距的调控力度。

3.简化税制。综合税制的实施要求纳税人了解、掌握税收制度，按照税制要求纳税申报，这不仅要求纳税人具有一定的纳税申报能力，而且要求税制简明易懂。因而，税制必须尽量简单、明确、透明和便于操作。4.实行综合征收制度。为了减轻中低收入阶层的税收负担，保证税收的公平性和合理性，税收综合与分类相结合，以综合税收制为主。如此，既覆盖所有个人收入，避免分类所得税制可能出现的漏洞，又有利于对个人的各项累进收入作合理的扣除和全面的征收，减轻低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培育中等收入阶层，强化对高收入者的征收调节力度。进一步，与个人保险、教育制度改革相配套，实施综合税制，促进个人收入分配调控更加合理。

（二）完善税前扣除制度

为了公平税负，税收的“支付能力”原则要求按纳税人的支付能力在税前作必要的扣除。从以下几个方面加以税前扣除，以适应社会物价指数的适时变化。

1.建立完备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的税前扣除制度，直接对低收入阶层的应税所得给予多种必要的扣除，例如抚养扣除、高龄纳税人医疗费用、社会保险费扣除；允许对个人向社会慈善机构和公益事业的捐款给予税收优惠，以鼓励高收入者踊跃捐赠，间接地增加最低收入阶层的收入，从而有效地调节个人收入分配的差距。我国现行的个人所得税制规定的应税项目只对月收入800元以下部分作为纳税所得额的扣除基数，没有充分考虑纳税人的具体情况，过于简单，难以体现量能负担的原则。

2.建立适应各地个人收入和生活情况的税前扣除标准，缓解地区间个人收入差距的矛盾。在建立全国统一的完备合理的个人所得税税前扣除制度的基础上，允许经济发达地区和落后地区在全国统一的法定扣除标准内，根据当地的物价指数，消费指数在上下浮动一定的比例来规定具体执行的费用扣除标准，使扣除标准合法、合理、合情。

（三）确立以家庭和个人为对象的纳税申报主体

目前，我国以个人为纳税申报主体，西方发达国家的纳税申报主体呈多样化，可以是个人，可以是家庭，甚至夫妇可分别申报，较多以家庭为纳税申报的主体或单位。从取得收入的角度看，以个人申报与以家庭申报两者之间并无本质的区别，但从税收调控社会收入分配的角度看，人们的消费、储蓄、投资和财产的转移常以家庭为单位，对家庭征税的影响更为广泛。

（四）建立双向申报制度

为加强对个人所得税纳税收入的有效监控，现代个人所得税制一般实行双向申报，即纳税人既自行申报，又向纳税人支付收入单位申报。纳税人既应在取得单项收入时申报，也应在年终时汇总申报。这样对纳税人收入状况的双重源泉监控，一方面要求纳税人按税法规定如实地向税务机关全面申报其全年收入情况，另一方面要求纳税人的雇主或所在单位将支付给纳税人的收入及工资情况向税务部门如实申报。税务部门比较纳税人的自行申报情况和雇主所在单位的申报的收入情况，从中比较确切地掌握纳税人的纳税申报情况的真实性。

四、完善征管手段，提高税收征管水平

（一）加强对税源的监控

尽快建立个人财产实名登记制度，在个人开户时要求所有商业银行检查身份证明，在个人取得收入时通过银行账户结算，尽量减少现金使用，对各种收入必须明确转出单位或个人与转入个人之间的关系，从源头监控个人收入。

（二）加快税务信息化建设

我国在税务信息化的建设方面已经有了长足的进步，金税工程的开展对我国税收征管的作用巨大。目前，金税工程实现税务机关内部信息化，与其他国家机关未实现联网共享信息，远远不够。当务之急在于税务与金融、保险、工商、海关等各个职能部门的信息共享。

（三）加大普法力度，严惩违法行为

强化税法宣传，让每个公民懂法、知法，增强公民自觉依法纳税的意识，利用大、要案的震慑力和影响力反面警示。建立个税违法与诚信档案，以累进方式采用几何增长的数量对其进行惩罚，加大对违法行为的惩罚力度。

综上所述，较之世界各国水平,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制处于初级阶段，改革势在必行。提高个人所得税扣除费用标准，调整个人所得税税率级次级距，加强个人所得税的监管手段，逐步由分类税制过渡到综合税制，缩小贫富差距，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民生的改观、社会的稳定意义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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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特点及演进方向

