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成功作法

第一篇：国外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的成功作法

巴西如何缩小贫富差距

措施一：“第一次就业计划”解决青年失业

“第一次就业计划”解决青年失业

在巴西街头，你会看到不少人提着装满易拉罐的袋子从一个垃圾箱转到另一个，这就是他们的工作。据说，正是有了数以万计的易拉罐回收队伍，使得巴西的易拉罐回收率处于“世界先进水平”。政府鼓励人们参与这样的工作，一可以让更多人就业或者再就业，另一方面则节约了能源、净化了环境。

“易拉罐就业”是巴西促进就业的一个生动实例。巴西人口众多，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另一面则是就业压力非常大。2003年卢拉政府上台以来，巴西以加速经济增长和提高就业为目标制定经济和社会政策，收到良好效果。

措施二：家庭补助金普及教育 防止低收入就业

“家庭补助金”计划是有着巴西特色的著名扶贫措施。该计划把贫困家庭分为两种，一是赤贫，指人均月收入低于50雷亚尔的家庭，二是贫困家庭，指人均月收入在50-100雷亚尔的家庭，政府按人数不同向他们发放每月15-95雷亚尔的现金补助。要领到补助金，先决条件就是必须保证让家里的孩子上学（6-15岁的学生到校率须在85%以上），并定期接受健康检查。目前全国已有1100万个贫困家庭享受这种政府补贴，惠及全巴西1.83亿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

措施三：“零饥饿计划”解决温饱问题 保障穷人基本生活

实施“零饥饿计划”是卢拉领导的劳工党政府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可见巴西当局把安顿好穷人的生活放在一个相当重要的位置，当时，卢拉允诺在任内解决贫困阶层最基本的温饱问题。

巴西政府把缩小贫富差距作为国家责任，而不是社会职责或者慈善事业，最能说明问题的就是为了行使该项职能，巴西成立了专门机构，命名为社会发展与反饥饿部，该部门的主要职责有3项：一是实施家庭救助金计划，对贫困家庭实施救助；二是社会救助，给65岁以上老人和残疾人提供社会救济和最低生活保障；三是反饥饿，向所有贫困人口提供食品，在农村鼓励小农进行种植。

有了这个部门，就从机制上根本保障了对穷人的各种关怀能够传导到实处。据悉，今年社会发展与反饥饿部的预算就达到120亿美元。

措施四：扶贫教育帮助穷人掌握劳动知识和技能

巴西政府很清楚地认识到，让更多孩子回到教室里也是减贫的有效手段，因此，要缩小贫富差距，就一定要从平等获得受教育机会这一根本抓起。

卢拉就多次在多个场合强调，缩小贫富差距的根本是加强教育，在法定增加最低工资标准和继续深化家庭补助的基础上，政府将大幅增加教育投入，提高基础教育质量，加强培训，将扶贫的重点从救助转向帮助穷人掌握劳动知识和技能。

法国：全社会工资指导制度

法国是市场经济机制发育完善的发达国家，经济高度开放，奉行自由的贸易和投资政策。经过二战后半个世纪的建设发展，法国已经成为世界经济、贸易、金融和科技大国。

法国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并不大。从基尼系数反映的居民收入总体性差距看，法国目前估计不超过0.32，低于0.4的警戒线。

近几年，由于整个欧元区经济复苏乏力，法国经济增长速度逐渐回落，居民收入增长也随之放慢：2002年法国全社会的小时平均最低工资为6.83欧元，比1990年仅增长1.4倍，而1990年比1980年的小时最低工资增长了2.24倍。

虽然中法两国在经济发展阶段上差距较大，市场机制的发育程度不同，社会整体结构的可比性较差，但法国政府在居民收入分配调节政策的制定和执行等方面，有一些值得我们借鉴的地方。

1.实行分类管理、规范稳定的全社会工资指导制度。法国政府对居民工资的管理主要通过两种体制分别确定:私人部门和公共部门(包括国有企业)，并在两种部门之间建立横向联系和对比。对于私人部门，政府主要通过控制和指导最低工资和行业工资水平两个标准，来体现对整个私人部门工资及收入的间接管理调控。对于公共部门，政府通过制定层次明晰的薪酬等级和福利制度，有效保证和规范公务员工资水平的正常增长。最低工资制度是法国政府进行宏观工资管理的另一个重要方面。法国政府非常重视最低工资制度的修改和完善，最低工资标准根据物价指数、经济发展、就业状况、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支出水平等因素确定，每年根据情况做适当调整，以保障劳动者的基本生活。

