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营化是国企改革的重要选项

第一篇：民营化是国企改革的重要选项

民营化是国企改革的重要选项

邓瑶

 2013-03-13 13:28:04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2013年03月11日

关于如何深化国企改革的争论一直没有停止，但“深入市场化改革”这一命题几乎已得到改革各方共识，关键是，如何实现市场化？

在国企改革者们拼命将“私有化”拒之门外时，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研究员张文魁提出了一个吸引眼球的概念——民营化，并将其视为国企进一步市场化的必要前提，“没有民营化就没有市场化”。

实际上，张文魁所提出的民营化改革思路，并不陌生。在国资委成立之前的第一轮国企改革中，国有企业大踏步撤退的方式，实质就是民营化。不过，随着国企改革推进，时代将赋予民营化新的内涵。

民营化是什么？与私有化有什么区别？是否将带来国资流失？在总结国资改革十年经验之际，张文魁接受了记者专访。同时，他强调，所有见解只基于他自己的研究，并不代表他所在单位的政策建议。

破除伪市场化

记者：国资委成立至今已有十年，你如何评价国有企业这十年来的发展？十年的国资改革达到了预订的目标了吗？

张文魁：2002年秋天，党的十六大提出改革国有资产管理体制，2003年开始推进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至今已经十年。对过去十年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的经验教训进行总结和反思，并筹划和开展新一轮国有资产改革，十分必要。

十年过去了，我们看到，国有资产总量急剧膨胀，国有企业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快速增长，这些指标比较客观地反映了国有企业的进步。从我们的观察来看，也能感觉到许多国有企业的综合实力在过去十年有了很大提高。

但是，我认为，一是要科学地分析国有部门在过去十年的发展，二是要正确看待国有部门过去十年发展与国资管理体制之间的关系。从指标上来看，无论是资产，还是营业收入，国有部门这些规模指标的增长速度其实并没有明显超过我国GDP的增长速度，因为在过去十年当中，GDP的名义增速在很多年份都是高于15%的，有些年份高达20%左右，也就是说，国有部门的膨胀与我国GDP的膨胀是同步的，只不过是随大流不掉队嘛，没有什么突出的地方。

实际上，国有部门的规模指标与效益指标与私营部门相比，那就差很远了。再看一看国有部门的亏损率，一直都比较高，我国大约12万家国企的亏损率目前应该在35%左右，也就是说有三分之一国企都是亏损的，一些国企的光环掩盖了其他许多国企的暗淡。即使考虑国有企业的社会责任成本、绿色成本明显高于私营企业，在统计上也无法改变上面的结论。

国有部门自己与自己比，过去十年比之前的十年的确有巨大的发展。新的国资体制有没有功劳？当然有，这种专门化的管理使得考核、监督更加有效，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更加到位。然而不能不指出，2003年之前那一轮国有部门的剧烈改革为这十年国有部门大发展奠定了基础。

但是，我们也要看到，以前设想的“去行政化”的国有资产管理，现在反而变得非常的行政化甚至政治化，这与国有资产的市场化和商业化格格不入，与现代化的企业治理机制格格不入，与国有资本布局与结构调整格格不入。这些问题的存在，不但会降低国有部门自身在市场环境中的可持续性，而且会扭曲资源配置，妨害市场体制的确立，并导致宏观经济方面的问题，以至于在现实当中出现一些“国进民退”就毫不奇怪了。

如果我们能清醒地认识到这些问题，我们应该可以理解，启动新一轮国有部门的改革，包括启动更深层次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改革，必须列为下一步的议程。

记者：但是在过去几年，中央一再提出要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包括国资委在内的许多部门也多次表示要推进改革，这个表态与你观察的结果有很大差距，问题到底在什么地方？

张文魁：中央精神是导向性、原则性的，落到实处就需要具体的政策选择，而政策选择没有含糊的空间。由于中央早在1992年就确定了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所以许多人就自然而然地认为下一步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选择应该是进一步推进国有企业市场化。但是我认为，我们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民营化。如果不搞清楚到底是市场化还是民营化的问题，所谓的改革可能还会停留在纸面上或者口头上。

为什么我们的政策选择应该是民营化而不是市场化或其他？因为没有民营化就没有市场化，离开民营化的市场化之路是走不通的，对于国有部门而言，尤其如此。

过去三十多年的改革历程表明，市场化的快慢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民营化的快慢。即使早期的国有企业改革政策，如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的放权让利、承包制、租赁制等等，其实都是一种轻度的非正式的民营化制度安排，因为从产权安排的角度来看，部分的剩余索取权和剩余控制权让渡给了国企的内部人了。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股份化和改制，则将国企引向了正式的民营化道路，尽管当时的民营化很粗糙，而且也有很多漏洞需要堵塞，但正是民营化的不断推进才使得市场化不可逆转。

在1992年到2002年十年间，是国企民营化最快的十年，是国有经济比重下降幅度最大的十年，同时也是市场化前进最多的十年。而过去几年里，民营化的进程显著放缓甚至出现停滞，一些领域还出现了国进民退现象，这个时期也正是市场化改革裹足不前的时期。

