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神州大地:整合人力是国企改革关键(本站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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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20多年来,为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建立,中国国有企业经历了一系列的改制与转型,目的在于打破大锅饭体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引入激励竞争机制、充分挖掘企业潜力和效率,努力提高经济效益。实践证明,总体成效显著,但局部领域仍出现一些问题,如:利用改制浑水摸鱼,管理松懈、贪污腐化,国有资产流失严重,导致企业破产倒闭等。究其原因,关键还是用人和管人的问题。现代企业的管理组织和运营发展,离不开‘资本、网络信息资源、战略规划和人’等基本要素,而这些要素的获取、整合、组织和运用,都离不开人的活动。因此,人是企业经营管理中最具活力和决定作用的要素,是企业组织发展中最核心的资源。一个企业营运质素的高低,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所保有和聘用人员的整体素质。得到并保持能干优秀的员工,是每个企业成功的关键。因此,建立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系统,是确保国企改革成功的关键,其核心,就是选对人才、优配人力(将合适的人员配备到合适的岗位)、留住人才、拓展潜能的管理活动和过程。
决策管理层是战略核心
首先,企业决策管理层(董事会、CEO)作为企业的战略核心,应抓好以下工作:
一是董事会、CEO应扮演好作为企业管理‘代理人’的角色,企业所有权属股东会,所以董事会应围绕‘确保股东利益和企业可持续发展’这一核心价值,建立共同愿景目标和价值理念,如:以人为本、发展与创新、尊重与互信、团队与智慧和共同致富等理念。给员工予希望,激发员工的价值认同感,增强团队的凝集力,形成积极向上、催人奋进的企业文化。
二是应根据企业的愿景目标和围绕产权多元化、业务归核化,及建立现代企业制度的战略调整,落实企业‘集中优势、成本领先和差异化服务’等竞争策略,并围绕这一目标构建企业科学的‘人力资源战略’系统,从体制和结构上根本改变国有企业人力资源的传统配置格局。
三是应建立高效严谨的组织文化系统,如:团队的纪律和员工的行为规范,以及公正透明、赏罚分明的调控保障机制,以确保组织的战斗力、工作效率和绩效品质,从而保障企业经营发展目标的顺利实现。
人力资源部是经管核心
第二、企业经营管理层(核心是人力资源部门)应落实以下工作:
一是应根据企业愿景目标和宏观战略(包括人力资源战略)的输入,构筑完善的人力资源管理操作平台,即建立落实企业管理流程的‘四定’系统:定岗位(岗位与目标挂耻)、定职责(职责与岗位挂耻)、定薪资(薪酬与职责挂耻)、定人员(人员与职位薪资挂耻,检测员工有无能力胜任职位和享受相应薪资),进一步完善按劳动要素和职能要素分配薪酬的绩效结构。
二是应根据市场化和职业化的原则,建立科学的甄选用人机制,面向市场公开招聘甄选企业运营管理所需的高级管理人才和专业技术人才;并逐步完善岗位薪酬体系,实现劳力成本与市场价格的接轨,增强以人才战略为主导的企业核心竞争力。
三是应健全完善科学的员工绩效分配管理和考评系统。完善绩效财务分配与非财务分配的细分,实行‘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考评,绩效薪酬为主、企业福利为辅、配套精神与物质奖励,加强计划目标的执行、监督、调节与控制和绩效考评。并辅予‘适时奖励、精神鼓励、择优提拔、期权激励、学习与授权激励’等措施。如:对管理部门实行‘德、能、勤、绩’考评与综合绩效考核提成奖,对高级管理者实行认股权激励和工作成就奖;对研发机构实行特殊岗位津贴和科研成果创新奖;对生产、营销部门落实任务指标分解,实行达标奖、超标超额提成奖、合理化建议奖、技术革新奖。若不能完成考核目标,将配套以适当比例的扣薪和降级处罚。
四是为确保企业的创新能力和可持续发展的竞争优势,以及不断优化人力资源配置结构,须立足于物质文化(完善的工作学习环境与奖励)、制度文化(完善的培训体系与制度)和实践文化(学习与实践融合,将学习内化为企业发展的动力资源,发挥组织成员良好的团结互动,及人际网络关系),并围绕‘职业能力提升、学历教育和专业技术资质培训’,建设完善企业内部持续性的学习型组织。
员工自我定位
第三、员工应清晰认知自己在企业的角色定位:
一是要正确解决好自身思想观念的导向问题。即:‘我’到企业的动机是什么?我所追求的目标同企业的目标理念是否相互融合、一致?如何与企业共同发展,并实现自我价值。
二是要正确认识自身在企业的角色和定位。人职是否匹配?自身能力是否胜任现有岗位?是否建立起企业与员工的互信和满意度,并能以正确的态度对待和处理好个体与群体、自我与团队,及组织部门间良好的互动关系?
