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同国家媒介与政治的关系

第一篇：不同国家媒介与政治的关系

不同国家媒介与政治的关系

 黄文龙 罗安平：《试论政府议程与媒介议程关系——对苏联新闻体制再思考》.作家杂志.2007 No.11.摘要：虽然苏联已在历史中定格，但它在新闻领域留给我们的经验和教训仍值得进一步思考和研究。本文从传播学视角来剖析苏联新闻体制，解读其政府与媒体的关系，为探讨我国新闻媒体与政府关系提供思路。

文章从传播学角度进行再思考，认为苏联的新闻体制构成的拟态环境主要呈现两种关系模式，媒介议程等同于政府议程，媒介议程与政府议程的博弈。获得的启示是，政府议程要把握方向，起主导作用，媒介议程还应兼顾公众议程，提供社会各领域的信息，发挥监督效能。 吕林：《中西媒介管理体制浅析》.研究生学苑.摘要：由于中西方在政治体制、经济体制和文化传统、国际环境父母的差异，传媒管理体制自然不同。本文主要论述的是国家和社会对媒介活动的制约机制。通过参照西方国家媒介管理体制和媒介管理自身的特性，启示我国媒介管理体制。

文章认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管理体制是建立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制之上的，因而更多的强调依靠社会力量调节媒介活动，即通过较为完备的立法、经济政策和社会中介组织来间接管理新闻媒介。我国媒介至今在管理上依然带有的计划经济的烙印，导致的管理的尴尬和实践领域的某些混乱，以及当今社会对媒介抱有的太多期待都给媒介管理主体提出了种种挑战。再加上媒介管理自身带有的务虚性和业务性，启示我国媒介管理要建立以政府为主导，多方面参与的管理主体体系。 杨泽娟：《论西方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中共云南省委党校学报.Sep2006.Vol.7 No.5.摘要：西方大众传播媒介在社会生活中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社会的“第四等级”，尤其是新闻媒介，越来越多的渗透和介入到政治领域，被比喻为政府的“第四权力”。思考和探究它们的互动关系，以及出现的正负效应，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健康发展有着极为重要的现实意义。

文章通过西方国家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西方国家政党、政府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和利用两方面探究西方大众传播媒介与政治权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其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体现在：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重要渠道，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左右舆论，设定议程，影响政府决策。政党、政府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和利用体现在：运用政治约束力控制媒体；媒体沦落为政党竞选的工具。思考对我国新闻媒介的发展借鉴是，建立健全现代舆论监督制度。

 郭敢峰 杨涛《如何打造传媒与政治和谐关系下的新闻媒介环境》.中共石家庄市委党校学报.文化视点.Mar2010.Vol.12 No.3 摘要：用传播生态学的观点来观照传媒与政治的关系变化与发展过程，二者的相互关系始终是日趋交融而共生共存的作为新闻媒体发展的管理决策者和市场经营的实施者，政府与媒体都应该充分认识传媒与政治的生态关系，全面理解政治在传媒时代的基本性质和存在形态的变化认识大众传媒的社会公器功能，把握“政治传媒化”的管理策略，尊重公众的信息知情权，同时打造传媒生态视域下的政治文明，从而建立起和谐的新闻媒介生态环境。

 潘祥辉《从博弈论视角看中国媒介制度的变迁与演化》.昌吉学院学报.2011年第1期.摘要：制度的形成是博弈的结果，博弈的均衡即表现为制度。媒介制度通常也是制度变迁主体之间博弈的产物。博弈方之间的力量对比，决定了制度均衡。正是不同利益团体间的博弈打破了媒介制度的均衡，导致了媒介制度变迁。从中国媒介制度变迁的历史维度来看的确如此，不同的博弈格局对应着不同的制度格局。在从近代以来开启的媒介制度变迁中，政府是制度博弈中的重要主体，当政府的力量十分强大时，媒介制度的演化路径是由政府掌控的，但当政府的力量面临挑战，媒介制度的的演化一般会有一个充分的博弈过程。最终的制度安排一定体现了各方力量的对比。

 宋小纯《浅析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学术前沿.法制与社会.2007.10.摘要：大众传媒在西方国家向来被誉为是在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之外的“第四权力”，今年来它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倍受关注，不断出现媒体政治化和政治媒体化这样的争论。本文旨在探讨不同时期内媒体与政治之间的互动。

文章综合论述了不同时期内中西方媒体与政治的互动，认为不管在西方还是中国，媒体都是政治活动的“展示窗口”，是政治伸展的“触角”：同时媒体也通过行使舆论监督职能对政治形成牵制力，影响社会政治的发展过程。其实，媒体与政治的关系完全有可能向良性的方向发展，关键也许就在于媒体组织自身的结构体系以及政府对媒体的态度。

 彭伟步《东盟五国对外媒介政策透视》.环球视窗.国际新闻界.2002.6 摘要：本文主要论述了东盟五个代表国家的对外媒介政策。新加坡：用法律严格约束外来传媒；马来西亚：对外来传媒实行适度从紧政策；印尼：较为宽松地对待外来传媒；泰国：排斥外来传媒；菲律宾：面向美国传媒开放。指出保护本国文化，对外来传媒实行有效控制，是东盟国家发展经济和民族文化的主要手段。他们对外来传媒所实施的政策，恰好为我国入世后的文化产业的保护与发展提供借鉴。

 李异平《论东盟国家媒介与政治发展的互动关系》.暨南学报.哲学社会科学.Vol.22 No.4 Jul.,2000.摘要：东南亚与中国毗邻，其独特的社会背景为新闻媒介的发展通过了历史舞台。同中国一样，东盟现代报纸的帷幕由殖民主义者们揭开，随后便在政治的漩涡中，被政治、经济和文化势力所掌握。三种势力下的媒介为我们展示了不同的媒介功能和效果，也为我们呈现出东盟媒介和国家政治血肉相连的关系。

东盟国家的媒介与政治的互动关系表现在它与政府的三种关系上：殖民统治和军管时期，媒介从属于政府；国家建立政权之处，媒介与政府共生；媒介与政府对立时期，揭露和抨击政府成了媒介的主要任务。总之，东盟国家的媒介与政治的关系血肉相连，它随着历史的进程而不断演变，国家的发展决定了它的地位和作用。这是东盟国家媒介与政治之间的互动关系给我们的启示。

 许东生《我国现行媒介管理体制的形成、特点与问题探析》.中国传媒大学第三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摘要：媒介的宏观管理是指对大众媒介的整体性、全局性的管理。本文从媒介宏观管理主体的视角出发，分析我国现行媒介宏观管理体制的特点及其形成的原因，探讨其在当前媒介融合趋势下存在的问题及变革的思路。本文认为我国现行媒介宏观管理体制具有党政结合、分业种、分级垂直管理等特点。这种体制特点是在我国媒介宏观管理主体的发展变革过程中逐步形成的，有深层的历史原因。但在当前市场经济和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现行体制的许多问题日益突显出来。针对这些问题，本文提出了大部制前提下的内容分类管理改革的思路。 何军《西方国家政党与媒体关系》

摘要：媒体与政党都是当今时代民主政治不可或缺的因素，西方国家政党和媒体的互动关系错综复杂：媒体是政党政治运行的重要参与者，但又相对独立于政党；西方国家的政党和政党政治在新形势下发生了许多变化，不少政党则主动调整了其同媒体的关系。体现在三方面：

1、政党与媒体的独立性；

2、政党纷纷采取更为积极地媒体应对策略；

3、媒体沦落为政党竞选的工具；

4、西方政党试图利用与控制媒体的方式是采取政治约束力。

观点：

一、在西方国家，大众传媒在社会生活中扮演极为重要的角色，成为社会的“第四等级”，尤其是新闻媒介，被比喻为政府的“第四权力”。其与政治权力的互动关系体现在以下两方面：西方国家大众传媒的政治功能主要是：

1、政治参与和政治沟通的重要渠道，政治社会化的重要工具。

2、左右舆论，设定议程，影响政府决策。

3、监督政府和政党。西方国家政党、政府对大众传媒的控制和利用体现在：

1、运用政治约束力控制媒体。

2、媒体沦落为政党竞选的工具。

二、在我国，推动新闻媒介健康发展的重要方式是建立健全现代舆论监督制度。首先，要划清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舆论监督同新闻媒体是“第四权力”等资产阶级新闻理论的界限。其次，舆论监督亟待不如规范化、法制化轨道。再有，建立有利于舆论监督生存的内部良好机制。最后，建立监督仲裁机构，使舆论监督健康发展。

三、在我国，打造传媒与政治和谐关系下的新闻媒介环境，要做到以下四点：

1、认识大众传媒的社会公器功能，新闻媒体通过自身得天独厚的舆论监督加大增进了公众对媒体的介入和信任，促进了现代公民社会的形成，媒体与民众沟通互动构成了现代社会健康、文明发展的有效机制。在社会主义条件下，我国的新闻媒体作为社会信息的载体，具有公共服务性和社会共享性，“社会公器”性质更加突出和强化。

