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第一篇：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浅谈缩小贫富差距与促进社会公平

摘要：对社会公平和正义的追求，是马克思科学社会主义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一个经济良性运行、社会有序发展、人们和谐相处和安居乐业的社会。缩小社会差距，维护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可缺少的重要内容。缩小贫富差距，促进社会公平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一个重要基础。关键字：贫富差距 社会公平和谐社会

引言：社会差距是中国构建和谐社会目标的一个客观现实，合理的地区差距既是现代政治发展的结果，反之也促进着现代政治和经济的发展。但是社会差距是把双刃剑，它的过度扩展也会成为中国社会政治稳定、经济发展的巨大障碍。如果无视地区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社会差距的不断扩大不仅会影响我国经济和社会的稳定发展，还会对我国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造成严重的影响。一下将通过对我国贫富差距现状和原因的分析，为我国现阶段的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工作提出一些建议。

[2]

[1]1.我国贫富差距的现状分析

鼓励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这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内容。在这个思想的指导下，从2O世纪8O年代初开始，我国实施了向“东部倾斜，梯次推进”的发展战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国民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工农业总产值跻身世界前列，综合国力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但是，贫富差距悬殊问题也日趋突出：

1.1 地区经济尤其是东、西部的经济发展差距突出

我国1995年人均生产总值，东部地区是西部地区的2.41倍，其中最高的上海市是最低的贵州省的1O倍多；同年，东部的国内生产总值是西部地区的4.1倍，1998年，城镇居民收入最高地区广东省与较低地区甘肃省相差2.2倍多，超过了一般发达国家的水平；地区间农村经济发展差距更为悬殊，1995年，东部乡镇企业总产值是西部的6.23倍，其中最高的山东省是最低的甘肃省的560.2倍；1998年，农民人均收入最高地区上海与较低地区云南相差近4倍。值得注意的是，在东、西部地区差距扩大的同时，东部地区的南北差距也在明显扩大。1.2 城乡差距不断拉大

改革开放政策在农村率先推行，从1979年起到1985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1.72：1。此后，二者差距又不断扩大。1995年达到2.47：1，1998年增加到2.65：1，这在亚洲乃至世界都是极为突出的。如果把城市居民享受而农民不能享受的住房、医疗、物价等补贴和各种社会保险计算进去，城市居民实标收入比农民的收入至少要高出4倍以上。1.3 行业差距比较悬殊

不同行业、不同所有制的职工工资差距扩大。以全国16个行业平均工资为基数1计算，工资最低行业与最高行业之比，1978年为O.76：1.43，1995年扩大到0.64：1.43。1994年国有企业和集体企业职工工资总额分别比1993年增长35．8％，而外资和私企的工资上升了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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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4％。1990—1996年，国有、集体和其它单位(主要是股份制和三资企业)职工平均工资由1．36：1：1.78扩大为1.46：1：1.92。1999年在15个行业中，收入最高的是房地产、金融保险等行业，较低行业为农林牧渔、批发零售业，差距都在两倍以上。1.4 贫困群体与富裕群体阶层呈现分化趋势

一方面，我国农村还存在着不少的贫困地区，1999年，还有2000万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一些边远山区少数民族群众的生活十分贫困。虽然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在逐年减少，但随着下岗工人的增加，城市的贫困人口却在增加。另一方面，十年前我国百万富翁已超过400万户，千万富翁近千户，亿万富翁近百户，其中，最富有者财产已达40亿元以上。银行界人士分析，占总人口15—20％的高收入层掌握着中国内地60％以上的有价证券。占全国人口不到10％ 的高收入阶层，其银行存款约占城乡居民储蓄存款总额的77％，而占全国人口90％ 的低收入居民仅占存款总额的23％，两者相差约3O倍。根据国际上多年测量的数据，基尼系数在0.3—0．4之间为中等不平等程度。1978年我国基尼系数是0.6，20世纪80年代末为0.28，1996年为0.42，1998年达0.46。显然，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我国的贫富差距已超出了正常范围。因此，解决好我国社会差距问题，不断促进社会公平对我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意义重大。

2.贫富差异加大原因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发展我国经济，片面地强调效率问题，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对外优惠政策，同时也存在一些疏漏，在某种程度上拉大了我国的社会差距的水平。2.1 法律制度不健全

改革开放以来，由于我国法律制度的不健全，导致一些人钻了法律的空子，为了致富而不择手段。很多人通过各种非法手段“剥削”，大量侵吞公有财产，在短时间内暴富，使中国在短短的20年内产生了很大的贫富差距。因为频繁的对外交易和国际资金流动极大地便利了违法致富的资金出逃，而且这种频繁的对外经济交易本身就提供了大量的非法致富机会。但是，由于我国的相关法律不够健全，政府控告这种人的法律依据都没有。2.2 出口退税政策

为刺激出口所实行的不惜代价的出口退税政策是造成两极分化的又一大源泉。出口退税给予的暴富机会是如此之大，以致假造出口单据以骗取出口退税本身成了某些“模范外向型地区”的一大赚钱机会。2.3 对加工贸易的优惠政策

这样一种政策鼓励了生产出口产品的企业切断与其国内的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者的联系，它虽然有利于广东等少数沿海地区发展加工出口经济，却使广东的出口产业发展不再能带动内地的相关产业发展和产业升级，由此而加剧了直接生产出口产品的行业和地区与其它行业与地区之间的贫富分化，使广东的富裕与全国的经济发展失去了关联。2.4 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渐建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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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是一个必然的趋势。但是对于中国来说，市场经济是从无到有，是一个逐步建立的过程。在市场经济建立的各个具体阶段，不同社会群体的获益程度很不相同。换言之，在市场化不同的具体阶段会形成不同的、与之对应的相对富裕的社会群体。这些群体不可避免地同依旧在计划经济体制内的社会群体在收入上拉大差距。从一定意义上来讲，谁与市场化过程能保持着同步的关系，谁就有可能率先富裕起来。2.5 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

改革开放以来，为了引进外资，发展我国经济，实行对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这种制造贫富两极分化的政策偏向主要表现在外资企业的税收优惠上。对中国企业，超过一定数额的员工工资不能计入成本，而应当视为利润的一部分，从而不仅员工应当缴纳相应的个人所得税，企业还要为此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但是这种作法却没有适用于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工资，外资企业的员工工资就都可以不视为企业利润，从而不必缴纳相应的企业所得税。在这种不平等的税收待遇下，中国企业由于税负过重而难以提高职工工资，外资企业却由于税负较轻而乐于给其员工高薪。实际上，外资企业给其员工的高薪在很大程度上是拿着中国政府的企业所得税送人情。外资企业薪金普遍高于中国企业，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特殊的税收优惠政策造成的

