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政治与经济的关系(写写帮整理)
经济与政治发展
一、经济与政治的关系
马克思主义政治学认为,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而政治上层建筑则是整个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写道:“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里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综合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成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马克思的这一论述深刻地揭示了经济发展水平与政治发展之间的关系,即政治上层建筑的发展过程是受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即经济发展的水平制约和决定的。政治发展,从根本上是由经济的改革和发展所推动的。
因此,恩格斯在论述唯物史观原理时,明确指出:“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的真理和正义的日益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的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
经济是人类社会为了生存发展、为了追逐财富而进行的物质生产、交换活动,它随着私有制的产生而展开。政治是随着国家的诞生而出现的,它是各种利益集团为了争夺与维护国家统治权而展开的斗争。随着国家的产生,经济的发展就一直受政治的制约与调控,当政治较稳定、开明时,经济的发展也就顺畅;反之,经济就会出现停滞、倒退。
从根本上而言,经济对政治的影响作用是以教育为媒介的,当经济较落后、单薄时,必然影响了社会教育的普及、深入,而教育资源的紧缺必然造成知识被少数富有人垄断的局面,在社会大多数人都处于愚昧保守、狭隘懦弱的情形下,专制政治的产生也就势在必然;当经济发展至相当程度时,必然带动、促进社会教育的普及、深入,当大多数人都拥有一定的思想觉悟与独立人格时,民主政治也就随之而来。经济的发展程度从根本上决定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
与经济对政治的决定性作用相比较,政治对经济的影响只是局部短暂的表象,只能对经济的发展起促进或阻碍作用,而不能改变经济向前发展的必然趋势。专制政体对经济的发展只能起阻碍作用,这是由于专制统治者将个人私利凌驾于全社会整体利益之上,为维护其统治利益,就必须制造等级、禁锢思想、控制言行,在这种封闭、不公的社会环境下,人民失去了独立性、创造性和积极性,也就使经济的发展失去了动力;同时,在专制政体下独裁者不是根据市场规律来调节经济活动,而是凭借指令性计划去规范各种经济活动,不是依据科学管理去决策,而是任由掌权者的个人意志来定夺„„这一系列违背客观规律性的主观随意性必然导致社会经济的混乱、倒退,当经济崩溃之际也就是专制王朝改朝换代之时。
只有民主法治政体才能促进经济的发展,这是因为平等、自由、公正已成为社会规则,没有任何个人或团体可以将国家作为其私产而肆意妄为,每个公民都可以根据自身的志向、才能选择自己所喜爱的职业,人们各尽所能、各司其职、各食其果,思想的独立开放、阶层的自由流动、规则的公正透明激发了人民的创造性与积极性,从而促进了经济的飞速发展,经济的稳定增长又促进了政治文明的发展。
在民主政体下,政治是为经济服务的,政府也就是服务于社会公众的公益机构,政治功能已大幅弱化,不再注重意识形态的对立,树立以人为本的政治理念,促进了社会稳定发展;而专制政体下,经济却是为政治服务的,各级官僚机构便是搜刮民脂民膏的设施,财富多被专制统治阶层以及具有特权背景的奸商所把持,他们为了满足自己贪婪的欲壑,不断地压榨人民,当民众走投无路时,揭竿而起也就势在必然了。
二、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
经济发展对政治发展的内在要求主要表现为政治一体化、政治结构化、政治功能化、政治民主化、政治秩序稳态化、政治开放扩大化、政治变革自主性等。
1.政治一体化。经济发展按照自身的逻辑向国内外急速扩展.结果把越来越广泛的地域.越来越多的人口,越来越复杂的生产活动、社会活动、文化活动等结合在一个十分紧密的体系之中。这种经济发展的社会化要求政治结构本身也要作相应的扩充。形成政治范围内完备的一体化。简言之,政治权力的触角应该随着经济生活的扩张而延伸,以此建立一体化的公共权威体制,从而使国家政治权力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能够有效地实现政治统治和政治管理。
2.政治结构化。在人类历史上。经济发展由原先的简单形式形成多样化的各个方面.诸如农业、工业、商业、金融、生态环境等等,这样的经济发展必然以多样化的各个方面向政治体系提出挑战。“当政治体系现存的结构和文化非经过进一步分化和世俗化就不能对付所面临的问题或挑战时.发展就会来临了。”应对这一挑战,就要求政治体系有科学的分工和专业化,形成层次分明、权责明确、协调统一、运转自如的合理结构。如果仍然保留传统的政治体系,那么,它将在日新月异的经济发展面前束手无策.调度失灵,甚至会产生内部紊乱和衰败,最终可能会阻碍经济的发展。
3.政治功能化。经济发展总是从简单到复杂地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动向和格局.从而要求政治功能的发展也有一个逐步完备的过程。当经济活动更多地局限于商品市场时,管理经济的功能政治自然比较单一。当市场扩展到金融、技术、信息、房地产等领域,经济发展提出环境保护、可持续发展等等新要求时。指导和管理经济的政治功能必然更加复杂。这时,政治体系要做出十分灵敏有效的反应,能够及时、迅速、准确、有效地驾驭经济社会活动中与日俱增的行政能量.在经济活动中承担着越来越多的协调、计划和干预的责任。政治功能化意味着迅速有效的政治反应、高度的行政能量、准确适度的政治活力和高度敏感的政治自我变革。
4.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特别是“市场经济发展的必然逻辑只能是:经济的平等走向政治的平等,经济的自主走向政治的自主,有主体意识的经济人转变为有民主意识的政治人,追求经济利益的生产者或消费者转变成维护政治权利和政治利益的公民”。⋯瞄,经济的发展塑造着人们的政治意识.也给每个社会个体带来切身的经济利益。为了维护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积极地进行利益表达。参与政治生活.特别关心政治体系公共政策的制定和执行将会给他们带来怎样的结果。经济越发展。人们的政治意识也就越强.试图通过政治参与影响社会价值分配的愿望也就越强烈。而政治民主化意味着广泛的政治参与,充分体现公民权利,使政治体系立足于对经济发展和社会成员利益表达的基础之上。
5.政治秩序稳态化。亨廷顿认为:“经济增长率和政治**之间的关系因经济发展水平不同而变化。经济发展水平低,两者之间成正比关系.经济发展水平中等。两者之间无明显关系,经济发展水平高,两者之间成反比关系。”【4J(㈣经济的发展需要在稳态化的政治秩序中才能进行,以政治稳定作为经济发展的保障。政治稳定并不是政治体系像死水一样处于僵化状态,而是一种动态的稳定。一方面经济发展必然带来利益主体的多元化和贫富差距的扩大.并由此产生不满和矛盾.以及产生政治参与要求高涨等问题.而政治体系应该及时调整以适应这种挑战,使整个社会处于稳态化的运行当中。另一方面政治体系自身的结构功能协调发展、良性运作.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政治环境。政治秩序的稳态化意味着一个社会的根本政治制度、基本政策稳定。政治权力配置科学合理,政治体制运作高效。社会有序,政局稳定.民众的政治认同感较强,政府能够顺势应变,妥善协调各种利益关系,化解社会矛盾和冲突。
6.政治开放扩大化。本质上来说,现代经济是一种开放的经济,这种开放的经济决定了政治的开放性.随着经济的发展,它要求政治的开放性也不断扩大。首先,经济发展培育着人们的主体意识和参与精神,它支配着人们通过广泛的政治参与来维护自己的经济权利。为此,政治体系要积极建立健全公民的参政机制,使他们能够充分地进行利益表达。其次,经济发展必然带来传统政治文化、主流政治文化、外来政治文化错综交织的多元化。这要求政治体系更具有海纳百川的胸襟和扩大开放的包容性。因为多元政治文化能够培育人们开放的政治胸怀和广阔的政治视野,从而能为政治的健康发展注入新的活力。最后,经济总是以其自身的逻辑向前发展。它要求打破封锁,消灭特权,越过地域和疆界,在越来越大的时空范围里展示自己的雄姿。因此,开放的政治要求人们立足于全球去认识和处理错综复杂的国际经济、政治关系,对世界政治局势和国际风云的变幻作出灵敏的反应。