当前我国产业结构的现状、特点及演进方向

[摘 要] 本文从产业结构的概念入手,简单回顾了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发展历史,重点阐述了目前的现状及存在的问题、未来可能的变动趋势,最后就政府在产业结构演进过程中的政策措施提出几点建议。

[关键词] 产业结构 发展历史 现状 问题 趋势 政策建议

2008年金融风暴袭卷全球,国际市场一片哀嚎。我国的出口企业由于订单急剧萎缩而受到重创。这种背景下,政府做出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加快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决定。由此引发了笔者对产业结构的一系列思考。

一、产业结构的概念

中国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引入了三次产业分类法。三次产业分类法,就是把全部的经济活动划分为第一产业、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第一产业的属性是其生产物取自于自然,指农、林、牧、渔业;第二产业则是加工取自于自然的生产物,包括采矿业、制造业,电力、煤气及水的供应业和建筑业;第三产业被解释为繁衍于有形物质财富生产上的无形财富的生产部门,如交通运输、仓储和邮政业,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批发零售,住宿餐饮,金融地产,公共设施,科教文卫等等。

所谓产业结构,就是“各产业在其经济活动过程中形成的技术经济联系,以及由此表现出来的一些比例关系”。其中,“技术经济联系”从质的角度规定了各产业之间的组合关系,是各产业经济活动的内在规律所决定的;“比例关系”则从量的方面反映了各产业在整个产业结构系统中的地位,是各产业经济活动的外在表象。从静态看,三次产业间的联系表现为某一时点三次产业各自创造的国民生产总值在整个国家国民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重及相互的比例关系。从动态看,随着时间推移和经济发展,三次产业间联系表现为三次产业上述比重和比例关系的变化及其趋势。

二、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产业结构的演进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产业结构经历了比较大的变化。从长期的变动趋势来看,三次产业之间的比例关系有了明显的改善,产业结构正向合理化方向变化。

1.产出结构变动

第一产业的比重呈不断下降的趋势。在改革开放初期,第一产业占全国GDP的比重约30%,但是到2007年第三季度,已经下降到10.97%,降幅非常明显。

第二产业在GDP中所占的比重呈出先降后升的趋势,但总体上看,没有发生大幅度的变化。在GDP结构中,第二产业的比重从1980年的48.22%下降到1990年的41.34%,到2007年,再次回升到50.27%。

第三产业占GDP的比重总体呈现上升趋势。自改革开放到20世纪80年代前期,第三产业在GDP结构中所占比重一直没有发生变化,而在1983年以后,第三产业的比重迅速上升,在1985年超过了第一产业。2002年,第三产业和第二产业的差距最为微小,仅相差3.07个百分点,但是自2002年以后,第三产业在GDP结构中的比重却开始呈现下降的趋势。

2.就业结构变动

三次产业吸纳劳动力的数量变动,和产业结构的变动趋势是基本一致的。第一产业的劳动力占总劳动力的比重自改革开放以后就不断下降,从1978年超过70%下降到2005年不足50%;与之相对的,第二产业和第三产业的就业人员有所增加,分别从1978年的17.3%和12.2%提升到2005年的23.8%和31.4%。

三、产业结构的现状及问题

进入21 世纪以来,我国产业结构持续优化。第一产业增长相对缓慢,第二产业增长快速,第三产业突破以商贸、餐饮为主的单一发展格局,加速了金融、保险、研发、咨询等行业的发展。与此同时,第一产业就业比重明显下降,第二产业就业比重增长缓慢,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增长速度高于第二产业的增长速度。总体上看来我国产业结构在保持二、三、一型基础上不断的优化。但是,无论从静态还是动态的角度来分析我国现阶段的产业结构,许多问题仍然存在。比如,到2007年底,从我国三次产业结构的产值来看,第一产业增加值28910亿元,占GDP比重为11.7%;第二产业增加值121381亿元,占GDP比重为49.2%;第三产业增加值96328亿元,占GDP比重为39.1%。表明我国的国民经济还比较过分地依赖农业,而服务业相当落后。在发达国家GDP构成中,第一产业所占比重一般不超过5%,第二产业一般不超过30%,而第三产业所占比重却是最大的,一般为65%以上。与发达国家相

比,我国产业结构仍有优化的空间。

1.农业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业和农村经济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业产业结构经过不断调整形成了较好的格局。但是,目前的农业产业结构仍存在不少的问题。

