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当前中国社会管理最突出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浅析当前中国社会管理最突出的问题及解决方法
随着中国社会建设的蓬勃发展，社会管理问题逐渐暴露出来。关于社会管理比较正式的解释，是国家或社会团体对社会运行过程进行组织调控的活动，通过其调控使社会系统能够协调发展。可见，社会管理不是专政统治，也不同于社会服务，它的目的是使整个社会系统协调发展。然而，当前中国的社会管理却屡屡遭到诟骂，社会问题也是层出不穷，令人担忧。在诸多的问题之中，尤以社会管理制度不完善最为严重。这个弊端克服不了，其他问题再如何解决，都有如隔靴搔痒！
近年来，我们经常能听到这样的话语，“我爸是李刚”、“城管殴打商贩”“开发商强行拆迁”“民众哄抢矿泉水”“拖欠民工工资”“十年上访无望”„„。这每一句话，都是对当下社会管理问题的披露，引人深思。
当今世界的生存法则是弱肉强食，落后便要挨打，因而发展经济已成为固国强国的根本策略。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国际环境相对和平，是难得的发展机遇。中国正是抓住了这个机遇，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然而辉煌背后，各种社会问题如海啸一般，齐涌而来，冲击着社会、冲击着民众、冲击着当权者。由此，才有了开头所提到的种种社会问题。究其本质，可归纳为社会发展的失衡与社会管理制度的落后这两个方面。正因为社会发展的失衡，为诸多社会问题埋下隐患，才显露出社会管理制度落后，调节不力的极大弊端。
社会发展的失衡，使弱势群体的权利得不到有效保障。而社会管理制度的落后，又使得弱势群体在权利受损时无力无助。长此以往，在弱势群体、强势群体与管理者之间形成不可调节的矛盾，并愈积愈深。在这之中，民众往往代表着弱势群体，而富商与官员则分列其他两个阵营。不同阵营相互之间充满猜疑，甚至敌视，严重阻碍了社会的进一步发展与建设。
社会管理制度的落后首先体现在，管理主体过于集中单一。中国社会管理的主体依旧是政府，并没有实现政府和社会组织的合作。而这显然没有很好的诠释社会管理的理念：国家和社会团体共同协调社会。当今社会管理大多是沿袭传统体制，尽管有也做了一些改革，但新生的社会组织并没有自主性，很难代表人民的利益。而在政府内，权利依旧掌握在少数人手里。这既不利于科学决策，也容易滋生腐败。当权者经常站在自己的立场制定策略，无视广大人民的利益、心声，人民当家作主成了一句空话。
社会管理制度的落后也体现在，官员考核制度不合理。改革开放后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经济都保持着高速发展的势头，而这也成了一道沉重的枷锁，令中国的经济发展陷入GDP数字游戏。官员过度地追求GDP 增长以获得更多利润和高升的机会。政府官员热衷发展经济，盲目追求经济数字，除了成本颇高的维稳，其他社会管理工作存在着被弱化，不重视的现象。诸多的社会矛盾长期积累而得不到缓解或者纠正，群体性事件逐年增多，社会行业频繁出现丑闻。从而才有商富跋扈，权贵嚣张，陷入民不服官，官不为民的恶性循环。
社会管理制度的落后还体现在，社会监督系统的不作为。媒体舆论避重就轻、司法机构门槛高筑、治安系统围追堵截、政府部门无法无天，真正构建了有法不依，违法不惩的霸权社会。在社会问题出现时，动辄使用行政手段、法律手段甚至强制手段，企图一手遮天掩盖问题。这极大地损害了政府的权威和信誉，同时，也对社会产生负面影响。
社会发展本身就是一个不断解决矛盾的过程，社会主义建设本就史无前例，因而在建设过程中出现问题、矛盾都是很正常的。社会主义不是共产主义，也不是理想主义。当问题出现时，首先要考虑的是问题的根源，而不是盲目悲观，对社会主义做全盘否定；更不能自欺欺人，甚至趁火打劫。
针对如何解决时下的社会问题，人们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者。从社会监督、分配制度、民主权利、甚至政体国体，几乎都有人提出方案，足见言论自由这一事实。然而这些方案大都不切本源，治标不治本；少数则全盘否定，过于悲观。应该说，任何国家，任何政党都不可避免的存在各种问题。只有从问题的根源入手，才能最高效、最快速地解决问题。
