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当今社会矛盾问题的几个判断

第一篇：中国当今社会矛盾问题的几个判断

中国当今社会矛盾问题的几个判断及应对思路与措施

第一、常态的、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

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怎么表现的？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具体表现为个别的地区有可能会出现零星骚乱的现象等。就一般情况来看，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对社会尽管会形成一些冲击，但还不至于会造成比较严重的危害。社会矛盾问题属于可控制范围，社会政治和经济能力能够保持常态运行和发展的局面。一般性社会矛盾问题是发展中国家和地区，甚至是现在一些发达国家和地区不可避免的现象。正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甚至可以把一般性社会矛盾问题当成是中国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种常态现象来看待，我们基本定位属于社会矛盾问题，属于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

在这方面我们需要转变观念，没有必要的见到社会矛盾问题就惊慌失措、大惊小怪，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存在是很正常的。现代意义上的社会矛盾，现代意义上的社会是怎样的？一是能够包容一般性社会矛盾，二是有能力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胡锦涛总书记是这样说的：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是贯穿中国社会主义事业全过程的长期历史任务，是在发展基础上正确处理各种社会矛盾的历史过程和社会结果。社会一边解决这个问题，一边达到和谐的地步。第二、有可能演化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

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问题的第二个判断这就是：有可能演化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现在是属于一般性常态的社会矛盾问题是不言而喻的，这种情况进一步的趋势是有可能会演变成为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表现为公众的心理、群众的心理普遍存在比较紧张的状态，一些地区有可能会出现一些规模化的社会骚乱问题现象等。这样一些社会矛盾问题对于正常社会经济发展来说必然会造成不利影响甚至会延缓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不过还不至于特别担心。尽管它会造成种种不利后果，但是它不至于造成全社会动荡局面，社会经济的发展还有可能继续持续下去。

为什么说现在中国社会矛盾问题有可能演化成为比较严重的类型？是不是可以这样来解释，因为中国改革开放以来所积累的社会矛盾问题积重难返，前些年我们对社会矛盾问题重视不够，所以是积重难返。在短时期内很难出现根本性的好转，而且按照他们自身的发展逻辑很有可能进一步的膨胀和加重。同时我们看到的是中国现代化进程中未来也会出现一些常见的社会矛盾问题，这是不可避免的，那么基于这样的考虑，所以我们有判断，说未来有可能会出现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它跟一般性社会矛盾差别是什么呢？我们看一般社会矛盾问题现在已经成为一种常态了，目前已经出现了。那么能不能演化到比较严重的地步呢？是有可能的，但是处理好的话，这种可能性会降低。

第三、严重、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很小

对中国现阶段社会矛盾第三个大的判断是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出现的可能性很小。严重性的社会矛盾问题一旦形成，社会、国家就会出现严重的动荡局面，社会经济发展将会遭遇到严重的挫折，以往大量的发展成果甚至会毁于一旦。拉美一些国家以及前苏联被解体这方面就是典型的案例。

严重的颠覆性社会矛盾的形成，它需要三个基本的条件，一个基本条件是民众基本生存受到威胁，第二个基本条件是国家或者这个社会的经济完全失去了秩序，第三个基本条件是社会控制力基本丧失。从以上三个基本条件来看，在中国未来一个比较长的历史阶段，严重的颠覆性的社会矛盾问题发生的可能性是存在的。但是概率极小，机率极低，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有这么几个原因，从对应的三个条件来看，第一个原因是中国民众目前的基本生存条件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相应的中国民众也不会出现绝望的心理状态。从历史来看，每次中国颠覆性社会矛盾问题的出现，一般来说是民众基本生存条件，比如说食品等等出现匮乏不够吃的，横竖都是死，还不如造反所引发的颠覆性社会矛盾、社会危机。而中国目前到现在，民众基本生存条件总体来说不是一个特别重要的问题了。改革开放以来粮食还是大问题吗？可以说基本上不是问题，这几年有粮食的战略储备等。所以我们第一个条件基本上可以排除，基本的生存条件不存在大问题，不存在难以为继的可能性，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就是我们国家的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拉美受历史的影响，不少国家属于‚一字形‛的经济结构，就是跟别的国家经济共同体是一体化的。它属于一种初级产品、一种分工，没有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中国从朦胧时代就开始建立独立自主的重工业体系。我们再跟苏联比，苏联在经济转型的时候进行了‚新旧阻断‛，就是旧的跟新的阻断，旧的彻底抛弃新的开始，是通过这样的方案来解决俄罗斯的问题。这样的做法有很多弊端，所以出现了真空、断裂的阶段，俄罗斯经济的发展在这个阶段失去了秩序。中国跟它比又不一样，中国从改革开放一步一步摸着石头过河，逐渐的、谨慎的、渐进性的一种推进模式。实际上中国经济秩序一直没有出现中断的情况，它是延续的、逐渐的转型。这样看来无论跟拉美国家比还是跟前苏联比，我们国家经济秩序不可能完全丧失，这样社会也不可能出现严重的动荡。

第三个原因是什么呢？就是政府对于社会的控制力，可以说不可能完全丧失。我们国家社会控制力是高强度的，举国动员体制在世界上不是第一就是第二，在大国当中举国动员是第一，对社会控制力是很强的。从中央到地方甚至到基层，一个村都有党支部，控制能力是高强度的。而且现在应该承认我们国家民众对于中央政府的信任程度是比较高的。我们国家民众对于各级政府的信任程度一般来说调查显示比较有规律性，信任程度从中央到地方，从上到下依次递减，对中央信任程度最高。而我们知道民众对国家存在一种信任，特别是对中央存在一种信任的话，就会觉得一切都会有希望的。有希望的话就意味着什么呢？民众就很难介入这种极端性的行为当中，这样的社会动荡问题基本上就没有。

第四、几个需要特别重视的变量

中国能不能有效的防止颠覆性的社会动荡，把较为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缓解，取决于以后几个重要的变量。有几个变量是需要我们特点重视的，第一个变量就是民生问题，这里特别强调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分很多层面，就基础性的民生问题比如说涉及人们基本财产、基本生存、基本的就业问题，国家要全力以赴的解决。应当说是中国的发展相对来说比较平缓，第一个变量是需要我们解决好的。

第二个变量是大学生和农民工新生代就业问题。特别是大学毕业生有600万左右了，有很多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我们看到招聘现场非常壮观，大批的大学生找不到工作。现在的大学生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的大学生大部分都是国家交费，反正是自己不交学费，有的交点生活费，师范学校连生活费都不需要交，基本上都是国家培养的大学生。现在很多都要交学费了，学费有些地方比较高。对于收入不高的工人家庭供养大学生的话，假如说两口子是工人的家庭，家庭储蓄基本上没有，那么对于一个农民家庭来说，那更是砸锅卖铁供养孩子上学。大学生毕业以后连工作都找不到肯定会对社会产生积怨、怨恨，而这批人精力充沛，几乎是百分之百都会上网，知道东西也多，又没有工作。他就要找事情，事情找不到自己要创造事情，这个事情可能是对社会极为不利的。我们看到一些大学生找不到工作，或者是找到工作收入很低，没有办法维持生活状态，往往成为郊区‚蚁族‛中的一个成员，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这些人怎么安抚好，这些人精力充沛、见识多，活动的空间也大，这样一批人对社会稳定、社会安全会形成不稳定的影响。

