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大全5篇]

第一篇：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近年来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王日根

一、研究概况与评析

在总体研究方面，仅近10年就有如吴晗、费孝通等著《皇权与绅权》（天津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钱穆著《中国历史政治得失》（〔台北〕东大图书公司1993年版），李治安主编《唐宋元明清中央与地方关系研究》（〔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梁希哲、孟昭信《明清政治制度述论》（吉林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关文发、颜广文《明代政治制度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版）。李治安、杜家骥著《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古代行政管理及官僚病剖析》（〔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对政府的各级各类行政设置做了多层面的探讨，颇多建树。

白钢主编《中国政治制度史》是近年来的重头之作。其中较为深刻地叙述了历史上政治制度的演变。如第九卷（杜婉言、方志远著）中涉及到基层社会管理方面时说：由于里甲制是以明初相对稳定的小土地占有关系和自耕农经济为基础的，随着土地占有关系的变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人口流动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里甲虽说每十年重新调整编排一次，但人口的流动必然造成里甲数量的减少和国家可征徭役及钱粮的减少。正德、嘉靖以后，各地纷纷进行赋役制度的改革，田赋丁银逐步由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徭役也开始由政府出银雇佣里甲催征钱粮，管理户口的职能逐步丧失，而社会矛盾的发展，也必然要求地方基层组织的主要职能由催收钱粮转为维护治安，这样，许多地区在里甲之外建立了保甲制度，这样的研究旨在揭示里甲与保甲各自不同的功能，因而辨明了里甲与保甲的职责范围及各自作用。

就具体研究而言：首先是关于基层社会行政设置的研究，其中可分为乡里制度研究和城镇基层制度研究。有关乡里制度的研究成果有：王昊《明代乡里组织初探》（《明史研究》第1辑，〔合肥〕黄山书社1991年版），唐文基《试论明代里甲制度》（〔长春〕《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4期）。李文治《明代宗法制的体现形式及在基层政权中的作用》（〔北京〕《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1期）。刘伟《明代里甲制度初探》（〔武汉〕《华中师范学院学报》1982年第3期），李晓路《明代里甲制研究》（〔上海〕《华东师范学院学报》1983年第1期），孙海泉《清代保甲组织结构分析》（〔石家庄〕《河北学刊》1992年第3期），孙海泉《论清代从里甲到保甲的演变》（〔北京〕《中国史研究》1994年第2期），张瑞泉《略论清代的乡村教化》（〔长春〕《史学集刊》1994年第3期），陈柯云《明清徽州宗族对乡村统治的加强》（《中国史研究》1995年第1期）。对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日益趋于细微，涉及到基层社会的实态。有关城镇基层制度的研究有：张仲礼主编：《近代上海城市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四川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罗澍伟主编《近代天津城市史》（〔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3年版），郭蕴静主编《天津古代城市发展史》（天津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戴均良主编《中国城市发展史》及近期出版的龚书铎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史卷）等著作都涉及到城市基层的厢坊制度，认为厢坊多能发挥与里甲、保甲相类似的作用。隗瀛涛主编《近代重庆城市史》第564页说：明初，为了编造黄册及征收赋税，在全国推行里甲制度，在农村设里，城市设坊与厢。清代又推行保甲制，巴县城乡编查保甲的活动持续了很久，直至清末。在保甲制推行的同时，里甲制继续执行征收赋税的职能。除此之外，还有乡约。显示出叠床架屋的烦琐，显然，各不同设置的功能在实际生活中往往区别并不清楚，孰重孰轻，仍有继续探讨的余地。

其次是关于政府管理与民间管理的研究，这其中涉及到社会结构的讨论。中国社会史学会的成立是近年来基层社会研究的一个产物，亦极大地推动了这方面研究的发展。该会自成立以来，举行过多次学术研讨会，1992年的第4届，1994年的第5届、1996年的第6届、1998年的第7届都程度不同地研讨了这个问题。以1992年会议为例，就社会结构问题，有冯尔康的《社会结构理论与中国社会结构史研究》，王玉波的《聚落分析与古代社会结构演变》，刘文智《古代农村社区的演变及其特征》，钟年《中国乡村社会控制的历史演变》，马亮宽的《试论近代士人对社会结构的活化》，何晓明的《近代中国社会构成简论》，刘志伟的《佛山祖庙与佛山传统社会》，陈春声、陈文惠的《社神崇拜与社区地域关系》，涉及到了官方政权设置、民间各种类型的社会整合机制，显示了较为广阔的学术关怀。另还有冯尔康主编《中国社会结构的演变》（〔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长春〕《东北师范大学学报》1999年第1期又发表了16-17世纪中国社会结构问题笔谈，其中包括了赵毅、刘晓东的《传统向现代的萌动》，董铁松《对中国16-17世纪社会结构的基本分析》两文，阐述了他们对该时期社会结构变迁的认识。在官方管理方面，由毛佩琦主编的《中国社会通史》（明代卷）（〔太原〕山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和由王戎笙主编的《清代全史》（第六卷）都对里甲、保甲、粮长、老人等制度作了详细的探讨，包括对里甲、保甲各自功能及相互关系与嬗变，粮长、老人的设置及其作用的探讨，汇集了近年来诸多学者的观念，显得细致、切实，较前更有所深化。

在民间管理方面，张研《清代族田与基层社会结构》（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认为：家庭、家族、宗族、乡族是基层社会的实体。在清朝官府对它们多行支持策，它们可独断地方争讼，可以施用刑法，极具独立性和自治性。乡绅对基层社会的控制主要体现在：

1、操纵宗族、保甲组织，2、通过举办社会公益事业控制地方，3、掌握地方教化。从而充分肯定了民间组织在基层社会管理中的积极作用。罗一星的《明清佛山经济发展与社会变迁》（〔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探讨了佛山的家族组织、乡仕会馆、教育组织如书塾、社学和书院乃至祖庙等对基层社会的整合作用，表明了对政府管理与民间管理的关系的认识。关于这方面的研究过去已有黄宗智、苏耀昌等的研究，黄宗智探讨了华北的官方机构与民间组织的相互协调与对抗，苏耀昌则指出了华南社会中间机构或倾向于官方或倾向于民间的实际情形。一般而言，官方影响与民间影响在各地存在差别，而在新开发地区（如清初的四川、如清后期的东北，如沿海地区新长成的滩涂地区乃至近海地区），民间自发组织发挥了自我管理与组织作用，这方面的研究有刘淼的《明清沿海荡地开发研究》（汕头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强调了家族势力与基层政权设置间的关系，探讨了保甲制的演变。

《清代全史》第五卷讲述了地方社会共同体的演进，它们各以地缘、血缘或利益纽带凝结而成，这类可笼统称之为“乡族组织”的共同体在不同时期、不同空间有别，在自然环境的制约、生产方式的变化、文化价值系统的变异、社会分化程度和形式的不同，以及政治关系的影响等等因素的作用下，地方共同体的构成法则、分类标准、组织形式、现实功能以及其相互关系构成的地域社会，都会呈现出很大的差异性和变异性。“共同体职能的强化，与国家权力控制基层社会方式的改变是互为因果的。从明中叶开始至雍乾时期的财政赋税改革，既是对这一趋势的适应，又使这一趋势得以整齐划一起来，促成了新秩序的确立。特别是随着士绅在共同体中扮演着愈来愈重要的角色，原来属于国家行政机构的许多职能，都转由地方共同体担负。”“地方共同体的规模明显扩大，并具有更强的社会整合力，这是由清代社会经济各个方面的发展促成的。”“这一发展趋势奠定了清末地方自治体制得以广泛建立的基础。”“地方社会共同体与国家权力之间在矛盾中达到了更高程度的统一。首先，士绅虽然一般是地方社会利益的代表，但他们的文化背景和权力来源，又使他们强烈认同于国家权力的正统规范，由士绅来充当政府与基层社会的中介，是两者能达致统一的重要途径。其次，宗族势力的发展与国家权力的关系，在雍乾时期一度处于一种复杂的矛盾冲突状态，曾有人认为宗族是国家权力的威胁和挑战，然而实际上，宗族与国家在正统文化的价值系统中有着很广泛的一致性。因而，自雍乾以后，经过一系列文化上的调适和制度上的改革，二者由矛盾达到了统一。政府承认了宗族在地方上的权力，并利用来作为维持统治秩序的基础，而宗族则在维持地方秩序、推行教化、培养官僚队伍后备军、征收赋税等等方面，扮演着国家政权的基层组织的角色。再次，由于士绅的作用和大传统文化对基层社会的渗透，地方共同体的神明祭祀越来越多以由国家认可的正统神为中心，尤其是那些较高层次的地方共同体一般都已纳入了国家正统规范之神明为主祭神，并通过在更低层次的社区建立起这类神祗的祭祀，形成了以这类主祭神为中心多层次的祭祀圈。以这类祭祀圈界分出来的社会组织，在文化上与国家权力更易达到一致。另外，在民间祭祀仪式和活动中，我们也处处可以看到大传统的文化对这些本属于小传统的文化行为的影响。如祭祀仪式按照官方礼仪来进行，游神演戏则尽力显示和突出正统文化的象征等等，文化上的相互渗透是整合国家权力与地方基层社会的一个重要途径。”“由于社会分化的加深和社会文化价值系统的分裂，在基层社会的地域化共同体愈来愈士绅化并纳入正统规范的轨道的同时，背离这一轨道的社会组织也逐渐分化出来。从乾隆中期开始，广泛出现了遍布全国城乡的秘密社会，它们是乾隆以后中国社会发展变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反映了官方对基层社会自置组织的倚重，王日根的《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系统论纲》（〔北京〕《清史研究》1997年第2期）也就此作了一点探讨。近年来发表的论文还有：王跃生《清代离职官僚社会活动述论》（〔长沙〕《求索》1989年第2期）讨论了郡州府县官府与缙绅势力的关系。他们可充当协同地方官维持统治秩序和教化万民的得力助手，官府统治百姓很难超越当地缙绅，他们或以言行开导族党，使乡风大变，或凭礼教约束百姓，使奸盗屏息，在家庙祭祀、孝道婚丧等封建礼节习俗的风化传播方面，缙绅也因其优势，而成为地方教化的楷模。如北宋关中吕氏祖父官宦规劝邻里，导善惩恶，一旦发生反叛起义，出于维护身家利益和道统纲常，绝大多数缙绅也会积极协同地方官弹压剿灭。在郡州府县官府与宗族势力的关系上，明清之际，秀才生员或成为地方一霸，“开赌局，交衙蠹”，殴打粮差，诉讼夺产，常由他们出头露面。徐晓望《试论明清时期官府和宗族的相互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85年第3期）讨论了宗族的作用：