2.重在调节收入差距的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制度。法国很早就有实行所得税法的倡议。1848年就提出了实行所得税的法案，但最终未能付诸行动。1926年所得税体系框架基本建立起来。1959年对所得税法进行重大改革，其中主要是改分类所得税制度为综合所得税制度。1971年将个人所得税法改为所得税法，改革后的所得税发展很快，不久即成为法国税收收入的重要来源。从国民核算中看，2001年法国个人所得税和财产税之和占居民总收入的比例为12.5%，达到1370亿欧元。而1990年这一比例仅为7.7%，在10年间提高了近5个百分点，反映出法国政府逐步加强了对所得税政策的运用。

除个人所得税外，法国政府对居民的存量财产也进行税收调节。主要的税种为:财产转移税、财产升值税、巨富税等。财产转移税是对动产、不动产交易、买卖、赠与和继承等征收的税，税率差异较大。

3.以低收入者为重点的社会保障制度。法国是个高福利国家，居民的生老病死、失业、退休、入学、住房等均有相应的社会保障。法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主要包括五项社会保险制度，即养老、医疗、失业、家庭补贴和工伤事故，仅前四项就超过国家财政一般预算的规模。家庭生活补贴是法国社会保障中涉及范围最广泛的部分，各类家庭补助名目繁多，常常被视为法国社会福利高水准的具体体现。

4.全民负担的社会分摊金制度。社会分摊金是由获得工资、退休金等收入者根据特定比例从收入中支出的。覆盖的范围很广，除了领取工资薪水的雇员，雇主也须缴纳雇主的相对分摊金部分，即使是失业者也必须按照一个较低的比率缴纳社会分摊金。社会福利分摊金，虽与税收体制相区别，由社会分摊金联合征收机构征收，由全国社会保险金库与养老金金库管理，但已日益变为一种“直接税”。

5.促进收入分享的积极就业政策。法国政府非常重视就业问题，采取各种措施增加就业，努力降低失业率，消除失业对经济发展带来的负面影响，把强化职业培训、扩大就业范围作为调节居民之间收入分配的政策理念，以年轻人和低收入者为重点，实施积极的就业政策，促进国民收入的整体分享。北欧：累进税率“控富济贫” 北欧

北欧各国是闻名于世的富裕国家，其均贫富的水平，令许多贫富分化严重的国家欣羡，这首要归功于北欧各国的高福利政策。在许多北欧国家，各种福利补助内容复杂、体系庞大、名目繁多，形成了“从摇篮到坟墓”的一揽子福利政策。

以瑞典为例，对于社会上所有的弱势群体，如失业者和病人都有全面的照顾政策。生病超过一个月，雇主给85%的工资，超一年由国家负担75%的工资。失业者领上年平均工资的75%，一年后领失业救济金，与中等收入的职员收入差不多，因此因病致贫、失业致贫等现象并不多。

羊毛出在羊身上，实行高福利政策的财源，其实都来自北欧劳动者创造的财富，只是通过累进税制由国家实行均衡分配。许多北欧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征收率一般都达到30%~50%，高收入者的税率甚至达到了70%~80%。此外，一些国家的遗产税高得惊人，如瑞典的遗产税最高达98%，也就是说上一代留给子女的财产，最少时只剩下2%，在瑞典，由于实行累进税制，收入越高，纳税越多。一般工薪家庭月收入也就是4万至5万瑞典克郎（1美元约合7.5克朗），其中个人所得税基本上要交2万多克郎。而工资越高交税越多，一些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纳税比例占到了总收入的近60%。这一高税收政策，为低收入者保证了享受福利的基础，也遏制了出现富人更富，穷人更穷的社会恶性循环。

在毗邻瑞典的芬兰，低收入者和高收入者的所得税税率差别很大。在20世纪90年代，高收入者的最高税率曾达到65%，目前最高税率仍高达56.1%。也就是说，高收入者真正拿到手的收入不到44%。芬兰实行的高收入者高税收政策，使社会成员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均衡。在强有力的收入再分配政策下，芬兰形成了以中等收入为主体的稳定的社会结构，社会财富趋向平均化。目前，中等收入者占全国总人口的80%左右，中间大，两头小，富人和穷人的比例都很小。根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公布的人类发展指数，包括芬兰在内的北欧诸国历年来都以较低的基尼系数排在工业化国家的前列，在0.25至0.26之间，属于收入差距最小的国家。

英国：健全的税收制度

富而且仁，已成为许多美国富豪在超越物质需求后的精神追求，他们中的很多人热心慈善，把回馈社会、帮助穷人作为自己的一项义务和道德要求。同时，美国政府采用累进税率、征收遗产税等政策，也起到了扶贫抑富、鼓励慈善事业发展的作用。