在我看来，除了控制经济发展的均衡性，缩小贫富差距之外，应着力创新社会管理制度，使社会管理制度同社会发展状况相协调。二者关系犹如生产力与生产关系，互补互助，缺一不可。
社会管理创新已成为当前社会建设的重要课题，2010温家宝总理在《求是》杂志中指出: “把应该由社会和市场发挥作用的真正交给市场和社会。社会需求总是呈现多层次和多样性。怎样确定政府的责任范围、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这是社会事业领域改革必须明确的一个问题，同时也有利于政府集中力量办好该办的事。”2013年李克强总理在任职发布会上讲到，政府应有壮士断腕的决心。从侧面指出，社会管理创新将向着政府适度放权，社会组织掌权的方向发展。
当前，政府普遍扮演着经济发动机和社会指挥机的角色，导致经济发展反映的是政府意志而不是市场意志。转变政府职能，实现放权，就必须让社会管理、公共服务回归成为政府职能的重中之重，打造服务型政府。所谓服务型政府，实际上就是政府和社会形成了良性的互动关系，政府不再是纯粹的统治者的角色，而是和公民、公民组织形成了共同管理社会的局面，形成了治理。权力也是影响力，并且是双向的，政治也是有体系的，大大小小的体系彼此影响，因此政治只能是在妥协中达到各方需求和利益的最大化，服务型政府由于积极地引入公民和公民组织参与管理，提高了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容易达成共识，因此可以把政府的社会管理风险降到相对较低的水平，提高社会管理的效率。
服务型政府在理念上是重视公民参与的政府模式，公民权力得到尊重，这要求政府增强对公民和公民团体要求的回应性，科层制的官僚机构已经不适应时代的需求，扁平化组织已经成为潮流，构建服务型政府，同样需要政府在结构上的改革。可以根据行政层级的不同，社会管理的侧重、分工有所不同调整政府结构和工作重心，中央政府总揽全局，更多的是负责制定和执行全国战略性、根本性事务，对社会管理工作做出全局性的、指导性的决策，到了省市一级，可以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进行细化，而县乡直接面对基层，更多的是承担起大量日常实际的管理工作和事务，并且这种管理工作可以和社会组织进行合作，这实际上要求政府的权力适当地下放给基层组织和社会组织，增强基层的自主性和回应性，把问题和矛盾化解在基层。
社会管理创新要多层次，多角度进行，要实现方式方法，内容思想的与时俱进，实现社会管理与社会发展相适应的局面。
社会管理创新应紧紧抓住以人为本的原则。从社会发展演变出的三个角色入手。对弱势群体，如民众，当务之急是权利保障渠道的建立；其次是大力扶持农禽林副产业；再者文化活动的推行。对强势群体，如商富，当务之急是资本监督与财富控制；其次是社会价值观与人文素养的提高。对当权者，当务之急是权利制衡监督；其次是防腐治腐，培养社会责任感。
创新从方式方法上的创新。如通过媒体、互联网进行社会监督、权利保障；通过开展文化活动提高人文素养。创新从内容思想的创新，实现与时俱进。可以借鉴外地，外国成功的案例，结合自身发展进行创新。只有社会管理创新符合社会发展，才能显示出强大的活力，才能营造出和谐健康的社会。这也是社会管理创新的最终目的。
社会管理问题的解决并非一朝一夕，制度可以一朝制定，但摈除陈腐的意识还需要时间，很多社会问题的解决也需要从长计议。共识尚需要凝聚和形成。社会管理除了保障社会的正常秩序外，尚需要起到协调社会发展，促进和实现一定的社会价值目标的作用。社会管理的价值目标，就是促进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建设，实现社会的全面的、协调的、可持续的发展，以人为本，实现人的全面发展。
第二篇：当前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解决方法
当前作风建设中存在的突出问题和解决方法