1、惩恶扬善，维护地方治安；

2、以族正、家长、“公亲”调解族内婚田争执等民事纠纷；

3、以宗族共同体、祠堂所属的祠产，赈济赡养本族鳏寡孤独，避免其流离失所，或转化为社会的对立面；

4、组织宗族武装，团结丁壮，自保乡井，防范盗贼。这样，宗族的组织和权力，实际发挥了完善封建政权、支持封建政权的职能，不过，明清时期，族权膨胀也容易破坏封建法制，地方郡州府县官府与宗族之间也存在某些矛盾，有的家族强大，称霸乡里、侵吞小民，有的漏租逃役，不纳官粮；有的逞强械斗，窝盗举兵，扰乱治安。总之，当官府能较好地控制族权时，二者就能上下相继，相得益彰。倘若族权发展偏离官方轨道，官府的统治便容易发生动摇，关于家族与官府关系的两分法分析在美籍学者黄宗智、澳洲学者苏耀昌的著作中也有所体现。陈柯云《略论明清徽州的乡约》（《中国史研究》1990年第4期），刘志伟《清代广东地区图甲制中的“总户”与“子户”》（《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91年第2期）以及曹国庆《明代乡约推行的特点》（〔成都〕《中国文化研究》1997年春之卷）、刘永华《中国传统社会基层管理的模式》（〔福州〕《福建学刊》1997年第5期）均探讨了民间力量对社会管理的意义。

傅衣凌认为：乾隆后期出现这样一种局面，中央高度集权，但对基层社会的控制日感困难，经济发展尚处于清代的高峰，而社会的动荡又日渐加剧，然而，中国社会是一种多元结构社会，从经济基础、社会控制的体系、司法系统到思想文化，都存在着“公”与“私”两大部分。多种生产方式，国有经济、乡族共有经济和私有经济的长期并存；高度集中的国家权力与乡族势力的互相补充，国家法律、司法机构与乡规、族约等私法、私刑审讯、私设公堂并行。凡此等等，在“公”与“私”两大势力系统中起沟通作用的就是乡绅，乡绅阶层就是社会的缓冲器，它的居中调节，使这个社会具有很强的应变能力（注：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厦门〕《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年第3期。）。张仲礼认为绅士阶层在19世纪的基层社会发挥了重要作用（注：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19世纪中国社会中作用的研究》，李荣昌译，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年版。）。王戎笙等认为：当中央政权强大时，地方乡绅的活动受到较多的约束，乡绅的离心倾向、破坏性行为尝受到政权的严厉打击，当中央政权对基层社会的控制能力削弱时，国家就假手乡绅填补基层控制的真空，允许并鼓励乡绅积极参与地方政治活动，维持地方的封建统治秩序；当国家权力全面崩溃时，乡绅就可能发展成政权的对立面，谋求扩大地方势力，并努力在本地区维护社会的稳定和本阶级的切身利益，这是中国封建社会虽屡遭打击，仍然能够度过难关、苟延残喘的原因（注：《基层社会组织与乡绅》，王成笙主编：《清代全史》第五卷第五章，〔沈阳〕辽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454页。）。傅衣凌关于基层社会的管理在宋以后大部分由民间组织承担了去的观点在他的学生陈支平、郑振满、王日根等人那里继续有所推进。陈支平有《近500年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三联书店1991年版）、《福建族谱》（福建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郑振满有《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92年版）。近年来王日根主要把视野放到流动社会的管理组织——会馆上（注：王日根：《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分析了民间力量在管理官方所鞭长莫及的流动社会中的作用，把会馆作为社会组织，而不仅仅是行会，这较过去的研究，至少是思维方法有所转变。他认为无论是士绅、试子会馆，还是工商会馆、移民会馆，都是明清社会面临新形势后的新适应，是对家族组织的摹拟，同时亦是超越，是创造。政府对此也有一个互动调适的过程，结果是走向社会的稳定与发展。乔志强主编《中国近代社会史》（〔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则分析到太平天国时期，清政府被迫改变政策，于咸丰初年规定“凡聚族而居，丁口众多者，准择族中有品望者一人为族正，该族良莠责令察举。”（《户部则例》卷三《保甲》），至此，族权开始普遍在基层与政权相结合。当太平天国进一步发展，清政府军事力量面临崩溃之时，清政府又被迫准许在职官吏各回本籍凭借宗族势力举办团练，这样甚至把平时国家才能具备的拥兵权也下放到地方宗族了。这在清政府是一时的权宜之计，但对地方宗族势力来说，是一个难得的发展良机，这以后，宗族势力经历了一个膨胀时期。清朝统治者虽然重视宗族组织，一贯加以倡扬，但对族权却不愿正式承认，而近代的政治形势变化和社会动荡，又迫使清政府逐渐放弃这一政策，先是雍正时，政府在广东推行保甲，对一些不能编甲的巨姓大村，设立族正以行察举之职。乾隆时，巡抚陈宏谋在江西也曾根据江西聚族而居的情况，奏准给予族长官牌，以约束族众，使族权具有了政权的性质，但不久即废止。道光十年，政府才下令重新给予族长以行政权力。近代的宗族组织作为社会组织，对近代社会尤其是广大农村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和生活方式都产生着不可低估的影响和作用。在这里，作者分析了官方权力向民间的转移过程中，存在着极其被动的色彩。

最近的研究显示出继续深化的趋势。周绍泉研究了《徽州文书所见明末清初的粮长、里长和老人》（《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他认为：仅据一些文献资料断言明代里甲编审及粮长、里长和老人在明嘉靖或稍后就不复存在了，恐怕就失之偏颇了。郑振满在《明后期福建地方行政的演变》（《中国史研究》1998年第1期）中从财政角度分析了福建地方政府在官方“节流”性财政改革背景下，又遇到倭寇的直接打击，财政运转失灵，地方财政日趋窘困，各级政府只得相继放弃了许多固有的行政职能，尤其是把各种地方公共事业移交给当地的乡绅集团。在此过程中，乡绅与乡绅集团开始全面接管地方公共事务，从而也就合法地拥有对于基层社会的控制权。因此，明中叶以后的乡族自治运动，是与地方政府职能的萎缩密切相关的。这是对其在《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一书中所提出的“家族观念的庶民化、财产关系的公有化和基层社会的自治化”观点的继续发展。因为家族研究具有现实的指向性，像王沪宁已致力于此，对家族村落的研究超越了政治学的范畴而具有社会学研究的色彩。又如苏国勋认识到：中国社会中无论农村或城市，宗族组织在社会生活中都起着重要作用。在同一地域中生息劳作的家族依靠地缘关系组成村落共同体，构成以共同的风俗习惯和规范为纽带的自治群体，在内部实行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是一个一切以传统为准绳的封闭、自律的社会生活组织、政治组织和社会组织自上而下都打上了父系家长制的烙印（注：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3页。）。

欧美方面多年来亦注重对中国社会结构的研究。如施坚雅《中国封建社会晚期城市研究》（王旭等译，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讨论到流寓人士的社会组织，他们所依据的纽带经常是“同籍”，他们结成同乡会、会馆、同盟、公所等各种社团。另外，像同学、同时参如考试者、一起乘船渡河者都可能凝成团体，从而利用各种关系，为自己的事务服务。如黄宗智关于华北和长江流域的研究，为国家和社会关系研究提供了具体的范例。又像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柯思(MyronL Cohen)、华特逊(Rubie S Watson)、白蒂(Hilary J Beattie)等都曾有关于家族研究的成果，亦是偏重于社会功能方面的研究。美国学者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是近年来对国家权力与民间社会关系研究的重要著作。该书对1900-1942年华北乡村作了详细的个案研究。作者力图打通历史学与社会学的间隔，从“大众文化”的角度，提出了“权力的文化网络”等新概念，且详细论证了国家权力是如何通过种种渠道（诸如商业团体、经纪人、庙会组织、宗教、神话及象征性资源等）来深入社会底层的。作者说：“从历史上看，封建国家控制乡村的下层组织（保甲制与里甲制），与‘土生土长’的乡村宗族及庙会组织之间关系一直含混不清。封建国家为维护封建道德及行为规范，有时利用和支持宗族势力。但即使在此时，为了防止族权过大，它又禁止宗族势力过分干预行政事务，所以，在国力鼎盛之时，保甲制可以起到抑制宗族势力的作用，但到了19世纪末20世纪初，宗族势力与保甲组织相互混合，成为权力文化网络中的一个重要纽带。”（注：〔美〕杜赞奇：《文化、权力与国家——1990-1942年的华北农村》，王福明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93页。）孔飞力指出，官方的地域组织与民间的自发组织之间的关系十分复杂，如在下层行政方面官方往往依民间组合来划分行政区域；反之，在行政区域内亦会产生民间组织。作者的研究是建立在全面总结学术史的基础之上的，其所著书后的征引书刊目录使我们对海外该问题的研究有了一个较系统的学术史的了解（注：〔美〕孔飞力：《中华帝国晚期的叛乱及其敌人》，王小荷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