用好财富是责任

美国富豪沃伦·巴菲特在2006年签署捐赠意向书，决定向五家慈善基金会捐出其财富的85%，当时约折合375亿美元。这是美国和世界历史上最大一笔慈善捐款，超过许多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

对于捐赠举动，巴菲特说：“我不是财富王朝的热衷者，特别是在世界上还有60亿人比我们穷得多的时候。”他说，他希望自己的举动能带动更多的富豪慷慨解囊。

从洛克菲勒到卡内基，从比尔·盖茨到巴菲特，在美国，关心慈善事业、捐助大笔善款，早已成为富豪们的一项义务，而如何利用好财富则成为富豪们的一项责任。他们热心慈善事业的财富观背后则是美国社会文化的影响。

首先，慈善在美国是一种传统。许多美国富豪认同卡内基的名言“在巨富中死去，是一种耻辱”，他们把回馈社会、帮助穷人作为自己的一项义务和道德要求。

建立了世界上最大慈善基金会的盖茨曾说，巨额财富对他来说“不仅是巨大的权利，也是巨大的义务”。盖茨是慈善的示范者，他和夫人迄今已向慈善事业捐款300多亿美元。

其次，崇尚自我奋斗精神。美国一家财富调查公司的研究报告称，继承的财产在美国富翁财产总量中所占比例不足10%，绝大多数人都是白手起家。

国家政策遏制财富转移

如果说美国富人的慈善意识背后有多种因素，那么美国政府的一系列扶贫抑富、鼓励慈善的政策，则引导富人将财富用于正当途径。按照美国华裔学者黄靖的说法，美国社会分配的重要特点是遏制财富转移。

一、遏制财富纵向转移，即通过征收遗产税等方式，避免财富在某个家族内部过度集中。以遗产税为例，美国联邦遗产法的基本框架由1976年的《税收改革法》确立，当时遗产税起征点60万美元，现上调为200万美元。遗产税收征收采用累时税率，即继承的遗产越多，税率越高。但如果富豪捐助慈善事业，则可减免一定的税费。

据统计，在美国，一些遗产继承人须缴纳的遗产税和个人所得税的联合税率可能高达所继承遗产价值的70%。美国独立商业联合会的统计数据显示，高昂的税费使七成美国富人无法将自己的企业传给下一代。

尽管有一些美国人认为，征收遗产税阻碍投资与储蓄，是对成功者的惩罚，应予以取消。但更多的美国人则认为，征收遗产税为美国增加了数百亿财富。如果取消，将导致政府削减开支或提高其他税收，从而加重普通民众的负担，不利于经济和社会的稳定。

二、遏制财富横向转移，防止富人将财富向国外转移。

如果说纵向转移财富还可能将财富留在美国那么将财富向国外转移等横向转移财富则对国家整体财富构成威胁。对此，美国一直进行严格管理。奥巴马政府上台后，更是通过一系列金融改革措施，全面加强对富人的税收管理，集中打击偷税、漏税等行为。这样的管理也促使富人更加明智地使用财富，尤其是将财富用于养成善事业。实行累进税率缩小贫富分化

不仅是遗产税，美国整个税制都倾向于促进财富均衡分配，实行累进税率缩小贫富分化，促进社会公平。

美国财政部公布的数据显示，2006年，占美国总人口0.1%的最高收入群体的收入占据居民总收入的9.1%，而他们缴纳的个人所得税占居民个人所得税总额的17.4%；此外，占美国总人口1%的富人年均收入超过32.8万美元，他们的收入总额占社会总体收入的19%，而他们缴纳的税费则占税费总额的36.9%；年收入在三万美元以下的美国人超过美国总人口的50%，他们的收入总额占居民总收入的13.4%，但他们缴纳的税费则只占税费总额的3.3%。

由此可见，美国政府通过实行累进税率，确保了富人多纳税、穷人少纳税，从而实现了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同时也有效化解了穷者愈穷、富者愈富的社会分化问题。

慈善基金会管理严格

在美国，富人热衷慈善事业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各类慈善组织管理严格，消除了人们对善款可能被滥用的担忧。

