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卫生防疫体系回顾史

第一篇：中国卫生防疫体系回顾史

中国卫生防疫体系回顾史

我国卫生防疫体系从新中国成立起至今经历了五个阶段：(一)初创时期(1949年——1952年)

解放前夕，在东北解放区建立了防疫大队，开展鼠疫、霍乱等传染病的防治工作。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许多地区相继建立防疫大队，民族卫生工作队，专业防疫所(站)，大力开展对黑热病、血吸虫病、疟疾、丝虫、性病等传染病、寄生虫病的防治工作，控制了一些传染病、寄生虫病的流行，保证了解放战争的顺利进行。通过这些工作培养和建立了一支防疫专业队伍。1950年、1952年，分别在第一届、第二届全国卫生工作会议上正式确立了”面向工农兵、预防为主、团结中西医、卫生工作与群众运动相结合”的卫生工作方针。在这个方针的指引下，全国卫生防疫体系和工作有了很大的发展。

1949年，参照苏联的经验和做法，东北原中长铁路管理局首先建立了卫生防疫站。以后，东北地区的部分省、市也建立了卫生防疫站，在东北行政区还建立了东北卫生防疫总站(1954年撤消)。这些都为1953年全国普遍建立卫生防疫体系积累了宝贵的经验。到1952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147个。各类专科防治所(站)188个，共有卫生防疫人员20,504人，其中卫技人员19,750人。

(二)全面建立、健全、发展时期(1953年一一1965年)

1953年政务院第167次会议批准，在全国各省、自治区、直辖市，以及地(市)、县(旗、区)普遍建立卫生防疫站。同年，卫生部召开第一届卫生防疫站工作会议，讨论研究贯彻执行政务院的决定。1954年，卫生部颁发了《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这是我国卫生防疫体系建设中的重要文件，明确规定卫生防疫站的任务是：预防性、经常性卫生监督和传染病管理。至1996年底，全国除有些少数民族和边远地区外都建立了卫生防疫站。铁路系统和大型厂矿企业也建立了卫生防疫站。根据周总理关于“扩大预防，以医院为中心指导地方和工矿的卫生预防工作”的指示精神，要求医疗机构也要把预防疾病作为重要任务之一，县以上医院建立了预防保健科，乡卫生院建立了卫生防疫组，扩大了卫生防疫队伍，增强了基层卫生防疫力量，大大壮大了卫生防疫体系。

根据传染病对人民健康危害的严重情况，当时，卫生防疫体系的工作重点是集中力量做好传染病的防治。1955年6月1日经国务院批准，我国颁布了第一个卫生防疫法规——《传染病管理办法》。

三年自然灾害期间，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政策环境影响，初建起来的卫生防疫体系经受了第一次曲折，许多地方在机构撤拼中，首当其冲地将卫生防疫站、专科防治所与卫生行政机构、医疗保健机构合并为所谓的”三合一”、”四合一”，使大批防疫机构工作停顿，人员流失，造成一些传染病回升，给人民健康和工农业生产带来不利的影响。直至1962年党中央提出”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方针后，卫生部于1964年颁发了《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并在全国贯彻实施，卫生防疫体系才又恢复到正常的发展轨道。

《卫生防疫站工作试行条例》的实施，明确了卫生防疫站作为体系的主体机构的性质、任务和工作内容，并规定了卫生防疫站的组织机构设置人员编制，这对卫生防疫站的发展起到了积极推进作用。到1965年底，全国共有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2,499个，专业防治机构822个，人员合计77，179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63,879人。与1952年比较机构增长了16倍，人员增加3倍多，卫生防疫机构得到了长足的发展。

(三)严重破坏时期(1966年——1976年)