海外的这些研究成果对国内的许多研究产生了指导性的影响。如刘志伟、陈春声、郑振满、梁洪生、邵鸿对珠江三角洲祖庙、台湾三山国王、莆田江口平原的商业会馆、江西流坑、吴城商人会馆的研究显示了历史学与社会学、人类学相结合的趋向，具有一定深度，也反映了他们与国际学术界“接轨”的努力。有的留欧美的中国学者融通中西，如王笛关于长江上游公共领域的研究就值得注意（注：王笛：《晚清长江上游地区公共领域的发展》，〔北京〕《历史研究》1996年第1期。）。近年来在欧美兴起关于国家与社会关系以及“公共领域”等问题的研究，我国学者也多有响应。关于官方力量与民间力量，近年来学界颇有争议。看来这种争议仍将继续下去。

再次是关于定居社会与流动社会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一般来说，里甲、厢坊是定居社会的管理设置，流动社会的户籍管理较为复杂，会馆管理是流动社会管理中的一种有途途径，王日根的《乡土之链：明清会馆与社会变迁》正是把会馆作为一种社会管理设置来认识的。他的《明清时期“行”的衰落与会馆的勃兴》（宋德金、周积明主编：《中国社会史研究》下册，〔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进一步强调了传统商人管理体制的失效即“行”的衰落，而民间社会的自我管理组织却发挥着切实的作用，在探讨会馆问题时，王日根亦不回避其与商会的关系，在《近代工商业会馆的作用及其与商会的关系》（《厦门大学学报》1997年第4期）中充分肯定了会馆对近代社会形势的适应，强调会馆在某些地方某些时候发挥着较商会更实际的作用，这显然包含了与商会方面的研究专家朱英、马敏等的对话意向（注：朱英：《辛亥革命时期新式商人社团研究》，〔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马敏：《官商之间》，天津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关于会馆的研究，还有如刘正刚的《闽粤客家人在四川》（〔南宁〕广西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虞和平《商会与中国早期现代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等。美国学者罗·威廉关于汉口的研究是流动社会研究的成功典范。他分析了19世纪中国都市与西欧都市的共通性、商业中心与市民层的形成、汉口的都市自治、汉口商业活动、政府财政与商税的关系及清政府为此而采取的政策、都市社会的形成与商人地位的提高，汉口商业发展与地方官的相互依存关系、官僚对商业的投资、商人进入政界、汉口移民社会组织之间的关系、融通意识的产生，商人组织在汉口自治中的作用。他指出：“中国会馆兼有同乡、同业组合的双重特征”，故称为“复合结构”。（注：William T.Rowe,Hankow:Conflict and Community in a ChineseCity 1796-1895(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p.144.）。新加坡学者吴振强在《厦门的兴起》中指出：“在城市中，以神庙为中心的活动具有重要意义，这种活动是地方社会组织的重要形式”，“许多本应由士绅承担的道德上和社会上的义务都由商人承担起来了，官府让商人承担这些义务，对商人来说不仅仅是一种勒索，而且也是一种荣誉，这种情况使商人得以与官府和士绅建立密切的私人关系，这种关系对于他们的商务活动无疑是有利的。”（注：《厦门的兴起(1683-1735)》，新加坡大学出版社1983年版，第188页。）

还有是关于全局研究与地域研究，近年来地域性问题研究呈现出兴旺景象。1994年西安社会史会议即以此为主题。如赵世瑜有关华北庙会、节庆的研究，如梁洪生、邵鸿等有关江西的家族研究，如陈春声、刘志伟有关珠江三角洲的社会组织研究，如陈支平、郑振满、王日根有关福建地域的研究。王日根的《地域性会馆与会馆的地域差异》（《中国历史地理论丛》1996年第1期）、《清前期福建地域间社会整合组织的比较研究》（《福建学刊》1997年第5期）提示了地域间的差异，并指出这些地域差异的形成与地方历史传统及实际社会变迁形势密切相关。

二、研究的成绩、局限与进一步改进研究的途径

从过去的研究看：首先：研究者分别从自己的学科出发，各自采取了不同的研究方法，有的是社会学方法，有的则是政治学的方法，也有的是人类学的方法。关于明清基层社会管理组织的研究，是明清社会实态研究的一部分，比如在农村，一方面，应根据朝廷官府的规定，农村地方社会制度如何，农村地方行政设哪些机构，遴选或征派哪些人役，他们履行农村地方行政中什么职责，另一方面，应研究农村地方行政在实际生活中如何运作。其次，关于基层社会管理的研究体现出明显的阶段性，近年来呈现出社会史繁荣的局面，其中区域性实证性研究俨成大端。而此前早些时候偏于全局性的研究，后来又偏于验证马恩理论，呈现出明显的政治化色彩。再次，从研究成果上看，近年来成果丰硕，并呈现出综合化趋向，且发展前景良好。而此前早些时候也有多部著作和若干论文，后来则相对萧条。

明清基层社会组织研究的历程显示出了一个逐渐深化的局面，先是从历史的角度研究里甲，其后有从政治的角度研究乡绅，接着又有从社会的角度研究民间自治组织、民间信仰等等。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基层社会，成为近年来基层社会研究的大端。它的特点是注重理论与方法，注重多学科间的相互渗透，如傅衣凌从经济看社会，又从社会看经济，就是这种交叉史学的显著体现。他所开创的中国社会经济史学不是国民经济史，而是民众经济史，是对民间社会实态的切实关注，为此，他博览各类正史、志书，更注重以社会调查方法访求各类民间资料，因为它们较少受官方因素的影响，故更具有可信性。其次，多学科对话的态势已经形成，留英博士王铭铭等的加盟显示了该学科与国际学术界的积极接轨。在国内，许多研究机构与境内外的学术机构也有密切的合作。如杨国桢等与美国鲁斯基金会的合作，刘志伟、陈春声等与陈其南在香港的合作，研究内容涉及到民间宗教、习惯法等。王铭铭、王斯福主编了《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另外，王铭铭还出版了《社区的历程》、《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等著作，对民间社会的运转做了较具理论色彩的思考。

在基层社会管理研究中，我们明显地看到存在下列缺点，有待改进：

一、尽管对许多问题的研究显示出深化的趋势，但仍存在诸多空白地带，这也许与历史资料的缺乏有关，譬如对乡绅在地方社会中的作用该如何估计，过去一般的认识是乡绅较多地体现了封建政府的意志，实际上乡绅阶层并不是铁板一块，有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不同人的区别。乡绅的素质如何，过去的研究并没有给人以切实的认识。再追究下去，乡绅该如何界定，乡绅的人数有多少，分布情况如何，是否每个乡都存在作为行政机构之补充的乡绅阶层，如果没有的话，这时是什么阶层在起作用等等。中国社会存在着显著的不平衡性，这其中既有不同地区间的差异，也有同一地区不同时期的差异。我们必须更加大度一些，忌以一区域或一时期的研究成果为圭臬，贬低或排斥他人的研究。我们理应从细处着眼，但非常重要的是必须具有全局的视野。

二、必须更加注重制度本身与制度实施的区别，在中国历史上，许多制度的执行既可能因为地大人稠而存在差异，也可能因为执行者的素质、所代表的立场及与当政者的私人关系而有所差异，我们有责任充分揭示出这类历史的丰富和真实。这也是历史研究走向深化的重要途径。

三、在人文社会科学整合化倾向日益明显的今天，学科间的渗透在加快，而关于基层社会管理研究却仍未见这种现象的出现，虽然人类学、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都在参与这方面的研究，但各自为政，较难形成相互的启发和合作，如果能有像夏商周断代工程那样的协作，我想我们可以做得更好些。反过来，作为历史研究工作者，理应积极地调整自己的知识结构，应力求通，历史学实际上也像哲学一样，必须建立在总结反思其他诸多学科研究成果基础之上。

（资料来源：《江苏社会科学》200103）

第二篇：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职业技术教育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建国以来我党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重新确立了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作出了把全党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的战略决策。

职业技术教育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到了很大的破坏，十一届三中全会使我们解放了思想，认识到“文化大革命”造成的中等教育结构单一化、使中等专业与国民经济发展需要严重脱节的状况。中国的重要特点是人口多、底子薄，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才能使人口的负担转变为人才资源的优势。正如小平同志所指出的：“一个十亿人口的大国，教育搞上去了，人才资源的优势是任何国家比不了的。”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大批各类不同层次的人才，尤其是初中级应用型的建设人才和技术工人，因此，调整教育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技术教育摆到了突出的地位。

当今国际的竞争，关键是科学技术的竞争，实质上是知识和人才的竞争。小平同志深刻指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国家，国力的强弱，经济发展后劲的大小，越来越取决于劳动者的素质，取决于知识分子的数量和质量。”职业教育肩负着提高千百万劳动者的素质，培养大批熟练工人、技术人员和管理人员的任务。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20年，职业教育研究就是在小平理论的指导下，遵循三个面向，推动职业教育在为社会主义建设主战场培养各类人才的同时，不断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职教发展道路。

一、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职教研究迎来了生机蓬勃的春天

1、改革中等教育结构，职业教育蓬勃发展

早在1978年4月，邓小平同志就明确提出：“教育事业必须和国民经济发展的要求相适应”，要“扩大农业中学，各种中等专业学校、技工学校的比例”。会议认为要研究中等教育结构的调整问题。这是此后二十年中国职业教育迅速发展、改革和中等教育结构发生重大变化的先声。1980年10月7日，国务院批转了教育部、国家劳动总局关于中等教育结构改革的报告。报告提出改革中等教育结构主要是改革高中阶段的教育，改变高中阶段教育单一化的局面。二十年来，职业技术教育蓬勃发展，中等教育结构不合理的状况逐渐有所改变。