以盖茨基金会为例，由于深知丑闻会对慈善基金会造成致命打击，该基金会制定了一系列规章制度，以确保运作透明且高效，慈善基金能用得其所，善款不被挥霍浪费或贪污。

根据该基金会的章程，工作人员不能接受受益方赠送的任何礼品；工作人员须回避与自己有亲戚关系等利害关系的受益方接触；工作人员的家人不得申请基金会提供的各类奖金。

盖茨基金会还明确表示，欢迎外部监督，并设置了热线电话；如基金会存在违法操作行为，还欢迎人们直接向司法机关举报。

为避免卷入纠纷，盖茨基金会不参与政治事务，不向宗教组织和个人捐赠。任何组织和个人都可以上网查看基金会相关项目的具体要求，符合条件者可直接填表申请。

当然，并不是每一位美国富豪都有慈善之心。华尔街富豪们的奢华生活一直颇受外界诟病，这也是华尔街在美国名声不佳的重要原因。但从总体上看，美国超级富豪相对较为低调，热心慈善，这有助于整个美国社会的和谐与稳定。

澳大利亚：各种收入援助 惠及八成家庭

与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比起来，澳大利亚的贫富差距不大。概括起来说，澳大利亚的收入分配制度主要由收入援助、最低工资和个人所得税3项组成。其中，收入援助和最低工资制度旨在“济贫”──提高低收入群体的收入水平；个人所得税则旨在“劫富”──在调节高收入群体收入水平的同时，也为庞大的收入援助开支筹资。

与其他典型市场经济国家的社会保障制度有所不同，澳大利亚收入援助制度的基本目标在于消除贫困，缩小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而非均衡居民在不同年龄阶段的收入水平。

收入援助的项目五花八门，各有各的政策意图。

比如，有旨在为抚养子女的家庭提供帮助的所谓“家庭援助”，有为那些因父母全职工作或学习而将子女托付给第三方看护的家庭提供补助的所谓“子女看护津贴”，有向承担看护残疾人、儿童义务的人员提供的所谓“看护人员津贴”。

澳大利亚老年人还可以领取到所谓“老龄补贴”，失业者也能拿到“失业津贴”。如果有因生理残疾或智力障碍而无法工作或每周工作时间少于30小时，这样的居民可以领取到“残疾人员补贴”等等。

目前，澳大利亚有近80%的家庭享受收入援助，而且收入援助注意向包括老人、残疾人、失业者、单身父母、战后老兵等特定群体倾斜。

新加坡：公共福利稳定仇富情绪

相比于发展中国家日益缩小贫富差距的努力，一些发达经济体的贫富差距有恶化的趋势，联合国去年进行的全球性贫富差距调查报告发现，香港、新加坡、美国等上世纪在经济上获得巨大成功的地区或国家，却也是贫富差距最大的。

而另一个事实是，在新加坡，由于政府的房屋政策以及公共事业开支，因贫富差距造成的社会矛盾并不严重。

近年来，新加坡政府一面通过取消遗产税吸引亚洲资金，另一方面也通过增加政府对低收入阶层补贴、帮助提升低薪工人的技能、增加就业机会、提供额外公积金购屋津贴等方式控制贫富差距进一步拉大。这当中，取消遗产税曾经是一项颇具争议性的政策。

新加坡近年来着眼于亚洲经济崛起，鼓励和吸引亚洲各地富裕人士把资产放在新加坡，从而发展新加坡的财富管理业务。2006年，新加坡管理的资产规模超过6000亿美元，2008年取消遗产税后，新加坡更逐渐成为亚洲富人的乐园。

设立遗产税的一般初衷是要重新平衡每一代的机会，用于防止财富集中于愈来愈少数的人手中，但在新加坡政府的施政理念里，若能吸引富裕人士到新加坡投资，无论是新加坡人或外国人，都将让新加坡的经济和社会受惠。

借助于财富的“洼地效应”，新加坡政府运用庞大的公共支出，惠及了更广泛的社会福利事业。2009年，新加坡政府拨出5亿8000万新元（1美元合1.3973新元）把消费税补贴和老龄花红款额增加一倍。每人所获数额视常年可估税收入和所居住房屋的房地产年值而定。

在个人所得税方面，新加坡的纳税人在2009获得20%的所得税回扣，顶限为2000新元。为进一步帮助在2009年失去工作的纳税人，政府容许他们能以24个月分期缴税，比之前的12个月延长了一倍。

2009年，新加坡约有3万5000个住在一室至三室的家庭可获得最多三至四个半月的杂费回扣，租赁组屋家庭则获得三或四个月租金回扣。首次购买组屋的中下收入阶层可获得的最多额外公积金房屋津贴，从3万新元增至4万新元，申请者的平均家庭月入顶限也会从4000新元提高到5000新元，政府估计每年有8000名首次购屋者会从中受益。批准租赁组屋申请时，新加坡政府也会更多考虑申请者的资产，及其子女的财务能力，阻止有能力购屋者剥夺贫困者的机会。

