缩小贫富差距论文

第一篇：缩小贫富差距论文

(一)应统筹建设城乡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保障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功能。巴西在发挥社会福利制度效能、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中的做法，启发我国应统筹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以消除日益拉大的城乡贫富差距。我国一直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社会福利制度也呈现“二元”格局。总体看，城市社会福利无论覆盖范围，还是制度水平都远高于农村。因此，缩小城乡贫富差距，首先应在社会福利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保证城乡居民在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下参与市场竞争，让福利制度同等地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这就要求统筹发展城乡社会福利制度。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应建立全面、公平、适度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福利度，打破因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不公平而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城乡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实现城乡医疗资源的共享、共用；打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新农保”之间的制度障碍，实现养老保险一体化；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其他生活救助项目的一体化，做到社会救助资金的城乡统筹使用；实现基础福利设施等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总之，统筹建设城乡社会福利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和制度保障。

(二)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再分配功能

收人再分配在巴西减贫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中国，再分配的减贫作用则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依靠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来达到社会减贫的目的。¨纠社会保险对个人的再分配功能体现为：不分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凡是参加社会保险的职工都按照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以达到风险预防的目的。当这种风险变成事实时，根据损失大小确定补偿的多少。一般来讲，高收入、生活富裕的劳动者对于疾病及其他风险的承受能力要高于低收入和生活贫穷的人。因此，高收入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多但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反而较低，从而实现财富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转移，缩小贫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我国在消除贫富差距时应十分重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较低收入水平人员的社会保险待遇，从而实现财富从富裕者手巾向贫穷者手中的转移。以养老保险为例，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从2000年的13 617．47Y人，增长到2009年的23 549．97)-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也达到30％左右。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无疑使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收入再分配中来，能实现财富从富裕者向贫穷者的转移。而且，从2005年开始，我国已连续七年提高企业养老金待遇,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富差距的作用。(三)整合发展城乡社会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内容广泛，但从当前我国社会救助的情况看，无论哪项救助活动，在城市的实施都要比农村全面且有力。而且，城乡之间的救助资源很少能共享和统筹使用，形成城市救助资金来源广泛、数额巨大、救助项目齐全、救助标准较高而农村救助资金来源单

一、数额较少、项目不全、标准偏低的状况。我国可借鉴巴西“家庭补助金计划”的社会救助做法，整合与统筹发展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实现农村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继续发挥城市吸纳救助资金渠道广、数额大的特点，做大社会救助资金的“蛋糕”。尤其是在救助资金的使用方面，要实现城乡统筹，扩大农村社会救助的范围，提高农村社会救助的水平，从而缩会救助的水平，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四)促进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首先，重视和发展农村教育。由于农村教育础差、教学设施落后、教师待遇低，教育水平和 质量一直难以与城市相比。城市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使优秀的教学资源流向城市。农村教育质量低下直接导致乡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低下，并成为他们日后谋生和致富的障碍，久而久之，造成恶性循环，农村劳动力的收入逐渐与城市拉大，形成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应从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开始，应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其次，促进城乡教育的公平化。当前的城乡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受教育机会和权利不公平，城乡教育发展不公平等。这些教育不公平将导致城乡居民素质和能力的差距，最终将导致就业机会的不公和财富分配的不均，从而拉大城乡贫富差距。因此，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主要应消除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与不公平，实现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国富民强之路，但不容否定的是，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渐扩大。国际上，通常把0.4（用来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的一个数值）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说明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表明社会不安定。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造成我国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

对于基尼系数的发布，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只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释说，靠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偏低，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仅看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逼近国际警戒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称，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

无论基尼系数是否突破警戒线，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收入差距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该《报告》引用统计局数据测算，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

虽然十六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分配改革并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快速提高，但整体上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明显偏大。《报告》认为，过去一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应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

资本收入高于工资收入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事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究其原因：一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一次性分配结构中，资本收入比重大，工资性收入偏低。二是在二次性分配中，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调节做得不够，通俗说，就是“杀富济贫”做得不够，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还需要加强。三是在经济转轨中，有些人抓住机会先富了起来，拉开了收入差距。四是长期以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更低于税收增长，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五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够发达，老百姓投资理财的机会较少，而资本市场，比如股市也没给股民带来更多回报，老百姓大多只能进行储蓄，可是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又偏低，这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拉大。六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历史欠账多，账户也做得不实，影响了老百姓收入。