就国有企业本身而言，由于过去在政策上回避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的民营化，国有企业不但至今无法实行真正的市场化，甚至扭曲了市场机制和妨害了市场规则。

看一看现在的国有企业吧，在市场化的表象下，它们并不是与其他类型企业一样地平等进入市场、平等获取生产要素、平等竞争并平等接受市场淘汰机制、平等受到国家保护并在特定境况下平等获得国家救助。这种伪市场化很容易蒙蔽很多人的眼睛，并容易成为获取资源的通行证。

对央企母公司进行法人改制

记者：如果改革的政策选项是民营化，那么在实际当中应该如何推进民营化？

张文魁：前不久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3年的改革应该有路线图和时间表。这非常好，这是克服改革空喊症的最好办法。

我认为，民营化不但应该成为首要的政策选项，也应该就民营化设立路线图和时间表。我们可以根据中国上一轮国企改革的经验教训来制定民营化的路线图。我所谈论的民营化，不仅仅是国家所有权转向非国有投资者，而是包含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当然是所有权的转移，而第二层意思则是公司治理的转型。

公司治理转型，就是随着所有权结构的变化，过去行政化、形式化再加上内部人控制、内部人分享的公司治理应该过渡到商业化、实质化并有基本透明度和制衡性的公司治理。具体而言，全国超过10万家的中小型国企完全可以选择整体出售的办法，同时应该实行职工的身份转换；而那些大型和特大型国企，可以实现股权多元化，国家持有一定的国有股，但要尽量采用混合所有制，并要尽量推行职工身份转换和高度重视公司治理转型。

目前全国有12万多家国有企业，小型企业超过10万家，占85%，中型达到1.4万家，占11%，全国国有企业亏损面达到35%，绝大多数都是中小企业。所以中小企业的改制出售可以大力推进。即使按照国资委分类的一般生产加工企业也达到2.5万家，占全部国企20%以上，商贸服务和其他企业超过6万家，占50%以上，这些行业的许多企业都可以整体出售。

记者：大型央企母公司也应该民营化吗？

张文魁：民营化的难点是大型企业，特别是央企母公司。央企的母公司要走法人整体改制这条路。

央企的母公司100多家，基本上全部是国有独资的。甚至超过一半以上是按照1988年的《全民所有制企业法》注册的全民所有制企业，而不是按照后来的《公司法》注册的公司制企业。全民所有制企业在中国是很特殊的一类企业，行政权力和经济权力高度结合，现在要搞现代公司治理，又不推进对母公司的改革，肯定是不行的。

央企母公司的法人整体改制，可以走法人整体上市这条路，但除了涉及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等少数特殊行业的企业之外，还是要引入战略投资者，在战略投资者的持股比例上思想应该更加解放。

在此基础上，大力改革公司治理。那些大型和特大型国有企业，在比较长的时间里不会完全民营化，可能长期保持一种混合所有制状态，但要提高国有股的流动性和证券化程度，从而改进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就长期趋势而言，应该是产权民间化、治理商业化。

当然，民营化不是全盘私有化。有少数国企可能暂时不太适宜推行全局性的民营化产权改革。这包括三类企业。第一类是自然垄断，包括电网、基础电信和一些公用事业（自来水、燃气等）；第二种是关系国家安全的，如航空航天；第三类是承担普遍性服务和提供重要公共产品的，如邮政和市政等。对于这些企业，应该加强政府监管，并改进公司治理，提高透明度和规范性。当然随着时代发展，上述三类企业也可以进行分拆和引入竞争，这样也有可能在某些环节进行民营化产权改革。

民营化任重道远

记者：推行民营化需要多长时间？

张文魁：下一轮民营化可以考虑设立一个5年期和10年期的时间表。在5年之内，完成中小国企的民营化和大型国有集团母公司的股权多元化，使国有经济在工业中的比重降到15%以下；在10年之内，完成大型国有集团母公司的国有绝对控股到相对控股甚至参股的过渡，在少数关系国家安全和提供公共产品领域的国有独资或控股企业要实现公司治理的现代化，国有企业在GDP当中的比重下降到10%左右。

但民营化的结果应该形成一个现代化的、具有较强流动性和合理回报率的国有资产组合，这个国有资产组合应该用完善的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来纳入到国家预算体系当中，并能惠及国民。

到那个时候，高度收缩的国有部门将不再构成严重的资源配置扭曲和公平竞争妨害，中国完善的市场经济体制也将得以确立。

记者：民营化有什么注意事项？

张文魁：在民营化的过程中，要进一步完善和认真执行防止趁机掠夺国有资产的各项法规制度。同时应该保持警醒的是，对于那些民营化之后的企业，以及越来越庞大的民营企业群体，并不能指望民营机制可以消除所有的负面问题。

恰恰相反，民营有民营的毛病，就像国有也有国有的毛病一样，改革实际上是权衡一个相比较而言更好的结果。不少民营企业，特别是一些规模较小的民营企业，合规意识和守法意识、社会责任和社会诚信是它们的弱项，因此我们还有许多艰巨的工作要做。