学风不浓。少数干部心浮气躁，精神不振，思想消极，不认真学习理论，不深入思考问题，不善于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工作，习惯于凭经验想问题，办事情。工作中不能按规定执行政策，在执行重大事项报告制度等方面做的不够好。一些干部对学习缺乏紧迫感和自觉性，忽视理论素养、知识水平、业务本领和领导能力的提高，不善于用科学的理论指导工作，习惯于凭经验想问题、办事情，特别是对市场经济知识、科技知识、现代管理知识和法律法规知识知之甚少，出现了程度不同的“知识空白”、“本领空缺”问题。
思想解放程度不够。现实具体表现为在制定部门工作计划时，不利因素考虑得比较多，谋求超常规发展的大举措还比较少；少数领导班子及领导干部满足于已有成绩，认为本地经济社会发展形势不错，可以松口气了，缺乏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和锐意进取、敢为天下先的创新精神。
理论与实际联系得不紧密。没有从知与行、学与用的结合上加深对理论知识的理解，造成理论学习与实践“空对空”、“两张皮”。表现为在贯彻落实上级精神有时带有机械性，不结合本村实际，甚至依靠行政命令的方法去落实，有的则盲目实行了“一刀切”，用硬办法落实基层工作。还有个别干部在执行党和国家政策，党委、管委决策时，方法不当、措施不力，导致工作难以落实，甚至引起上访，造成了一定的负面影响。
工作作风不实。少数干部存在不同程度的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主要表现在浮在上面多，深入基层少，电话遥控指挥多，深入实际少，个别干部在感情上和人民群众仍存在距离，不愿意也不善于做群众的思想政治工作，对群众的疾苦充耳不闻，吃不得苦、受不了累，开展的工作和活动只做表面文章，不能解决实际问题。有的部门依然存在着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的问题，工作人员故意刁难、推诿扯皮的现象屡禁不绝。
自身建设不够重视。少数基层干部不重视防微杜渐，把吃吃喝喝视为平常小事；个别领导干部生活交友不慎，律己不严，纪律松懈，行为不端，有的在公共场所参与赌博，有的用公款大吃大喝，用公款进行娱乐性消费，在八小时内外表现不一；极个别的干部，经不起诱惑，超越了红线，犯了错误甚至触犯了法律，在群众中造成了不良影响。
加强和改进作风建设的对策
加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是一项长期而艰巨的任务，要针对当前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风方面存在的突出问题和深层次原因，抓住“四个环节”，全面加强领导干部思想作风、学风、工作作风、领导作风、干部生活作风建设，着力解决突出问题，努力实现干部作风的进一步转变。
加强教育，提高干部队伍的思想政治素质。一是强化政治理论学习。在内容上，当前主要是十八大精神、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同时，还要学习党章和党的历史等；在方式方法上，要做到丰富多样；在措施上，建立干部理论学习的激励约束机制，加强对学习的管理监督和考核；在效果上，要做到“精”和“用”。二是经常性地开展专题教育活动。要针对不同阶段领导干部作风建设中存在的不同问题，经常性地开展一些专题的党性党风学习教育活动，突出针对性、实效性。三是注重典型引路。坚持用身边的先进典型对党员领导干部进行示范引导，用反面典型进行警示教育。开展“廉勤兼优”党员干部和“廉内助”评选活动，使广大干部学有榜样，追有目标，在先进典型的带动下自觉锤炼自己的作风。
突出整改，着力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问题。要从群众反映最突出的问题抓起，从基层意见最大的问题改起，从群众要求最强烈的事情做起，加大整改力度，对自身存在的问题，不回避、不掩饰、不护短，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解决什么问题。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结合自身特点，到基层单位、到服务对象中去，到矛盾多意见大的地方去，广泛听取意见，找准自身存在的主要问题，有的放矢，对症下药，做到突出问题不解决不放过，整改措施不落实不放过，长效机制不建立不放过。
