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浅析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浅析当前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
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持续发展,我国综合国力得到显著提升。然而我国的改革和发展进入整体推进和重点突破的攻坚阶段，同以往相比，这一时期是社会问题多发期,也是社会矛盾尖锐、最容易出现社会不稳定的时期。在这样一个社会转型的关键时期,利益关系的调整、新旧观念的冲突、社会阶层的变化和结构的重组、改革与发展的不平衡引发的各种社会矛盾和问题大量产生,有时甚至集中暴露出来。
一、我国的社会矛盾主要表现
大体而言，目前主要表现在以下方面: 新旧制度、新旧体制的矛盾。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过渡时期，有的人利用双(多)轨制投机钻营——既享受市场经济的好处又同时继续享受计划经济的权益，因而大发不义之财。既得利益集团(群体)与深化改革的矛盾比较突出，因而前者极力反对不利于己的深化改革。
权(力)与法(律)的矛盾。在社会主义社会，为官者应是“权为民所用”，依法行使权力。但现实生活里却常常出现权大于法、有法不依、以权谋私的现象，权力尚未得到应有的监督和约束。
贫富悬殊的矛盾。由于分配制度有欠公平、公正、公开，透明度低，以致社会上“两极分化”的现象越来越严重。
垄断与经贸自由的矛盾。政出多门、壁垒森严、地方保护主义，人为地造成各地区各行各业发展极不平衡。
改革与成本的矛盾。改革是要成本的。如国有企业改革实行职工“下岗、分流、增效”的方针政策，但对职工的安置费、社保费、医保费以及经济补偿等费用巨大，成本由企业背负不可能，由地方财政承担也力不从心。不少已转制的企业对原来国企职工的经济补偿至今仍拖欠着，拖欠的时间越久，成本就越高。如此这般，就会潜伏社会不安定的因素，可能会激化社会矛盾。
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的矛盾。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紧密相联、相辅相成。民主政治是市场经济的依托，为市场经济服务，市场经济亟需民主政治的支撑和保护。没有健全的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制度就没有健康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和谐统一，社会才能够飞速进步。民主政治制度又需要通过政治体制改革才得以确立和巩固。当前的矛盾表现在政治体制改革滞后于经济体制改革。我国现行的政治体制其矛盾与弊端在于:民主气氛不浓，“双百方针”贯彻不力；监督机制缺乏，民主集中制屡受破坏；政企不分、政资不分较突出，官商经济盛行、权威政治泛滥的现象屡见不鲜；党政机构重叠臃肿、部门林立、人浮于事，“吃皇粮”的人越来越多，使财政不堪负担。
二元结构的矛盾。户籍制度造成城乡矛盾、工农矛盾，城镇居民与农民在就业、待遇、社保方面都大不相同，长期以来未给予农民“国民待遇”。城市职工有工资、社保、医保，而农民就无所谓“失业”之称；工人有工会，农民却没有“农民协会”。从土地制度看，城市土地是国有制即“全民所有制”，农村是集体所有制，改革以来农民被征土地过多而补偿过少，因而失地农民利益受损，上访、闹事时有发生。
二、我国的社会矛盾的特点
(一)利益相关性凸显。在计划经济时期，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色彩，个人利益的实现主要由集体和国家直接调控，收入差距也不大；加之意识形态的宣传教育和集中精力搞阶级斗争，使得人民内部矛盾多集中在政治思想领域，淡化了物质利益矛盾，或者说，物质利益矛盾处于隐性状态，不普遍、突出。20多年的改革、开放，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已经使人们逐渐接受了差异性、个性化的社会，群众的生活观、价值观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于受市场作用的驱使，经济利益、物质利益成为生产、生活的主要驱动力，人们更重视和追求与自己密切相关的实际利益，功利主义价值取向逐渐凸显，从而使经济利益矛盾和物质利益冲突成为引发矛盾纠纷的核心内容。诸如失业、下岗、协保、医保、动/拆迁、物业管理等等，都是由经济利益或物质利益引发的矛盾纠纷，而且相当多的矛盾纠纷的发生都具有其合理性，极易引起社会的同情。
(二)群体性矛盾增多。社会转型期不少利益矛盾都是存在于不同利益群体之间，因此，一旦出现利益矛盾，就不单单是个体性利益矛盾，而是群体性利益矛盾，这种群体性利益矛盾，往往造成群体性事件的增多。特别是很多矛盾都是由于政策性因素所引起，比如，企业倒闭破产、职工下岗待岗、拖欠职工工资、打白条、农民负担过重、土地承包、征地拆迁安置、医保改革等，这些问题往往带有普遍性，涉及到很多人的切身利益，极易在一些人的组织串联或煽动下，酿成群体性事件。
(三)矛盾对抗性增强。新的生产关系的调整打破了“平均主义”的分配格局，使得人民内部的经济差距急剧扩大。这首先引起了矛盾主体强烈的心理失衡，为矛盾对抗程度的加大提供了主观条件。而在客观上，利益差距的扩大确实使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处于不同的境地。当人们在物质利益发生冲突而又得不到妥当处理时，容易向对抗性的方面转化，造成公开的冲突。如上述群体矛盾就极易以停工、罢课、集体上访、也可能因财产纠纷、资产分配、土地使用等问题，爆发激烈的纠纷和暴力冲突。而在一些“天高皇帝远”的偏僻地区，素质极低的官员常常横行霸道，激起民愤，酿成恶性对抗事件。