7.政治变革自主性。政治体系应该借助政治一体化获得强有力的公共权威体制.及时地进行自主变革,以适应经济发展在结构和功能上的灵活性,使其保持生命的活力。经济发展引发的利益矛盾的发展也会对政治体系提出新的要求.在这些要求面前,政治体系常常暴露出许多不完善的地方,这又严重地阻碍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甚至威胁到国家政权的稳定。政治变革是政治体系的自我完善与调整,政治体系通过自身结构与功能的改进,把对政治体系与日俱增的输入流转化成适应社会经济发展要求的动力流.从而革除政治弊病,提高政治管理效率,保持政治秩序,使政治体系在适应经济发展的基础上能够健康地运行。
三、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服务功能
就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服务功能而言,阿尔蒙德是从西方先进工业化民主国家的政治发展的历程来分析政治发展对经济发展的服务功能的。他把西方国家政治发展分为三个典型的阶段:(1)权力集中的专制主义时代。(2)公民参政的民主化时代。(3)财富分享的福利时代。其基本逻辑是:通过第一阶段的集权,加强政治控制,获得稳定的政治秩序,从而促进经济发展,经济发展不仅为政治发展提供可汲取的资源.而且还促进社会集团通过参政来获得利益保护和利益分享. 从而导致第二、三两个阶段的到来。
从过程性描述来论述权力集中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亨廷顿和熊彼特与阿尔蒙德如出一辙.亨廷顿认为政治现代化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1)权威的合理化;(2)结构的分化;(3)参与的扩大化。他认为权威的合理化是指政治权威能够给经济发展提供积极保障的政治体系.这种政治体系一方面要摆脱殖民统治.实现民族独立;另一方面要结束以邻为壑、分裂割据状态,实现国家的统一。在权威合理化的基础上,一个政治体系应该是能够适应经济发展而充满活力的。因此,他认为随着经济发展,政治结构将进一步分化,政治体系向越来越多的阶层开放.政治参与进一步扩大。可见。亨廷顿强调政治发展中权力集中的重要性.“权力的集中对于铲除旧秩序,摧毁封建特权和封建束缚,并为新社会集团的崛起和新的经济活动的发展都是必要的”。熊彼特也认识到政治集权对于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不过他更强调两者之间的双向性。他在论及资本主义发展的条件时指出,一方面,代表经济发展的新兴资产阶级依靠中央集权的君主专制的保护.另一方面.君主集权又依赖新兴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创造的财富和税收。因此,在论及资本主义发展的初始条件时,他说:“这个结构的钢铁框架仍然是用封建社会的人的材料构成的.而这些材料仍在按前资本主义模式办事。它充斥在国家机关里,充当军官、制定政策。——它作为统治阶级而活跃着。这一切不光是返祖遗传,这是两个阶层的积极共生,其中一个阶层无疑在经济上支持了另一个阶层,但在政治上反过来受到另一个阶层的支持。”
具体来说.一方面,政治发展能保持宏观的经济稳定与克服市场失灵。在经济发展中常常会出现经济波动,周期性的经济波动往往影响经济的快速发展。作为政治体系来说。它提供的一个重要的公共产品就是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通过积极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实现经济发展。另一方面,政治发展能够促进社会公平。经济发展必然会带来社会结构的变化,形成社会分层。使社会阶层的分布状况趋于不稳定甚至会导致两极分化。由于不同的社会阶层具有不同的利益要求。因此。长期的社会分层变化必然对政治体系提出挑战.影响政治稳定.因为任何政治不稳定都无法为经济发展提供良好的外部环境,而政府可以通过转移支付的形式来实现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使不同的社会阶层得其所应得并获得本阶层的认同,这样就能实现政府秩序的稳定并促进社会公平。
四、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价值统一性
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价值是否具有统一性呢?人们普遍认为经济发展追求的是以效率为中心的价值体系,而政治发展追求的是以公平为中心的价值体系。因此。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的价值表现为公平与效率的关系.而效率与公平是一个二律背反的悖论性命题。这样看来,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似乎不存在价值的统一性了。事实上,我们要探讨的问题是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在终极价值上的统一性。
就经济发展与政治发展在终极价值的统一性上而言.在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公共权力在初民时期已经存在.当时的公共权力不是用来统治而是用来管理的.是用来保护每个社会成员的利益的。随着经济的发展.人类逐渐步入政治社会。从而出现了阶级分裂。阶级的分裂使国家成为从社会中产生而又高于社会之上并且日益同社会相脱离的力量.于是就出现了与公共利益相对立的政治权力。尽管国家在一开始就有执行某种社会管理的职能,但国家是以执行统治为主要职能。而经济发展总是表现为生产力不断地突破生产关系所容纳的可能性.推动着社会政治形态的更
替。在人类这一漫长的时序中,政治发展表现为政治统治的阶级强制性逐渐萎缩,而政治管理服务性日益扩张,这是一个此消彼长的过程。公共权力的阶级基础由最初的少数人转变为多数人,被统治阶级的权利也随着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而不断增长.人类社会的治理形式也在这一过程中发生深刻的变化。从行政管理的角度来看,由最初的政治主导并且政治与行政一体到政治与行政司职的分离,由统治行政到管理行政。再到服务行政,最终实现社会的自治。在这一历史变迁中,公共权力由最初从人类社会中异化出去的力量将再次消融在人类社会中。至此,政治的发展已经走过了否定之否定的历程.完成了它的使命,社会也将摆脱国家的强制,国家将被“放到它应该去的地方。即放到古物陈列馆去,同纺车和青铜斧陈列在一起”。而社会只剩下发展经济的任务.它将带来人类物质生活的极大丰富。可见.在人类整个历史发展过程中,经济发展和政治发展的终极价值都是使得人的自由不断增长,使人最终从政治的压抑下解放出来,成为获得全面发展的人。
参考文献:
[1]王沪宁:比较政治分析[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
[2][美]加布里埃尔.A.阿尔蒙德,小G.宾厄姆·鲍威尔:比较政治学——体系、过程和政策[M].曹沛霖等译.上海:译文出版社.1987.
[3]蔡拓,吴志成.市场经济与政治发展——转型时期的中国政治[M].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1998. [4][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M].王冠华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89. [5][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M].绛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79. [6]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2.
[7][印]阿马蒂亚·森.以自由看待发展[M].任赜,于真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2. [8]李元书.政治发展导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1.