强化监督，健全监督管理体系。一是健全监督网络。主要是党内监督、群众监督和新闻舆论监督网络。必须重视党内监督尤其是班子内部监督。严格遵守民主集中制等党的各项规章制度，自觉参加组织生活，发扬批评与自我批评的优良作风。群众监督具有直接性、广泛性和有效性的特点，应充分发挥人民群众、社会团体、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努力拓宽群众监督渠道，广泛了解群众对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作风建设评价。同时还应加大新闻舆论监督力度，强化舆论开放度，通过制定有关制度，确保其正常发挥监督作用。二是实行全程监督。着重解决现行监督滞后问题，必须把事前监督、过程监督和事后监督较好地结合起来。把监督的关口前移，加强主动监督，加强事前防范和过程监督，做到领导干部的权力行使到哪，领导活动延伸到哪里，对他们的监督就延伸到哪里，包括八小时以外的主要表现。
建立长效机制，深化制度建设。在提高自身素质方面，要建立健全政治理论学习制度，聘请专家定期讲课与知识更新制度；在作风方面，建立健全调研制度、优质服务制度；在决策方面，建立健全决策程序制度，包括决策前的调研考察制度、决策中的论证征求意见制度，决策后的督办落实制度；在保持班子团结方面，建立工作沟通制度，完善民主生活会制度；在约束方面，建立完善和实行谈话提醒制度、组织部门与纪检部门联系通报制度、离任审计制度、群众反映领导干部个人重大问题回复制度、谈话诫勉制度、干部考核情况反馈制度等；在生活作风方面，认真贯彻执行中央关于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规章制度。通过建立完善相关制度，使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的工作更加程序化、规范化，保证加强党的作风建设的具体要求落到实处。
第三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题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方面突出问题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
▲当今世界，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
▲思想领域的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加强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任务艰巨。
牢牢占领意识形态阵地既是国家核心利益所在，也是国际较量中的重要筹码。当今世界已经离开了“暴力与金钱控制的时代”，“核弹与火箭”退居幕后，“意志与思想”走向台前。争夺话语权、网络控制权、信息发布权、规则制定权、文化领导权等“软权力”成为国家综合国力竞争的焦点。作为这场“无硝烟战争”的参与国，基于国际、国内各种压力，中国被推到意识形态斗争的最前沿，意识形态建设面临诸多挑战。
一是西方敌对势力的文化渗透威胁我国意识形态安全。苏联解体及西方敌对势力对后社会主义国家一系列“颜色革命”的成功，使中国成为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重要目标国家。西方敌对势力除了在经济、政治领域推行和平演变战略以外，更注重通过文化渗透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文化渗透主要有三种方式：第一种是直接的文化宣传，即利用现代传媒手段进行长期思想渗透。最典型、最常用的是广播电台和电视的覆盖式宣传。美国的CBS、CNN等媒体发布的信息量，是世界其他国家发布的总信息量的100倍。这种直接的文化渗透规模大、成本低、覆盖面广，正如《华盛顿邮报》宣称的，“西方世界在寻找瓦解共产主义方法，花费了近半个世纪的时间和亿万美元，却发现答案就在电视新闻里”。