第二篇：人民政协报：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式

南方日报：怎样正确推进国企改革？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从中央到地方，全面深化国企改革呈现如火如荼的态势。我们既要看到举国上下的改革热情，予以鼓和呼；也要理解其中的急迫之情，提防忙中走偏差。总书记在去年底视察山东时，紧跟着又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一再强调，要正确、准确、有序、协调地推进改革。

什么是正确的国企改革方向？

总书记在三中全会上做《决定》起草说明时，刻意强调了对邓小平同志1992年南方谈话的理解：‚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邓小平同志这一段关于‚举什么旗、走什么路‛的高度概括，可以作为我们检视一切改革举措正确与否的标准。其中，坚持社会主义是原则，改革开放和发展经济是路径，改善人民生活是目的。发展经济具有一定的目的性，但是相对于改善人民生活这一目的而言，它只能是路径。

以这样的原则和目的为基准，就不难发现什么是正确的国企改革方向，什么是原则性偏差，乃至‚颠覆性错误‛。

什么是正确的国企改革原则？

总书记说：‚党的十八大精神，说一千道一万，归结为一点，就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不能丢，丢了就不是社会主义。‛关于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党中央已经反反复复强调很多次了，可还是有一些同志重视不够、领会不深，表现在国企改革问题上丧失原则、迷失方向。

比如：在对待坚持‚两个毫不动摇‛问题上，对发展公有制经济信心不足，不认同国有企业可以和市场经济相结合，因而表现出对发展非公有制经济单方面的‚毫不动摇‛，明里暗里主张‚国退民进‛；在对待国有企业的作用问题上，忽略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差别，总是拿欧美个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数据来作比较，不仅要求‚不断地‛降低国有经济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还要‚严格地‛控制国有企业经营领域和范围；在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内容问题上，不是从‚坚持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和发展‛这一总纲出发，不按照‚坚持和发展党的十五大以来有关论述‛的要求，不是将工作重点和精力放在‚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和‚完善现代企业制度‛这两个完善上，而是不断地怀疑、批评乃至否定现有的国企改革与国资监管大格局，在思想上和行动上倾向于另起炉灶、推倒重来。

什么是正确的国企改革目的？

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再次明确：‚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所有，是推进国家现代化、保障人民共同利益的重要力量。‛社会主义国家的国有企业，除了满足于不同社会制度下国有企业一般意义上的‚弥补市场失灵‛和‚提供公共服务‛作用以外，最大的差别在于其‚全民所有‛的资本属性，通过相当占比的资本，确保相当占比的价值剩余归全民所有，抑制两极分化，实现共同富裕。遗憾的是，这一终极目的总是被忽略。

比如：为了完成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任务‛，只考虑国有资本引入私人资本的单向时间表，却没有给出国有资本进入私人资本的双向进度表。假以时日，一窝蜂之后，必然使得国有资本的‚量‛不足以支撑实现共同富裕之‚质‛；为了表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诚意‛，在并非扩张资本的前提下，将一些优质国有资本甚至国家垄断经营项目售卖给私人资本，这等同于将全民所有的账面赢利向少数人输送；为了片面地体现国有资本的‚公共性‛，将出售国有企业产权所得资金，投向本应由公共财政负担的基础设施建设，甚至用于填补政府地方债，将资本变成资金，将提供共同富裕可能的‚活钱‛，变成不再产生价值剩余的‚死钱‛。

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与改善人民生活目的，两者紧密关联且高度统一，既高屋建瓴，又具体而现实。偏离了这个原则和目的，就不能保证路径的正确方向，就很容易变成为改革而改革，为开放而开放，为发展经济而发展经济。（本文摘自国务院国资委网站，来源于《南方日报》）

人民政协报：混合所有制是国企改革的重要方式

‚在中国，改革并不是一个新话题，但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改革更加全面和深入，经济体制改革仍是核心，国企改革仍是重点。‛全国政协委员、中国诚通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诚通‛）董事长、党委书记马正武在谈及国资国企改革时说。中国诚通是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监管的大型企业集团，也是国资委首批中央企业建设规范董事会试点企业之一和首家国有资产经营公司试点企业。自2002年9月出任中国诚通董事长、党委书记以来，马正武一直执掌着中国诚通的大舵，对于国企改革，马正武是亲历者、是实践者，更是思想者。

‚混合所有制改革不是唯一的国企改革方式，但却是非常重要的一种形式。其根本是通过不同资本的结合，在市场机制下促使企业所有制进行调整，增加企业活力。这不仅有利于国有资本的放大和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同时也有利于民间资本的持续和稳定发展。目前混合所有制的讨论很‘火’，但监管者怕国有资产流失；企业经营者怕改制有风险，承担责任；民间资本怕被套牢，怕资本不被控制，怕被担‘占便宜’的骂名……种种担心都是客观存在的，这就需要更加理智、更加协同的处理方式。如果这些问题处理不好，势必会影响混合所有制。在实际操作上，则要在混上起步，在合上着力。‛马正武这样分析。

资本形态“混起来”

任何事物的‚混‛，都不外乎两种或两种以上不同物质或不同来源的相同物质的混，国企改革中的‚混‛，就是要有不同的参与主体，不同的资本来源，也就是一直被定位的国有、民营、集体、外资等曾被认为是有区别，甚至是矛盾、不相融的各种资本方的‚混‛。