3.缩小社会差距，促进社会公平的对策建议

分配是社会再生产的一个必要环节，而当前，我国收入分配中出现的问题，涉及到收入分配制度改革的方方面面，既涉及到分配过程，又涉及到分配结果；既包括初次分配问题，又包括再分配问题；既牵扯到收入分配政策调整问题，又牵扯到税收体制改革问题[3]｡因此，必须全方位地分析，比较，探索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即正确理顺分配关系，逐步缩小收入分配差距，解决分配领域的诸多矛盾，防止两极分化，把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一个合理的，社会可承受的范围。所以,我们必须采取切实措施,加强宏观调控,调节收入分配,防止贫富差距的无限扩大而影响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的目标的实现｡

3.1 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财富的分配取决于财产所有权和财富积累的分布状况，而收入的分配取决于知识技能，职业培训和这些技能的市场价格。当前，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关键是发展教育和经济，扩大就业，提高劳动生产率，而不是搞平均主义。我国现阶段居民收入差距是经济发展中的差距，必须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来解决。只有经济发展了，生产率提高了，才能减轻和消除贫困，缩小贫富差距，为最终实现共同富裕和和谐社会奠定物质基础。同时，经济发展水平越高，经济增长速度越快，吸收的就业人员就越多。随着劳动力市场的建立，劳动力的就业状况不可避免地与经济波动相联系。当经济运行转向不景气时，不可避免地有大量的企业陷入困境，程度不同的减员是他们可能采取的措施之一。这就会造成失业人数大量增加。相反，当经济开始回升时，景气预期将促使企业纷纷扩大经营规模，纷纷雇佣劳动力，新企业也不断涌现，这些都急剧地扩大了社会就业量[4]。就业越充分不仅为解决收入分配差距问题提供经济基础，而且也解决了劳动力的就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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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坚持效率优先与兼顾公平相结合的分配原则

在收入分配调节中，把劳动者的劳动报酬与劳动贡献紧密结合起来，打破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高度平均主义的收入分配格局。在初次分配中，发挥市场机制的作用，注重效率、机会均等、创造公平的竞争环境，鼓励一部分人通过诚实劳动合法经营先富起来；在再次分配中注重公平，统筹安排，加强政府对收入分配的调节职能。加强对高收入者的税收调节，提高社会再分配能力。完善个人所得税制，开征遗产税、大额财产税、特别消费税；适时开征社会保障税。通过多方面的收入分配政策，缩小收入差距，防止两极分化。

3.3 切实增加农民收入，从根本上消除农村居民的贫困问题

农村居民的收入来源主要包括工资性收入、家庭经营纯收入、转移性收入和财产性收入。增加农民收入应主要从工资性收入入手，尤其是外出就业的现金收入。农民外出就业的主要渠道是当前和今后农民收入的主要增长点。除此之外，以市场为导向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积极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大力开拓农产品的国内外市场，减轻农民负担，加强农村基础建设等，都是增加农民收入和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的有效途径｡

3.4 规范市场竞争秩序

严厉打击以各种方式获取非法收入和不正当收入的竞争行为，对垄断企业建立资格审查及事后监督机制；加强对垄断企业的股份制改造力度，建立健全法人治理结构，通过内部监督和约束机制规范收入分配行为。从而实现生产要素在全社会范围内的合理配置，为市场竞争主体提供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保护一切合法的劳动收入和合法的非劳动收入，积极营造一种使人们通过知识、资本、技术、管理等生产要素来致富的社会环境｡

3.5 强化收入分配制度改革

坚持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实行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在此基础上，深化国有企事业单位和公务员工资制度改革，建立正常的工资增长机制。建立以岗位工资制为主的基本工资制度，以岗定薪，适当拉开不同岗位的收入差距，对于企业要提高关键岗位和有突出贡献人员的收入水平，对于机关事业单位，要在继续增加公务员和教师工资水平的基础上，进一步拉大职务，职称之间的收入差距｡

参考文献：

[1] 胡锦涛．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N]．光明日报，2005— 2—20．

[2] 刘建国.促进社会公平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基础[J].学术平台，2009-02-2.[3] 侯勇.在新形势下实现社会公平协调利益分配的重要意义[J].民营科技，2009年第3期.[4] 冷溶.科学发展观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M].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03.

第二篇：缩小贫富差距论文

(一)应统筹建设城乡社会福利制度

社会福利制度具有保障民生、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低收入人群收入的功能。巴西在发挥社会福利制度效能、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中的做法，启发我国应统筹城乡社会福利制度，以消除日益拉大的城乡贫富差距。我国一直以来形成的城乡“二元”结构，使社会福利制度也呈现“二元”格局。总体看，城市社会福利无论覆盖范围，还是制度水平都远高于农村。因此，缩小城乡贫富差距，首先应在社会福利制度上打破城乡“二元”格局，保证城乡居民在一个公平的制度环境下参与市场竞争，让福利制度同等地保障城乡居民的生活，这就要求统筹发展城乡社会福利制度。在具体的政策设计中，应建立全面、公平、适度的城乡一体化社会福利度，打破因失业、养老、医疗、教育等不公平而导致的城乡收入差距。加快城乡公共卫生服 务体系建设，实现城乡医疗资源的共享、共用；打破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城镇居民养老保险以及“新农保”之间的制度障碍，实现养老保险一体化；逐步实现城乡最低生活保障制度以及其他生活救助项目的一体化，做到社会救助资金的城乡统筹使用；实现基础福利设施等公共服务的城乡均等化。总之，统筹建设城乡社会福利制度，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措施和制度保障。

(二)充分发挥社会保险的再分配功能

收人再分配在巴西减贫过程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而在中国，再分配的减贫作用则没有那么明显，更多的是依靠宏观经济的稳定和对通货膨胀的控制，来达到社会减贫的目的。¨纠社会保险对个人的再分配功能体现为：不分高收入者还是低收入者，凡是参加社会保险的职工都按照工资收入的一定比例缴纳社会保险费，以达到风险预防的目的。当这种风险变成事实时，根据损失大小确定补偿的多少。一般来讲，高收入、生活富裕的劳动者对于疾病及其他风险的承受能力要高于低收入和生活贫穷的人。因此，高收入者缴纳的社会保险费多但享受的社会保险待遇反而较低，从而实现财富从高收入者向低收入者的转移，缩小贫富者之间的收入差距。我国在消除贫富差距时应十分重视社会保险制度建设，扩大社会保险的覆盖范围，提高较低收入水平人员的社会保险待遇，从而实现财富从富裕者手巾向贫穷者手中的转移。以养老保险为例，我国城镇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的参保人数从2000年的13 617．47Y人，增长到2009年的23 549．97)-人，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也达到30％左右。养老保险覆盖范围的扩大，无疑使更多的劳动者参与到收入再分配中来，能实现财富从富裕者向贫穷者的转移。而且，从2005年开始，我国已连续七年提高企业养老金待遇, 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缩小富差距的作用。(三)整合发展城乡社会救助制度