如今，借助互联网，直接的文化宣传更获得了便捷、高效、广泛、强势的高科技平台，成为意识形态斗争的另一个重要阵地；第二种是以文化商品为载体，向社会大众渗透西方的各种价值观。二战之前，西方敌对势力就注重文化输出与国家地缘战略的结合并用，二战之后更加重视通过全面的文化输出对他国施加影响。美国好莱坞电影成为典型代表，甚至有媒体称好莱坞电影是“铁盒里的大使”。通过这种方式传播文化价值观念，更具隐蔽性和迷惑性，往往能达到“无为而治”、“润物无声”的潜移默化作用；第三种是以教育和学术交流为掩饰，向高层学者、知识分子等社会精英进行价值观渗透。西方敌对势力通过名目众多的基金会，如福特基金会、洛克菲勒基金会、福布赖特基金会等，拉拢和利用高层社科研究人员和知识分子，意在培养从内部瓦解社会主义的“文化基因”，通过他们的辐射作用传播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影响社会大众。
二是各种社会思潮影响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认同。马克思主义作为我国的主流意识形态，其指导地位的确立是历史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在思想领域，争锋、较量从来不会消失。改革开放以来，国际国内形势复杂多变，各种社会思潮竞相登场，既有主张自由化、私有化、市场化的新自由主义，也有主张改良、倡导民主、自由的民主社会主义，更有借歪曲、诋毁党的历史和领袖人物虚化中国共产党历史的历史虚无主义。与此同时，西方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攻势也向多样化、深层次拓展。他们不再限于兜售西方的享乐主义、消费主义等生活价值观，而是向政治、哲学价值观发展。布热津斯基攻击共产主义学说的“大简化理论”，丹尼尔·贝尔的“意识形态终结论”、福山的“历史终结论”都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公然挑战。这些社会思潮极具迷惑性，试图通过系统化的理论和貌似客观的历史事实，赢得人们的信服和认同，从而动摇主流意识形态的权威性。时下正在热议的“中国模式”，一定意义上是继“中国威胁论”、“中国崩溃论”之后的另一种理论陷阱，是西方敌对势力“棒杀”中国的意图落空后推出的“捧杀”阴谋。种种反马克思主义、非马克思主义的社会思潮因其系统性、理论性，容易让人们陷入某种理论误区，对马克思主义产生质疑、动摇甚至背弃，因此，必须提高马克思主义自身的说服力和解释力，这是固守主流意识形态阵地的内生力量。
三是苏东剧变削弱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信仰。1991年，飘扬在克里姆林宫上空的镰刀斧头旗落下，标志着存在70多年的苏联社会主义大国不复存在。随后，社会主义阵营迅速瓦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陷入低潮。苏东剧变的原因非常复杂，既有西方敌对势力和平演变的外因，也有苏联共产党腐化变质的内因；既有苏联实行僵化社会主义的体制性因素，也有意识形态领域混乱的思想性因素„„原因是多方面的，但终归是由于苏联背离了马克思主义，没有真正地坚持社会主义。世界各国对国际共运史上的这一重大事件反映不同，评价不一。一时，各种思想汇聚同一事件，意识形态领域形势复杂。有人抛出“历史终结论”，宣称资本主义的最终胜利；有人对社会主义前途悲观绝望；还有人将社会主义实践的挫折和失误归罪于马克思主义，认为苏东剧变是社会主义的失败，是马克思主义的过时。在我国也出现了否定马克思主义、放弃社会主义的论调，导致主流意识形态信仰的弱化，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构成了挑战。