(四)党群、干群矛盾突出。领导干部所处的特殊地位和手中所掌握的相当权力，使他们经常成为广大人民群众关注的焦点，成为各种社会关系的集中体现。但在现实中太多的党政干部，领导人民群众致富无术，却喜欢弄虚作假、浮夸虚报，搞面子工程、政绩工程，完全脱离人民群众，忽略人民群众利益，漠视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更有个别干部完全丧失党性原则、做人准则。在经济领域乱收费乱罚款，索贿受贿，贪赃舞弊，直接侵犯群众利益；在政治领域卖官鬻爵，钱权交易，执法枉法，肆意践踏人民群众的权利，压制人民群众的意愿和要求；在思想文化领域金钱至上、个人主义和利己主义，对有害的思想观念放任不管，推波助澜；在社会领域，生活侈奢靡乱，放纵黄赌毒，甚至与社会黑恶势力沆瀣一气，充当他们的“保护伞”，欺压人民群众，影响极为恶劣。这些问题的存在直接导致党群、干群矛盾尖锐、突出。
三、当前矛盾的社会根源
引发社会转型期的人民内部矛盾的根源可以归纳为经济、政治、思想文化和心理四个方面：(一)经济根源。在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行政命令是利益分配的主要手段，利益分配也相对比较平均，所以，各地区、行业、职业、单位、个人之间直接的利益矛盾并不突出。在改革开放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条件下，我国社会生活发生的最大变化，就是原有的利益格局被打破，社会群体结构发生新的分化组合，呈现出经济关系复杂化、利益主体多元化、利益冲突明显化的态势。再加上利益分配机制还很不健全，不同的社会群体、社会成员在生产要素的占有方面还存在很大差距，多种分配形式并存，意味着利益实现方式的多样化、复杂化。这就使得利益主体的实际收入差距突显出来，引发了人民内部富裕者与贫困者、先富者与后富者、合法致富者与非法致富者之间的矛盾。再加上存在人为的分配不公，进一步导致人民之间经济收入差距迅速扩大，从而触动了“人民生活中最敏感的神经”，加剧了这一矛盾。所以说，利益矛盾特别是经济利益矛盾日益显露和凸现出来，成为社会矛盾产生、发展和变化的最主要根源。我国新形势下的社会矛盾大量源于实际利益问题，直接涉及广大群众的切身利益。
(二)政治根源。主要表现为政治体制改革的相对滞后，部分官员的贪污腐败以及干群关系紧张。既然说社会主义制度是人类历史上最为先进的制度，也就应该建设最先进的政治文明。但现实中我们的政治文明建设不但与先进的政治文明的要求还有相当距离，而且与经济体制改革以及市场经济的运行规律的要求也不相适应。主要表现在民主政治制度、政治运行机制、监督机制不完善，特别是党的领导制度与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间的关系尚未完全理顺。从面导致诸多消极后果：首先，“权力过分集中”，滥用权力的现象相当普遍，也导致不少位高权重的领导人的违法乱纪、贪污腐败、腐化堕落行为不能及早发现查处，引起群众不满。其次，由于“官本位”思想的存在，在一些单位和部门，“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有的干部把“官位”看作谋权生财之道，只对上负责，不对下负责，大慷国家之慨编织关系网，大搞权权交易、权钱交易、虚报浮夸、官僚主义、形式主义以及政绩工程，而对普通群众的困难和疾苦漠不关心。
这一切严重损害了人民群众的利益，挫伤了人民群众的积极性，造成了干群关系的紧张，有的本来属于市场主体之间的矛盾也往往转化为与政府之间的矛盾，甚至引发激烈冲突，严重损害了党和政府的形象，影响了政治稳定，而官僚主义的存在以及上下沟通不畅又为解决管理者与被管理者之间的矛盾增加了难度，造成了矛盾激化的可能性。
(三)思想文化根源。改革开放既大大促进了人民思想的解放，增强了人们的自立意识、竞争意识、民主法制精神和创新精神；同时又由于受市场经济利益驱动机制的消极影响，使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和享乐主义等思潮泛起。同时国际战略格局的剧烈变动，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严重挫折，各种社会思潮的相互激荡，国家改革开放的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迅速发展，所有这一切，都会引起各种各样的思想反映，从而使思想领域的是非矛盾日趋增多和复杂化、新型化。
(四)心理根源。利益结构的变动在一定程度上导致部分群体心理的失衡，引发矛盾冲突。改革使我国人民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每个社会个体都希望能够在此过程中获得更高的收益，然而由于社会成员在知识素质、地位和背景等方面的差异，人们的经济实力、社会地位迅速分化。特别是在目前我国许多方面体制还不健全，漏洞很多的情况下，一些人通过投机倒把、权钱交易等各种不正当的途径迅速积聚大量财富甚至“暴富”时，必然也是对“诚实劳动，合法经营”观的一种挑战，很容易打破人们的心理平衡，激化人民内部的矛盾。
四、关于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本质的表述
社会是由矛盾组成的，矛盾的存在是客观的，是无处不在的。尖锐复杂的敌我矛盾虽然不再是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但存在于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广泛的人民内部矛盾仍然是推动社会进步的一种力量。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正确与否，将严重影响社会改革的决策，只有科学揭示这些矛盾，努力消除和化解这些矛盾，才能使我国现代代建设取得更大的发展。
1、随着1956年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全面确立，中国社会面临的主要矛盾和主要任务也发生了变化。当年召开的中共八大指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而中国面临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的中国改变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的中国”，也就是要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为把中国建设成为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奋斗。