(1)农业基础设施仍然薄弱。供水、供电、交通、通信等基础设施还很不完善,有些地区的矛盾还比较尖锐。例如华北、西北等地区缺水较为严重,影响农业生产和人民生活。

(2)农产品品种、品质结构尚不优化,农产品优质率较低。我国的牛、羊、猪等肉类产品、苹果、梨等水果产品、花卉产品,以及水产品等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价格优势,但面临着品种不优、质量不高的困扰。

(3)农产品加工业尚处在初级阶段,保鲜、包装、贮运、销售体系发展滞后,初级产品与加工品比例不协调。发达国家的农产品加工业产值与农业产值之比大都在2:1以上,而我国只有0.43∶1,与国外相比差距比较大。

(4)农产品区域布局不合理,各地没有充分发挥自身的地区比较优势,未能形成有鲜明特色的农产品区域布局结构。

2.第二产业

第二产业总量扩张明显,但生产结构不够合理,结构升级较慢,经济增长质量不高。主要表现在:。(1)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产业升级面临困难。改革开放后的三十年,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批量化生产的成本优势使我国获得了“世界工厂”的称号。但我国的比较优势在相当程度上是依靠廉价劳动力获得的,这导致行业的竞争优势主要集中在低附加价值的非核心部件制造和劳动密集的装配环节中,产品的附加值难以提高。

在总出口额中,加工贸易所占比重同样超过了50%。这表明,即使是本土企业,也严重依赖外国企业的订单,而不是依靠自主研发和自有产品来开拓国际市场。这种对订单的依赖是中国产业处于全球价值链底端的又一明证。而一旦国外市场出现疲软,这种模式就难以为继。此次金融危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2)产业研发投入不足,技术创新能力差。目前,我国制造业总量规模占全球的6%,而研发投入仅占0.3%,研发投入严重匮乏,产业共性技术研究队伍出现严重萎缩。产业的技术创新能力差,导致对国外核心技术和关键部件高度依赖,企业无法在品质、创新等差异化竞争中取得优势,只能靠低成本维持收益。这正是我国的企业在彩电、空调、手机等诸多领域都深陷价格战泥潭不能自拔的重要原因。

3.第三产业

第三产业发展滞后,内部结构需进一步调整完善。我国第三产业增长非常快,在就业中已经发挥了主渠道的作用,但存在总量偏小和行业结构不合理问题,发展水平滞后。从总量来看,第三产业增加值在GDP中所占比重明显偏低。目前,绝大部分发达国家的第三产业比重在70%左右,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在50%左右,而我国的第三产业比重长期徘徊在30%～40%之间。从第三产业内部结构看,发达国家主要以信息、咨询、科技、金融等新兴产业为主,而我国的商业餐饮、交通运输等传统服务业比重较大,占40%以上;邮电通讯、金融保险等基础性服务业以及信息咨询、科研开发、旅游、新闻出版、广播电视等新兴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比重仍然不高,发育仍然不足。

四、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

对三次产业结构变动趋势的总体判断是, 中国工业化进程中期阶段可能将持续到2020 年之后。一、二、三大产业中, 以第二产业为主的格局不大可能在 2020 年前发生变化。“ 十一五” 到 2020 年, 第一产业收入比重将持续下降;第二产业比重在“ 十一五” 期间还有可能上升, 在 2010年前后达到顶点后, 有可能开始下降;第三产业比重在“ 十一五” 期间基本稳定, 2010 年之后可能出现明显增加。

1.农业基础地位不变

农业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将持续下降,但其重要性和基础地位不会改变。传统农业中,种植业比重将下降,渔业、畜牧业的贡献将会增加。在种植业内部,粮食作物的比例会缓慢下降,经济作物、瓜菜作物和其他作物的比重将会上升。

2.工业内部结构调整

(1)重工业化阶段不可逾越,霍夫曼法则表明,工业化中后期产业结构出现重工业化趋势,是许多国家工业化过程中的一个普遍规律。根据国际经验,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从1000美元向3000美元攀升的时期,居民消费结构随之持续升级,即从吃饱穿暖、有耐用消费品可用、有屋可住,向吃好穿好、改善居住条件、提高耐用消费品质量、扩大服务消费转变。与之对应的是,汽车、住宅、建材、通信等行业将会有长足的发展,从而带动钢铁、机械、建材、化工等重化工业和电子及通讯设备制造业快速发展,重化工业发展是必然的趋势。