十年文革期间，卫生防疫体系及其工作遭受严重的破坏，卫生防疫站及其他防疫防治机构被作为修正主义产物遭到批判否定、取消、合并，卫生防疫技术人员下放、改行，卫生防疫工作处于全面停顿状态。其后果是十分严重而触目惊心的。曾一度被控制的传染病、寄生虫病又开始流行，由于疫情报告系统、制度全面瘫痪，故现存的资料极不完整。仅以66年底到67年底，由于红卫兵大串联人群大量流动，引发的流行性脑脊髓膜炎为例，据不完全统计，发病累计达300万人以上，发病率为403/ 10万，病死率为5．49％；苏、鲁、豫、皖、鄂五省的疟疾发病人数即达2000万左右；其他如流感、痢疾、伤寒、虫媒传染病、血吸虫病等都有大幅度的回升。尽管国务院于1972年发出了《健全卫生防疫工作的通知》，但由于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条件限制，全国卫生防疫体系及其工作虽有一定的恢复，但仍处于全面低迷状态。

尽管卫生防疫体系遭到的破坏，正常工作受到干扰。但在关键时刻，广大卫生防疫工作者仍表现了无私奉献、勇于直前、对人民健康极端负责的精神，投入诸多控制传染病流行和突发应急事件中去。76年唐山大地震后，由于各项公共卫生措施到位及时，使得震后灾区的卫生防疫工作取得很大的成功。

(四)新的历史时期(1978年——)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经过拨乱反正，落实多项正确政策并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卫生防疫体系及其工作同其他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一样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这一时期又分为两个阶段：

1．全面恢复发展阶段(1978年——1985年)

1978年9月，在1955年发布的《传染病管理办法》的基础上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急性传染病管理条例》，这个条例的实施加强了卫生防疫体系在预防控制传染病中的责任、地位和作用。1979年卫生部在1954年颁发的《卫生防疫站暂行办法和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的基础上，颁布了《全国卫生防疫站工作条例》，以及1979年卫生部、财政部、国家劳动总局联合下发的《卫生防疫人员实行卫生防疫津贴的规定》、1980年国家编委和卫生部联合下发的《各级卫生防疫站组织编制规定》、1980年卫生部下发的《关于加强县卫生防疫站工作的几点意见》。采取这些措施，大大促进了卫生防疫体系、特别是其主体机构卫生防疫站的恢复与发展，不仅是在数量上增加，而更重要的是在工作质量和内部的科学管理、人员素质的改善与提高等方面都大大超过了文革前的水平。1982年1月，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5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同食品卫生法(试行)》，使卫生防疫体系从几十年的行政管理步入了法制管理的轨道，为后来更多的公共卫生法律、法规的实施探索了有益的经验。《食品卫生法(试行)》的实施也极大地强化了卫生防疫体系的社会职能，并大大提高了卫生防疫机构在社会上的地位和影响。

1982年为提高全国卫生防疫工作水平，卫生部成立了国家预防医学中心(1985年改为预防医学科学院)，为全国卫生防疫机构提供业务技术指导、应用性科学研究、高层次专业人员培训等服务，也初步形成了从中央到地方的联系密切的业务技术服务、信息沟通和网络系统。

到1985年底全国已建立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3,410个，比1965年增加了911个，专业防治所

(站)1，566个，比1965年增加了744个。卫生防疫人员增至194,829人，比1965年增加117,650人，其中卫生技术人员增加了87,821人。

2．改革发展阶段(1986年-2002年)

这个阶段是我国卫生防疫体系及其工作不断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深化改革，不断加强内涵建设、提高科学管理水平，不断的将卫生防疫工作纳入法制管理，走向社会，不断地把公共卫生工作与国际接轨，走向世界的时期。

加强卫生防疫体系的内涵建设，努力提高防疫机构的管理水平和业务技术服务水平是在新形势下，卫生防疫工作的更高要求，是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变革的迫切需要，也是卫生防疫体系能否持续发展，满足人民健康需求的必要条件。在这期间通过推进科学管理、科学理站、规范有偿服务管理，制定实施各级、各类卫生防疫站的技术规范；加强县卫生防疫站的规范建设；推进防疫站等级评审；加强中西部国债建设等措施以及加强卫生防疫机构主要领导和骨干的现代管理培训、应用型专业人员的高级培训；特别是在卫生防疫工作实践中重视发挥专家的作用，使卫生防疫体系的能力有了长足的提高，为有效预防控制疾病，执行卫生监督提供了必备条件。在此期间我国建立并进一步完善了冷链系统，实现了计划免疫三个85％的目标，和最终消灭脊髓灰质炎。1994年我国宣布基本消灭丝虫病；1998年宣布基本消灭麻风病。控制重大传染病的流行始终是卫生防疫体系的首要任务，无论是85年山东等地的出血热、海南的登革热或者是88年上海的甲肝和新疆非甲非乙的大流行，或且是O2、脊灰、伤寒、钩端螺旋体病、O157、AIDS等局部流行，经过努力都能得到有效的控制。特别是在91年、94年、98年华东、中南及全国性的大水灾面前，广大卫生防疫工作者都能全力以赴，尽职尽责，在党和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三个大灾之后无大疫的辉煌战果。