马正武认为：要‚混‛起来，就会涉及三个问题，谁来混、在哪混、怎么混。

首先，混合所有制要有一个参加主体，资本方成为混合主体，来决定怎么混。在我国目前的经济体制下，国资委作为国有资本出资人起主导作用。另外，参加资本混合的参与方，国有、集体、非公资本等要交叉相互融合，形成多元化的资本形态，淡化其资本属性，给国有、民营资本，甚至外资资本同样的待遇。

对于在哪混，无疑先从国企改革入手。国企哪些地方放开，在哪个层级、哪个领域混，都应该解决。有些人认为混合所有制是给国企解困，要在缺资金的地方，困难的地方进行开放，引入其他资本，马正武说，‚我认为这个不正确。在哪些地方开放，在哪些地方混，应该有一个整体设计，应该有一个负面清单管理，保留极少数的、不宜混合的，同时更多在资本层面上混，避免出现网络性、资源性的资产混散了，混乱了。‛

‚怎么混‛也是大家比较关注的。这影响到是不是会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或民间资本进来以后，会不会被国有这套体制套住等诸多问题。马正武表示，在这点上，应该在规范性、提高透明度上发挥作用。特别是在投资者和价格发现上应该发挥功能，并通过资本市场、产权市场进行公开透明的交易。另外，要注重程序，包括资产评估应该根据不同的情况采取适当的评估方式。

混合所有制很重要的问题就是职工问题和妥善解决国有企业历史包袱问题，也是顺利推进混合所有制的前提。这些都应该有一个比较好的制度安排。

公司治理“合起来”

混合所有制中‚混‛应该是基础，‚合‛才是关键。

针对有些民营资本担心混合后没有话语权的论述，马正武讲道：混合所有制推进过程中更多要在合上下工夫，而不是在‚谁说了算‛上下工夫。在合的基础上，应该遵循市场原则，淡化各种资本特殊性，更多地寻找资本共性，使企业真正成为市场主体，股东的一些特殊要求可以通过合资合同、章程的特殊约定来实现。

要形成与以‚管资本‛为主相适应的治理结构。成立国有资本投资运营公司进行持股管理，就是使持股人的法律地位法人化，出资人承担的只是资本的有限责任。同时，三中全会提到所有的产权都是被保护的，产权和资本都是平等的，对所有资本的约束都将更加公平。随着制度的不断完善，法人财产权也将更多地受到保护。要建立与之相适应的治理结构，使公司治理成为主要的管理渠道。另外，建立中国特色的国家所有权政策体系框架也至关重要，使之成为治理的‚法律语言‛，明确国有资本的功能、目标和治理方式等。

要改变管理方式。对混合所有制来说，无论是国资管理体制还是国企管理方式都会发生巨大改变，所以混合所有制以后，会倒逼出资人行为的改变。要建立规范的公司治理体系。无论怎么混合，最终都要在公司治理上下工夫，实际上无论是国有控股企业，还是民营资本控股的企业，最终都要在公司治理上下工夫，实现在公司治理上融合，形成利益上一致。我们感觉包括大的国有企业上市公司，应该引入积极的民间资本进入董事会，进入监督体制，加强事后评估监督。

马正武认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应该坚持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同时，混合所有制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所以不要比谁放得开、谁混得快，谁干得猛，避免改革出现盲目性。建议在适当的领域可以有些尝试性探索。社会舆论也要对混合所有制有一个积极的引导，使不同阶层对改革的认识和预期能够趋同，形成社会最大的共识。（本文来源于国务院国资委网站，摘自5月6日《人民政协报》）

前线：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第一次明确提出了‚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新思路。那么，什么是混合所有制？《决定》中提出的混合所有制具有什么新的涵义？中央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意义是什么？在此过程中需要坚持什么原则，从而使这一改革沿着健康的道路发展？这些问题都值得研究和探讨。

‚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深意

一般来说，混合所有制是指不同的所有者或性质不同的所有权相结合或融合而形成的一种所有制形式。所有制的性质或形态可以从宏观和微观两个方面来理解。

从宏观上说，所有制指整个社会经济的所有制性质和结构。例如，资本主义社会存在的是以资本主义私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社会主义社会存在的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所有制结构。我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已经形成了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从一定意义上来说，我国经济目前在总体上就是一种混合所有制经济。

从微观上说，所有制指微观经济组织即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和结构。从企业所有制的发展史来看，最初出现的是单一的个人或家庭所有制，这是一种典型的私有制。从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在欧美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开始大量出现股份公司，在所有制上它是一种典型的混合所有制。不同于私人资本和私人企业，股份资本是一种‚社会资本‛，股份公司是一种‚社会企业‛。