中等职业教育的迅速发展客观上要求加强宏观的调控和指导，即加强对职业技术教育重大理论问题和重大实际问题的研究和解决。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成果又为职业技术教育发展的宏观决策和政策措施的制订提供了依据，促进职业技术教育为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而不断发展。中等职业技术教育已成为我国教育事业尤其是中等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与此同时，高等职业教育与初等职业教育也有相应的发展，初步形成了以中等职业技术教育为主体，初、中、高不同层次，又与多种形式的职业培训相结合的职业技术教育体系。

1980－1997年，普通高中学校数从31300所减少到13880所，学生数减少了119.72万人。而同期中等职业技术学校（含中等师范）的学校数则从9688所增加到17116所，学生数从226.3万人猛增到1089.51万人，增长4.8倍（增长情况见附图1），共计培养各类毕业生3085万人。这十七年，普通高中学生数所占比例从81％下降到44％，而中等职业学校学生数则从19％上升到56％。

2、建立机构、制订规划，职教研究逐步展开

“文革”期间，教育研究工作已完全陷于停顿。为恢复教育研究工作，教育部于1978年7月4日向国务院呈报了《关于重建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的请示报告》。中央教育科学研究所经国务院批准重建后，所内设立了“教育制度研究室”，进行中等教育结构改革及职业技术教育的研究。该室于1986年改为职业技术教育研究室及成人教育研究室。以后，部分省市及高校也先后建立起一些职教研究机构，至1986年，中央及省、（自治区）、直辖市已建有职教科研机构12个，高校建立的职教科研机构也有12个，各部委和省、（自治区）、直辖市还先后成立了职教学会、职教研究会等学术团体75个。

随着职教事业的发展，为进一步加强职教事业的宏观调控，1991年建立了国家级的“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1993年，原中央教科所职教研究室并入职教中心研究所。现在，随着职教事业的迅速发展，职业技术教育的科研队伍也不断壮大，已初步形成了由职教行政部门、职教科研机构、职业教育院校和职业教育学术团体组成的、专兼职研究人员相结合的职教科研队伍。国家级的职教科研机构有教育部职业技术教育中心研究所和劳动部职业技能鉴定中心，有些业务部委和行业也建有职教研究所（室）。独立设置的省级职教科研机构有上海市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辽宁省职业技术教育研究所和湖南职业教育研究中心等。各省级教育科学研究所（院）一般均设有职业技术

第三篇：抑郁症中医研究回顾与展望

作者：修丽娟, 杨玉兴, 俞珊, 孙大志, 魏品康

【关键词】 中医学;抑郁;中医病因和病机;辨证论治

received october 17, 2007;published online april 15, 2008.indexed/abstracted in and full text linkout at pubmed.department of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changzheng hospital, second military medical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03, china 抑郁症是威胁人类健康的临床常见疾病，患病率高达20%［1］，世界卫生组织宣布至2020年抑郁症将成为仅次于癌症的第二大致残原因。该病有发病率高、复发率高、自杀率高等特点，逐渐引起人们的关注。我国传统医学中虽无抑郁症病名，但对其认识有着悠久的 历史，在 治疗 上也有许多相关记载。因抑郁症临床表现多样，在中医 文献 中则有多种病名，如“郁证”、“梅核气”、“脏躁”、“百合病”等。中医对抑郁症的认识亦不断 发展，本文就近年来中医对抑郁症的研究情况进行综述。

病因病机认识

中医认为情志活动由五脏化生，五脏的正常功能活动可以通过情志调畅体现，如《素问》中所说“人有五脏化五气，可生喜怒悲忧恐”；也认识到精神活动过极可反作用于五脏，表现为“怒伤肝、喜伤心、思伤脾、悲伤肺、恐伤肾”，“悲哀动中者，竭绝而失生”。因此对抑郁症的病因病机的认识多围绕五脏功能失调。

《素问·六节藏象论》中云：“心者，生之本，神之变也。”认为心为君主之官，为五脏六腑之大主。《景岳全书·郁证》中云：“至若情志之郁，则总由乎心，此因郁而病也。”《医门 法律 》中亦有“五志惟心所使”的观点，认为“忧动于心则肺应，思动于心则脾应，怒动于心则肝应，恐动于心则肾应”。

肝主疏泄功能与情志关系十分密切，许多医家将肝气郁结视为抑郁症的基本病机。赵献可《医贯·郁病论》中认为五郁以木郁为先导，陈士铎《石室秘录》提出“夫郁者，未有不伤肝者也”。故有学者提出从“调肝”入手治疗抑郁症及其他精神科疾病［2］。

脾胃为后天之本，是气血生化之源，情志以气血为物质基础，因此脾胃与抑郁症亦有联系。《证治汇补·郁证》云：“若夫思虑成郁，用归脾汤。” 现代 亦有用归脾汤、六君子汤等治疗抑郁症的验案报道［3］。对数百例抑郁症患者的观察也发现，舌体淡而胖大，有齿痕，舌苔腻或水滑者占到一半以上，并伴有肢体畏寒等阳虚症状，提示抑郁症与阳气有密切关系。肝脾阳气失宣及肝脾之阳气虚弱是抑郁症病因之一［4］。

抑郁症患者常见兴趣下降，功能减退，与中医肾精不足的表现相似。冼慧等［5］认为抑郁症以肾精亏虚为本。一方面，先天不足；另一方面，长期精神刺激或久病及肾，致使肾精受损。因肾主骨生髓，肾精亏虚则髓海不足，会出现情绪低落、悲观失望、兴趣索然、疏懒退缩及意志减退等神志功能低下的症状。因此抑郁症的中医治疗除整体调理脏腑功能外，还提倡益肾疏肝法的运用。

历代医学著作及现代文献有关从肺论治抑郁的报道较少。有人根据五志中肺主悲忧，从肺与肝、心、脾、肾的关系提出从肺诊治抑郁症的观点，拓宽了抑郁症病机研究思路［6］。

五脏对抑郁症的发病有着不同程度的影响，根据古代文献及现代研究结果，认为以心肝脾为主。畅洪升等［7］对临床常用8类抗抑郁方剂（共42首）分析后发现，各类药物中出现频率最高的为安神药，其次为补气健脾药、行气药，行气药以疏肝理气药为主。除以五脏为病机研究基点外还有从病理产物方面阐述对抑郁症病因病机的认识，如朱丹溪提出了“气郁”、“血郁”、“痰郁”、“火郁”、“食郁”、“湿郁”的六郁观点，指出了郁证的不同致病因素，包括病理产物“痰湿”、“瘀血”等。虽然此处“郁证”不能等同于现代医学的抑郁症概念，但对后世从病理因素角度认识抑郁症病因病机有一定的指导意义。痰是抑郁症的重要病因病机［8］。抑郁症属情志异常，情志异常必以气血失调为基础，气血失调则易生痰，不同的病因最终均可产生相同的病理产物——痰，虽然最初以气机阻滞为主，但中后期气郁愈重，痰郁愈重，且气郁同时痰已形成，因此，痰邪贯穿抑郁症始终。此外，还有观点认为抑郁症患者神的活动减退在于气的郁结，气运则神健，气郁则神郁，神气郁结是其基本病机［9］。也有认为是思虑过度导致脏腑气血功能失调，元神失养，病位在脑［10］。

辨证分型

对辨证分型的研究包括文献研究、流行病学调查和标准制定等多个方面。章洪流等［11］对近10年（1994年～2004年）关于抑郁症中医证型的文章进行分析，认为抑郁症的辨证分型主要有肝气郁结、心脾两虚、肝郁脾虚、肝肾阴虚、气滞血瘀、肝郁化火、阴虚火旺。胡随瑜等［12］采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方法，对1 977例情感性障碍抑郁发作患者进行了中医辨证及证候指标调查，结果显示抑郁症的常见中医证候是肝郁气滞、肝郁脾虚、肝郁痰阻和心脾两虚等4类，其次为肝肾阴虚、肝郁痰阻、脾肾阳虚、肝胆气虚，极少见的证型有心肝火旺、阴虚阳亢、肝郁化热和湿阻中焦。在抑郁症常见中医证型调查基础上进一步对不同证型的舌脉深入分析，发现抑郁症肝郁气滞证为中医肝病的起始证候，病情较轻，舌象、脉象变化不明显，而肝郁导致脾虚时则见齿痕舌、脉细之脾虚表现；肝郁痰阻则见舌苔白腻、脉弦滑等痰湿内阻之象［13］。抑郁症患者舌象异常率达88％，其中，以暗红舌最多，约占1/3，其次为红舌、青紫舌，淡白舌最少。从舌苔看，以腻苔为多，占一半以上。部分患者舌象表现为虚证，如舌形胖大，伴有齿痕，舌体娇嫩，此多由于气虚、阳虚和脾虚所致［14］。

由于辨证的主观性特点，辨证分型标准不一，已成为辨证研究中的一个难题。关于辨证标准的制定，陈泽奇等［15］提出了不同抑郁症证型的诊断标准，如肝郁气滞证诊断标准为情绪抑郁、悲观厌世、表情沮丧、烦躁、善叹息和脉弦等6项中情绪抑郁必备，且其他5项需具有3项。这些工作为中医客观辨证提供了依据。此外，中医证型研究中亦借鉴量表评价的方法［16］，将主观内容客观化。但由于我国的文化背景与国外的差异，部分内容不适合我国国情。王哲等［17］在临床流行病学调查及专家调查问卷的基础上［1820］，建立了中医证候自评量表，具有较好的信度和效度，将证型研究带入更加广阔的应用领域。治疗方法 中医治疗抑郁症有中药复方、单药和针灸、拔罐等多种疗法。

何宇芬等［21］用甘麦大枣汤结合氯丙咪嗪治疗80例大学生抑郁症患者，其抗抑郁疗效优于单用西药组（p<0.05），且不良反应少，药物依从性明显增加。陈微等［22］用百合地黄汤（百合、生地、柴胡、香附、郁金、远志、合欢皮）治疗脑卒中后抑郁症40例，在抑郁障碍的改善方面与帕罗西丁相比，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