第二篇：缩小贫富差距论文

(一)应统筹建设城乡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保障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功能。巴西在发挥社会福利制度效能、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中的做法，启发我国应统筹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以消除日益拉大的城乡贫富差距。我国一直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社会福利制度也呈现“二元”格局。总体看，城市社会福利无论覆盖范围，还是制度水平都远高于农村。因此，缩小城乡贫富差距，首先应在社会福利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保证城乡居民在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下参与市场竞争，让福利制度同等地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这就要求统筹发展城乡社会福利制度。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应建立全面、公平、适度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福利度，打破因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不公平而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城乡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实现城乡医疗资源的共享、共用；打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新农保”之间的制度障碍，实现养老保险一体化；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其他生活救助项目的一体化，做到社会救助资金的城乡统筹使用；实现基础福利设施等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总之，统筹建设城乡社会福利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和制度保障。

(二)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再分配功能

收人再分配在巴西减贫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中国，再分配的减贫作用则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依靠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来达到社会减贫的目的。¨纠社会保险对个人的再分配功能体现为：不分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凡是参加社会保险的职工都按照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以达到风险预防的目的。当这种风险变成事实时，根据损失大小确定补偿的多少。一般来讲，高收入、生活富裕的劳动者对于疾病及其他风险的承受能力要高于低收入和生活贫穷的人。因此，高收入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多但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反而较低，从而实现财富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转移，缩小贫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我国在消除贫富差距时应十分重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较低收入水平人员的社会保险待遇，从而实现财富从富裕者手巾向贫穷者手中的转移。以养老保险为例，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从2000年的13 617．47Y人，增长到2009年的23 549．97)-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也达到30％左右。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无疑使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收入再分配中来，能实现财富从富裕者向贫穷者的转移。而且，从2005年开始，我国已连续七年提高企业养老金待遇,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富差距的作用。(三)整合发展城乡社会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内容广泛，但从当前我国社会救助的情况看，无论哪项救助活动，在城市的实施都要比农村全面且有力。而且，城乡之间的救助资源很少能共享和统筹使用，形成城市救助资金来源广泛、数额巨大、救助项目齐全、救助标准较高而农村救助资金来源单

一、数额较少、项目不全、标准偏低的状况。我国可借鉴巴西“家庭补助金计划”的社会救助做法，整合与统筹发展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实现农村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继续发挥城市吸纳救助资金渠道广、数额大的特点，做大社会救助资金的“蛋糕”。尤其是在救助资金的使用方面，要实现城乡统筹，扩大农村社会救助的范围，提高农村社会救助的水平，从而缩会救助的水平，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四)促进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首先，重视和发展农村教育。由于农村教育础差、教学设施落后、教师待遇低，教育水平和 质量一直难以与城市相比。城市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使优秀的教学资源流向城市。农村教育质量低下直接导致乡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低下，并成为他们日后谋生和致富的障碍，久而久之，造成恶性循环，农村劳动力的收入逐渐与城市拉大，形成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应从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开始，应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其次，促进城乡教育的公平化。当前的城乡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受教育机会和权利不公平，城乡教育发展不公平等。这些教育不公平将导致城乡居民素质和能力的差距，最终将导致就业机会的不公和财富分配的不均，从而拉大城乡贫富差距。因此，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主要应消除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与不公平，实现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国富民强之路，但不容否定的是，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渐扩大。国际上，通常把0.4（用来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的一个数值）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说明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表明社会不安定。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造成我国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

对于基尼系数的发布，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只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释说，靠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偏低，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仅看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逼近国际警戒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称，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

无论基尼系数是否突破警戒线，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收入差距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该《报告》引用统计局数据测算，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

虽然十六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分配改革并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快速提高，但整体上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明显偏大。《报告》认为，过去一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应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

资本收入高于工资收入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事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究其原因：一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一次性分配结构中，资本收入比重大，工资性收入偏低。二是在二次性分配中，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调节做得不够，通俗说，就是“杀富济贫”做得不够，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还需要加强。三是在经济转轨中，有些人抓住机会先富了起来，拉开了收入差距。四是长期以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更低于税收增长，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五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够发达，老百姓投资理财的机会较少，而资本市场，比如股市也没给股民带来更多回报，老百姓大多只能进行储蓄，可是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又偏低，这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拉大。六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历史欠账多，账户也做得不实，影响了老百姓收入。

收入差距的形成还与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制度有关。徐洪才说，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而国有资产规模又一直在壮大，普通老百姓从中却得不到实惠，政策在这方面也没什么突破。还有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没有突破。农民的自留地、小产权土地没进入商品流通，农民因此就没得到级差地租带来的增值收益。如果农民富了，消费也就火了。