广泛的发展爱国卫生运动、改变环境、讲究卫生。全国性的改水、改厕和开展卫生城市、卫生城镇的创建工作，无疑对改善广大群众的工作、生活环境、促进健康、预防疫病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逐步运用和适应法律、法规规范管理公共卫生问题，是卫生防疫体系这一时期改革、发展的一大特点。除了《食品卫生法(试行)》外其他诸如《中华人民共和国传染病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卫生检疫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职业病防治法》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尘肺病防治条例》、《化妆品卫生监督条例》、《公共场所卫生监督条例》、《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应急条例》等一批覆盖公共卫生各个领域的法律、法规相继出台并付诸实施，为疾病控制和卫生监督提供了有力的法制管理条件和手段，使公共卫生各个领域的管理进入有法可依、有法可循的良性运行环境。依法查处和处理了大量的毒酒事件、食源性中毒事件，职业病和职业中毒以及核丢失、环境损害健康的事件，有力的促进了有关行业的规范管理，保障了广大群众的健康。

我国从80年代初加入世界卫生组织后，公共卫生的许多领域都与国际组织或友好国家加强了联系，使我国的公共卫生工作融入了国际社会，学习了经验，也找到了差距。80年代中后期，我国先后引入国际资金合作项目，对冷链建设，计划免疫，消灭脊灰、艾滋病、性病、结核病、血吸虫病、麻风病、疟疾、寄生虫病、碘缺乏病等以及加强农村妇幼卫生建设和卫生防疫站机构建设、公共卫生信息网络建设等投入大量资金和设备，建立工作机制、培训专业人才、提高技术水平。通过合作项目，使我国一些传染病的控制水平和效果，按期达到世界卫生组织规定的目标要求。90年代中期，根据我国社会疾病谱和公共卫生服务需求变化以及世界卫生组织对作为公共卫生问题的非传染性慢性病妁重视和关注，我国也把传统的公共卫生单纯的应对传染性疾病的概念，扩展到非传染性慢性病领域(包括伤害和精神卫生领域)。并以“疾病预防控制”的概念替代传统的“卫生防疫”概念，从卫生行政和专业机构设置上予以体现。同时为扩展此项工作迅速引进世界银行贷款“健康促进”项目，把国标上先进的 “健康促进”概念应用在非传染性慢性病，以及与行为、心理关系密切的传染性疾病(AIDS、STD)的预防控制中去，实践证明这种新概念、新方法能在预防控制有关疾病中显示重要作用。

3、健全发展时期(2003年以来)

2003年抗击非典疫情之后，党中央、国务院更加重视和关注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建设工作，提出了疾病预防控制体系建设目标，将疾病预防控制工作作为保护人民健康，促进社会和谐的重要内容，国家采取了许多重大举措，提出了争取用3年左右的时间建设疾病预防控制体系的要求。

第二篇：《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创建史》读后感

《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创建史》读后感

有幸读到这本由步入古稀之年的舞蹈教授李正

一、郜大琨、朱清渊写的《中国古典舞教学体系创建史》，这是一本纪实性的书，字字句句都是史实。这是一本具有相当历史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书，实具抢救性质，今日不写，那些凝聚了多少人心血探索出的宝贵经验，曲折道路中的失败教训，将随着时间的流逝而隐去。

本书作者在写自己走过的路，写新中国建立之初，第一批专业舞蹈工作者，决心寻觅中华民族舞蹈之根，立志要建立中国自己的舞蹈训练体系，属于我们自己民族独特的舞种。在老专家欧阳予倩的提示下，首先从保存了大量“活”的传统舞蹈的戏曲中入手，同时又向更古老的武术深挖。他们采用集体攻坚的工作方式，以坚韧的毅力，一点一滴地创建新中国古典舞体系。