2、把握“政治传媒化”的管理策略。“政治传媒化”是媒体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结果，其前提是媒体相对独立于任何政党和财团。在政治传媒化的过程中，政治宣传要按照媒体的新闻价值观和专业逻辑去传播事实。

3、尊重公众的信息知情权。从传播学意义上说，媒体和受众一起共同构成了完整的新闻传播活动。从政治传媒化的角度看，尊重公众的信息知情权也就成为衡量政府部门媒介素养的重要指标。

4、打造传媒生态视域下的政治文明。“政治文明”是人们改造社会所获得的政治成果的总和，表现为人们在一定的社会形态中关于民主、自由、平等、解放的实现程度。在政治文明建设过程中，传媒所具备的影响舆论的功能，以及它对现代政治文明的形成所起到的引导和支持作用，是政治文明得以正确实施的重要力量。

四、我国现行的媒介宏观管理体制是一个以分业种垂直管理为典型特点的管理体制，这种管理体制随着媒介融合的大趋势，越来越存在以下问题：

1、分业种垂直管理造成媒介壁垒和地区壁垒。

2、缺乏能制定、协调媒介产业整体政策的部门。

3、媒介管理部门职能交叉，分工不明。因此媒介宏观管理体系的改革势在必行，而实行大部制前提下的分类管理或许是我国政府媒介宏观管理体系改革的一个可行思路。大部制即大部门体制，是指“按政府综合管理职能合并政府部门，组成超级大部的政府组织体制，特点是扩大一个部所管理的业务范围，把多种内容有联系的事物交由一个部管辖，从而最大限度的避免政府职能交叉，政出多门，多头管理，从而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内容分类管理指的是，按媒介内容划分类别进行管理，如分为新闻类、生活服务类、娱乐体育类、电影电视剧类等内容类别。

第二篇：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关系

探讨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及方式

摘 要：企业文化建设作为西方国家的一种全新管理方式，有很多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借鉴。但企业文化作为珍贵的“泊来品”进入我国企业，已有相当时日，但效果尚需改进。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整个社会、经济体制有别于西方；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光荣传统和政治优势，是我国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但随着社会的发展显得有些滞后。基于上述两个原因，如何继承祖国传统文化的精华和吸取国外企业文化建设的有益经验，把理论与实践、继承与创新、民族性与时代性结合起来，探索出一整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企业文化的理论体系和管理模式?是中国企业在改革大背景下所共同关心的问题。

关键词：企业文化

思想政治工作

关系与方式前言

1.1 定义

什么是企业文化？目前学术界还没有统一的定义，但我们可以这样理解：企业文化是一种微观文化，它以企业为主体，由企业领导者倡导，全体员工在企业长期生产、经营、管理过程中所形成的，并为企业全体员工认同和遵守的，以价值观念为核心，包括企业精神、企业奋斗目标、经营哲学、职业道德规范、员工素质等观念形态总和。

1.2 产生

日本是企业文化的发源地，他们把企业发家时的成功做法教条化，最终形成他们的企业文化，人称自发型。随着亚洲金融危机的冲击，日本企业文化已风光不再。美国则是在这基础上结合自己企业的实际，经系统研究植入企业，人称外力型。外力型的企业文化已经不仅仅是一些形式化的东西，而是进入企业经营管理的各个环节，包括配合自身的企业发展战略，支持企业改革、重组、国际化经营、流程重组、标杆学习、产业创新等。可见前者简单停留于员工的思想道德灌输等形式上；后者则进入企业管理的各个环节。

1.3 发展现状

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和现代企业制度的逐步确立，企业文化越来越被企业界所重视。尽管在西方社会的企业中有很多企业文化建设上的成功经验，值得我们去借鉴。但企业文化作为珍贵的“泊来品”进入我国企业，虽然倍受青睐，假如一味生搬硬套，不考虑到我国的国情，只会好景不长，变成了“绣花枕头”——中看不中用。时至今日，发现企业文化在中国相当一些企业中所扮演的角色还是相当尴尬的，发现大部分企业虽然已经对企业文化开始重视，但由于相当一部分企业在某些关键问题的理解方面存在误区，有的变成了一阵风及运动式的企业文化；也有的企业文化错误地向娱乐化、政治化、形象化、口号化甚至宗教化的方向发展，这些方向性的错误往往不能给企业带来积极的效果。

1.4 研究目的及意义

企业文化作为一个新概念，不论你认知与否，原本就存在于企业发展的全过程中，它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支撑着企业的经营理念，塑造着企业的形象。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我党的传统优势，是我国企业经济工作和其他一切工作的生命线。二者既有区別，又紧密联系，必须充分考虑这一因素，充分利用这一因素。所以，要加深对企业文化的认识和理解，吸收其中宝贵的经验，继承和发扬思想政治工作的优势，在企业管理实践中取长补短地运用它们，创造性地丰富他们，只有这样，才能使企业文化真正发挥它应该有的效用，企业职工思想政治工作才能取得新成绩。对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的认识和分析

如何使政治思想工作与企业文化相结合，真正发挥它们应该有的效用？这是现代中国企业经常会遇见的关键问题。在企业中要搞好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和我们长期坚持的思想政治工作通过一定的形式结合起来，首先要从观念上对两者之间的发展关系有正确的认识，然后才有可能让它们和其它管理职能一样，通过有机的结合，对企业的发展起到真正的作用。

2.1 企业文化和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在企业中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企业文化就是企业的理念。企业为实现这一理念，相应地制定了规范人们的行为的制度、规则。企业文化本质上是作为企业运行存在的，是作为人们理念和行为存在的。具体地说，企业文化反映的是企业生产精神、企业生产力规范、企业生产力的进步成果。

思想政治工作是党的工作的一部分，是企业工作的生命线，是团结和带领全体员工完成各项任务的中心环节，思想政治工作伴随党的发展而发展，是党建工作的一大法宝。

企业文化与思想政治工作在调动职工积极性，增强企业凝聚力，保证企业发展目标的实现上起着相辅相成的作用，但二者性质有所区别。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是以企业内部员工为对象，以解决思想为目的的一种活动；企业文化是一种社会文化现象，是与企业经营活动有机融合在一起的一种活动。这种活动包含着极丰富的文化内容，不仅对内有粘合作用，对外也具备一种争取公众对企业信同的社会功能。

2.2 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加强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

现代企业管理表明，人不但有经济利益的要求，而且有精神需求，企业文化是区别于传统企业管理的重要标志。企业员工群体行为的塑造，是企业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企业文化通过激励全体员工的智力、向心力和勇往直前的精神，统一企业的道德准则和行为方式；把员工的个人工作同自己的人生目标联系起来，唤起企业员工的广泛热情和团队精神，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各种生产要素的作用，创造最佳的劳动生产率和经济效益。这与思想政治工作的目标是完全一致的，两者的有机结合，有效地克服了经济工作与思想政治工作分离的“两张皮”现象。将在企业生产经营活动中形成的治企方针、经营思想、职业道德等统一起来，并渗透到精神文明建设中去，便可使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文化建设在结合中升华。

2.3 企业文化建设有利于思想政治工作的完善和创新

时代在前进，社会在发展，市场经济在不断完善，传统思想政治工作，仅仅是简单的说教和灌输，已经不适应时代发展要求。而企业文化则强调人是管理中心，形成特有的文化氛围,使置身其中的人的情感和精神自觉与是企业精神相融。思想政治工作建设要有新思路，作为企业中的党组织，一定要认识到这一新情况，充分发挥党组织的政治工作优势。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溶于企业的核心——人本管理中，通过“春风细雨”式的思想工作方法，为协同企业的发展目标，做好人思想的工作，为员工设计职业生涯，让员工如鱼得水，全面推动企业的不断完善和向前发展，这是企业文化创新的核心内容。

2.4 结论

综上所述，企业文化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关系是：企业文化可以在更大的领域为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提供观念、价值、精神表现的形式与载体；企业思想政治工作借助企业文化方式，可以不断丰富内容，创新工作方式，深化工作效果。企业文化通过科学文化和人文手段的综合运用，把思想政治工作开展的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的教育内容转化为企业的价值观，进而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发挥员工生产经营的积极性，为企业和国家多作贡献。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生产经营的效用及意义