社会救助内容广泛，但从当前我国社会救助的情况看，无论哪项救助活动，在城市的实施都要比农村全面且有力。而且，城乡之间的救助资源很少能共享和统筹使用，形成城市救助资金来源广泛、数额巨大、救助项目齐全、救助标准较高而农村救助资金来源单

一、数额较少、项目不全、标准偏低的状况。我国可借鉴巴西“家庭补助金计划”的社会救助做法，整合与统筹发展城乡社会救助制度，实现农村低收入者收入水平的提高。可继续发挥城市吸纳救助资金渠道广、数额大的特点，做大社会救助资金的“蛋糕”。尤其是在救助资金的使用方面，要实现城乡统筹，扩大农村社会救助的范围，提高农村社会救助的水平，从而缩会救助的水平，从而缩小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四)促进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首先，重视和发展农村教育。由于农村教育础差、教学设施落后、教师待遇低，教育水平和 质量一直难以与城市相比。城市在教育方面的优势，使优秀的教学资源流向城市。农村教育质量低下直接导致乡村劳动力文化素质的低下，并成为他们日后谋生和致富的障碍，久而久之，造成恶性循环，农村劳动力的收入逐渐与城市拉大，形成了城乡之间的贫富差距。因此，提高农村劳动者的收入，应从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开始，应高度重视农村教育。其次，促进城乡教育的公平化。当前的城乡教育不公平主要表现为：教育资源分配不公平，受教育机会和权利不公平，城乡教育发展不公平等。这些教育不公平将导致城乡居民素质和能力的差距，最终将导致就业机会的不公和财富分配的不均，从而拉大城乡贫富差距。因此，消除城乡贫富差距，主要应消除城乡之间的教育差距与不公平，实现城乡教育的统筹发展。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逐渐走上国富民强之路，但不容否定的是，百姓收入差距也日渐扩大。国际上，通常把0.4（用来测定社会居民收入分配差异程度的基尼系数的一个数值）作为收入分配差距的“警戒线”，基尼系数应保持在0.2-0.4之间，低于0.2说明社会动力不足，高于0.4表明社会不安定。有统计显示，目前我国差距呈现逐步扩大趋势，造成我国收入差距的原因是什么？如何解决这一问题？。

居民收入低于GDP增速

对于基尼系数的发布，中国国家统计局从2000年起只发布农村居民的基尼系数。国家统计局局长马建堂解释说，靠现在的城镇住户调查计算出来的城镇居民的基尼系数偏低，主要是难以获取高收入阶层居民真实的收入信息。仅看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已逼近国际警戒线。华中师范大学中国农村研究院发布的《中国农民经济状况报告》称，中国农村居民基尼系数在2011年已达到0.3949。

无论基尼系数是否突破警戒线，居民实际收入增长低于GDP和财政收入增长，收入差距拉大已是不争的事实。人社部劳动工资研究所最近发布的《2011中国薪酬报告》显示，2011年，我国居民收入增长远远低于财政收入和企业收入增长，使得居民收入占国民收入相对比重不升反降。该《报告》引用统计局数据测算，去年我国公共财政收入10.37万亿元，增长24.8%，增幅分别是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名义增幅的1.76倍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名义增幅的1.39倍，而同期企业收入增长幅度为20%左右，也远高于居民收入。

虽然十六大以来，我国持续推动分配改革并取得新进展，居民收入水平整体快速提高，但整体上不合理的收入差距仍然明显偏大。《报告》认为，过去一年收入分配不合理、不均衡状况并没有根本扭转，在一定程度上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瓶颈，也将影响到经济进一步升级和社会转型，应加快工资制度改革和收入分配改革。

资本收入高于工资收入

“居民收入差距扩大是事实”，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信息部副部长徐洪才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分析说，究其原因：一是在工资性收入和资本性收入的一次性分配结构中，资本收入比重大，工资性收入偏低。二是在二次性分配中，转移支付和税收政策调节做得不够，通俗说，就是“杀富济贫”做得不够，对低收入群体和弱势群体的社会保障和转移支付还需要加强。三是在经济转轨中，有些人抓住机会先富了起来，拉开了收入差距。四是长期以来城镇居民、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低于经济增长，更低于税收增长，政府收入增长过快，居民收入增长较慢。五是我国金融体系不够发达，老百姓投资理财的机会较少，而资本市场，比如股市也没给股民带来更多回报，老百姓大多只能进行储蓄，可是银行存款实际利率又偏低，这也造成了收入差距拉大。六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历史欠账多，账户也做得不实，影响了老百姓收入。

收入差距的形成还与国有企业和农村土地制度有关。徐洪才说，我国国有企业长期不分红，而国有资产规模又一直在壮大，普通老百姓从中却得不到实惠，政策在这方面也没什么突破。还有就是农村土地制度改革没有突破。农民的自留地、小产权土地没进入商品流通，农民因此就没得到级差地租带来的增值收益。如果农民富了，消费也就火了。

“提低控高”提高百姓收入

如何遏制收入差距扩大？中国劳动学会副会长兼薪酬专业委员会会长苏海南认为，下一步收入分配改革的主攻方向是“尽快扭转收入差距扩大趋势”，为此，要下大力气“提低控高”。其中，“提低”尤其具有紧迫性，同时也具有可行性；而调节高收入虽然具有必要性，但受客观条件制约较大，需要从长计议多方创造条件稳步推进。因此，当前合理调整收入分配关系的重点是“提低”，同时创造条件“控高”。做好上述收入分配改革工作，必须同时“治本”：在一次分配领域，其侧重点应该放在更好地营造市场机制发挥基础性作用上。此外，二次分配一定要解决当前存在的某些逆向分配的状况，切实保证二次分配发挥调节初次分配不合理收入差距的功能，让全体人民共享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的成果，促进社会和谐和稳定。

随着经济发展，应该把普通百姓收入适当领先经济增长2到3个百分点作为目标。老百姓收入提高后能拉动内需，也能转变过去依靠出口的经济增长模式.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1978年中国的基尼系数为0.317，自2000年开始越过0.4的警戒线，并逐年上升，2004年超过了0.465。此后，国家统计局竟然不再公布国内的基尼系数。此后的基尼系数大都是经济学者的估计。中国社科院一份报告称，2006年中国的基尼系数已经达到了0.496。2010年，新华社两位研究员更判断我国的基尼系数实际上已超过了0.5。0.5以上表示收入差距悬殊。那么什么是造成贫富差距的主要原因？如何缩小贫富差距？研究这些问题对于促进体制改革，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构建和谐社会意义重大。

在现阶段收入分配差距的不断扩大的过程中，我们发现造成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

一、历史、社会自然条件、政策的影响。我国国土面积较大，由于各地区位置、自然资源条件等差别很大，造成我国区域之间经济发展极不平衡，明显地呈现出东、中、西阶梯式发展的格局。加上改革开放以来采取由东向西的经济梯次推进和区域不平衡发展战略，客观上拉大了东部和中西部地区经济发展水平和居民收入水平的差距。另外之前中央对东部地区以及城市的政策优势，使得这些地区快速发展起来，造成东西部、城乡之间收入差距的扩大。