我们还要注意新生代农民工，80后的新生代农民工在农民工当中的比例已经超过60%，新生代农民工与老一代农民工差别是很大。有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在工作之余最喜欢的事情是干什么呢？一是上网、二是逛街。而这两条是城市当中同龄人共同的。就是说新生代农民工生活方式和观念越来越与城市同龄人趋同，他们对于不公现象的忍耐力是非常低的。跟城市的同龄人是基本上一致了，而这批人文化程度相对来说越来越高了，维权意识比较强。但是这批人身处的劳动环境、遇到的一些工资、劳动待遇等会存在不少问题。他们往往有不满，不满就容易抗争，而这批人又是跟大学生一样找不到工作，找不到工作的大学生一样也是精力充沛，比过去农民的见识要多得多。这两个群体如果不安抚好的话，相关的基本生存问题如果解决不好的话，对社会稳定是极为不利的。

第三个需要注意的变量就是中产阶级发育的问题。社会是否能够稳定，最终取决于这个社会是否能够有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者人群。而我们现在这个政策对中等收入者往往是不利的，比如说个人所得税征税的起点过低应当提高，所以我们国家不应当指望2000元以上需要交个人所得税。我们知道三口之家，一个人挣2500元，去了500元征税，剩下两千三四百块钱，两千三四百块钱除以三人均还剩下多少？我们要想办法保证这批人生活更好，间接的让他们收入增加，而现在个人所得税的起征点过低。再比如说房价，房价对中等收入者发育起的作用太大了，中等收入者多少钱能买一套住房？住房说涨就涨，瞬间飙升。本来中产也不能称为中产，就是没有买房子的人，有可能每月有收入，一提到买房子就成了‚待中产者‛了。还有的人干脆买不起房子了，长期买不起房子，甚至是退出中产这样一个人群。所以说中产阶级在中国一个特定的称谓是什么？中等收入人群。怎么想办法把它做大，做的越大中国社会安全系数就越高，相反，缩小的话或者说是减少的话，对社会安全运行和稳定局面是极为不利的，所以说这个变量需要处理好。

第四个是腐败的问题。腐败问题在中国是不能回避的现象，而且表现一种愈演愈烈的现象。腐败的问题在哪？一方面它让社会的财富向少数人集中，另一方面会造成民众的不满，甚至是一种仇恨。对于腐败现象民众是最仇恨的，笼统的讲‚中国老百姓‘仇富’未必是对的‛，有一些调查显示，中国的民众对袁隆平这样的科学家（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可以说是世界上贡献最大的人）一点也不仇恨。中国民众最不满意是事情表现在什么地方？那些通过不公道的方式暴富的人，他们对这样一种人不满。整个社会财富的占有出现了不公正的现象，民众财富减少。另一方面使得民众对腐败的一些官员产生不满，失去了信心，甚至某种意义上某些地方对政府都不满，这样对社会安全稳定是十分不利的。应对思路与措施

就应对社会矛盾问题的目标趋向来说，我们要特别注意这样三条，要注意这样三个趋向。用三句话可以来表示：第一句话是将一般性的社会矛盾问题纳入常态的利益协调机制予以解决，用常态化的形式来解决；第二句话是要防止比较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第三句话就是我们要警惕最为严重的社会矛盾问题。围绕这三个目标、趋向来说，我们要做一系列事情，这个事情涉及到标本兼治、多个方面。我们这里是从治本的角度谈几点看法。第一点，以社会公正为基本的依据来进行基本的制度设计和基本的政策安排。中国社会经济发展所面临的社会矛盾问题复杂到有两千多万件，在解决这些社会矛盾问题方面，在宏观大的思路方面，不管矛盾多不多，要抓一些主线。在解决千头万绪的社会矛盾问题时候，我们如果能在宏观大的思路方面进行有效布局的话，这些社会矛盾问题在近期是能够见到成效的，在比较长的时间内是能够成功的。

在整个大的布局和框架中我们要立足于社会公正的基本理念，只有这样才能理顺社会各个群体之间的关系，才能最大限度的化解社会矛盾问题。社会公正不能说是仅仅对哪个社会群体特别有利，真正公正的时候对哪个群体都是有利的。对弱势群体来说能够提供基本的尊严体现，对于富人群体来说它能规范发展空间，公正对谁都是有利的。我们公正制订的政策或制度，目的是让各个群体各尽所能、各得其所。

有一个有关社会公正的认识问题十分重要，这时我们应当把社会公正放到一个制度上来理解，不能仅仅把社会公正当成扶贫解困送温暖这样具体层面上，像做好人好事这样层面上来理解。它是一个事关国家基本制度设计、基本理念的依据，上升到这样的角度来看待。比如说胡锦涛总书记说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制度本质属性；温家宝总理说社会公正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的首要价值。社会公正基本层面核心理念的依据，要上升到一个基本制度去理解，不要仅仅在一个具体层面上扶贫解困送温暖，这样太具体了。

第二点，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我们国家现阶段如果建立中级或者高级的民生保障体系不切实际、不现实，但是建立一个初级的民生保障体系是能够做到的。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内容就在于像胡锦涛所说的，要初步做到五个‚有‛字。这就是全体人民‚学有所教‛，这主要是指义务教育和基本的职业培训问题；‚劳有所得‛这就是劳动者基本权益保护的问题；‚病有所医‛，公共卫生保障体系的问题；‚老有所养‛，养老保障体系的建设；‚住有所居‛，住房保障体系的建设。

