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学认识当今社会的反腐败形势

第一篇：科学认识当今社会的反腐败形势

科学认识当今社会的反腐败形势

邵道生

对当今反腐败形势怎样看？怎样评价？究竟好不好？取得了哪些成绩？社会是真反还是假反？是越反越严重、越反越厉害还是向好的方向发展？这些都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形势问题估计不好，如过高的估计或是过低的估计，不仅会影响人们对反腐败的信心，还会影响对对社会今后反腐败的发展趋向。所以，这个问题特别重要，这个问题不解决，思想就无法统一，就无法更深入地反腐败。

怎样认识当今反腐败的形势，有以下几个观点需要把握。一是历史的观点：即要将反腐败放到整个改革开放的整个社会背景之中去考察；二是理性的观点：在这个问题最忌讳的是为一时、一事所发生的情绪事件所左右；三是实事求是的观点：一切的一切以现实反腐败的发展态势所决定，决不拘泥于以前所制定的指标所局限。有的人看问题就是不会看主流而只会看支流，不会看本质而只会看表面，不会看大势而只会看小势，结果呢，越看越觉问题严重，越看越没有信心，越看思想越糊涂，什么原因所致？大致有以下几个：一是掌握资料有限，因而缺乏大局观；二是对过去了解不深不透，因而缺乏历史观；三是过于认“死理”，因而缺乏辩证观；四是因“耳朵根”太软思想“随风飘”，因而缺乏科学观。

基于以上的认识，我用以下四句话来概括当今社会的反腐败形势。

（一）全党、全社会统一了认识，统一了意志，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和广度，思想统一比什么都重要，认认真真、扎扎实实地反腐败，因而人民群众的满意度在不断地提高。

十三年的反腐败最大的成果是：全党、全社会在以下这样的一个重要问题上达到了真正的共识：“执政党的党风问题”的确是一个“有关党的生死存亡的问题”。我国反腐败的实践以及前苏联的解体使毎一个中国人都充分认识到：若不反腐败，党要亡，国要亡，社会主义也要亡。在八十年代当人们听到这句话的时候，人们思想上还存有“果真会这样吗”的疑虑，也真还有一小部分人认为这是在“小题大做”，思想上的这种不统一，导致行动上的迟缓，因而出现了邓小平同志一再严厉批評的“打击不力”现象。为什么说我们的社会对腐败是真反而不是假反呢？是因为有“思想基础”的。惟有“动真格”，执政党才能保持执政的地位；惟有 “动真格”，社会主义才不会变成资本主义，惟有 “动真格”，共和国才能真正兴旺发达。的确，社会的这种“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是在改革开放至今的反腐败实践中形成的，这比什么都重要，它是我们认识反腐败形势的基本出发点。

正因为全社会有了“统一思想”、“统一意志”，所以整个社会就会“动真格”了。什么叫“动真格”？就是加强了反腐败的力度、深度和广度。看一看共和国（甚至国外）的反腐史，在很短的时期內接二连三地将陈希同、成克杰、胡长凊、李纪周这样的共产党內高官送上审判台、断头台，应该说是“史无前例”的。怎么看？一是说明了如今的政府在反腐敗上并不是只“反小”不“反大”，并不是只“反下”不“反上”，并不是“假反”而是“真反”。二是隐患被凊除了是不是好事？是好事，而且是大好事！八十年代不是没有这样的大腐败分子，而是没有暴露，没有被清除，隐藏了下来，到了九十年代就越来越厉害了；如今呢？不管你的官做到哪一级，当到了多么大，发现一个就抓一个，从八十年代的“杀鸡给猚子看”转到九十年代的“杀猴给猴子看”，反腐败的“威慑力”不是空的，而是在“杀猴”、“杀鸡”过程中体现出来的。近几年来广大的群众为什么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呈上升态势？就是因为很满意执政党在这个问题上“动真格”的了。

民意是检测社会政策推行好坏的晴雨表。近年来，中央纪委会同有关部门每年在不同的10个省（区、市）进行万人随机抽样调查，结果表明，2002年，有74％的群众对反腐败工作表示认可，比1996年提高了12个百分点；69％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在一定范围内得到了遏制，比1996年提高了13个百分点；68％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有信心，比1996年提高了10个百分点。今年五六月，国家统计局城市社会经济调查总队在除西藏、台湾、香港、澳门之外的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开展了党风廉政建设民意调查。调查显示，69.1%的群众认为腐败现象已在一定范围内得到遏制，78.7%的群众对反腐败斗争抱有信心。这y些结果说明什么？说明广大老百姓对反腐败的满意度在不断地提高。在这个问题上，即便是一向对中国反腐败抱有成见的、总部设在德国柏林的透明国际组织在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世界各国腐败状况评估排位中也能反映出来：1995年在41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0位，倒数第二位；1996年在54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0位，倒数第五位；1997年在52个国家中我国是第41位，倒数第12位；1998年在85个国家中我国是第52位，倒数第34位。所排的名次是逐年上升的。事实表明，广大干部群众对反腐败斗争的成效是认可的，满意程度在不断提高，对反腐败斗争的前途也越来越有信心。

二、通过查处一大批共产党內的位高权重的高官大案、要案，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远华、辽宁沈阳慕马大案的查处，将局部被“改变了面貌”的政权又“改变了回来” ,初步地将腐败发展、泛滥的势头压了下来；通过对反腐败和打黒有机地结合起来，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

反腐败为什么这么艰难？道理很简单：因为这是一场“权力者”对“权力者”之间的斗争，对刑事犯罪分子，可以一个“严打”接着一个“严打”，“有权的”对付“没权的”，事情总是好办一些。对付腐败的权力者远非这样简单，他手中也有权，有“一帮”人，有雄厚的腐败势力，有丰富的官场经验的牢固的关系网，一句话可以用权力对抗权力。邓小平同志不是说过“我们的党和国家确实要发生会不会‘改变面貌’的问题”吗？全国性的“改变面貌”倒是没有，然而地区性的局部性的“改变面貌”有没有呢？不仅有，而且很严重。如湛江腐败、厦门远华腐败案和沈阳腐败案，腐败分子不是一个人二个人，而是一窝人、一串人；不是普通的小官，都是掌握当地要害部门的高官、大官„„尽管这些都是“地方上的腐败分子”，从理论上说应由“省级”去管，然最终的“领导”却是“中央级”的，结果当然是毁灭性的，“一网打尽”，很是彻底。说明了什么？一是充分说明了中央反腐败决心；二是反腐败的确很艰难；三是教育了全党，“和平演变”决非是理论上的。总之，将一些地区和领域被“改变了面貌”的政权又“改变”了回来，形势好不好？当然好！

