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第一篇：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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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

近来，国资委党委撰文称“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刺激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国企改革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全面下滑，国企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应该开放由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量。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并暴露出社会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

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

党国体制的基础是党（党政不分）控制一切资源（所有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中国政治教科书长期传播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在结构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没有联系，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景观，社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而区分它们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权。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

1990年代后期，中国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产权改革，其重要的逻辑是，放弃对庞大的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源转移到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并让出部分--------------------------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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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防止垄断导致低效，中国政府在同一垄断领域设置了两家或多家国有企业构成内部竞争（比如通讯、电力、能源等领域），试图保持活力。

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在本世纪的前八年，全球处于一轮繁荣周期之中，刺激了对上游资源的庞大需求，出现持续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以及重工业投资，让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央企水涨船高，为财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贡献。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一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政府面临着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国有垄断性的低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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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实上，随着来自市场部门的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现存体系变得不再稳定，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会被削弱。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

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业有党员。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可能处理好党对社会的控制与产权保护、经济增长、阶层和谐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会增加非公企业的不安全感。

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以产权为基础，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团体。执政党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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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中国资本走出去 反腐和国企改革是推手

中国资本走出去 反腐和国企改革是推手

2015-01-28 对外投资与合作

美媒称，中国政府推动的新一轮国企改革和反腐运动将使中国国企海外经济扩张的偏好和表现发生显著变化。中国政府在宏观层面加强对国企资产和海外战略控制的同时，也在微观层面放松对企业管理的控制。私人股东在国企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这将提升国企的管理水平和决策过程的透明度。

美国詹姆斯敦基金会网站1月23日发表苏珊·普什卡的文章《国企改革对中国海外投资的影响》称，对中国国家利益至关重要的能源部门仍是中国海外投资和并购的首要目标。此外，中国对文化、高科技、医疗和食品行业的投资兴趣也越来越浓厚。为给国企创造更多的投资机会，中国政府还将加快与主要贸易伙伴的双边或多边投资协议谈判。

文章称，20年前，中国政府宣布实施“走出去”战略，以推动优秀的国企走向全球市场，国企是最早进行海外投资的企业。2013年，在非金融类对外直接投资中，国企占比达到63.4%。

中国正在进行的国企改革和日益扩大的反腐运动，将在国内和国际层面对国企的企业行为和资源分配产生重大影响。这些改革最终将提升国企的竞争力并改善其海外投资。但短期内，反腐运动或将限制国企的海外投资，并为私企打开海外投资的大门。

文章称，国企改革和反腐运动或将从以下几个方面改变国企的海外投资：

第一，在重大海外投资上，国企将更加审慎。尽管国企改革仍在试点阶段，但鉴于其背后是强有力的政治计划，改革试点最终将对其他国企产生溢出效应。反腐运动和审计也将使国企不敢在未获政府明确批准的情况下签下大单。由于人事变动和资源重新分配，已有几个即将签署的海外投资协议被搁置或取消。

相比之下，私营跨国企业短期内将在海外投资上更加活跃。最近，中国政府还修订了境外投资管理办法，提高了海外并购审批程序的效率。

第二，国企将减少投机性投资（如购买海外地产），更有可能将重心放在中国国内经济发展的战略部门。能源仍将是国企海外投资的首选部门，其次还有高铁、通信和航空。对文化、清洁能源、医疗和食品行业的关注也将提高。

随着风险管控能力的提高，国企将避免高风险的大规模投资，尤其是对地产和金融行业的投资。国企将瞄准高质量、高收益和风险适中的海外资产，这将有助升级其全球供应链，并使其走上一条追赶国际企业的快车道。

第三，中国政府将主要通过双边和多边投资协定谈判，为国企提供更多支持和更好的投资环境。中国政府已意识到，海外政策支持对于跨国企业进入海外市场并与国际企业竞争至关重要，这将为他们打造公平的竞争环境。

文章称，中美双边投资协定就是中美战略经济对话取得的罕见进展之一。过去几年间，中企在“敏感”部门的一系列大规模投资都被美国政府以涉及国家安全为由予以阻挠。根据中美双边投资协定，美国将有义务提高其安全评估标准的透明度，并给予中国企业公平待遇和平等的投资机会。今后，中国政府将寻求与其他主要贸易伙伴（如欧盟）签署更多双边投资协定。