假如说中国能够把初级的‚五个有‛做到——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依、老有所养、住有所居这些问题都解决的话，社会矛盾还能够严重到什么地步？不可能严重到非常激烈的地步。社会矛盾问题产生的根源就是民生问题没有得到根本的解决，这是最主要的问题。胡锦涛经常说我们要解决现有矛盾，还要把社会矛盾的源头让它减少、让它缓解，从源头上把社会矛盾产生的可能性就降低。初级民生保障体系的基本特征在于九个字，这就是‚低水准、广覆盖、有实效‛。水准不要太高，先‚有‛后‚好‛，一步一步来，然后一步一步完善。‚广覆盖‛，特别是每个人包括每个农民都包括进来。民生社会保障体系已经不能再重蹈城乡二元结构的覆辙了，现在建立这样一个初级民生保障体系，对我们国家来说已经不是能不能够做到的问题，而是想不想去做的问题。只要想去做完全能够建立起来，财政完全不是问题了。我们国家去年财政收入6.83万亿，而没有列入国家财政收入的土地出让金1.5万亿。像别的财政收入，去年国家实际财政收入应当是9万亿左右，或者不低于9万亿。拿出十分之一投入改善民生问题，民生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国家在公共投入方面近年来存在着明显的弊端，比如说容易在豪华型工程性方面巨额的投入，豪华性、娱乐性投入动不动就是几千亿，几个项目下去几万亿就没有了。每年的行政成本很高，而用于民生改善的资金微乎其微，城市低保每年就是200亿，这已经比以前增加好几倍了，才200来亿。廉租房保障基金一年才一百几十个亿，微乎其微。国家公共投入，特别是用到真正的地方的，应当取之与民，从民众当中征收的这些收税应当用于民生的改善，取之与民、用之与民。而我们这方面投入还真是不够，用于民生改善方面的投入跟别的国家相比，我们国家投入的比例占GDP的比例在世界上几乎是倒数第一。

最后一点，我们现在应当形成两头小中间大的橄榄形的社会结构。两头小中间大指什么呢？高收入者和低收入者都是少数，而中等收入者是大头。中等收入者比例占到80%左右，这样社会才是一个稳定结构，我们恰好相反，中等收入者比例很小，有人测算是23%。中等收入者比例占全部成员比例大致是20%左右，在正常的发达国家中应当是占到70%、80%比例。应当把这块做大，让大量的工人、农民进入中等收入者人群当中。

实际上橄榄形的社会结构才是安全稳定的，问题很简单，因为大部分人都是中产者的话，他们有一个体面的工作、稳定的职业，都希望社会稳定。假如一个社会大部分人都是非常贫困的人组成的话，他们对社会肯定是不满的。他们很有可能希望让这个社会垮台，重新建立新的社会，就会产生这种心理，形成新的财富分配结构。中等收入者占据压倒优势的一个社会，它必然是稳定的。再看别的国家，任何一个工业社会稳定都有一个前提——中等收入者占主导，而这点将成为我们今后工作、努力的很重要的一个目标。

作者：中央党校社科部社会学教研室主任、教授 吴志民

第二篇：当今农村社会矛盾的暑期调查报告

当今农村社会矛盾的暑期调查报告

摘要：随着如今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也逐渐显现出来，而且有愈演愈烈之势，农村矛盾也越来越多，令人不容忽视，农村矛盾直接关系着我国和谐社会的建设和社会的稳定，因此，我们应高度重视农村社会矛盾，并努力解决农村基本社会矛盾。

调查时间：2011-8-01

调查地点：调查对象：调查范围：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是毛泽东同志在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是毛泽东 论述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重要著作。贯穿全文的基本思想是：把正确区分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治生活的主要内容。在如今经济高速发展的社会中，社会矛盾日益增多，尤其是农村矛盾表现的也越来越突出。农村矛盾历来是影响农村稳定、阻碍农村经济发展的首要问题。随着农村改革的深化和经济关系的调整，群众经济利益的磨擦、思想观念的碰撞等引发的矛盾更加复杂多样，综合观之，我所在农村地区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矛盾：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农民收入与消费的矛盾，农民与工厂之间的矛盾，第一，农民与基层干部之间的矛盾。中国之农民受传统“小国寡民”思想影响，历来已久，农村农民的经济基础、思想状况、理想追求、生产方式、生活方式、政治结构以及他们之间的利益关系归根到底都源于农民日趋强烈的致富欲望、民主愿望。而农村基层干部则是农村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生活的组织者和管理者，他们为推进农村改革发展，维护农村稳定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在一部分干部身上也确实存在素质不高，作风不正的问题。在如今经济高速发展的形势下，缺乏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带领群众致富的办法。有些基层干部甚至滥用职权、枉法徇私，如在农村低保问题上我所在地区就出现一些问题，基层干部将低保名额给予和其有血缘关系的农民，而忽视应受低保生活在贫困线上的农民，这就让国家的惠民政策得不到落实，同时也让大量农民产生不满，从而也进一步加大了农民和基层干部的矛盾，总而言之，农村大量的矛盾都集中在农民群众和基层干部这对矛盾上。

第二，农民与土地的矛盾。土地是我国农村最基本的生产资料，也是目前大多数农民赖以生存的根本。家庭联产承包制及其同时建立起来的统分结合的双层经营体制是农村改革的基石。它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农民的土地要求，具有稳定农村局面，发展农村经济的良好作用。但是，一些地方政府则犯了“瞎指挥”的错误，如地方政府规定每户农民对其土地留出“开发田”开发田由政府规定种植的作物，其作物主要是花生、红薯、土豆等经济类作物，这造成众多入城打工农民的不满，因家中没有太多闲置劳动力，有的政府还规定开发田内除了种植经济作物外还要种植杨树，但

最终因没有经济效益而不得不停止此项措施，这就造成了农村农民土地生产资料和生产成本的浪费，同时也耽误作物生长的时间。此外，国有企业分公司在农村建设工厂，修铁路，架设高压电线等也占用大量的土地，致使国家土地紧缺，农民与土地矛盾也更加的激烈。

第三，农民收入与消费的矛盾。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农民居民的收入水平和消费水平均有所提高，但从总体上说，农民的收入和其消费是不成正比的，农民收入的速度永远也赶不上物价上涨的速度，究其原因还是农民收入水平低，政府又不加以引导，物价调节不当，消费自然上不去，因此，农民收入与消费的矛盾也不容忽视。

第四，农民与工厂企业之间的矛盾，我国是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有大量的农村闲置劳动力，一些沿海地区的劳动密集型工厂企业也纷纷到农村地区开设工厂，以吸引大量廉价劳动力，提高企业效益。但是工厂企业给予工资过低，使农民与工厂企业领导的矛盾也日益激，以我所在的地区博成服装厂为例，该厂原是苏州一家公司的子公司，因其给予工资太低，劳资不成比例，使大量农民工作积极性不高，有的人宁愿闲置在家而不愿去上班，工厂面临倒闭危险，农民也有失业危险，再者，工厂因用电功率过大，致使村民家中电压过低，影响其正常生活。也是农民与工厂企业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

针对这些问题，如果处理不及时，方法不得当，就有可能引起群众的不满情绪，影响干群关系的融洽，造成社会不安定的因素。近几年来，由于农村矛盾没有得到及时的疏导化解，导致矛盾激化，从而使一个村由富变穷、由先进变为落后的事例很多；群众集体上访，围攻地方政府的事件时有发生。通过对几个“乱村”的调查，我们认为，科学分析新形势下农村矛盾，努力把握其规律特点，以积极的态度和正确的方法，切实做好疏导化解工作，是当前农村工作的重中之重。因此，对于以上问题应采取以下措施：