近几年来的反腐败斗争，不仅仅呈现了过去从未有过的力度和气势，而且在其内容和质量上也出现了许多新的特点，其中之一，就是将反腐败与打击黑恶势力紧紧地连在一起。大凡熟悉世界腐败发展历史的人都知道，“黑道”（犯罪恶势力）向“红道”（权力）和“黄道”（经济）的渗透，建立彼此的“神圣同盟”，是一个普遍的共同规律；而在一个权力腐败泛滥的社会中，权力腐败者也会主动地与黑社会势力“联手”，以获取更大的“利润”，也是一个极其“正常”的现象。处于社会转型期的中国社会并不例外，同样显示了这一个特点。譬如，震动中外社会的三个腐败大案——湛江案、厦门“远华”案和沈阳案，就是“三股道”（“红道”、“黑道”和“黄道”）相互渗透、相互结合的典型。这几年来这“三股恶势力结合”的规模和组织成度尽管还没有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成熟，却显示了以下这些特点：一是势力的发展越来快，有的甚至控制了一个地区；二是侵蚀的范围越来越广泛，它已经渗透到多种领域；三是对社会的危害越来越厉害，国家财产几亿、几十亿、几百亿遭受侵占很是“平常”的事。因此，怎样在中国不让“三股道结合”像意大利黑手党那样发展成气候？怎样更有效地开展反腐败斗争？怎样最大限度减少犯罪恶势力、腐败恶势力对中国社会的危害？应该说，在这一个问题上这几年来不仅走出了有力、坚实的一步，而且还是很有成效的一年。应该说，2001年在全国展开的这场打击“三股恶势力结合”斗争是审时度势的，是很有声势的、毫不手软的，狠狠地打击了犯罪恶势力和腐败恶势力的嚣张气焰，为整个社会平稳地、健康地、有序地进入21世纪打下了结实的基础，它充分说明了我党在反腐败问题上的决心，因而全党高兴、全社会高兴、全国人民高兴。

应该说，近几年来中国对腐败势力的打击是“致命性”的，至少有三个效果：一是极大地打击了腐败分子的嚣张气焰，二是初步地将腐败发展、泛滥的势头压了下来；三是消除了腐败恶性化发展的可能。不要低估这三条，能做到这三点确是很了不起，为新世纪的反腐败斗争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反腐败挽回了巨大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现代化的进程。

当我们在开展反腐败的起始阶段，总能听到这样一种糊涂观点：腐败能促进经济的发展，反腐败会影响社会经济的发展。然而，二十余年的反腐败实践清楚地告诉我们，这种“腐败有益论”是多么荒唐，多么谬误。据我国著名经济学家胡鞍钢先生的研究，当今社会存在的四种类型——“寻租性腐败、地下经济腐败、税收流失性腐败和公共投资与公共支出性腐败”——造成的各类经济损失，平均毎年占GDP的13.2%----616.8%之间(指90年代后半期)。腐败被揭示出来的大案、要案表明，腐败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是严重的。为此,近几年来，中国政府将打击走私与反腐结合起来，将一时嚣张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此外，根据近几年社会腐败的特点，有条不紊开展了腐败的高发区、频发区——金融、证券、房地产、土地批租出租、建筑工程和物资采购等领域——的反腐败斗争，将一大批“走私大王”、“金融大王”、“房地产大王”等“经济蛀虫”送上了审判台，这就最大限度地缩小了社会的经济损失，保障了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社会得益，老百姓得益。譬如，以开展轰轰烈烈的全国性反走私斗争来说，极有成效，一个有目共睹的事实是：通过对广东湛江、福建厦门大案要案的处理，初步地将猖狂的走私气焰打了下去，作为国家财源之一的石油企业很快地从亏损转为赢利，而1999年国家职工的工资增加又是从哪儿来的？就是靠了打击走私之“福”。此外，据有关方面的统计，从1997年10月到2002年5月，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立案79万余件，结案78万余件，给予党政纪处分78万多人，为国家挽回经济损失301亿元。再以沈阳慕马腐败案为例，据《人民日报》报道：在反腐败斗争的政治洗礼面前，沈阳赢得了经济的恢复性快速增长。2001年，全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10.1％，财政收入增长34.3％。2002年国民经济多项主要经济指标创历史新高，全市实现国内生产总值1400亿元，比上年提高13.1％。财政收入突破百亿元大关。实现工业总产值2110亿元，比上年增长18％！

（四）通过多年反腐败，人们深深地认识到，在反腐败问题上依靠过去计划经济时代的模式是行不通过的，因而正在积极探索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反腐败的特点和规律，反腐败促进了“从严治党”、“从严治权”，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程。

过去的反腐败，是计划经济体制下的反腐败，依賴的是像“三反”、“五反”这样的轰轰烈烈的群众性政治运动，很有成效，所以就有“杀了张子善管了二十年”之说法。改革开放后，社会进入了市场经济体制，腐败发生在“一是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二是市场体制的极不完善”的背景下，这就是说，依靠过去计划经济体制时代的反腐败管不了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腐败行为，“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怎么办？从某种意义上说，反腐败也只能靠“摸着石头过河”，所以，这二十余年的反腐败，是积累经验的二十余年，是不断地进行制度创新的二十余年，是从过去侧重治标到如今标本兼治、综合治理、注重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的二十余年。„„总之，是在不断摸索“符合初级社会主义、不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的反腐败”的二十余年。这是指导思想上的突破，是方法论上反腐败的飞跃，这就为新世纪的反腐败奠定了牢固基础。

为什么相当数量的高級领导干部会堕入腐败的陷阱？为什么在查处的腐败分子中“第一把手”居然达到三分之一这样高的比例？为什么新的历史时期腐败会呈现窝案、串案的特点？原因自然很复杂，但是，有一点为人们所公认：即权力由于缺乏监督而导致的“权力绝对化”，因而产生了“绝对的腐败”。那么，又是什么原因会产生“权力绝对化”呢？原因有三：一是计划经济体制下权力过分集中遗留下来的影响，二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家长制”的复活，三是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总之，二十余年的反腐败的实践使我们足够地认识到体制上的缺陷对腐败泛滥的影响，因而在近几年的反腐败斗争中强化了党內建设，进一步坚持和完善了“党政领导干部主动接受同级纪委监督、党政领导干部公布廉洁从政情况、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风廉政建设专项巡视”等制度；重点加强了对“一把手”的监督和管理，加大对各级机关部门具有专管权力的中层干部、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管理力度，认真执行领导干部重大事项报告制度、工作述职评议制度、任期经济责任审计制度、干部提拔任用“党风廉政一票否决制”；积极推进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提高干部人事工作民主、公开、竞争的程度；深化行政审批制度改革，规范行政行为„„所有这一系列的“从严治党”、“从严治权”的措施，它既是深化反腐败的必然，也是防止腐败泛滥的根本措施，从某种意义上说，促进了政治文明的进程，又为社会的政治改革打下了基础，而这，是我们在正确评价二十余年反腐败所不能忽视的。