刘娟云等［23］用解郁宁神汤（柴胡、白芍、枳壳、郁金、当归、川芎、石菖蒲、远志、百合、佛手、合欢皮、夜交藤）与多虑平联用，有解郁宁神、疏肝解郁、行气活血、调节阴阳和宁心安神之效，配合心理疏导，显著提高了疗效。王伟民等［24］自拟抗抑郁ⅰ号方（柴胡、香附、郁金、石菖蒲、苍术、半夏、茯苓、厚朴、川芎、大黄、栀子、黄连），有疏肝解郁、化痰散结之效，与氟西汀联合使用的抗抑郁疗效优于单纯使用氟西汀治疗（p<0.05）。张学真等［25］用小柴胡汤（柴胡、黄芩、人参、甘草、半夏、生姜、大枣）联合多虑平可以有效改善恶劣心境，优于单用多虑平（p<0.05）。

从肝脾论治以逍遥散加减，罗和春等［26］采用随机双盲对照方法，观察了丹栀逍遥散对32例抑郁症患者的临床疗效，不仅疗效与麦普替林相当，而且不良反应明显减少（p<0.05）。

从脾论治多用小建中汤、六君子汤、归脾汤及黄连温胆汤等。张丽萍［27］针对脾胃为全身气机枢纽这一点，认为湿、热、痰、瘀等致郁病理因素的产生与脾胃运化、输布气血津液的功能密切相关，在抑郁症治疗中注重脾胃的调护，主要体现在温胆汤的灵活运用上，如痰气郁结型以温胆汤为主随证加减，痰郁重者加半夏厚朴汤，气郁重则合柴胡疏肝散化裁，痰热内扰型予以柴芩温胆汤。此外，心肺阴虚者予百合地黄汤；阴虚火旺者予黄连阿胶汤；肝肾阴虚者予一贯煎、滋水清肝饮等［28］。总之，中药复方不仅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且副作用小，与西药合用还可增效减毒。除以中医病机为理论基础指导临床治疗外，还有部分治疗是建立在对中药抗抑郁成分的研究基础上，如开郁安神胶囊（贯叶连翘、刺五加）的抗抑郁作用机制可能是由于贯叶连翘可抑制中枢5羟色胺、多巴胺和去甲肾上腺素等神经递质的再摄取，使突触间隙的单胺递质浓度升高，抑制单胺氧化酶活性，从而产生抗抑郁作用，其对轻、中度抑郁症的临床总有效率为67.14％，与氟西汀相当（p&0.05），且不良反应少［29］。巴戟天寡糖主要通过兴奋5羟色胺能神经系统起作用，以其为主要成分的巴戟乐胶囊治疗抑郁症患者11例，总有效率为62.5％，显著高于安慰剂组的34％（p<0.05）［30］。

针灸是中医治疗抑郁症的另一重要手段，常选穴位有百会、印堂、足三里、三阴交［31］。罗和春等［32］运用电针治疗抑郁症，采用现代科研方法，验证了电针百会、印堂对抑郁症的疗效与阿米替林相当。赵志国等［33］发现电针完骨、太冲穴治疗抑郁症的疗效与舍曲林相当（p&0.05），且起效时间早。黄泳等［34］电针头部顶中线、额中线、额旁1线，疗效与氟西汀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05）。拔罐法亦是传统疗法之一，走罐是其中一种。因督脉为诸阳之会，膀胱经背部腧穴中与脏腑及神志有关的腧穴最多，因此走罐多以督脉穴及膀胱经背俞穴为主穴治疗，调节五脏六腑功能，起到宁心安神、调和阴阳、通达气机之效。走罐疗法可显著改善抑郁患者的躯体症状及情绪，对周身疼痛不适感改善最为明显［35］。

针灸、走罐或与药物的联合应用同样具有良好的抗抑郁作用。将走罐疗法与抗抑郁药合用，可以缩短抗抑郁药的起效时间，降低抗抑郁药的不良反应，并对躯体不适有显著的改善作用，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使患者对治疗的依从性增加［36］。孙蓉新［37］以百会、神庭、膻中、风池（双）、内关（双）、神门（双）、三阴交（双）为主穴采用毫针刺法，配合督脉、膀胱经穴拔火罐，达到补肝肾、健脾胃、解郁宁心、安神定志之功。张捷等［38］对电针、走罐、毫针刺法等多种疗法予以归纳，并指出了何种方法适用于何种抑郁症类型，如电针适用于各种抑郁症；背腰部督脉以及两侧足太阳膀胱经的腧穴走罐适用于治疗实证抑郁症；虚证及本虚标实型的抑郁症采用毫针刺足太阳膀胱经的五脏背俞穴和膈俞。针灸治疗时可配合心理疏导，安定患者情绪，解除思想顾虑，增强战胜疾病的信心，更有助于提高疗效。

问题及展望

目前，抑郁症中医研究仍存在许多问题。第一，对抑郁症的中医病因病机的认识未达成共识。之所以出现不同学术观点百家争鸣的现象，可能与抑郁症本身病机复杂（会随疾病发展而改变）有关。总的来说，五脏功能异常是抑郁症的主要病因病机的观点较为普遍，其中以心肝脾与抑郁症的关系最为密切。从病理因素角度阐述抑郁症的发病机制相对较少，但从病理因素出发有利于以点至面，通过共同的病理产物认识不同的致病因素，解释复杂多变的临床表现，可以起到提纲挈领、纲举目张的作用。第二，由于病机认识是临床治疗的基础，对抑郁症病机的认识不同，直接影响到了辨证论治的标准难以统一，加之主观判断等因素，影响了中医对抑郁症的研究工作。第三，治疗方法多样，在复方研究方面由于中医个体化治疗的特点，一证一方，给临床应用带来困难，尤其是抗抑郁中药研发的一大障碍。此外，研究方法上也存在样本量过小，纳入、排除标准不合理等问题［39］。目前有些研究将流行病学调查、专家问卷等方法运用到中医抑郁症研究工作中，是一个良好开端，为抑郁症理论研究及标准制定等奠定了基础。无论是理论探索还是临床研究最终目的都是指导治疗，中医药抗抑郁有一定的疗效，具有副作用小及患者依从性好的优势。因此，今后的研究应在继承的基础上求发展，在复杂的病机中找出核心病机，以此为指导研发抗抑郁中药新药，充分发挥中医药的优势。

第四篇：回顾与展望

回顾与展望

----2004-2005第二期学年总结

随着2004-2005第二学期的结束，我参加工作的第一个年头也顺利的划上句号。在这一学年里，我们系经过不断的摸索，从一棵树苗长为参天大树。回顾本学年，我就自身的问题和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一一汇报。

【2004-2005第二学期工作中的成绩】

1、毕业生教学档案的管理和修正：

在2004-2005第一学期的教学管理中，我们系一切从零开始，不断的揣摩和探索，总结出一套自己的经验。因此，在本学年中我系虽然毕业生达到808人之多，位居全校第三，且对于我系而言，毕业生的教学档案修正和处理又是第一次。但是，在本学年的毕业生教学档案的管理和修正中，我们秉承“严谨、认真、负责”的态度，沿用以往的教学管理模式，采取灵活多变的方法，将毕业生教学档案一一落实到实处。

2、期末考试的安排和监考：

期末考试是大学生整个学期学习的大检阅。期末考试成绩的好坏直接影响到学生下一学年的学习和学校教学工作的开展。做好期末考试安排，是促进我系稳定发展的关键。我系教务办公室根据教师教学计划和学生课程安排，合理利用教师、教室的不同时间段，将我系教师所任班级的考试细致认真的安排下去。

监考是期末考试的另一大事，为了确保学生能在公平、公开和公正的场合下顺利的完成本学年学习的检阅。我们采取严格、严厉和严禁的态度，对每个学生都严厉要求遵守考场制度。因为本学期的期末考试安排中，我系教务工作繁忙，加之学校事务较多，因此在监考中，监考人员严重不足，我系老师皆以大局为重，不顾身体疲乏，一周之内监考了十多堂考试，确保了期末考试的顺利完成。

3、毕业生资格审查和毕业证学位证的办理：

在XX老师的带领下，我系根据学校的规定，对每个毕业生的资格都进行了严谨和慎重的审查，确保没有学生因为资格审查的问题而导致其证件的发放。

7月1日，我跟随教务处到校本部办理毕业生毕业证和学位证。在其中，为了准确的办理其证件，我采取认真负责的态度，严谨对待工作，使我系毕业生的证件办理正确率达到100%，顺利的完成了学生毕业证件的办理。

【2004-2005第二学期工作中的不足之处】

本学年工作中，我的缺点和不足之处也透过工作表现出来。

1、同事间沟通不够，工作进展不顺利：

正确处理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是工作顺利开展的保证。但是在工作中常常和XX老师发生争执，不懂得利用委婉的语气和委婉的方式进行沟通，从而导致在工作中进展不够顺利。

2、缺乏稳重、性格毛躁：

本学年，因为毕业生的事情较为繁多，工作进展较为缓慢。因而在工作中，当事情紧迫时，不能抑止自己的脾气，表现出性格毛躁的一面，不能保持应该有的持重。

3、工作效率有待提高：

本学期，我出任XX级计维班主任，因而在工作中，有些时候不能正确处理好工作中的各种关系，从而导致某些工作延滞，效率不高。因此在下一学年中，应该积极主动寻求提高工作效率的方式方法，达到锻炼和提高自己的目的。