收入差距的形成还与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制度有关。徐洪才说，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而国有资产规模又一直在壮大，普通老百姓从中却得不到实惠，政策在这方面也没什么突破。还有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没有突破。农民的自留地、小产权土地没进入商品流通，农民因此就没得到级差地租带来的增值收益。如果农民富了，消费也就火了。

“提低控高”提高百姓收入

如何遏制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为此，要下大力气“提低控高”。其中，“提低”尤其具有紧迫性，同时也具有可行性；而调节高收入虽然具有必要性，但受客观条件制约较大，需要从长计议多方创造条件稳步推进。因此，当前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重点是“提低”，同时创造条件“控高”。做好上述收入分配改革工作，必须同时“治本”：在一次分配领域，其侧重点应该放在更好地营造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上。此外，二次分配一定要解决当前存在的某些逆向分配的状况，切实保证二次分配发挥调节初次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功能，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随着经济发展，应该把普通百姓收入适当领先经济增长2到3个百分点作为目标。老百姓收入提高后能拉动内需，也能转变过去依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竟然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此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那么什么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促进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在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社会自然条件、政策的影响。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另外之前中央对东部地区以及城市的政策优势，使得这些地区快速发展起来，造成东西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还未完全形成。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方面，一些非经济因素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

三、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因为种种原因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主要是因为我国人过众多，国情复杂，从而形成我国目前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新三座大山。社会保障体系对贫困地区，下岗失业人员的扶持力度也不够大。

因此，要解决贫富差距不多扩大的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差距太大，再分配纠正的成本就会过高。初次分配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公平，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应国民收入依法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金、欠薪应急周转金等制度，努力促进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工资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要扭转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关键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加强财税调节。财政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强力工具。在收入方面，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利用税收杠杆达到“限高补低”的效果，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收取方式、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等。在支出方面，应建立起财政增加对民生投入的长效机制，确保财力向基层倾斜、向民生倾斜，比如硬性规定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省（区、市）向区县转移支付的占比等。通过提高执法力度，减少税收漏洞，降低中低等收入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开征某些特殊的税种如遗产税、财产税等，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三，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充分就业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础。促进就业创业，一靠发展，即通过加快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比如支持内陆省份发展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实现产业发展与劳动力优化配置等；二靠政策，即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扶持更多新生劳动力和困难群众就业，比如推行免费中职教育帮助农民工及新生劳动力提升就业技能，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以带动大中专毕业生等群体创业等。“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要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

第四，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充分发挥教育作为社会公平孵化器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机会，不让处于弱势的社会成员输在“起跑线”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是加大财政投入，补齐农村教育在“软件”、“硬件”两方面的“短板”，比如始终保持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 D P的4%及其以上、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教育照顾好农村留守儿童、完善困难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等。

第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体制面临的风险 提高政府的财政支出，切实解决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失业保障金的管理上，严厉打击某些贪赃枉法者将“救命钱”挪作他用的行为。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通过各种措施解决他们的难处。

第六，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2)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七，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

第八，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第九，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强制度建设，杜绝腐败和非法收入的渠道；加强收入管理，提高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切实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因此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人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对实现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第二篇：毛概论文——浅谈缩小贫富差距

浅谈缩小贫富差距

我国现正处在社会主义发展的关键时期，同时也是在这一道路上进行着探索，而经济是任何社会都不能放弃，但是贫富差距问题则成为摆在面前的一个重大社会经济问题。据调查，该问题已列百姓所关心和担心的问题第一位。

据《瞭望》周刊报道，近十年来，随着城市化和工业化的快速推进，我国的社会财富“蛋糕”明显做大，但如何“切蛋糕”的问题随之显现。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原因，包括劳动收入比重的下降、城乡收入差距的拉大等，社会各阶层收入悬殊的警示逐渐凸显。有数据表明，2007年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475(联合国标准认为0.4以上属于收入差距较大)，已经进入了必须调整收入分配比例的阶段。可是，要想实现缩小贫富差距，我们就必须了解到贫富差距是如何形成的，贫富差距的具体表现，以及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

基尼系数是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由意大利经济学家基于1922年提出。它反映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数量界限，可以有效地预警两极分化的质变临界值，所以是衡量贫富差距的最可行方法。一般来说，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据此，中国的贫富差距已经超过了国际警戒线。今年来的调查数据显示，中国的基尼系数还在攀升。贫富差距在我国的表现如下: 1)2)3)城乡居民的收入差距呈扩大化趋势。