就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上个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明确将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即股份公司作为改革目标。经过二十多年的改革和发展，目前我国国有企业绝大多数通过改制都采取了股份公司的形式，其中一批国有企业成为上市公司。同时，一大批私营企业也相继成为上市公司。因而从总体上来看，除一些中小企业和全部微小企业（严格来说个体户还不是企业）仍然是典型的私有制企业之外，我国绝大多数企业已经具有混合所有制的性质和特点。那么，《决定》提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其特殊的涵义是什么呢？要正确理解这个问题，必须结合当前中国经济的实际状况来分析。从一定意义上来说，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多年以来的经济快速发展，是由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来驱动的。所以，十八大报告以及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重申了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但是，众所周知，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的爆发，使中国经济发展的外部环境变得恶劣。其中，非公有制经济由于规模、技术水平、管理能力等各方面的制约，其发展变得尤为艰难。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一些人认为，中国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受到了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由于垄断而形成的挤压，只有通过国有企业私有化进而打破国有企业的垄断，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才能获得发展。这种主张当然是错误的。但是，我们必须承认，一方面，国有企业在某些方面确实还存在不应有的垄断现象，国有企业的经营管理效率从总体上来说也有待进一步提高；另一方面，在新的条件下，如何进一步促进非公有制经济的健康发展，也是必须解决的重大现实问题。因此，如何真正进一步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共同发展，就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全新课题。正是在上述大背景下，《决定》提出了通过‚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以及‚实行企业员工持股，形成资本所有者和劳动者利益共同体‛的发展混合所有制的具体方式和思路。

可见，《决定》提出的混合所有制主要是指我国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以及劳动者之间的融合，而不是一般意义上的混合所有制，并且把发展混合所有制看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与以往将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分开理解和对待的思路、与把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绝对对立起来的观点相比，《决定》的这一改革思路无疑具有创新性，是一种改革的‚新思路‛。

同时，在我国近些年的经济实践中，事实上已经存在不少公有制经济特别是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合作与混合发展的成功案例，《决定》提出的改革新思路旨在使这些成功经验得到更为广泛的推广与运用。

正如《决定》明确指出的那样，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目的和意义在于实现‚国有资本放大功能、保值增值、提高竞争力‛和‚各种所有制资本取长补短、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具体而言，从国有企业角度看，通过适当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进一步实现股权多元化，使国有企业的治理结构得到进一步完善，市场化程度得到进一步提高，经营管理效率得到进一步提升，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和影响力得到进一步增强。从非公有制经济角度看，通过与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可以实现非公有制企业的股权多元化和治理结构现代化，真正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同时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个途径，非公有制企业可以进入过去无力或无法进入的某些经营领域，扩大企业经营和发展空间。总之，实现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的双赢，是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目的和目标所在。

在实践中应坚持的基本原则 自《决定》公布以来，社会上流行着一些不正确的解读和错误观点。例如，有的人认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然导致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甚至导致国有企业的完全私有化，对发展混合所有制持完全否定的态度；有的人认为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新时期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必须把所有国有企业最终都变成混合所有制企业；等等。出现这些错误解读说明，当下非常有必要把思想认识统一到《决定》的精神实质上来。这是关系能否使改革沿着正确方向发展的重大问题。

其实，仔细研读《决定》，我们会发现，它不仅提出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基本内容和方式，而且明确规定了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即两个‚毫不动摇‛：一是‚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坚持公有制主体地位，发挥国有经济主导作用，不断增强国有经济活力、控制力、影响力‛；二是‚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激发非公有制经济活力和创造力‛。因此，无论是通过混合所有制的形式导致国有资产流失甚至国有经济萎缩和名存实亡，还是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的过程中导致非公有制经济名不副实或者权益受损，都是错误的，不符合中央精神的。

当然，我们必须承认，如何使两个‚毫不动摇‛的原则在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实践中真正得到贯彻和落实，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因为毕竟公有制经济与非公有制经济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经济形态，具有不同的目标函数。具体来说，国有企业不仅追求经济效益，而且要承担更多的社会和政治职能；相对而言，非公有制企业则以追求经济效益为主。国有企业与非公有制企业在性质、职能、目标等各方面的天然差别，必然在一定程度上导致彼此合作与股份融合发生一些分歧和矛盾，如果处理不好，就可能出现双损的结局，甚至国有企业的主体地位被颠覆。因此，为了使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发展沿着正确的轨道和方向稳步推进，一方面，各级国资委必须按照《决定》精神，尽快出台相关政策要求和实施规则，使国有企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有章可循、有规可依，避免出现各行其是、一哄而上的现象；另一方面，无论是国有企业还是非公有制企业，在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过程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原则，避免一哄而起、一哄而散、半途而废。

分类实施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

实践表明，根据国有企业的功能定位进行分类改革是一条十分有效的经验。因为国有企业以及各种行业本身存在巨大的差别，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分类实施，而不能搞一刀切。

人们常常把国有企业划分为竞争性国有企业和公益性国有企业两大类，这对于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是远远不够的。事实上，国有企业分布在很不相同的行业，分别具有各种不同的特点和地位，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根据行业的不同特点分别制定不同的改革思路。只有这样，才能保证混合所有制经济沿着健康的轨道和方向发展。

其一，竞争性行业。竞争性行业又可以划分为一般性竞争行业和战略性竞争行业。一般性竞争行业提供的是一般性生活用品和生活服务，例如家电产品、纺织服装、普通商业服务等。一般性竞争行业的特点是行业进入门槛低、竞争激烈。一般性竞争行业的波动和市场震荡一般不会对经济和社会产生很大的冲击。发达国家的经济发展史表明，总体上，在一般性竞争行业中，非国有企业比国有企业更具有市场竞争的优势。从长期的趋势看，国有企业应该尽可能减少在一般性竞争行业中的规模。存在于一般性竞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可以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方式，更多地让非国有资本和企业来经营。