第一，教育优先的原则。农村基层干部是农村稳定的关键，因此，加强对基层干部的教育，提高他们的整体素质，增强基层组织处理矛盾、化解矛盾的能力非常关键。一要提高基层干部的思想政治素质，增强他们的发展意识、大局意识、责任意识、公仆意识和自律意识，真心诚意为群众办好事、解难事。二要提高基层干部驾驭市场经济的能力和科技素质，增强带领群众发展经济的本领。三要教育干部切实转变工作作风，防止和克服影响农民利益，损害党群干群关系的官僚主义、形式主义和主观主义等歪风。

第二，政府制定和完善相关政策措施。首先政府应出台相关土地政策措施，保障农民的利益，不可“瞎指挥”，应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其次，转变农民就业观念，发展劳动密集性产业，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最后，完善农村居民基本养老保障制度，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建设。

第三，大力发展农村社会生产力，提高农民收入。收入是制约消费水平的首要因素。首先，调整和优化农业结构；要提高农民收入，必须要调整农业产业结构。其次，加大对农业的投入。第三，重振乡镇企业。第四，切实减少农民的负担。

第四，建立劳资双方共同的价值或利益追求。这个需要劳资双方共同协调解决，当然也离不开政府的参与，企业应适当增加工资，以提高工人工作的积极性，改变劳资双方观念, 创造顾客需要劳资双方共同的价值或利益追求，营造劳资双方的共赢机制。政府也应发挥其调节职能，努力调节工人和企业之间的利益关系。

总之，疏导化解农村矛盾是关系到农村稳定乃至国家安定的大事，我们今后必须按照具体的情况，继续解决上述的各种矛盾，各级地方政府要把他作为一项重要工作来抓。只有不断地，疏导化解好农村矛盾，发展好农村经济，才能稳定好国民经济的基础，促进新农村的建设，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

第三篇：从《共产党宣言》看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

从《共产党宣言》看当今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

摘要：虽然当今的世界是资本主义的世界，社会主义国家寥寥无几，但是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危机频发，各种社会矛盾日益彰显，正如《共产党宣言》中所阐述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无法克服，资本主义的灭亡和社会主义的胜利是必然的。我们通过《共产党宣言》找到了当今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根源，但是同时我们也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灭亡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社会主义的胜利需要我们大家共同努力。

1848年4月23日,人类最伟大的思想家、革命家马克思和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问世了。《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科学共产主义的诞生，同时也标志着马克思主义这一伟大理论正式诞生。一个半世纪以来,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人类历史正沿着《共产党宣言》所指引的方向向前发展。从对人类历史发展所起的推动作用来看,没有哪一种思想理论和哪一本著作能够同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宣言》相比拟。《共产党宣言》所阐述的历史唯物主义的原理和“两个必然”的结论使我们进一步明确人类历史发展的方向，坚定社会主义必胜的信心。

一、《共产党宣言》产生的时代背景

恩格斯曾指出：“意大利曾经是第一个资本主义民族。封建的中世纪的终结和现代资本主义纪元的开端，是以一位大人物为标志的。这位人物就是意大利人但丁，他是中世纪的最后一位诗人，同时又是新时代的最初一位诗人。”[1]资本主义制度发生于封建社会末期。作为一个新兴的阶级--资产阶级及其所代表的生产方式是从封建社会经济结构内部产生出来的。

1、资本主义的兴起 14、15世纪，由于生产和技术的进步以及航海事业的发展，使得社会生产力获得巨大增长，扩大了社会分工，促进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流。许多国家已经从简单协作、工场手工业跨入大机器工业阶段。特别是进入到18世纪后，以蒸气机为动力的大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工厂制度代替了手工工场制度,生产力得到迅速发展。这时英国已经基本完成了产业革命，号称“世界工厂”；法国的资本主义大工业也迅速发展起来，成为仅次于英国的第二号资本主义国家；德国尾随其后也开始了产业革命。资本主义社会生产力的迅速提高--生产技术的革新、生产规模的扩大、海陆交通的发达、世界市场的形成，不断改变着西欧国家及欧洲乃至整个世界社会历史的面貌，从而也拓展了人们的视野，更为马克思、恩格斯审视经济在社会中的巨大作用、认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辩证统一、思考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提供了现实可能性。

2、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初步暴露

伴随着资本主义在欧洲，特别是在西欧的迅速发展，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日益尖锐。资本主义生产越来越社会化，可是生产资料却为少数私人资本家所占有，结果导致生产过剩的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继1836年英法经济危机之后，1847年的经济危机几乎波及欧洲各国。经济危机的周期性爆发，不断暴露出资本主义社会的弊端，从而也引发了人们对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性批判，更促使马克思、恩格斯努力透过现象去认识资本主义本质，努力寻找用生产资料公有制代替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制这一解决资本主义社会基本矛盾的出路和途径。

3、工人运动的兴起

“在资产阶级的各个部分，尤其是其中最进步的部分即大工业家还没有获得政权并按照他们的需要改造国家以前，工人阶级运动本身就永远不会是独立的，永远不会具有纯粹无产阶级的性质。”[2]所以，在资本主义早期，雇佣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还不是严格意义上的一个阶级反对另一个阶级的斗争。19世纪以后，随着资产阶级的统治愈趋残酷，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日益尖锐，无产阶级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运动逐步高涨。30年代初至40年代初，法、英、德等国的无产阶级爆发了三次大规模的革命运动，已经带有现代无产阶级革命运动的性质了：无产阶级作为独立的、直接反对资产阶级的政治力量登上了历史舞台。这使马克思、恩格斯认识到了它所承担的推翻资本主义旧世界、建设社会主义新世界的伟大历史使命。

4、科学的发展提供了思想来源

19世纪后，包括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在内的科学发展取得了重大成果。在自然科学方面，19世纪30——50年代，产生了“三大发现”，即能量守恒和转化、细胞、生物进化的发现。三大发现大大加速了整个科学技术的发展，为科学认识论和方法论的形成，为新的世界观的建立，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在哲学和社会科学方面，19世纪初，人类的思想理论达到了新的境界，出现了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学说，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形成提供了直接的思想来源。

资本主义的不断兴起，产生了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以及他们之间的对立。生产社会化的不断扩大，工人运动的不断高涨，科学理论的不断发展，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不断加深等等这些时代条件，客观上呼唤着新的思想理论的产生。《共产党宣言》就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诞生了。

二、《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社会发展过程中矛盾的解析

正是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看到了资本主义社会无法克服的基本矛盾，才有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共产党宣言》，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固有矛盾，为无产阶级革命提供了理论基础。