邓小平同志则在总结社会主义事业经验教训的基础上，结合社会主义建设中所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虽然阶级斗争仍将在一定范围内长期存在，但它已不是主要矛盾。由于我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很低，远远不能满足人民和国家的需要，这就是我们当前的主要矛盾、基本矛盾，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基、基本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生产之间的矛盾。
这是一条真理，是现在人类社会普遍存在的矛盾，即使在发达国家也一样的，那个国家没这矛盾呢？经济基础决定了政治，政治为经济服务的，任何的社会矛盾都是可以看成了生产力发展的矛盾。
2、社会转型期的主要矛盾，是利益冲突引起的经济矛盾，是“公共产品不足和低效率”。
这显然是较长一段时期以来党政所宣扬的观点。其对策主要是企图以经济手段来解决所有问题，当前体制改革的三大任务是：一.进一步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二.加快建立社会主义公共服务体制，三.加快建设民主法制体制，并同时说明是改革各部门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利益关系。认为有待长久解决的一些社会问题，如部分先富起来与共同富裕的矛盾，坚持社会主义前提下多种所有经济共同发展的矛盾，在深化分配制度的过程中处理好效益与公正之间的矛盾，将是长期的过程。
3、现在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是 “人民大众阶层与即得利益阶层（权贵官僚买办）的矛盾”，其矛盾焦点集中在政治层面上的“专政政治与民主政治的矛盾”中，专政政治的实施激发出民主政治的需求，两者激烈的冲突形成了严重的矛盾，这就是社会的主要矛盾，除此之外社会中其它矛盾都是次要的、从属的矛盾，这些矛盾是由于这个主要矛盾的存在，衍生出来的种种新矛盾以及同时使一般存在的矛盾扩大和恶化。
2008台湾大选后，有人说“八年前全世界看到台湾把一个人渣选上台，今天我们看到台湾人民用宪政民主制度把这个腐败的人渣赶下台。这证明民主宪政制度，能够为真正的民意提供制约最高行政权力的条件和形式。”在经济改革中，如果让人民大众来民主参与，绝不会把全民所有变成党所有、政府所有、权贵官僚所有，就不会产生腐败的庞大的官僚买办阶层，不会形成暴富阶层就没有骤然产生的贫富悬殊矛盾。现实中贫困使付费参保而推行全国性的社保失去了条件，正常地消费来拉动国家的内需也失去了条件，企业改革亦因此不能成功而进退维谷，每个矛盾都在引发一个或多个矛盾，若果推行民主政治，公共品中有形的按大众的意愿来建设，无形的也按大众的意愿去设立，那来公共品匮乏？靠他人、靠代表间接地来提供，其实是不折不扣的施舍和恩赐，这样公共品必然将永远地匮乏。人民大众没有自主的权利是产生主要矛盾的根本原因，只要这个主要矛盾还一天存在，在立法上，必然地产生按人民大众的意志还是按权贵的意志立法的矛盾，在执法上则产生人治和法治的矛盾，行政上又产生服务人民和统治人民的矛盾。现在的社会除了没脑的都知道，既得利益者们死抱着利益不放，旨在拖廷时间，谁都知道在体制内修修补补绝对不能根本上解决社会的主要矛盾的，路向不对，岂是多耗时日可以解决的呢？
第二篇：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
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在特有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出现的，表现出和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民生需求重于政治诉求。
有调查显示，中国民众最感兴趣的问题，前六位都是民生问题，而且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一般是社会保障、通货膨胀、医疗、公共卫生、教育问题、养老保险问题，还有一些地方对环境生态特别关注。原因很简单，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问题，80%以上根源于民生问题。民生解决不好的话，会诱发各种各样的矛盾。
第二是劳资矛盾非第一矛盾。
调查发现，社会矛盾排在第一位的是官民，第二位是贫富，第三位是劳资，这与马克思时代很不一样。那时，劳资矛盾是第一位的。官民矛盾，一个原因是民众对于政府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有些不满，另一方面，又离不开政府。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心理和行为上的惯性依赖，有事不找法院，什么事都找政府。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定位的错位、缺位、越位。现代政府的定位应该是公共服务型政府，而我国在毛泽东时代是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后实际上定位为经济型政府。现在，无论是胡锦涛总书记还是温家宝总理，都强调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我们政府这个公共服务型组织角色扮演的还不是很好，甚至缺位，民众的需求得不到一定的满足。另外，有些官员在具体工作时，直接侵害了民众的利益。本来民众对政府就有很多要求，对政府很依赖，现在既满足不了他的一些要求，还损害他的利益，官民之间肯定会产生矛盾。而且有些地方的政府理念没有转过来，甚至有的时候跟民众对立起来，直接引发了官民之间的纠纷、矛盾和冲突。
第三是个案问题容易演变成群体化的矛盾。