也许有人会说，你这样看形势是不是太盲目乐观了，是不是有点涂脂抹粉了。不是的，我的这种认识一点都不妨碍我对当今反腐败仍然严峻性、严重性的评价，一点都不妨碍我对现实生活中前反腐败艰巨性、困难性的估计，一点都不妨碍我对未来反腐败长期性、曲折性的预测，我是从自己多年来对反腐败的研究认为，改革开放至今的反腐败形势的确是在向平稳的、健康的、好的方向发展，社会的確是在认真地、扎实地、有条不紊地深入开展反腐败，中国共产党的确是完全有能力解决腐败问题的。

第二篇：关于当今社会反腐败的几个问题

关于当今社会反腐败的几个问题 莫佳胜

腐败已成为当今中国社会一个严峻的现实问题，如果我们不从源头上防范、遏制腐败，一旦腐败蔓延，不仅会败坏社会风气、扭曲社会意识形态，而且会影响党群、干群关系，损害党和干部形象，葬送改革开放的成果，甚至导致亡党亡国。

一、当今社会腐败的主体特征

腐败是指违反了法律的准绳，将人民赋予的权力变成为自己或少数人谋利益的工具，实质就是某种权力的蜕化和变质。进入90年代，在我国改革开放步伐明显加快及社会经济发展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时，腐败也如同“病毒”一般，侵蚀到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腐败现象在以往特点的基础上，呈现出如下几方面的主体持征：

1．卷入腐败活动的人员规模不断扩大，违法违纪的人数不断创新高

同七八十年代相比，近10年来，参与权力腐败活动的人员显著增多。据人民检察院和纪检监察部门历年所查案件统计：从1993年起，全国纪检监察机关查办案件年递增9％左右，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官员年递增12％左右。90 年代共有3万多名地厅级以上的官员、90余 名省部级以上的高官因腐败受到党纪政纪处分。全国检察机关1990年到1998年共受理各类腐败案件110余万件，立案50多万件，涉及犯罪分子达60余万人。尽管反腐败斗争对腐败行为的打击力度不断加强，但卷入腐败的人数日益增多，也是一个不争的事实。2．违法、犯罪的公职人员的职级创历史新高

过去腐败现象主要发生于一般干部和具体经手财物的办事人员，中高级干部的腐败发生率多年来一直比较低，建国初期到80年代初期仅出了林青山、张子善，直到1983年出了海峰县的原县委书记王仲收受6.59万元。然而近十年揭露和查处的省部级大贪官已达20多人，从90年代中期起，检察系统以贪污贿赂起诉的厅局级干部每年都在百人以上，原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书记陈希同、原江西省省长倪献策、原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克杰等，由于这部分人位高权重，所造成危害的后果极为严重。3.体制内团伙性腐败日益突出

与过去相比，当今腐败活动的方式，突出的一个特点，就是体制内有组织的腐败活动的增加。过去，公职人员的腐败行为绝大多数是个人行为，滥用的是单一职位的权力，具有分散性和偶发性的特点。但从80年代后期起，在一些地方和部门，腐败活动出现由个人向团体，个体向群体发展的趋势。90年代以来，有组织的团伙性腐败活动已经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整体腐败的重要组成部分，“窝案”、“窜案”在增多，并已成为查处腐败案件的重点，1999年司法部门审理的震惊全国的湛江团伙走私案，2000年司法部门审理的厦门团伙走私案等等，腐败分子结成庞大的走私和腐败团伙，猖狂地从事腐败渎职和走私贩私等犯罪活动，给国家和人民的利益造成了巨大的损害。

4．腐败的发生存在着普遍分布与重点高发区并存的现象

我国腐败现象的发生领域传统上主要在管理财物的岗位和经济管理部门，而当今，贪污腐化的浊流已侵入到公共权力活动的各个领域，甚至过去被人称为“清水衙门”的很多部门，腐败现象也日渐突出。90年代在非经济领域中引起人们较大关注的是某些组织人事领域和司法活动中发生的腐败问题，即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问题。组织人事权属于分配公共权力的权力，选拔和任用官员，实际就是进行权力资源在人头上的分配。由于特定的权力均有控制和利用某种社会资源的作用，而这种作用又可转换为对掌握人事权力的人有用的利益和价值，因而一些人为了得到一官半职就跑官、要官和买官。也有司法官员为获得不法利益在司法裁决和决定中滥用司法权，枉法裁判，利用职权之便贪污挥霍。吏治和司法的腐败直接地危害了国家法制秩序和政府的权威，瓦解着社会成员对政府和法制的信心。江泽民同志指出，吏治腐败和司法腐败是最大的腐败。

二、对产生腐败原因的浅析

腐败如国家起源一样古老，它伴随着国家出现，伴随权力出现而出现，几乎在腐败出现的同时，人类就与其展开了斗争，可以说，自从有了腐败，就有了反腐败，正直的人们与腐败的斗争一都在不懈地进行着。然而，为什么在中国对腐败已日趋形成合围歼灭之势的今天，腐败如同野草丛生?这不能不令人深思。笔者认为：腐败之所以禁而不止，这是因为它是一个极其复杂的社会现象，其产生有着多方面的、深刻的社会根源。这些根源既有其现实经济上、制度上的原因，也有其社会心理和文化素质上的原因，既有其腐败者自身问题的内因，又有“怂恿”腐败存在的社会客观原因，具体来讲有以下几个方面：

1．腐败主体在财物女色的强烈诱惑下，丧失自律能力，放弃道德

在金钱美色面前，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严重扭曲，个人私欲膨胀，其物欲本能冲动支配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满足其一次又一次贪婪的欲望。如果权力拥有者的物欲观念远远大于自律观念，则就会出现“拥大权者大腐败，执小权者小腐败”的现象，这一点已被现实中的腐败个案所证明。

2．腐败主体进行腐败所付出的个人成本、所冒的风险极低而收益极高

权力不但可以提高人们的社会地位，而且拥有特殊的功能，使得腐败者想方设法利用手中的权力进行腐败。腐败者利用手中权力进行腐败的投入是极低的。这是因为，其一，如果把权力视作一种“公共资源”，则腐败者利用这种“公共资源”进行腐败，其个人投入的成本几乎仅只是时间而已。其二，尽管有“法网恢恢”、“莫伸手，伸手必被捉”之说，然而从现实反腐败的情况看，首先，由于法制尚未真正完善、健全，腐败分子的“狡猾”、“老练”，使腐败案件破案率还没有能或者难以达到百分之百；其次，从对腐败的处理来看，处理的结果多数还比较轻，还有相当一部分腐败分子事发后进行退赃便可以从轻处理，腐败者由此抱着侥幸的心理进行腐败活动。这是导致腐败禁而不止，铲而不绝的主要原因。