中国新一轮国企改革试点并未达到分析人士的预期，因为战略行业的大型国企被排除在外。对中国领导层的反腐运动而言，改变国企的官僚结构和企业文化将是一个挑战，需要长期不懈的努力。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国企仍将在中国经济中发挥领导作用，而且中国政府可能会加强对国企资产的控制，但减少对企业管理和经营业务的干涉。

文章称，中国政府释放了一个明确的信号：改革的目的是，通过引入私营部门经验和提升市场作用来加强而不是削弱国企。最终，中国政府仍将为投资的优先顺序设定宏大战略，但似乎也愿意允许国企拥有更大的行动自由，在这些范围之内追求高收益。

第三篇：作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作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

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展现的求真务实的形象，引起社会关注，备受各界赞扬。12月4日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议定“改进工作作风、密切联系群众”八项具体举措，明确提出轻车简从、精简会议、规范出访、改进文风等进一步加强作风建设的新举措。中央领导同志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扬党的优良传统作风，展现实事求是的思想品格，顺应人民群众的期待，以实际行动向全党发出了转变作风、改进党风的召唤。

领导干部的言行，关乎党的形象，决定党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从“三大作风”到“两个务必”，从“八个坚持”到“四个大兴”，长期以来，我们党始终把作风建设作为党的生命线，作为党的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人民群众正是从党的优良作风中，从领导干部一言一行中，感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汲取团结奋斗的力量，凝聚起无坚不摧的党心和民心。在世情国情党情发生深刻变化的今天，我们更应看到作风建设的极端重要性，以作风正党风、以党风赢民心。

党的十六大以来，我们党在作风建设方面作出了坚持不懈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绩。但党的作风建设是一个长期的任务，回应人民群众的要求、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我们还要做大量的工作，解决好一些突出问题。比如，开会应更加注重质量，讲话应更加简洁明了，公务活动应更加朴素务实，接待工作应力戒铺张，坚决反对官僚主义和形式主义。领导干部应经常想一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如何践行，艰苦朴素的优良品质如何传承，密切联系群众的作风怎样体现？

领导干部的一言一行，群众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作风问题，本质上是一个政治问题，体现了民心所向。中央领导同志提出的改进作风的八项举措，为我们树立了榜样。各地区、各部门特别是各级领导干部，要深刻领会改进作风的重要意义，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拿出行动，身体力行，把力量凝聚到贯彻十八大精神上来，把心思用到解决改革和发展的重要问题上来，把精力投入到维护群众利益、克服民生困难上来，取信于民、凝聚共识，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不懈奋斗。

第四篇：国企改革1 N个文件不如1个判例

国企改革1+N个文件不如1个判例

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启动了新一轮国企改革大潮。2014年，中央多部委分工制定国企改革总体方案。地方政府也纷纷出台本地的国企改革方案，但至今基本没有实际动作。地方与各界均在等待中央颁布顶层设计方案，即所谓“1+N”方案。

国务院国资委国有重点大型企业监事会主席季晓南曾在2014年12月表示，在与国企改革有关的改革意见中，有8个顶层设计方案正在抓紧研究制定，这些方案可能以“1+N”形式发布。其中，“1”是指深化国企改革的指导意见，原本计划2014年年底出台，但“1+N”整套改革方案可能于2015年一季度出台。

翘首等待中央的“1+N”方案，可能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当前社会上有一种回避改革的氛围，其正在取代十八届三中全会后一度形成的积极改革的氛围。这种回避改革的氛围，应引起各界足够的重视。

判例的力量大于文件

究其原因，中国的国有企业按照管理层次分为中央国有企业和地方国有企业。现在已经有20多个省市自治区出台了地方国企的改革方案。从道理上讲，地方可以拿自己的国有企业按照自己出台的指导意见去改，不一定等中央的方案。但是一年多过去了，地方国企改革的动作并不大，都在等中央出台国企改革的方案。

大家这种等待就是推脱。现在各级政府和国有企业很多人都是“不干事，别惹事”。必须等中央下了改革命令，而且不能只是一个大方向，必须非常具体、非常清晰，改什么，怎么改，哪些不能改，口头的还不行，一定要有文件，然后下面才会去执行。

