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律师学论文（大全五篇）

第一篇：中国律师学论文

中国律师学论文

在人类文明与文化的发展中，中华民族曾作出过伟大的贡献，不仅最早开启了世界东方文明的大门，而且对人类法治、法学及法学教育的生成与发展进行了积极的探索与光辉的实践。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法》，将于2008年6月1日起正式实施。

一、律师的性质、地位、任务

1、律师的性质：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收委托或者指定，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的职业人员。

2、律师的地位：包括律师的社会地位和诉讼地位。律师的社会地位指律师手社会重视的程度以及在社会生活中所起的作用，律师的诉讼地位指律师在执行诉讼业务的过程中与其他诉讼主体之间的关系。

3、律师的任务：我国《律师法》第2条规定了律师的任务有三项：维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维护法律的正确实施与 社会公平和正义。

二、律师的执业原则：是指法律规定的，贯穿于律师的职业活动整个过程，指导律师实现律师使命的基本原则。

首先，律师的职业原则是有国家法律明确规定，体现在以律师法规范为主体的现行法律规定之中；其次。律师的职业原则覆盖律师执业活动的方方面面，贯穿律师执业活动的全过程，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律师的职业远在，目的在于奥律师的业务活动，实现律师的任务。

律师的执业原则是由律师工作的特点和律师制度的本质决定的。根绝我国《律师法》第3条的规定，律师的执业原则主要包括：（1）遵守宪法和法律；（2）恪守律师职业道德和执业纪律；（3）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4）接受国家、社会和当事人的监督；（5）律师依法执业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害律师的合法权益。

三、律师的素质和技能

1、律师的政治素质：热爱中华人民共和国、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全心全意为人服务。

2、律师的业务素质：掌握基本的法学知识、提高外语水平，掌握丰富的经济和科技知识、了办事要有一定的文学修养、律师要有较强的口头表达能力、律师要有科学思维方式。

3、律师的基本职业技能：律师会见技能、律师咨询技能、律师书状技能、律师谈判技能、律师调节技能、律师调查技能、律师诉讼技能（律师阅卷机能、律师举证技能、律师辩论技能）。

四、律师资格与律师执业

律师资格是指法律规定公民充任律师所应具备的条件。换言之，公民只有符合法律所规定的条件，能到取得律师资格，进而从事律师执职业。

2007年修订的《律师法》完善了律师执业许可制度。第8条规定，具有高等院校本科以上学历，在法律服务人员紧缺领域从事专业工作满15年，具有高级职称或者同等专业水平并具有相应的专业法律知识的人员，申请专职律师执业的，经国务院司法行政部门考核合格，准予执业。具体办法由国务院规定。

国家司法考试主要测试应试人员所应具备的法律专业知识和从事法律职业的能力。考试的内容包括：理论法学、应用法学、现行法律规定、法律务实和法律道德。

律师执业是指依法以律师名义从事各项律师业务。律师执业是取得律师资格的结果，取得律师资格是律师执业的前提。

我国《律师法》规定了申请领取律师执业证书的条件。该法第5条规定，申请律师执业，应当具备下列条件：（1）拥护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2）通过国家统一司法考试；（3）在律师事务所实习满1年；（4）品行良好。该法条还规定，申请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予颁发律师执业证书：(1)无民事行为能力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的；（2）受过刑事处罚的，但过失犯罪的除外；（3）被开除公职或者被吊销律师职业证书的。

律师执业限制：律师只能在一个律师事务所执业；公务员不得兼任执业律师；曾经担任法官、检察官的律师，从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离任后两年内年不得执行诉讼代理与辩护业务。

五、律师执业道德和执业纪律

律师的职业道德是指律师在执行职务、履行职责时应当遵守的道德规范和行为规范。

适当参考《律师法》的规定，可将律师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归纳为一下几个具体方面：

1、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服务为中心；

2、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应当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

3、律师应当忠于职守，维护国家法律和社会正义；

4、律师应当道德高尚，廉洁自律，维护职业形象；

5、律师应当诚实信用、严密审慎、尽职尽责地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

6、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应当保守案件秘密和委托人的隐私。

律师执业纪律是指律师在执业过程中所应遵守的行为规则。根据《规范》中的规定，律师执业纪律主要分为四个大的方面：一是律师在其工作机构的纪律；二是律师在诉讼与仲裁活动中的纪律；三是律师与委托人、对方当事人关系的纪律；四是律师与同行之间关系的纪律。

律师的法律责任是指律师在执业过程中，因故意或过失违反法律、法规或执业纪律而必须承担的责任。

关于对律师惩戒，我国《律师法》规定的惩戒种类有：警告、停止执业、吊销律师执业证书、没收违法所得。

六、法律援助

法律援助制度是指国家对于因经济困难而无力支付法律服务费用的当事人或者因其他原因无法接受法律服务的当事人，免收或者减缓法律服务费用，为其提供法律帮助的一项法律制度。

法律援助的对象根据法律援助的授予原因分为两类：一是因经济困难而难以负担有关法律服务费用的公民。二是特殊案件中的刑事被告人，主要是《法律援助条例》第12条第2款规定的“被告人是盲、聋、哑人或者未成年人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或者被告人可能被判处死刑而没有委托辩护人的”。