(2)信息产业将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据统计,1985-2003年,世界高技术产业出口年增长14.3%,比中低技术和低技术产业出口年增长速度高5～6个百分点。高技术产业正在逐步替代传统产业变为主导制造业的部门。

我国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IT产品消费国家之一,同时也是当今世界参与信息产业制造业国际分工最多的国家。我国东部沿海地区已经集中了大量发展信息产业所必需的人力资本,同时,较低的劳动力成本是我国的IT产业制造业具有强大的国际竞争力。我国通过参与IT产业制造业的国际分工,既能实现充分就业,也能获得较高的比较利益,通过不间断的“干中学”和“用中学”,将逐渐积累起强大的IT产业技术开发能力。信息产业应该而且也能够成为我国未来的主导产业。(岳全化,2009)

3.服务业快速发展

随着工业化的推进,我国将进入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城市的发展会带动第三产业部门投资的增长,尤其是会带来房地产、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投资的增长;社会对服务业的需求将日益增大;生产社会化对生产性服务业的需求也将不断扩大;同时,随着生活水平提高,住房、医疗、教育等方面的改革继续影响国民的预期和消费支出,服务消费支出比重将不断增加。这些因素都将推动服务业快速发展。其中,满足人们生活层次提高的文化、教育、旅游、电信,为生产提供高效能服务的金融、保险、专业化的咨询和服务将继续得到较快发展,电子商务、新型物流将得到飞速发展,我国的经济格局将逐步从以工业经济为主向以服务经济为主转变。

基于以上的分析,提出几点个人对产业结构优化的政策建议:

第一,产业政策的制定应与市场机制相协调;

第二,去除不合理的市场准入限制,创造公平竞争的环境;

第三,控制高耗能、强污染产业的发展;

第四,鼓励企业自主创新,培养积极创新的机制。

产业结构是决定经济增长方式的重要因素,是衡量经济发展水平和体现国民经济整体素质的重要标志。因此,了解产业结构的现状,理清产业结构的演进方向对于产业结构的战略性调整、推动产业结构优化升级、提高国际竞争力、促进经济发展都具有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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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谭顺福:中国产业结构的现状及其调整[J].管理世界,2007,6

第四篇：我国医药改革方向

三部门明确我国医药改革方向

根据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卫生部和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23日联合发布的文件，到2011年，我国医药市场价格秩序要逐步好转，药品价格趋于合理，医疗服务价格结构性矛盾明显缓解；到2020年，医药价格能够客观及时反映生产服务成本变化和市场供求。

为贯彻落实《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精神，三部门发布的《改革药品和医疗服务价格形成机制的意见》提出了上述医药价格改革的近期和长期目标。《意见》明确提出，到2020年要建立起科学合理的医药价格形成机制和完善的医药价格管理体系。

《意见》确定了由政府制定价格的药品和医疗服务范围。国家基本药物、国家基本医疗保障用药及生产经营具有垄断性的特殊药品，由政府制定价格；其他药品实行市场调节价。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基本医疗服务，由政府制定价格，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医疗服务和非营利性医疗机构提供的特需服务实行市场调节价。

《意见》明确，政府制定药品价格要遵循“补偿成本、合理盈利、反映供求”的基本原则，同时考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群众承受能力、药品临床价值等因素；逐步降低政府指导价药品流通差价率水平，保持药品之间合理差价或比价关系；政府制定基本医疗服务价格，要在合理补偿医疗机构成本基础上，按照扣除财政补助、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和医疗器械（耗材）差价收益核定。

《意见》提出，在合理制定药品零售指导价格的同时，要按照“医药分开”的要求，改革医疗机构补偿机制，逐步取消医疗机构销售药品加成。公立医院取消药品加成后减少的收入，可通过增加财政补助，提高医疗服务价格和设立“药事服务费”项目等措施进行必要补偿；要进一步改革医疗服务定价方式，加快解决医疗服务价格结构性矛盾，适当提高临床诊疗、护理、手术及其他体现医务人员技术和劳务价值的医疗服务价格，降低大型医用设备检查和治疗价格；加强对高值医疗器械价格的管理，引导价格合理形成。

《意见》要求进一步加强医药价格评审制度建设，健全药品和医疗服务成本核算方法；建立和完善医药市场价格调查、监测和信息采集分析系统；完善价格决策程序；探索建立医药费用供需双方谈判机制；加强价格监督检查，探索建立医药价格监督长效机制，规范生产经营企业、医疗卫生机构价格行为。