三是应采取正确的行动,履行自己的义务与责任。力求物善其用、人尽其才,团结合作、尽职尽责,努力实现自己对组织的承诺,以达致考核目标和组织愿景的实现。因此,正确解决‘思想、定位和行动’的系统思考与实践,是实现个人绩效目标和企业发展愿景的关键。
员工管理体现企业绩效
由上分析可见,人力资源管理战略系统是国有企业发展战略的核心。是实现组织愿景和可持续发展的中心环节,是企业创新发展的内在要求。没有科学的人力资源管理,就不可能实现企业创新与利润最大化的基本目标。而员工作为企业运行的构成要素和基本动因,其在组织内的定位与尽职状态,往往决定着企业的发展命运。企业的最终绩效,正是通过对员工的绩效管理来体现和落实。因此建立完善科学的绩效管理系统,亦是有效实施企业人力资源战略的关键。企业绩效管理的实质,就是员工与团队和各部门,为实现组织目标而进行的有管理的互动过程。因此,只有确保优秀的员工,才会有组织内部高效、团结和良好的互动,才会有健康和持续增长的企业绩效。因而,员工的绩效管理活动过程本身,就是一个持续学习的过程,是一个由实践活动到经验总结,到学习思考,再到更新知识与能力,及进行更有效的实践活动的内循环学习过程。一个企业要因应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发展需要,保持健康持续的竞争优势和发展动力,就要不断实现企业的变革与创新,实现这一变革创新的关键,就是实现人的思想观念的创新,实现人的行为能力的创新。而这种创新能力正是来源于组织内部‘系统、规范、持续和有效’的培训学习。正如一代管理学宗师彼德圣杰所说:‘企业唯一持久的竞争优势,正是源于比竞争对手学得更快、更好的能力,学习型组织正是人们从工作中获得生命意义,实现共同愿望和获取竞争优势的组织蓝图。’
第二篇:齐抓共管是关键
齐 抓 共 管 是 关 键
——对“阳光村务工程”建设的几点思考 陈发兵
“阳光村务工程”建设,是指通过积极推进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村级事务流程化管理、村务监督委员会等制度,规范农村基层权力运行,建立公正透明、便民利民、勤政廉政的村级事务决策管理监督机制,着力解决因村务不公开、管理不规范、监督不到位等引发的突出问题和矛盾,确保村级公共权力阳光运行。
自去年“阳光村务工程”建设启动以来,我县所有的乡镇和村居完成了“三资”清理和委托代理服务工程;完成了村级重大事项管理及流程图的制作、公示和上墙,村级事务管理和民主决策及时公开;村务监督委员会全覆盖,千名“村监会”委员走上工作岗位,行使监督职能,“阳光村务工程”建设取得初步成效。在肯定成绩的同时,我们也要看到工作中存在的差距和不足:一是部分乡镇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建设滞后,场所不规范,软硬件设施不齐全,各项规章制度不健全,人员不足,力量不强;二是“阳光村务工程”建设各项工作总体开展不够平衡。个别乡镇村级事务流程化管理还停留在画个图、挂个牌子上,没有真正按流程管理;有的村务监督委员会虽然产生了,但监督培训、配套制度等没有跟上,也没有真正发挥作用,成了聋子耳朵——摆设。三是部分乡镇、村居工作机制不到位,未严格实行岗位责任制,未建立考勤制度,工作人员脱岗离岗,甚至又被抽调到其它部门,造成代理服务不能常态化开展。四是工作质量不高。一方面是工作程序不规范。主要表现在会议记录和工作台帐上,没有完整记录和反映议事决策过程。另一方面档案资料不齐全。有的村居缺乏相关佐证材料,看不到工作痕迹。从资金、票据和档案管理上看,二个月一做帐的乡镇不多,存在甚至半年未做帐,或一年的帐务一次做,财务公开不及时。究其原因,主要表现以下四个方面:
一是思想重视不够。少数乡镇对开展“阳光村务工程”建设的重要意义认识不高,理解不深、重视不够,没有真正摆到党委、政府工作的重要位置,没有很好地履行主体责任,没有做到亲自谋划,亲自督促落实。个别乡镇纪委书记精力不够集中,没有很好地履行组织协调职责,导致情况不掌握、问题不清楚,推进不够有力。
二是宣传力度不大。首先是针对性不强。“阳光村务工程”建设的主战场在农村基层,宣传对象应该是农民群众,但现有的宣传手段对上的多,对下的少;对内的多,对外的少。其次是氛围还不够浓。有少数村居看不到宣传内容。
三是统筹推进不够。有的乡镇没有做好统筹的文章,只顾一点,不及其余,导致推广村级事务流程化管理、“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及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工作动作慢,没有形成扎实有效的工作机制。四是保障力量不足。少数乡镇的领导小组办公室力量不足,协调不够,指导不力,督查不严,工作效果不够理想。一些乡镇“阳光村务工程”建设办公室虽安排了机关工作人员,但仍然各自为阵,没有形成工作合力;还有个别乡镇“三资”委托代理中心人员偏少,造成工作既不符合相关要求,又处于被动应付状态。