第二篇: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分析
后冷战时期俄罗斯与东盟政治经济关系分析
潘广云
冷战后,在全球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大背景下,俄罗斯积极参与区域经济一体化的进程。
本文从政治和经济层面对俄与东盟的关系进行分析,对中国参与东南亚乃至亚太地区的经济一体化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一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发展进程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受意识形态和国际格局的影响,苏联与东盟的核心国家之间有较大矛盾,东盟在调解次地区复杂的国际问题时也不愿与苏联合作,致使双方的合作没有开展起来。尽管如此,一贯务实而灵活的东盟,为了利用大国间的矛盾,于1991年7月邀请苏联政府代表团以东盟主席国嘉宾身份出席第24届东盟外长会议开幕式,苏联与东盟间的政治对话由此开始。苏联解体后,俄罗斯与东盟的合作关系经历了三个明显的发展阶段。
(一)探寻有发展前景的合作方向:1992~1997年
尽管俄罗斯与东盟开始了政治对话,但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双方并未把发展相互合作视作各自对外政策的优先任务。当时,东盟国家的主要任务是努力适应东亚地区出现的两种新情况,即东北亚和东南亚国家间的相互依赖日益加强,且越来越呈多样化趋势,以及相互经济合作在东亚国家关系中的作用开始凸显。上述两项任务决定了东盟国家需要在安全问题上进行全地区的多边对话。
这客观上促使东盟对外联系的多元化,也促使其探寻深化与俄关系的途径。在这种情况下,1994年俄被吸收到东盟安全问题地区论坛。
但经济羸弱的俄罗斯没有融入东盟国家间关系的“地缘方向”中。当时的俄罗斯试图与美国和欧洲国家接近,以期得到大量的资助和投资。而俄在东亚地区最重要的对外政治战略方向是发展同中国和东北亚国家的关系。而俄在东亚地区南部的利益则是在越南保持其有限的军事存在,然而受资金不足所困,维持这种军事存在变得愈发艰难。同时,东盟国家领导人也清楚地意识到,与俄合作将是非常有限的。无论是在规模,还是在发展速度上都将逊于与美、日、中的合作。换言之,在后冷战时期的最初几年,俄显然不能奢望充当东盟有吸引力的伙伴国角色。在这种情况下,东盟国家摸索出唯一能与俄合作的领域——军事技术合作。在东盟国家看来,发展与俄军事技术领域的合作在军事和政治上都具有重要意义。
这是因为:其一,当时东盟大部分国家认为,用俄军事技术装备起来的中国是东盟国家安全的最主要威胁。为了保持地区力量平衡,东盟国家必须有可以比拟的武器装备。其二,冷战后东亚地区出现的战略上的不确定局势,客观上促使东盟国家采取武器进口渠道多样化的策略。因此,同俄军事合作进入东盟国家的战略优先体系,并很快显现实际效果。在这方面,马来西亚最具代表性。例如,早在1995年,马来西亚就同越南一道加入东亚6国(俄武器的主要买家)的行列。而在这之前,马来西亚迫于美国的强大压力,只能购买美国的驱逐机。
菲律宾、马来西亚和泰国对俄战斗机也表现出兴趣。俄开始成为东盟国家最新式武器和高技术展览会的常客,俄与东盟的军事技术合作因而快速发展起来。与此同时, 1996年上半年发生了两个重要事件(即1996年4月美日签署《关于21世纪安全联盟的联合宣言》, 1996年5月中国批准《联合国1982年关于国际海洋法公约》,中国领海面积得以扩大),使东盟国家领导人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东盟实行的平衡大国在该地区影响力的政策今后能在多大程度上取得成功。为了避免在分配大国对东亚事务影响力方面可能出现的“歪斜”,以及为了部分抗衡美国和中国,东盟国家于1996年7月吸收俄罗斯为东盟对话伙伴国。这与俄罗斯的战略利益不谋而合,东盟作为一个整体与俄罗斯开展经济和政治的交往进程开始了。
此后,俄罗斯与东盟的经济和政治联系在某种程度上得到积极的发展。1997年7月成立了俄罗斯—东盟共同合作委员会、俄罗斯—东盟合作基金,以及一系列协调经济和科技合作具体计划的贸易和合作工作组[1]。俄工商会和东盟工业联合会成立了俄罗斯—东盟商务委员会,其任务是在贸易和经济信息合作方面进行协调,协助实施具体的商务活动措施,组织参加在俄罗斯和东盟国家的博览会等。组建了俄罗斯—东盟商务委员会俄罗斯常设委员会。1997年10月,根据俄政府决议成立了俄联邦东南亚事务委员会,以保证俄机构与东盟间的相互合作和协调。同年11月,俄总理切尔诺梅尔金出访越南,这是冷战后俄总理级别首次对东盟国家进行访问。总之,从1997年东南亚金融危机前俄同东盟关系的发展状况看,可以得出两点基本结论:一是在这一阶段俄与东盟的合作主要体现在政治和军事领域;二是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东亚国际关系出现“地缘经济变化”的情况下,无论是对俄罗斯,还是对东盟而言,双方的合作都不在各自对外关系中占主要地位。换言之,考虑到这一时期东亚地区国家间关系中经济因素的加强,以及东亚同俄经济联系的不景气,双方对扩大相互间合作的热情并不高。
(二)活跃对话的“第二次尝试”:1998~2004年
1997年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后,痛定思痛的东盟更热衷于推进内部的一体化进程,加速东盟自由贸易区的建设。然而,在东盟从“全球主义”向“地区主义”的转变中却明显地遇到了两个问题的困扰,即作为国际组织的东盟实力急剧削弱,以及东盟国家无力制定协调一致的摆脱危机的策略。在这种情况下,中国采取的人民币不贬值政策给予东盟国家最有力的支持,促进了中国与东盟关系的极大改善。而此时的俄罗斯正被本国的金融危机搞得焦头烂额。这一阶段俄与东盟的关系实际上处于停滞状态。总之,金融危机和双方对克服危机后果的担忧,客观上决定了俄与东盟关系的离心趋势。
然而,由于美国在东南亚国家军事存在的 逐渐增强、日本在美日战略伙伴关系体系中作用的提升,以及中国同东盟经济合作的加强这三个因素的共同作用[2],打破了东盟同东亚大国关系中原有的力量平衡,也促使东盟国家在地区国际舞台上开始建立新的“战略遏制和对抗”体系。这其中表现在东盟国家试图优化与俄罗斯的合作。但由于种种原因,东盟国家仍继续把同俄罗斯的合作看做是同美、日、中关系的“战略补充”。所不同的是,此次双方找到了共同点,而反恐合作是其中最重要的共同点。因此,在东南亚金融危机过后的一段时期内,尽管双方一再表明经济合作的重要性,但政治合作依然是双方合作的重要方向。21世纪初,俄罗斯和东盟所通过的一系列主要文件充分证明了这一点。例如, 2003年6月俄外长同东盟外长签署的《关于亚太地区和平与安全、繁荣与发展的伙伴关系的联合声明》主要关注的是政治合作,文件中表述最清晰的部分是在反恐以及反对各种跨国犯罪领域中可能采取的共同措施。2004年7月2日,俄联邦和东盟签署了《关于双方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方面合作的联合宣言》。俄与东盟还商定就成立俄罗斯—东盟反恐工作组问题进行讨论。仅隔两个月,双方又就联合宣言中所提出的措施举行了磋商。可见,打击国际恐怖主义已成为 双方合作的主要方向。而俄与东盟研究的其他问题主要涉及双方在预防和消除自然灾害后果和由技术引发的灾难后果方面的相互协作、科技合作,以及在旅游、文化和教育领域的合作。2004年7月28日在东盟首脑会议期间,俄罗斯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对确保俄在亚太地区的国家利益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同时也有助于该地区的和平、安全与稳定。
在这一阶段发展势头较好的依然仅是双方在军事技术领域的联系。例如,东南亚金融危机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和泰国国防部的代表多次访问俄罗斯,商谈购买俄武器的可能性并取得了一定的实际效果。2001~2002年,马俄签订了金额分别为3 000万美元和4 800万美元的“Метис-2”反坦克火箭设备和“Игла”(9К-38)机动地对空导弹的供货合同。2003年,马俄又签订了金额为9亿多美元的“Су-30МКМ”歼击机的供货协定。同年4月,印尼与俄签订了军事技术合作等一系列协定,签署了购买苏-27和苏-30战斗机的合同。泰国向俄提出了一长串军工产品供货清单。东盟国家已成为俄武器的新兴市场。应当指出的是,自2000年起,俄与东盟的军事技术合作明显趋于稳定,俄武器对东盟国家的供应已不再是一次性的行为。总之, 1998~2004年,尽管俄与东盟的关系实现了某些突破,但俄依然将地缘政治安全视作与东盟国家合作的重点。从东盟国家看, 1998年后,与俄罗斯仅仅是在反恐领域有合作前景,而不像与中国合作有很强的经济合作动力,并且能给东盟国家带来实际利润。换言之,在这一阶段俄与东盟的合作重点是,双方都希望在地区建立多极世界秩序,以及共同应对国际恐怖主义的威胁。在这种情况下,双方签署的许多经济协议没有实现,双方通过的宣言在很大程度上具有政治宣传意味,而不具实际意义。