在实际中，50%的群体事件原本是很简单的个案问题，但由于处理不好，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地区化的、规模化的、群体化的社会矛盾冲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05年6月，安徽池州的一起普通交通事件，就是因为传言政府袒护“老板”，进而引发了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有调查证明，中国的群体事件有个特点，卷入群体事件的绝大多数人往往与诱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无关。这说明，现在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改善，主要群体有弱势化的趋向，人们心里不满，需要发泄，找到机会就借机宣泄、借题发挥。所以，有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无直接利益冲突。
第四是利益诉求方式（抗争方式）总体上相对温和。
和别的国家比，在中国现阶段，民众抗争方式总体而言以温和的方式为主，激烈的利益诉求方式只是少见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上访、静坐、集体“散步”等方式。马克思时代工人运动是捣毁机器、捣毁工厂，更进一步的是拿起枪支走上街头，推翻现有政府，成立了巴黎公社，与政府有激烈的冲突。而现在我们国家不是，这跟民众的理性行为方式的选择有关。
中国民众总体上是比较理性的，普遍会考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性价比。一方面要扩大影响，引起上级的重视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避开违法的嫌疑，以不被界定为违法行为为出发点，减小自身的风险，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于是，种种温和的方式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从历史上看，引发激烈暴力行为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极端的生存危机出现，容易引发暴力事件。而这种情况在大部分国家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除此以外，还有三种容易诱发激烈冲突的因素，而这三种因素在世界各地仍然存在，在中国或是一去不返，或是压根没有历史基础和民众基础。哪三种因素呢？
第一种容易引发激烈冲突的因素是极端意识形态。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陷入到极端意识形态中，那就意味着势不两立，不同的群体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们国家曾经经过这个时期，即“文革”时期，一个民族陷入了疯狂。
第二种因素是极端的种族主义。中国在这个因素上既没有意识基础也没有现实基础。史上最典型的极端种族主义代表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包容的民族。在汉族成长的过程中，汉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血民族，是上百个民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也是空前的，他不排斥任何一个民族。当希特勒打击犹太人时，犹太人往各个国家跑，别的国家都拒签，可是一个中国领事就发了几万张签证，一大批犹太人跑到中国来，到上海去了。所以，犹太人对中国非常感恩。
第三个因素是极端的宗教意识。极端的宗教意识把异教徒甚至是本宗教中不同的派别视为敌人。中国从历史上来看，极端宗教意识是没有基础的；从现实来看，也没有民众基础。所以，在中国没有极端宗教意识膨胀的可能性
第五是解决问题处两难境地。
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按下葫芦浮起瓢。比如，房价太高了，但打得太低也不行，打得太低会让大批中等收入人群的财富严重缩水，而我们很重要的目标是要造就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再比如说劳动权利的维护。如果把劳工标准提得很高，那么企业成本就会提高，而我们国家现在大多数制造业利润都不高，出口产品是微利，人力成本增加，加上人民币又在升值，那产品怎么能卖得动。尤其企业一旦倒闭，对民众影响就更不好了，大批的人会失业，连工资都挣不到，这就是两难。
第六是社会矛盾生长空间较大。
从社会矛盾演化的角度看，现在只能说社会矛盾刚开始不久，生长空间较大。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新的一轮城市化“大跃进”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问题。各个地方正在或准备开展新一轮的城市化“大跃进”，我们中国有一百八十多个地级市提出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这是很吓人的，美国也没有这么多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大跃进”一旦开始，大量的征地拆迁，新的矛盾就会形成了，围绕着强行征地拆迁就会形成新一轮的社会矛盾。
二是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没有相应配套法律，就“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做法往往没有法律依据，现在，人们法律意识增强了，倒过来一看不对，这也引起了很多社会矛盾问题。