3．“金字塔”型的集权是造成有关部门、社会公众对权力缺乏有效监督、制约，产生腐败的关键

腐败总是与一定的权力连在一起的。腐败者之所以能够进行腐败，是因为它拥有一定的权力，没有任何公共权力的老百姓是不可能腐败的。权力的过分集中，致使一些部门、地方存在着“土皇帝”这样一种“上级监督不到，同级监督不了，下级不敢监督，群众无法监督”的现象。在权力受不到有效监督、制约或组织、公众对权力监督不力的情况下，一旦权力落入思想庸俗者手中，必然出现弄权渎职、以权谋私、索贿受贿等腐败现象。

4.不良社会风气助长腐败的滋生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一些腐败没落的思想和生活方式也趁机渗入社会生活，影响人们思想。特别是市场经济的趋利性影响下，一些人错误地认为“人皆为利来，人皆为利走”。习惯于权力腐败所造成的“正常的事要用不正常的手段也能解决”。人们有的是站在局部和个人利益考虑，有的是持一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态度，以致造成社会对腐败难以形成“过街老鼠，人人喊打”的局面，甚至从某种意义上讲怂恿了腐败者，使得腐败者更加胆大妄为。

5．现行的政策、制度有一定的弹性，有腐败分子可钻的漏洞 我国从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转化是一个自上而下的权力主导型模式操作进行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一方面，新旧体制转轨交接需要一个“磨合期”内，或多或少会存在间隙、漏洞，为腐败分子所利用。另一方面，由于腐败者身拥有一定的权力，因而，他们往往在制定、落实政策制度时，选择干部时，会考虑自己的既得利益和未得利益，进行“权钱交易”、“权权交易”，为自己进行权力设租、寻租留下“后路”。

6．有的地方党组织领导人治党不严

对党员干部疏于管理教育，疏于监督，对问题麻木不仁，甚至姑息养奸，这也是产生腐败一个不可忽视的原因。

总之，腐败产生的根源，是多方面、是多层次的，它不仅有腐败主体本身的问题，而且还有存在于腐败主体以外的很多客观原因，只有把这些问题综合起来考虑，我们才能有效地、深刻地认识腐败至今仍存在而且相当严重的真正根源。

三、对反腐败的再认识

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不仅表现在它能够极大地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创造出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表现在它能够消除资本主义和其它剥削制度所必然产生的种种贪婪和腐败现象，创造出高度的精神文明，保证社会的全面进步。我们党领导的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是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有机统一、全面发展的事业。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缺少任何一个方面，都不成其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两个文明建设都搞好，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反腐败是集中力量记经济搞上去的重要保证

我国社会现阶段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个主要矛盾决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社会生产力。为了完成这一根本任务，我们党提出了坚持“两手抓”的战略方针，要求“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惩治腐败”，在整个改革开放过程中都要坚持反腐败。改革开放的目的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把经济建设搞上去；而惩治腐败，正是通过规范人们的行为，排除阻碍社会生产力发展的各种非经济因素的干扰，促进和保证经济建设的健康发展。江泽民同志指出：“实践的结果表明，反腐败工作不仅没有影响改革和建设，而 且成为改革开放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证。” 2．反腐败是关系党和国家前途和命运的大事

党同人民群众的关系如何，是关系到党的事业兴衰成败和党的生死存亡的一个根本问题。开展反腐败斗争，说到底是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密切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巩固党的执政地位，使我们党更好地担负起领导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历史重任。应该肯定，我们党的路线是正确的，党的主流是好，大多数党员和干部是廉洁奉公、勤政为民的。但也要看到，腐败现象渗透的社会生活领域相当广泛，尤其是渗透到党政机关和干部队伍。党内腐败现象蔓延，使极少数党员干部蜕化变质。如果不刹住权钱交易等腐败现象蔓延的歪风，腐败分子将由极少数扩张到相当大的数量，而反腐败的健康力量将不断削弱。量变引起质变，腐败分子剧增到一定程度，党自身则将失去消除腐败的能力，党也就从整体上腐烂变质。由于那些堕落为腐败分子的党员干部以自身的行为直接表明他们对人民利益的危害，表明他们背叛原来的阶级而蜕化为特权者或特权阶层，因此，人民群众对腐败分子深恶痛绝。我们党要保持代表人民利益的先进性，防止向相反方向转化，则必须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如果我们不坚决打好反腐败这个硬仗，确有亡党亡国的危险。反腐败是关系党的生死存亡的大问题，是关系到国家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3．反腐败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约必要条件

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对于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对于逐步创造雄厚的物质基础，从根本上遏制腐败现象的蔓延，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但是，市场经济中出现和存在的东西，并不都是积极的、健康的和合理的。市场经济也有消极的一面，处理不当，容易出现个入主义、功利主义和拜金主义思想的泛滥，从而诱发某些消极腐败现象，给正在成长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以侵蚀和破坏。腐败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病毒”，反腐败是建立和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必要条件和重要保证。

4．反腐败是强化人民群众的社会主义信念的重要手段

腐败分子具有很强的寄生性，腐败现象蔓延严重地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因此，党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有所降低，党领导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的功绩在人民群众心目中也有所淡化。由此还导致群众中那些缺乏全面分析问题能力的人产生某种程度的错觉，认为腐败现象蔓延已经成了一种不治之症，进而怀疑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和历史必然性。信念动摇，不仅影响了一些人参加社会主义现代建设的热情，而且使形形色色剥削阶级腐朽思想乘虚而入，加剧了人们思想上的混乱。显然，人们信念淡化和思想混乱的程度，与腐败蔓延的程度是成正比的。腐败现象的蔓延严重衣影响社会主义的政治建设和思想道德建设，使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缺乏健康的精神力量。由此可见，只有深人开展反腐败斗争，无情揭露和严厉打击那些腐败分子，遏制腐败蔓延之势，才能使人民群众体会到共产党整体是好的，是坚强的，还仍然恪守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才能表明共产党是唯一有能力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政党。由此，人民群众才会坚信社会主义不可逆转，并通过在反腐败斗争中的自我教育，不断提高觉悟，形成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特色的强大凝聚力。

四、从源头上防范、遏制腐败的对策及思路

腐败是一种历史现象。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而当今的中国正处在历史性转轨时期，特殊的环境，特殊的环境，在极少数人(包括部分高官)中出现腐败，也不足为怪。关键在于我们能面对现实，采取有效措施进行综合治理，做到标本兼治，从源头上防范、遏制腐败。