(三)调整并进行实质性合作:2005年至今随着东盟地位的不断提升,俄越来越重视
发展与东盟的关系,深化与东盟的合作成为俄亚洲外交政策的优先方向之一。特别是在普京第二个执政期,俄已意识到唯有积极参与地区经济一体化,才能根本解决俄东部地区的经济和社会问题。俄开始把发展地缘经济同保障远东地区的地缘政治安全结合起来,这说明俄罗斯的亚太政策思维已发生重要变化。这一重要变化体现在2005年12月13日在吉隆坡举行的首届俄罗斯—东盟峰会上。此次峰会是东盟和俄罗斯关系史上的“标志性事件”及“突破口”。它标志着俄与东盟开始进行调整,转向实质性合作,这也是现阶段俄与东盟关系的主要特点。作为此次峰会的具体成果,双方签署了《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东盟—俄罗斯全面合作联合宣言》、《2005~2015年推进东盟—俄罗斯全面合作行动计划》(简称《2005~2015年全面行动计划》),有助于推动俄与东盟的双边经贸合作,把俄罗斯—东盟关系推上一个新水平。根据《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双方将开展全面对话,以进一步加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的信息交流、经济研究和招商引资活动,并为各国政府机构及其他相关经济单位参与这些活动创造便利条件。该协议还提出了双方合作的具体领域:即中小企业、科技、能源、矿产资源利用、交通、环保、体育和文化等。
《2005~2015年全面行动计划》中的经济合作内容也相当宽泛,并且是以具体行动计划的形式规定了双方分阶段应完成的合作计划。目前,双方已采取了一定的实际措施。《东盟—俄罗斯经济与发展合作协议》、《2005~2015年全面行动计划》业已生效;俄政府为俄罗斯—东盟合作基金投入了50万美元,以支持国家方面的共同计划;确定了6个优先合作项目,其中一个就是在莫斯科国际经济关系学院创建东盟中心[3]。
与此同时,俄积极推动发展同东盟各国的经济关系。2006年8月15日,俄与新加坡签署了合作发展俄经济特区的协议。按照协议,新加坡将为俄经济特区的发展提供咨询服务,包括为俄联邦和地方官员制定一套推行经济特区工作的专门培训课程,帮助俄发展位于托木斯克和叶拉布加的两个经济特区。此外,俄罗斯和新加坡设立了由两国部长共同领导的高层联合指导委员会,监督协议的落实并在双方感兴趣的领域开展合作。2007年9月,时任俄总统普京对印尼进行了短暂访问,这是俄领导人首次访问印尼。其间,两国签署了8项经济、文化等合作协议,内容涉及审计、环境保护、贸易、投资、反恐、文化和电影等。根据相关协议,俄石油和天然气巨头卢克石油公司将与印尼国营石油天然气公司在印尼开发新油气资源;俄铝业集团公司计划与印尼多种金属公司合作建设现代化综合铝矿加工企业;俄车里雅宾斯克锌厂计划和印尼相关企业开展合作,并将印尼作为进军亚太市场的基地。此外,印尼的通讯产业、高速公路建设、生物柴油开发和银行业也都进入俄财团投资的视野。总之,俄罗斯所采取的一系列积极措施充分说明俄与东盟的经济关系已经进入务实发展阶段。
二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发展特点
在俄罗斯与东盟10余年的关系发展进程中呈现两大鲜明特点:
(一)俄罗斯与东盟的合作日益机制化和制度化
冷战后,俄罗斯与成立于1967年的东盟开始合作。尽管起步较晚,但经过10余年的发展,俄与东盟已建立如下合作机制:东盟成员国外长与俄外长在“东盟+俄罗斯”机制下会晤;俄罗斯和东盟官方全权代表会晤;俄罗斯与东盟间合作委员会;东盟地区论坛;“10+1”双边对话合作机制。此外,俄罗斯和东盟还创建了东盟—俄罗斯联合合作委员会机制、东盟—俄罗斯商业和工业家联合会、东盟—俄罗斯合作基金等。俄罗斯和东盟合作机制化的加强,说明双边关系在冷战后逐渐走向成熟。
(二)俄罗斯与东盟的经济关系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
俄罗斯和东盟出于各自利益的考虑,加强了双方在政治、安全和经济等多方面的合作并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总体而言,双方的经济关系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双方关系发展的成果主要体现在政治方面,而经济方面的成果还十分有限,双边的经贸关系与政治关系的发展不相符。
1.双边贸易额虽有增长,但规模很小。据资料统计,俄与东盟的贸易额已从1994年的6.5亿美元增加到2002年的23.32亿美元(俄出口15亿美元,进口8.32亿美元)[4], 2004年为44亿美元, 2005年达到50亿美元,在各自贸易中占11%[5]。
2.俄对东盟的商品出口结构低下。俄对东盟的出口商品品种有限,主要是铸钢产品、化肥、纸张、纸浆、石化产品及一些武器,机器和设备的比重很小,而在苏联时期机器和设备在东南亚地区某些国家的市场上占有不错的位置。东盟国家对俄出口的商品主要集中在通讯领域、电子设备制造和机床零件生产领域。
因此,受双方商品贸易结构的影响,俄对东盟的出口额远远超过自东盟的进口额。这一趋势从苏联时期一直延续至今[6]。
3.俄同东盟国家贸易的地理分布发生了明显变化,双边贸易的发展仍不平衡。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苏联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额中,越、柬、老占80%左右,苏联对上述3国的出口也远远多于对新、马、泰、印尼、菲、缅的出口。如今东盟国家中的对俄贸易伙伴发生变化,居首位的是新加坡、马来西亚这样一些工业发达国家。例如, 2002年同俄贸易额最多的东盟国家是新、马、越、泰和印尼。上述5国同俄贸易占东盟同俄贸易的90%,其中,新占26%、马25%、越17%、泰14%和印尼8%。在俄对东盟的出口中,新、马、越三国是俄主要伙伴,这三国占俄对东盟出口的近80%;在俄从东盟的进口中,马、泰、印尼、越、新则是俄主要伙伴, 5国占俄从东盟进口的近95%,其中从马、泰、印尼三国进口占74%。而俄对东盟其他5个成员国(老、柬、缅、菲、文莱)的贸易很 少[7]。俄同东盟国家贸易在地理分布上的变化,从另一个侧面也说明,俄已摈弃了苏联时期那种从政治意识形态出发同东南亚国家发展经贸关系的做法。当然,俄与东盟的贸易一直局限在5个国家,也说明了俄与东盟地区贸易发展的不平衡。
俄罗斯与东盟经贸联系的滞后对俄参与亚太地区的一体化进程造成了不利影响。例如, 1997年11月,新加坡和菲律宾曾以俄与东亚国家的经济关系发展较弱为由,反对俄加入亚太经合组织;2005年12月,东盟又因俄与东盟组织没有实质性的经济关系,使俄未能如愿成为东亚峰会的创始成员国[8]。
造成俄与东盟经济合作水平低下的主要原因,一是前文提及的双方都没有把经济合作放在首位,重点考虑的是各自的政治和军事安全利益;二是由于东盟国家与日本、中国以及北美洲和欧洲国家的公司有着广泛的经济联系,而俄在同这些国家公司的激烈竞争中,经常在产品质量、供货期和支付条件等方面不敌竞争对手;三是在东盟地区的俄公司没有一个类似俄罗斯公司联合会这样的组织来协调这些公司在东盟国家的活动,造成俄公司在同东盟国家公司的贸易中各自为战,甚至俄公司间相互竞争;四是负责俄与东盟经济关系的贸易和合作工作组,由于受俄企业状况和俄经济调整等客观因素的影响,工作效率不高。
三 俄罗斯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前景