企业作为一个经济实体，实现经济利益是企业的根本目标。企业生产经营的一切活动为此而来，并为此而去。企业文化建设莫不如此。其具体效用主要有以下几点：

3.1 整合价值理念，明确企业目标，发挥导向功能

企业在生产经营实践中，会形成一些自身特有的价值理念，但这些理念元素往往还处于朦胧的原生态，缺乏系统性、完整性，致使企业行为前后不协调。

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杂乱无章的理念进行重新整合，精心提炼出适用于企业的自我核心价值理念，明确企业的灵魂所在，最终形成精神的高度统一用来指导企业的生产经营，指导员工怎么想、怎么做，让这个灵魂发出“无声”的命令，发出心灵的呼唤，发挥无形的导向作用。

3.2 提高全员资质，培育卓越团队，发挥凝聚功能

当社会转型，企业改制，企业为了适应竞争，必须提高员工素质，更新员工队伍，因此引起企业员工思想波动，导致企业内部凝聚力下降。同时，企业要各部门协调一致，上下同心，单靠物质激励和管理制度很难做到，而企业文化是一种“强力黏合剂”，它可以把各个方面，各个层次的人都团结在本企业周围，从而产生一种凝聚力。

所谓“上下同欲者胜”，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对员工的理想追求进行引导，把个人目标同化成企业目标，强化员工对企业的忠诚，形成向心力精神，使整个企业形成一个由具有共同价值理念凝聚起来的团队。

3.3 强化精神激励，提高工作效率，发挥激励功能

人在物质激励状态下能发挥自身50%－80%的能力；在得到适当精神激励的状态下，能将自身能力发挥到80%以上，且物质激励到一定程度，就会出现边际递减现象；而来自精神的激励，则更持久，更强大。

两军相争，勇者胜。通过企业文化建设，使企业成为员工自我价值实现的舞台,让员工产生自豪感，归属感，从而激发其更高的工作热情。

对企业现实中美与善的事物和行为进行肯定和弘扬，树立先进榜样，鼓励每个员工提高技能，奋发向上，调动人的积极性，充实个人的精神需求，形成全方位的激励。

人皆有理想,鼓舞员工在实践工作中去追求理想的实现,使个人理想溶于企业精神，就会产生巨大工作热情。保持这种良好工作状态，心中充满激情与自信，工作起来精神饱满，心态积极，还会感染他人，营造出热烈高昂的工作氛围，激活企业内部精神驱动力，促进企业效益的提升。

3.4 实施文化管理，规范企业行为，发挥约束功能

严格的管理制度对员工的行为形成强制性的硬约束。也是“外在约束”。但人是有思想的，人的行为受思想的支配。这种内在约束就需要通过企业文化来体现。这种软约束即内在约束就是员工在认同企业价值理念的前提下内在约束自己的行为，是一种自我约束。有了这种内在的自我约束，才有利于排除企业制度管理上的潜在障碍。

企业文化作为一种无形的，非强制性的思想约束力量，它能够弥补规章制度的不足。通过企业文化建设，实现以人为本的文化管理，围绕人是企业的主体，强调人的内在约束，提高员工自觉性、自律性，强化自我管理。

3.5 推动创新活力，提升竞争实力，发挥创新功能

创新决定着企业的未来。企业生产经营活动的发展过程也就是不断创新的过程。企业文化可以创造出巨大的经济力量和精神力量。它不断激励人们的心智模式，把潜在的智慧，开发出来，产生一种推动力——创新的推动力。

企业创新，包括技术创新、管理创新、机制创新、经营创新等，是企业生存和发展的必经之路。卓越的企业文化，就在于能够激励员工的创新精神。而且这种创新，不是一次、两次创新，而是持续不断的创新；不是企业家、专家少数人创新，而是全员创新。这样，企业才能有长盛不衰的活力。

企业文化的创新，必然会带来员工价值理念的创新，而这种价值理念的创新，又会持续推动企业制度的创新和经营战略的创新，成为实现企业制度与企业经营战略重要思想的保障，成为全面创新的思想理念基础，成为企业活力的不尽源泉。

3.6 健全服务体系，打造品牌文化，发挥辐射功能

在新的市场竞争条件下，谁能为顾客提供优质的服务，谁就能真正赢得顾客，真正赢得市场，优质的服务要求员工用心创造，企业文化包溶每个人的情感、意志、道德中，使员工践履笃行与企业目标相联系，全心身投入到工作，创造出高效优质服务。

同时，企业文化给品牌注入文化魅力，赋予品牌以灵魂。体现出品牌内涵和气质所带给消费者的非凡魅力，提高品牌含金量，增强品牌活力，提升品牌形象。进而在社会上产生一种辐射作用，形成一种形象感染力，扩大企业的知名度，提高企业的美誉度。

3.7 结论

企业置身于国内外激烈竞争的市场经济中，迫切需要提高自己的内部凝聚力和外部竞争力，从而谋求在新形势下的生存和发展。中国啤酒市场已进入新一轮的市场竞争，即品牌文化的竞争。文化以它的独特性和难以模仿性让竞争对手望尘莫及，它极强的共鸣性和亲合性让消费者钟爱不已。企业文化是企业取之不竭，用之不尽的无形财富，是创造利润的无形机制，是企业生命力的象征。企业文化竞争将成为构成企业核心竞争力的最核心竞争，优秀的企业文化将给企业带来持久而强劲的竞争优势，使企业在竞争中遥遥领先。珠啤集团在企业文化建设上取得初步成效

4.1 案例一

4.1.1 深入开展主题年活动

作为全国三大啤酒集团之一的广州珠江啤酒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珠啤集团），从1999年开始通过开展主题年活动，在企业改革发展中找准了企业文化和企业政治思想工作有效的结合点，使企业文化建设既充分发挥了党在企业的领导作用和思想政治工作优势，又充分发挥思想道德和科学技术文化对全面提高员工整体素质的培育作用，企业文化和思想政治工作共同在企业的生产经营中和谐、协调地运作。1999至2000年，珠啤集团深入开展“保优质产品，创优质服务”活动，不断提高产品质量和企业的服务工作水平。2001年为使企业产品与服务精益求精，塑造“产品质量是企业的生命”的企业价值观，开展“质量年”活动，全员参与，严格产品质量管理，提高产品市场竞争能力。2002年，为狠降生产成本、管理费用，开展了“降耗、节支、增效”年活动；2003年珠啤集团独立授权经营，并成立了股份公司并挂牌，为顺应企业改革，加大企业改革力度，开展了“创高效率、创高效益、创新机制、创新珠啤”活动；面临市场的严峻考验，今年又掀起“增强危机意识，促进企业发展”教育活动。

4.1.2 实施效果

五年来珠啤集团通过主题年活动的开展，以思想政治工作为手段，进一步激活了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和凝聚力，提高员工主动承担责任和修正个人行为的自觉性，激发员工的创造力，从而使员工以主人翁的姿态关心企业的前途，维护企业的声誉和利益，并为企业的发展而努力奋斗，使珠啤集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喜人局面，珠啤集团经济实力大大增强，实现了啤酒产销量和效益的超常规增长，在全国同行中，企业规模、实现利税、创利润总额排在前三名，人均创利税则居全国同行第一，推动了中国啤酒行业突飞猛进的发展，走出了一条有珠啤特色的企业文化建设之路。

4.2 案例二

4.2.1 组建珠江啤酒艺术团

从2000年开始，珠啤集团充分重视和发挥企业精神文化建设在思想政治工作中的作用，以组建珠江啤酒艺术团为切入点，在营造企业文化氛围，树立企业形象，锤炼企业精神中贯穿思想政治工作，丰富了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內涵，使思想政治工作与生产经营活动有机地结合起来，是一条加强和改进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为企业文化建设与企业思想政治工作找到了结合点。

珠江啤酒艺术团成立于2000年6月16日，刚成立时只有队员40余人，建团初期企业领导对职工艺术团的建设寄予很大的期望，为贯彻公司领导的指示精神，早出成绩，出好成绩，党委宣传部、团委、工会分工协作，通过组织艺术团开展各种活动，寓教于乐，寓教于情，进行理想、信念、道德、纪律和共同价值观的教育，并强调企业文化中的以人为中心，着力于队员的精神、情感的激励和引导，让队员的心真正贴近企业，与企业同舟共济。同时，与思想政治工作坚持尊重人、理解人、关心人，调动人的积极性的原则是一致的，二者兼容互补，共同为企业生产力的发展服务，把艺术团培养成为一支特别能吃苦，特别有战斗力的队伍。

4.2.2 实施效果

通过四年的摸、爬、滚、打，艺术团不负众望，已经建设成一支规范化的群众性艺术团体，现有“两团两队”（即管乐团、合唱团、舞蹈队、醒狮队），队员有一百多人，四年来它曾代表企业送文化下乡，走遍了贫困山区——梅州“七县一市一区”，树立了企业形象；主办“珠啤杯”广州工业系统文艺汇演，展现广州新工业，当好经济排头兵；参加2003’湛江海滨缤纷酒吧街开幕式，让六十万湛江市民为珠啤企业有这样能吃苦的职工而感叹；国际啤酒节、啤酒销售订货会他们用艺术的形式宣传珠江啤酒的品牌；作为企业代表参加亚太地区和省、市以及各行业的文艺展演；参加省、市企业文化节比赛更是连年获殊荣。珠江啤酒艺术团的成立给企业文化建设注入了新的内容和活力，既丰富职工业余文化生活，大大提高职工文化素质，增強了企业凝聚力，提高企业的竞争力，又塑造了良好的企业形象，扩大企业的知名度，积极宣传珠啤品牌，提高市场占有率，为促进企业两个文明建设，起到了积极的作用，也为企业文化建设迈出了可喜的一步。