第五篇：我国教育支出的现状和改革方向分析

我国教育支出的现状和改革方向分析

“百年大计，教育为本。”教育事业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大事，教育的投入水平与发达程度也常常是衡量一个国家国民素质、文明程度、综合国力的重要标准和尺度。在知识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作为基础产业的教育，正日益扮演着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它对国家和地区发展的促进作用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加明显。而教育事业的发展离不开国家的大力支持，离不开充分的政府教育投入，离不开合理有效的政府教育资金配置。

在今年的两会上，教育改革成为会议期间的热点话题之一。“教育资源分配不公”，“教育投入不公平”，“向偏远地区倾斜教育投入”，“扩大教育投入规模”等的呼声不绝于耳。这亦表明，尽管近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的绝对数额在逐年上升，教育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呈上升趋势，但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确实还存在着总量不足、结构不合理等问题。

一、政府教育支出的必要性

一)教育是一种不完全市场下的准公共产品教育是集消费的排他性、一定竞争性、拥挤性和正外部性等特征于一身的准公共产品。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市场是不能有效供给的，若将教育全部推给市场去运作，在市场失灵的情况下，必然会给教育带来灾难性的损失，直接影响国家和社会的稳定发展。

我们可以透过不完善的人力资本市场来看待这一问题：假设资本市场是完善的，并且教育是一种有回报的人力资本投资，那么受教育者为何不通过向资本市场借款去上学呢?分析其原因在于，人力资本市场是一个不完善的资本市场。

这一点在高等教育中表现得尤为突出：在这个市场中，没有个人或机构原意为投资对象作担保，并且由于该项投资的收益大小受个人的性格、健康、机遇等因素的影响较大，人力资本投资的回报是不确定的，因此，私人的信贷机构一般不愿冒如此之大的风险为他们提供教育贷款，这就使得那些没有存款或者低收入家庭的青年人无力接受高等教育。鉴于此，引导、规范、教育健康快速发展，肩负起提供教育经费投入的主要责任主体，应该是政府。

二)教育具有正外部性在微观经济学理论中，有一个概念叫作“外部性”。美国经济学家曼昆对外部性做了这样一个定义：“当一个人从事一种影响旁观者福利、而对这种影响既不付报酬又得不到报酬的活动时，就产生了外部性(externality)。如果对旁观者的影响是不利的，就称为„负外部性‟，如果这种影响是有利的，就称为„正外部性‟。在存在外部性时，社会对市场结果的关注扩大到超出市场中买者与卖者的福利之外，它还要包括受到影响的旁观者的福利。”教育不仅是一种消费，同时也是一种投资。

作为一种准公共产品，教育也具有一定的正外部性：首先，教育丰富了人们的知识，提高了人们的劳动技能，增强了人们在谋生过程中的竞争力，这些都有助于全社会劳动生产力的提高和综合国力的增强，有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从而使全社会受益；其次，随着教育程度的提高，人们的法律知识、道德修养都得到普遍提升，人们会更加遵守社会公德，从而使得犯罪率下降，社会更加安定，社会治安成本下降。经济环境更加优化；最后，教育作为一种统治工具，为政治教育提供了很好的途径，当权者可以借助教育使公民树立起符合自己阶级利益的人生观和价值观，使公民更易于管理，政治更加稳定。(三)教育力求公平富裕家庭在子女教育支出方面显然具有更高的支付能力，经济发达地区也因财力雄厚得以在教育方面率先步入“小康”；而寒门子弟很可能因为无力承担教育费用而失去接受教育的机会，经济欠发达的贫困地区也往往受到财政资金短缺的影响，对财政性教育支出力不从心。由于收入分配不均而导致的教育机会不均，很可能会再次导致收入不均，继而形成“穷人的孩子永远是穷人”的恶性循环，使得弱势群体、贫困地区的人们失去对社会整体公平的信心。“教育公平”也因此成为今年两会期间的热议话题之一。鉴于此，基于社会公平的视角，贫穷的孩子应该有平等甚至优先享受政府财政教育支出服务的权利，而政府也必须通过公共政策的倾斜，加大财政教育支出的扶持力度，尽力改善我国财政教育支出的结构。

二、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的现状及主要问题

一)财政性教育支出总量不足自实施科教兴国战略以来，我国对教育的战略地位认识逐步提高，中央及地方对教育的重视程度显着上升，各级财政部门对教育的支出迅速增长，然而从相对水平来看，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投入总量与预期相比仍然存在明显缺口。