除了城乡之间，我国各行业之间收入差距也在明显加大。区域间贫富差距扩大。

产生贫富差距的原因，我把它归结为一下三点：

改革开放以来，绝大多数劳动者的收入状况都有着不同程度的提高。但人们却对贫富差距气愤不平。邓小平同志提出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这个决定本身没有问题,引进了竞争激励机制，激发了广大群众的创业热情。可以说如果没有这个指导思想就没有成功的改革开放，没有经济飞速发展的今天，但是如果因此而导致两极分化，那么改革就是失败的，不能达到最终的共同富裕，反而远离了社会主义的目标。

我认为出现贫富差距最根本的原因是没有建立真正的民主法制的政治体制，由于政治体制改革和经济体制改革不能同步进行，使得经济体制改革的幅度越大，步伐越快，就导致了腐败分子贪腐的机会越多。

非法收入的存在：

一些奸商挟款出逃海外，一些高级干部贪污腐败、徇私枉法，造成国家巨大损失，犯罪金额则是非常巨大；一些执法人员和部门执法犯法，把国家公款转变为个人财产，在群众中造成不良影响；一些握有经济权力的官员及其亲属通过非法交易，在一些经济活动中侵吞、转移和挥霍国家资产，我国国有资产每天流失达1亿元之多；一些基层权力部门为了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向农民乱摊派、乱罚款、乱收费，造成农民负担过重和干群关系极度紧张；一些不法商人放肆的偷税、漏税、逃税、骗税，在短时间内非法暴富。目前，我国收入消费总额的一半是由20%的富人占有，但他们对个人所得税的贡献只有10%。

（一）农民收入、企业职工工资不能得到成比例提高：

农民只通过简单的劳动，只能生产出低档消费品，不能获得较多利润，没有技术的支持，没有政府政策的扶持，收入水平只能处于社会最底层，加上天气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如果再得不到政府的补助，更使得本不富裕的收入雪上加霜。近年来，政府着眼于“三农”问题，虽然农民生活有显著提高，但比起高收入人群仍然望尘莫及。

另外，则是被认为是城市低收入人群的企业职工，由于在企业里没有权力，经常遭遇克扣工资、被迫下岗等情况，尤其是效益不好的企业。再加上面对越来越高的物价，收入也只能是维持在温饱水平，根本不能匹及高收入人群。

（二）政府用于医疗卫生支出不足：

有调查显示，政府开支中医疗卫生支出和文化教育支出占GDP的比例越高，基尼系数越小。这一点不难理解，因为公共支出主要是通过对低收入群体的扶持降低他们的生活成本。现在医院、学校成为了公认的高消费场所，经常占到普通居民收入的大半支出，包括一些不合理收费，尽管政府在这些方面有所补偿，但依旧无法对这一大众群体产生明显影响。

（三）楼市股市拉大贫富差距 人民大学经济学院顾严博士通过研究表明穷人与富人在股市中的获益状况。结论为，股市上涨，对于穷人所持有的货币资产没有大影响，富人则在股市上涨中获得收益；股市下跌，穷人的货币资产缩水，而富人则能很凡此种种原因，都引起群众的强烈不满，并使贫富差距在大众心好的规避风险。

理上进一步放大，从而造成不良影响。

1.政策性原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使部分地区、部分人先富起来，在政策上实施倾斜，这是造成贫富差距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改革开放开始，我国实行由东向西的发展战略，投资的重点首先转向经济效益较高的东部沿海地区，同时在财政、税收、引进外资、外贸、金融等方面对东部沿海地区特别是经济特区给予一定的优惠政策。这种做法在总体上看是正确的，但也不可否认，它确定造成东、中、西部地区贫富差距拉大的事实。根据国家计委经济研究所课题组关于《我国居民收入分配关系》一文所提供的数据，我国人均国内生产总值，1990年，东、中、西部地区分别为1964元、1260元和1078元，三者之比为1.82:1.17:1。1995年，三大地带人均国内生产总值分别为6777元、3691元和2945元，三者之比为2.30:1.25:1，相对差距明显扩大。同时为了吸引外商来华投资，政府采取一系列税收优惠政策。由于多种优惠政策的享有，加上没有退休人员这个包袱，外资企业普遍利润很高，职工因此受益匪浅。而国有集体企业却没有多少优惠政策，再加上设备老化，负担沉重，普遍效益不佳，职工收入增长速度提高不快。根据国家统计局资料，国有企业职工人均收入水平和增长速度，远远低于非国有单位。2.体制和制度的原因