随着2007年11月《东盟宪章》和《东盟经济共同体蓝图》的签署,东盟在政治、经济一体化方面继续提速,东盟经济共同体建成后,东盟将形成一个充满魅力的统一市场。对处于经济恢复增长期的俄罗斯来说,拥有5.6亿人口、GDP超过1万亿美元的东盟,是大有潜力的贸易和投资地。加强与东盟的经济合作关系,不仅将对俄经济,尤其是远东和西伯利亚的经济开发具有重要意义,使远东地区的经济发展与俄参与亚太经济一体化的进程结合起来,而且还有助于俄在未来的亚洲世界发挥更大的作用。而随着俄罗斯国力的增强,东盟也看好俄罗斯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和巨大的市场,希望在区域一体化进程中继续打“俄罗斯牌”,平衡与美、中、日等大国的关系。此外,尽管目前俄与东盟的经济关系还处于低水平,但双方都认为在经贸方面的合作大有潜力。首先,从能源领域合作看,尽管印尼、马来西亚、文莱等国石油和天然气资源丰富,越南、菲律宾等国的铝土矿等矿产资源相当富有,但这些国家工业基础比较落后,而俄企业在资源开发加工方面则具有很强的优势。其次,从工业机器制造、科技领域合作看,按照俄专家的观点,东盟国家目前是俄高科技产品、汽车和航空技 术、机床和设备等为数不多的有前景的市场之一。这是由于近年来东盟经济快速增长,对俄某些产品的需求呈增长态势。例如,越南等国的工业大多是原苏联援建的,现均已进入技术改造期;致力于发展航天事业的马来西亚等国,在宇航员的培训等方面需要俄罗斯的帮助。最后,从农业、旅游等方面的合作看,东盟国家是热带农业区,农产品不仅种类丰富,而且质量上乘,许多产品对俄有吸引力。俄罗斯特别是东盟国家的旅游资源十分丰富,双方的旅游合作前景看好。鉴于上述分析,俄与东盟之间的经济关系将不断向前推进。
然而,双方经济关系的深入发展也将受到诸多因素的掣肘。第一,多国竞争的加剧。东盟战略位置重要、自然资源丰富、经济发展迅速,已成为世界上一支不可忽视的政治、经济力量。随着东盟政治、经济和战略地位的不断提升,各国尤其是各大国对该地区的利益角逐也将愈演愈烈,这不能不对俄与东盟经贸关系的发展造成影响,特别是美国和日本,由于历史和传统原因,在东盟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占据不可替代的优势,对俄与东盟关系的发展必将构成挑战。1993年以来,美国一直是东盟最大的区外贸易和投资伙伴,日本是东盟除美国之外最重要的贸易和投资伙伴。从未来发展趋势看,为了减少对美日经济的依赖,东盟会不断发展与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经贸关系,但在短期内美日在东盟的经济地位很难被其他国家所取代。近年来,中国、印度、韩国、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等新兴市场对东盟的意义也日益突出,出于本国利益的考虑,这些国家也将会不遗余力地加速推进与东盟的经济合作。第二,俄罗斯与东盟拓展经贸合作的优势并不明显。虽然俄罗斯2/3的国土在亚洲,但其政治、经济中心在欧洲,同东盟国家贸易存在相距遥远、交通不便的劣势。而亚洲部分的远东和西伯利亚除能源外,与东盟国家的经济互补性并不强。不仅如此,东盟国家在政治、制度、民族文化、经济水平和安全政策取向等方面存在较大差异,特别是老、柬、缅等国的经济规模较小,使俄与东盟国家经济合作发展不平衡问题难有实质性的改变。第三,俄罗斯经济实力的制约。尽管目前俄经济已进入恢复性增长,但在未来10年内,由于内需相对不足,以及世界市场对能源原材料的需求,为了实现GDP翻番目标,俄仍会追求经济的粗放增长。经济结构和增长方式难以改变,俄经济很难有质的提升。据俄经济发展和贸易部的报告,按汇率计算,俄到2010年能成为经济大国, 2015年能成为经济强国[9],但按可比价格计算,俄要10年内实现GDP翻番目标却非易事,实际增长速度并不快。因此,俄不可能成为世界经济的现代化中心之一,对周边经济的带动作用有限,这就使俄仍不能在东盟的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发挥应有的作用。第四,俄罗斯对东盟政策的定位。由于俄亚洲部分特别是远东地区地广人稀,除几条大河外缺少天然的地理屏障,因此,确保远东地区地缘政治安全是俄地缘政治近乎于永恒的主题,也是其外交政策的基本出发点。此外,“三股势力”在俄罗斯和东盟国家都不同程度地存在,反恐是双方面临的共同问题。在这种情况下,尽管自2005年以来,俄同东盟转向调整实质性合作,但双方的政治合作仍将强于经济合作。因为在双方签署的《2005~2015年行动计划》中,最清晰和最详尽的内容是关于双方在反对国际恐怖主义和各种形式的跨国犯罪领域的合作,有关经济合作的内容尽管也相当宽泛,但这些内容要想真正地得到落实还为期尚远。显然,双方经济合作的实际效果在短期内难以显现。
总之,俄罗斯要想使同东盟的经济合作快速发展,其难度可想而知。在可预见的将来,双方的经济关系仍将滞后于政治关系的发展。
(责任编辑:李丹琳)作者系东北财经大学教授、辽宁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东北财经大学区域经济一体化与上海合作组织研究中心兼职研究员。
[1]А.Лосюков,Началопрактическогодиалога//Международнаяжизнь, 1997г.,№11.[2]三个具体因素是: 2001年九一一事件后,美国将东南亚定为打击国际恐怖主义的“第二战场”,使美国与次地区国家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具有额外的动力;美日关于21世纪联盟与安全联合声明和美日在国防领域合作的指导性原则的签署,实际上意味着日本“保证整个东南亚和平与安全”责任的扩大;中国总理朱镕基提出建立东盟—中国自由贸易区的建议。
[3]Независимаягазета, 02.08.2007.[4]http: //www.ivran.ru [5]http: //www.made4u.ru/18.01.2006 [6]苏联时期,虽然俄同越、柬、老三国的贸易呈顺差,同新、马、泰、印尼、菲、缅的贸易呈逆差,但总体而言,同东南亚国家的贸易呈顺差。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顺差额超过了20亿卢布。
[7]Е.Канаев,АСЕАН иРоссия:отношения послехолоднойвойны//Мироваяэкономикаи международныеотношения, 2007г.,№2,с.69.[8]东盟认为,在参加首届东亚峰会应具备的三个基本条件(成为东盟的全面对话伙伴;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与东盟组织有实质性的政治和经济关系)中,俄具备了前两个条件。因此,俄罗斯只作为嘉宾列席了东亚峰会。参加首届峰会的国家有:东盟10国、中、日、韩、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9]邢广程主编:《俄罗斯东欧中亚黄皮书—2005年:应对挑战》,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6年版,第75页。《俄罗斯中亚东欧市场》2009年第3期
第三篇:浅析湖南省环境与经济关系
浅析湖南省环境与经济关系
摘要:本文采用湖南省1990—2008年人均GDP与工业三废数据,建立起湖南省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KC)并对其成因进行分析。结果表明,湖南省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正相关,目前正处在上升阶段,只有工业废水排放量处在下降阶段。因此,湖南省必须从根本上改变现有的经济发展模式,发展循环经济和产业生态化是湖南省实现经济发展与环境改善双赢的关键。
关键词:产业增长;环境负荷;环境库兹涅茨曲线
正文:研究经济增长与环境质量相互关系的经典工具是“环境库兹涅茨曲线”(Environment Kuznets Curve,EKC)。库兹涅茨曲线最初是由上世纪50年代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提出,用于分析经济发展过程中的收入分配差别。1991年,Grossman和Kluegel开创性地将库兹涅茨曲线用于分析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的相互关系。Shafik和Bandyopadhyay、Panay-otou也分别在90年代初期进行EKC实证研究。随后,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假说基本形成,其主要内涵是:在经济增长的初级阶段,环境污染会随着经济的增长急剧恶化,当达到某个“拐点”后,经济继续增长,随着科技进步和人们环保意识的加强,环境污染程度会随之下降,生态环境逐渐改善,即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物的拟合曲线呈现“倒u型”。由于诸多因素的影响,EKC曲线的曲率各不相同。有研究表明,一般发达国家在人均GDP为8000-10000美元时出现“拐点”,后发达国家如亚洲四小龙在人均GDP为3000-5000美元时出现“拐点”,环境质量提前出现好转。同时,EKC中拐点的出现隐含了一个重要的前提条件:生态阈值足够大。它假设无论污染多严重,生态环境都是可逆的、可恢复的,因而拐点总是存在的、可实现的。如果生态环境恶化到不可逆、不可恢复,那么EKC所假设的拐点就不可能出现。此外,拐点的出现并不是经济发展的必然(不会自动出现),必须借助于政府环境政策和其他因素的干预。