4.3 案例三

4.3.1 积极打造都市工业景观点

自去年起，珠啤集团的企业人文景观、厂容厂貌和工作环境正发生着翻天覆地的改善。集团响应上级领导的号召，贯彻落实广州市委八届二次全会和广州市工业经济工作会议精神，积极树立全国三大啤酒集团、省市大型企业集团形象，打造都市工业景观点。集团新建了珠江啤酒文化广场和新参观走廊。文化广场的白玉羊群、仙女浮雕墙、啤酒文化酒廊等景观充分体现了珠江啤酒“和谐开放，务实创新”的文化内涵。2003年，在市政府的倡导下，广之旅组织了“广州工业名企一日游”，集团有限公司积极开展公关宣传活动，接待来访的上级领导、业务单位和旅游团体等共11500人次，其中来访的职工家属3000人次，现代化企业的崭新形象充分展现在领导、群众面前，影响深远。

为进一步落实中央有关国企改革的要求，结合广东建设文化大省的实际，集团今年将继续抓好企业文化建设，积极开展企业文化活动。珠啤集团、英特布鲁啤酒集团将携手合作，筹划“珠江－贝克（国际）啤酒博物馆”。力争将博物馆建设成为国内一流的啤酒博物馆，以弘扬企业文化和啤酒文化，切实提升珠江啤酒集团的形象。

4.3.2 实施效果

近两年来珠啤集团不断完善的人文景观，厂容厂貌等已形成巨大的形象感染力，极大提升了珠啤集团的形象。我们常说“内强素质，外树形象”，企业的内在精神素质与外部形象美化是相辅相成的。企业文化建设必须内外结合，珠啤集团通过对外塑造企业人文景观、环境形象，对内塑造企业家形象和企业员工形象，已经在社会上产生一种辐射作用，在群众中树立起形象感染力，大大提高珠江啤酒的美誉度、知名度。企业形象文化建设支撑起一流企业品牌，将为珠啤集团可持续发展提供动力源泉，其意义深远。

4.4 结论

企业文化形式灵活多样，重在渗透，我们通过组织主题活动，组建公司艺术团这一易于接受，活动内容丰富、生动，利于凝聚以企业文化建设为载体，通过她的传媒作用，把思想政治工作在潜移默化中发挥优势，使职工的奉献敬业精神和道德情操得到激发和提高，营造出企业文化氛围，实现了企业“以人为本”和职工“以厂为家”二者之间的高度融合。我们的实践证明，企业精神文化建设是加強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企业要获得持久发展的动力，就必须要有引导这种动力的企业价值观，联系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实际，必须把企业文化，尤其是企业精神文化有机的结合起来。在企业发展中，开展好思想政治工作，这是企业获得持久的强大动力。当然，也不能把两者等同起來，更不能用前者取代后者，因为，只有加強思想政治工作，才能保证企业文化建设的正确方向，才能建设中国企业特色的企业文化。进一步加强企业文化建设和企业政治思想工作的思路和办法

建设中国特色的企业文化，是党的事业的一部分。怎样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为指导，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为社会基础，以中国优秀的传统文化为底蕴，以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为基本特征，以促进企业发展与社会进步相协调为价值取向，学习国内外成功企业的实践经验和西方企业文化建设的先进经验，培养和造就“四有”职工队伍，开创思想政治工作的新局面，需要我们从以下几方面做起：

5.1 注重企业的精神培养

企业精神是企业发展的精神动力和支柱，是企业全体员工应具有的精神状态和思想境界。当前我们的企业改革处于攻坚阶段，企业要生存、发展、壮大，必须注重培养企业精神。精神动力的有无和强弱，对一个人、一个单位工作的兴衰成败，有着不容低估的重大影响。人是企业最活跃的因素，只有把人的思想真正统一到企业的发展目标上，才是最大的根本。作为企业经营者和企业领导，只有大力培养和塑造具有独特风格的企业精神，把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精神结合起来，在开展思想政治工作中将企业精神变成全体员工的价值取向和行动指南，把服务人民，奉献社会转化到企业文化建设中，增强员工主人翁意识和责任感，凝聚人心、鼓舞士气，形成积极健康向上的企业追求和群体意识，企业才能立于不败之地。据此，集团可编订《珠啤文化手册》。该手册是对企业长期沉淀的文化精华的提炼，是集团集体智慧的结晶，体现了领导、员工的共同价值取向。《珠啤文化手册》的编制，将指明集团企业文化建设的总方向，在相当一段时期内，指导着企业文化建设活动，推动企业两个文明的发展。

5.2 寻求与企业管理的最佳融合

发挥思想政治工作调节功能、激励功能和企业文化的导向作用，以人为本，在日常管理中调节人文气氛，管理行为不再是冷冰冰的命令型、强制型，而是贯穿着激励、勉励、关心、情感，缓和人际关系和心理承受能力，创造一个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工作氛围，不再把员工生存需求作为管理手段，而是尽量满足员工自尊自我的需求，以提供创造性的岗位、环境和极具个性发挥的机会，以最大限度地调动企业管理者和员工的积极性、创造性。

同时，管理上建立以岗位竞争为核心的用人制度，实现用人机制的突破和创新；实施以技能培训为重点的员工培训制度，实现员工自身发展机制的创新；完善以绩效考核为手段的激励机制，实现薪酬制度的创新，把企业管理引向科学化；构建“管理论坛”网络互动平台，广泛发动管理者、员工及群众，集思广益，推动企业民主管理，寻求提高效率、控制成本、提升效益的有效措施。在现阶段，集团可定期举办论坛，待条件成熟后，将现有论坛移植、延伸至网络平台，以达致信息的实时传递、资讯互动。

5.3 推行民主管理的企业制度

充分发挥党团及工会组织的职能作用，推行民主管理，实现组织创新。通过民主管理，积极培养职工的参与和合作意识，使人才的自我价值与企业发展紧紧地结合起来。充分发挥群众组织的力量，使他们真正成为企业内部为职工说话、为职工办实事的“职工之家”，成为能够参与企业民主管理、决策和在员工中有威信的组织，开辟民主管理的有效渠道，发扬民主作风，不专权独行，能听取各方面的建议和意见。

随着企业机制的转变，政工机构的合并，专职人员的相对减少，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单靠少数员工已不能新形势的需要，因而必然会从“小政工”向“大政工”过渡。人人参与，人人都是主人翁，凸现以人为本，是企业文化建设和思想政治工作迈向“全员化”的必由之路。例如召开座谈会，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设立总经理信箱，以谈心、对话以及现场办公等多种形式，实现与员工的广泛沟通与交流。

5.4 致力于提高企业员工整体素质

企业必须为提高员工的素质和参与管理的能力创造良好的环境和条件。要鼓励员工将实现自己的理想同企业的发展振兴联系起来，开展各种形式的学科学、学技术、学文化活动，进一步提高自身的素质，进而提高企业整体素质。因此，认真抓好员工的文化教育、技术教育和岗位培训，不仅是创建企业文化的需要，也是企业精神文明建设的需要。同时，必须加强对员工进行企业形象教育，进一步搞好珠江啤酒艺术团工作，提审文艺表演水平，宣传企业品牌，播扬企业信誉，塑造企业形象，促进企业目标的实现。

5.5 抓好企业环境建设

企业环境建设包括民主平等和谐向上的政治环境，文明安全的工作环境，舒适优美的生活环境。企业环境建设对企业员工具有潜移默化的影响，对企业形象的塑造和增强企业凝聚力具有重要作用。企业环境建设可以从四个方面着手：一是文体娱乐活动，通过开展音乐、舞蹈、摄影、征文、演讲和体育竞赛等群众性文体活动，让职工在紧张工作之余，在自我参与，自娱自乐之中，得到情趣熏陶和精神享受；二是福利性活动，给职工送温暖，解决生活困难，慰问伤病号等；三是技术性活动，通过岗位竞赛、技术比武等促进职工敬业爱岗；四是思想性活动，通过参观访问，进行革命传统、爱国主义教育和时事形势教育，通过谈心活动进行思想教育。通过开展这些活动，真正体现关心人、理解人、尊重人、爱护人，从而凝聚人心。