三是劳资矛盾和纠纷将会大幅度上升。劳资矛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城市化在推进，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劳资关系覆盖面越来越大，几乎覆盖所有的领域。而且劳资关系的特点是集中程度高，组织纪律性强，在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别的地方可能联合性地作出反应。另外，现在民众维权意识、平等意识开始增强，但现有《劳动法》又有偏差。不出意外的话，劳资矛盾未来几年将会超过官民矛盾，跃居第一。中国未来是否能够和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资矛盾如何解决。无论是从一个层面还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讲，劳资矛盾都将占据着压倒性的位置。有两个数据能证明这个问题：从1997年到2006年这10年间，中国 GDP 每年增长幅度在10%左右，而劳资纠纷案件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而2008年这一年劳资争议案件比前一年上升了98%。对这个问题必须有前瞻性考虑，一些政策调整和安排应尽早着手
第三篇：警惕当前威胁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问题
警惕当前威胁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问题
伟大领袖毛泽东教导我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冲垮”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网上网友的评论中很容易看出群众对社会的不满的表现，对社会不满的主要是年轻人，70后80后，主要不满的方面是：腐败普遍性，贫富差距广泛性，领导特权，社会机会不平等性，工资及收入差距悬殊，和民主的落实性，领导干部不关心社会和群众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得不到政府的关心或者不够关心，或者根本不关心！
1,、腐败，如果继续发展，将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使社会底层的公平被随之剥夺，并给分裂分子和黑社会造成可乘之机和借口。
2、新疆西藏的分裂**因素始终严重存在，发展严重时，有可能使中国进入内战和分裂局面，并给美国日本等企图颠覆中国的国际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和借口。
3、社会黑势力和邪恶势力对政府工作的严重威胁，会削弱党的权力和党的威信，使社会成了正不压邪，邪强于正的局面，党和政府成了名存实亡的样子政党政府！使社会成了强者得天下。甚至最终成了政府怕黑社会和邪恶势力，反过来还听和黑社会的话。邪恶强于正义！
4、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使人民对党产生不满。
5、政府和国家机关官员权力绝对一人领导，而不是集体领导，没有别人监督或者监督名存实亡。
6、贫富差别加大，由腐败造成的社会有失公平，社会投机钻营成为风气。
7、公安系统成了黑社会、不法分子和有钱有权人的保护伞。
8、一些丧失共产党员信仰的党员混进了党的中央，就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一样，造成党的性质和纲领的根本改变。
9、更严重者，很有可能腐败分子、分裂分子、黑社会，流氓团伙、打砸抢者以及国际颠覆势力会乘机在关键时候相互结合，造成社会大混乱。
10、党内和政府内，失去党性，把为党和国家干工作变成了为自己“升官发财”，所以才弄虚作假，徇私枉法，假公济私，不正之风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11、
第四篇：关于当前我县社会矛盾的思考
关于当前我县社会矛盾的思考
一、当前形势下我县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特点
一是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因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一些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和办事行为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内容的复杂化，形成矛盾纠纷的原因多、因素多，生成过程复杂，而且在矛盾纠纷的演化过程中，还关联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矛盾纠纷的后果不是涉及个别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已不再简单化，增加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导致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加大。
二是矛盾纠纷的群体性。在农村，由于基层行政组织办事方法简单而引起的土地、林地等纠纷，众多农民成为纠纷当事人；历史遗留的联合诊所人员、原民师等特殊利益群体为达到其目的，从当初的县内串联演变成跨地域串联，组织实施大规模赴京省上访，这些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的组织化、群体化倾向明显，如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是矛盾纠纷的多样性。从矛盾纠纷的法律性质来看，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经济纠纷、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多种形式并存。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借贷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