战略性竞争行业的主要特点是体现国家的工业技术水平、行业进入门槛高、规模经济明显，如钢铁、汽车、化工、电子、造船等。在这类行业中的企业虽然以营利为主要目标，但也负有发展民族经济和保障国家经济安全的任务。对于这个行业，我们必须维持国有资本和企业的支配性地位，同时大力引导和鼓励非公有经济成分参与，提高本行业的企业参与数量，加强市场竞争，通过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淘汰落后产能，提高行业整体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分布在战略性竞争行业中的国有企业，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具有巨大空间。因为即使是这类战略性行业，由于其生产、研发、营销等业务内容繁多，完全可以将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进行分类，以确定哪些必须坚持国有企业控制、哪些可以通过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方式与非公有制企业共享。

其二，战略性资源产业。战略性资源是国民经济的命脉，主要有石油、天然气、有色金属和稀土、煤炭等。对战略性资源的开发、利用，必须由国家通过国有企业来主导。但是，这类产业同样存在核心业务与非核心业务的区别。在国家产业政策的规范下，可以充分利用和引导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参与非核心业务的股份合作，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一方面大量引进各种社会资本，壮大资本规模；另一方面使非国有企业甚至外资企业在这类产业中获得一定的发展空间。必须注意的是，在这类产业中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必须坚持和加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合理进行产业规划和布局。在引入非公有制经济成分和企业进入战略性资源产业的过程中，必须防止反客为主、国有企业的核心地位被蚕食的倾向。因为否定国有企业在这类产业中的控制地位，是根本错误的。

其三，战略性高技术产业。战略性高技术产业不同于一般性高技术产业，其主要特点是需要巨额的开发资本、技术和产品往往与国家的经济和军事安全具有密切联系，例如航天航空工业、核工业、基础电子等。在这类产业中的企业一般不以追求利润为主要目标，而是抢占技术制高点，提高国家在战略性领域的国际竞争力。毫无疑问，在战略性高技术产业中，国有企业必须发挥主体和主导作用。当然，这类产业的发展也可以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方式，在一些配套和非核心技术环节引进非国有企业参与，以提高整体的经营管理效率。

其四，管制性垄断产业。在我国，这类产业以电信行业最为典型。管制性垄断产业的形成，一般是由于国家管制造成的。管制性垄断的产生主要源于国家安全、公共利益等方面的客观需要。从我国实际看，在一定时期内实行管制性垄断具有必要性，但管制性垄断也存在一些弊端，最主要的是由于垄断而产生的价格高和服务差等方面的问题。这类产业的改革方向应该是，在保持国有资本在关键领域的控制力前提下，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方式，在一些非核心业务环节允许非公有资本进入，加强市场竞争，提高产业整体效率和服务质量。

其五，自然垄断产业。自然垄断产业的特点在于其业务具有必须严格统一的运营与管理的内在要求，而不可能分而治之、充分竞争，属于这类产业的有邮政、电网、铁路、港口、机场等。当然，自然垄断产业在许多环节上也不是不可以引入多家企业（包括非国有企业）进行竞争，真正必须由国有企业独家垄断的环节也应尽可能减少。一些并不具有自然垄断性的业务仍然可以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通过市场竞争提高行业的整体效率和效益。

其六，公用事业，以城市供水、供暖、供气最为典型。公用事业往往也具有自然垄断性，在这类行业中的企业不应以营利为首要目标，而要更多地承担社会公共义务，不能为追求利润而损害公共利益。在我国，目前公用事业也多由国有企业和单位经营，这有其必要性和必然性。但是，在政府管制的条件下，通过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形式，非国有资本和企业也可以进入公用事业的有关配套环节，以提高行业整体运营效率，同时使进入该行业的非国有资本和企业获得适度利润。其七，非营利行业、敏感性产业和高社会风险行业等。非营利行业以医疗、教育最为典型。目前，我国已形成了国有医疗和教育为主、民办医疗和学校共同发展的格局。非营利行业必须坚持国有为主体和主导的基本原则，不能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机，全面市场化和私有化。

敏感性行业以新闻和文化出版业较为典型。经过多年的改革和发展，我国新闻和文化出版业已经形成了国家管制与市场有机结合的发展模式。一些文化出版企业已经成功上市。在敏感性行业的非敏感性业务环节，可以进一步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充分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提高行业的整体国际竞争力。

高社会风险行业以金融业最为典型。此类行业不仅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命脉，而且个别企业的风险会迅速波及蔓延到行业，产生连锁性的社会风险。所以，必须坚持金融国有为主的原则，坚决抵制金融私有化的错误观点和主张，同时对这类行业实行严格的监管，不能借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机，使我国国有金融制度和体系被逐步瓦解。