二、市场经济的公平竞争秩序还未完全形成。自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市场体系不断发展完善，市场竞争机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竞争的结果导致不同劳动者或生产要素拥有者之间的收入差别。一方面，一些非经济因素影响，使得经济改革或体制变迁中发生了许多无序的问题，集中到寻租和设租行为、内部人控制、垄断、腐败等方面，成为形成收入差距的重要因素，另一方面，在经济体制转轨期间，不同地区、不同部门、不同单位的市场化程度有差异，形成相应的收入差距也是必然的。

三、社会保障制度严重滞后。随着经济的快速发展，社会保障制度建设因为种种原因远远跟不上经济发展的步伐，主要是因为我国人过众多，国情复杂，从而形成我国目前的“看病难”“上学难”“买房难”新三座大山。社会保障体系对贫困地区，下岗失业人员的扶持力度也不够大。

因此，要解决贫富差距不多扩大的问题，必须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国民收入初次分配要兼顾公平与效率，再分配要更加注重公平。初次分配差距太大，再分配纠正的成本就会过高。初次分配既要体现效率，又要体现公平，关键是要提高居民收入在国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劳动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我国应国民收入依法完善企业职工工资决定、正常增长和支付保障机制，完善并严格执行最低工资制度，建立健全工资支付保障金、欠薪应急周转金等制度，努力促进职工尤其是一线职工工资收入与经济社会发展和企业经济效益同步增长。要建立健全收入分配的激励机制和约束机制、规范社会分配秩序，加强对垄断行业收入的监督和管理，强化收入分配税收调节功能。要扭转当前收入分配差距拉大趋势，就必须要充分发挥再分配的作用，关键是要加快完善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体系。

第二，加强财税调节。财政政策是缩小贫富差距的强力工具。在收入方面，应创造条件让更多群众拥有财产性收入，壮大中等收入群体；应充分发挥税收调节作用，利用税收杠杆达到“限高补低”的效果，比如完善个人所得税收取方式、对高档商品住房开征房产税等。在支出方面，应建立起财政增加对民生投入的长效机制，确保财力向基层倾斜、向民生倾斜，比如硬性规定民生支出占财政支出的比重、省（区、市）向区县转移支付的占比等。通过提高执法力度，减少税收漏洞，降低中低等收入所得税在税收总额中的比重，开征某些特殊的税种如遗产税、财产税等，缩小贫富之间的收入差距。

第三，大力促进就业创业。充分就业是形成合理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基础。促进就业创业，一靠发展，即通过加快产业发展创造更多的就业岗位和创业机会，比如支持内陆省份发展加工贸易和服务贸易，实现产业发展与劳动力优化配置等；二靠政策，即通过实施更加积极的就业创业政策，扶持更多新生劳动力和困难群众就业，比如推行免费中职教育帮助农民工及新生劳动力提升就业技能，扶持微型企业发展以带动大中专毕业生等群体创业等。“就业是民生之本”，扩大就业是缩小我国居民收入差距的根本途径。要逐步确立有利于扩大就业的经济结构和增长模式，千方百计增加就业岗位，加快发展就业容量大的第三产业、中小企业和劳动密集型产业，形成更多的就业增长点。

第四，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缩小贫富差距，既要治标，更要治本。要充分发挥教育作为社会公平孵化器的作用，让更多的人享受平等教育的机会，不让处于弱势的社会成员输在“起跑线”上。促进城乡教育均衡发展，关键是加大财政投入，补齐农村教育在“软件”、“硬件”两方面的“短板”，比如始终保持教育财政性投入占G D P的4%及其以上、加快推进农村中小学校舍标准化、教育照顾好农村留守儿童、完善困难家庭学生资助体系等。

第五，继续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在缩小贫富差距的思路中，不能不考虑社会保障制度问题。从实际出发，既要逐步扩大保障的覆盖面，又要合理确定保障水平，实现社会保障的可持续性。要进一步扩大基本养老、基本医疗和失业保险的覆盖面，进一步完善城市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政府要正视当前社会保障体制面临的风险 提高政府的财政支出，切实解决困难地区的社会保障问题。在失业保障金的管理上，严厉打击某些贪赃枉法者将“救命钱”挪作他用的行为。建立对弱势群体的社会支持和帮助网络，通过各种措施解决他们的难处。

第六，消除政策性因素，努力增加农民收入，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我国构建和谐社会的重点在农村，最大的难点也是在农村。增加农民收入是当前经济工作的重中之重。为此，应推进城市化，使农民向城市转移，从根本上解决农民收入问题。(1)积极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减少农民进城的身份障碍。(2)加快劳动就业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就业障碍。(3)深化土地制度改革，消除农民进城的产权障碍。(4)建立农村社会保障的基础框架。

第七，加强法制建设，整治非法收入。要加强市场监督和管理，严厉打击走私贩私、假冒伪劣等违规、违法经营行为，要强化对权力的约束，增加执行公务的透明度，制止各种乱收费、乱摊派现象，要严惩贪污腐败、整治非法收入。要通过立法规定公务员个人财产申报制度，增强公务人员办事过程的公开性、透明性和程序性，完善权力的制约机制，完善税法，加强征管，逐步消除非法收入形成的条件与环境。以《行政许可法》的实施为契机，加快政府改革，减少审批项目，不断减少政府对经济活动的干预，降低因“寻租”和“共谋”等滥用权力的行为而使“权力精英”和“经济精英”获得不当利益而引发的贫富差距。

第八，加强对垄断行业的监管。当前，政府对垄断行业高收入的调节，只限于个人所得税，这既不会取消大大高于平均利润的垄断利润，也不会对职工的高收入发生较大的影响。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必须借鉴成熟的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以法律和规则的形式，对政府垄断的范围和垄断价格等等加以限制。按照国际惯例提高一些垄断行业的市场准入程度，引入竞争机制，缩小国家垄断性行业的范围，减小垄断行业与非垄断行业之间的收入差距。对少数必须由国家垄断经营的行业，要加强对其收入分配的控制和管理，防止该行业与其他行业收入差距过大。

第九，加快西部开发和中部崛起战略步伐，缩小地区经济差距。国家应加大对西部地区的转移支付，加强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建设，鼓励外地投资者到中西部投资，通过各种形式增强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实力，以经济发展带动中西部居民收入的增长，缩小与东部发达地区居民收入的差距。加强制度建设，杜绝腐败和非法收入的渠道；加强收入管理，提高税收的再分配作用；加快社会保障体制改革和城市化进程，切实保证社会弱势群体的基本生活。

共同富裕是实现社会主义的根本目标，因此促进经济发展，增加人民收入，缩小贫富差距对实现和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至关重要。