1、《共产党宣言》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

《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恩格斯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及其运动结果。在分析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周期性爆发及其危害的基础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尖锐的指出：“社会所拥有的生产力已经不能再促进资产阶级文明和资产阶级所有制关系的发展；相反，生产力已经强大到这种关系所不能适应的地步，它已经受到这种关系的阻碍；而它一着手克服这种障碍，就使整个资产阶级社会陷入混乱，就使资产阶级所有制的存在受到威胁。”[3] 马克思和恩格斯站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上承认资产阶级曾经起过非常革命的作用。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巨大增长，资本主义生产的社会化和资本主义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越来越尖锐了，“资产阶级的关系已经太狭窄了，再容纳不了它本身所造成的财富了”。[4]这一矛盾在生产方面表现为个别企业生产的有组织性和整个社会生产的无政府状态的对立；生产无限扩大的趋势和劳动群众有支付能力的社会购买力相对缩小的对立。由于这种矛盾的不可调和性，因此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和变化必然导致“阶级对立简单化了”, “整个社会日益分裂为两大敌对的阵营”, 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

2、《共产党宣言》论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社会矛盾

《共产党宣言》一方面论述了资产阶级的进步性，另一方面又深刻的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条件下的社会矛盾。在资本主义社会的发展过程中, 一方面它用新的经济模式彻底粉碎了封建社会宗法的、田园般的生产关系,“无情地斩断了把人们束缚于天然尊长的形形色色的封建羁绊”[5] , 促进了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无疑是以牺牲对人的尊重、社会价值、世界文明以及它国利益为代价的。

《共产党宣言》指出，资产阶级“使任何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人与人的关系变得异常简单，唯有利益将他们联系在一起，他们忽视了人的自身价值, 而仅仅将其作为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工具, 抹煞了人之所以为人的情感、思想、尊严的存在, 而简单地用金钱关系来代替。“它把宗教虔诚、骑士热忱、小市民伤感这些情感的神圣发作, 淹没在利己主义的冰水之中。”[6]把人类的信仰、价值观全部纳入到了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之中。同时使劳动失去了它本身用以满足人的一个需要的作用。劳动者创造出产品的同时, 也使产品与其自身发生对立。生产力的不断提高, 却使人越来越多地为利益所控制, 人逐渐变成自己劳动对象的奴隶, 而自己最终失去了之所以为人的本质。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中, 人被异化, 并最终“用一种没有良心的贸易自由代替了无数特许的和自力挣得的自由”。

资本主义的扩张，给世界人民带来了灾难。马克思早就说过: “资本来到世间, 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是其在世界范围内疯狂掠夺物质财富的过程。在工业革命后, 资本主义的扩张主要是产品的输出、对原料的掠夺和殖民地的争夺。殖民掠夺使殖民地人民陷入深重的苦难之中, 殖民者的种族灭绝政策, 使殖民地土著劳动力锐减, 又引起了罪恶的黑奴贸易, 野蛮的掠夺, 给殖民者带来了巨额财富。从1840年罪恶的鸦片战争开始，西方各国用武力打开了中国的市场，倾销鸦片，殖民掠夺，让本不堪忍受封建统治的中国人民的生活更是雪上加霜。而在资本主义的扩张过程中不仅是对物质财富的掠夺，还带有资本主义价值观的广泛渗透。他们通过传教、商品涌入, 甚至武力侵略的方式传播资本主义文化, 用强势文化打压弱势文化, 以奴化世界人民, 破坏世界的原有文明。[7]

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现状

1、当代资本主义的发展现状

资本主义由最初的自由资本主义到私人垄断，逐渐发展到国家垄断，现在进入到国际垄断资本主义阶段，跨国公司成为世界经济的主导力量，国际直接投资成为国际投资的主要形式，生产和资本的集中正在形成全球寡头垄断市场，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建立了以综合国力为后盾的全球霸权。[8]（1）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力发展方面的变化

20世纪70年代中期以来，随着以信息技术为代表的新科技革命的发展，当代资本主义生产力诸要素发生了质的飞跃，经济形态开始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过渡。这种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引起了当代技术领域的巨大变革，形成新兴技术群。

现代社会生产力是诸要素按一定比例和结合方式组合而成的、复杂的、多层次的系统。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使得当代资本主义的生产力诸要素产生了不同于以往的质的飞跃。生产工具发生了革命性变化，劳动对象不断扩大，人类生产活动的空间范围在不断拓宽，劳动者素质日益提高，劳动力结构发生深刻的变化，企业管理方式发生重大变革。

在新科技革命的推动下，当代资本主义经济正在经历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变革--从工业经济迈向以知识为基础的崭新经济，这不仅推动了社会生产力的巨大发展，而且给当代资本主义带来了诸多方面的巨大变化。社会产业结构、社会就业结构、生产的组织形式、劳动方式等都发生了巨大变化，经济危机也呈现新的形态，经济发展的波动性越来越小。生产力诸要素的质的变化飞跃和经济形态的深刻变革，促进了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快速增长和生产率的进一步提高。

（2）当代资本主义在生产关系方面的变化

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决定着社会劳动方式和生产资料所有制形式以及与之相适应的整个社会经济结构的状况。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所有制形式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进程中，每次社会生产技术基础的重大变革和由此引起的生产力的飞跃，都不可避免地会引起资本主义所有制结构和资本占有形式的变化。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不仅存在一定数量的国家所有制、合作所有制、职工股份所有制以及其他经济成分，而且私人资本所有制由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内在规律的作用，也在不断扬弃自身，显现出新的特点。

同时，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出现了政府宏观调控的趋势。随着经济形态从工业经济向知识经济的转变，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为了实现经济增长、充分就业、物价稳定、国际收支平衡，提高本国的总体竞争能力，缓解经济危机带来的压力，不仅更加重视对经济的宏观调控，而且更加注重实效。他们综合运用经济手段、法律手段和行政手段，适时对经济进行调控，从而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运行不再具有无政府状态，而是日益呈现出有序化和可调控的特点。

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收入分配关系也由早期的按资分配的无限贪欲逐渐变得兼顾公平。在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期，资本家过分追求剩余价值，造成社会的两极分化，引发了一次又一次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动荡。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加强了对经济的干预，为了缩小过于悬殊的收入差距，国家通过累进制税率，对高收入者征高税收，并用转移支付手段，把钱给弱势群体；特别是20世纪中期后，发达国家普遍实行了社会福利制度，建立了覆盖全民的社会保障体系。这一系列措施，调节和缓和了社会不公，是资本主义获得一种“平衡机制”。[9]

2、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新发展

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在不断调整变革，资本的社会化、经济的计划化、管理的科学化、生产的现代化等方面，都达到了很高的程度，但是我们也应看到，其本质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矛盾，并不能得到根本解决，其派生出来的其他矛盾依然存在，即使形式与过去不完全一样，但其对抗性质并未改变，因而并不能改变其灭亡的历史必然。