《法律援助条列》第10条与第11条、第12条分别规定了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援助与刑事诉讼法律援助中的法律援助范围，具体如下：

（1）民事、行政案件法律援助的范围：请求国家赔偿的；请求给予社会保险待遇或者最低生活保障待遇的；请求发给抚恤金、救济金的；请求给付赡养费、抚养费、扶养费的；请求支付劳动报酬的；主张因见义勇为行为产生的民事权益的。

（2）刑事诉讼法律援助的范围。其中公民可以申请刑事诉讼法律援助的情形有三种：一是犯罪嫌疑人在被侦查机关第一次讯问后或者采取强制措施之日起，因经济困难而没有聘请律师的；二是公诉案件中的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或者近亲属，自案件移送审查起送之日起，因经济困难而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三是自诉案件的自诉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自案件被人民法院受理之日起，因经济困难没有委托诉讼代理人的。

在人类所创造的诸种精神文化成果中，法律制度是一种极为奇特的社会现象。因为作为一项人类的精神成果，法律制度往往集中而突出地反映了人类在认识自身、调节社会、谋求发展的各个重要进程中的思想和行动。

法律是现实社会的调节器，是人民权利的保障书，是通过国家的强制力来确认人的不同社会地位的有力杠杆，它来源于现实生活，而且真是地反映现实的要求。

第二篇：律师论文

青年律师提升业务能力的思考

摘要：梁启超先生在《少年中国说》一文中，以一句“壮哉，我中国少年，与国无疆!”道出了青年对国家发展的重要性。同样，在律师行业发展过程中，青年律师也同样承载着整个行业的殷切希望。中华全国律师协会在《关于进一步加强青年律师培养工作的指导意见》中明确提出：“青年律师是律师队伍的未来，培养一支政治坚定、法律精通、维护正义、恪守诚信的青年律师队伍，关系到我国律师事业的健康和持续发展，也关系到我国民主法制建设进程。”作为法治社会未来的新兴力量，律师专业化使得青年律师不得不对自己的业务能力及相关要求逐次递进，专业契合与业务实践对青年律师的发展显得亟待跟进，如何让青年律师快速提升自己业务能力是未来律师职业专业化的必经之路。然而青年律师存在的相关问题也是当前必须重视的现象，比如经济收入低、执业心理迷茫等多种原因限制了青年律师的发展，案源匮乏、经验不足也造成青年律师业务创新陷入泥沼。如何改变青年律师执业现状、拓宽业务水平，才能真正提升青年律师的业务水平。

关键词：业务能力 青年律师 创新 专业化

如今社会案件普遍增多，当事人对律师要求越来越精细和专业化，这使得律师不得不加强自身的专业学习能力，来满足日益增长的当事人需求。但现实情况往往出现青年律师实践与理论脱节的问题：对于青年律师，当事人对此并不信任，对于当事人，青年律师自身水平并不能满足当事人的咨询需求。我们知道，青年律师往往从大学里刚出来，本科法学或者通过了史上最难的国家司法考试，其理论水平有一定功底，但是实践上往往不尽人意，往往受到当事人的诘难。如何提升青年律师的业务水平，是解决律师服务水平与当事人之间需求矛盾的当务之急。对于此，我们应当对青年律师的发展作出相应解决之道。

一、青年律师执业水平能力面临的困境

1、缺乏实践

青年律师从大学毕业后,寒窗十几载通过了国家司法考试，满以为可以以此为傲，现实给这些青年实习律师泼了一脸冷水，当前高校法学专业教育，仍然以理论学习为主，专业实践为辅，法学教育与执业教育之间脱节现象严重，学生在学习过程中，受大陆法系演绎推理模式的影响，往往是从一般基本原则推导出具体法律适用。而与此相反，律师在办案的过程中面对相似案情，通常是根据以往经验探寻规律，归纳方法，这其实是典型的英美法逻辑，是每个刚从高校毕业的学生所不熟悉的思维模式以及实务训练方式。此外，高校现行考核机制，更导致学生为了学习而学习，为了考试而考试的机械地学习局面，通常忽视对撰写文书等实务方面的历练以及创新能力的发展。因此实习律师的学习之路还是很漫长的。

2、执业心理迷茫，缺乏创新

青年律师往往缺乏正确价值观的指导, 入行草率, 目标不明确。根据某大学法学院调查表明，刚入校时，有75%的学生愿意成为律师，而到毕业时，真正愿去律师事务所工作的学生只有一成。大多数学生或报考公务员或转投其他职业，只有极少数学生还处于实习状态。从上述现象不难看出，青年学生对律师行业的热忱程度本就不高，即便少数人员加入律师行业，也往往抱着“骑驴找马”的心态，一旦考入公务员、事业单位或者其他公司法律事务岗位，那么就会放弃执业申请。心理迷茫造成的青年律师提高自身修养的意识大打折扣，办案水平马马虎虎，当事人对其声誉评价较低，创新意识更为薄弱，长此以往陷入恶性循环。