当然，我还有许多的缺点和不足之处，敬请XX老师和各位同事指出批评。

【对2005-2006第一学期工作的几点建议】

1、泾渭分明、各司其职：

在本学年中我们教务这一块，虽然分工比较上学期有了很大的提高，但是仍然做得不好。从而导致在教学工作中出现重复、吃回锅肉的问题，也容易导致因分工不明而出现失误时推卸责任。新的学年中，我们应该分工更加明确，避免吃回锅肉现象和相互推卸情况的发生。

2、次重分清、缓急分明：

2005-2006第一学期的工作中，我觉得应该把持住缓急分明、次重分清这条思路。这样，在开展工作中就能够避免避重就轻、主谓不明的问题，我们也能够及时、准确的干好我们的工作。

3、奖惩明确、责任连带：

在本学年中，我们工作中的失误就没有规定有明确的责任关系。我以为，在今后的工作中，我们应该将各项工作所带来的责任与工作挂钩，严格要求。这样我们应该严厉指出和批评工作中的错误和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能在开展某项工作同时就不用担心另一项工作的进展或者失误。

4、合理搭配、协调发展：

合理的搭配能够使工作中能够取得非常好的效果，而协调发展则是正确处理各项工作的保障。因此，我们必须采取合理的方式、充分发挥协调的精神，大家互补，做到协调发展、合理搭配，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

当然，以上建议谨为自己一时之想法，还不够成熟，还望XX主任指正。

这就是我2004-2005第二学期的工作总结，虽然不如人意，但我想终是我肺腑之言。我真诚的希望，在2005-2006第一学年中，我们的各项工作能蓬勃的开展下去，我们系在XX主任的领导下茁长成长。

第五篇：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

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回顾与展望2007-02-10 16:48:3

3【作者简介】韩小忙宁夏大学西夏研究所副研究员，宁夏银川，【内容提要】自西夏文字被重新发现至今，近两个世纪以来，中国、俄国、日本、欧美学者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总的历程大致可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启蒙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年）；

（二）形成期——以黑水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年）；

（三）繁荣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社（～年）。

【关键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历程

【正文】

中图号

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中国的起

源和发展

西夏文字自明代中叶以后，再无人使用，历经明、清两代五百余年间，世人不复知历史上曾有过这种精美奇特的文字。到世纪初，才由中国学者发现和识别出西夏文字，揭示了它在历史上的存在。清代西北史地学者张澍～为最早判别和认识西夏文字的学者。清嘉庆甲子年张氏于家乡武威疗养之际，一日携友人游清应寺（注：按：此寺实即原西夏之护国寺。），偶然拆出一座石碑来，但见碑阳所刻文字形体方正，类似汉字，但无一字可识，见碑阴有汉字，末尾落款“天佑民安五年岁次甲戌十五日戊子建”。“天佑民安”乃西夏年号，张澍遂判定碑阳所刻不识之文字为西夏字，该碑便是日后被定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俗称“西夏碑”。张氏为这一重要发现作文一篇曰《书西夏天佑民安碑后》（注：张澍：《养素堂文集》卷，清道光年刻本。）。西夏碑发现后不久，金石学家刘青园在武威

发现的数瓮古钱中，不但识得数品西夏年号的汉文钱，还见到不少所谓的“梵字钱”。他将此类钱文与西夏碑阳文字对比，方知钱谱中所谓的“梵字钱”实为西夏文钱，自此以后，钱谱中才真正开始著录西夏文钱（注：初尚龄：《吉金所见录》卷，清嘉庆年刻本。）。据载，清代学者鹤龄于清字（满文）馆供职时，曾从绥远（呼和浩特）城一古庙中得经一函八册，其标题为九个西夏文字，因该经卷数与偈语同《佛说妙法莲花经》，鹤遂判断该经必为《法华经》，每册第八字各不相同，因此知其必为记数。年，法国人毛利瑟发表了他年前在北京所得《法华经》三册残卷，此经第一卷第一页经文右上方已有汉字注解。也就是说远在毛氏之前，即有中国学者曾试通其文。联系鹤龄事迹，盖西人毛利瑟君之所得或正是鹤龄原藏八册《法华经》失散之卷册（注：聂历山：《西夏语研究小史》，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卷第号（西夏文专号），年；贾敬颜：《西夏

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年第期。）。

黑城西夏文献出土后，俄国人捷足先登，率先着手研究，并迅速将重要的学术信息传递给中国学界。于是我国学者罗振玉于年，将俄国学者所赠之对西夏文字解读至为重要的文献《番汉合时掌中珠》——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残页照片在日本京都翻印。其子罗福成、罗福苌二人立即投入西夏文字的研究。年，罗福成《西夏译莲花经考释》、《西夏国书类编》，罗福苌《西夏国书略说》等著作相继刊布。年，罗振玉刊出《西夏官印集存》，据实物文字，以正西夏纪年。年，罗福成又将《同音》影写石印。西夏学在中国的发展，罗氏父子功不可没。

鲜为人知的临夏人郑隆～，亦曾著有《书武威县西夏感通塔碑后》、《西夏译华严经普坚行愿品考释》、《西夏译妙法莲花经考释补》等文章。国学大师王国维及陈寅恪等人亦对西夏文字有所研

究（注：见贾敬颜：《西夏学研究的回顾与展望》，载《历史研究》年第期。）。年，北平图书馆隆重出版了馆刊“西夏文专号”纪念该馆年从宁夏购得的西夏文佛经百余册。刊物中收录国内外专家著译篇。当时西夏研究在中国可谓盛况空前。

继罗氏兄弟之后，王静如教授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最为显著。～年他连续出版了《西夏研究》三辑，除论述西夏国名、语言、文物等方面的文章外，主要是对西夏文佛经的译释，首次为学界提供了长篇汉译西夏文材料。同时，王氏还在《中国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发表了有关论著（注：详见《王静如教授学术著作目录》，载《中华民族史研究》二，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年版。）。

由于第二次世界大战和日本侵华战争的影响，这一学科被迫中断了数十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老一辈学者王静如、罗福颐等，主要精力放在培养后备人才方面，同时，在西夏历史

方面开展了部分研究工作。不久即发生了反对科学文化的“文化大革命”。直至年代末期政策松动之后，新老西夏学者才能有机会发表有关的研究成果。年到年代初，王静如、史金波、白滨、李范文等对河北保定明代西夏文经幢和甘肃武威新发现西夏文字的考释、讨论，陈炳应对武威西夏碑的介绍和译释；李新魁对西夏文字构造方式的初步探讨；史金波、白滨对国内外西夏文字研究状况的介绍；史金波对西夏文字及辞书的论述；李范文对西夏文字的论述等，一步步把中国的西夏学推向高潮。年代至今为西夏学的黄金时代，单就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就有百余篇，专著余种。专著分三个方面：对西夏辞书的研究和整理，计有《文海研究》、《同音研究》、《番汉合时掌中珠》、《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等；西夏文字类文物的研究，计有《西夏官印汇考》、《西夏陵墓出土残碑粹编》、《西夏文物研究》等；西夏世俗文献的译释和研究，计有《类林研究》、《西夏谚语》、《天盛改旧新定律令》、《圣立义海研究》、《贞观玉镜将研究》等。这些语言文字方面的专门著述，尤其辞书研究，对学界了解和运用西夏文字资料提供了工具书。论文可归纳为四个方面：对辞书的研究，如《西夏文辞书的特点和历史价值》；《西夏辞书〈同音〉研究提要》；语音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西夏语音系导言》；语法方面，如《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西夏语的复合构词法》、《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文字方面，如《略论西夏文字的构造》、《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等。这些论文大都提出了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前沿问题，并进行了深入的探讨。

二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

俄国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整个西夏学界占有很重要的地位，其成就位各国之先，这主要是得益于科兹洛夫从我国内蒙古额济纳旗的黑城掘走的大量西

夏文献。

年，当科兹洛夫将黑城所得西夏文献运回彼得堡后，时任彼得堡大学副教授的伊凤阁就立即着手研究这些珍贵的西夏文献。他首先从中发现了前述赠给罗氏的西夏文——汉文对音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打开西夏文献宝库的钥匙找到了！这一极为重要的资料经伊氏初步研究后写成《西夏语简介》（注：文载《帝俄科学院院报》第种，第卷，年。），介绍给学界。同时，他还研究了其他西夏文献，写就《西夏语考》、《观弥勒菩萨上升兜率天经》、《西夏文献》。这些学术信息的刊布，如同打开了一扇新学问的大门，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出现了质的飞跃。

随着苏维埃的诞生，又有一批青年学者加入到研究西夏语言文字的行列，其中以龙果夫和聂历山最为突出。龙果夫于年发表了《〈掌中珠〉中“尼卒”型二合字》（注：文载《苏联科学院报告集》第号，年。）。同时，他还整理、编写出

一个西夏文献目录（注：即《科学院亚洲博物馆馆藏西夏书籍目录》，载《国立北平图书馆馆刊》第卷第号（西夏文专号），年。）。聂历山则成果更丰，短短数年间，就写出了《西夏文字对照西夏文字抄览》、《论西夏辞书》，以及与日本学者合著之《西夏语译大藏经考》、《西夏文八千般若经合壁考释》等语言文字和历史方面多篇尤具新意的佳作。年他的《夏俄字典》编成，共收余字。后来聂历山在苏联肃反运动中受害致死。他的以上论著后被收入两卷本《西夏语文学》（注：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年。）。聂氏的这些卓有成效的成果，至今仍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

从肃反运动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处于停滞状态。二战结束后，龙果夫带领戈尔芭切娃、克恰诺夫等人重新着手进行西夏文献的整理与编目工作。从年代末起，苏联开始加强对我国北方民族历史、语言和文字的研究，并投入了较多的人力