2015年1月底召开的第九次中央全面深化改革领导小组会议提到，需要中央先定调子、划底线的，要按照统一部署及时给地方交底；需要地方先探路子、创造经验的，中央要及时给予授权；要有效调动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可见中央也注意到这个问题。

至于中央层面的“1+N”方案，各界应以平常心看待，否则出来后反而可能会失望，因为方案内容可能还是四平八稳的。

在中国判例的力量大于文件的力量。与其出台一个“1+N”文件，还不如树1个判例，让整个社会包括地方政府都知道中央就是要往某个方向走了。

比如：1980年代搞承包制，石家庄造纸厂、首都钢铁公司都是典型，判例一树，大家就会觉得中央推承包制是来真的，咱们也这么搞。1990年代放活中小企业，山东诸城市长陈光将200多家国有或集体企业改制，这些企业当时都严重亏损甚至资不抵债。这一事件引起很大争议，有人把陈光叫做“陈卖光”。朱?F基亲自带队去考察后，他并没有否定，这实际也是给出一个判例。

然而，现在的判例在哪儿呢？地方层面，广东2014年初就公布，格力集团要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但至今没动静，结果成了一个反面判例。大家会觉得，哪怕政府公布了，还是不能轻举妄动，于是继续观望。中央层面，混合所有制改了一个中石化的销售公司，但这并不典型，别的企业难以复制；其他方面有限薪，但这是不是国企改革的一个长期的方向，大家也不清楚。

所以，与其绞尽脑汁写“1+N”方案，还不如拿出1家或N家企业树样板、立判例。否则，出了文件以后，大家可能还会观望。

警惕改革变成争权

已经出台的国企高管薪酬改革方案给社会的是什么信号？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理解。当然，目前国企许多高管还是组织化身份，对其限薪可以理解。但这可能只是权宜之计，长期如此的话就与市场化相矛盾。

关于国企高管薪酬问题，要害不是薪酬高低，而是谁来决定薪酬，根据什么决定薪酬。如果是公司制企业，根据《公司法》应该是董事会根据市场行情与个人表现决定薪酬。

但国企高管薪酬显然不是这样产生的。未来改革的方向应是国企高管的身份要市场化，薪酬也应市场化，而不是相反。

最近不断传出国企拆分或者合并的消息。实际上，建国后的几十年里，政府对国企的收收放放、分分合合就没有间断过。上世纪五六十年代主要是收放，时而下放到地方，时而收归中央。改革开放以来，分合就多了。

这种收放、分合几十年不断，拎起、扔下，捏合、掰开，背后的手都是政府之手，它反映了国有企业还是政府的附属物，而不是独立的市场主体，这是国有企业的悲哀。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拆分更有利于竞争，合并有利于整体实力的增强，但其实这些分合都不好。因为背后都是政府之手，它破坏了企业的市场主体地位。

国企改革的一个方向是，对国资、国企实现从“管资产”到“管资本”的转变，这是一个很好的方向。但政府部门和国有企业可能又会把它变成文字游戏。

真正要实现“管资本”，最关键是把国有企业改造成股权多元化或混合所有制公司，然后由一个持股机构来持有并行使股权。

如果还是几个部门争抢“地盘”，“管资本”就会成为一个笑话。换个部门管就更好吗？就能一直好吗？国资委刚成立时也还可以，但慢慢就出现各种问题。而且即使是“管资本”，即使只占20%的国有股权，几年之后，还是有可能变形成“管人、管事、管资产”，什么都插手。

国企改革另一项工作是对国有企业按照功能分类，但这个政策恐怕会无功而返。分类的目的是对不同企业采取不同的管理和改革措施，那么企业方就会想尽办法挤进自己中意的那一类型。

比如公益和非公益业务的划分并没有明确的界限。而且企业可以通过发展或并购新业务，冲破原有界限，使自身符合条件。再如事关国家安全的业务也很难清楚地定义。生产米面的食品企业是不是事关国家安全？当然是。但这样的食品企业显然不应划入事关国家安全的业务，享受相关的优惠政策。而且企业可以通过游说和各种方法，让自己进入关系国家安全的产业中。所以，国企分类最后就成了自分类，就是企业自己想进哪一类，就选择进哪一类。