（1）贫富分化愈演愈烈

在当代资本主义社会里, “富人更富, 穷人更穷”的马太效应非但没有消除, 反而愈演愈烈。新科技革命尽管导致了美国经济的强劲增长, 但湮没了原有的社会协调, 这种社会协调保障着中产劳动者家庭避免工业资本家滥用权力的反复无常的风险。和无产阶级贫困化相伴的是资本家阶层财富的急剧膨胀：美国工人首席执行官和工人的收入差距，1990年是84倍，1995年是140倍，1999年达416倍。随着贫富差距的不断扩大，整个国家将最终分裂成两个水火不相容的日益对立的阵营。[10]

经济全球化也把这种对立扩大到世界范围，它在促进世界经济发展和社会财富不断增加的同时，扩大了世界范围的贫富差距，使一些国家和一部分人走向贫穷化。据联合国秘书处公布的资料, 富国和穷国人均收入之比已从1960 年的30:1和1990年的60:1扩大到1999年的74:1，1/5的最富人口现在拥有全世界

[11]86%的国内生产总值，而占世界1/5的最贫困人口拥有1%的国内生产总值。从而使全世界居民两极分化为两股尖锐冲突的不可调和的势力。可见，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力的发展和全球化进程的不断加深，不但没有缓解资本主义国家两极分化的状况，反而呈现出富者愈富、贫者愈贫、南北差距日益扩大的趋势。

（2）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地位并没有改变

随着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和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有了明显的改善。然而，职工工资的增加, 是在资本家同工人分配比例不缩小，甚至是在雇主占有比例扩大的前提下出现的。这种情况，在经济衰退，大量工人失业时尤其突出，资方往往借口为保存一些工作岗位而压低工人工资。因此生活状况的改善，并没有消除工人阶级的相对贫困，更不可能改变工人阶级受剥削的地位。

部分职工拥有小额股票并未改变资本主义制度下的阶级关系。战后，特别是70年代以来,在所谓“人民资本主义”理论的影响下，西方国家许多企业有计划地推行股份职工化，即让本企业的职工广泛的购置本企业的股票。到80年代，美国的股票持有者已达3000万人以上。实行职工股份所有制的企业已发展到1万多家，其就业人员约占全国职工总数的7%。尽管职工持有的小额股票，只占企业发行股票的微不足道的一部分，但毕竟把职工的部分收入同企业的经济利益较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了，从而淡化了职工的阶级意识，实际上，这种做法虽对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有所调整，但并未改变资本主义的阶级关系。尽管职工拥有企业的部分股票，而大多数股票仍然掌握在垄断资本家手中。因此，职工股份所有制归根结底只不过是一种巩固资本主义私有制的改良主义措施，并不能改变资本主义国家的私有制形式，也就不能改变职工被雇佣受剥削的地位。（3）失业率增加，社会福利难以为继

失业问题已成为困扰西方国家的一个严重的经济、社会和政治问题。在50-70年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失业率普遍较低。1961-1965年，欧洲共同体10国年平均失业率为1.5%，1973年为2.5%，1979年经济危机开始时也只有5.5%。但是近几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由于科学技术的快速发展，造成了工业化资本主义国家内部大规模的工业换代，使知识和技术陈旧的工人和教育不足的青年都成了这种转型换代的失业者。除此以外，西方资本主义工业国家的经济萧条也使创造就业机会的活动减缓，2010年美国前5个月的失业率都在9.7%以上。虽然西方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缓解失业造成的压力，但效果不佳，高失业率在社会上形成了巨大的潜在不稳定因素。

随着经济的发展，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开支也不断增加。西方国家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确实缓解了低收入职工的生活困难，帮助了退休、失业工人得以维持生活，从而缓和了劳资矛盾，减少了社会冲突。但是，社会福利制度并未改变资产阶级剥削工人的实质。从表面上看，工人通过各种社会福利保障措施，可以获得一份不以劳动为代价的无偿收入或额外补贴。但实际上，这种收入也是来自于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只不过是又经过了某种转化而已。归根到底，社会福利开支都是全社会劳动力总价值的一部分。正是这个原因，近年来，社会福利制度越来越走进了死胡同。因为，政府的福利支出是一条“单行道”,即增加福利支出以后，再要减少这种支出，就会引起社会的不满，威胁到执政者的地位，于是，福利开支往往要靠增加国家财政赤字来维持。为了弥补财政赤字，政府唯有采取增加国债的办法。而国债的增加、货币供应量的扩大,必然导致物价上涨，结果是广大人民群众再度要求增加福利开支。如此循环不已，使所谓“福利国家”陷于财政上的困境。因此，西方国家的社会福利制度，目前已陷于一种困难重重，难以为继，而又欲退不能的境地。

[12]

（4）暴力、犯罪活动猖獗，人类群体关系淡薄

在资本主义社会，由于人们信奉个人至上，因而丧失了对世界的关心，对人类群体的关爱，对社会的责任感。他们面对工作的紧张，竞争的压力，社会的弊端，生活的窘困时，不是采取理智的态度，对社会负责任的态度去处理，而是为所欲为的去宣泄。校园暴力事件频发，仅美国在90年代就发生了79起，而2000年到2008年已经发生了83起。吸毒人数也在不断的增长，犯罪活动日益猖獗，还存在着种族矛盾、艾滋病蔓延、恐怖主义等等问题。这些问题，在以个人主义为价值取向的资本主义社会是无法解决的，只有在以集体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社会主义社会才可能得到解决。

上述总总社会矛盾不是资本主义自身发展能够解决的，而是在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基础上演化而来的，资本主义的私有制问题不解决，这些社会矛盾就不会有本质的改变，只是目前的资本主义实行一些措施，缓解了资本主义制度对生产力发展的制约，但是最终这些矛盾只有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才能得到有效解决。

四、《共产党宣言》的时代价值

无数事实说明，虽然当代资本主义发生了一些变化，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得到了一定的调整，社会生产力还有一定的发展余地,在一定时期之内，资本主义国家还有一定的发展空间。但是，资本主义制度的固有矛盾依然存在，其社会矛盾不可能得到有效解决。《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社会发展规律，仍然闪耀着洞察历史的光芒。

我们也应注意到，《共产党宣言》对资本主义矛盾的分析和认识有助于我们对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过程中矛盾的体察和思考。