第三篇：促进社会公平论文

改善民生，促进社会公平是关键

摘要：改革开放30年以来，我国进入快速发展的阶段。我国在不断加强社会主义体制建设的同时，以经济发展为中心，不断在科技文化卫生方面取得长足的发展。但是在我国综合国力快速提高的同时，我国人均GDP却远远落后于西方发达国家，甚至落后于部分亚洲中等国家。在社会矛盾方面，社会各阶层的矛盾经过长期的积累，尤其以社会公平问题为突出，亟待解决。本文意在客观评价我国民生以及社会公平问题现状，并提出可行性建议。

关键词：民生问题 社会公平

一、我国的民生问题及社会公平问题现状

（一）我国的民生问题及现状

民生问题是指百姓的基本生计。到了20世纪20年代，孙中山给“民生”注入了新的内涵，并将之上升到“主义”、国家方针大政以及历史观这样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孙中山对民生问题较为经典的解释是：“民生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群众的生命。”“民生就是政治的中心，就是经济的中心和种种历史活动的中心。”“民生是社会一切活动的原动力。”

民生问题，简单的说，就是与百姓生活密切相关的问题，最主要表现在吃穿住行、养老就医子女教育等生活必需上面。民生问题也是人民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关注民生、重视民生、保障民生、改善民生，同党的性质、宗旨和目标一脉相承。教育是民生之基，就业是民生之本，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社会保障是民生之安全网。这四大问题都是民生的基本问题。

如今我们要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必然要求把民生问题摆在突出位置。民生问题是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根本和关键所在，它事关国家发展和社会进步的目标及动力。民生问题是社会建设的首要内容，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目标之一。解决好民生问题，对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具有全局性、根本性和长远性指导意义。中国要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不断改善民生。改革开放三十年来，我国经济和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国家综合实力不断增强，我国已实现由生存型社会向发展型社会的历史转变，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我们更应该清楚地看到，我国还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比较薄弱，特别是民生问题还面临着许多新课题、新矛盾。现在人民依然面临着就医难，买房难，行路难，学生面临就业难等等一系列问题。

在众多民生问题中，社会公平问题尤为突出。

（二）我国的社会公平问题及现状

改革开放以来，得益于邓小平新的社会主义公平观，社会生产力得到了巨大的提升。但在实践过程中，由于公平兼顾得不够，社会公平的发展落后于生产力的速度，由此出现了大量的不公现象。

1．经济方面，社会分配方式的不公平。分配方式是否公平可以直接体现出一个社会是否公平。按照邓小平社会主义公平观的理念，现阶段的分配方式是按劳分配。从理论上说，按劳分配适合当今的中国国情，可以而且应该予以坚持。但在实践当中却出现了分配不公的现象。分配不公平直接表现为不同群体的人民群众收入水平分化严重，贫富差距逐渐扩大:

(1)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各种不同性质企业之间的收入越拉越大，尤其是一些国有垄断企业像石油、电信、银行等的收入普遍高于普通企业。而在企业内部，管理者与一般的工作人员的收入差距也完全背离了按劳分配的原则;

(2)整体上看，农村和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越来越大。不仅在绝对收入方面，如果考虑到社会保障如教育、医疗、养老等隐形收入方面，农民更是远远落后于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

(3)不同地区之间的收入差距越来越大。尤其是东部沿海的发达地区和西部地区相比，居民的收入水平差距在拉大。

也因此，“孔雀东南飞”的现象仍在持续，也就造成了今天所谓“东部像欧洲，西部像非洲”的尴尬境地。

2．政治方面，社会不同阶层之间的权利占有不公平。随着分配方式的不公，中国出现了不同的阶层，不同阶层之间存在着严重的不公平。这种不公平一方面表现为上面所论述的收入不公平，以此为基础产生了所谓的强势群体和弱势群体，二者之间对立明显。强势群体一般收入高且位高权重，掌握着国家的政治权利，有着较大的社会影响力。这也决定了他们占据着较多的社会资源，以此为基础又可以为自己争取更多的收入和权力。与之相对，位于社会底层的弱势群体，数量却在逐年增加。他们在无论是经济、政治还是社会中的地位每况愈下。更加不公平的是，社会并没有为他们提供可行的诉求途径，于是大众对他们的了解也越来越少。由此也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导致许多的弱势群体已经被社会边缘化。目前经济、政治方面不公平现象的产生有着深刻的社会原因和历史原因:

(1)我国目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在建设社会主义尤其是建设社会公平方面缺少必要的经验。尽管我们对“平均主义”进行了拨乱反正，但又碰到了新情况和新问题;

(2)全球范围内的社会公平不容乐观。在以资本为主导的世界范围内，贫富差距，尤其是发达国家与最不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国家、地区权利的争斗导致了国家之间的权利也越来越不平等，很多国家已经没有了国际话语权。在此形势下，坚持改革开放的中国难免受到影响;

(3)缺乏行之有效的保障社会公平的相关机制。当今的政府以促进社会进步、促进经济发展为主要任务，以GDP为目标，让中国的经济总量已跃居世界第二。但同时相关的社会公平制度的建设却严重滞后，领导不重视社会平均建设。当社会出现严重不公平的时候，由于相关法规政策不够健全，根本无从下手解决。归根结底，其实就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出现了问题。要想彻底解决目前的社会不公，必须在原有公平观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现实建立新的社会主义公平观。

二、如何建设社会主义公平社会

继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执政理念之后,时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锦涛同志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提高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能力专题研讨班上又强调指出：我们所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应该是民主法治、公平正义、诚信友爱、充满活力、安定有序、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社会。这是党的第四代领导集体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思考的新突破。深刻理解和把握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内涵和特征，对于全面落实科学发展观，促进我国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意义重大。

针对上述的不公现象，国家领导人已经认识到了分配方式的不公是其根源所在。因此，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基础上，党的十六大又提出了“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分配原则;党的十七大提出了构建“和谐社会”。和谐的基础必须是公平，反过来和谐也是公平的表现形式。如果能够实现人与人、阶层与阶层、地区和地区之间的和谐相处，即使社会公平程度没有达到一定的高度，那也是一种巨大的进步。因此，“和谐”是社会主义公平观的最新理论创新，是对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公平的最新理论总结。要想促进社会公平，实现社会和谐，必须要做到要做到以下三点:

1．形成科学的分配政策。社会分配方式是直接调节社会公平的杠杆。目前的分配方式不公平，调整目前的分配政策，建立科学的分配制度势在必行。首先，要维护初次分配中的公平正义:按照“按劳分配”的原则，依法打击过高收入，依法调高过低收入，保障各个城市的最低收入标准的实行情况;对于不同行业之间的收入状况，尤其是对垄断行业的收入分配，进行严格的监管和审计，并进行舆论监督。其次，重点在于以国家为主导的二次分配:要切实落实“初次分配注重效率、再分配注重公平”分配原则，保障分配政策向弱势群体倾斜，保护弱势群体的经济和政治权利，拉近不同阶层之间的经济政治距离，以有效保证社会公平。2．正确处理“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关系。此原则对中国近30年来的生产力的突飞猛进贡献良多。以前将“公平”摆在后边，只是作为一种附庸的“兼顾”，因此不能引起人们的重视。到了今天，我们的生产力当然也要继续发展，但应该把“公平”放到突出的位置。要注重效率，同时更加注重公平。甚至在这个特殊的时候，可以把公平放到前面，为了公平可惜牺牲某些效率，以解决目前越来越突出的社会公平问题。孔子两千年前的那句“不患寡而患不均”至今仍不失其大智慧。

3．提高公共管理机关的廉洁程度，建设廉洁政府。从上述两点可以看出，建设社会公平的主导是政府。因此，政府的行政水平成为社会公平与否的关键所在。目前，民众对政府的最大要求就是要公平、廉洁。党政干部必须奉公守法，清明廉洁，不以手中的权力谋取个人私利，才能真正做到公平。试问，如果政府都不公平，何来社会公平?