1．加强理想信念教育，解决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腐败不想为的问题

共产主义理想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信念，是共产党人的精神支柱。随着经济的发展，改革的深入，交往的扩大，民主的发展，我国人民的物质生活越来越丰富多彩，人们的追求也越来越多种多样。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各种腐朽思想和错误的价值观念，无时不在侵蚀着党员队伍。市场自身的弱点和消极方而的东西，不断反映到党员的思想意识和精神生活中来。有的人把商品交换原则引入到党内政治生活，引发一些完全背离共产党的宗旨和称号的丑恶行为，解决这些问题，关健是加强对党员的严格教育。毛泽东同志说过：“思想政治工作是一切经济工作的生命线”。重视和发挥思想政治工作的作用，是我们党的政治优势和优良传统。目前要结合学习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结合“三讲”和警示教育活动，提高人们的思想觉悟，提高党员干部的党性、党风修养和实践“三个代表”的自觉性，着眼于解决党员干部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问题，使他们淡泊名利，把个人利益统一到党和国家、人民 利益的基础上来，在思想上筑起反腐败的坚固大堤，使我们的党员干部面对腐败不想为。

2．加快制度建设，解决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腐败不能为的问题

邓小平同志指出：“好的制度可以使坏人无法横行，制度不好可以使好人无法充分做好事，甚至走向反面。”我们应该看到，目前，党内监督的机制、动作方式、监督的制度和规章仍然有很多部分是按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时代进行动作，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党内监督的机制、动作方式、规章制度相对滞后。在这个问题上，应着力于四方面工作：一是要认真考虑、设计权力的制衡关系，防止出现权力不受监督或监督制约不了权力的事。二是要改革干部的选拔任用制度，选拔任用干部要考察世界观、人生观、价值现在哪一层面上，其权力观是否正确。审视腐败个案和腐败分子的蜕变过程，不可否队他们的权力观，“情”与“色”在起主要作用，贪官的共通点，在于难过“权”、“色“关。为何腐败分子总是和女人有关?这显然是“权色交易”，应该说与这些组织纪检监察部门不重视领导干部的生活作风问题有关。对腐败现象源头防范也好，打击遏制也好，首先要从纠正领导干部生活作风做起，这一问题应该引起有关部门和社会的重视。三是要加大办事的透明度、公开度，增加对执权者的监督力度。四是加快体制转轨的步伐，新旧体制交接运行的时间越长，“磨合期”内产生腐败的间隙和漏洞越多，腐败的机会就越大，新体制的建立过程，本身就是一种制度的完善过程。所以加快政治体制改不和经济体制转轨的步伐，应该是源头防范，遏制腐败的治本之策。要健全法律制度和党纪、政纪方面的制度，规范公职人员的行为，各行业、各部门和单位都应根据法制和党纪、政纪制定相应的具体制度，如对权力进行分解和制约制度；干部交流和轮换制度；政务公开制度；群众监督、舆论监督制度等，以解决党员干部面对腐败不能为的问题。

3．加大对腐败的惩治力度，解决好党员领导干部面对腐败不敢为的问题

现实中，再严厉的处罚，都还会有一些腐败分子铤而走险，但建立起腐败事后的严厉处罚机制，至少可以降低腐败的发生率。明太祖朱元璋对贪官污吏的惩治十分残酷。明朝的严刑峻法就有“剥皮草实”之法，贪污

60两银子的官员要被剥皮，在皮囊里填草后放在衙门公座旁以警戒继任者，此法在当时收到很好效果。当然现代文明的今天，不可能沿用此法但确应严惩不贷。要建立反腐败侦察机制，不能光靠腐败举报和审计途径来掌握线索。对腐败案件要注重深挖，从重从严予以查处，防止只打”徒弟”，不打“师傅”，真正解决好党员领导干部而对腐败不敢为的问题。

第三篇：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形势

党风廉政建设与反腐败形势

第一部分：党中央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认识和判断

一、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问题的认识

（一）对如何跳出王朝兴亡历史周期律的深刻思考：只有和群众心连心，才能跳出历史周期律；而只有坚持不懈反腐败，才能始终与群众鱼水相融。

（二）对腐败危害性的深刻认识：任腐败问题发展下去，就可能导致人亡政息。

（三）关于人民群众期待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认识：为政清廉才能取信于民，秉公用权才能赢得人心。

（四）关于反腐败对经济发展作用的正确评价：如果我们党不是一以贯之高度重视党风廉政建设、坚决反对腐败，我国经济社会发展不可能取得这么大的成就，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也不可能得到巩固。

二、中央关于腐败产生原因的判断

（一）作风是产生腐败的温床，“针尖大的窟窿能透过斗大的风”。

（二）腐败问题与政治问题往往是相伴而生的，是从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开始的，正所谓“纲纪一废，何事不生？”

（三）制度失去约束力，干部出问题，都是因为纪律的突破。

（四）反腐败机构职能分散、形不成合力，两个责任没有落实，缺乏有效的责任追究。

第二部分：纪检机关履行管党治党责任的主要做法

一、深入推进纪检体制改革，保障纪检机关更好地履行党章规定的职责

（一）聚焦中心任务，深化“三转”，强化监督执纪问责。一是调整力量配比，加大立案力量。二是理清职责，轻装上阵。

（二）抓住落实党风廉政建设主体责任这个“牛鼻子”。一是中央领导同志亲自调研指导，督促各级党组织把责任牢牢扛在肩上。二是严肃问责，做到不担担子，就要挨板子。

（三）深化派驻机构改革，实现统一名称和管理。通过改革，同一班人马，取得了不同的成绩。

（四）推进双重领导体制具体化、程序化、制度化。一是在日常的工作领导上，强化上级纪委对下级纪委的领导。二是强调查办案件以上级领导为主。三是在干部管理上，强化上级纪委的权威。

二、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坚持不懈狠抓四风

三、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1.加大审查违纪违法党员领导干部力度。2.严肃审查工作纪律。3.坚持抓早抓小。

4.严肃查处违纪违法行为。5.打“老虎”：决不允许有不受党纪国法约束、甚至凌驾于党章和党组织之上的特殊党员。

6.拍“苍蝇”：严肃查处“小官巨腐”案件。7.查窝案：围剿“塌方式腐败”。

8.海外追逃：让腐败分子无处藏身。一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在各种外交场合高频推动反腐合作。二是在最具影响力的地区性和国际性会议上，就深化反腐败国际合作方面达成多项共识。三是采取强有力的措施，开展追逃专项行动。

四、加强和改进巡视工作，发现问题、形成震慑

五、强化责任担当，以铁的纪律建设过硬队伍

第三部分：当前的形势和下一步工作 2015年主要任务

一、从严治党、依规治党，加强党的纪律建设

二、深化纪律检查体制改革，推动组织和制度创新

三、深入落实主体责任，强化责任追究

四、深入落实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弛而不息纠正“四风”

五、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坚决遏制腐败蔓延势头

六、加强国际合作，狠抓追逃追赃，把腐败分子追回来绳之以法

七、落实监督责任，建设忠诚、干净、担当的纪检监察干部队伍

第四篇：形势与政治反腐败论文

反腐败的困难与策略

清心为治本，直道是身谋。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仓充鼠雀喜，草尽兔狐悲。史册有遗训，毋以来者羞。这是包拯对腐败的看法，但是腐败二字不仅仅只存在于他那个时代，这个时代腐败依然是社会的一大毒瘤。