价格双轨。80年代后半期，由于实行价格双轨制，形成一个巨大的财富漏斗，仅1987和1988两年差价总额约有上万亿元，其中以“灰色收入”形式落入个人腰包的估计达2000亿元。价格双轨一直延续到90年代初，通过这个漏斗流入私人腰包的财富，十分惊人。

改革和管理措施不配套。在进行产权交易特别是在与外商合资过程中普遍低估国有资产；在实行国有土地租售时土地管理部门和个人层层截流；企业内部财务管理制度混乱，约束机制薄弱，厂长经理乱用职权，谋取私利，经营者收受回扣，收受贿赂，通过不等价交易转移公有财产，甚至贪污巨款潜逃，造成国有资产严重流失。根据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局的统计，从1982～1992年11月间，中国平均每年流失的国有资产达到500亿元，日均1.3亿元以上。国有资产大量流失，企业严重亏损，职工收入下降，某些人利用职权中饱私囊，加剧了贫富差距。

3、社会保障制度的不完善

除了合理的税收制度外，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也同样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然而，同经济发展幅度相比，我国的社会保障事业以及社会转移支付明显表现出严重的滞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城镇的退休人员、城镇的失业人员及其亲属由于得不到及时的、足量的保障，最有可能成为贫困者，从而使整个社会的贫富差距不断拉大。根据以上的现象与原因，在中国社会主义道路上实现缩小贫富差距，我认为可以有以下一些手段：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差距太大，再分配纠正的成本就会过高。初次分配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公平，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应国民收入依法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金、欠薪应急周转金等制度，努力促进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工资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要扭转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关键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第二，加强财税调节。财政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强力工具。在收入方面，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利用税收杠杆达到“限高补低”的效果，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收取方式、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等。在支出方面，应建立起财政增加对民生投入的长效机制，确保财力向基层倾斜、向民生倾斜，比如硬性规定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省（区、市）向区县转移支付的占比等。通过提高执法力度，减少税收漏洞，降低中低等收入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开征某些特殊的税种如遗产税、财产税等，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第三，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充分就业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础。促进就业创业，一靠发展，即通过加快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比如支持内陆省份发展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实现产业发展与劳动力优化配置等；二靠政策，即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扶持更多新生劳动力和困难群众就业，比如推行免费中职教育帮助农民工及新生劳动力提升就业技能，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以带动大中专毕业生等群体创业等。“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要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

第四，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充分发挥教育作为社会公平孵化器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机会，不让处于弱势的社会成员输在“起跑线”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是加大财政投入，补齐农村教育在“软件”、“硬件”两方面的“短板”，比如始终保持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 D P的4%及其以上、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教育照顾好农村留守儿童、完善困难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等。

第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体制面临的风险 提高政府的财政支出，切实解决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失业保障金的管理上，严厉打击某些贪赃枉法者将“救命钱”挪作他用的行为。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通过各种措施解决他们的难处。

第六，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2)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七，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

第八，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第九，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强制度建设，杜绝腐败和非法收入的渠道；加强收入管理，提高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切实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因此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人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对实现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以上的分析只是言语上的，只有所有的人都行动起来，大家共同努力，才能真正缩小中国的贫富差距，实现共同富裕。

第三篇：2012热点之缩小贫富差距的论文

2012热点之缩小贫富差距的论文

摘要：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俩一起出门，你去买‘苹果’四代，我去买四袋苹果”，网民的灰色幽默折射出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尴尬现实。在各大网站举办的两会调查中，“缩小贫富差距”均位列三甲。“学会放松HP”等网民说，共同富裕不能只是空话，“提高基层劳动者在企业利润中的分配份额才是动真格的。”

关键词：贫富差距现状 关注弱势群体 调节收入比重

一、贫富差距与基尼系数

近年来，居民消费支出占GDP的比重不断下滑。不少网民认为，居民收入增长过慢，拉动内需、刺激消费就陷入空谈。同时，城乡、区域、行业和社会成员之间的收入差距不断扩大，为百姓仇官、仇富心理的滋长和社会矛盾的积聚提供了养分。全国人大代表裴春亮指出，“十二五”规划纲要，对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增长，明确提出增长７％以上的量化指标。照此速度，10年间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将翻番，人均GDP会同步倍增达8000美元左右。