1、《共产党宣言》所揭示的人类矛盾运动的规律和发展方向是我们在建设社会主义社会过程中必须要坚持的理论基础。

《共产党宣言》中阐述的关于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社会基本矛盾运动推动社会基本形态的变化和发展等基本理论，需要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工作中科学的运用，指导我们进行社会改革。自从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确立起来，中共三代领导人都非常强调发展生产力。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之际，毛泽东就曾强调说：“社会主义革命的目的是解放生产力。”[13]中共八大也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这一矛盾的实质，在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已经建立的情况下，也就是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14]邓小平在八大的基础上多次强调，社会主义阶段的最根本任务就是发展生产力，并且实行了改革开放这一项伟大决策，推动了生产力的飞速发展，使人民的生活日益富裕。“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也把发展生产力放在首位，牢牢抓住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但是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上，我们也犯了一些错误。《共产党宣言》中虽然阐述了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只是阶级斗争只存在于阶级社会，并且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才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动力，不是任何时候，阶级斗争都能推动社会的发展，都占社会矛盾中的主要地位。在我国的三大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制度建立之后，即使有少数的阶级矛盾，也已经不是主要的了，我国的社会矛盾已经转变为人民对于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要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再谈论“阶级斗争”已经不符合实际了，毛泽东却没有看清当时的社会发展状况，一味的进行“阶级斗争”只能给中国带来悲剧，这是我们要引以为戒的，只有抓住马克思主义实事求是的理论精髓，才能正确运用其理论来引导我们的实践。

2、“两个必然”的时代价值。

“两个必然”揭示了资本主义灭亡的必然性，带给我们社会主义必然胜利的信念。当今的世界基本上还是属于资本主义的世界，当今发达国家都是资本主义国家，世界上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中国，还处在发展阶段，这多少让人有些沮丧。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共产党宣言》中所揭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矛盾，是无法用自己自身的发展去克服的，只能在有限的范围内得到适当的缓解，他们的基本矛盾是对抗性的矛盾，到一定的时候必然会引起资本主义的灭亡。而社会主义的矛盾是发展的矛盾，是非对抗性的矛盾，社会上出现的各种矛盾，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有本质的区别，都可以靠社会主义自身的发展来解决，我们现在所要做的就是不断的促进生产力的发展以满足人们的需要。所以社会主义必然会战胜资本主义取得胜利。

但是《共产党宣言》中并没有告诉我们资本主义灭亡的具体日程，并且确实对当时资本主义危机的严重程度和革命形势的成熟程度估计过高。当今的资本主义国家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虽然不能从根本上改变资本主义固有的基本矛盾，但是却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这种矛盾，并且这一系列措施缓解了生产关系对生产力的束缚。而社会主义的发展也需要一个过程，受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短时期内不可能一蹴而就。所以社会主义战胜资本主义是一个复杂的、长期的过程，我们要清楚的认识到这点，才能在社会主义建设中稳步前进。

3、《共产党宣言》让我们在看清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同时不能忽视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的解决。

我们看到在当今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所出现的各种矛盾，虽然本质上与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是不同的，但是表现出来的社会现象是有一定的共同性。比如说在我国制定的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政策下，出现了贫富差距，在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这种差距日益严重，这是要值得注意的。其次就是我国在注重生产力发展、注重经济建设的同时，并没有相应的注意社会建设，导致社会建设的脱节，例如人际关系虽然没有资本主义社会那样淡薄，但是越来越注重利益，集体主义精神也不如社会主义所宣传的那样。还有很多中国所特有的矛盾如农民工问题，大学生就业问题，贪污腐败问题等都是非常棘手、不容忽视的问题。所以我们在看到资本主义社会矛盾的同时，也要认真对待社会主义社会矛盾，科学的运用马克思主义，从“以人为本”的核心理念出发，在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基础上，也要注意“人”的建设，毕竟社会主义的建设要靠我们每一个人，社会矛盾的解决也要靠我们每一个人，只有实现“人”的建设，才能完成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伟大目标。

参考文献

[1]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2]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8卷[M].人民出版社1961年版，第11页 [3]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4]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8页 [5]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4-275页 [6]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275页

[7] 曹耀武等.和谐社会构建过程中国的矛盾体察与思考[J].社会纵横，2009(7)：20-21 [8] 刘昀献.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论[M].河南人民出版社，2004:101-146 [9] 刘昀献.论当代资本主义基本矛盾的新表现及发展趋势[J].中国浦东干部学院学报，2008(1)：17-18 [10] 胡伯项，吴晓俊.新经济与当代资本主义矛盾新发展[A].社会主义研究，2006：109 [11] 陶正付、葛桦.当代资本主义的新变化对社会主义发展的影响[J].社会主义研究,2002,(1)[12] 杨荫滋.简论现代资本主义的社会矛盾与必然灭亡[J].社会主义研究，1994:2-3 [1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M].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页 [14]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

第四篇：警惕当前威胁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问题

警惕当前威胁中国的主要社会矛盾和问题

伟大领袖毛泽东教导我们：“堡垒最容易从内部冲垮”真是一个颠扑不破的真理！

从网上网友的评论中很容易看出群众对社会的不满的表现，对社会不满的主要是年轻人，70后80后，主要不满的方面是：腐败普遍性，贫富差距广泛性，领导特权，社会机会不平等性，工资及收入差距悬殊，和民主的落实性，领导干部不关心社会和群众问题，以上这些问题得不到政府的关心或者不够关心，或者根本不关心！

1,、腐败，如果继续发展，将会失去人民的信任和支持，使社会底层的公平被随之剥夺，并给分裂分子和黑社会造成可乘之机和借口。

2、新疆西藏的分裂**因素始终严重存在，发展严重时，有可能使中国进入内战和分裂局面，并给美国日本等企图颠覆中国的国际势力造成可乘之机和借口。

3、社会黑势力和邪恶势力对政府工作的严重威胁，会削弱党的权力和党的威信，使社会成了正不压邪，邪强于正的局面，党和政府成了名存实亡的样子政党政府！使社会成了强者得天下。甚至最终成了政府怕黑社会和邪恶势力，反过来还听和黑社会的话。邪恶强于正义！

4、社会不公平现象严重，使人民对党产生不满。

5、政府和国家机关官员权力绝对一人领导，而不是集体领导，没有别人监督或者监督名存实亡。

6、贫富差别加大，由腐败造成的社会有失公平，社会投机钻营成为风气。

7、公安系统成了黑社会、不法分子和有钱有权人的保护伞。

8、一些丧失共产党员信仰的党员混进了党的中央，就像苏联的戈尔巴乔夫一样，造成党的性质和纲领的根本改变。

9、更严重者，很有可能腐败分子、分裂分子、黑社会，流氓团伙、打砸抢者以及国际颠覆势力会乘机在关键时候相互结合，造成社会大混乱。

10、党内和政府内，失去党性，把为党和国家干工作变成了为自己“升官发财”，所以才弄虚作假，徇私枉法，假公济私，不正之风成了司空见惯的现象。

11、

第五篇：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

当前社会矛盾问题的主要特征

现阶段中国的社会问题是在特有的历史时代背景下出现的，表现出和其他国家很不相同的一些特征。

第一是民生需求重于政治诉求。

有调查显示，中国民众最感兴趣的问题，前六位都是民生问题，而且是基础性的民生问题，一般是社会保障、通货膨胀、医疗、公共卫生、教育问题、养老保险问题，还有一些地方对环境生态特别关注。原因很简单，我们国家长期以来民生没有得到应有的改善。中国现在的主要矛盾问题，80%以上根源于民生问题。民生解决不好的话，会诱发各种各样的矛盾。