因此，必须以名单政策替代分类政策。就是指名道姓，规定清楚哪几家企业需要保持国有独资，不搞混改，也不搞市场化，其他的企业都可以放手改制。这是一种排除政策，有点类似负面清单，只有这样才能够避免因分类政策不清晰造成的困扰。

破除三大改革障碍

现在国企改革的主要障碍有三方面：一是理论认识问题。二是利益问题；比如国企的管理部门可能丧失管理权。国企高管不能再既做官员又领高薪；职工会失去国企身份和“铁饭碗”。第三是技术障碍。比如国有资产流失难以判断，改革者会顾虑重重。

面对改革的多重障碍，未来几年国企改革可能会出现各种扭曲。要防止这种扭曲，必须靠大力度的混合所有制改革，引入非国有的积极股东，他们的持股比例要足够大，就会通过法律等手段保护自己的利益，形成一定的制衡。

只要是国有全资或国有控股，国企改革的文件再多，最后都会变成一堆废纸，过去这种教训太多了。比如国有企业取消行政级别，在1980年代就出台了文件，也有很多配套文件，但都没用。最后只能通过非国有的股权，来顶住上面的行政权，当然也只是在一定程度上。不管怎样，混合所有制至少比完全的国有全资企业更有可能实现市场化。

以上改革要真正见效，还必须有大环境的配套，比如依法治国的持续推进，让民营资本的法律地位不断提高到跟国有资本平等的地位。否则不但可能出现国有资产流失，也会出现民营资产流失的问题，企业家更不会有安全感。

最后，我们的认识也亟待提升。

1997年，党的十五大文件提到，国有经济比重的高低不影响中国的社会主义性质。现在很多人可能把这个文件都忘了，还在纠缠国有经济比例多一点还是少一点。

比如中国的互联网行业也算是战略性行业，但国有经济比重很低。它发展这么好，是增强还是削弱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实力？显然是增强了。国外的例子就更多了，比如通用电气从事航空、军工等重要行业，但它是一个公众公司，并与美国政府有很好的互动。

总之，互联网行业就是一个典型案例，为我们提供了管控战略行业的一个新思路。

我们应该重温“三个有利于”标准。各个行业、各个企业的改革是好是坏，关键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第五篇：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工商管理 >> 企业研究 >> 论文正文→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作者：未知发布时间：2007-3-17

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摘要] ,资人缺位，应当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口，采取聘任制的办法,[关键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前一阶,可以找出不足之处,把改革更好地推向前,以及下一阶段如何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国企改革至今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关键在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滞后

前一阶段,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确定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强调要明晰产权,确保国有资产出资人到位,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实施后,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状况没有得到多

大改观,反而出现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社会各界对此议论颇多,有的人甚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质疑。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这是必要的。在实施过程中,有些做法确实不够科学,有些相关的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上,需要改进。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最初的承包制、简政放权、实行厂长负责制，减员增效,成立企业工委,年薪制,再到现阶段的成立国资委，引进独立董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招数不可谓不多。虽,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有企业还是发展最慢、效益最低的。年全国私营企业实现利润1975亿元,增长47.3%,集体企业实现利润551亿元,增长7420亿元,增长28.7%;国有及国6447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7.4%。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国有企业赢利主要靠的是中央直属的资源性、垄断性企业,面上企业则亏损严重。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亏损额达到1026亿元,同比增长56.7%,增幅同比上升49.1个百分点。亏损额接近1998年巨亏时的水平,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16年来新高。

为何时至今日,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取得预期的成效?我们认为,主

要原因在于改革过程中未能抓住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任何一个企业,能否搞好,关键在于企业领导人。这既有一个如何才能挑选到合格的企业领导人的问题,又有一个如何激励和约束企业领导人,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为所有者所用,而不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侵害所有者权益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是现有的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无法解决的。因此，好国有企业,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我们认为,下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改变对国,采取聘任制的办法,[1] [2] 下一页

突破口 干部 人事 改革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人民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试析我国税制进一步改革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浅谈政府会计改革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定位和推进

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创新分析与对策

中国地方政府层级改革与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创新中国乡镇改革的历史阶段划分与现实问题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改革：权力、权限和责任本篇论文关键词

国企改革 突破口

人事 改革

干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