说它“新”，是因为自从12世纪南宋时代戏曲兴起后，就逐渐取代了唐代舞蹈在表演艺术领域独领风骚的地位，传统舞蹈被融入戏曲表演中，成为戏曲表现故事情节、刻画人物诸多手段之一，至今已有800余年之久。然而融入戏曲中的舞蹈，并未消亡，反而在戏曲中得到高度发展，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严格的训练体系，创造了独特的表演方法。这是“活”着的传统舞蹈。要建立中国的舞蹈体系，就必须将舞蹈从戏曲中分离出来，舞蹈与戏曲，经历了从融合提高到分流发展的历程。

创建新中国古典舞体系的有识之士们，满怀激情，谨慎、踏实地向戏曲、向武术学习，又敞开胸怀，借鉴芭蕾科学的训练方法。他们一步一个脚印，不断总结经验，进行反思，检查在创建工作中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他们为创建中国古典舞体系，奉献青春，乃至一生。他们满怀深情，实事求是地写下新中国古典舞创建的历史，给后人留下了这笔宝贵的精神财富！这是一本可称得上“信史”资料的好书。

新中国古典舞的创建与发展是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才逐渐成长、成熟的。在这里，我不得不提到这个群体中的带头人———李正

一、唐满城、郜大琨、朱清渊，还有他们的接班人———王佩英、王伟等，他们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在各自的岗位上，为新中国古典舞蹈的继承与发展，作出了自己的独特贡献。

本书的编撰与出版，得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领导和上级领导的关怀与支持，使这本很有历史价值与使用价值的书得以面世，造福后代。我衷心希望能再作一次集体攻坚，同心协力，将几代人为之奋斗，凝聚几代人心血的新中国古典舞教材编成规范的，使之成为由国家颁布，任何老师必须遵循的一部教材。就像芭蕾的训练教材一样，任何人教、任何人学，都必须循序渐进，按一定的教程规范进行。当然，可以发展，也可以丰富，但基础不变，根不动摇。只有这样，新中国古典舞才会兴盛发达，日臻完善，才可独树一帜，立于世界舞坛之林，而永不衰败。

我非常喜欢“新中国古典舞”这个词，因为：

一、这一新创舞种，是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有组织地、用集体的力量逐渐建立起来的；

二、“新中国古典舞”并不是一成不变地继承前代传统，而是在传统的基础上，有所创新，有所发展。实际上，任何一门艺术，都是在不断创新中发展，并逐渐完善的。一个舞种的建立与完善，又怎能永远凝固不变呢！

第三篇：回顾近现代宗教史史演讲稿

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回顾近代宗教发展史，为做好宗教工作打下

坚实基础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我演讲的题目是庆祝建党九十周年回顾近现代宗教发展史，为做好宗教工作打下坚实基础。“睡狮破浓梦，病国起沉疴（kē）”。自鸦片战争起，追求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国家富强、人民幸福，成为贯穿百年来中国历史的根本任务和突出主题。历史的必然选择，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任交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肩上。经过２８年艰苦卓绝的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建立了人民当家做主的新中国，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伟大征程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走过９０年风雨征程，中国共产党引领社会主义中国站在新的历史起点，担负起新的历史使命。

回顾近现代宗教发展史，让我们清醒地了解到中国宗教政策的最终确立是有其历史必然性的。

一、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下中国宗教具有特征。中国人对万物和人生本源的基本看法是“万物本乎天，人本乎祖”（《礼记》），基本信念是敬天法祖，报本答愿的方式是祭天祭祖，由此演化出一套统治制度和伦理秩序。到了封建社会，就形成了封建等级社会固有的“封建宗法性”特征。在这种强大的惯性中，中国文化以儒学为支柱，中国宗教“儒释道”相浸染，都打上了“敬天法祖重社稷”的烙印，强调维系现存世界，并理性地适应现存世界。

随着中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宗教又多了个“洋教”特征。“四万万人齐下泪，天涯何处是神州？”中国传统 1