上述问题的存在,既影响了工作进度,又制约了工作质量,还降低了工作效果,必须引起高度重视,必须认识到我们的工作不足和差距,从而增强工作的责任感和紧迫感。笔者认为,必须从下列几个方面入手来推进“阳光村务工程”建设:
一、要抓好农村集体“三资”委托代理服务中心规范运转。各乡镇一要在党委换届后,抓紧充实领导小组,尽快落实“三资”代理中心监管职责;二要按照“八有标准(有固定场所、有专业人员、有牌子、有办公设备、有管理制度、有经费保障、有业务流程、有会议记录),加强代理中心建设,夯实服务基础;三要加强对村居财务收支审核监督,杜绝“坐收坐支”、收入不入账等现象发生,做到所有业务都要在电脑上处理,所有信息都能在系统中反应。对于非生产性支出,如车费、餐费、征地拆迁补偿费、土地增减挂钩补偿费等,一律打卡发放,杜绝村居截留、挪用、私分。适时开通网银,提高报账速度。四要加强对村居工程建设、经济合同、招投标等全程监管,乡镇必须建立招投标中心,杜绝村居书记、主任搞人情工程、面子工程、豆腐渣工程。五要进一步健全和完善“三资”管理体制,加强委托代理中心制度,运行机制建设,健全考核评价体系,不断提高“三资”管理规范化、制度化、科学化水平。
二、要抓好村级事务流程化管理的落实。全面开展“送政策下乡、送规范进村、送流程入户”活动,乡村居流程图要上墙,将印制流程图手册发放到村组干部和村民代表的手中,确保群众知晓流程化管理的内容和各类事项的办理程序。要规范“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做到提议、商议、审议、决议、公开等工作过程图表化、内容规范化、要求标准化,确保村级重大事项都要通过“四议两公开”形式进行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全面开展党务公开、规范村(居)务公开和财务公开,完善决策事项的申报、结果公示、月报告(备案)和“四议两公开”工作法全程记录等配套制度,确保村(居)事务按程序运行、按制度管理。
三、要抓好村务监督委员会作用发挥。村(居)两委换届后,村(居)监督委员会也必须按照《肥西县财务监督委员会改选工作指导意见》的要求,搞好村务监督委员会的提名、审核、选举工作,确保选举的程序合法、产生的成员符合条件、群众认可;按照“六有”标准,深入推进村务监督委员会建设,完善办公条件,落实人员误工补贴,及时对村务监督委员会成员进行业务培训,交待方法、任务;建立健全村务监督委员会工作职责、全程监督、列席会议、议事规划、情况受理、工作记录、定期报告等制度机制,规范监督行为,确保村务监督委员会规范、有序、高效运转,依法履行职责,发挥作用。
四、要抓好“阳光村务信息管理系统”应用。按照省、市纪委的要求,我县已经在全县各乡镇安装了“谐农”软件,建立了“阳光村务信息管理系统”,下一步要在系统应用、维护、使用上下功夫,进一步完善系统功能,搭建符合农村实际的信息网络平台,及时对信息管理内容进行更新,确保“阳光村务工程”建设相关信息能够及时在县、乡两级网络系统中得到反映;要加强系统管理和维护,解决维护费用;适时在村居开展网上报账业务,搞好试点。
五、要抓好“阳光村务工程”建设的常态化。我县“阳光村务工程建设”已经通过市验收,各职能部门要按照职责分工,承担起“阳光村务工程”建设三项工作的组织领导和日常监督管理,保证工作经常化、常态化。组织部门要抓好“四议两公开”制度的落实,民政部门要抓好村级事务流程化管理,纪检部门要抓好村务监督委员的作用发挥,财政部门要抓好“三资”管理、信息系统管理,要把经费纳入预算,及时足额拨付,保证工作正常运转,确保各项工作有人抓、抓得好。
第三篇:领导带头是关键
领导带头是关键
坚持领导干部带头,发挥表率作用,是中央规定的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的重要指导原则,也是确保教育活动取得成效的关键。最近,中央政治局常委同志带头参加先进性教育活动的一系列重要举动,为各级领导干部树立了榜样,在广大党员和群众中引起热烈反响。凡事领导带头,才能实现同频共振、上下一心的局面。先
进性教育活动更是这样。