十八大中关于反腐倡廉的态度十分坚决明确，作风与廉政的问题，事关政党和政权的建设，甚至是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政治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古今中外各位名人志士都做过思考。

反腐败进行中会遇到许多问题与困难，其一存在税务干部行为的风险问题，这是一个客观问题，它所形成的原因既有客观因素又有主观因素。首先政法制本身的不健全也会带来执法者依法行政的难度。体制转轨和社会急剧转型所带来的多元化诉求和不规范的市场经济运行增加了收税的难度。多元化所形成的多元化价值观对税务干部的影响和渗透力越来越强。其次违规违纪及商业贿赂的表现形式及手段异常隐蔽，加之查处不及时或不力，导致风险警示作用弱化，总结其成因，大体是税务干部对自身风险的认识不足，防范意识不强。

其二，群里运行过程中腐败问题集中。行政审批领域中出现的权力商品化、权力私有化、权力官僚化、权力特殊化，干部人事工作中的跑官、骗官、买官、卖官等腐败行为，成为诱发其他腐败现象的直接根源。例如有的领导干部利用职务上的便利，通过为他人在录干招工、提拔任用、工作调动、土地批租、工程招投标、物资采购中，实行批警或打招呼等形式，索贿受贿。体制上的弊端给腐败行为造成可乘之机。体制是国家权力配置关系制度化的表现形式，它对国家权力的划分和配置、组织机构的设置、国家机器的运转起着决定性作用。我国当前出现的消极腐败现象大多与现行体制的弊端有关。可以说，这是腐败现象滋生蔓延的重要条件和土壤，也是当前反腐败工作力度不断加大，而形势依然严峻的根本原因。产生这种现象的原因，是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和社会转型期，其政策、制度、管理等方面还存在着漏洞。主要表现在：多种经济成份并存客观上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可能，国家参与市场调节为腐败现象的产生提供了机会。

其三，腐败行为出现了组织化和集体化的势头。现阶段腐败现象一个突出特点就是由个人腐败向团伙和集体腐败发展。有组织的团伙性腐败活动，在一些地方和部门成为腐败活动的重要特征和表现形式。在一些腐败案件中，往往涉及几个、几十个，甚至上百个腐败分子，并发为大案要案，涉案金额越来越大，给国家和集体造成的损失也越来越大。制度上的缺陷为腐败的滋生提供了空间。随着依法治国方略的提出，各级政府对健全法制、依法行政有了较为清醒的认识，但是在新旧体制转轨过程中，有些地方虽然制度有建立，但是部分领导干部对执行制度未有足够的认识，不愿按照制度办事或者没有心思抓好制度落实，建立规章制度仅是做做样子，根本上没有发挥制度应有的作用，因此往往给腐败现象的滋生提供了空间。例如沈阳的“慕马”案件中，慕绥新、马向东等人利用手中权力，直接插手土地批租、工程承包、大额资金使用，越权决策，违规审批，暗箱操作等行为，就是钻了制度的空子。

其四，伴随改革的深入，出现了一些手段更为隐蔽的新的腐败问题。一些腐败分子对我国现行的有关政策、法规、规章的漏洞和薄弱环节了然于胸，通过钻空子、打“擦边球”，既捞取腐败利益，又逃避惩罚。在政府采购、招投标等改

革过程中，由于缺少规范的反腐败措施，也出现了一些新的腐败行为。例如土地使用权出让中的暗透标底、假公开和暗箱操作，建筑工程招投标中的明招暗定，政府集中采购中缺少监督制约等问题。反腐败工作存在着年年搞年年有成效，但形势年年严峻的异常现象。各种反腐败主体和反腐败力量虽然机构众多，反腐败措施全面，反腐败队伍庞大，但是由于他们相互之间缺少必要的信息沟通和协调行动机制，没有形成对腐败行为高压态势的反腐败合力和反腐败网络，因而在反腐败实践中没有收到与之相称的反腐败效果。

针对这些问题，我们也并不是一筹莫展，解决的方法自然对应而出。把反腐败斗争不断引向深入，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坚决遏制腐败现象的滋生和蔓延。首先要深化体制改革。现行体制的某些弊端是产生腐败的客观因素，如果不加以改革，腐败现象就无法遏制。因此，必须抓住以下两个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加快机构改革步伐，转变政府职能，完善政府宏观调控体系。进一步规范政府权力运作，减少行政权力对市场和经济活动的干预。权力运作要制度化、程序化和公开化。另一方面，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规范干部选拔、任用和管理。

其次要加强法制建设。实践证明，法制化是反腐败和廉政建设的高级形式，离开了法制和规范，反腐败和党风廉政建设就缺乏稳定性和权威性。加大执法执纪工作力度。腐败现象屡禁不止、愈演愈烈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执法执纪不严，失之于宽，失之于软。因此，执法执纪部门要抓好协调配合，使法制监督形成合力。对重点法规制度建设项目，要做到统一规划，统一指导，协调配合，共同完成，从而形成统一协调、多方联系、责任明确、连续运转的良性机制。加强执法执纪干部队伍建设，培养一支政治可靠、纪律严明、敢于碰硬、坚决维护法纪尊严的干部队伍，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再次要完善监督机制。廉政监督机制是规范监督公职人员廉洁从政的法律法规和制度措施的总和。当前大量的违法违纪案件和一些腐败现象的蔓延，都与我们的监督机制不完善有着直接的关系。因此，应定期分析和研究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形势，针对存在的突出问题提出对策，努力构建切实有效的防腐保廉机制，抑制、消除腐败现象的产生。同时，把党内监督、法制监督、群众监督结合起来，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才能有效地惩治腐败。利用重大典型案例，开展警示教育，增强党员干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的拒腐防变能力，从思想上筑起拒腐防变的长城，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腐败。

当然最后要落实而不是纸上谈兵，落实和完善各项管理制度，积极实施科学化、规范化、制度化管理。重点是建立和完善土地出让和批租、建筑工程、产权转让等要素市场建设，规范市场经济秩序的运作。朱镕基总理曾说过吏不畏吾严，而畏吾廉；民不服吾能,而服吾公。公则民不敢慢,廉则吏不敢欺，公生明廉生威。强调了廉明对于一个国家的重要，有关秩序，关安定。我们的国家就像一棵枝繁叶茂，屹立千年的苍翠大树。地面上，树冠高耸入云；树叶们生长在各自的地方，依附着大树，同时又构成大树。地底下，盘根错节的庞杂根系在暗中巧妙地把养分输送向四面八方的每一片树叶，虽然做不到绝对的公平，但基本维持平衡。我们作为一片树叶，从萌芽，舒展到凋落，完成我们的一生，但依然会有新的树叶不断的生长出来，国家因此而免于消亡。政府就如同连接绿叶彼此的枝桠，一样的可以分为主干与支干，中央与地方。被输送的养料就好像我们国家的经济运行，你不能真切的指认它的存在，但它仍以一种奇妙的形式在看不见的地方供养你的生存。事实当然要比这复杂，但其遵循的,规则不此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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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科学认识金融危机