宗教在国难当头和中西文化冲突的夹缝中挣扎，这时基督教和天主教却大规模传入中国。一个本来是传播福音的宗教，却不幸成为侵略者的工具，“如来佛是骑着白象来到中国的，耶稣基督却是骑在炮弹上飞过来的。”（蒋梦麟语）一个宣扬爱人如己的宗教，却倚恃“治外法权”的庇护走向了它的反面。

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内封建地主阶级、领主阶级以及反动军阀和官僚资产阶级，主要控制着佛教、道教和伊斯兰教的领导权；外国殖民主义、帝国主义势力，则主要是控制天主教和基督教的教会。

二、发起挑战

对“封建”特征的挑战，始于“戊戌变法”后一代代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在寻求民族独立和复兴的神圣祭坛前，呼喊与抗争之声始终不绝于耳。人们也听到了弘一大师“念佛不忘救国”的怒吼，看到了茅山道士“上马杀敌，下马学道”的身影，以及回民支队纵横驰骋英勇抗日的壮举。

对“洋教”特征的挑战，始于中国天主教和基督教中的有识之士。天主教界人士主张天主教“中国化”。基督教界发起了“本色教会运动”。

三、走向新生

1949年新中国建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终结。蓄势已久的中国宗教的自我革新，在新中国、新社会再度爆发了。

基督教、天主教走上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道路。1950年春，政务院总理周恩来接见宗教人士，当他听到多年来基督教界的理想是提倡的“自治、自养、自传”时，总理欣然支持，强调

中国基督教会必须肃清其内部的帝国主义的影响和力量。中国基督教抓住历史的机遇，做出了正确的抉择。1957年2月，中国天主教召开了为期40多天的教友代表会，正式确立了“独立自主自办教会”的方针。

伊斯兰教改革的内容包括废除宗教的一切封建特权，改革总体上是和平、谨慎地推进的。藏传佛教改革在西藏特别强调“慎重稳进”，最初是采取“和平改革”、“六年不改”的方针。直到1959年西藏上层反动集团发动了全面的武装叛乱，在平叛的同时，才调整为“边平边改，先叛先改，后叛后改，未叛缓改”。在改革的基础上，经过协商，建立了寺庙民主管理委员会，制定了《寺庙民主管理试行章程》。

汉传佛教和道教也进行了改革。剔除了“教理、教制、教产”方面的封建宗法因素，废除了危害下层僧侣身心健康的陈规陋习，消除了寺观内盛行的封建迷信等不良现象。

通过民主制度改革和独立办教道路的选择，中国宗教不再是作为帝国主义附庸或被统治阶级控制利用的工具，而是恢复了本来面目，保有其基本信仰和教义、维持着与其自身特点相一致的宗教制度和礼仪、能自主地开展正常宗教活动的宗教；是真正体现爱德、弘扬文化传统的宗教。

1993年，江泽民同志指出，“我国过去进行的宗教制度改革，在天主教、基督教方面革掉帝国主义的操纵和控制，实行独立自主、自办教会，在佛教和伊斯兰教方面革掉封建剥削和压迫制度，是完全必要的和正确的，使我国宗教界迈出了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的重要一步。”

四、政策理念的确立

有过失误，教训更深刻；有过反复，原则更坚定；有过曲折，认识更清晰。勿庸讳言，1957年后，中国共产党有过“左”的失误。“文化革命”实际成了“革文化命”，其中包括“消灭宗教”的运动，教训深刻、代价沉重。改革开放以来，在拨乱反正、“落实宗教政策”的巨大努力中，数座寺观教堂得以迅速恢复或重建。如果说，“消灭宗教”的荒唐是“史无前例”的，“落实政策”的努力又何尝不“惊天地、泣鬼神”？ 经过如此的大落大起，大悲大喜，此番全民族对宗教信仰自由的尊重，来得更为自觉、坚定和深沉。