“提低控高”提高百姓收入

如何遏制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为此，要下大力气“提低控高”。其中，“提低”尤其具有紧迫性，同时也具有可行性；而调节高收入虽然具有必要性，但受客观条件制约较大，需要从长计议多方创造条件稳步推进。因此，当前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重点是“提低”，同时创造条件“控高”。做好上述收入分配改革工作，必须同时“治本”：在一次分配领域，其侧重点应该放在更好地营造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上。此外，二次分配一定要解决当前存在的某些逆向分配的状况，切实保证二次分配发挥调节初次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功能，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随着经济发展，应该把普通百姓收入适当领先经济增长2到3个百分点作为目标。老百姓收入提高后能拉动内需，也能转变过去依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竟然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此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那么什么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促进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在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社会自然条件、政策的影响。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另外之前中央对东部地区以及城市的政策优势，使得这些地区快速发展起来，造成东西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还未完全形成。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方面，一些非经济因素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

三、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因为种种原因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主要是因为我国人过众多，国情复杂，从而形成我国目前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新三座大山。社会保障体系对贫困地区，下岗失业人员的扶持力度也不够大。

因此，要解决贫富差距不多扩大的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差距太大，再分配纠正的成本就会过高。初次分配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公平，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应国民收入依法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金、欠薪应急周转金等制度，努力促进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工资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要扭转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关键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加强财税调节。财政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强力工具。在收入方面，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利用税收杠杆达到“限高补低”的效果，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收取方式、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等。在支出方面，应建立起财政增加对民生投入的长效机制，确保财力向基层倾斜、向民生倾斜，比如硬性规定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省（区、市）向区县转移支付的占比等。通过提高执法力度，减少税收漏洞，降低中低等收入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开征某些特殊的税种如遗产税、财产税等，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三，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充分就业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础。促进就业创业，一靠发展，即通过加快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比如支持内陆省份发展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实现产业发展与劳动力优化配置等；二靠政策，即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扶持更多新生劳动力和困难群众就业，比如推行免费中职教育帮助农民工及新生劳动力提升就业技能，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以带动大中专毕业生等群体创业等。“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要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

第四，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充分发挥教育作为社会公平孵化器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机会，不让处于弱势的社会成员输在“起跑线”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是加大财政投入，补齐农村教育在“软件”、“硬件”两方面的“短板”，比如始终保持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 D P的4%及其以上、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教育照顾好农村留守儿童、完善困难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等。

第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体制面临的风险 提高政府的财政支出，切实解决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失业保障金的管理上，严厉打击某些贪赃枉法者将“救命钱”挪作他用的行为。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通过各种措施解决他们的难处。

第六，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2)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七，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

第八，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第九，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强制度建设，杜绝腐败和非法收入的渠道；加强收入管理，提高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切实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因此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人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对实现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第三篇：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左传》有云：“如乐之合，无所不谐。”古人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了如同音乐般美好的和谐社会。而在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主旋律。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减少由此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经济的空前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很容易在一定时期内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大。这就要求我们政府，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

首先，我们政府应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特别是强化对最弱势群体救助的服务职能。

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残疾人福利就业、贫困生助学贷款、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强化对最弱势群体救助的服务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环节。由于我国有些社会保障机制还需求一个摸索和完善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保障民政系统对最弱势群体救助机制。特别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民政部门给与一定的资金倾斜。

其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区域差别。

我们要积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的方针，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扶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重点用于中西部地区，尽快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改善，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再有，我们应当有效减少各种不合理“暴富”现象。

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以及行业垄断、行业不正之风等各种不合理“暴富”现象，不仅加重了社会贫富差距，同时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引进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所造成的不合理差别。各级执法机关要严厉打击靠不正当手段敛取不义之财暴富的违法行为。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不会因没钱看病而发愁。”短短的一句话，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充分表达了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怀和体贴。我国地域广阔，现在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

第四篇：关于两会缩小贫富差距的认识

关于两会缩小贫富差距的认识

在这个学期的最后几周我们上了形势与政策的课，在这几节课上，老师给我们讲了很多在课本上没有的知识，和我们的现实生活中密切相关的热点问题，在老师的讲解中，我对两会的问题比较的感兴趣，所以课后，我又查阅了相关的资料，更深一步的理解了一下老师所提到的知识。下面是我所了解的一些过于两会的内容。