5.6 结论

综上所述：企业文化是企业经济工作和思想政治工作的最佳结合点，有利于企业党组织更好地围绕经济建设这个中心。重视企业文化建设是新时期加強和改进企业思想政治工作的有效途径，企业党组织在这方面的教育应当唱主角，集企业文化管理和教育于一体，合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建设于一身，发挥党组织政治核心和战斗堡垒作用，把思想政治工作与企业经营发展紧密起来，使思想政治工作渗透到企业生产经营管理中，溶入员工的思想动态之中，将企业共青团、工会等群众组织紧密团结一起，达成共识，形成合力，以企业文化建设为载体，发动职工，团结职工，整合力量，全面推动企业的不断完善和向前发展，为实现企业生产经营目标共同努力。

第三篇：政治关系与权力

第二章政治关系与权力

第一节政治的概念与特征

我们认为：政治是一种社会现象，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政治是与经济现象、文化现象、狭义社会现象等并列的社会现象，指人们参与、组织和争夺国家权力（公共权力）并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具体社会事务的活动（或行为、过程），包括组织政党、选举、制宪、立法、决定国家重要政策和重大决策、监督政府、行政、司法、军事等活动。上述中国政治学者关于政治的观点均为广义政治说。

简单地说，经济现象是以追求钱财为目的的活动，政治现象是以追求权力为目的的活动，文化现象是以追求精神利益为目的的活动，狭义社会现象是以追求人际和谐为目的的活动。狭义政治概念的经典性解释者是美国法学家古德诺，他在其著名的《政治与行政》一书中阐述道：“政治是国家意志的表达，行政是国家意志的执行。”由于人们常将“国家意志的表达”理解为立法，故古德诺的“政治”定义尚不及列宁的“政治”定义来得具体和明确。列宁指出：“政治就是参与国家事务，给国家定方向，确定国家的活动形式任务和内容。”

狭义政治指人们参与、组织和争夺国家权力（公共权力）的活动，是人们确立政制（即国家重要制度）和决定政事（即国家重大事情）的活动，包括组织政党、选举、制宪、立法、决定国家重要政策和重大决策、监督政府等活动。狭义政治摒弃了广义政治中的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具体社会事务的活动，也就是摒弃了行政、司法、军事等活动。

政治生活、政治活动、政治行为、政治过程四个词语的基本含义相同，指的都是政治现象，只是侧重点略有区别。

二、政治的特征

（一）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列宁说：“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政治同经济相比不能不占首位。”经济决定政治，政治属于上层建筑，是建立在一定经济基础之上的。政治的本质、内容、形态、方式从根本上是由社会经济关系决定的，体现着社会经济关系。社会经济的性质决定着社会政治的性质，政治关系随着社会经济发展而变动。作为上层建筑的政治必然会对经济基础起反作用，这种反作用有两种情形：一是适应经济基础的政治，对其起巩固、维护、加强的作用。二是不适应经济基础的政治，则是对其起破坏、阻碍的作用。经济利益的得失是最根本的利害关系，任何阶级和社会集团的政治活动，归根到底都是为了实现和维护本阶级、本集团的根本经济利益。

（二）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国家政权问题

国家政权是维护阶级统治和实现阶级利益的工具。在阶级社会中，一切政治斗争都是围绕着国家政权问题展开的。任何一个阶级、阶层或社会集团，要想改变或巩固自己的经济政治地位，贯彻执行其政治路线、方针、政策，以达到对整个社会进行阶级统治的目的，都必须首先掌握国家政权。列宁说：“在全部政治活动和国家活动中，最本质的东西是国家政权。”在剥削阶级的统治不再存在的社会里，虽然政治的主要表现不再是阶级斗争，而政权仍然是政治的核心。因为只有掌握政权，才能治理国家。无论组织经济、文化建设，还是解决社会的重大问题，处理国内外的关系，捍卫国家的独立、主权，都要依靠国家政权。

（三）政治的本质是阶级关系和阶级斗争

列宁认为：“政治就是各阶级之间的斗争，政治就是反对世界资产阶级而争取解放的无产阶级的关系。”在阶级社会中，由于人们所处的经济地位不同，必然形成不同的阶级关系，各阶级为实现维护自身的根本利益而进行斗争，其最高形式是政治斗争。阶级关系构成了政治生活的基本内容；政治关系包含了各种阶级关系，包括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统治阶级与同盟者、统治阶级内部各阶层和集团之间的关系。因此，阶级性是政治的本质属性。

第二节政治关系

一、政治关系的概念与特征

政治关系是人们在进行政治活动时形成的社会关系，也就是人们在追求国家权力（公共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它是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是现实政治的属性，也是一种客观实在。它是阶级社会中人类政治活动的必然产物，特定政治关系一经形成，就反过来规约人们的政治行为。

政治关系与经济关系等其他社会关系相比，有三个特征：

（1）政治关系是政治角色之间的相互关系，这种政治角色既包括个人，如公民、政治家、政府官员，也包括集体，如政党、政治团体、政府机关、国家等。

（2）政治关系是个人和团体在政治生活中结成的相互关系，在政治生活之外发生的任何关系都不是政治关系，即使是国家之间的关系也不例外，例如国家之间的经济贸易就不是政治关系而是经济关系。

（3）发生政治关系的直接动因是这样或那样的政治利益。

我们认为，政治关系与政治相对应，也有广义狭义之分。

广义政治关系是指人们参与、组织和争夺国家权力（公共权力）并运用国家权力管理具体社会事务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狭义政治关系仅指人们参与、组织和争夺国家权力的过程中形成的社会关系。

二、政治关系的种类

政治关系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政治网络系统，这个网络中最重要的狭义政治关系有以下六种：

第一，国家主人（君主或人民）与国家（政府）的关系。这是国家的根本政治关系。在君主制国家，主要表现为君主与政府的关系；在民主制国家，主要表现为人民与国家的关系。第二，公民（国民）与国家的关系。这种关系经法律调整通常表现为公民权利与国家责任（国家负有保障公民权利的责任）的关系。

第三，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与国家机关的关系。

第四，政党与政党的关系，主要表现为执政党与其他政党的关系。

第五，国家机关之间的相互关系，包括议会、国家元首、政府、司法机关、军事机关等之间的关系。

第六，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包括中央与一般地方单位之间的关系，也包括中央与自治地方单位的关系。

三、政治关系的本质

（一）政治关系是由经济关系决定的人们在政治生活中处于何种地位、发生什么样的作用、对社会政治进程产生什么影响，归根结底是由他们在社会经济生活中的地位决定的。如在经济上占统治地位的个人或集团与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个人或集团在政治上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平等关系。从总体上说，社会的政治关系一般总是与经济关系相适应。如封建的经济关系必然产生封建的政治关系，而封建的政治关系则体现着封建的经济关系。从最终意义上说，一定的政治关系取决于一定的经济关系，并为一定的经济关系服务。虽然一定的政治关系集中地反映了一定的经济关系，但是影响政治关系的因素除了经济关系之外，还有文化关系、狭义社会关系等。

（二）政治关系的本质是利益关系

利益关系指的是不同利益主体的利益之间的社会联系。利益关系包括利益主体之间纵横两个方向上的利益联系。

在纵向上，它包括个人利益与群体利益之间。不同层次的社会群体之间以及个人利益、群体利益和社会利益之间的联系。

在横向上，它包括个人与个人之间、同一层次的社会群体之间乃至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利

益关系。利益关系就是这样一个纵横交错的社会联系网络。

利益在政治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1）利益是人们结成政治关系的出发点。（2）利益关系是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形成的基础和条件。（3）利益的内在矛盾决定了政治权力和政治权利的特性。

第三节权力

权力是在一个组织体内主体根据组织体规则支配客体的强制力量。权力具有以下特征：其一，权力存在于一定组织体的内部，也在组织体系统内部运行。这里的组织体指由人组成的单位，包括政治组织体、经济组织体、社会组织体、文化组织体、军事组织体等，大到一个国家，乃至联合国，小到一个家庭，政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等，都是组织体，都存在权力现象。组织体不一定要登记注册，但必须有形，有明确的成员。无形的集团比如阶级、阶层、民族不是组织体，不存在权力。因此，我们不赞成阶级权力、阶层权力、民族权力的说法。但当阶级、阶层、民族等无形的集团建立政党、社会团体等有形的组织体时，才会出现权力现象。

其二，权力是一种强制力量。当权力运行时，不管权力客体是否愿意，都必须遵循和服从。如果不服从，将面临承担组织体规则设定的责任和后果。一方命令与另一方服从是权力运行的显著特征。

其三，权力是由组织体规则设定的，规则是权力得以运行的保障。组织体规则是组织体制定或者认可的规则，国家的规则是宪法和法律，政党的规则是党章和党纪，宗教组织的规则是教义和教条，企业的规则是章程和厂规。因此，权力一定是符合组织体规则的，不合规则的强制力不是权力。