对此，不少网民感到欢欣鼓舞：“有专家把它解读为中国的‘收入倍增计划’，我举双手双脚赞成，但愿它成为实在的惠民之举而非数字游戏。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经济的空前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很容易在一定时期内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大。这就要求我们政府，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早在上世纪90年代中期，不少学者就指出，我国居民收入的整体基尼系数已经超过0.40这一公认警戒线。在那以后，情况并没有改善，基尼系数近年来进一步上升到0.45－0.50的高水平,由于中国居民的收入差距自从2003年以来急剧加大，目前已达到第二严重的“黄灯”警戒水平，今后五年内若不采取有效措施，将恶化到“红灯”危险水平。基尼系数(Gini Coefficient)是意大利经济学家基尼于1922年提出的，定量测定收入分配差异程度，国际上用来综合考察居民内部收入分配差异状况的一个重要分析指标。其经济含义是：在全部居民收入中，用于进行不平均分配的那部分收入占总收入的百分比。基尼系数最大为“１”，最小等于“０”。前者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不平均，即100%的收入被一个单位的人全部占有了；而后者则表示居民之间的收入分配绝对平均，即人与人之间收入完全平等，没有任何差异。但这两种情况只是在理论上的绝对化形式，在实际生活中一般不会出现。因此，基尼系数的实际数值只能介于0~1之间。

目前，国际上用来分析和反映居民收入分配差距的方法和指标很多。基尼系数由于给出了反映居民之间贫富差异程度的数量界线，可以较客观、直观地反映和监测居民之间的贫富差距，预报、预警和防止居民之间出现贫富两极分化，因此得到世界各国的广泛认同和普遍采用。按照国际惯例，基尼系数在0.2以下，表示居民之间收入分配“高度平均”，0.2～0.3之间表示“相对平均”，在0.3～0.4之间为“比较合理”，同时，国际上通常把0.4作为收入分配贫富差距的“警戒线”，认为0.4～0.6为“差距偏大”，0.6以上为“高度不平均”。

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一组数据也显示，中国目前的基尼系数为0.45，占总人口20％的最贫困人口在收入或消费中所占的份额只有4.7％，占总人口20％的最富裕人口占收入或消费的份额则高达50％。

二、缩小贫富差距，打造和谐社会

首先，我们政府应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特别是强化对最弱势群体救助的服务职能。

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残疾人福利就业、贫困生助学贷款、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特别是强化对最弱势群体救助的服务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环节。

近年来，我们虽在上述诸方面作了大量努力与尝试，也取得了一定的相应效果。但是，由于我国人口基数大，近年来经济增长社会变革速度增大，我们有些社会保障机制还需求一个摸索和完善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保障民政系统对最弱势群体救助机制。特别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民政部门给与一定的资金倾斜。

其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区域差别。

国家统计局副局长邱晓华曾表示：“总体上看，目前农村居民的消费水平只相当于上世纪90年代初城市居民的消费水平。”在国家采取多种惠农措施的情况下，城乡差距还是维持在3.21:1的水平上。我们要积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扶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重点用于中西部地区，尽快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改善，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再有，我们应当有效减少各种不合理“暴富”现象。

少数人的贪污腐败、偷税骗税、走私贩私、制假售假以及行业垄断、行业不正之风等等各种不合理“暴富”现象，不仅加重了社会贫富差距，同时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各级政府应不断加强自身廉政建设，进一步引进竞争机制，打破行政垄断所造成的行业的不合理差别。各级执法机关要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制假售假等靠不正当手段敛取不义之财暴富的违法行为。同时，我们要积极完善税收机制，严查偷税、漏税、骗税行为，发挥好税收对缩小贫富差距的调节作用。

三、关注弱势群体

社会弱势群体一词是前总理朱镕基在2002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来的。中国存在社会弱势群体的客观现实已成为一个不争的事实，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也体现了中国政府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爱和解决弱势群体生活困难的决心。

所谓社会弱势群体是指由于某些障碍及缺乏经济、政治和社会机会，在社会上处于不利地位，在生活上处于贫困窘境的人群。社会弱势群体是由他们在社会中的较差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境遇来定义的，其直接原因是他们的个人能力不足，深层原因则是社会结构的缺陷，即社会制度安排有问题。弱势群体可以分为生理性弱势群体和社会性弱势群体两类。前者有明显的生理原因，与个体的生物性发展相关，如年幼、年老、残疾、体弱多病都会影响一个人的竞争能力。后者则基本上是社会原因所致，如失业者。社会弱势群体并未形成真正的群体，其内部可能没有组织化，它是同类处于不利地位的社会成员的集合。一般说来主要包括儿童、老年人、残疾人、失业者和贫困者等。在有些国家弱势群体还包括单身母亲、吸毒者、酗酒者等。这些人之所以被认为是弱势群体，是因为在现有的社会制度和政策安排下，他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生活中不得不处于较低地位，他们同主流人群不能平起平坐。