和物力。这一时期从事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主要有克恰诺夫、克平、索夫罗诺夫、科拉科洛夫、缅什克夫等。这一时期不仅参加的人数多，而且取得的成果也十分显著。克恰诺夫、克平和索夫罗诺夫可作为其中的代表。克恰诺夫具有较深的语言学功底，并精通汉语，在西夏学领域内涉猎甚广。他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主要著作有《西夏文写本和刊本目录》（注：该书由克氏与戈尔芭切娃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年。）、《西夏语语音研究》（注：该书由克氏与索夫罗诺夫合编，莫斯科，东方文献出版社，年。）、《西夏文译汉文经典——〈论语〉、〈孟子〉、〈孝经〉》（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文海》（注：该书由克氏与科拉科洛夫、克平合编，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天盛改旧新定律令》（注：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该书为卷本，包括对《西夏法典》的译释、研究以及全部的影印照片，是书耗

费了克氏余年时间。）等多种。此外，克恰诺夫还发表了有关西夏社会历史、文化、军事、政治、地理、宗教以及民族关系等方面的论著，如《西夏史纲》（注：该书为克氏的博士论文，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书中充分利用汉文史料，更多的吸纳了其他学者所看不到的西夏文材料，对党项族的兴起，西夏的建立及其社会制度，西夏的政治、军事和文化等问题作了较为深入地论述。这里对他有关方面的单篇论文就不一一列举了，到目前为止，克氏的论著已逾百种，在国际西夏学界，他无疑是最有成就的学者之一。索夫罗诺夫为语文学博士，他在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方面成绩突出，除与克恰诺夫合著《西夏语语音研究》外，又出版了两卷本《西夏语语法》（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作者运用印欧语法的若干规则，较为全面系统地描写了西夏语法。另外，他还发表过多篇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论文。克平于年和年先后与克恰诺夫、科拉科洛夫等人合作

整理出版了西夏文译汉文典籍《论语》、《孟子》、《孝经》以及西夏文辞书《文海》的译注本；另外，她还出版了《西夏文译〈孙子〉》（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西夏文译〈类林〉》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克平女士更有成效的工作是对西夏语言的研究，尤其在西夏语语法方面提出了许多见解（注：克平：《西夏语形态学》，莫斯科，科学出版社，年。），克平语法著作的主要特点是利用大量西夏文世俗文献，从藏缅语法范畴去研究西夏语言。她还先后发表了多篇西夏语言、历史方面的学术论文。

可以说，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俄国开展得如此轰轰烈烈，首先是科兹洛夫的功劳，一件件弥足珍贵的西夏文献，便是一个个丰富的宝库，只要身处其中，必定有所收获。其如聂历山、克恰诺夫者，用力甚勤，涉猎广泛，成绩斐然。如此，俄国在该领域之领先地位，便成为预料中事。当然，俄国学者也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值得借鉴和学习的东西。首

先，他们率先研究黑城文献，筚路蓝缕，功不可没；其次，他们迅速将这些珍贵文献介绍给学术界，并与中、日等国学者亲密合作，树立了良好的国际学术氛围；再次，俄方集中了数批优秀的汉学家，始终重视对西夏学尤其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为推动西夏学的国际化及其繁荣，作出了自己应有的贡献。从年开始，中俄双方联合系统整理黑城文献，并由中国上海古籍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不但揭开了中俄合作的新篇章，也必将使西夏学进入新的繁荣时期。

三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日本

就在欧洲学者围绕居庸关石刻辨别西夏文字的时候，日本学者也已开始进入该研究领域，其人便是时任东京帝国大学教授的百鸟库吉。百鸟著《契丹女真西夏文字》（注：该文分上下两篇，刊于日本《史学杂志》年第编⒈号。），作者同意欧洲学者的正确见解，认定其中不识之文字为西夏文字。但关于西夏文字的创制时期，他则反对仅依据《辽

史·西夏传》将西夏文字的创制定在德明时期的结论，而在日本首倡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时代的观点。他根据《宋史·夏国传》、《梦溪笔谈》中的有关记载，举出五条理由，加以论证，颇具说服力。虽然百鸟库吉的文章中，所涉西夏语言文字之学无多，但这是第一次向日本国内介绍西夏文字的作品。可以说，百鸟库吉开了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先河。

黑城文献发现后不久，日本便有一大批学者加入了西夏研究行列，诸如石滨纯太郎、长部和雄、宫崎市定、田村实造等。但是，在语言文字上有所建树的仅石滨纯太郎一人，其他人的研究均在历史文化方面。石滨与俄国西夏学者聂历山是同时代人，二人之间保持着良好的友谊和广泛的学术联系。聂历山游学日本时，石滨曾帮他在日本的学术刊物上发表论著多篇。此间，石滨亦与聂历山合著过多篇论著，如《西夏语译大藏考》（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号，年，京都。）、《西夏文若般经片断》（注：日本《艺文杂志》第卷第号，年，京都。）、《于阗文智炬陀罗尼经片断》等（注：日本《龙谷大学论丛》第号，年，京都。）。作品内容多系西夏文译佛经的译介。其实，在此前石滨业已在西夏史方面有所建树，二战后，他仍在继续着自己的研究。

在经过年代的一段沉寂之后，从年代开始，日本的西夏学研究又出现新的蓬勃局面，但多数人仍是在历史文化方面。进入年代以后，则一部分学者专攻西夏语言文字，另一部分人仍从事西夏历史、文化及其他方面的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方面的代表人物要算桥本万太郎、西田龙雄和野村博了。桥本万太郎发表的论文主要有《〈掌中珠〉和西夏文、汉文对音研究的方法》（注：日本《中国语学》第号，年。）、《关于文海的音韵组织——论西夏语言的韵》（注：日本《语言研究》第号，年。）、《西夏国书字典〈音同〉的同居韵》（注：日本《语言研究》

第号，年。）、《关于唐古特语（西夏语）的“韵”结构》（注：日本《东方学》第号，年。），等等。可见作者将主要精力放在对《文海》、《同音》等西夏字典的语音研究上。西田龙雄的主要成果集中于三部学术专著里，即《西夏语的研究》（注：日本东京座右宝刊行会出版，年出上册，年出下册。作者主要构拟了西夏语音体系，书末还附有余字的西夏文小字典。）、《西夏文华严经》（注：京都大学文学部出版社，⒌⒍年各出一册。该书刊布了京都大学所藏西夏文《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全文。）、《西夏文字》（注：日本纪伊国屋新书年、玉川大学出版部年两次出版。）。此外，西田龙雄自年代起至今还发表了一系列有关论文，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总之，西田氏的这些论著，奠定了他在国际西夏学界的突出地位。野村博是日本西夏学界年代末到年代出现的后起之秀。野村既从事西夏语佛经的的研究，同时也从事黑城出土西夏文世俗文献的研究。其主要论文有《西夏语

译〈白伞盖陀罗尼经〉片断考》（注：日本《龙谷史坛》第⒏号。）、《龙谷大学保管〈橘瑞超氏请来婆罗佛密佛典之片断〉》（注：日本《东洋史苑》第号。）、《西夏语译〈佛顶心观世音菩萨大陀罗尼经〉》（注：日本《东洋史苑》第号。）、《西夏语译经史研究》（注：日本《佛教史研究》第卷第号，年。）、《关于西夏文〈新集锦合辞〉》（注：《小野胜男博士颂寿纪念东方学论集》，年。）、《关于黑城守将文书的研究》（注：日本《东洋史苑》第号，年。），等等。

总之，日本西夏语言文字研究成就突出，其水平不让苏俄，究其因不仅在于日本经济的发达，更是日本西夏学界孜孜以求，辛勤耕耘的结果，其治学精神可敬可嘉，值得称道。

四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欧美

欧洲人最早研究西夏文字是从居庸关六体石经开始的。元顺帝至正五年所建之居庸关云台券门洞内两壁，刻有六体文字陀罗尼经（汉、藏、梵、西夏、八思巴、回鹘文），直至世中叶，其中四体文字当时尚不能识。年，英人维亚利最早注意到石刻中的西夏文字，限于当时的水平，误断为“女真文字”（注：维亚利：《居庸关古代佛教石刻》，年。）。年，法人德维利亚以河南开封宴台之女真进士题名碑相证，知其非女真文，疑为西夏文字而未敢决断（注：德维利亚：《西夏唐古特国文字研究》，年。）。年，法人蓬拿帕特首次将居庸关之西夏文收入《蒙古金石图录》。同年，法国人沙畹和英国人维亚利译出若干西夏字，但于其字义仍未可知。英人布谢尔研究了枚西夏文钱，考释出个西夏字，但未作任何解读（注：布谢尔：《唐古特西夏国之钱币与奇特文字》，～年。）。年，德维利亚在考证了《凉州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西夏碑铭之后，方才明白判定不识之字为西夏国书。故西人始识西夏文字者，德维利亚为第一人。年，法人毛利瑟在北京购得三卷西夏文《妙法莲花经》。其中经卷首页有汉字眉批，毛氏遂撰成《西

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步成果》，他不但识得不少西夏字，并初通西夏语文法若干特点，诸如动词在句尾，宾语在动词前，形容词有时在前，有时在后等。至此，德维利亚、毛利瑟，遂开启研究西夏语言文字之先河，是为西人发现和识断西夏文字之滥觞。

本世纪初，黑城西夏文献的发现对西夏学的发展起了极大的推动作用，俄人率先掀起新的西夏研究高潮。年俄人伊凤阁将对解读西夏语至为重要的《番汉合时掌中珠》介绍给学术界，这引起美国语言学家劳弗尔的极大兴趣。年，他根据伊氏提供的材料，选了多个字，通过比较研究，确定西夏语与印支（汉藏）语系中的罗罗（彝）语、么些（纳西）语最为接近，因而名之为西罗么语组（注：劳弗尔：《西夏语—印度支那语言学研究之一》，《通报》，第卷第期，年。）。在如此艰难条件下劳氏能取得这样的研究成果，实赖其广博的语言学知识。这一论断也就成为西夏语研究的经