积累60年之实践，回顾100年之历程，展望新世纪之发展，要讲中国的宗教政策，最基本的其实就是两条：尊重宗教信仰自由，坚持独立自主办教。

——尊重宗教信仰自由，是基于对广大信教群众信仰选择的真诚的尊重，基于宗教存在和发展的客观规律。

——坚持独立自主办教，也是基于对全中国人民意愿的真诚的尊重，基于中国曾经长期受过帝国主义侵略和掠夺的历史事实。

事实上，中国共产党不断对自己的党员进行宗教知识和宗教政策的教育；中国现代宗教学术的研究，也已经出现理论和方法的多样化和学术繁荣的新局面。以中国之大，难免局部不出一点问题。政府宗教事务部门的责任，就是依法对宗教事务进行管理，也即对有关宗教的法律、法规和政策的贯彻实施进行行政管理和监督。宗教工作必须坚持“全面贯彻党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政策、坚持独立自主自办原则、依法加强对宗教事务的管理、积极引导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为基本方针。

最后，我们坚信在以张忠为局长的局班子的正确领导下，在全局同志的团结协作、共同努力下，我局的工作一定会上一个新台阶，开创出新局面。

谢谢大家！

第四篇：中国农业政策回顾

中国农业政策回顾

2004年2月8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促进农民增加收入若干政策的意见》全文公布。这是时隔18年后中央再次把农业和农村问题作为中央一号文件下发。此后，中央每年的一号文件都是紧紧围绕农业和农村问题，充分体现了党中央、国务院在新形势下把解决“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战略意图。下面是每年中央一号文件对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

2004年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做好农民增收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按照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要求，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调整农业结构，扩大农民就业，加快科技进步，深化农村改革，增加农业投入，强化对农业支持保护，力争实现农民收入较快增长，尽快扭转城乡居民收入差距不断扩大的趋势。

2005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统筹城乡发展的方略，坚持“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稳定、完善和强化各项支农政策，切实加强农业综合生产能力建设，继续调整农业和农村经济结构，进一步深化农村改革，努力实现粮食稳定增产、农民持续增收，促进农村经济社会全面发展。

2006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围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做好农业农村工作，始终把“三农”工作放在重中之重，切实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各项任务落到实处，加强加快建立以工促农、以城带乡的长效机制，加快农村全面小康和现代化建设步伐。

2007年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实行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针，巩固、完善、加强支农惠农政策，切实加大农业投入，积极推进现代农业建设，强化农村公共服务，深化农村综合改革，促进粮食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农村更加和谐，确保新农村建设取得新的进展，巩固和发展农业农村的好形势。

2008年和今后一个时期，农业和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按照形成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新格局的要求，突出加强农业基础建设，积极促进农业稳定发展、农民持续增收，努力保障主要农产品基本供给，切实解决农村民生问题，扎实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2009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把保持农业农村经济平稳较快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围绕稳粮、增收、强基础、重民生，进一步强化惠农政策，增强科技支撑，加大投入力度，优化产业结构，推进改革创新，千方百计保证国家粮食安全和主要农产品有效供给，千方百计促进农民收入持续增长，为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继续提供有力保障。

2010年农业农村工作的总体要求是：把统筹城乡发展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根本要求，把改善农村民生作为调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重要内容，把扩大农村需求作为拉动内需的关键举措，把发展现代农业作为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大任务，把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和推进城镇化作为保持经济平稳较快发展的持久动力，按照稳粮保供给、增收惠民生、改革促统筹、强基增后劲的基本思路，毫不松懈地抓好农业农村工作，继续为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作出新的贡献。

2011年加快水利改革发展：把水利作为国家基础设施建设的优先领域，把农田水利作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重点任务，把严格水资源管理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举措，大力发展民生水利，努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的水利现代化道路。

第五篇：回顾2010：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渐成体系

回顾2010：中国文化产业政策渐成体系

北京商报

2000年10月，党的十五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要“完善文化产业政策”，这是“文化产业政策”概念首次出现在官方正式文件中。2010年，《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等一系列文化产业政策和支持文化产业发展的政策相继出台、渐成体系，促进了文化服务体系的构建，推动了文化产业的发展。

《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政策发布：

2010年1月4日，新闻出版总署发布了《新闻出版总署关于进一步推动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

《指导意见》提出新闻出版产业发展目标，明确强调新闻出版改制、走出去和数字出版将成为2010年重要任务。

数字展示：

1：1.46

第十七届北京国际图书博览会达成各类版权输出与合作出版协议1412种，比去年同期增长22%，达成引进协议967项，引进与输出之比为1：1.46，实现中国图书版权输出的重大突破。