近年来，随着我国GDP的迅速增长，财政收入占GDP的比重也逐年上升，而同时期财政性教育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不升反降，从最高峰年的20．69％降至2006年的15．7l％。财政性教育支出未能同步于经济增长或者优于经济增长，经济高速增长的结果是政府更快速地集中大量社会资源，履行政府职能，但并未形成对教育的有利投资和支持，反而是作为教育接受者的个人和家庭承担了更重的教育成本。

虽然国家对教育的投入在总量上不断增加，但相对于国家经济实力的增强，教育支出的相对规模还是偏小，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严重偏低，且增长速度缓慢。虽然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中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纲要》中明确指出了“逐步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二十世纪末达到4％”的目标，1995年也把4％目标的具体实施策略“三个增长”写进了《教育法》。但遗憾的是，有关法规在实践中并未得到贯彻落实，4％的目标迄今为止也未能实现。从1991年到2006年，16年时间里，财政性教育支出占GNP的比重只增长了O．15％，即使到2006年，这一比重也只有2．98％，未曾突破3％，更与4％预期目标相去甚远。而事实上，％的比例只是20世纪80年代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据1999年<世界科技发展报告》统计，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世界平均水平为5．5％，发达国家在6％以上。美国更是高达7．7％，成为世界上教育经费支出最高的国家，从而为其教育强国和人才强国奠定了雄厚的物质基础。另外，韩国、加拿大等国家超过了6％，甚至达到7％。在发展中国家，教育支出占GDP的比重平均水平也有4％栩。据国家统计局数据，1995—2006年，国家公共产品性质的高等教育中起辅助作用。但我国的实际情况却本末倒置，政府在教育支出结构上存在严重的缺位和越位现象。

从表l我们可以看出，三级教育的事业费支出差距在逐年缩小，并且已由2000年的高等教育、中等教育、初等教育生均支出递减顺序转变为中等教育、高等教育、初等教育生均支出递减顺序。这与我国近几年来全面实行九年制免费义务教育和加大对中等职业教育，尤其是农村中等职业教育的财政投入是分不开的。

虽然自2002年以来，政府加大了对基础教育的投入，对高等教育的投入也有所下降，教育财政支出中行政管理费12年间增长了6．60倍。

行政管理费用占财政总支出的比重在1978年仅为4．7l％，2006年上升到18．73％。远远高出日本的2．38％、英国的4．19％、法国的6．5％以及美国的9．9％。2005年以来，我国财政行政事业公用经费支出每年增加l 000多亿元，2007年以来，该项经费支出已接近9 000亿元。而在2009年，中央财政安排在教育方面的支出虽然达到历史最高点的近1 981亿，但这也只是行政事业公用经费的1／4不到[4／。

教育的低投入必然带来其低产出，最终会造成教育水平的下降，资金的短缺也会导致大量人才流失，这些都不利于国民整体素质的提高和我国经济建设的发展。

二)财政性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三级教育财政性教育支出分配比例不合理。根据公共产品理论，政府应该在具有纯公共产品性质的义务教育方面起主导作用，在具有准支出的级差有所缩小，但初等教育阶段的经费投入仍然严重不足。而事实上，多项研究结果均表明，初等教育的外部性是最强的，投资回报率最高的，教育支出应该根据这种特点在三级教育上进行合理分配。国际上也是根据这一特点普遍加大对初等和中等教育的支出。

我国在三级教育上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分配不合理导致了基础教育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教育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过剩，这种状况不利于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三者的协调发展，更不利于教育公平的实现。

城乡之间财政性教育支出结构不合理。我国城市和农村的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导致城乡之间义务教育发展的严重失衡。多年来，我国农村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一直制约着农村义务教育的发展。国家统计局2005年、2006年提供的相关数据显示：2004年，我国农村普通初中、小学在校生分别占全国普通初中、小学在校生总人数的48．93％、65．61％，分别是城市学生的2．83倍和．03倍，但是农村普通初中、小学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只分别占到总投入的49．96％、62．81％。

随着2007年全面推行的农村义务教育免费政策和2008年全国范围内城市义务教育阶段学杂费全免政策的实施，免费义务教育全国城乡一体化格局已初步形成。但是，政府仅仅是负担了义务教育阶段中小学生的学杂费，财政性教育经费并没有对农村义务教育在师资、基础设施、教学条件等其他方面进行重点资助和扶持。从整体来看，我国农村的义务教育水平还是很低的，与城市相比仍然很落后。城市和农村的财政性教育支出不均衡导致城乡义务教育发展水平的差距不断拉大，严重影响到农村义务教育事业的发展和教育公平的实现。