其四，权力主体是组织体的整体及其机关。组织体的最高权力属于组织体整体，由组织体或其最高机关来行使。个人不是权力主体。因此从严格意义上讲，个人没有权力。权力一定是组织体的权力，个人只是代表组织体行使权力。个人是通过行使权利的方式来代表组织体行使权力的。比如一个三人法庭以票决的方式作出一项判决，这个作出判决的权力属于法庭，而不属于任何一个法官，每个法官的投票权不是权力而是权利（即法庭成员的权利）。当三人法庭变成独任审判庭时，作出判决的权力仍然属于法庭，而不属于独任法官，法官行使的仍然是法庭成员的权利，只是这时法庭成员的权利和法庭的权力重合罢了。

其五，权力运行的双方的地位一般是不平等的。权力主体多是组织体的整体、上层机关，权力客体多是组织体的成员、下层机关。只有在分权制衡的组织体中，同级机关才可以互相成为权力的主体与客体。

其六，权力是维系组织体存在和实现组织体目标的基本手段。一个组织体之所以设定权力，制定规则要求成员听命于组织体，要求其下层机关服从上层机关，是为了实现组织体目标。在一个组织体内部，如果没有命令和服从，事事都要全体成员平等协商，组织体就难以作出任何决定，实现组织体目标就无从谈起。而且，当一个组织体内出现互不服从的局面时，组织体秩序就会荡然无存，组织体本身就瓦解了。因此，权力与组织体相互依存，没有权力就没有组织体。

二、政治权力

按照权力存在领域的不同，权力可以分为政治权力、经济权力、文化权力、社会权力、军事权力等。政治权力是权力在政治领域中的表现，是政治活动中存在的权力，是政治组织体内政治权力主体根据组织体规则影响和控制政治权力客体的能力和力量。

政治权力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政治权力存在于政治领域，存在于人类的政治活动和政治生活中。与政治无关的经济、社会、文化活动中存在的权力，不是政治权力。这里的政治领域作广义理解，国家主权、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军事权力等，都是政治权力。

其二，政治权力存在于政治组织体的内部，也在政治组织体内部运行。政治组织体是以实现政治目标为宗旨的组织体。人类社会的一切明确的政治组织体，包括国际政治组织体（如联合国）、国家、政党、政治社团等，都有政治权力。以实现部分政治目标为宗旨之一的其他组织体在参加政治活动时，可以理解为政治组织体。显然，国家是最主要的政治组织体，因此，在一般情况下，政治权力就是国家政治权力。

其三，政治权力是的十分重要的公共权力。与经济权力、社会权力、文化权力相比，政治权力的作用要广泛得多。经济权力的主体主要是企业，作用范围局限于企业。政治权力的主体主要是国家，作用范围遍及全国。在民主国家，全国人民作为国家主人是政治权力主体（此时的客体是政府），全体国民作为国家成员又是政治权力客体（此时的主体是政府）。从这个意义上讲，政治权力就是公共权力。

三、国家权力

按照组织体性质的不同，权力可以分为国际组织权力、国家权力、政党权力、社会团体权力、宗教权力、自治组织权力、企业事业单位权力等。国家权力是在国家组织体内主体根据宪法和法律支配客体的强制力量。

国家权力具有以下特征。

其一，国家权力存在于国家这个组织体的内部，也在国家这个组织体系统的内部运行。这里不等于说，凡是在一个国家之内的权力现象都是国家权力。除国际组织以外，政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等都隶属于国家管辖的范围，但这些组织体均有自己独立的权力运行系统，故这些组织体的权力不属于国家权力。

其二，国家权力主体是国家主人和国家机关，任何个人都不是国家权力主体。国家主人是国家权力的本源和所有者。民主国家的国家主人是人民，故人民是民主国家权力的所有者。我国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这里的“一切权力”包括国家主权、立法权力、行政权力、司法权力和军事权力等等。国家主人一般通过制定宪法的方式设置国家机关并赋予其职权，从而使各类各级国家机关成为国家权力主体。我国宪法规定：“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

其三，国家权力是一种强制程度很高的力量。国家是拥有巨大的经济、政治、文化和社会资源，拥有军队、警察、监狱等暴力机器的强大组织体，丰富的资源和暴力机器是国家权力运行的坚实后盾，服从国家权力有较多的奖励，不服从国家权力将面临十分严重的后果。其他组织体拥有的资源和手段，其权力的强制程度要低得多。

其四，国家权力是合法的强制力。国家权力是宪法和法律规定并保障的主体支配客体的强制力。在这里，法律要作广义理解，既包括明确的法律规定，也包括习惯法、政治惯例、政治制度等实际上的法律。不合法的强制力不是国家权力。比如，同样是一个人强制另一个人交出财物的行为，如果没有法律依据，那么就不是行使国家权力的行为，而是将受到制裁的强盗行为；但如果有法律依据，那么就是行使没收财产权力的行为。是否合法，是判断强制力是国家权力还是非法暴力的关键。而且，由于政党、社会团体、宗教组织、自治组织、企业事业单位、家庭等组织体也处于国家的管辖范围之内，法律对国家管辖范围之内的一切组织体发生效用，使得这些组织体的权力也不能违反法律，因此，合法性是一国之内一切合法组织体的权力的共同特征。

第四篇：论文：文艺与政治关系范文

从毛泽东诗词分析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汉文0802陈丽20080001247

【摘要】

本文通过对毛泽东诗词文章等部分内容的分析，联系当时的社会现实，阐述了文艺与政治的关系。

【关键词】

毛泽东；文艺；政治；关系

文艺与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体系中的一对基本关系范畴。关于二者的关系,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基本观点是:文艺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

毛泽东早期对文艺的见解和思想脉络，可以从他的文章著述、演说报告，特别是他的诗词创作实践的文风和艺术风格中找到线索。而完整、系统的毛泽东文艺思想则主要地体现在下列著作之中：《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与音乐工作者的谈话》等：，此外，还有若干通信、批示、按语和为报刊代拟的社论。上述著作中，对于毛泽东文艺思想表述得最系统、最具广泛和深远影响的则是《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与政治的。”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他说：“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

文艺服从于政治，而当时中国政治的根本问题是革命。先是抗日，接着是解放战争。毛泽东的诗歌几乎都是对当时政治的反映。

《清平乐·蒋桂战争》高度概括了当时的国内斗争形势。作者通过军阀开战与革命力量空前壮大之间的内在联系，有力地生动地表现了中国革命迅速发展的趋势。

作者在《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这首词中所表达的心情是复杂的。1930年7月前后，中国革命的形势十分有利于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红军，因此党内滋长了乐观而盲目的情绪。这首词以浪漫主义的笔触，写出了红军各路大军互相配合，讨伐敌人的浩荡声势。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全词画面雄奇，风格豪壮，生动地概括了第二次反“围剿”的全过程，堪称是一首壮丽的史诗。

长征是人类历史上空前伟大的创举，毛泽东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一文中论述长征意义时写道：“长征时历史记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告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是以我们胜利、敌人失败的结果而告结束。”《七律·长征》是记录长征这次伟大历史的无比壮丽的史诗。这首诗高度概括了红军长达25000里的行军，抒发了无产阶级领袖的英雄气概和大无畏的革命精神。这首诗也是对红军长征胜利的最为辉煌的美学总结。

南京解放的意义是十分重大的，它标志着国民党以至几千年反动统治的历史彻底结束，标志着中国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当家做主时代的到来。《七律·人民解

放军占领南京》这首诗是纪念南京解放，庆祝人民革命胜利的不朽丰碑，是教育人民接受历史教训的忠告，号召人民将革命进行到底的战斗号令。全诗风雷磅礴，豪气盖世，寓意深邃。这是一首永载史册的经典之作。

1950年10月所作的《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这首词通过新旧社会的强烈对比，愤怒地控诉了旧中国的罪恶统治，热情地歌颂了中国人民的解放和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

《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通过游泳中的感受和联想，抒发了诗人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歌颂了祖国的社会主义建设，是一首今天和明天的社会主义赞歌，是一首革命现实主义和革命浪漫主义相结合的艺术典范。

《七律·冬云》这首诗以比喻象征和对比的手法，描写当时的国际政治形势，表现了作者要灭“虎豹”、杀“熊罴”的伟大气魄。

从抗日战争到解放后中国的形势，可以说毛泽东的诗歌都在为政治服务。但他也说过文艺反过来也会给政治带来大的影响。在这里，就拿他的《新民主主义论》来举例说明吧。

毛泽东写作《新民主主义论》，首先是为了在全国人民面前旗帜鲜明地提出自己区别于其他政治力量的主张和自己的立场和观点，阐明中国前进的方向。其次是为了回击国民党顽固派进而统一全党认识。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明确提出：“革命文化，对于人民大众，是革命的有力武器。革命文化，在革命前，是革命的思想准备；在革命中，是革命总战线的一条必要的和重要的战线。”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不止对具有中国特色的中国民主革命即新民主主义革命作了理论论证，尤其重要的是，他对中国未来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特点作了探讨。