领导干部带头,就是党员领导干部要以普通党员的身份,积极投身到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来,做到先学一步,学深一点,多学一些,在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上下功夫,充分展示学习和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自觉性和坚定性;带头查摆自己在思想、作风和工作上存在的突出问题,充分展示敢于正视和解决问题的决心和勇气;带头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胸怀坦荡地亮出自己的缺点毛病,真诚严肃地开展同志间的相互批评,充分展示对党对人民对同志极端负责的精神;带头搞好整改,坚持边学边改、边查边改、边整边改,着力解决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通过努力能够解决的突出问题,充分展示求真务实的优良作风。归根到底,党员领导干部带头,就是要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在党的先进性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从思想和行动上,带头展示共产党人的先进性,为广大党员作出表率。
领导干部带头,还体现在党员领导干部坚持原则,敢于负责,认真抓好本地区本部门本单位的先进性教育活动上。第一责任人要真正负起第一责任,要对所在单位的先进性教育活动全面负责、全程负责,特别是要对教育活动的实际效果负责,不能只是作了动员、提了要求就了事。班子成员要共同负起责任,不能把先进性教育活动看作只是一把手和“工作班子”的事。领导班子对整个教育活动切实做到了真抓、真管、真负责,这就抓住了领导干部带头的关键。要把日常工作和先进性教育活动很好地结合起来,努力在日常工作中体现党的先进性,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提高领导工作的水平。
领导干部带头,更深层的要求,就是党员领导干部要带头解决实际问题。中央明确要求,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要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把是否解决了群众反映强烈、通过努力能够解决的突出问题和群众是否满意作为衡量先进性教育活动成效的重要标准。许多问题表现在基层,而解决问题的总开关却在上头,在领导那里。当前,第一批先进性教育活动正在县以上党政机关开展,能不能在解决实际问题上下功夫,不仅关系第一批次教育活动的成效,而且关系整个教育活动的质量。怎样才能把实际问题解决好?在提高素质上,不仅要以党员的标准,而且要以优秀共产党员为榜样,从严要求自己;在查摆问题上,不仅要查摆本系统本行业存在的突出问题,而且要查摆领导干部自身的问题以及本单位在工作作风、服务质量、办事效率等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在听取批评意见上,不仅要听取本单位群众意见,而且要听取本系统本行业和广大服务对象的意见;在评判整改成效上,不仅要做到让本单位职工满意,而且要使广大群众满意。当然,解决突出的问题一定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不提过高的指标,不做空头承诺。只有通过领导带头,真正把自身存在的、基层党员和群众反映强烈的、通过努力又能够解决的突出问题解决了,把他们迫切需要办的事情办好了,先进性教育活动才会获得强大的内在动力,才会得到广大党员和群众的衷心拥护和大力支持,才会取得预期的实实在在的效果。
《领导带头是关键》
第四篇:锻炼身体是关键
锻炼身体是关键
这星期一,我们进行了400米跑步考试,从中我得到了很大的教训。
那天上午第三节课,我们先绕操场(每圈200米)跑了2圈,之后又做了充分的准备运动......过了一会儿,刘老师把我叫了过去,怎么回事呢?原来轮到我了。我和其余四五
个同学站在起跑线上,只听老师一声令下:跑!围观的同学们不断传来加油声,议论声......人声鼎沸。
那么我的感觉又是如何呢?可真糟糕透了!开始第1圈时,感觉倒不错,挺轻松的,有点飘飘然;可到了第2圈时,可受不了了,呼吸不顺畅,两腿像挂了铅似地怎么也拖不动了,全身都散骨架了;跑完后(当然是不及格,是在我意料中的)。可是发生了很悬的事我正在四处与同学走来走去时,突然头晕了,人有点想吐的感觉。过了一会儿,眼中竟下起了黄色的雪花,紧接着就什么也看不清了,到处是一片黄色的沙漠。我赶紧摇摇晃晃地找到了老师,同学扶我到石凳上坐了一会儿......我从这件事中悟出了一个道理:只有身体健康,那才是最重要的。没有一个健康的身体,那将什么事也做不成。