亮点解读：

柳斌杰（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署长）：

体制改革激发了新闻出版产业的内在活力，重点领域改革效果显著，很多领域发展态势良好，出版市场整体繁荣，出版产业快速发展，真改革带来了真发展、真变化。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

政策发布：

2010年1月21日，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国务院办公厅关于促进电影产业繁荣发展的指导意见》。《指导意见》提出中国电影产业2010年发展重点：大力繁荣创作生产、积极培育新型企业、大力支持城镇数字影院建设、鼓励加大投融资政策支持和积极推动科技创新。其中尤其提出鼓励非公有制电影企业，加强数字影院和电影院线建设。

数字展示：

100亿元

根据预计，2010年中国电影票房突破100亿元已成定局，同比增幅超过60%。而中国电影家协会产业研究中心发布的《“十二五”期间中国电影产业黄金五年发展研究报告》，对2011-2015年中国电影市场发展趋势做出预测，认为未来5年内全国票房将突破300亿元，到“十二五”末期，中国将成为全球第二大电影市场。

亮点解读：

朱虹（国家广电总局新闻发言人）：

从“十一五”到“十二五”时期，是我国电影产业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也是电影体制机制改革创新发展的黄金机遇期，在这样一个机遇与挑战同在的非常时期，《指导意见》的出台，必将对今后一个时期电影事业产业发展产生深远的影响。

《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

政策发布：

2010年4月8日，央行、中宣部、财政部、文化部、广电总局、新闻出版总署、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九部委联合下发《关于金融支持文化产业振兴和发展繁荣的指导意见》。明确鼓励银行业开发适合文化产业特点的信贷产品，加大有效信贷投放；完善授信模式、加强和改进对文化企业的金融服务。同时，鼓励保险机构可开发适合文化企业特点和文化产业需要的保险产品，提高保险在文化产业中的覆盖面和渗透度，有效分散文化产业的项目运作风险。

数字展示：

600亿元

2010年10月28日，在第四届中国北京文化创意产业投融资论坛上，农行北京分行将与北京市文化创意产业促进中心签署合作协议，农行北京分行将加入支持北京文创产业发展行列，每年提供200亿元信用支持额度。届时，北京市各商业银行对文创产业累计授信规模将接近600亿元。

亮点解读：

李小磊（文化部文化产业司副司长）：

金融支持文化需要通过政府部门、金融机构和文化企业共同努力，需要创造一个良好的政策环境；研究开发适用于文化产业投融资需要的金融产品；完善文化企业公司治理结构和

财务制度；要为文化产业和金融业提供交流信息、沟通业务、开展合作的文化产业投融资公共服务平台。

《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

政策发布：

2010年9月15日，新闻出版总署下发《关于加快我国数字出版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意见》提出，到“十二五”末，我国数字出版总产值将力争达到新闻出版产业总产值的25%；在全国形成8-10家各具特色、年产值超百亿元的国家数字出版基地或国家数字出版产业园区；形成20家左右年主营业务收入超过10亿元的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数字出版骨干企业；传统出版单位到2020年基本完成数字化转型。

数字展示：

900亿元

据不完全统计，上半年共有包括中国出版集团、读者集团、上海新世纪出版集团在内的20多家出版机构或IT厂商推出了自有品牌的电子书阅读器。据第三方研究机构清科研究中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电子书阅读器共计销售近30万台，整个产业预估的产值为15亿元。而据CMIC分析师预计，今年中国数字出版产业规模将超900亿元。

亮点解读：

范卫平（新闻出版总署出版产业发展司司长）：

随着新闻出版体制改革的推进，会有更多像汉王一样的企业准备上市。同时，由于数字出版发展潜力巨大，总署正在制定的新闻出版业“十二五”规划中，数字出版将会是重点发展。

《文物艺术品拍卖规程》

政策发布：

中国拍卖行业恢复20年来的第一个行业标准《文物艺术品拍卖规程》于7月1日正式颁布实施。此项标准内容涵盖了文物艺术品拍卖从拍品鉴定到展示、拍卖的全过程，将对文物艺术品拍卖的规范产生积极的影响，也是中国拍卖行业自律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关键点，同时也为保证中国艺术品拍卖市场亟须繁荣奠定了监管的基础。