3、收入微薄

青年律师在踏入律师行业的大门之后，满怀憧憬准备为律师这个崇高事业而全力以赴的时候，却发现原来自己除了律师光环以外，其收入微薄根本不能维持基本生活。“二八定律”在律师行业中的表现尤为明显，20%的律师占据行业收入的80%，而80%的律师却要在20%的收入中维持基本生存，青年律师就处于这80%之列。况且，律师执业收入多以家事、侵权、劳动纠纷等传统民事诉讼以及刑事诉讼业务为主，非诉业务中的金融、税收、建筑工程等知识技术要求较高的法律服务业务十分稀少，即使存在，也掌控在执业时间长、办案经验丰富的资深律师手中，青年律师在执业之初根本无法驾驭此类案件，更无法通过开展新业务来获取案源和收入。

二、提升青年律师执业水平

1、深入学习

古语有云“学海无涯”，作为一名青年律师不仅应当通晓法律，而且还必须博览群书，具有广泛的文化知识。他应当认真学习历史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其他社会科学的有关知识，努力跟上现时社会的发展。没有用上述知识武装起来的律师不过是律师行业中的泥瓦匠，只有具有上述领域的知识，才能成为律师行业中的建筑师。

2、加入团队，与团队共同成长

若想走得快，请选择独行；若想走得远，请选择同行！一个人单打独斗，精力所限，终归是一个事无巨细、事必亲躬的办案律师。而团队模式可以通过发挥各自在知识、资源、能力、时间等方面的优势和资源互补，并形成规模效应，保证了对客户服务的及时性。尽管律师行业是公认最难团队的行业，但如果想有所作为，团队仍然是不二选择。、3、培养法律思维

从技术层面上讲，独特缜密的思维方式是律师素养的最高境界。律师区别于其他专业人士最明显的标志就是律师独有的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的核心是运用法律概念进行思考并以法律许可的方式解决问题。律师不关心事实上发生了什么，只关心证据能证明什么。而如何将客观事实通过证明上升为法律事实，如何将繁琐的社会关系通过分析定位为法律关系，均需要律师缜密的法律思维。

4、具备良好的沟通协调能力

律师被称为“社会工作者”，其工作性质决定需要与各行各业形形色色的人打交道，客户中企业家、知识分子、普通百姓，行政机关的法官、检察官、警察以及政府各部门的工作人员，无时无刻不与律师有着最密切的联系。而具备良好的沟通能力和协调能力，能够为年轻律师在工作中提供有利帮助，如何取得客户的信任、怎样让法官接受律师的观点，都需要有效的沟通与协调。

5、稳定的心理素质

律师的心态与技能同等重要。具有了律师的心态与技能就是掌握了人生的心态与技能，便可在社会中立于不败之地。律师应该胸怀宽广，处变不惊，充满自信，意志坚定。年轻律师必须具备强大的精神意志力。在执业初期，面临残酷的现实及生存问题，坚忍不拔的意志是坚持奋斗的强大动力。当律师面临的诱惑，意志力是屏蔽诱惑的防火墙。法律维护正义，但正义并非都能得到法律的维护。因此，有时法律会显得苍白无力。每个律师都有可能遇到这种令人痛心疾首可又无可奈何的事情。法律一时无法绝对保证正义实现的情况下，不要因失望而牢骚满腹。要时刻鉴坚定自己的意志。

第三篇：中国律师分级制度之我见

中国律师分级制度之我见

王莎莎 学号25

一、当前我国的律师制度

（一）律师的由来。律师是一个古老的职业，起源于古罗马。随着商品经济的不断兴起，法律和先关告示的日趋繁琐，诉讼中的双方当事人，很需要有相关懂法律的专业人士的帮助，辩护人应运而生。到公元5世纪末，充当辩护人的，须在学过法律，取得资格。此后他们逐渐形成行业，组成自己的职业团体，成为专职律师。

现代的律师是指依法取得律师执业证书，接受委托或者指定，在案件中为委托人辩护、代理诉讼及处理平常法律业务的人员。保障人权、实现社会正义是律师的职业价值。

（二）现行我国的律师制度

中国在古代是没有建立律师制度，与律师相称的职业有讼师、状师等。一直到清末《大清刑事民事诉讼法》中才首次提到律师。现在我国的律师制度是文革后直到1979年才逐步建立恢复。可以这样说，律师职业及相关制度，都是西学东渐，是借鉴吸收了国外的现有经验的。79年我国恢复律师制度后，很长一段时间，律师的管理都类似公务员或事业单位人员进行管理，律师拿的是财政工资，执业地域权限受到诸多限制。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推进，我国的律师制度也逐步的适应了市场化的要求，律师不再靠财政供养，而是根据市场的需要提供法律服务，逐步形成了当今的以律师协会为主导的行业自律制度。

二、律师分级制度的利与弊

（一）律师分级制度带来的利

1、律师分级制度是普通老百姓的指路灯。律师的分级制度，虽不能完全指明律师能力的高低之分，但是在当前我国大部分民众法律知识匮乏的很难分辨律师好坏的情况下，对一般民众来说是一个福音，因为他们可能再也不需要为了一个诉讼到处托人找律师了，只需到律师事务所，根据律师的等级直接找就可以了，避免了少走弯路。