科学认识金融危机

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凝心聚力共同抵御市场风险

酒钢检修公司 徐海军

钢铁行业是受到金融危机最严重的行业之一。不久，这句话又变为钢铁行业是受到金融危机最严重的行业。从去年下半年以来到今年上半年，钢铁企业特别是“两头在外”（资源依靠进口，产品依靠出口）这样类型的钢铁企业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冲击，一度限产、半停产，从连续多年的高速增长，到全行业性的亏损，市场这只无形的巨手，可谓翻手为云覆手为雨。一些所谓的科学论证和预言，一些经济学界的鼓唇噪舌，也没有改变金融危机带来的危害。

市场这个课堂，是越来越多的人，从虚幻中清醒而来，认识到：任何市场理论都不会颠覆供求矛盾对市场的影响；任何先进的学说，都替代了企业的基础管理，产品有市场，质高价低才能在同业中率先突围，获得新的发展机会。

1、辩证认识金融危机。对待这次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我们不但要看到它的严重危害性和对实体经济的冲击，还要看到也是化危为机，加快调整产业结构、产品结构，转变经济增长方式的转折点和机遇。因此，对待金融危机要全面地历史地看、辩证地看。

（1）要看到金融危机不是偶然的，是发展中各种矛盾冲突的集中爆发，连锁反应，它的发作只是时间早晚的问题。中国经济，从改革开放以来的20多年以来，一直保持高速增长的势头，其间有过波折，但总体上是一个连续的“正弦”，堪称世界奇迹，为世界各国所看重，并成为研究的对象。在这一大的背景下，国内钢铁企业井喷式发展，粗钢产量突破5亿吨大关，成为国内经济的晴雨表。粗钢产量上去了，但技术含量高的高等级优质钢产量不高，甚至还在依赖进口，大部分是普通建筑用材。公共基础设施配套改造和新项目的开工，刺激了钢铁企业的发展，而钢铁企业的发展又对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形成倒逼机制；一旦公共基础设施投入减少，对钢材的消化、吸纳能力降低，钢铁企业就陷于低潮甚至亏损。为了保持钢铁企业的发展，政府就不停地加大用于公共基础设施的投入，相互刺激，相互干预，形成了恶性循环，加上各种来路的小钢铁迅猛发展，对市场的干预能量的加大，使钢铁企业的发展，成为各方诸侯，逐鹿中原的大战，各自为战，各怀心事，都在想做大。对原料的需求旺盛，又刺激了国外铁矿石供应商的敏感神经，由于国内没有形成统一的采购价格，很容易被供应商“俘获”，我们国内进口铁矿石总量占到世界供应总量的50%，却没有谈判的话语权，这几年国外铁矿石价格，一涨再涨，使我们多付出了本应由钢铁企业分享的利润。资源供求紧张的局面，又刺激了钢材价格的不断提高，房价也在推波助澜，房市泡沫越来越大，超过了人们的心理预期，房市泡沫破裂，一系列与房产有关的金融业、钢铁业首当其冲。这种不正常的超常的发展，造成产能过剩，不科学的发展必然以牺牲资源、能源和环境、市场的承受能力为代价，最终引发危机。危机的爆发是必然的，只是我们不愿看到，还认识不到、预见不到，也不希望它来临的这种心境来自欺欺人罢了。

（2）钢铁企业要从中吸取哪些教训，看到哪些发展的机会。任何事物，都有它的两面性，这是哲学的观点。强者只有通过生死的考验，才能越发坚强，越能催发和激励生命本源的东西；弱者，只能是死路一条。选择强者还是弱者，是对待困难和逆境的一种态度，选择强者不是选择争做巨无霸，世界第一，世界最大等等。而是立足现有条件，把现有条件下的各种资源的能量发挥到极致、最大，同困难做最大的抗争，求得生存和发展。这场影响范围最大，最广的金融危机，对于钢铁企业来说是一场生死考验。经历这场考验，要从中吸取那些教训呢？一是企业发展不但具有总量上的“大”还要有发展质量上的“优”。前几年，钢铁企业发展唯大是举，片面追求规模上的大，注重了速度，忽视了速度和质量的协调。以高投入、高消耗为代价换取规模扩张，但企业内部管理，没有跟上规模的扩张步伐；规模上去了，管理水平下来了，运行成本、管理成本、生产成本居高不下；产量上去了，品种没有多大变化，产品结构没有大的变化，只是简单量的增长，没有质的改变。企业发展必须紧贴市场和具有前瞻性，低端产品趋于饱和，必须下大气力开发新品种，迟早要做，早做早主动，早做就有机会。二是企业发展的格局不要一味地追求多元化，要保持自身特色。前几年流行多元化，结果不少钢铁企业，纷纷投入房地产、轮船制造、金融投资等多种经营，结果不顾自身自然条件，一律搞起了多种经营，分散了有限的财力，削弱了主业，多种经营带来的资产流失、监管等问题，阻碍了企业的发展。三是凡是认准了的事情不要左右摇摆，举棋不定。只要是遵循科学发展的规律，走可持续发展之路，注重资源、能源、环保、市场、成本的衔接，统筹兼顾，在调结构、练内功、保增长、促发展上下功夫，瞄准的项目，再难也要集中力量搞起来，等到有钱再做，其他企业占了先机，就会陷入“一窝蜂”的怪圈，很难掘到第一桶金。四是无论何时何地都要坚持练好企业管理的内功，内功练好了才能更好地抵御发展风险。企业生存的根本就是产品适销对路有市场，质量好、成本低、有效益，说一千道一万，都离不开这个根本。因此，不管企业遇到什么样的外部发展环境，加强管理，提高效率，增加效益都是企业的必须。五是要有本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用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来凝聚队伍，产生巨大的发展能力。企业文化、企业精神都是为企业发展服务的，企业文化、精神都是企业内部所有员工共同遵循的价值观和指导思想。因此，必须通过不间断地宣传和灌输，使企业文化、精神在员工心中扎根，形成企业内部的“气场”和精神“核心”。对于我们而言，就是把“铁山精神”衣钵传承好，弘扬好，这是我们企业文化的本源，各种所谓新鲜的思潮，都不能动摇“铁山精神”对于我们而言的精神归属。