弱势群体在任何社会都存在，只是其规模和程度有所不同。但是，在社会转型期特别是转型社会中，弱势群体现象可能会更加严重。中国弱势群体规模的扩大和弱势程度的加深，其根本的原因就在于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体制、行政管理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产业结构与就业制度、社会财富的分配制度、经济和政治的发展机会的分配机制也发生了巨大变化，而且有些变化是根本性的。

早在1998年年底，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政策研究中心和民政部政策研究中心在上海、天津、武汉、兰州和重庆等5个城市对弱势群体的生活状况进行了调查。调查显示，作为已经得到救助的贫困家庭，虽不至于食不果腹、衣不蔽体、无家可归，但也仅仅只是能够维持最起码的生存条件而活下去。在健康、教育和社交方面，他们许多最起码的需求还很难得到满足。因此，在他们的生活中还远远谈不上生活质量。拿食品消费来说，中国城市贫困家庭有饭吃应该是不成问题的。但有限的收入决定了他们必须尽可能地在吃的方面省钱、省钱、再省钱，而根本不考虑营养问题。吃荤菜(尤其是吃肉)和吃水果，对他们来说，还是属于“高消费”。然而，即便如此，贫困家庭的恩格尔系数仍然高达50%-60%，甚至70%以上，国际通用的典型的贫困一族的特征，在这些家庭中表现得很突出。

由此可见，在中国经济社会转型时期，社会弱势群体的大量出现已经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社会问题，为了不让这一问题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深入和进一步融入经济全球化而变得更加突出，我们要在全面、深刻分析社会弱势群体形成的诸方面原因的基础上，探讨解决社会弱势群体工作和生活困难的办法和途径。这是缩小收入分配差距，建立社会公平机制，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项非常重要的任务。

从农村来看，一些学者认为，除富裕地区的农民外，农民基本上属于社会弱势群体，这当然是针对中国长期以来实行的城乡二元结构制度而言的，因此，保护和援助农村弱势群体，首先是要对农民实行“国民待遇”，使他们在经济上不要成为“无产者”，在生活上不要离小康水平太远，为此要千方百计提高农民的收入。其次要加快户籍及相关制度方面的改革，减少农村剩余劳动力向城镇转移的阻力，逐步在就业、生活等方面给进城的农民以“市民待遇”。第三要加快农村贫困地区的脱贫致富步伐，加强对农村非贫困地区贫困人口的扶贫力度，在有条件的地区要建立和推广农村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

从城市来看，保护和援助城市弱势群体，一是要提供职业技能培训和就业培训，为他们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二是要扩大最低生活保障的覆盖面，让符合条件的弱势群体全部纳入到最低生活保障范围；三是要提供医疗救助，减免医疗费用，解决他们的基本医疗问题，防止因病致贫；四是要开展广泛的助学活动，减免其子女义务教育阶段的学杂费，让弱势群体家庭中有能力的子女接受更高层次的教育；五是要改善弱势群体的住房条件，开展安居工程；六是要提供法律援助，全方位保护弱势群体。