2、律师分级制度是对优秀律师的能力的肯定。对于律师来说，律师分级制度，也是对律师个人能力和素质的肯定，只有那些职业道德好、勤于学习、精通业务的律师才能被划分进入高阶层的分级，这是一种简单直观的肯定。

3、律师分级制度有助于规范律师行业。律师的分级制度，最大限度的避免了律师行业的内部恶性竞争，近年来，随着律师行业的竞争加大，一些律所和律师为了获得最大的利益完全不顾职业道德和国家法律的约束，采取诸多违背国家法律和律师制度的手段，获取不正当利益，这严重损害了律师团体的信誉。采取分级制度，可以将那些行业败类有效的杜绝并清除而不是等到东窗事发再来亡羊补牢。

4、律师分级制度的确立有助于与国际的接轨。在国际上很多国家，都对律师进行分级管理，并制定了严格的实施细则。通过分级管理，律师有针对性的提供法律服务，一定程度上避免了有限法律资源的浪费，保证了当事人的合法权益。我国如果建立律师分级制度，一定程度上有利于解决当前法律资源紧缺的情况。

（二）律师分级制度的弊

律师分级制度是一把达摩棱斯克之剑，有利必有弊。

1、律师分级能否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律师制度的分级制度如何具有可操作性和权威性。在当前这样一个到处都是各类分级和职称评定的背景下，律师分级制度能否像想象中那般美好。如果分级制度无法做到公开、公平、公正，将会极大的伤害律师行业，就像之前的某些X士评定一样，老是评定些有政府背景的人，而把真正的有能之人拒之门外。头衔是其次的，真正的是为民服务，就像屠呦呦一样，我们不需要太多的头衔，而是俯下身踏踏实实的做事，为民服务就可以了，人民和社会会铭记你的付出。

2、“专家效应”的聚集。律师的分级制度是否会带来“专家效应”。大家都知道我们老板姓看病只要条件允许，全部往大医院和专家门诊挤，完全不顾自身的病情状况，造成大医院病患如潮，偏远地区的小医院普通医生吃不饱。我个人认为律师分级制度和医师制度一样都是对个人能力的一种肯定，但是会不会造成这样的情况，大城市大律所分级后的高阶律师案件堆积如山，小城市小律所小律师无人问津。这样的情况一旦出现，律师的根本是否会动摇，不得而知。

3、可能伤害有志于律师行业的人。律师分级制度的诞生，可能会挫伤一部分有志于从事律师职业人的积极性。这部分人一般最初的工作不是律师，而是其他法律工作中，有得甚至是自学法律通过国家司法考试，有志于成为律师。律师分级制度后，成为律师的门槛必然有所提高，这部分人往往年龄偏大，从头再来对这部分来说太难。

4、律师分级制度的确立，是否会造成一但评为更高阶律师，就跳槽的问题。我国地域跨度大，经济文化差异很大，分级制度的建立是否会导致，基层和边远地区的律师一旦评上更高阶的律师就远离这些地方，到大城市发展，造成基层和边远地区竟是年轻律师或者根本无律师的局面。

三、律师制度如何更好的适应当代中国经济社会的发展 地域性

随着法律关系的日趋复杂，西方国家律师的业务范围日益广泛，如充当民事代理人，为刑事被告人辩护，担任机关、团体、企业的法律顾问，代当事人书立遗嘱、办理财产的转让、缔结契约、设立公司以及处理银行信贷、社会保险和国际贸易方面的法律事务等。律师分工也越来越专门化，而且作各种分类，例如法国律师分为辩护人和代理人；英国律师分为初级律师（诉状律师）和高级律师（出庭律师）。西方国家律师多系私人开业，单独或合伙设立律师事务所。他们大都组成律师协会，维护本行业的利益。有些国家还把当过律师作为充任法官和检察官的一个条件。有的国家设有“公设辩护人”,一般附属于法院,领取固定薪金，为无力延请或不愿延请律师的被告人辩护。有的国家还出现义务律师，由律师组织或慈善团体资助，轮流到看守所会见被羁押人，为他们提供法律意见，协助其联系律师等。

律师制度起源于西方商品经济的兴起、民主与法制的进步和人权保障、实现司法正义的法治思想，故而律师职业价值显然也源于商品经济、民主与法律制度和法治思想。而在西方国家，律师职业价值的核心精神体现为两个方面，一是忠诚原则，强调的是律师的忠诚义务，体现的是律师的诚实观念；另一是正义原则（公益原则），强调的是律师的保障人权、维护社会正义的公益义务，体现的是律师的正义观念。这是西方律师文化之源，是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精神，也是律师职业的“精髓”。在国外，律师是一个很古老的服务行业，律师也是一个受有尊重的职业。在我国，律师对于很多人来说，还是一个很神秘的职业，是一个高深莫测的职业，但是老百姓普遍认为：律师就是打官司的。还有相当大一部分人认为：律师是帮坏人说话的人。这些话是片面的，甚至是偏激的。因为他们对中国的律师这样一个特殊的群体缺少必要的了解和认识。那么，律师的价值又是什么呢？难道就只是打官司时充当代理人吗？当然不是。我认为，西方律师文化、律师职业伦理的核心精神、律师职业的价值追求，对我们是有重要借鉴价值的，中国律师应当围绕“忠诚”与“正义”这两个基本理念，构建中国律师文化、律师职业价值的核心精神，而且这种精神应为律师群体所共有，成为指导和支配律师行为的思想意识。