观察湖南省经济发展与环境负荷之间的关系,预测湖南省环境质量的发展趋势,分析湖南省经济发展中的生态环境问题,将有利于湖南省利用后发优势,平缓环境库兹涅茨曲线,实现经济增长与环境改善的双赢。
一、湖南省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现状
1.湖南省经济发展现状
湖南省经济总体上呈现出“经济实力飞跃、结构调整优化、居民收入增加、市场消费活跃、社会各项事业发展加快”的良好发展态势。湖南省200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全省地区生产总值历史性迈上万亿元台阶,达到11000亿元,增长12.8%。新型工业化取得新进展,规模工业增加值完成3 500亿元,增长18.4%;50个产业集群主营业务收入占规模工业的60%,继2007年机械行业主营业务收入过1000亿元,2008年新增食品加工、石化和有色三个过1000亿元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增加值增长30%,占生产总值比重达10%,光伏产业、软件与信息服务产业等加速发展,原创动漫产量保持全国第一。新型城市化加速推进,城市化率达42.15%,同比提高1.7个百分点。200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13 821元,增长12.4%;农民人均纯收入4 512元,增长15.6%,增加608元,创历史最高水平。
2.湖南省生态环境现状
(1)单位生产总值污染物排放量有所控制
为实现全省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湖南省逐步将环境保护纳入影响经济发展的因素中,围绕主要污染物减排、改善环境质量、构建和谐社会目标,认真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做了大量的工作。从表1可见,2003-2008年期间,万元产值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和万元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呈现明显的下降趋势,尤其是万元产值工业废水排放量出现较大的下降幅度;单位产值工业废气排放量则控制效果不够理想,2007年出现20.43%的大幅增长。
(2)工业“三废”排放总量持续增长
虽然湖南省单位产值工业“三废”的排放量有所控制,但是工业“三废”排放总量局面依然不容乐观。从表2可见,除了工业废水排放总量逐渐下降之外,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总体来看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2007年工业固体废物产生总量和工业废气排放总量增长率高达23.64%和46.38%,2008年则增长趋缓。可以预见,随着我国经济总量的增长,经济社会发展与资源环境约束的矛盾越来越突出,环境保护面临越来越严峻的挑战。
二、产业发展与环境负荷关系模型
1.指标及数据的选取
考虑湖南省的经济发展状况、数据的可得性和研究的全面性,选取的变量时间跨度为1990-2008年,选用了人均GDP(剔除价格影响以1990年的不变价格计算各年的实际人均GDP)反映湖南省的经济发展变化,选取了能够反映工业活动对环境影响的三个指标来描述湖南省环境质量的演变,分别是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按照上述指标从湖南省统计年鉴(1990-2008年)中选取相关数据。
同时,为了方便不同单位和差异较大的数组之间进行比较,以1990年为初始水平对原始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标准化处理后的数据将与真实数据的分布特征保持一致不会发生改变。
2.模型构建与参数估计
(1)模型构建
依据上述所选标准化数据分别建立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函数关系模型。运用SPSS统计软件绘制人均CDP与工业“三废”排放情况散点图,观察数据分布趋势,根据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理论可知:
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符合三次函数曲线:
y=a+b1x+b2x2+b3x3+ε(1)
其中:y分别代表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x代表人均GDP,a为常数项,b1,b2,b3为待估参数;ε为随机误差项。
(2)参数估计
根据上述分析和标准化数据,运用SPSS统计软件分别对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量、工业粉尘排放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进行拟合,拟合结果见表3所示。从表3中可以看出,以上模型均已通过了系数显著性检验和方程整体显著性检验,而且拟合系数均大于0.9,拟合效果较好。
分别以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工业废水排放
量、工业废气排放量为y轴,以人均GDP为x轴,利用SPSS统计软件得到人均GDP和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waste solid)、工业废水排放量(waste water)、工业废气排放量(wa8te gas)的模拟曲线图(见图
1、图
2、图3所示)
3.模型分析
(1)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中,第一个转折点出现在0.471,对应于1995年的人均GDP2 987.207(1990年的不变价格),这是“u”型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一个低谷。当前,“u”曲线还处在上升阶段,工业固体废物产生量与经济增长正相关,达到高峰后可能会出现一次“倒u”曲线。但是,若不加以有效控制,工业固体废物排放量的恶化状况将推迟下一个高峰的出现时间。
(2)工业废水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中,工业废水与经济发展负相关,随经济的增长呈现曲线减少态势,大致构成“u”型曲线的左侧部分。利用拟合方程进行预测,在有效的环保控制机制下,随着经济增长,工业废水排放量仍将处在下降阶段。工业废水排放量呈下降趋势主要原因在于近年湖南省废水污染项目治理资金的投入不断增加,2004年为21076.1万元,2005年为35289.9万元,2006年为48705.7万元,而且以递增的速度上升,由此减少了工业废水的排放量。再者,湖南省工业废水排放达标率不断提高,截至2007年底达到89.8%,这也从根本上减少了工业废水的排放量。
(3)工业废气排放量与人均GDP的拟合曲线中,工业废气与人均GDP正相关,随经济增长呈现上升趋势,而且以递增的速度上升。利用拟合方程进行预测,随着经济增长,工业废气排放量仍将处在上升阶段,若不加以有效控制,工业废气排放量增加所带来的大气污染局面将进一步恶化。
三、结论
从上述结果来看,湖南省工业固体废弃物产生量和工业废气排放量的总体变化趋势比较相似:在短期内都呈现出加速增长的趋势,从长期来看,在达到一个较高的收入水平时情况可能会逐步改善,但目前还处在EKC的上升阶段。由此表明,粗放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经给湖南省的生态环境造成严重压力,如果仍旧按照现有的“三高”发展模式,短期内很难出现环境质量改善的拐点,其环境质量将加速恶化。实现“拐点”的跨越不能仅仅依靠经济的增长,环境质量的改善并不会随之自动发生,如果环境退化超过一定的生态阈值,环境退化就会变得不可逆转,环境恢复就会变得不可能或者需要付出昂贵的代价。作为新型工业化的前沿阵地,“两型社会”的试点地区,湖南省不能再重复“先污染。后治理”的经济增长轨迹。因此,湖南省必须要转变经济发展方式,把原来单一线性的“资源—产品—废弃物”污染排放过程改变为“资源—产品—再生资源”的物质循环闭合流程。