典结论。年，德国学者本汉底夫人、查哈二氏著文，初次考释出种西夏部首（注：本哈底夫人、查哈：《关于西夏语文的几个附注》，文载德国《东亚杂志》，年。）。恰好此时中国学者罗福苌作《西夏国书略说》亦考证出个西夏字的部首，中西学者在全然不晓的情况下，所得结论完全一致，可谓“英雄所见略同”。

～年代，由于受苏俄西夏研究复苏的影响，欧美也有数位学者致力于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如捷克斯洛伐克的谢德拉契克关于西夏虚词的研究论文；年，英人格林斯坦德··在伦敦出版了《西夏文字分析》一书，作者重点翻译了手抄本草书体西夏文《孝经》。不久，他又出版了九卷本《西夏文大藏经》（新德里，年）。年，苏俄刊布了西夏文《论语》之后，华裔学者吴其昱在法国发表了《列宁格勒藏〈论语注〉的西夏文译本考》，他认为西夏文《论语》注本乃斡道冲根据北宋陈祥道《论语解》翻译而成，并非西夏人所作，澄清了以往的错误观点。年，法国语言学家石泰安发表了《关于弥药与西夏的最新资料》，该文认为木雅语非常接近弥药与西夏语，虽然早在年代美国学者本尼迪克特就对劳弗尔关于西夏语的论断提出怀疑，但是并未引起学术界的重视，他所著的《汉藏语言概论》一书，直到年才在英国出版，年才有了中译本。美国学者吕光东·访苏俄期间曾拍摄了俄藏《掌中珠》全书，经其初步研究后出版了《合时掌中珠》，该书将《掌中珠》原件首次披露出来。

纵观欧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历程，可发现有如下两个比较显著的特点：

一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初，欧美学者用力甚勤，积极促成了以西夏语言文字为代表的西夏学的兴盛，虽然晚清中国学者在发现与判定西夏文字方面作出了贡献，但是，将西夏文字公诸于世进而用近代语言学的科学方法加以研究的开创者却应该归之于欧美西夏学者。在方法上，欧美学者有一定的长处，早期大部分学者所成功运用的比较研究法正

是这个时期在欧美逐渐成熟起来的，这对日后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乃至西夏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没有比较，就无法鉴别！西夏文字文物发现后，先是质疑，然后通过对金石文字的比照，方知非彼即此。美国学者劳弗尔对西夏语的研究，则更是这一方法典范。劳著在导论之后所有篇幅即是西夏语与相邻诸印支语的大量比较，正是在此基础上，他得出著名的“西罗么”语支的结论。

二二三十年代以后，欧美学者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给人以急剧降温的感觉，自此以后，虽然时有学者零星发表相关著述，始终再没有出现初期那种“热”度。不过，年代格林斯坦德对西夏文草书的研究以及为西夏字输入电脑所作的努力，无疑在方法上有独到之处。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首先应该将西夏字的结构了解清楚，然后方可用计算机特有的程序输入。最近，日本已将西夏字输入电脑，但字体尚不够成熟、美观（注：中岛干起：《西夏文字研究的计算

机处理趋势》，年，东京出版。）。另外据悉，中国也已有人为此在进行着不懈的努力，业已取得可喜的进展。格林斯坦德开此先河，其功不可没。

五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总结与展望

西夏文字重新被发现（年），至今已经年了，经过近二个世纪的发展，包括西夏语言文字在内的有关西夏历史文化的研究已成为一门综合性学科——西夏学。历史地看，西夏学的勃兴，首先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开展和不断深入的过程，直到现在，语言文字研究还是西夏学的前哨阵地，而且有关这一方面的成果最多，最能反映西夏学的深入程度。因此，我们稍作梳理，将近二百年来西夏语言文字的研究大致划分为三个发展时期：

（一）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启蒙时期（～年）；

（二）黑城文献的大量发现——标志着严格意义上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

正式形成时期（～年）；

（三）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出版——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繁荣时期（～年）。

（一）属于启蒙时期：西夏文字的发现与识读（～年）

这一时期是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萌芽阶段，包括着中外学者的共同努力。在中国，年西北著名史地学者张澍在武威首次发现有名的“西夏碑”，是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之发端。稍后之刘青园、鹤龄等人也只是对西夏字的初步判别和识读，其研究成果世人知之者不多。当时欧洲，对中国学者的发现则全然不晓。过了六七十年，到公元年，英人维亚利虽感觉到六体石经上的西夏文有些特别，但并不能正确识别，其后德维利亚、沙畹等人虽疑之但仍不敢决，直到年见到“西夏碑”后方肯确认。中外学者虽然在识断时间上先后相距近一个世纪，但殊途同归，而且最后认定的依据均为《重修护国寺感通塔碑》。公允地说，真正将

西夏文字公诸于世，并用科学手段加以研究和利用的还应该是西方学者，因为中国学者虽有惊人之发现，然其学术多不交流，著述往往束之高阁，难以广泛传播。

（二）属于形成时期：以黑城西夏文献出土为标志（～年）

～年，俄国科兹洛夫于中国西北黑水城发现了大批西夏文文献，轰动了国际学术界，中外学者纷纷研习，使真正的西夏语言文字之学的诞生有了可能。这一时期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在早期识断文字的基础上，取得了显著进展。主要的成绩就是大体确定了西夏语的系属，同时识读了大量西夏字。学者们采取的基本方法也是最有效的研究方法——比较法，较为成功地走进了西夏学的大门，这一时期的代表人物劳弗尔、聂历山、王静如等人无一不是博学的专家。有学识条件，他们才能找到藉以比照的对象，寻得他山之石以之攻玉。如提出西夏语为“西罗么”语支的美国学者

劳弗尔便精通印支诸语言；写出两卷巨著《西夏语文学》的聂历山，更是学贯中西，尤其得益于佛学和藏学者甚多；王静如在研治西夏、契丹、女真、突厥、回鹘等少数民族古文字方面的成绩更为我们熟知。尽管他们有人进行比较研究时将时空条件倒置，得出不太准确的结论，今天看来仍不失其经典意义。

（三）属于繁荣时期：多国学者参与研究，大量著作刊布出版（～年）

这一时期，可大体分前后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以俄、日为代表，于六七十年代集中了一批优秀汉学家发表了大批研究成果；第二阶段，进入年代以中国学者成绩最为显著，大量成果分别集中于北京、宁夏、台湾三地。

年代后期到年代，由于国际大环境的影响，西夏语言文字研究被迫中断，年代以后前苏联、日本等国家恢复并加强了这一学科的研究。年代初，苏联政局的变动，首先使无辜被杀戮的聂历山得以平反昭雪，在他身后，又一批优秀

~ 26 ~ 的西夏语言文字研究人员脱颖而出。他们在进行多种语言比较研究的同时，借用近代语言学的研究方法，构拟西夏语结构体系，巨著迭出，并且开展了西夏社会历史的研究，刊出了许多西夏文文献，为国际西夏学的蓬勃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这一时期，日本在西夏语言文字上的成就尤其引人注目，水平不在苏俄之下。日本学者搜求西夏文献和各种学术资料，采用先进的研究手段，致力于西夏文辞书和声韵著作的研究，系列研究成果层出不穷，显示了日本学者治学专精的特色。在中国学术界因政治原因使西夏语言文字研究出现断层的情况下，俄、日本两国显示了较强的实力。直到年代前后，中国大陆西夏学重新兴盛起来，北京和宁夏两地相对集中了一批优秀的学者，在语言文字的研究上以北京的史金波、宁夏的李范文成绩最为卓著。史金波在这方面的主要贡献，是他有系统地对西夏文字的结构进行了深入研究，较为准确地总结出了西夏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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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成的特点和规律，从而改进了以往学者们以中国传统小学理论为依据而探求研究西夏文字的途径，将西夏文字的研究向前推进了一大步。李范文的《同音研究》和《宋代西北方音——〈番汉合时掌中珠〉对音研究》两部著作，是其数十年来研究西夏语言学的力作。作者在总结批判了以往的研究成果之后，较为系统地逐一对西夏文字进行了拟音，自成一家之言。另外，兰州地区的陈炳应在语言文字方面亦多有成果问世，如《西夏谚语》（注：山西人民出版社，年。）、《贞观玉镜将研究》（注：该书及克恰诺夫、李范文、罗矛昆合著的《圣立义海研究》均由宁夏人民出版社年出版。）等书，便是作者对西夏文献译释的新作。

我国台湾学者在西夏语言文字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他们独树一帜，另辟蹊径，大有后来居上之势。其代表人物当首推龚煌城。龚氏发表相关论文似起于年代前后，至今已近篇（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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括中、英两种文体）。其论著可分语言、文字两科，语言学方面，如《西夏语的浊塞音与浊塞擦音》、《十二世纪末汉语的西北方音》、《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语音拟构》、《西夏语的音韵转换与构词法》等；文字学方面，如《西夏文字的结构》、《西夏文字中的汉字汉语成分》、《西夏文字衍生过程的重建》、《西夏文的意符与声符及其衍生过程》等（注：龚氏及下文林英津之论著均主要刊载于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及有关刊物。）。可以说龚氏的每篇文章无论是选题、立意，还是论据、结论均经过缜密的思考、设计，论证谨严，循循善诱，给读者耳目一新的感觉。林英津博士的研究在方法上与龚氏相类，同大陆同龄青年学者相比，她的研究似更为细致和深入，这从林氏所著之《孙子兵法西夏译本所见动词词头的语法功能》、《西夏语具有空间意义的语词》、《夏译〈孙子兵法〉研究》等已刊论著中是完全可以体会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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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这一时期尤其是年代以后可视为西夏语言文字研究的黄金时代，这方面的著作数量逐年递增，水平愈来愈高。我们有理由相信，随着黑城西夏文献的全面公布和珍贵西夏文献的不断发现，划时代作品的诞生指日可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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