可以说《新民主主义论》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轫，国共合作实践的理论论证，构建和谐社会理论的源头。

政治对文艺的影响是直接、深刻和巨大的：特定的政治局面会影响到文学的思想价值和审美风格，政治斗争的形势会影响到文学的方向和性质，处于统治地位的政治集团所制定和推行的方针政策及统治者的个人好恶也会影响到文学的繁荣或萧条。

文学对政治的影响是间接的、潜移默化的，文学的形象的、隐喻的和象征的表现方式决定了文学是通过对人们的思想意识、人们的社会心理的潜移默化的影响来实现的。

因此，文艺与政治的关系，是在一种特定历史语境中双向互渗互动的功能性关系。

【注释及参考文献】

http:///news/community/shzt/mzd/thought/200312220712.htm

《马克思主义文艺论著选讲》陆贵山、周忠厚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毛泽东诗词鉴赏》徐四海云南人民出版社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历史命运——读史笔记》于光远、韩钢长江文艺出版社

《<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组人民出版社

第五篇：两岸政治关系与两岸旅游的交互影响

1987年台湾当局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旅游，开启了台湾民众入境大陆单向游的局面。2008年6月13日，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陈云林与台湾海峡交流基金会董事长江丙坤在北京签署了《海峡两岸关于大陆居民赴台旅游协议》,7月18日，台湾当局正式开放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打破了先前两岸单向旅游往来的非对称格局，是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一个重要指标。

随后，两岸协商自2011年6月28日起开放北京、上海、厦门居民赴台旅游“自由行”，至2013年8月28日将总计开放26个城市。2012年，大陆居民赴台旅游总人数达197.32万人次，其中团队游178.25万人次，同比增长45.75%，个人游19.07万人次，同比增长553.29% 大陆赴台游客占台湾入境旅游总人数的比例已升至约36%，市场份额比排名第二的日本市场高出近15个百分点，稳居台湾第一大入境客源市场。[l〕2012年台湾同胞入境大陆旅游人数达534.02万人，同比增长1.47%，入境人数居香港、澳门之后，成为大陆第三大入境客源市场。[2]相关统计数据表明，两岸大规模双向旅游流动局而已然形成。理解两岸旅游合作与两岸政治关系的交互影响，开放城市

第一批台湾个人游城市：北京、上海、厦门

第二批台湾个人游城市：天津、南京、重庆、成都、广州、杭州、深圳、福州、济南、西安

第三批台湾个人游城市：苏州、武汉、宁波、青岛、郑州、沈阳、长春、石家庄、长沙、昆明、南宁、合肥、泉州

第四批台湾个人游城市：哈尔滨、太原、南昌、贵阳、大连、无锡、温州、中山、烟台、漳州

第五批台湾个人游城市：海口、呼和浩特、兰州、银川、常州、舟山、惠州、威海、龙岩、桂林、徐州[4]

2015年3月18日），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简称“海旅会”)与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简称“台旅会”)同步公布，增加开放第五批大陆居民赴台个人游试点城市，包括海口等11个城市，将于今年4月15日启动。至此，大陆赴台个人游开放城市达到47个。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1980年在菲律宾首府马尼拉举行的世界旅游会议发表宣言，指出“世界旅游可以成为促进世界和平的重要力量，并能为国际了解与相互依存提供道德及智识的基础”。基于这样的理念，“旅游—一个促进和平的重要力量”第一届全球会议(The

First Global ConferenceTourism—

A Vital Force for Peace)于1988年10月在加拿大温哥华召开，会议认为，通过旅游可以增进国际相互了解、信任及善意，进而对世界和平做出贡献，是降低国际政治紧张情势及促进世界和平的关键力量[’〕，并倡议成立“透过旅游促进和平国际机构”(International Institute for Peace through Tourism，IIPT)

台湾海峡两岸民众通过旅游频繁接触，对于增进彼此了解及两岸关系产生了重大影响。其中，两岸分别成立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海峡两岸关系协会(海协会)，可以说是双方发动和解及合作进程的体现，而旅游作为一种非政治性的交流，有助于改善和解中的两岸民众间紧张与敌对关系，尽管两岸的政治关系仍存在诸多阻碍，但旅游合作的日益繁荣己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有学者旅游不但能在两岸关系和解过程中发挥影响力，也是促进分裂国家政治关系正常化的诸多因素之一，而双方因为旅游所展开的合作及政治互动，可以改善负而关系，并基于人民的交往，有利于避免未来可能发生的冲突。

1949~1978年，两岸关系以军事对立与冲突为代表，自1978年大陆启动改革开放至1987年之间，两岸仍处于对峙且互不往来的局面，是为“零旅游”阶段，政治关系的紧张虽有缓解，但仍处于一种“双边设限”的状态。

1987年11月2日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两岸旅游发展进入“探访亲友旅游”阶段，政治关系也转变为限制大陆人民赴台的“单边设限”形态。

由于台湾民众经由香港或其他第三地进入大陆旅游不会在护照上留下记录，自1988年至2003年间，比较台湾与大陆分别公布赴大陆的人数数据，存在明显差距，这一时期许多台湾人通过旅行社以团体旅游方式进入大陆，因此从“探访亲友旅游”阶段更进一步，其间并无明显界限。1989年虽然大陆发生6.4**，但依据1989年台湾人民前往大陆旅游的541000人次数量来看，相较于1988年期间仍增长了23.60%(见表2)。

1991年台湾成立海基会，大陆则成立海协会，分别接受政府委托处理两岸人民往来有关事务，双方政治关系为“非官方关系”和“单边设限”形态，旅游发展为“中期”阶段的前期。自1990年至1993年间的两岸情势大体上堪称和缓，从数据来看，台湾赴大陆的旅游客流呈现持续增长的态势。

1994年3月31日发生“千岛湖事件”，24名台湾游客在大陆死亡，台湾不满大陆方而处理该事件的态度和做法，宣布停比民众赴大陆旅游，甚至中止一切往来活动，两岸旅游发展又转为恶化。在该事件告一段落后，又直接从“零旅游”阶段恢复成原来的“中期”阶段，政治关系维持在“非官方关系”和“单边设限”形态。

“千岛湖事件”对两岸关系产生重大影响，1994年台湾赴大陆旅游人次，相较于1993年减少了8.96个百分点。

自1995年至1999年间，两岸情势不甚和缓，1995年李登辉访问美国、1996年台海导弹危机、1999年“两国论”等事件相继发生，象征两岸高层接触的“汪辜会谈”则自1998年10月第二次会晤后不断推迟。但统计数据显示，台湾前往大陆旅游人数持续增长，似未受到相关政治事件的显著影响。

2001年1月1日起福建沿海与金门、马祖试办“小三通”，2002年1月1日开放旅居国外的大陆人士(第三类)赴台观光，2002年5月10日开放赴国外旅游或商务考察的大陆人士(第二类)转赴台湾观光，两岸人民直接往来互动增加，台湾并自2002年起正式登注大陆人民赴台从事观光活动记录;2002年8月3日陈水扁发表“一边一国”谈话，受到大陆方而的批判，两岸一度再现紧张情势，唯自2000年至2002年间，台湾民众赴大陆旅游人数持续增长。

2003年因“非典”疫情扩大，台湾呼吁民众非必要勿前往中国大陆、香港和越南等地，两岸旅游往来人数大幅减少，当年台湾赴大陆旅游人数相较于2002年减少了25.37%，而第二、第三类大陆人士赴台人数亦较2002年时缩减9.6个百分点。据统计显示，2004年台湾赴大陆旅游为3685300人次，恢复到2002年时的水平，第二、第三类大陆人士赴台人数亦逐渐回稳。

2004年3月20日台湾举办“和平公投”，2005年3月14日大陆颁布《反分裂国家法》，2006年2月28日台湾“国家统一委员会”终比运作、《国家统一纲领》终比适用，虽然这期间两岸政府交互释放非友善信息，但是两岸交流互动的机制并未停止运作。

2005年4月29日的“胡连会”是国共两党最高领导人自1945年后的第一次会晤，达成共同促进两岸全而、直接、双向三通及开放海空直航工作等共识;;2006年大陆发布《大陆居民赴台湾地区旅游管理办法》，并成立海峡两岸旅游交流协会(海旅会)，台湾也相应成立台湾海峡两岸观光旅游协会(台旅会)，作为接受政府委托协商两岸观光事宜的民间组织。