第四篇：中国律师走进新时代

中国律师走进新时代

作者/本刊评论员律回春晖渐，万象始更新。伴随着憧憬与期待，2018年如约而至。这不仅是新一年的到来，也标志着34万中国律师走进新时代，开启新篇章。

刚刚过去的2017年，是我国发展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一年。党的十九大胜利召开，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重大政治论断，确立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2017年，律师制度改革取得实质进展。多项改革措施落地生根，开枝散叶，呈现着新气象、承载着新期盼。这一年，全国律师行业党委宣告成立；这一年，司法部长与律师面对面不设禁区，把问题谈深谈透谈彻底；这一年，司法部首办新闻发布会，以保障律师执业权利开题；这一年，《中国人权法治化保障的新进展》白皮书呈现“两个中心”全覆盖成果，维权惩戒工作两手抓、两手硬，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快速联动机制推动维权工作大格局；这一年，政策红利接踵而来，律师担当公共法律服务主体的职能充分拓展：开展法援值班律师工作、刑辩全覆盖试点、律师调解试点、律师参与城市管理执法、出台律师会见监狱在押罪犯新规等等。中国律师业迎着新风进入了新时代，顺势而为，大有可为。「新时代须找准新定位。」着眼于律师的职业属性和行业组织特征，新一任司法部党组提出让律师协会“挺在前面”。“挺在前面”的新定位，体现了行业发展规律，反映了协会基本特征，须加强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突出会长、副会长的法定职责，强调理事会、常务理事会、会长办公会的职能作用，讲政治、履职责、促改革、重自律，打造过硬秘书处，重塑律协公信力，真正把律师协会打造成广大律师信任、爱戴、可依靠、有温暖的律师之家。

「新时代须明确新思路。」着眼于律师行业长远健康发展，新一任司法部党组提出对广大律师要“严管厚爱”，这是新时代律师事业发展的新思路。维护律师执业权利，我们全力以赴；查处违规违纪，我们决不手软。用“严管”体现“厚爱”，用“厚爱”诠释“严管”。“严管厚爱”的新思路，须完善律师执业规范，完善行业规则体系，强化律师职业道德建设，提升整个行业自律能力和水平。广大律师更要像珍惜职业生命一样爱护职业形象，恪守职业道德，践行行业自律，共同维护新时代中国律师整体形象。

「新时代须展现新作为。」着眼于深化律师制度改革、完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律师制度，新一任司法部党组坚持问题导向，坚持改革创新，用改革的方法破解难题,出台了一系列对广大律师有重大利好的政策。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广大律师和各级律协组织要一步一个脚印，将改革进行到底，将政策落实到位，无论是推进律师参政议政、参与国家重大经贸活动，还是推动中国律师“走出去”、完善律师税收政策，都需要凝聚共识、群策群力，更需要勇于担当、砥砺前行，一件事一件事地去抓，一个领域一个领域地去解决问题，用实实在在的成绩单赢得社会尊重，获得职业自信。（本文原载于《中国律师》2018年第1期）2018年《中国律师》全新改版

第五篇：《中国律师重建30年》

中国律师30年变迁路

《中国律师重建30年》专题报道之一

王 健

发布时间：2010年11月05日 15:4 【编者按】

30年前的8月26日，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15次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有关律师的特别法律，也是我国法律第一次以单行法的方式宣示了律师制度的存在。

伴随改革开放的步伐，我国律师制度恢复重建已经30周年了。30年来，中国律师从无到有，从“不问政治”到“参政议政”，当年一支几百人的队伍，今天已经发展到了一支17万的大军，成为中国法治进程的风向标，也折射出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法治建设进步的历程。

为了科学总结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发展的经验与成就，促进我国法律制度的不断完善，民主与法制社于2010年8月26日在中国法学会会议厅主办专题研讨会（天津依法律师事务所与正义网、北大出版社、《律师文摘》编辑部共同协办）。本期刊发了会上部分专题发言，同时采写和约请了部分专家撰写同题纪念文章。

2010年8月26日，北京，秋高气爽。一场名为“纪念《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颁布30周年座谈会”的活动在京城一隅举行。

尽管座谈会只是由一家中央级法制媒体——民主与法制社组织，出席者的阵容却让人们对这场座谈会刮目相看。不仅司法部原副部长陈卓、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刘家琛亲自到会，而且中国国内最知名和最具权威的部分法学专家、如“法学泰斗”江平教授、诉讼法学家陈光中、刑法学家陈卫东等都到会并发表意见。