土地承包、行政不当、生产安全事故、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增多。
二、当前我县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1、追求经济利益的思想过于片面化。有的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擅自违约，不履行经济合同或协议，甚至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新村建设上，有的承包商缺乏诚信，见利忘义，在工程款结算后，不是及时给农民工发放工资，而是卷款走人玩消失，引起农民工上访。
2、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少数基层干部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较差，对人民群众感情不深，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观念不强，对群众反映的诉求，对出现的矛盾纠纷，没有做到积极主动的去解决调处，致使一些初发矛盾演变升级。个别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特别在计划生育和集资收费等方面，态度强硬，作风蛮横，引起群众不满，伤害了干群之间的感情，从而引发干群矛盾，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3、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处理得不够妥当。有些政府部门对出现的房屋拆迁、突发性重大事故等，处理得不够及时、公正和彻底，引起群众不满；有的基层组织对群众反映的村（社区）委会的财务、政务等方面问题，没有做到快速处理，或处理后不及时向村民公开结果，致使基层组织的威信受损；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土地承
包、任意集资摊派等问题处理不公；对于这些热点难点问题处理不妥而引发了不少上访事件，影响了基层社会稳定。
4、群众对有的基层组织不信任。一些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实，群众观念不强，没有完全做到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对群众关心不够，支持不力，干群关系疏远，不信任感加大，当群众与群众之间、群众与村委之间、群众与基层行政部门之间发生矛盾纠纷时，当事人不愿找基层组织解决和处理，而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上级机关，总认为只有到大机关、见大领导才能公正解决问题，导致矛盾纠纷变成越级上访事件。
三、解决矛盾纠纷的思路与对策
依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多元化的调处机制。从实际需要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建立和完善民意表达机制。这是保障公民的建议权和申诉权，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了解社情民意、迅速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措施。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各项政策和决策出台前，应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广泛征求民意，减少和防止随意性，让政策和决策制定得更加科学合理，从源头上预防侵害群众利益现象的发生。二是拓宽民意表达途径，为人民群众的诉求提供畅通、便利的渠道。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要向社会公布信访行
政机构和有权处理问题的行政机关的通信地址、联系方式、工作程序和标准等相关事项。三是建立高效透明、便于监督的人民内部矛盾调处工作机制，主要有协商、合议、听证和办理、复查、复核的三级终审制等，以提高解决的效果，减少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做到多渠道化解矛盾。
2、建立超前联动的排查调处机制。人民内部矛盾涉及的行业多、领域广，仅靠一两个部门是无法完成排查调处任务的。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超前联动的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机制。一是主动出击，准确排查。深入乡村和社区街道，面对面地与群众交流沟通，了解群众的疾苦，收集社情民意，切实掌握影响基层稳定的各种问题、动态、信息和苗头，做到滚动排查，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留死角。二是及时做好基层调处工作。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要针对其不同特点，认真研究处理途径和办法，妥善加以解决。通过民主议事、民主恳谈等形式，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使村民委员会成为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组织形式。基层组织要善于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综合运用各类措施把矛盾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力争实现问题不沉积、矛盾不上行。