区域之间财政性教育支出分配不均衡。我国幅员辽阔，各地区间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存在着较大差异，财力状况也大相径庭，加之各地方政府对教育的重视程度不一致，导致不同地区的财政性教育投入差异悬殊。2006年，我国东部省区平均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总额为266．61亿元，中部为168．亿元，西部为172．23亿元，东中西部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额之比为1：0．63：0．65，其中最高的广东．02亿元)是最低的西藏(26．34亿元)的20．倍，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地区差异之大可见一斑。

从我国现行的政府管理体制来看，中央政府只在宏观上掌握教育事业的发展方向，进行总体规划和决策，以及对少部分部属大学进行管理；而大多数的教育事权都从属于地方政府，包括对基础教育的直接管理和大部分的高等教育管理。

从财政分权体制来看，我国实行的是一级政府一级预算的财政制度，上级政府无权直接干预地方政府的财政预算，而只拥有对下级政府进行财政转移支付或监督指导的权利。因此，地方的教育支出主要是由当地政府提供财政支持。而由于我国中、东、西部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较大，直接导致其财政性教育支出的较大差异。而中央财政对此又缺乏足够的横向平衡与协调能力，导致教育经费支出的地区差异更显突出。

三、调整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的对策建议

一)加强教育事业的制度建设与立法监督工作我国财政性教育支出在总量、结构等方面的一系列问题，从根本上来说是由于制度、法规的缺失和不完善造成的。因此，要使财政性教育支出得到可靠保证，就必须从制度、法规建设上着手，进一步健全和完善教育立法，建立健全教育制度体系。首先，要以法律的形式明确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的数量指标，即分别确定中央和地方各省市自治区直辖市应承担的财政性教育经费指标，并根据实际能力与需求，对教育经费实行最低限额的规定。关于这一点，在今年的两会期间，有一些代表委员也提出建议，将《教育经费法》的制定纳入议事日程，以确保各项教育经费目标的如期实现。．其次，要加强对教育执法的监督工作，凡是财政教育经费投入未达到法律规定指标的单位，均予以相应的惩罚，以保证教育经费的有效投入和有效使用。

二)扩宽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增加教育经费总支出近年来，我国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一直维持在教育支出总量的80％左右，因此，增加国家财政性教育支出就成为增加教育总支出的关键。虽然今年初刚刚出台的《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已明确指出“提高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例，2012年达到4％”，但这只是一个目标规划，而政府的公共财政能力是有限的，具体要如何增加财政性教育支出，从根本上来说还是应该拓宽教育经费来源，建立多元化的筹资机制。

发行教育公债，专款专用于教育事业。与政府的其他支出有所不同，教育经费支出不仅是一种消费，同时也是一种投资活动。它可以提高受教育者的整体素质，并最终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在政府的教育经费支出中，有一项是教育基本建设投资，包括建造学校、设备购置等。如果用发行教育公债的方式来拓展教育资金的筹措空间，并把它专款专用于教育基本建设项目，不失为缓解我国教育投入不足的一种现实且可行的办法。比如建一所学校，如果用发行教育公债的办法融资，既不会搅乱正常的支出安排，又能建好学校，而且随着学校的使用，若干代受益人也可通过纳税来偿付为学校建设积欠的债务。于是学校的建设费用便可在学校使用期间的几代受益人中分摊。用发行教育公债的方式来为教育事业开辟财源，不失为一条可行之策。

发行教育彩票；吸收社会闲散资金。据资料统计，目前发达国家的彩票业规模约占GDP的％一3％，2005年我国彩票的发行总规模为亿元，2006年达到818亿元，只占了GDP的．04％。这意味着我国的彩票业市场还具有相当大的潜力，有足够的能力吸收、利用社会闲散资金，发展教育事业。发行教育彩票是一条值得尝试的投资渠道151。