（3）不盲目乐观也不盲目悲观，如何变危为机。金融危机的爆发，既然不是偶然的，那么也有其爆发的规律，关键是学会掌握这种规律，把损失减少到最低程度。金融危机不会像风一样，来也匆匆去也匆匆，它的发展、爆发和逐渐消退、经济回升有一个过程，只是过程长短不同而已。当积极因素多余消极因素时，这个过程会变短；当消极因素多于积极因素时，这个过程会变长。因此，对待金融危机避免急躁速战和随波逐流无所作为两种情绪。冷静分析本企业在这场危机的损失情况和战略调整，积极有序地进行应对。不要因为经济暂时的、一个阶段性的回升而抱有乐观态度，盲目地判断金融危机的影响已经过去，而加大投资规模，盲目扩张；也不要因为经济连续性的滑坡而丧失信心，坚信这是黎明前的黑暗，冲过去就是灿烂的阳光。

（4）抓住市场萧条，各行业巨头都在减产、限产的时机，加快技术研发和结构调整，缩短投入产出间隔。如果随遇而安，随波逐流，就会丧失进行自我调整的最佳时机。无论企业大小都要接受金融危机的考验，大企业集团有优势，但困难也更大；这一时期市场平淡，对处于第二集团的钢铁企业而言，回旋余地稍大，一旦市场升温，再进行结构调整或者品种开发，就会又陷入抢产量，夺效益的境地，很难进行新的调整、选择。因此说，这是一场灾难，也是一场考验，更是壮士断腕获取新生的机会。决策者、执行者都要重新认识金融危机的“危与机”，从“危”中寻找发展的“机”，下大决心、坚定不移地调结构、保增长、促发展，切实转变经济增长的方式，从粗放型增向精细化转变，提高经济效益增长的质量，实现可持续发展，科学发展。

2、如何在金融危机条件下，提振职工的信心，焕发职工的工作热情，共同抵御危机。

企业管理的理念千差万别，国内、国外的不一而足，但无论哪一种管理理念，都不能脱离人这个核心。以人为本成为各种管理流派共同的认知。在金融危机条件下，苦练内功、卧薪尝胆，度过危机，还是要靠企业员工的理解、支持。

提振职工的信心，首先要向职工讲清楚形势，不要遮遮掩掩，含糊不清，要相信职工是通情达理的，是顾全大局的。信心建立在相互信任的基础之上。通过各种途径，实事求是地，既不能把企业的形势讲得一团糟，让职工没有了盼头，丧失信心的源头；也不要轻描淡写，随随便便一讲，让职工产生错觉，认为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而没有心理准备。金融危机必然带来不利影响，产能受限，效益下滑，职工收入降低，生活水平受到影响，讲清楚有利于职工切身感受到市场经济的这种无情；同时，通过大家团结一致，全力以赴，共同抵御危机，把损失减到最小，职工的岗位、收入也有一定保障，感受到集体和组织的力量带来的转机和温情，只有依靠集体、组织，集中起来才能抵御危机，走出困境。

讲清形势，还要让职工明白如何去做，才能转为危机，战胜危机。作为职工，要立足岗位，兢兢业业，钻研技术，研究提高效率，降低成本、增加效益的办法；认认真真，保质保量完成好每一天的任务，不出废品；挖潜降耗，节约节支，修旧利废不浪费；积极开展义务献工，尽量减少劳务费用支出。

有一个明确的目标，实事求是的目标，而不是不顾各种不利影响而硬性规定出一个指标，让人感到不可及、无望。在安全、产量、质量、消耗、成本、销售、回款、资金使用、投资、项目建设、人力资源、职工预期收入等诸方面，都有一个应对危机的乃至危机以后的具体指标、目标。职工就会有了奔头，有了具体的方向，就会感到企业还是在不断的在发展，在心理上、感情上，都会归属于企业，就有了继续服务企业的信心。

开展劳动竞赛和技术指标赛，通过奖励有功人员，把竞赛活动作为激发职工积极性、创造性的平台、载体。开展健康的文体活动，使工作生活协调、和谐，使大家在感受艰难、辛劳的同时还有轻松和快乐，有利于焕发人们的对工作、生活的热情、激情。

3、充分认识金融危机的危害，脚踏实地，做好自己的事情，人人都要为企业渡难关贡献力量。

由美国次贷危机引发的全球性的金融危机，其危害是灾难性的。造成经济萧条，各种需求不足，企业产品积压，企业效益下滑，职工收入普遍降低，就业困难，失业率增加。虽然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应对措施，投入几万亿巨资刺激经济的发展，但效果的显现不可能立竿见影，还需要一个时期的投入与产出的效应。在这一时期，企业必须做好两件事情，一是集中精力抓企业的基础管理，最大限度地开源节流，减少非生产性开支，维持企业的正常生产活动，积蓄力量，蓄势而发。关注外界变化，注重信息跟踪，及时调整策略，最大限度地减少损失；加强费用控制和成本核算，坚决杜绝有旧的不用，而去领新、买新、用新的大手大脚，图省事，拿新的一换了事的做法；大力开展修旧利废活动，把一些型号不符、部分淘汰的设备进行有选择的拆配改代，只要满足生产需要就行，不要盲目贪大求洋，迷信新的；加强技术攻关和工艺技术攻关，靠技术的开发应用，来提高应对危机的能力，最大限度地发挥技术人员的积极性，通过小改小革，提质降耗，增产增效。二是做好职工的思想工作，经济滑坡，职工的精神不滑坡。有针对性的做好职工思想工作，用事实、用现实、用对比的方法讲道理、讲利害、讲前途、讲希望，燃起广大职工在应对困难中乐观坚强的意志和信心之火，和企业一道共渡难关。引导职工牢固树立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的观念。企业生存发展人人有责，企业的主人翁就是要与企业同呼吸共命运，关键时刻牺牲个人利益确保企业的利益，企业发展了个人的发展才有希望。树立全局观念，不能因个人的收入受到影响而消极怠工，混日子，而是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相互配合，提高工作效率、生产效率，增加企业的效益。树立必胜观念。困难再大，也是暂时的，但不是自然而然的消逝，必须有克服困难的必胜信念，还有要做好过苦日子的心理准备，按照企业的总体要求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不懈怠、不偷懒、不犹豫、不停顿，脚踏实地，刻苦学习，把自己的工作做到最好。搞管理的要深入基层多做调查研究工作，不断完善管理制度，修改考核指标，采取灵活考核机制，最大限度地调动干部和职工群众的积极性；各级干部多到一线帮助基层解决实际问题，为基层排忧解难，当好主心骨；广大职工要恪尽职守，各尽所能，争先创优，把指标搞上去，把成本降下来；宣传舆论部门要紧贴实际做好宣传，多宣传职工中不畏困难，钻研技术、努力工作、做出成绩的各类典型，多从正面引导入手，让大家感到有前途、有希望、有奔头、有干劲，把大家的心劲凝结在一起，营造好团结一致，共渡难关的氛围。人人都为企业的发展作出贡献，承担起自己应尽的职责和义务，充分体现出产业工人的团队精神和无私的崇高境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