3、建立预防和处置矛盾的协调机制。在各种工程项目的实施中，必须充分考虑所涉及群众的利益，总的原则是在发展中调整利益分配关系，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对已经发生的社会矛盾的调处，要付出合理的调处成本，建立矛盾调处的利益分担机制，即由对引发矛盾负有责任的当事人、当事人单位、当地政府各承承担一定比例的调处成本。通过当事人合理利益的实现，保证矛盾的有效调处。
4、建立解决矛盾的责任追究机制。一是对引发矛盾的责任追究。二是对矛盾调处不作为的责任追究。坚持对引发矛盾的责任追究，一方面是从法律的角度落实对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的责任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时，只有坚持对矛盾调处不作为的责任追究，才能更好地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促进人民内部矛盾的合理解决。
第五篇：历史的轮回怪圈：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历史思考
历史的轮回怪圈：对于当前中国社会矛盾的历史思考
［ 作者：佚名 转贴自：本站原创 点击数：15716 更新时间：2005-8-6 文章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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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几年以来，社会矛盾逐渐成为了中国公众瞩目的焦点---------官员腐败，贫富差距扩大化，三农问题，仇富心态，教育改革，房产价格，医疗社保等一系列问题犹如走马灯一般纷纷闯入人们的视野，同时，许多富于代表性的事件也先后挑战着中国人眼球和心理的承受能力。例如，笔者来到深圳短短几天，就接触到了一个光听来就足以让人感到恐惧的名词----------砍手党。而不久前亲身经历的事情更是触动了内心深处的悲悯。
那晚在白石洲，笔者口渴，买了一瓶矿泉水。行走间，突然感觉有人在身后摸索。当时第一反应就是：有人抢劫。等到回头看时，不由得自我解嘲地笑了。那只是一个捡垃圾的男孩子。大概只有七八岁的样子，浑身邋遢，还散发着一股酸臭味，手里提着一个装满各类瓶罐，比他自己还要高的麻袋。我将水喝完，把瓶子给了他。然后带着一种助人为乐的快意转身离去。可刚走了几步，又听到身后有了更大的动静，接着，笔者看到了震撼心灵的一幕--------男孩子正在和一个干瘦的老妇人扭打着，仅仅是为了刚才施舍的瓶子。笔者一时无语，事后却思考了很多。待至今日，心中有一种如鲠在喉，不吐不快的冲动。
我们的社会怎么了？相信只要稍微有点头脑的人都会问这个问题，也有很多人提出了解答。其中，有一种最为通行的说法就是--------历史的轮回。具体地说来，历朝历代的统治时期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天下创世 2。矛盾丛生3。总崩溃 个别王朝由于在中晚期实行了一些改革，缓和了社会矛盾，从而延长了统治时间。这是中国历史所特有的周期性振荡。综观国史，史实让笔者也不得不承认上述说法的合理性。那么，目前的中国是否在重新陷入这个历史的轮回怪圈呢？这倒的确是一个值得商榷的问题。
一。周期性振荡产生的原因
关于中国社会发展的周期性振荡现象，早在建国以前，就已经有人注意到了。鲁迅就曾经把中国历史归纳为“一治一乱”，“破坏---建设---再破坏”的打摆子模式。而最有名的就是民主人士黄炎培与毛泽东的对话。黄炎培曾问毛泽东：“我生六十多年，耳闻的不说，所亲眼看到的，真所谓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一人、一家、一团体，一地方，乃至一国，许多许多单位都没有能跳出这周期律的支配力。”此外，黄炎培还指出，从历史角度看，有政怠宦成的，有人亡政息的，也有求荣取辱的，但都没能跳出这一周期率。他问毛泽东有什么方法跳出这一周期率？对此，毛泽东回答：“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这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很明显，毛泽东是把周期性振荡归因于腐败，而应对之策就是民主。窃以为，毛泽东的自信回答恐未必也。所谓的腐败，是由于权力缺乏有力监督与制约造成的，并非中国的特产，而周期性振荡在其他国家却未之有也。由此可见，腐败并非是根本原因。那么真正的原因何在呢？笔者认为，是社会财富分配不公正造成了这种奇特的局面。
社会财富一经创造，大致有两个去向：1。进行扩大再生产2。留作消费基金。那么这就涉及到了社会财富的分配问题了。
进行扩大再生产的那一部分关系到社会的再发展，无可厚非。但是，消费基金就关系到了每一个人的生计问题了。人活着不是为了消费，但没有消费就不能活着。去除再生产的部分，剩下的就要做个分配，那么分配应该本着什么原则呢？我认为，最重要的信条就是公正性。分配不公正，将伤害生产者的积极性，而且还在社会各个群体间种下不和的金苹果。但是人的能力是存在差异的，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这样看来，贫富差距是避免不了的。但是关键在于，你怎样把握好度的问题？
大凡只要还是正常人，只要其基本生存条件能够得到满足，以身犯险，挑战社会秩序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反过来讲，一个平常人（请注意，不是职业犯罪者）开始为了生存来反抗现行秩序，这就说明他的生存状况已经到了难以维持的境地了。有意思的是，中国历史上揭竿而起，反抗现行秩序的每次都是农民，准确地说，是饥寒交迫的流民。他们不是因为懒惰而挨饿受冻，相反，他们很勤劳，肯干，能吃苦，但他们仍旧要遭受不体面的命运。那么，既然不是他们本身的过错，又是谁的过错？