第五篇: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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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企改革是个政治问题
作者:英国《金融时报》中文网特约撰稿人 张立伟
近来,国资委党委撰文称“理直气壮地发展壮大国有经济”,又刺激了各种反对的声音,国企改革的论战进入白热化程度。但是,随着中国经济数据的全面下滑,国企改革已经刻不容缓,中国经济应该开放由国企垄断与行政管制的市场空间给予民间资本,才有可能产生新的经济增量。
其实,有关国企改革的分歧,主要发生在政府部门内部,由此就可以理解为什么《人民日报》经常发出自相矛盾的文章,以及国研中心与国资委观点对立。民间舆论关于国企改革的纷争,更多体现的是由上而下的一种意识操纵。
中国执政党合法性的巩固,是通过持续高速的经济增长与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即“以发展求稳定”的逻辑。当经济增长放慢时,这种政绩型合法性就会受到挑战,并暴露出社会不公等深刻矛盾。
以目前的发展模式,如果不打破政府管制与国企垄断,让市场自由配置资源,令人炫目的“中国快车”将很快熄火,政权的稳定性就会受到影响。因此,政府改革派希望通过国企改革继续推动经济增长并实现社会公平,而保守派披着意识形态的外衣维护团体的既得利益,这种逻辑的尽头是重返计划经济与经济崩溃。
但是,国企改革之所以艰难,也不全是既得利益部门的阻碍,而是其关系到中国权力结构的变动,从而形成事实上的政治改革的格局。因此,国企改革是表,政治改革是里,改革变得更为谨慎,在体制内的争议也就更加激烈。
党国体制的基础是党(党政不分)控制一切资源(所有权)。在计划经济时代,政府直接掌握企业所有权并通过这种产权来控制企业与职工。向市场经济转型的过程,中国出现了产权结构的双轨制,即公有制与非公有制。政府可以将党组织建立在国有部门并直接控制这些资源(所有权),赋予他们垄断租金和特殊政策照顾,但在非公有制经济部分,党因不掌握所有权而无法直接管理。
中国政治教科书长期传播马克思的一个观点,即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因此,中国政府不会放弃对经济资源的直接控制,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但是,中国的权力体系在结构上与非国有经济部门没有联系,这形成了一道独特的中国景观,社会分为“体制内”和“体制外”两个部分,而区分它们的是政府直接管理和控制权。
在启动改革之前,公有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权的基础,但是公有制的低效又在削减政权的治理能力与合法性,就像苏联那样处于短缺经济的穷苦之中,这构成了改革的最初压力,但对国有企业治理上的“放权让利”并未涉及产权,国家财政越来越无法负担沉重的国有企业成本。
1990年代后期,中国被迫推行了“抓大放小”的国企产权改革,其重要的逻辑是,放弃对庞大的国企职工的社会保障责任而将资源转移到对经济“制高点”的控制,并让出部分--------------------------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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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刺激经济增长。为了防止垄断导致低效,中国政府在同一垄断领域设置了两家或多家国有企业构成内部竞争(比如通讯、电力、能源等领域),试图保持活力。
尽管市场部门在国家权力结构中没有位置,对市场发展而言这是一个重大缺陷和障碍,但是,由于中国政府释放出来的市场增量空间快速成长并实现规模膨胀,而且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吸引力大量国际产业资本以及政府大规模进入市场投资,政府失去了改革动力而享受“中国奇迹”带来的荣耀,甚至有人陶醉在“中国模式”之中。
在1990年代后期启动的大规模国企改革之后,在产权双轨制的市场里,政府在经济快速发展中本能的重新扶持缩减后的国有经济,以防止外资公司与民营企业相对过快的增长主导经济,从而威胁到自己的地位。