充分引入市场竞争机制，鼓励社会力量参与办学。如果说政府的财力有限，并且已将多数经费投放于义务教育，那么，引入社会力量参与非义务教育阶段的投资办学应该是个可行之法，即实现教育的民营化。如实行股份制学校，由政府牵头，以股份制的融资方式有效地集聚民间资金，解决办学经费不足的问题。股份制把人股者的利益捆绑在一起，投资者一旦入股，就会时刻关注学校的日常运行和发展，因为学校运营的好与坏直接影响着投资者的利益。又比如公立学校的“一校两制”，即公立学校下设的非独立二级学院、公立学校举办的独立的“校中校”、独立的或非独立的教学园区等。这类机构的建设经费和办学经费主要是通过捐资、合资、银行贷款、合作办学等不同渠道吸纳的民间资金，学校的建设和办学通过市场方式来运作。

三)调整财政教育支出结构．优化三级教育指出结构。在前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指出，我国在三级教育上的财政性教育支出分配不合理导致了基础教育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不足和高等教育上财政性教育经费投入过剩的问题。面对当前教育经费紧张的实际情况，中央和地方政府应当明确义务教育经费支出在各级教育经费支出中的优先地位，把有限的教育经费更多地投入到收益率较高的基础教育中去，将财政性教育经费的增量主要用于义务教育经费支出，更好地实现《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公开征求意见稿)中将“义务教育全面纳入财政保障范围”这一要求。而对于高等教育则应更多地引入市场机制，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实行全社会共同参与，并采取“以举办者投人为主、受教育者合理分担培养成本、学校设立基金接受社会捐赠”161的办学方式，从而合理安排财政教育经费在基础教育和高等教育中的分配，提高资源配置的效率。

优化地区和城乡的财政教育支出结构，建立完善的转移支付制度。鉴于我国特殊的城乡二元社会经济结构和极不均衡的地区经济发展状况，并且单靠地方政府各自的财力又不足以保证对教育的充分投入，为此，中央政府应当通过平衡各地区间的财政及教育条件，来保证地区和城乡间合理的财政教育支出。一方面，完善一般性无条件转移支付制度：纵向上，中央财政从中东部发达地区适当调用部分财力支援西部地区，弥补贫困地区的财政性教育支出缺口；横向上，建立省际、县际之间的教育转移支付框架，努力缩短各地方政府间教育提供能力的差距。另一方面，建立专项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重点用以改善农村地区，特别是贫困山区的办学、教学条件。此外，对于农村基础教育的投入责任主体，可根据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实行差别责任制：在经济条件较好的东部地区实施以县为主的财政投入体制；在经济条件一般的中部地区实施省、市县共同负担的投入体制；在经济条件较差的西部地区实施以省、市级政府为投入主体、国家负担一部分经常性的专项财政拨款、县级政府起财政辅助作用的投人体制171。

建立弱势补偿机制，加强对弱势群体的补偿力度。目前，我国已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包括奖奖学金)、贷(贷学金、国家助学贷款)、勤(勤工助学)、助(特殊困难补助)、减(减免学费)的助学体系。但我国的学生资助体系还存在诸多问题，如奖学金种类结构不合理、平均主义严重、管理权限集中等。因此必须在方法、手段乃至体制上不断创新，进一步完善我国的学生资助体系。《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年)》中也已明确指出：要“健全国家资助政策体系。各地根据学前教育普及程度和发展情况，逐步对农村家庭经济困难和城镇低保家庭子女接受学前教育予以资助。提高农村义务教育家庭经济困难寄宿生生活补助标准，改善中小学学生营养状况。建立普通高中家庭经济困难学生国家资助制度。完善中等职业学校、普通本科高校和高等职业学校家庭经济困难学生资助政策体系。完善助学贷款体制机制。推进生源地信用助学贷款。完善研究生资助政策，设立研究生国家奖学金。根据经济发展水平和财力状况，建立国家奖助学金标准动态调整机制。”嘲只有国家财政教育支出实行倾斜政策，加强对贫困地区和贫困家庭的直接资金补助，才能使真正需要帮助的群体得到切实有效的政策扶持。

四)兼顾效率与公平．效率与公平问题在财政教育支出上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效率来看，当每个人最后一单位的教育费用所产生的效益相同时，社会总产出最大化，基于这一点，能力较强的人因为能产生较高的效益而应该得到较多的教育经费；而从公平来看，享受最低标准的教育应该被视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阐。作为政府，必须要同时兼顾效率与公平，因此，政府应当向所有家庭均等地提供最低标准的教育，即我国的九年制义务教育，而对于非义务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的资助，只给予那些有能力的、贫困的个人，即切实实行前面所说的奖、贷、勤、助、减的助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