在农业时代，社会财富基本上是以土地作为衡量标准的，你的财富多少，社会地位多高，取决于你占有的土地以及依附人口的数量与质量。所以社会上层集团只会是地主，而不会是农民。农民也是分作三六九等的，从生产方式上划分，有农奴，佃农，自耕农；从土地占有量而言，又分贫下中富农。可以说，土地的分配就是封建时代的社会财富分配。笔者综合了国史与世界史，发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大凡国家稳定繁荣之时，小农经济占优势；而国家衰败，接近崩溃灭亡之时，全国的土地往往高度集中于少数的大地主，大官僚手中。那么这就值得探讨了，这一切根源在哪里呢？？说到土地高度集中，往往是因为这些大官僚，大地主搞土地兼并造成的，其实土地兼并本身的危害性并不是很大，因为中国的地主与欧洲的领主不同，没有免税免役的特权。但是问题在于，理论与现实并不等同。地主的土地兼并很多都并不合法，而且往往会把兼并的土地和人口隐匿不上报，以此来逃避纳税。而另一方面，被兼并土地的农民却要纳税，换句话说，地主把原本应该自己承担的负担转嫁到了农民身上，有地的不要纳税，没地的反倒要交钱。农民一旦失去土地，就沦为了流民。大地主大官僚运用手段将原本属于国家的资产收入囊中，客观上削弱了国家的力量，而因他们产生的流民又成为了国家的负担。一方面国家越来越虚弱，一方面负担与日俱增，这样就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终究把国家拖垮。中国历史上的历次改革，从均田法到王安石变法，再到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其中都往往会有一项措施，那就是遏制土地兼并，这恐怕也从反面说明了问题产生的根源所在。
二。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
跨越了封建时代，进入了产业社会。社会财富的概念没有变，只是衡量标准变了。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得货币的作用开始凸显，并最终成为了社会财富的象征。你有多少财富，主要是看你的财产兑换成货币后尾数上带了几个零。
那么，我国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的现状如何呢？建国以后几十年，我们实行的是平均主义路线，许多因为改革开放而富起来的人对此深恶痛绝。笔者个人认为，这是国家对于以往的社会财富分配方式的一种矫枉过正，它忽略了个体人的能力差异，大搞一刀切。改革开放以后，国家基本屏弃了这种方式，开始了“按劳分配”的时代。这是社会财富分配的一次大洗牌，许多人的境遇一夜之间就发生了变化，所讲究的就是能者多劳多得，庸者少劳少得。那么这又回到了原来的问题上，你要把贫富差距控制在怎样的一条底线上才算合适呢？
改革开放使一部分人先富了起来，邓小平曾经构想：先让一部分人富起来，再带动其他的人富起来。但先富起来的这部分所谓的“新贵族”似乎并无此意，而是更加变本加厉地扩大贫富差距。而相应的，许多问题也由此滋生了出来。目前的社会财富分配，姑且不论合理与否，已经使得绝大部分财富集中在极少数人的手中，这样一来，大多数人所控制的财富就很少，财富相对减少，购买力必然降低，那么社会总体消费需求也就随之降低，最终制约经济进一步发展。目前，我国经济出现的产业总体萧条化现象，笔者认为就是由此产生的恶果之一。试问，没有了消费需求有力拉动，谁还会去生产呢？生产得越多，赔得也就越多。所以，目前只有那些垄断了某种资源的行业还能够维持利润，不过，普通大众消费不起，所以只能从少数富人身上动脑筋了，以至于出现了某银行宣布，取款额低于多少不予办理；某中学只对党政机关子弟开放的怪现象。原本有限的社会资源又向这些“新贵族”倾斜。而对于处于社会底层的多数派而言，则是恶性循环。最终的结果往往就是：有城市户口却住不起房，有病却上不起医院，有孩子却上不起学。
那么不妨再把目光放回到社会财富分配本身来看，在改革初期，我们的“新贵族”们真的是严格按照党中央制定的“按劳分配”原则行事的吗？答案自然是否定的。如果要对他们来个刨根究底，大多数人的案底不会清白。有句老话叫做“饿死胆小的，撑死胆大的”，正是在这个信条的指引下，有人曾经乘火打劫，低价压购国家资产；有人在生产过程中，偷工减料；有人违反劳动法，导致劳工利益受损；甚至还有人铤而走险，干些诸如走私之类的违法买卖。他们正是通过这样赤裸裸的，近乎于劫掠的方式，积累了巨大财富，建立起了自己的帝国。看来，“新贵族”们自我吹嘘的“个人奋斗”很大程度上实在让人难以认同。他们的积累是建立在对个人财产的“抢劫”（如中国股市最大的受益者是大股东，而不是广大股民）以及国家资产的掠夺的基础之上的。这与前文当中提及的大地主大官僚的非法土地兼并可谓是“师出同门”。目前，政府一方面总是苦于国家财政不足，另一方面又抱怨负担日益加重。长此以往，必将形成恶性循环。而我们的国家很有可能在一轮又一轮的恶性循环当中被拖垮，国家与普通大众会为牺牲品，数千年来反复演绎的故事很有可能将在21世纪上演。
三。历史带给我们的启示
1。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人口大国。正所谓众口难调，在处理内部社会矛盾上的确有着他国没有的难度。正是因为如此，解决内部矛盾才变得非常迫切。中国历代王朝或者当断不断，或者碍于集团利益，或者改革失当，以致没能解决矛盾，反倒滋生新的矛盾，问题长久积压，最后往往导致大**的爆发，葬送了整个国家。
2。社会财富不能高度集中于少数人手中。财富代表了社会能量，谁掌握的财富越多，谁的能量就越大。而社会创造的财富总量是一定的，如果甲得到的多，乙得到的就少，甲对于乙就是强势的，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
3。民主政治的作用。我国目前的社会状况很类似于19世纪前期的英国，都是处于经济飞速上升时期，国家法制相对还不完善，社会矛盾比较尖锐。但是英国人逐渐建立起了非常完善的民主制度，来协调制衡各个集团的利益矛盾，以保障社会稳步向前发展，最终造就了维多利亚时代的辉煌。至于某些人希望用道德来感化这些既得利益集团的想法，笔者倒还没有在历史上找到过成功的范例。
4。建立起合理的社会结构。笔者认为，最合理最稳固的结构模式就是橄榄型，即两头小，中间大-------非常富裕的与非常贫困的都只占社会的很小一部分，而以中产阶层为社会主体。至于贫困的小部分人完全可以通过社会保障来保证他们的生存。这个模式将效率与公平统筹兼顾，应该可以成为中国未来二十年社会发展的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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