四、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

对于普通百姓，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用勤奋和智慧兑换财富的物化范本；对于社会学家，中等收入阶层是未来理想的锁定目标；现时代，中等收入阶层则被认为是超越“小康”生活水平的一个经济标准。而在中国，只有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才能实现社会共同富裕的目标。何谓中等收入阶层？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首先我们要搞清楚的是如何理解中等收入阶层的涵义。不少学者把中等收入阶层仅仅理解为一个收入概念，这显然是一种误解。如果说普通百姓单纯从收入水平和生活水平上理解中等收入阶层，反映的是他们对未来生活的一种期冀，那么，学者们如果也简单地把中等收入阶层只视为一个收入概念，那就是一个很大的误区。什么是中等收入阶层？经济学家曾为中等收入阶层归纳了六个方面的特征：教育背景通常极佳；有基本的经济基础和创业知识；比较富有，愿意在相对约束但不是在完全约束下发展；在经济发展中具有拉动效应，往往可以带动贫穷阶层的就业；非常易于形成专家、职业群体；有部分的固定资产。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所研究员李培林对中等收入阶层概念则作了较为全面的解析，他认为，中等收入阶层首先是一个生活质量的概念，其次才是一个收入分配的概念，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一个反映城乡结构的概念，还是一个反映社会职业结构的概念，中等收入阶层同时还是一个具有国别的概念。因此，较为全面地来看，中等收入阶层由于有了“阶层”二字，它就不再是“收入”的单一指标可以准确定义、说明和描述的概念，而是一个包括收入水平、生活质量、职业、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结构特征的综合指标的概念。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对于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一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扩大内需，促进国民经济的持续稳定增长。这是因为，中等收入阶层不仅是投资需求扩张的生力军，而且是消费需求扩张的主力军。从投资需求来看，中等收入阶层不仅具有扩张投资的巨大内在动力，而且具有扩张投资的巨大外在压力，他们是扩大投资的最大群体，他们的投资活动是国民经济持续发展的活力源泉。从消费需求来看，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消费的最大群体，他们不仅有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强烈欲望，而且有不断提高生活质量的基本条件，他们稳定增长的收入水平和较高的消费倾向，是带动产业结构不断优化升级，进而带动整个国民经济稳定持续增长的主要力量。由此可见，中等收入阶层是一国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中坚力量。

二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有利于经济社会的稳定发展。中等收入阶层是社会稳定的物质基础和重要力量。实证分析证明，不同群体的收入占社会总收入的比重与社会稳定呈正相关关系。一般来说，低收入者的比重越低，社会越稳定；低收入者的比重越高，社会越不稳定。这是因为，如果一国的社会结构中中等收入者占主体，可以有效地分散经济风险，缓解外部冲击，增强社会承受能力，维护社会稳定；反过来说，如果一国出现两极分化，贫富悬殊，则脆弱的经济结构较为容易导致社会的不稳定，且导致的社会不稳定还难以迅速改变。同时，不同收入者阶层对社会的认同感也是不同的。从绝对收入来看，收入越低，对社会的认同心理也越低，收入越高，对社会的认同心理也越高。从相对收入来看，越趋于均等化的收入分配，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也越高；相反，收入分配差距越大，人们对社会的认同感越低，甚至产生对社会的抵触情绪，成为社会不稳定的隐患。因此，中等收入者比重不断扩大的过程，就是社会不断趋于稳定的过程。高低收入者少，中等收入者比重扩大的“橄榄型”或“枣核型”的收入分配结构是社会稳定的重要的经济基础。同时，中等收入者比重的扩大过程，也是经济社会持续稳定发展的过程。

三是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实现共同富裕的客观需要。从世界各国普遍发展的趋势来看，在一个实现了现代化的社会中，都有一个人数众多的中等收入阶层。目前西方发达国家中等收入阶层一般都占到在业人数半数以上。中国中等收入者比重虽然还相当低，但随着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中等收入者比重会随之提高，到基本实现现代化之时，其比重至少要达到在业人口的一半。这是中国现代化发展的必然趋势。中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就是要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使全国大多数人的生活水平都达到世界中等收入国家人均GDP3000美元的水平。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显然不是要降低高收入者合法的税后收入，把高收入者拉回到中等收入者的行列，更不是要劫富济贫，而是要提高大多数低收入人群的收入水平，使更多的低收入者进入中等收入者的行列，让更多的贫困人口走上富裕之路，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可见，从一部分人先富起来到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是中国进入共同富裕目标的一个新阶段(正灵樊政公考名师团队)。

全国政协委员、中科院可持续发展战略组首席科学家牛文元曾表示：判断一个国家的庞大中等收入阶层是否形成有五条标准，包括城市化率达到七成以上，“白领”社会劳动力应该大于或至少持平于“蓝领”、恩格尔系数平均降到0.3以下、基尼系数控制并保持在0.25—0.3之间，人均受教育年限为12年以上。而中国目前在这几个方面都还存在一定的差距：城市化率为43%；“白领”劳动力大大低于“蓝领”；恩格尔系数平均在0.45左右；基尼系数还保持在0.4左右，人均受教育年限为8.5年，9年制义务教育都未普及。

由此可见，在中国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实现共同富裕任重道远，必须加大力度采取有力措施。由于中等收入阶层是一个包括收入水平、生活质量、职业、收入分配制度和社会结构特征的综合指标的概念，因此，对中国来说，要在未来几十年逐步实现中等收入阶层成为社会的多数，就必须在经济上保持持续稳定快速发展，注重社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质量的提高，加快实现社会城乡结构、职业结构的转换，在实行市场公平的初次分配制度的同时，实行社会公正的再分配制度。