不过从会议内容来看，与其说是纪念这部法律颁布30周年，不如说是总结中国律师制度在恢复重建30年历程中的经验教训，并由此探讨律师制度的完善与发展。

事实上，会上传出的消息，让人们对于恢复重建已经30年的律师制度喜忧参半。有关统计数字表明，30年来，我国专职律师从200余人发展到如今的17万余人，律师从业人员在数量、质量、规模上均有大幅的提高。但在全国近3000个县中，仍有210个县没有律师。对此，有关专家直言“律师业发展极不平衡”。与此同时，目前中国刑事辩护率约为20%，有些地区甚至不到10%。

“如此低的刑事案件律师辩护率，如此多的地方没有律师，足以说明作为一项基本制度，律师要在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中全面发挥作用，还有相当长的路要走。”一位法学家说。

法律废墟上的恢复重建

1979年，对于如今已经年过耄耋之年的王工律师来说，是他人生的重要转折点。

“当时我还在安徽省蚌埠市做中学语文老师，被蚌埠市中级法院院长李凤山点名要到了法院，安排到司法行政科工作。”王工回忆说，“当时的司法行政科附设于法院内部，主要负责律师业务。”就这样，王工毫无准备地进入了律师行业。

王工那时候不知道，像他这样的律师全国还很少。“那时的律师属于„干部‟身份，直接归法院领导，享受的是公务员待遇，在办案过程中享有充分的取证权、会见权，无论是调查取证还是法庭辩论，律师的意见都为公检法系统所重视。经常在广播某个案子的公审情况时万人空巷，大家争着倾听律师发出的„与公家不同的声音‟。”那段时光让王工至今难以忘记。在他看来，那是律师职业地位的“黄金制高点”。

不仅仅是王工律师。事实上，对于每一位从律师制度恢复重建中走过来的老律师来说，追忆起那段特殊的经历，无不感慨万千。

1978年，《宪法》恢复了辩护制度。1979年，《刑法》《刑事诉讼法》及《人民法院组织法》等7部重要的法律相继问世。作为新中国第一代律师，即将迎来自己八十大寿的陈光中教授清楚地记得，当时出台的《刑事诉讼法》第26条明确规定，被告人除自己行使辩护权以外，还可以委托律师进行辩护。这个规定吹响了中国律师行业复苏的号角。

其后的1979年12月9日，司法部发出了《关于恢复律师工作的通知》，明确宣布恢复律师制度。不久，北京建立了全国第一个律师组织——北京市法律顾问处筹备委员会。在经历了1954年到1957年的新中国律师的萌芽时代和“无法无天无律师”的年代后，不少律师再次站在了历史潮头，成为全国第一批执业律师。

1980年3月，北京市法律顾问处筹委会即改为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刚刚被平反，时年已经53岁的张思之临危受命，担任北京市律协副会长，同时兼任法律顾问处主任。“那时我们法律顾问处只有38名律师，他们的业务只是提供法律咨询和做传统的刑事辩护。一天干15个小时，住办公室是常事。”张思之至今无法忘记我国律师业起步时的艰辛。

8月26日，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并颁布了《律师暂行条例》，较为全面地规定了律师制度所应涉及的主要内容。这是建国以来第一部有关律师的特别法律，也是我国法律第一次以单行法的方式宣示了律师制度的存在。《律师暂行条例》的颁布，标志着中国律师制度的恢复重建开始由筹备运行进入了制度运行层面。

此时，适逢党中央准备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法律界简称“两案”）进行公审。1980年，司法部指定在北京市法律顾问处安排四个律师和来自上海的律师韩学章、苏惠渔和张中组成两案辩护律师组，张思之被任命为组长。

11月20日上午，北京时间9时整，天安门广场东侧正义路1号，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特别法庭开庭。马克昌、张思之、苏惠渔、傅志人、朱华荣、韩学章、张中等七位律师分别作为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的6名主犯的辩护人出现在了法庭上。

这是中国律师在世界上第一次公开亮相。这一历史的审判，开创了律师工作的新纪元，成为我国法制建设的里程碑，也成为我国拨乱反正以来依法办案的典范。从此，辩护律师制度成为我国司法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律师行业迎来了恢复重建之后的一个崭新的春天。

在尴尬中努力前行

“法院、检察院、律师当时的关系，相对单纯，不像现在这样有着太多的利益冲突和隔阂，无论是会见当事人、调查取证还是查阅案卷，律师工作的环境当时都很宽松。”然而，让王工律师遗憾的是，这种“爽得不可同日而语”的日子没有持续多久就结束了。

“《律师暂行条例》中„律师是国家的法律工作者‟的规定，使律师业得到了迅速恢复。”陈光中教授说，“但是，随着改革开放带来的经济社会的变化，这个定位也给律师们带来了困惑。”

陈光中教授解释说，这个困惑首先是律师为谁服务的问题。按照《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法律顾问处是事业单位，由国家设立，律师编制由政府确定，从政府领取工资，自然应该为国家服务。但是为国家服务的律师受企业、特别是受外资企业委托，就需要为外国的当事人服务，这就给律师带来了困惑。

1983年，深圳律师在给外商和企业服务的时候，感觉到法律顾问处的称谓有点名不正言不顺，而且不便沟通，所以第一次使用了“律师事务所”的名称。从1984年开始，在律师的财务管理上开始试行全额管理、差额补助、超收提成以及实行自收自支的经费管理体制。在此基础上，1988年又开始了不要国家编制，不要国家经费、完全由律师养活自己的合作制律师事务所的试点工作。