四是发展主题与现代化目标淡化了意识形态之间的对立。当今时代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任何国家都希望在全球化条件下最大限度地规避风险，抢占发展先机。富国强民、实现现代化是发展中国家最迫切的目标。这一目标的确立必然使一些发展中国家更多地关注提升国家综合国力、关注能源资源的新开发、关注科技人才的新发展，而少有关注传统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意识形态问题。共同的发展主题和对现代化的追求，将人类纳入一个同质发展的轨道，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界限逐渐模糊，意识形态的差异和对立日益淡化。但实际上，现代化作为源发于西方而逐渐向世界扩展的人类历史的运动、变化和发展过程，其本身便是一种文化意识形态。披上普遍性外衣的现代化理论，旨在向“欠发达国家”许诺：只要按照美国的现代化模式发展，就能摆脱落后和愚昧，实现民族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从而摆脱马克思共产主义革命范式的影响，对“欠发达”世界由于非殖民化而释放出来的新的、具有潜在危险性的力量进行疏导和控制。与此同时，将这些“欠发达”世界纳入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之中，便于进行资本剥削。因而，在我国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要充分认识现代化的意识形态性，避免陷入“发展的幻象”之中。五是多元价值取向对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冲击。目前我国正处于社会转型期，由此带来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方式和价值观念的深刻变革。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的价值观念中既包含符合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积极因素，也包含逐利、拜金等消极因素。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我国的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多种所有制的并存、阶级阶层的变化和利益的分化导致利益主体的多元化，人们关心和维护自己所属社会群体的利益，关注和重视个体的利益和感受，并以此作为价值评判尺度，好坏优劣皆依主体自身加以判断。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的多元不可避免。另外，在开放的现代社会，中西方文化交流和融合不断向纵深拓展，各种文化思潮涌入我国，客观上也为多元价值取向的滋生提供了思想土壤。文化价值观的独立性、选择性、多变性、差异性，一定程度上削弱了主流价值观的主导作用，使主流意识形态遭遇冲击和淡化。
六是信息网络化对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形成挑战。与传统的文化传播方式不同，网络传播具有自由性、快捷性、交互性、开放性、海量性等特点。借助互联网这一新技术平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获得了新的技术载体、新的传播渠道和新的言论空间，有助于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力、吸引力和凝聚力。但同时，信息网络化也严峻考验着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力。网络意识形态具有非对称性和强大的渗透性，西方发达的网络技术手段和强势的文化输出对我国意识形态的传播和防御能力构成很大挑战。此外，网络的开放性、多元性和交互性，一方面为人们提供了获取信息和言论表达的新途径，网络一定程度上成为化解社会矛盾、疏导社会不良情绪的减压阀；另一方面，开放、多元、交互的信息传播方式加大了我国意识形态的控制难度，人们在海量的信息面前也可能不再被动接受主导媒体的灌输和教育，不再简单追随主流意识形态，导致对主流意识形态认同的弱化。我们必须采取切实可行的应对措施，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吸引力、凝聚力，提高主流意识形态对网络文化的控制力和引导力。