1995年至2007年的两岸关系，时而紧张、时而和缓，除了2003年受到“非典”影响外，双方旅游往来人数基本上呈现增长的态势，在旅游发展上仍处

于“中期”阶段，政治互动虽仍处于“非官方关系”，但在2002年开放第二、第三类大陆人士赴台旅游后，己逐渐摆脱“单边设限”的形态。

2008年6月11日海基会与海协会重启协商，签署相关协议，于7月4日开放大陆地区人民搭乘周末包机直航抵台，12月15日开放两岸空运、海运直航。

2009年8月8日莫拉克台风重创台湾南部，台湾民进党执政的县市长联名邀请西藏精神领袖**喇嘛访台为灾民祈福，大陆官方对此表达坚决反对的立场，并称此举对两岸关系造成不利影响;据报导，大陆方而取消数个2009年8月31日两岸定期航班的仪式，原定出席主持有关双方交流活动的大陆官员临时改由较低层级官员代理[’5〕0 2009年9月22日，台湾高雄电影节播放“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主席热比娅的纪录片“爱的十个条件”，再度引发大陆官方的强烈批评;据报道，2009年9月高雄市国际级观光旅馆退房数超过5000间，一般旅馆退房数超过3000间，旅馆业者拿出2009年10月份注明“政治因素，不去高雄”的退房单，认为大陆观光客不进高雄市，是由于**喇嘛及热比娅等件事所造成的影响[oe} 此外，大陆观光客赴台频传旅游安全事故。2009年4月24日，台北市信义区工地起重机坠落砸中游览车，造成3名陆客死亡;2009年4月30日，2名陆客在太鲁阁国家公园内遭落石砸伤;2010年1月30日，1名陆客在太鲁阁国家公园内遭落石砸死;;2010年10月21日，梅姬台风导致苏花公路坍方，造成20名陆客死亡[’7〕。针对台湾旅游安全事件频传，大陆官方发布“没有安全就没有旅游”的新闻[.a7 尽管发生诸多看似不利于两岸旅游发展的事件，但据统计，自2004年至2011年之间，除了2008年受到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之外，两岸往来人数均呈现增长的趋势。2009年大陆民众赴台人数相较于2008年增长了269.1 % } 2010年、2011年大陆人士赴台分别约计160万、170万人次(见表2)

自2008年7月至2011年6月间，大陆观光客赴台采取“团进团出”的方式，2011年6月起进一步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旅游“自由行”，两岸对于旅游的限制几近消失，旅游市场开放，以商务及休闲为旅游目的的比重也早己超越了探访亲友，但由于两岸迄今未承认对方的政权，亦未合并，若严格根据巴特勒

与毛宝迪的定义，两岸的旅游发展进程至此仍难称为处于完整的“成熟”阶段。此外，虽然双方在旅游上的限制逐渐消失，然两岸之间的关系既非国与国关系，其间的政治互动仍不能完全视为“无设限”形态。

以巴特勒与毛宝迪的“旅游发展进程”概念呈现两岸旅游发展的实际状况如图2所示。由于两岸旅游发展仍不能视为完整的“成熟”阶段，故图2中自“中期”阶段迈向“成熟”阶段的流程箭头以浅色及虚线的方式呈现。

4旅游发展与政治关系之间交互影响的讨论

从1994年“千岛湖事件”可以了解，旅游安全事件除可形成对于旅游本身发展的阻碍外，更可造成双方政府及人民间的不谅解及不信任，甚至扩大影响两岸关系发展。若是触及诸如**喇嘛、热比娅等政治性敏感议题，旅游客流及旅游目的地则可能在政治因素的干扰下而发生改变，甚至引发政治上的紧张关系，此一方而则可看出旅游在政治操作上的工具性质。

尽管两岸发生众多与旅游发展有关的政治事件，但据统计显示，双方旅游往来人数大体上仍呈现持续增长的趋势，若非发生伤害人身安全重大事件，引发舆论挞伐进而激化广泛民怨，迫使当局对旅游采取断然管制措施的话，则政策对于减缓人民往来交流的影响有限。另由1987年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以及2008年开放“大三通”等两次重大政策实施后，次年旅游客流即快速增加的现象观之，当在分裂国家间人民往来己具相当基础的情况下，阻却性的政策较难发挥具体效果，而开放性的政策则能成为加速民众往来的有效推力。

巴特勒与毛宝迪并未明确定义其“旅游发展进程”是否为一连续过程或跳跃过程，亦未指出该进程的流动方向及是否具有可逆性，然依据两岸旅游发展实际状况来看，该进程可以连续，也可能跳跃，另在流动方向上则具有可逆性，要视双方政治互动关系而相应改变。

分裂国家的旅游发展象征双方在某种程度上的政治友好关系，在此情况之下，旅游具有促进和缓、和解的作用，然随着旅游范围扩大所产生的人身安全、非法居留、噪声污染、环境破坏等负而效应，反倒可能促成旅游的“自我毁灭”情况发生，甚至由于民众不满情绪的累积，而不利政治上的良性互动。

综合上述讨论，分裂国家旅游发展与政治关系之间的交互影响如图3所示。该图显示，在政策决定启动双方旅游往来机制后，旅游可促进人民间的接触与了解，初期有助于政治关系和缓，中期则有利于促成双方和解，并为长期和平共处创造有利条件;而政治关系的和缓，对于旅游持续发展有所帮助，继而强化第二轨及第一轨外交途径，营造政治和解及关系正常化的良性氛围。另，政府间或因政治禁忌、意识形态等因素，针对特定旅游目的地采取警告或管制措施，人民间则可能因此产生误解、偏见及隔阂，不利双方关系发展。

除了“千岛湖事件”曾引起两岸一度中比一切往来活动外，韩国与朝鲜协议自1998年11月起开放韩国游客前往朝鲜境内的金刚山旅游，亦由于2008年7月发生1名韩国女游客在该旅游区附近军事禁区被朝鲜哨兵开枪打死的事件，韩国在未获得朝鲜适时回应的情况下，即中比韩国民众前往金刚山旅游，而朝鲜则在要求韩国恢复旅游未果后，于2010年4月宣布没收或冻结韩国企业在金刚山的资产，并于2011年8月对相关资产进行法律处置[’9〕，使得己经恶化的朝鲜半岛关系雪上加霜。是以因旅游发生的人身安全事件若处理不当，可能重新唤起民众对于过去政治对立状态下的敏感记忆，促使当局采取限制旅游的措施，进而引发双方关系紧张，甚至演变成为对立或冲突的局势。

5结论

就两岸实际状况对照巴特勒与毛宝迪的理论，其所提出的“旅游发展进程”并非是一往直前的，而是会受到政治互动关系的影响，基于加速、减缓、停比、倒退等不同政策方向，连续或跳跃进入零旅游、探访亲友旅游、中期、成熟等不同阶段。本文所推论分裂国家的旅游发展与政治关系之间交互影响概念性模式，可呈现在双方决策启动旅游机制后，旅游与政治的交互影响情形，期望能作为相关研究者探讨此类论题时的参考。

旅游除被认为有利于和平外，亦被认为受益于和平.旧。旅游在一般情况下可增进“类国家”的交流接触，但有时也会受到意识形态等政治因素的干扰.，〕。一旦双方关系紧张，有关当局即可能借由管制旅游客流及旅游目的地等手段，作为政治协商的工具，是以旅游能否发挥促进和平的积极影响，彼此间的政治关系仍是其中关键。然就旅游能够促成不同区域文化交流的角度切入，经由此一途径增进人们相互了解的程度，可视为检测双方为减缓彼此紧张关系所做努力的指标[zz7。

两岸自1979年后即未发生实际的军事冲突，双边仅2011年一年的人员往来总和即约700万人次，在双方人员交流如此频密情况之下，并若以“没有发生战争”为最基本的要件来简单定义“和平”，则两岸的政治情势即使尚不能完全称为“和平”，应可谓处于“和解”(reconciliation)的状态，而旅游活动在台海局势稳定的情况下发展，增加两岸人民接触

交往的机会，有利于和平状态的实践。在政治和平的状态下，固然有利于旅游发展，若处于紧张的关系中，旅游仍可发挥其第二轨道外交途径的作用，提供另一种促进互信互谅的管道，进而影响第一轨道外交途径。

除却政治力的干预，分裂国家的旅游对于双方民众而言具有相当的吸引力，这种趋势发生在具有文化或血缘关系的分裂国家尤是如此，尽管政府政策得以暂时停比旅游往来，然禁令或限制一旦解除，旅游客流将会呈现显著的增长。两岸协商自2011年6月28日起开放北京、上海、厦门居民赴台旅游“自由行”，并于2012年增加开放大陆居民赴台自由行城市，两岸民众可以在“无设限”的情况下而对而互动接触，大陆民众更可深入体验台湾的本地文化，对于促进两岸人民相互了解及维系友好和平发展关系，具有积极正而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