三、结语

从上文的论述中可以发现，公平观在人类社会中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曲折发展的过程，其始终受制于特定社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分配方式是一个社会是否公平的直接体现。目前我们正在全力建设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仍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了我们社会公平的建设还有很长一段路要走。但另一方面，我们完全可以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根据我国目前的现实发展状况，在原有的社会主义公平观的基础上，打造新的社会主义公平观。在新公平观的指导下，以社会的首次分配为突破口，同时加大对国民二次分配的调整，以更快地实现社会公平，早日实现共同富裕。参考文献：

【1】马克思。资本论：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2】安巧珍。国内社会公平现况及问题[J]。河北师范大学学报，2012（11）。【3】刘桂兰。构建和谐社会 促进社会公平[J]。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05（3）。【4】张立刚。马克思社会公平观三论及其当代意义[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0（6）。

【5】http://baike.baidu.com/view/919903.htm

第四篇：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

《左传》有云：“如乐之合，无所不谐。”古人用诗一样的语言描绘了如同音乐般美好的和谐社会。而在当今中国，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已经成为了我们时代的主旋律。缩小贫富差距，从而减少由此所产生的各种社会矛盾，无疑是构建和谐社会不可或缺的重要环节。

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进程的加快，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和思想观念都发生了深刻变化。这种经济的空前高速增长所带来的社会变革，很容易在一定时期内造成社会贫富差距在一定程度上的扩大。这就要求我们政府，更加强调政府的服务功能，积极采取有效措施，缩小贫富差距。

首先，我们政府应该健全完善社会保障机制，特别是强化对最弱势群体救助的服务职能。

进一步完善最低生活保障金、养老保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残疾人福利就业、贫困生助学贷款、农村合作医疗等社会保障机制，强化对最弱势群体救助的服务职能，是缩小贫富差距的重要环节。由于我国有些社会保障机制还需求一个摸索和完善的过程。在这样的情况下，应该优先考虑保障民政系统对最弱势群体救助机制。特别是对老少边穷地区的民政部门给与一定的资金倾斜。

其次，我们应当积极努力缩小城乡差别、区域差别。

我们要积极贯彻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的方针，加快建立有利于改变城乡二元结构的体制机制，推动各地区共同发展。加大对欠发达地区和困难地区的扶持。中央财政转移支付资金重点用于中西部地区，尽快使中西部地区基础设施和教育、卫生、文化等公共服务设施得到改善，逐步缩小地区间基本公共服务差距。

再有，我们应当有效减少各种不合理“暴富”现象。

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以及行业垄断、行业不正之风等各种不合理“暴富”现象，不仅加重了社会贫富差距，同时也造成了极其恶劣的社会影响。各级政府应进一步引进竞争机制，打破行业垄断所造成的不合理差别。各级执法机关要严厉打击靠不正当手段敛取不义之财暴富的违法行为。

温家宝总理曾经说：“我有一个梦想，就是让每一个中国公民都不会因没钱看病而发愁。”短短的一句话，情深意切，感人肺腑，充分表达了党和政府对群众的关怀和体贴。我国地域广阔，现在正处于经济高速增长时期，统筹兼顾各方面利益任务艰巨而繁重，缩小贫富差距，构建和谐社会任重道远。

第五篇：缩小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浅析缩小贫富差距与和谐社会的构建

摘要：我国改革开放20多年来，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的趋势。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重要基础的内涵。解决贫富差距的问题，关键是制度，只有从市场行为、税收、就业与社会保障方面作出合理的制度安排，才能从根本上缩小贫困差距，推进和谐社会的建设。

关键词：和谐社会；贫富差距；制度安排。

贫富差距的适度存在是世界经济发展过程中的一个必然现象[1]。在西方发达国家，最富裕的20%人口的财富一般是最贫困的20%人口的6~7倍，而在美国这个比例甚至达10倍。我国改革开放30多年来，一直保持着较高的经济发展速度，市场经济逐步完善，人民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贫富差距在“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影响下呈逐步拉大趋势，其分化程度已远远超过发达国家水平。如果将收入界定为由工资、工资外收入、实物补贴、福利、资本收入与赠予等构成的话，那么富裕阶层与贫困阶层的收入差距将更大[2]。学者们认为，当前正是我国社会转型时期，也是现代化发展关键时期，同时也是社会问题多发、社会最不稳定时期[3]。如果制度得当，则能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顺利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反之，则会出现现代化过程中的“拉美化”现象：经济社会发展脱节，社会各阶层差距扩大，社会矛盾加剧，社会经济发展徘徊不前，甚至出现社会动荡和倒退。在该时期，妥善解决好贫富两极分化的制度问题，对于党提出的和谐社会建设，意义十分重大。

我国贫富差距现状的分析。

1.1 相关数据分析。

对贫富差距现状的界定分析，主要是从当前学者们比较认同的基尼系数分析与统计局的数据对比分析中反映出来。

1.1.1 从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看，我国总体居民基尼系数在1994年达到峰值0.389,而后有一定水平下降（1996年0.375,1997年0.379, 1998年0.386），到2006年又回升到0.397。而社会学家的调查数据显示差距更大： 1980年，中国大陆的基尼系数约0.3,到1988年城乡合计的基尼系数也只有0.382,但到了1994年的0.434以后逐年攀升，2005年为0.456,2006年0.457,2007年0.458,每年增0.1百分点[4]。

1.1.2 城镇居民内部的收入差距扩大。统计数据显示，2006年，城镇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5 410.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 567.1元）的5.6倍；农村居民中20%最高收入组（人均纯收入8 474.8元）是20%最低收入组（人均纯收入1 182.5元）的7.2倍。

1.1.3 农村内部差距扩大的同时，城乡差距逐年拉大。1978年农村居民收入的基尼系数为0.212 4,1994年就到了0.32,1999年又上升到0.336 1。从实际收入看，以2007年为例，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9.5%,为1985年以来增幅最高的一年；而城乡居民收入比却扩大到3.33∶1,绝对差距达到9 646元，是改革开放以来差距最大的一年。