（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马克思主义研究院副研究员）
第四篇：当前意识形态领域几个突出问题解析
新疆少数民族伊斯兰教信仰的特点
新疆少数民族伊斯兰教信仰的特点第一，信仰伊斯兰教的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意识强烈，宗教认同与民族认同相互强 化，但民族认同普遍高于宗教认同。维吾尔、哈萨克、柯尔克孜、乌兹别克、塔吉克、塔塔 个少数民族强调对血缘、语言、历史、民族的认同，其成员有强烈的民族认同感和民族自豪感。对这些民族而言，宗教信仰强化、支持、维持民族认同，使民族认同合法化、神 圣化，但民族认同始终是第一位的。
第二，新疆各少数民族的伊斯兰教信仰与其原有的民族文化、习俗相结合，呈现出浓 郁的民族特色和地方特色。新疆各少数民族历史上曾信仰过萨满教、祆教、摩尼教、景教、佛教等多种宗教，伊斯兰教传入后与其原有的文化、信仰结合，形成了麻扎朝拜这一新疆伊 斯兰教特有的文化现象。南疆维吾尔族还建立了众多的苏非教团，哈萨克、柯尔克孜等民族 则简化伊斯兰教教规、教仪以适应其游牧的生产、生活方式。塔吉克族和南疆少数维吾尔族 追随十二伊玛目派和伊斯玛仪派，成为我国的什叶派穆斯林。
第三，历史上，新疆各少数民族伊斯兰教信仰的政治色彩浓厚。历史上，由于伊斯兰 教借助于地方政权的军事、政治力量自上而下地传播、发展，因此成为新疆居主导地位的宗 教，有雄厚的经济基础和广泛的社会影响力。1953 年之后，新疆伊斯兰教界不再有雄厚的 经济实力和优越的政治地位，但依然有1000 多万虔诚穆斯林的生产、生活深受伊斯兰教影 响；有两万多座清真寺、麻扎、道堂，供穆斯林礼拜、祈祷和修行；有逊尼派、什叶派和伊 禅派（苏非教团）等伊斯兰教组织，可以说，伊斯兰教在新疆的社会影响力依然很大。
第四，新疆信仰伊斯兰教的各少数民族多为跨境民族，与境外的维吾尔、哈萨克等民 族有共同的历史、文化和宗教信仰，因而血缘、族缘、地缘联系密切。境外各种伊斯兰社会 思潮和社会运动，如泛伊斯兰主义、瓦哈比教派运动等，凭借地缘优势和文化联系传入新疆，影响了新疆伊斯兰教的发展走向及社会稳定。此外,甘宁青地区的一些教派、门宦的支派与 新疆维吾尔族伊斯兰教保持着宗教上的密切联系。
第五，因苏非派系之间的竞争、定居族群与游牧部落之间的对抗、各民族的不断迁徙，以及来自伊斯兰世界的宗教与政治因素的影响，新疆穆斯林内部整合较差。尽管新疆 57.39%的人口是穆斯林，但民族的、教派的、地域的多样性削弱了他们彼此的认同。维吾 尔、哈萨克等民族虽有共同的信仰，但历史上因争夺土地、水源、草场、政治权力而时有冲 突发生。即使在同一民族内部，居住地域的辽阔、社会阶层的差异也造成了伊斯兰文化的多 促进新疆社会稳定及经济发展的举措改革开放以来，我国从以政治分层为主体的社会转变为以经济分层为主体的社会，无 论政治上或经济上的不平等，都与民族之间的不平等有着或多或少的联系。多元利益群体和 他们之间的利益博弈、冲突，在新疆容易以民族、宗教间的利益对抗和冲突的形式表现出来，加大了解决社会问题和民族问题的难度。一方面，相对弱势的群体容易借助宗教、民族表达 他们对社会不公平、民族不平等、信仰不自由的不满；另一方面，相对强势的群体也会夸大 民族、宗教问题的严重性以掩盖真正社会问题的实质。维护新疆的稳定与发展，我们建议要 做到以下几点。第一，大力发展生产，改善民众生活水平，让新疆少数民族民众从经济发展中真正受 益。维吾尔族聚居的南疆地区社会经济发展缓慢，少数民族干部比例与少数民族人口比例相 差过大，且担任要职的人数过少，挫伤了少数民族干部的积极性。2005 年，新疆少数民族 人口占新疆总人口的60.42%，各类专业人员仅占专业人员总数的37.58%；汉族人口占新疆 总人口的 39.58%，各类专业人员则占专业人员总数的 62.42%。澳大利亚学者Jessica Koch 认为，少数民族精英对中央和地方事务的参与度较弱、少数民族民众在地方经济政策和地区 发展上的非参与性以及强烈的民族认同，是导致强烈的民族分离主义倾向的主要根源。