参考文献:
1] 马立平;统计数据标准化──无量纲化方法──现代统计分析方法的学与用(三)[J].北京统计 2000年03期
[2] 陆虹;中国环境问题与经济发展的关系分析——以大气污染为例[J].财经研究 2000年10期
[3] 吴玉萍;董锁成;宋键峰;北京市经济增长与环境污染水平计量模型研究[J].地理研究 2002年02期
[4] 杨凯;叶茂;徐启新;上海城市废弃物增长的环境库兹涅茨特征研究[J].地理研究 2003年01期
[5] 周民良;中国的区域发展与区域污染[J].管理世界 2000年02期
[6] 曹刚;杨正见;王延辉;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库兹尼茨关系量化探讨[J].环境保护 2001年06期
[7] 徐梦洁;黄劲松;周生路;彭补拙;谱分析方法在市域经济周期研究中的应用——以温州市为例[J].经济地理 2001年04期 [8] 蔡宁;郭斌;从环境资源稀缺性到可持续发展:西方环境经济理论的发展变迁[J].经济科学 1996年06期
[9] 章建宁;常州市区环境质量与经济增长的库兹尼茨关系[J].江苏环境科技 2000年03期
[10] 李周;包晓斌;中国环境库兹涅茨曲线的估计[J].科技导报 2002年04期
第四篇:洛阳市经济关系调查报告
思政课社会实践(2)调查报告
材料学院 张曙光
张中凯
张召
张云鹏
洛阳市经济关系调查
材成 108班 论文撰写 论文撰写 调查及数据整理 调查
10102060822
10102060831
10102060829
10102060828
赵建中
10102060832 调查
洛阳市经济关系调查 调查时间:2012年7月1日至8月31日 调查地点:洛阳市市辖区县
调查对象:洛阳市辖区县政府机构、工业园、公司、工厂、市民 调查方式:走访调查以及问卷调查
一. 调查目的
洛阳市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新兴重工业城市,是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重点建设的工业中心之一。
洛阳研究开发领域涉及机械、电子、冶金、石油化工、材料、航空航天、通讯、生物工程、食品、环保、农林水等几十个行业领域,其中在耐火材料、轴承、玻璃、农机、矿山设备、有色金属加工、石化工程、航空航天、化工、隧道工程、工程防护等十几个行业领域具有国内领先水平。
2010年洛阳经济总量在中国大陆排名第42位,中部六省中排在南昌、太原等省会城市之前,居河南省第二位。
随着中国推动的中部崛起战略的逐步实施和中原经济区的建设,洛阳的区位优势和综合优势越来越明显。
通过对洛阳经济情况的调查,本实践小组力图使用毛泽东《论十大关系》一文中的原理,来分析洛阳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及产生这些问题的原因,并且找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对策。
二. 调查内容及分析
1.重工业与轻工业以及农业的关系 调查地点:洛阳市统计局
洛阳市2011年全年生产总值2717.0亿元,比上年增长12.5%。其中,第一产业增加值203.8亿元,增长3.7%;第二产业增加值1672.5亿元,增长15.9%;第三产业增加值840.7亿元,增长8.1%。
全年粮食总产量230.85万吨,比上年下降2.2%。其中,夏粮产量109.23万吨,下降1.5%;秋粮产量121.62万吨,下降2.8%。
全年全部工业增加值1492.6亿元,比上年增长17.0%。其中,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完成增加值1255.1亿元,增长19.8%。分轻重工业看,轻工业170.0亿元,增长19.9%;重工业1085.1亿元,增长19.8%,轻重工业比例为13.5:86.5。在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中,非公有制工业实现增加值688.3亿元,增长22.5%,高于全市规模以上工业增速2.7个百分点,对规模以上工业的贡献率达61.8%。2.发展经济与民生的关系
调查地点:洛阳市民政局、物价局
全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20163元,扣除物价因素,比上年实际增长8.5%;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性支出13884元,实际增长9.3%。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6822元,实际增长13.2%;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5293元,实际增长7.7%。
据社保部门统计,年末参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人数95.65万,比上年末增加5.05万人,其中参保职工70.05万人。参加城镇基本医疗保险人数97.6万,增加4.9万人。参加失业保险人数60.23万,增加0.21万人。年领取失业保险金人数2.67万,增加0.51万人。据财政部门统计,全年全市财政收入344.3亿元,其中,教育支出63.2亿元,增长42.0%;社会保障与就业支出27亿元,增长26.2%;医疗卫生支出24.6亿元,增长42.8%。3.经济模式转型
调查地点:洛阳经济技术开发区、伊川电力集团、中国移动呼叫中心等
伊川电力集团作为中国500强企业之一,依托传统优势电解铝技术,正借助年产25万吨连铸连轧铝板带、龙鼎铝业60万吨铝箔等具有国际领先技术的项目,不断拉伸铝产业链条;
中国移动客服中心落户洛阳经济开发区,届时将形成国内最大的呼叫产业园区,实现“中原声谷,呼叫全球”。
经济转型的重要载体是产业集聚区建设。新兴产业在引领转型潮流同时,也形成了一批各具特色的产业集聚区。和移动呼叫中心一起,顺兴通信产业园、恒生科技园等服务产业正在洛阳经济开发区迅速崛起,该区顺势提出要打造全省唯一以现代服务业为主导产业的集聚区。.对外经济与招商引资
调查:洛阳市海关及商务部门
据洛阳市海关统计,洛阳市2011年年进出口总额208295万美元,比上年增长34.7%。其中,出口总额147774万美元,增长40.5%;进口总额60521万美元,增长22.3%。
据商务部门统计,全年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5家;合同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额146145万美元,增长34.2%;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金额176800万美元,增长46.8%;引进市外境内资金437.2亿元,增长32.2%。
三.调查结论,对策和建议
1.通过本次调查分析可知,在工业和服务业及农业上,本市的国有重工业依然占主导地位,其次是服务业具有一定的可发展潜力,然而在农业方面却有所停滞,种地面积增加而亩产值却不断减少。首先,洛阳是一个传统工业城市,有着工业发展优势,但在工业发展模式上却有所欠缺,产业过于集中,且多而不精大而不强,有许多小企业产值低于平均水平,不能形成一定的品牌优势。其次服务业虽然发展较快,但是各方面还处于欠发达阶段,在从业人员数量及质量上都还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从业人员的业务素质高低不齐,在服务业中的一些小的行业过于集中,出现一些不良的竞争,这些都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的快速发展。然后,由于农业发展长期得不到重视,一些先进的技术和 生产设备不能快速有效地被农民掌握,农业生产资料落后于粮食生产发达地区,给全市人口增长和工业的快速发展留下了隐患。根据我国基本国情与洛阳本地的发展特点,并运用十大关系的指导,我们应该利用发展重工业的成功经验对农业和第三产业的发展模式及方向做出积极改进,充分利用先进的工业生产资料来支持第一、第三产业的发展,适当调整重工业和农业、轻工业的投资比例,更多地发展农业、轻工业,同时加快产业转型,使整体经济发展模式更趋合理、完善。与此同时,还应当加强与沿海经济发达地区的生产交流,吸取他们的有利成功发展经验,平衡工业发展布局,并积极争取沿海大型企业的投资,引进他们的先进技术。