以上分析表明，不同产业和行业在我国经济与社会发展中的功能、地位和特点是各不相同的，因此，我们必须从各个产业和行业的实际出发，在坚持两个‚毫不动摇‛的基本原则下，在适合的领域和业务范围内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而在不适合的领域、行业和业务范围中，则必须坚持国有为主体和主导的原则。同时，即使是在适合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的领域，也必须坚持公平、公正、公开的原则，防止国有资产流失和经济腐败的滋生。（本文来源于国务院国资委网站，摘自《前线》第四期，作者：中国人民大学经济学院教授）

第三篇：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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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

近来，国资委党委撰文称“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刺激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国企改革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全面下滑，国企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应该开放由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量。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并暴露出社会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

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

党国体制的基础是党（党政不分）控制一切资源（所有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中国政治教科书长期传播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在结构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没有联系，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景观，社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而区分它们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权。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

1990年代后期，中国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产权改革，其重要的逻辑是，放弃对庞大的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源转移到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并让出部分--------------------------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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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防止垄断导致低效，中国政府在同一垄断领域设置了两家或多家国有企业构成内部竞争（比如通讯、电力、能源等领域），试图保持活力。

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在本世纪的前八年，全球处于一轮繁荣周期之中，刺激了对上游资源的庞大需求，出现持续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以及重工业投资，让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央企水涨船高，为财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贡献。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一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政府面临着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国有垄断性的低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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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实上，随着来自市场部门的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现存体系变得不再稳定，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会被削弱。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

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业有党员。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可能处理好党对社会的控制与产权保护、经济增长、阶层和谐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会增加非公企业的不安全感。

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以产权为基础，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团体。执政党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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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篇：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工商管理 >> 企业研究 >> 论文正文→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作者：未知发布时间：2007-3-17

国企改革的突破口是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摘要] ,资人缺位，应当学习借鉴西方国家的成功经验,口，采取聘任制的办法,[关键词];干部人事制度改革,对前一阶,可以找出不足之处,把改革更好地推向前,以及下一阶段如何进一步深化国有企业改革,谈点粗浅的看法。

一、国企改革至今没有取得预期成效,关键在于干部人事制度改革滞后

前一阶段,我们把国有企业改革的突破口确定在产权制度改革方面,强调要明晰产权,确保国有资产出资人到位,并出台了一系列措施。令人遗憾的是,这些措施实施后,国有企业效益低下的状况没有得到多

大改观,反而出现了国有资产大量流失的现象,加剧了社会矛盾。社会各界对此议论颇多,有的人甚至对国有企业改革的方向提出了质疑。改革国有企业产权制度,对部分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造,引进多元化投资主体,这是必要的。在实施过程中,有些做法确实不够科学,有些相关的配套措施未能及时跟上,需要改进。但问题的关键并不在此。多年来,我们一直强调国有企业改革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中心环节,从最初的承包制、简政放权、实行厂长负责制，减员增效,成立企业工委,年薪制,再到现阶段的成立国资委，引进独立董事,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等等，招数不可谓不多。虽,国有企业还没有真正走出困境，国有企业还是发展最慢、效益最低的。年全国私营企业实现利润1975亿元,增长47.3%,集体企业实现利润551亿元,增长7420亿元,增长28.7%;国有及国6447亿元,仅比上年增长17.4%。还需要强调指出的是,国有企业赢利主要靠的是中央直属的资源性、垄断性企业,面上企业则亏损严重。2005年国有及国有控股工业企业中的亏损企业亏损额达到1026亿元,同比增长56.7%,增幅同比上升49.1个百分点。亏损额接近1998年巨亏时的水平,是历史上第二个亏损高峰,亏损额增幅则创下了近16年来新高。

为何时至今日,国有企业改革仍未取得预期的成效?我们认为,主

要原因在于改革过程中未能抓住最关键的一个环节——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改革。

任何一个企业,能否搞好,关键在于企业领导人。这既有一个如何才能挑选到合格的企业领导人的问题,又有一个如何激励和约束企业领导人,使他们的聪明才智充分为所有者所用,而不以权谋私,中饱私囊,侵害所有者权益的问题。而这两个问题,都是现有的国有企业干部人事制度无法解决的。因此，好国有企业,实现改革的预期目标,我们认为,下一阶段国有企业改革,管理企业的成功经验，改变对国,采取聘任制的办法,[1] [2] 下一页

突破口 干部 人事 改革

中国市场化改革的困境与出路

构建面向现代化的政府权力――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理论研究人民法院管理体制改革的几点思考

试析我国税制进一步改革的经济和社会基础

浅谈政府会计改革

增值税转型改革的定位和推进

农村税费改革的制度创新分析与对策

中国地方政府层级改革与农村行政管理体制创新中国乡镇改革的历史阶段划分与现实问题研究当代中国地方政府改革：权力、权限和责任本篇论文关键词

国企改革 突破口

人事 改革

干部

第五篇：神州大地：整合人力是国企改革关键（本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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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为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一系列的改制与转型，目的在于打破大锅饭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入激励竞争机制、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和效率，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实践证明，总体成效显著，但局部领域仍出现一些问题，如：利用改制浑水摸鱼，管理松懈、贪污腐化，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等。究其原因，关键还是用人和管人的问题。现代企业的管理组织和运营发展，离不开‘资本、网络信息资源、战略规划和人’等基本要素，而这些要素的获取、整合、组织和运用，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因此，人是企业经营管理中最具活力和决定作用的要素，是企业组织发展中最核心的资源。一个企业营运质素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保有和聘用人员的整体素质。得到并保持能干优秀的员工，是每个企业成功的关键。因此，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是确保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其核心，就是选对人才、优配人力（将合适的人员配备到合适的岗位）、留住人才、拓展潜能的管理活动和过程。