有了深圳蛇口律师事务所试点的经验，1993年，由司法部提出并报经国务院批准的《关于深化律师工作改革的方案》出炉。这一方案对中国律师的性质进行了重新界定，律师由“国家法律工作者”的公职身份变成了“社会法律服务者”。这意味着律师不再端国家饭碗，这个一下子“从天上掉进海里”的过程被中国政法大学教授王进喜称为“去行政化”的过程。

“律师的困惑还表现在他们该不该为„坏人‟辩护。”陈光中教授进一步解释，“由于律师制度被取消的时间太长，因而直至1990年之前，中国普通百姓对于律师职业的了解十分匮乏，很长时间以来，他们已经习惯于以道德标准来区分好人和坏人。律师作为„国家干部‟竟然替坏人说话，这显然很容易让老百姓产生对律师职业的误解，进而延伸至对律师本人道德水准的置疑，„律师替坏人说话‟就此演变为„律师本人也是坏人‟。”

老百姓对律师的误解一直持续到1996年《律师法》颁布后很长一段时间。这种不理解的声音在2001年达到了巅峰。

2001年，辽宁沈阳破获震惊全国的以刘涌为首的黑社会团伙犯罪案。有“中国刑事律师第一人”之称的田文昌律师担任了刘涌的辩护律师。由于田文昌律师的辩护，刘涌被辽宁省高级法院终审判处死缓，后经最高法院提审判处死刑，立即执行。刘涌被执行死刑后，一些网友将“愤怒”的矛头对准了田文昌律师，在这些网友的“声讨檄文”中，田文昌的罪名主要有：“败类”“罪人”“黑社会的帮凶”。在他们看来，律师为“黑社会”、贪官等权贵阶层辩护，就是“邪恶的帮凶”。

尽管面临一个又一个的困惑，但是中国律师始终没有停止前进的脚步，用自己的行动为自己不断加分，赢得社会影响力。

除了代理当事人进行诉讼之外，越来越多的律师开始以法律顾问的身份，为各种经济主体提供法律咨询，起草法律文件，参与法律决策，解决法律纠纷，律师已成为“企业之师”或“企业家之师”。到1993年，部分律师的业务发展方向已经拓展到见证类的证券业务等复杂的非诉讼业务。除了为公司服务的律师外，还出现了为政府服务的公职律师。

现在，从事新的业务和高端业务如反倾销、银团贷款、投资融资的律师也在不停地增加。值得一提的是，还出现了一批专门从事知识产权跨国服务的律师。几乎在每一次重大经济活动中，都可以发现律师的身影。

也难怪一位法律界人士开玩笑说，今天的成功人士或知名企业可分两类：一类是已经聘请律师作法律顾问的，一类是正在准备聘请律师作法律顾问的。参政议政渐入佳境

1988年3月1日，中国国际广播电台向全世界发布了这样一条消息:在中国七届人大2900多名代表中，有4名律师。王工律师就是其中之一。此前六届人大，没有一位律师代表。

在人大会议召开的第一天，王工就一口气提出制定《律师法》《控制吸烟法》等多个重要议案和建议，不但所提议案序列排第一，而且一人所提议案的数量也创造了历届人大代表所提议案数量的纪录，“中国一号”轰动一时。

王工律师回忆说，到了北京之后，他自然而然地成为安徽省代表团的法律顾问，准备提交立法议案的代表纷纷来找他咨询，他常常忙到很晚。他还发现，当时来自台湾和香港的法律人士都准备在大会上发言，他觉得大陆没有律师发言“说不过去”，他“必须代表大陆律师发出自己的声音”。

“我的名字叫王工，每次人大开会，我都能坐到最前面去，要举手发言的时候就占便宜了。”就这样，在七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闭幕式上，在表决通过政府工作报告、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最高人民法院工作报告和最高人民检察院工作报告时，他站起来即席发言4次。这成为当年大会的“新闻焦点”之一，为此新华社还发了通稿：“安徽代表王工以他洪亮的男高音4次起身发表意见，把闭幕前的大会推向高潮”

这是改革开放后中国律师在政治舞台上的首次登台亮相。以这一次全国人大会议为起点，以后几届全国人大会议和全国政协会议上，中国律师界的代表和委员一直在努力发出自己的声音。

律师界的全国人大代表韩德云律师就是其中之一。早在2002年，韩德云就注意到台湾问题。“在对台问题上，我们存在着政策化倾向，除1979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以外，在对台湾问题所处立场的问题上，立法机关没有以法律的形式给出一个说法。”韩德云在议案中写道。因此，在2004年的全国人大代表会议上，韩德云提出全国人大应当对台湾问题作出“决定”的议案。在和许多代表沟通之后，韩德云的议案得到了大家的响应。他的建议最终直接体现在了《反分裂国家法》当中。

中国律师在殿堂上的议案受到的“重视”，让更多的律师产生了参政议政的冲动。然而，能够登上“庙堂”积极参政议政的律师毕竟是少数。于是，一些律师选择了另辟蹊径，从民间角度参政议政。