中华人民共和国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于2012年3月5日在北京召开。

会议建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的议程为，听取和审议政府工作报告；审查和批准2011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批准2012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审查和批准2011年中央和地方预算执行情况与2012年中央和地方预算草案的报告，批准2012年中央预算；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修正案(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次会议关于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名额和选举问题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议案；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中华人民共和国澳门特别行政区选举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的办法(草案)》的议案；听取和审议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听取和审议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

在会上，主要对下列问题进行了讨论：改善和保障民生、建设服务型政府、加强社会道德建设、加强食品安全监管、缩小贫富差距、加强房产市场调控、反腐倡廉、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城市拥堵整治、应对物价上涨、医疗体制改革、维护公共安全、加强安全生产、校车安全、网络文明建设、耕地保护、产业结构调整、教育公平问题、解决就业难问题、提高公共交通能力、构建和谐劳动关系、加强基层民主建设、人口老龄化、如何发展低碳经济等问题。

两会前夕，在人民网、新华网等国内各大网站的两会热点调查中，“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再次名列前茅。

“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是我们俩一起出门，你去买‘苹果’四代，我去买四袋苹果”。这段在民间广为流传的灰色幽默，折射出当下我国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尴尬现实。富人越富，而穷人越穷，这样的现状一直存在。

随着世界第二大经济体的快速发展，近年来中国居民可支配收入不断增长。但在物价普涨、企业效益走低、医疗教育花费较高的大背景下，普通民众对“预期性开销”的担忧不轻。路透社发自河南商丘的一篇报道中，在北京做了１０年建筑工的刘涛不断感叹“不敢放开手脚消费，是因为钱不好赚”；同样在路透社记者笔下，一名小城镇工人有着“想涨工资又怕涨工资，怕随之而涨的是个人要全额交养老保险”的“纠结”。

而在这些担忧的后面，是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现实，以及特别是中低收入者对分配不公的焦虑。对垄断行业的抱怨，对房价高企的声讨，对间或发生的炫富事件的抵触，都表明了问题的严峻和深广度。新加坡《联合早报》在报道“收入分配”排在两会前中国网上调查热点第二位时，称这“隐含了对贫富悬殊拉大的批评，反映出中国民众对切身利益的敏感。”

刘家强告诉我们，对于如何逐步扩大中等收入人群的比重，这是我国一直在努力的方向，也是当前和今后我们国家在收入分配改革道路上要重点推进的方向。

刘家强说，收入分配涵盖的内容很多，有地区之间的差距，有行业之间的差距。就以农民工的流向来看，近两年来，选择到内陆省份打工的人越来越多，这说明内陆地区的收入水平实际上是提高了。再比如说城乡之间的收入差距，以成都市为例，成都农民收入水平的增幅前年是15.2%，去年增长得更快，达到20%以上，而城镇居民则是15%，这也能说明城乡收入水平差距逐渐在缩小。我相信，未来完全可以通过二次分配、税收等多种手段来调节收入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将深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作为2012年的重点领域改革，并提出抓紧制定收入分配体制改革总体方案。这令与会的许多委员备感振奋，他们相信，这是中央政府决心大力推进收入分配改革释放出的一个强烈信号。而对于这块“蛋糕”未来将会如何切分，人们拭目以待。

第五篇：缩小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浅析缩小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的趋势。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重要基础的内涵。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关键是制度，只有从市场行为、税收、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困差距，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贫富差距；制度安排。

贫富差距的适度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1]。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国这个比例甚至达10倍。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趋势，其分化程度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与赠予等构成的话，那么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将更大[2]。学者们认为，当前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社会最不稳定时期[3]。如果制度得当，则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则会出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拉美化”现象：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各阶层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在该时期，妥善解决好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问题，对于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我国贫富差距现状的分析。

1.1 相关数据分析。

对贫富差距现状的界定分析，主要是从当前学者们比较认同的基尼系数分析与统计局的数据对比分析中反映出来。

1.1.1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总体居民基尼系数在1994年达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 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约0.3,到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点[4]。

1.1.2 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农村内部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2 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 1。从实际收入看，以2007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 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财富增长过快，政府占有社会财富过多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2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1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2份报告涉及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 085亿元，公款吃喝2 000亿元，公费出国3 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 000亿元。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1.2.2 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由于数据不充分，难

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

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贫富差距充分体现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不和谐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就必须按照公正原则，形成合理的分配体系，努力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

2.1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必然要求。

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5]。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的运转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

在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必须有机衔接，顺畅循环，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出现负增长。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一趋势。首先，贫富分化必然导致需求不足、消费疲软，容易形成经济萎缩。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趋势[6]。其次，贫富分化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自动围绕小部分人的需求倾向。有限的资源及资金将主要流向奢侈品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并形成畸形扩张。而穷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来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发展基础的机电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产业结构也必然无法优化。