在2002年召开的中共十六大上,中共提出了“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第十六届三中全会又提出“加快调整国有经济布局结构……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发展具有国际竞争力的大公司大企业集团”等等。市场感受到国有经济重新崛起,是在2004年实施的一场具有争议的宏观调控之后。一家民营钢铁企业被强制关闭,第一次引起市场关于“国进民退”的讨论,这种质疑一直持续到今天。
而在本世纪的前八年,全球处于一轮繁荣周期之中,刺激了对上游资源的庞大需求,出现持续的大宗商品牛市。中国入世带来的外部需求、基础设施建设热潮以及重工业投资,让处于资源垄断地位的央企水涨船高,为财政大幅增收做出了贡献。这种顺周期的繁荣,让一部分人误认为是央企经营能力的成功。
2008年爆发西方金融危机,让体制内对国有企业的崇拜达到了高潮,华尔街陷入“大而不倒”的困境,中国的官僚们则看到了央企对于经济稳定性所起到的作用,拥有信贷优先权与政策资源的央企被各地政府请去投资,“国进民退”现象在煤炭、电力等领域明显增加。一种被西方称之为“国家资本主义”的中国模式成为全球争议的对象,有的后发展国家开始模仿,而市场国家则抨击这种模式的不公平性与不可持续,这又被意识形态者加以排斥并认为是阴谋。这是一种明显的误解,是被意识形态与利益蒙蔽的假象,事实上,中国模式已经暴露了不可持续的危机,生产要素的垄断与行业管制,已经让这个国家的生产效率越来越低,并面临“中等收入陷阱”的风险。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道格拉斯•诺斯的研究认为,国家需要提供博弈的基本规则,这些规则应该有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界定形成产权结构的竞争与合作的基本规则,他能使统治者的租金最大化;第二个目的则是在第一个目的的框架中降低交易费用以使社会产出最大化,并增加国家的税收。
但是,诺斯发现,统治者寻求租金最大化的产权结构与降低交易费用、促进经济增长的有效体制之间存在着持久且不可调和的冲突,从而难以实现经济的可持续增长。因为,政府面临着在保持租金最大化的国有垄断性的低效率产权与能使国家经济可持续增长以及国家收入最大化的有效率的产权之间进行选择。
他推论说,为了使垄断租金最大化,统治者将避免触犯有势力的选民,因为如果这些有实力的集团财富与收入受到产权的不利影响,会威胁到统治者的地位,因此,统治者会同--------------------------精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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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这些集团的产权结构而无视它对效率的影响。在中国,最有势力的选民无疑是具有垄断地位的国企集团,而且他们几乎等同政府本身。
事实上,随着来自市场部门的资本存量迅速增加,使得现存体系变得不再稳定,固有的政治权力结构会被削弱。如果继续打破国有垄断与行业管制,国家权力基于产权结构的安排必然陷入更大的不稳定性,这就是执政党在当前国企改革中的政治困境与潜在的不安全感。由于改革停滞、国进民退以及社会矛盾激化,相当一部分民间资本随着移民潮而出逃,因为他们与执政党同样缺乏安全感。
在此之前,执政党巩固公有制经济的同时,在江泽民时代提出了“三个代表”的思想,想从党的组织与国家权力结构上与非公有经济的部分发生联系。但是,这种联系是非制度化的而缺乏实际内容,仅有安慰性的政治安排。正如中国所发生的,民营企业家与社会精英移民的数量远远高于进入体制内的规模。
近日,中办要求加强和改进非公有制企业党的建设工作,要求实现50人以上非公企业有党员。这种在非公企业加强党的力量的做法在很早之前就开始推进,但收效甚微。在非公企业建立党组织不可能处理好党对社会的控制与产权保护、经济增长、阶层和谐等之间的关系,而且只会增加非公企业的不安全感。
问题的根源在于,党以产权为基础,很容易演变成特殊利益团体。执政党真正实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就应该超越产权结构,为全体国民与市场制定一系列民主的和法治的公平规则,并接受国民的监督。也就是说,党应该是“全民党”,其执政基础是国民的支持而非对资源与产权的控制,否则,市场经济的演变必然与上层建筑发生不可调和的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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