1.2 基于社会发展现实矛盾的分析。

1.2.1 政府财富增长过快，政府占有社会财富过多 2007年，世界银行发布了2份极具震撼力的报告。第1份关于俄罗斯经济状况的报告指出，俄罗斯经济增长是符合穷人利益的经济增长。第2份报告涉及中国，在2001年至2005年间，中国经济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但13亿人口中最贫穷的10%人口的实际收入却下降了2.4%。中国30年的高速发展，积累了大量财富。从1995年到2007年，去掉通胀成分后，政府财政收入增加5.7倍，而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只增加1.4倍，农民人均纯收入才增1.2倍。在中国，超过76%的资产是政府拥有的，民间只有不到25%的资产。中央党校主办的《学习时报》曾载文披露，2004年中国公车消费4 085亿元，公款吃喝2 000亿元，公费出国3 000亿元，中国每年“三公消费”近9 000亿元。因此，在政府过度占有社会财富、政府支出不受纳税人有效监督的情况下，纳税人事实上在用自己的血汗钱供养着一个庞大的官僚集团。

1.2.2 社会财富通过权力寻租越来越集中 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副所长王小鲁撰写的《国民收入分配状况与灰色收入》研究报告摘要指出：根据恩格尔系数和其他一些消费特征进行初步推算，高收入阶层中存在大量隐性收入，目前城镇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31倍，而不是国家统计局统计显示的9倍。城乡合计，全国最高与最低收入10%家庭间的人均收入差距约55倍，而不是按国家统计局统计数据推算的21倍。由于数据不充分，难

以重新计算基尼系数，但肯定会明显高于世界银行计算的0.45的水平。在中国城镇高收入居民中存在大量灰色收入，这是导致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素。包括金融腐败、土地收益流失、企业用于行贿的旅行和娱乐支出、垄断行业灰色收入等，数额已接近3万亿元，占了4.4万亿元遗漏收入的大部分。这说明中国国民收入分配体系存在巨大漏洞和严重制度缺陷。

缩小贫富差距是建设和谐社会的重要基础。

从以上数据中可以看出，贫富差距充分体现社会不公，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社会不和谐因素也在不断增加。党的十六大四中全会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就是要达到全体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而又和谐相处的目标，就必须按照公正原则，形成合理的分配体系，努力缩小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这既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必然要求，也是构建和谐社会，促进社会各个子系统协调发展的重要课题。

2.1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经济和谐的必然要求。

党领导人民进行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根本目的，就是要通过大力发展生产力，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实现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5]。从这个意义上讲，经济和谐是整个社会和谐的基础。没有经济和谐就没有经济效率，整个社会的运转也就失去了必要的物质支撑。

在经济系统内部，生产、交换、分配、消费各个环节必须有机衔接，顺畅循环，否则，再生产过程就不能正常进行，整个国家的经济将会出现负增长。国外的实证研究表明，在经济收入差距过大的国家，经济增长率趋于缓慢。中国自己的发展经历也在很大程度上显示了这一趋势。首先，贫富分化必然导致需求不足、消费疲软，容易形成经济萎缩。经济学理论认为，在既定财富规模条件下，分配越均等，可支配收入用于消费的部分就越大。如果收入差距过大，财富集中在少数人手里，消费需求就不可能保持上升趋势[6]。其次，贫富分化影响经济结构的优化。从产业结构变动与发展的角度看，收入差距过大，财富过分集中在少数人手中，必然会出现产业发展自动围绕小部分人的需求倾向。有限的资源及资金将主要流向奢侈品生产部门及相关服务部门，并形成畸形扩张。而穷人由于其收入低下，需求不足，用来满足他们生活需求的轻工业部门以及以轻工业部门发展需求为发展基础的机电等基础工业部门必然相对萎缩，产业结构也必然无法优化。

2.2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阶层和谐的重要标志。

随着我国改革开放的深化，下岗失业人员也随之增加，城市贫困人口已成为新贫困阶层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利益关系方面讲，贫富两个阶层间常常存在矛盾和冲突。特别是在市场经济中，在贫者愈贫、富者愈富的马太效应的作用下，改革的成本和代价并不是由全体社会成员来共同承担，也不是根据各个利益群体在改革中的获益多寡来承担。在实际生活中，往往是居于竞争劣势地位、而且在承受能力上特别脆弱的贫困阶层承担了更多的改革成本和代价，为改革发展和富裕阶层的崛起换取了时间和空间[7]。和谐社会则要求社会各阶层之间应该具有良性的、公正合理的互动结构。确切而言，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应当具有如下标志：（1）社会阶层之间的相互开放和平等进入；（2）各个阶层应当得到有所差别的并且是恰如其分的回报；（3）社会各阶层之间应当保持着一种互惠互利的关系。如果能够通过相关的制度设计和政策安排，建设起实现互惠互利的公正规则，在不断增进高收入阶层利益的同时，使贫困阶层的处境也随之得到不断改善，逐渐缩小两极分化的巨大鸿沟，那么，就能够实现社会各阶层之间的团结和有效合作，避免阶层之间产生不满、抵触甚至是反抗的恶性互动，营造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和谐社会[8-9]。

2.3 缩小贫富差距是实现社会稳定的有效措施。

财富分配的不平等历来是社会不稳定的潜在根源。剥夺理论指出，利益被相对剥夺的群体可能对剥夺他们的群体怀有仇视或仇恨心理。当弱势群体将自己的不如意境遇归结为获益群体的剥夺时，社会中就潜伏着冲突的危险，甚至他们的仇视指向也可能扩散。犹如经济学上的“木桶效应”，水流的外溢取决于木桶上最短的一块木板，社会风险最容易在承受能力最低的社会群体身上爆发，从而构成危及社会稳定，影响社会发展的一个巨大隐患。近期，改革的成本和收益的不均等，分配领域中很多不公正、非法的现象已经引发了许多冲突，如农村对非法收费的反抗，城市领域的劳动纠纷、社会犯罪等[10]。如果政府在一段时期内不能将改革的利益较为均等地加以分配，一旦富裕阶层与受损阶层之间的差距变得不可接受，整个政权的道德基础就将发生动摇。历史经验昭示我们，没有哪个政权可以在经济严重不平等下维持政治稳定。

而只有实现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各方面的社会关系才能融洽协调，人们的心情才会舒畅，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才能得到充分的发挥，整个社会才会和谐稳定。因此，十六届四中全会《决定》明确指出，“注重社会公平，合理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切实采取有效措施解决地区之间和部分社会成员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努力“促进社会公平和正义”。3 缩小贫富差距的对策建议。

从根本上说，贫富分化的扩大绝不是市场化改革和扩大开放的必然结果，世界上有不少市场经济国家的财富和收入分配是较为平等的。一个关键的因素就是政府的制度安排问题。事实表明，经济增长本身并不能自动解决不平等问题。