具体来说，就是要坚持经济建设为中心不动摇，加快发展生产力；坚持效率优先，注重公平的分配原则，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制度，反对平均主义；提高低收入者增加收入的能力，通过大力提高低收入者的收入来扩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大政府分配政策的调节力度，调节过高收入，坚决打击非法收入，依法保护合法的劳动收入和非劳动收入。在此基础上不断扩大中等收入者的比重，使之逐步达到占社会的多数地位，形成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所占比重较小，中等收入者所占比重较大的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型”或“枣核型”的社会群体结构，最终达到实现共同富裕的目标。

第四篇：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左传》有云：“如乐之合，无所不谐。”古人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了如同音乐般美好的和谐社会。而在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主旋律。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减少由此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经济的空前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很容易在一定时期内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大。这就要求我们政府，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

首先，我们政府应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特别是强化对最弱势群体救助的服务职能。

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残疾人福利就业、贫困生助学贷款、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强化对最弱势群体救助的服务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环节。由于我国有些社会保障机制还需求一个摸索和完善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保障民政系统对最弱势群体救助机制。特别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民政部门给与一定的资金倾斜。

其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区域差别。

我们要积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的方针，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扶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重点用于中西部地区，尽快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改善，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再有，我们应当有效减少各种不合理“暴富”现象。

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以及行业垄断、行业不正之风等各种不合理“暴富”现象，不仅加重了社会贫富差距，同时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引进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所造成的不合理差别。各级执法机关要严厉打击靠不正当手段敛取不义之财暴富的违法行为。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不会因没钱看病而发愁。”短短的一句话，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充分表达了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怀和体贴。我国地域广阔，现在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

第五篇：关于两会缩小贫富差距的认识

关于两会缩小贫富差距的认识

在这个学期的最后几周我们上了形势与政策的课，在这几节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在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在老师的讲解中，我对两会的问题比较的感兴趣，所以课后，我又查阅了相关的资料，更深一步的理解了一下老师所提到的知识。下面是我所了解的一些过于两会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2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建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议程为，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12年中央预算；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在会上，主要对下列问题进行了讨论：改善和保障民生、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缩小贫富差距、加强房产市场调控、反腐倡廉、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城市拥堵整治、应对物价上涨、医疗体制改革、维护公共安全、加强安全生产、校车安全、网络文明建设、耕地保护、产业结构调整、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就业难问题、提高公共交通能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人口老龄化、如何发展低碳经济等问题。

两会前夕，在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各大网站的两会热点调查中，“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再次名列前茅。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俩一起出门，你去买‘苹果’四代，我去买四袋苹果”。这段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灰色幽默，折射出当下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尴尬现实。富人越富，而穷人越穷，这样的现状一直存在。

随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但在物价普涨、企业效益走低、医疗教育花费较高的大背景下，普通民众对“预期性开销”的担忧不轻。路透社发自河南商丘的一篇报道中，在北京做了１０年建筑工的刘涛不断感叹“不敢放开手脚消费，是因为钱不好赚”；同样在路透社记者笔下，一名小城镇工人有着“想涨工资又怕涨工资，怕随之而涨的是个人要全额交养老保险”的“纠结”。

而在这些担忧的后面，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以及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对分配不公的焦虑。对垄断行业的抱怨，对房价高企的声讨，对间或发生的炫富事件的抵触，都表明了问题的严峻和深广度。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报道“收入分配”排在两会前中国网上调查热点第二位时，称这“隐含了对贫富悬殊拉大的批评，反映出中国民众对切身利益的敏感。”

刘家强告诉我们，对于如何逐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这是我国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也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国家在收入分配改革道路上要重点推进的方向。

刘家强说，收入分配涵盖的内容很多，有地区之间的差距，有行业之间的差距。就以农民工的流向来看，近两年来，选择到内陆省份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这说明内陆地区的收入水平实际上是提高了。再比如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成都市为例，成都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幅前年是15.2%，去年增长得更快，达到20%以上，而城镇居民则是15%，这也能说明城乡收入水平差距逐渐在缩小。我相信，未来完全可以通过二次分配、税收等多种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2012年的重点领域改革，并提出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令与会的许多委员备感振奋，他们相信，这是中央政府决心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而对于这块“蛋糕”未来将会如何切分，人们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