参与部委立法和地方立法是地方律师参政议政的新型渠道。据了解，早在2002年，一些地方律师就已经出现在地方人大常委会立法的舞台上。他们或接受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委托审查议案，或接受地方人大常委会的委托进行立法调研，或在地方人大常委会出台新的法规时应邀发表意见。

也就是在那一年，重庆索通律师事务所接受重庆市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的委托，起草了《重庆市物业管理条例（草案）》，从而开启了非律师代表和政协委员参与立法的序幕。此后，各地律师事务所或者律师协会接受委托起草法案的事情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律师通过立法，实现了事实上的参政议政。

如果受托起草法律对非律师代表和政协委员来说只是参政议政的“星星之火”的话，那么法律助理制度则让非律师代表和政协委员参政议政变成了燎原之势。据了解，早在2002年年初，深圳市人大常委会就在全国率先实行了法律助理制度。为兼职人大常委会委员聘请的第一批21名法律助理中，就有多达14名执业律师。他们的主要职责是协助兼职委员从事立法和监督的工作，包括协助兼职委员起草法规草案、议案及建议；在立法调研、听证、监督工作中，提供法律咨询意见；为兼职委员审议法规、议案提供相关资料和法律意见。

深圳首创的以执业律师为主体的法律助理制度在全国产生了巨大影响，并被各地人大常委会“复制”。海口、重庆、上海、成都、郑州、广东和湖北等地的人大都进行了类似的尝试。北京市人大常委会在2005年初还建立了一个200人的立法专家库，其中120人是律师。

更多的律师则选择了以律师个人的名义，代理公益诉讼、提起公益诉讼的方式参政议政。环境保护、食品安全、农民工权益的保护等一系列惠及民生的问题，都已经成为律师目光凝聚的焦点。如今，全国1万多家律师事务所、17万多名执业律师，无时无刻无处不在扮演着参政议政的“角色”。

推进民主法治进程 任重道远

2007年10月28日，十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三十次会议通过了修订的《律师法》。有法律界人士认为，修改后的《律师法》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律师的“三难”问题，以立法的形式肯定了我国律师制度改革发展取得的一系列成果。从律师执业许可、律师事务所组织形式、律师执业权利和义务、律师业务和律师执业监督管理、法律责任等诸多方面进一步改革和完善了我国律师制度。

王工律师显然不认同这个说法。在他看来，《律师暂行条例》已经完成了其使命，但是《律师法》并没有立起来。“《律师法》被称为部门法，是立法部门的尴尬。”回想起曾经的《律师暂行条例》，王工律师不禁发出了“情以何堪”的感慨，“如今会见难、阅卷难、调查取证更难，那时候我们哪里受到过今天这么多人为的限制啊！”

“律师的合法权益如果无法得到保障，带来的直接损害就是当事人的正当权益难以保护。”王工律师认为，律师是公民权利的代言人，律师的地位与遭遇是一个社会民主法治状况最灵敏的晴雨表。

2009年年末，北京律师李庄被重庆检察机关诉称，在重庆市江北区看守所会见龚刚模时，为帮助龚刚模开脱罪责，三次诱导、唆使龚刚模编造公安机关对其刑讯逼供。2010年1月8日，重庆市江北区法院以辩护人伪造证据、妨害作证罪（《刑法》306条）判处李庄有期徒刑二年六个月。2月9日，重庆市一中院维持一审罪名，改判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

由于李庄北京律师的特殊身份，李庄案很快引起了舆论和社会的高度关注，在法律界引起了热议。

江平教授认为，李庄案不仅反映《律师法》未予落实，还暴露出我国立法的巨大漏洞，《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规定“首当其冲”。

王工律师也认为，修订后的《律师法》中，特别增加了律师的执业豁免权。即律师在执业活动中的人身权利不受侵犯；律师在法庭上发表的代理、辩护意见不受法律追究。但是发表危害国家安全、恶意诽谤他人、严重扰乱法庭秩序的言论除外。这一规定意味着为律师和检察官创造一个平等的舞台，让律师能充分履行职责具有划时代的意义，也有利于维护法律的公正与公平。“这一条与《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显然是相冲突的。”

据全国律协不完全统计，连李庄共计108例律师被控违反了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规定，其中32名律师被判有罪。“为什么另设专条针对„辩护人‟实质是律师，而„司法工作人员‟没有另设一条呢？为什么律师不能列入公民主体呢？为什么律师既不同于司法工作人员，又不同于普通公民呢？”王工认为刑法306条律师“伪证罪”的规定是对律师的歧视，该法条没有单独存在的必要。

李庄案后，律师界开始认真思考自身的处境和未来。对于律师业的前景，王工律师认为，律师只有在一个法治社会才能发挥最大的作用。尽管目前我国法制还不健全，但是律师无疑是推进中国民主法治进程的最重要一支力量。无论什么时候，律师制度都是与一个国家民主法治的建设和发展紧密相连的。律师的每一步，都是中国法治的进步。历史潮流浩浩荡荡，中国最终走向民主法治不可阻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