相反，不平等制度的扩大会妨碍市场化改革和未来经济的长期增长。只有当政府消除贫富分化的意愿和能力都很大时，改革开放的收益和成本的分配才有可能是公平的。贫富分化问题实际上涉及到分配和再分配制度领域里的公平、公正问题，这一问题反映的是中国社会在快速转型时期社会优化与社会问题并存、社会进步与社会代价并存的局面[11]。顺利推进社会优化和社会转型，研究和解决社会不公问题，降低社会代价，解决这一问题，主要应从以下几方面采取积极措施：

3.1 建设健全法律体系，规范市场行为。

仔细分析公众对贫富分化的心态，可以发现，大多数公众不满或仇恨的并不是贫富的分层现象，更多的是对富人致富的途径和方式的质疑。“富人的钱，干净吗”成了公众普遍的疑问。而一个个“问题”富豪的暴露，又正好印证了公众心中的疑问。权力寻租、裙带资本主义、腐败和非法致富，造成了民众强烈不满，并且使现存的贫富差距在大众心理上进一步放大，产生“示恶效应”和法不责众心理。这主要是由于市场机制尚未完全建设起来，相应的法律、法规不健全和不完善，使得一部分人能够投机钻营、违法经营以及权力市场化，导致经济秩序混乱造成。因此，要严厉打击以各种非法方式获取非法收入的行为，堵塞各种非法收入的来源渠道；要完善和规范生产要素市场，使按资本、技术等要素分配的行为趋向合理化；要完善人力市场，包括经营者市场和城乡统一劳动力市场；既要加强立法，健全经济法规，避免法律漏洞，又要严格执法，加大对扰乱市场经营秩序、违规经营、偷税漏税、假冒伪劣、金融犯罪等的打击力度；既运用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也要运用政治法律等“看得见的手”，双管齐下，以此来规范市场经营秩序，缩小贫富差距。

3.2 合理运用税收制度，加大调节力度。

税收系统是国家执行收入再分配的基础和支柱。政府有效的税收行为，一方面可以对先富阶层实施一定的限制，另一方面又可为各项福利政策或其他收入再分配政策的制定和推行提供坚实的物质基础。然而，我国采取通过对高收入者征收调节税，来对低收入者进行转税支付方法的调节作用未能充分发挥出来，税收系统的征税能力和效率相对低下。尽管我国实行了新的个人所得税法，但在征管过程中仍然存在着许多问题，主要是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过低，缺乏对收入监控的基本能力，税制及片收、处罚等手段也相当无力，致使高收入群体的偷逃税现象极为普遍，导致对高收入者缺乏有效的调节。鉴于这种状况，目前应该采取以下措施：

首先是要建设居民收入监测制度。建设居民收入监测体系，一方面可利用纳税信息，另一方面则可利用社会保障体系中的相关信息，如社会平均工资、个人账户金额、统筹账户金额等。通过这些信息推算出收入的绝对额。同时，还应利用价格指数、工资指数、实物耗费指数等来监测居民收入的相对变动状态。建设相对科学、全面的居民收入监测体系的重要作用，还在于为我们准确划定调节对象提供基础资料。

其次是要改革个人所得税制度，适当提高起征点。目前我国执行的个人所得税2 000元起征点偏低，要适当调高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同时，目前应下大力气健全和完善征管配套措施，包括加强现金管理，大力推进居民信用卡或支票结算制度；尽快实现不同银行之间的计算机联网；在个人存款实名制基础上，对个人金融资产、房地产及汽车等重要消费品也实行实名登记制度；建立健全海关、工商、劳务管理、出入境管理、文化管理、驻外机构以及公检法等部门向税务部门提供有关人员经济往来和收入情况信息的制度等，有了这些制度的保障，综合与分类相结合的个人所得税制改革才能顺利推进[12]。

再次是要改革税收征管制度，合理增设新的税种。我国现行的税收征管办法是由税务部门直接向纳税人征收，这样收税人和纳税人之间缺乏监督，容易造成偷、逃、漏税现象。

应改革税收制度，建设和推行个人应征税收入申报制和税务代理制，逐步建设起由企业、个人申报，审计和税收代理业务，形成纳税人、代理人和收税人三方相互制约的机制，加大税收征管力度。同时，适时开征股票交易净收入所得税、遗产税、赠予税、个人财产税、奢侈消费税以及垄断企业特权经营企业特别税等，以加大收入调节力度，形成收入再分配机制，使地区之间、行业之间、群体之间的收入差距趋于合理化，遏制高收入阶层的收入过快增长，防止两极分化。

3.3 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

就业是民生之本，国家应把提高就业率作为宏观调控的重要目标。这一方面是促进经济增长的需要，另一方面，是解决我国二元结构矛盾，努力减少低收入人群，提高贫困者收入的有效途径。解决就业与再就业问题，需要从拓宽就业渠道、优化就业环境两个方面花大力气，下大功夫。从拓宽就业渠道角度看，政策取向应该是：选择以增加就业为中心的经济增长模式，实施就业密集型或劳动密集型行动计划。具体而言，一是充分挖掘国有企业，特别是大、中型企业的内部潜力，发展多种经营，盘活企业闲置资源，通过主辅分离和辅业改制，安置富余人员，减少推向社会的下岗人员；二是在财政、金融、税收等方面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和扶持非公有制经济、中小企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三是在实施积极财政政策的过程中，尽可能兼顾能够有效扩大就业的工程项目；四是拓宽国内跨地区劳务市场和国际劳务市场。

从优化就业环境角度看，主要政策应包括：一是在宏观环境方面，各地区、各级党组织和政府都应制定相应的就业计划和目标，采取切实有效措施，逐步落实、实现。二是要健全完善城乡统一、内外开放、平等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

三是要为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提供及时充分的就业信息、就业培训服务，使劳动者能够及时得到就业机会并具备良好的就业条件。四是制定实施推动就业的优惠政策，如实施免征所得税，鼓励失业人员和下岗职工自办企业。

3.4 建设和健全社会保障体系。

社会保障作为一种社会福利机制，是近代工业社会的产物，它的实质和功能都是为了解决在社会变迁和转型过程中由于社会贫富差距而引起的社会贫困以及社会发展问题。因此，社会保障具有安全阀、减震器和减压阀的作用。当前，在解决贫富差距这个难题时，我国必须充分发挥社会保障的这些功能，在调节收入分配的同时，加快建设和完善各种社会保障体系，以保障处于社会低层的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避免转型时期出现暴富者对社会财富的疯狂掠夺和贫困阶层生活保障制度缺失的情形。我国现有的社会保障体系还很不完善，难以保障低层城乡居民的基本生活。特别是农村社会保障还基本上处于空白状态，主要还是依靠以集体土地承包经营为基础的家庭保障模式。因此，当前要加快在农村建设和完善居民最低生活保障制度、养老和医疗保障制度等，并加以切实落实。同时，在城市居民中，应通过实行最低工资保证制和最低生活保障线制，使失业职工、困难企业职工、退休职工及丧失劳动能力的居民在生活上基本有保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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