数字展示：

961918.6万元

2010年春拍，全国八大拍卖公司一共成交961918.6万元。其中北京保利拍卖公司成交331348.2万元，中国嘉德公司成交212781.1万元，北京翰海公司成交131618万元，北京匡时公司成交108131.2万元，中贸圣佳公司成交68653.6万元，杭州西泠公司成交65263.6万元，北京华辰公司成交23027.1万元，北京荣宝公司成交21095.8万元。

亮点解读：

王凤海（中国拍卖行业协会副秘书长）：

虽然标准本身并不是法律，但作为一种引导行业规范的文件，也将对拍卖行业一些程序上的规范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尤其是《文物艺术品拍卖规程》，完整地涵盖了整个拍卖过程，这将对规范行业技术操作起到积极促进作用。

《全国文化系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

政策发布：

2010年8月，文化部制定并颁布实施了《全国文化系统人才发展规划（2010-2020年）》。这是文化系统第一个人才发展规划。

数字展示：

280万人

根据《规划》，我国到2020年文化人才总体发展目标已经明确：到2020年，文化从业人员总量从现在的195.6万人增加到280万人，增长43%左右。文化人才总量占全社会总人口比例得到较大幅度提升，占全国人才资源总量的比例预计达到2%左右。各类人才的思想素质、文化水平、业务能力得到全面提升，人才竞争比较优势明显增强。到2020年，具有大学以上学历的达到60%，专业技术人才中具有中级以上职称的达到60%左右。

亮点解读：

蔡武（文化部部长）：

我们要加快改变文化产业迅速发展与文化产业人才总量不足、结构失衡的矛盾，加快制定文化产业各类人才的培养计划，特别是文化产业领军人物和各类高层次专门人才的培养。健全文化产业人才引进政策，我们准备大胆地引进海外留学人员中各类文化产业方面的专才，放手使用他们。

《关于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管理、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

政策发布：

2010年6月9日，文化部下发《关于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管理、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的通知》，要求各级文化行政部门加强文化产业园区、基地管理，促进文化产业健康发展。《通知》指出，当前文化产业园区、基地发展进程中出现了一些不容忽视的不良倾向，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问题比较突出。

数字展示：

600亿元

2004年以来，文化部先后命名了两批共4家国家级文化产业示范园区和4批共204家国家文化产业示范基地，充分发挥了集聚效应和孵化功能，提高了我国文化产业的整体发展水平。2009年，这些示范园区和示范基地收入总额超过600亿元。

亮点解读：

欧阳坚（文化部副部长）：

文化产业园区和基地建设，一方面存在一哄而上、盲目发展的倾向，另一方面还存在着扶持引导政策措施不到位的问题。这些问题，需要引起高度重视并及时加以解决。

《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

政策发布：

2010年6月3日，文化部出台《网络游戏管理暂行办法》，将于2010年8月1日起正式实施，这也是我国第一部专门针对网络游戏进行管理和规范的部门规章。《办法》确立了从事网络游戏活动的基本原则，明确了适用范围及“网络游戏”、“网络游戏上网运营”、“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等概念；同时，以网络游戏内容管理、网络游戏未成年人保护、网络游戏经营单位的经营行为、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及管理和网络游戏用户权益保障为重点，做出了具体的制度安排。

数字展示：

180天

对于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交易，《办法》要求网络游戏虚拟货币的使用范围仅限于兑换自身提供的网络游戏产品和服务；不得以恶意占用用户预付资金为目的；保存网络游戏用户的购买记录180天以上；将网络游戏虚拟货币发行种类、价格、总量等情况按规定报送注册地省级文化行政部门备案等。

亮点解读：

李雄（文化部文化市场司司长）：

加强内容管理是网游管理工作的重要环节，实施进口网游审查和国产网游备案是内容管理的基本制度。该《办法》是我国第一部专门进行网络游戏进行管理的部门规章，对中国网络游戏健康发展将起到积极的引导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