因此，增加维吾尔等民族民众的就业机会，充分信任、大力培养并重用少数民族干部，提升新疆各 族民众尤其是少数民族民众对中央政府的向心力，将有助于新疆的社会稳定与发展。第二，慎重、妥善处理民族事务与宗教事务, 真正贯彻、落实民族平等和宗教信仰自由 政策。新疆1000 多万穆斯林是我国社会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他们希望保持历史家园和 语言、文化、宗教信仰的独特性，但无意改变现有的政治秩序和社会秩序，满足其生活需求 和信仰需求可以为中央政府赢得更多的支持力量。慎重处理新疆的民族、宗教问题，既有助 于协调好我国与中东石油输出国之间的经贸关系，也不会给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民族、宗教问 题干涉我国内政提供把柄，更能避免伊斯兰教被新疆分裂势力利用。第三，进一步促进新疆地区的文化多样性以抵御疆独势力。新疆在地理环境、文化、民族、宗教等方面具有多样性，这些多样性是新疆分裂势力的制约性因素。政府应当继续鼓 励各民族保持其民族的文化特性，从而瓦解“泛突厥运动”、“泛伊斯兰运动”的社会基础。第四，在新疆少数民族中淡化民族主义的政治取向，强化民族主义的文化取向，借助 文化和经济的纽带联系，加强其与内地的交流、合作。在适当保持新疆各少数民族的民族特 征、语言特征、文化特征、宗教特征的同时，大力培养其公民意识，使其民族身份与我国公 民的身份很好地统一起来。
第五篇：当前工作中存在突出问题
当前工作中存在突出问题
一是业务不熟、业务不精的问题。
当前部分人员对自己负责的工作不熟悉、不精通，只知其一，不知其二，工作缺乏创新，完全按照前人的老套路去做，不学习，不提高，不进取。只满足于完成平时工作任务，对业务知识钻研不够，不注重业务知识的全面性，同时缺乏一种对业务方面刻苦钻研的精神，只是以应付的态度对待工作，得过且过。针对这种现象，要结合“两学一做“学习教育、“岗位大练兵“和”业务大比武“活动，进行有针对性的业务培训，相关人员要自觉提高业务素质，不能有等、拖、靠的思想，要积极学起来、动起来、做起来，尽快熟悉自身业务，努力做好本职工作。
二是在岗不作为、工作不主动问题。
当前个别股室个别人工作不主动，没热情，没激情，办事拖沓，当一天和尚撞一天钟，在其位不谋其政，沉迷于上网聊天、游戏娱乐、经常离岗串岗。份内事情不求精，协作事情不来劲，干点事就四处张扬，遇到困难就叫苦连天。不思进取，不知上进，已经落伍了还自我感觉良好，给股室工作开展带来了极大不便，给单位工作风气带来了极坏影响。今后，对于在岗不作为、工作不主动的要通报批评，取消评优评先资格，严重的要通过交流轮岗，调离原工作岗位，或者直接下放到基层偏远分局。
三是工作懈怠、效率不高的问题。
有的同志效率观念不强，工作节奏不快，个别的还有松松垮垮、拖拖拉拉的现象。交代的工作不及时完成，分内的工作不按时督办，工作瞻前顾后、畏首畏尾，该快办的快不起来，联办事项并联办理落实的不够好，即办事项的比例不够高。具体到实际工作中，稽查工作在企业稽查、核算方面就存在效率不高的问题，稽查清算一个企业往往好几个月还不能完成。当然，稽查工作难度大、问题多，这是客观存在的问题，但是这不应该成为我们工作效率不高的借口。方法总比困难多，只要用心做、认真做，我相信效率一定可以提高。今后，对于工作懈怠、效率不高的人员要给予批评教育，对于因工作懈怠导致问题的人员要严肃处理，绝不姑息。
四是各行其是、不讲协作的问题。
具体表现在，对分管的工作底数不清，对不分管的工作不闻不问，配合意识淡薄，缺乏全局和整体意识。部分部门在日常工作中，相互之间缺少工作焦点上的共同探讨，缺少信息上的彼此相互反馈，造成双方信息传递不对称，不能及时提供相关活动开展信息给相应股室，造成单位信息发布不及时，网站更新缓慢，直接影响了单位宣传工作开展。对于各行其是、不讲协作的股室和个人，要深刻认识自身存在问题，认真整改，严格落实，对于不知悔改，我行我素的要严肃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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