2.2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阶层和谐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也随之增加，城市贫困人口已成为新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利益关系方面讲，贫富两个阶层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并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也不是根据各个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获益多寡来承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竞争劣势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别脆弱的贫困阶层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为改革发展和富裕阶层的崛起换取了时间和空间[7]。和谐社会则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应该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确切而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应当具有如下标志：（1）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2）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3）社会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能够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建设起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在不断增进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同时，使贫困阶层的处境也随之得到不断改善，逐渐缩小两极分化的巨大鸿沟，那么，就能够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和有效合作，避免阶层之间产生不满、抵触甚至是反抗的恶性互动，营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8-9]。

2.3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剥夺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领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现象已经引发了许多冲突，如农村对非法收费的反抗，城市领域的劳动纠纷、社会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将改革的利益较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阶层与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历史经验昭示我们，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经济严重不平等下维持政治稳定。

而只有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们的心情才会舒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因此，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3 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贫富分化的扩大绝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必然结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较为平等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问题。事实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扩大会妨碍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当政府消除贫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时，改革开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贫富分化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领域里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一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并存的局面[11]。顺利推进社会优化和社会转型，研究和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降低社会代价，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3.1 建设健全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

仔细分析公众对贫富分化的心态，可以发现，大多数公众不满或仇恨的并不是贫富的分层现象，更多的是对富人致富的途径和方式的质疑。“富人的钱，干净吗”成了公众普遍的疑问。而一个个“问题”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证了公众心中的疑问。权力寻租、裙带资本主义、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众强烈不满，并且使现存的贫富差距在大众心理上进一步放大，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心理。这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设起来，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违法经营以及权力市场化，导致经济秩序混乱造成。因此，要严厉打击以各种非法方式获取非法收入的行为，堵塞各种非法收入的来源渠道；要完善和规范生产要素市场，使按资本、技术等要素分配的行为趋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场，包括经营者市场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既要加强立法，健全经济法规，避免法律漏洞，又要严格执法，加大对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违规经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金融犯罪等的打击力度；既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运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见的手”，双管齐下，以此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缩小贫富差距。

3.2 合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调节力度。

税收系统是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税收行为，一方面可以对先富阶层实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为各项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我国采取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调节税，来对低收入者进行转税支付方法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税收系统的征税能力和效率相对低下。尽管我国实行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但在征管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过低，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片收、处罚等手段也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导致对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调节。鉴于这种状况，目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设居民收入监测制度。建设居民收入监测体系，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设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还在于为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

其次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起征点。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偏低，要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目前应下大力气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在个人存款实名制基础上，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也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建立健全海关、工商、劳务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驻外机构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有关人员经济往来和收入情况信息的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障，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才能顺利推进[12]。

再次是要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设新的税种。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办法是由税务部门直接向纳税人征收，这样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缺乏监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税现象。

应改革税收制度，建设和推行个人应征税收入申报制和税务代理制，逐步建设起由企业、个人申报，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收税人三方相互制约的机制，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适时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个人财产税、奢侈消费税以及垄断企业特权经营企业特别税等，以加大收入调节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过快增长，防止两极分化。

3.3 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国家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这一方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解决我国二元结构矛盾，努力减少低收入人群，提高贫困者收入的有效途径。解决就业与再就业问题，需要从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两个方面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从拓宽就业渠道角度看，政策取向应该是：选择以增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就业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行动计划。具体而言，一是充分挖掘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内部潜力，发展多种经营，盘活企业闲置资源，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安置富余人员，减少推向社会的下岗人员；二是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尽可能兼顾能够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四是拓宽国内跨地区劳务市场和国际劳务市场。

从优化就业环境角度看，主要政策应包括：一是在宏观环境方面，各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应制定相应的就业计划和目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逐步落实、实现。二是要健全完善城乡统一、内外开放、平等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三是要为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提供及时充分的就业信息、就业培训服务，使劳动者能够及时得到就业机会并具备良好的就业条件。四是制定实施推动就业的优惠政策，如实施免征所得税，鼓励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自办企业。

3.4 建设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机制，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的实质和功能都是为了解决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而引起的社会贫困以及社会发展问题。因此，社会保障具有安全阀、减震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当前，在解决贫富差距这个难题时，我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这些功能，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加快建设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处于社会低层的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避免转型时期出现暴富者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和贫困阶层生活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形。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难以保障低层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主要还是依靠以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模式。因此，当前要加快在农村建设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等，并加以切实落实。同时，在城市居民中，应通过实行最低工资保证制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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