第二是劳资矛盾非第一矛盾。

调查发现，社会矛盾排在第一位的是官民，第二位是贫富，第三位是劳资，这与马克思时代很不一样。那时，劳资矛盾是第一位的。官民矛盾，一个原因是民众对于政府有一种复杂的态度：一方面，民众对于政府有些不满，另一方面，又离不开政府。民众对于政府有着一种心理和行为上的惯性依赖，有事不找法院，什么事都找政府。另一个原因是政府定位的错位、缺位、越位。现代政府的定位应该是公共服务型政府，而我国在毛泽东时代是全能型政府，改革开放后实际上定位为经济型政府。现在，无论是胡锦涛总书记还是温家宝总理，都强调公共服务型政府，但我们政府这个公共服务型组织角色扮演的还不是很好，甚至缺位，民众的需求得不到一定的满足。另外，有些官员在具体工作时，直接侵害了民众的利益。本来民众对政府就有很多要求，对政府很依赖，现在既满足不了他的一些要求，还损害他的利益，官民之间肯定会产生矛盾。而且有些地方的政府理念没有转过来，甚至有的时候跟民众对立起来，直接引发了官民之间的纠纷、矛盾和冲突。

第三是个案问题容易演变成群体化的矛盾。

在实际中，50%的群体事件原本是很简单的个案问题，但由于处理不好，最终演变成了一种地区化的、规模化的、群体化的社会矛盾冲突。这样的例子比比皆是。2005年6月，安徽池州的一起普通交通事件，就是因为传言政府袒护“老板”，进而引发了一起规模较大的群体性事件。有调查证明，中国的群体事件有个特点，卷入群体事件的绝大多数人往往与诱发群体事件的导火索无关。这说明，现在民生问题没有得到很好改善，主要群体有弱势化的趋向，人们心里不满，需要发泄，找到机会就借机宣泄、借题发挥。所以，有学者把这种现象叫做无直接利益冲突。

第四是利益诉求方式（抗争方式）总体上相对温和。

和别的国家比，在中国现阶段，民众抗争方式总体而言以温和的方式为主，激烈的利益诉求方式只是少见的现象。主要表现为上访、静坐、集体“散步”等方式。马克思时代工人运动是捣毁机器、捣毁工厂，更进一步的是拿起枪支走上街头，推翻现有政府，成立了巴黎公社，与政府有激烈的冲突。而现在我们国家不是，这跟民众的理性行为方式的选择有关。

中国民众总体上是比较理性的，普遍会考虑投入和产出之间的性价比。一方面要扩大影响，引起上级的重视并解决问题；另一方面要避开违法的嫌疑，以不被界定为违法行为为出发点，减小自身的风险，达到自我保护的目的。于是，种种温和的方式就成为他们的首选。从历史上看，引发激烈暴力行为有几种可能性。一个是极端的生存危机出现，容易引发暴力事件。而这种情况在大部分国家出现的可能性越来越小。除此以外，还有三种容易诱发激烈冲突的因素，而这三种因素在世界各地仍然存在，在中国或是一去不返，或是压根没有历史基础和民众基础。哪三种因素呢？

第一种容易引发激烈冲突的因素是极端意识形态。当一个民族、一个社会陷入到极端意识形态中，那就意味着势不两立，不同的群体就是有你没我、有我没你。我们国家曾经经过这个时期，即“文革”时期，一个民族陷入了疯狂。

第二种因素是极端的种族主义。中国在这个因素上既没有意识基础也没有现实基础。史上最典型的极端种族主义代表是纳粹德国和日本军国主义。中华民族是一个宽容、包容的民族。在汉族成长的过程中，汉族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大的混血民族，是上百个民族融合而成的。中华民族的包容性也是空前的，他不排斥任何一个民族。当希特勒打击犹太人时，犹太人往各个国家跑，别的国家都拒签，可是一个中国领事就发了几万张签证，一大批犹太人跑到中国来，到上海去了。所以，犹太人对中国非常感恩。

第三个因素是极端的宗教意识。极端的宗教意识把异教徒甚至是本宗教中不同的派别视为敌人。中国从历史上来看，极端宗教意识是没有基础的；从现实来看，也没有民众基础。所以，在中国没有极端宗教意识膨胀的可能性

第五是解决问题处两难境地。

中国复杂的社会矛盾此起彼伏，按下葫芦浮起瓢。比如，房价太高了，但打得太低也不行，打得太低会让大批中等收入人群的财富严重缩水，而我们很重要的目标是要造就一个庞大的中等收入人群。再比如说劳动权利的维护。如果把劳工标准提得很高，那么企业成本就会提高，而我们国家现在大多数制造业利润都不高，出口产品是微利，人力成本增加，加上人民币又在升值，那产品怎么能卖得动。尤其企业一旦倒闭，对民众影响就更不好了，大批的人会失业，连工资都挣不到，这就是两难。

第六是社会矛盾生长空间较大。

从社会矛盾演化的角度看，现在只能说社会矛盾刚开始不久，生长空间较大。造成这种现状的原因有三个。

一是新的一轮城市化“大跃进”所带来的新的社会矛盾问题。各个地方正在或准备开展新一轮的城市化“大跃进”，我们中国有一百八十多个地级市提出建立国际化大都市的口号。这是很吓人的，美国也没有这么多的国际化大都市。这个“大跃进”一旦开始，大量的征地拆迁，新的矛盾就会形成了，围绕着强行征地拆迁就会形成新一轮的社会矛盾。

二是以往历史遗留问题的“倒找”。我国改革开放初期，因为没有相应配套法律，就“摸着石头过河”，很多做法往往没有法律依据，现在，人们法律意识增强了，倒过来一看不对，这也引起了很多社会矛盾问题。

三是劳资矛盾和纠纷将会大幅度上升。劳资矛盾以前所未有的速度上升的原因很简单，因为城市化在推进，城镇人口越来越多，农村人口越来越少，劳资关系覆盖面越来越大，几乎覆盖所有的领域。而且劳资关系的特点是集中程度高，组织纪律性强，在一个地方出现问题，别的地方可能联合性地作出反应。另外，现在民众维权意识、平等意识开始增强，但现有《劳动法》又有偏差。不出意外的话，劳资矛盾未来几年将会超过官民矛盾，跃居第一。中国未来是否能够和谐、安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劳资矛盾如何解决。无论是从一个层面还是从主体的角度来讲，劳资矛盾都将占据着压倒性的位置。有两个数据能证明这个问题：从1997年到2006年这10年间，中国 GDP 每年增长幅度在10%左右，而劳资纠纷案件每年以20%的速度递增。而2008年这一年劳资争议案件比前一年上升了98%。对这个问题必须有前瞻性考虑，一些政策调整和安排应尽早着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