2.在经济建设的过程中,要注重以民为本、关注民生。人民是社会的根本,也是经济建设的主力。虽然洛阳人均可支配收入持续增长但总体水平依然较低,可享受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福利的群众占全市总人口的比例较低。全市拥有的学校、医院保健机构等基本满足市民需求,但距发达地区还有一定差距。普通人民与管理者之间缺乏有效沟通,人民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意见和建议不能及时被政府机构接受和采纳。综上我们提出以下建议:我们应该兼顾社会发展与民生的关系,通过适当提到工人工资来提高工人劳动积极性,并利用社会公共收入如旅游收入来创办更多的社会福利机构。政府应多管齐下,通过采取价格补贴、出台政策措施保证供给、对蔬菜粮食生产供应体系经行改革等措施,以求建立农产品价格稳定机制,同时应该加强市场监管打击投机炒作和价格欺诈来稳定物价,切实保障居民特别是低收入人群的生活水平。政府要在群众中树立 好的形象,贴近群众;建立良好的平台,如设立一个专门的机构专门与群众交流,或者发挥互联网的作用,群众反映的问题尽快解决,也把政府的有关决策及时传达给群众,争取群众的支持与帮助。
3.纵观洛阳全年的外资引进工作,虽然成效显著,但与经济快速发展的需求相比,与先进地区的外资引进相比,无论广度还是深度都还有一定差距,主要表现在:对外开放度较低,外资所占比重小;外资规模仍然较小,项目数量少,创造的就业岗位不多;外资引进信息渠道少,项目储备少,在外资项目信息的获取上有很大的偶然性;部门对外资引进重视不够,引进外资手段匮乏。
对此我们建议:第一:建立项目推进保障机制,在确定外资项目信息后,立即组织得力班子跟踪项目、洽谈签约、动工促建、项目达产,保证各个环节的顺利进行。
第二:牵头部门积极努力,相关部门通力协作、灵活变通、攻坚克难、特事特办。为外资进入创造一切有利条件。第三:明确目标,落实责任,对外资项目招商负责人和促建单位实行考核奖惩制度,切实调动招商人员的积极性。
任
第五篇:中美经济关系论文
论中美经济关系
中美两国,一个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拥有丰富的劳动力资源,明显的成本优势,广阔的市场和无可限量的发展潜力;另一个是拥有世界上最强大经济,科技实力的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从美中关系史看,自冷战结束后,美国对华政策的钟摆一直在遏制与接触之间摇摆不定、在战略合作伙伴与战略竞争对手之间犹豫不决,也被美国学者定义为“非敌非友”。中美两国的关系,直接影响到世界经济的发展。就中美当前的关系来说,是处于一个蜜月期,但问题与冲突同样存在。
在现代国家的发展进程中,经济是一个国家强大的物质条件,是最核心,最现实也是最切实的国家利益,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地位与影响力。美中经济关系正在进入一个全新的极其复杂的阶段,简单地说,中国既是伙伴又是对手。二战以来美国一直领导着世界经济,而今中国是世界第四大经济体,展望21世纪的世界经济,美中两国经济关系可以说是最重要的双边关系。
美中经贸关系的复杂性表现在很多方面。
首先,中国作为一个投资和出口平台的吸引力正越来越多地体现在其不断提高的生产力水平上,而拥有丰富的廉价劳动力这一因素已日益居于次要地位。对美国出口来说,中国本身已经成为一个回报极高的市场,未来仍具有巨大的潜力。中国可能仍然是美国企业和投资人的巨大经济机会。
另一方面,这种经济关系提出了一些困难的问题。美国已经感受到中国经济增长带来的影响:在市场上美中企业形成竞争,美国企业受损并开始警惕中国。就业岗位的减少、要求重新评估人民币价值、越来越多的贸易磨擦等问题无一不表明未来美中关系将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
两国既相互依存,又有可能发生冷战和战争,关系很敏感。
中国持有8000亿美元的美国国债,是美国最大的债权国。但同时,中国成为了“美元的囚犯”。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学家余永定表示:“我们被逼入死角。中国不会使用(攻击美国的)过激的政策。因为如果那样做,我们会先受到伤害。”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的中国问题专家尼古拉斯-拉迪表示:“中国已陷入美元的陷阱。中国将很难摆脱。”
美国则“被巨额债务所束缚”,不能惹怒中国。另外,中国还是向美国提供“廉价物品”的大型工厂。如果没有中国,美国在经济低迷期不得不经历严重的通货膨胀。
如果两国找到方式消除分歧,相互合作,就能实现双赢。随着今年贸易关系摩擦减少,美国普遍支持北京奥运,总统大选的各候选人也不再针对美国对华关系发表激烈言论。这些现象,充分说明两国相互间交流和对话增多,彼此重视和对方建立良好的合作关系。
美国在全球金融海啸受创极深,中国却成为全球经济复苏的主要引擎。同时,这种变化也反映了奥巴马本人务实的外交理念和风格。奥巴马此次亚洲之行,将未来美中关系的发展蓝图作了更为清晰的定位。奥巴马和胡锦涛在会后发表的联合声明中说:“双方同意共同努力为21世纪建立一个积极、合作和全面的美中关系,并在所有层面上保持并加强交流。” 美国总统奥巴马此次访华首先是“交流之旅”。这种两国领导人和决策者之间真诚和深入的面对面交流具有重要意义。它有助于增进互信与合作,维持新时期双边关系的发展势头。
同时,这也是一次发现之旅。奥巴马总统此前从来没有去过中国,所以这次是个好机会,可以让奥巴马总统发现中国是什么样的。使其感受到一个充满活力和迅速增长的中国,领略了中国的古老文明,同时也看到了中国在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中所面临的困难而复杂的挑战,其中包括低收入人口的生活问题,以及打工者的就业问题。
奥巴马总统的这次中国行也是一次“收获之旅”。两国从中美关系、增进双方战略互信、经济合作与全球经济复苏、地区和全球性挑战,以及气候、能源与环境等方面进行了总结。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主题是“凝聚信心,恢复经济增长,加强中美经济合作”。在当前世界经济面临严峻挑战的情况下,中美两国的合作至关重要。中美两国无论是单独还是共同的行动,都牵动着全球的经济和金融体系,直接影响到国际经济体系的稳定。
在此次对话中,中美双方围绕经济方面重点讨论了以下5个议题:一是加强中美双方重大经济问题的理解和合作,展望中美经济关系的长远发展,对中长期经济对话进行规划;
二是应对金融危机,恢复经济增长;即经济复苏。修复全球经济是美中两国的首要目标。双方已在国内采取果断行动,以刺激经济和稳定金融机构。而且双方均认为,进一步的经济和金融合作对全球复苏是必要的。
三是关于气候变化和清洁能源。确保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讨论两国调整经济结构,促进经济可持续、平衡增长的措施。
四是构建强有力的金融体系,就两国国内金融改革进展和国际金融体系改革有关议题交换意见;
五是加强贸易和投资关系,讨论支持全球贸易体系,反对贸易保护主义,深化双边贸易投资合作以推动经济增长。
首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框架下的经济对话增进了双边沟通,加深了相互理解和信任。双方认识到就经济、金融议题加强合作对世界经济健康发展具有重要意义,并重申坚持高层对话的承诺,达成了重要成果共识。在经济对话结束后,双方发布了《联合成果情况说明》。中美双方在此次对话中就广泛问题进行了坦诚、深入、广泛、富有成效的讨论,对话参与人数之多,涉及领域之广,交谈之深,是中美建交三十年来首次。中美经济、贸易和金融关系正处于向一种更复杂的全新关系转化的过程中。
在国际金融市场依然面临挑战、世界局势发生复杂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中美两国肩负着更加重要的共同责任,拥有更加广泛的共同利益与合作基础。进一步提升中美合作水平,不仅符合两国人民的共同利益,也有利于亚太地区乃至世界的和平、稳定与繁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