决策管理层是战略核心

首先，企业决策管理层（董事会、CEO）作为企业的战略核心，应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董事会、CEO应扮演好作为企业管理‘代理人’的角色，企业所有权属股东会，所以董事会应围绕‘确保股东利益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核心价值，建立共同愿景目标和价值理念，如：以人为本、发展与创新、尊重与互信、团队与智慧和共同致富等理念。给员工予希望，激发员工的价值认同感，增强团队的凝集力，形成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企业文化。

二是应根据企业的愿景目标和围绕产权多元化、业务归核化，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战略调整，落实企业‘集中优势、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服务’等竞争策略，并围绕这一目标构建企业科学的‘人力资源战略’系统，从体制和结构上根本改变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的传统配置格局。

三是应建立高效严谨的组织文化系统，如：团队的纪律和员工的行为规范，以及公正透明、赏罚分明的调控保障机制，以确保组织的战斗力、工作效率和绩效品质，从而保障企业经营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人力资源部是经管核心

第二、企业经营管理层（核心是人力资源部门）应落实以下工作：

一是应根据企业愿景目标和宏观战略（包括人力资源战略）的输入，构筑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操作平台，即建立落实企业管理流程的‘四定’系统：定岗位（岗位与目标挂耻）、定职责（职责与岗位挂耻）、定薪资（薪酬与职责挂耻）、定人员（人员与职位薪资挂耻，检测员工有无能力胜任职位和享受相应薪资），进一步完善按劳动要素和职能要素分配薪酬的绩效结构。

二是应根据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原则，建立科学的甄选用人机制，面向市场公开招聘甄选企业运营管理所需的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并逐步完善岗位薪酬体系，实现劳力成本与市场价格的接轨，增强以人才战略为主导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是应健全完善科学的员工绩效分配管理和考评系统。完善绩效财务分配与非财务分配的细分，实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考评，绩效薪酬为主、企业福利为辅、配套精神与物质奖励，加强计划目标的执行、监督、调节与控制和绩效考评。并辅予‘适时奖励、精神鼓励、择优提拔、期权激励、学习与授权激励’等措施。如：对管理部门实行‘德、能、勤、绩’考评与综合绩效考核提成奖，对高级管理者实行认股权激励和工作成就奖；对研发机构实行特殊岗位津贴和科研成果创新奖；对生产、营销部门落实任务指标分解，实行达标奖、超标超额提成奖、合理化建议奖、技术革新奖。若不能完成考核目标，将配套以适当比例的扣薪和降级处罚。

四是为确保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以及不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结构，须立足于物质文化（完善的工作学习环境与奖励）、制度文化（完善的培训体系与制度）和实践文化（学习与实践融合，将学习内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资源，发挥组织成员良好的团结互动，及人际网络关系），并围绕‘职业能力提升、学历教育和专业技术资质培训’，建设完善企业内部持续性的学习型组织。

员工自我定位

第三、员工应清晰认知自己在企业的角色定位：

一是要正确解决好自身思想观念的导向问题。即：‘我’到企业的动机是什么？我所追求的目标同企业的目标理念是否相互融合、一致？如何与企业共同发展，并实现自我价值。

二是要正确认识自身在企业的角色和定位。人职是否匹配？自身能力是否胜任现有岗位？是否建立起企业与员工的互信和满意度，并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和处理好个体与群体、自我与团队，及组织部门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三是应采取正确的行动，履行自己的义务与责任。力求物善其用、人尽其才，团结合作、尽职尽责，努力实现自己对组织的承诺，以达致考核目标和组织愿景的实现。因此，正确解决‘思想、定位和行动’的系统思考与实践，是实现个人绩效目标和企业发展愿景的关键。

员工管理体现企业绩效

由上分析可见，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系统是国有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实现组织愿景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环节，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就不可能实现企业创新与利润最大化的基本目标。而员工作为企业运行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动因，其在组织内的定位与尽职状态，往往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命运。企业的最终绩效，正是通过对员工的绩效管理来体现和落实。因此建立完善科学的绩效管理系统，亦是有效实施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关键。企业绩效管理的实质，就是员工与团队和各部门，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行的有管理的互动过程。因此，只有确保优秀的员工，才会有组织内部高效、团结和良好的互动，才会有健康和持续增长的企业绩效。因而，员工的绩效管理活动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由实践活动到经验总结，到学习思考，再到更新知识与能力，及进行更有效的实践活动的内循环学习过程。一个企业要因应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需要，保持健康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发展动力，就要不断实现企业的变革与创新，实现这一变革创新的关键，就是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的创新，实现人的行为能力的创新。而这种创新能力正是来源于组织内部‘系统、规范、持续和有效’的培训学习。正如一代管理学宗师彼德圣杰所说：‘企业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正是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