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新理论
西方“第三条道路”的新理论 陈亦信
90年代以来,以美国的克林顿(Bill Clinton)、意大利的普罗迪(Romano Prodi)、法国的若斯潘(Lionel Jospin)、英国的布莱尔(Tony Blair)和德国的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等为代表的左翼政党相继上台执政,他们不约而同地宣称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奉行一种既不同於传统左派,又不同於右翼主流的“新中派”(the new centre)策略。在克林顿总统率先把其新的政治经济策略称之为“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后,“第三条道路”便成为欧美左派政党的政治标识,博得了欧美左翼力量的广泛响应,形成为欧美国家中一种新兴的政治运动。布莱尔首相上台后,更是高高举起了“第三条道路”的旗帜,亲自撰著了《第三条道路:面向新世纪的新政治》(The Third Way: New Politics for the New Century),以此作为他所领导的英国工党的执政纲领。英国著名学者、现任伦敦经济政治学院院长的吉登斯(Anthony Giddens)教授等左翼学者则致力於对“第三条道路”进行理论建构,吉登斯近年相继发表了《超越左右》(Beyond Left and Right)和《第三条道路:社会民主主义的复兴》(The Third Way: The Renewal of Social Democracy)等深有影响的专著,其他学者关於“第三条道路”的论著更是汗牛充栋,“第三条道路”实际上已经不仅是一种新政治运动,而且也是一种新的政治思潮。
一 “第三条道路”和“新中派”
“第三条道路”并不是一个新的概念,它曾多次在欧洲政治中出现。人们曾经把介於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的政治选择称为“第三条道路”,把介於自由竞争式的资本主义与国家垄断式的资本主义之间的选择也称为“第三条道路”。正如卢克斯(Steven Lukes)所指出的那样,在过去数十年中,对处於左右之间、或超然於左右之上的“第三条道路”、“中间路线”的谈论一直没有中断过,“20年代的法西斯主义者、30年代哈罗德麦克米兰提倡的人道主义的资本主义、50年代社会党国际所追寻的介於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之间的中间路线、60年代东欧国家倡导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70年代德国的绿党、80年代瑞典的社会民主党,都曾求助於这个称谓”。但是,90年代重新出现的“第三条道路”,决不是对以往的简单重复,而有著新的含义。
“第三条道路”的政治实践者是西方的中左力量(the centre-left),主要是西方国家的社会民主党,如英国的工党、德国的社会民主党等。“第三条道路”的最基本意义,就是它声称同时超越以新自由主义为特征的新右派和以社会民主主义为特征的传统左派。换言之,它既反对传统的右翼保守主义政治,又反对传统的左翼激进主义政治,同时又分别从传统的左右两翼中汲取营养,继承了传统左派和新右派的某些价值。它被认为是在传统的两个极端之间找到了一个合适的中介,它是一种新的中派,或一个新的中心(neue Mitte,new centre)。它的基本目标就是要使社会民主主义现代化,用布莱尔的话来说就是: 第三条道路代表著一种现代化的社会民主主义、承诺社会正义的激情和中左派的目标,但实现这些目标的手段却是灵活的、创新的和前瞩性的。第三条道路基於其上的那些价值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一直指引著进步的政治,这些价值就是:民主、自由、相互责任和国际主义。它之所以是第三条道路,是因为它既决定性地超越了专注於国家控制、高税收和生产者利益的老左派,又决定性地超越了把公共投资、并且常常也把“社会”和集体努力的重要观念当作罪恶而加以拒斥的新右派。
被称为布莱尔首相的“精神导师”的吉登斯教授对“第三条道路”与新右派和老左派的联系与区别曾经做过系统的分析,指出了它们之间的五大异同,这一分析被当作是对“第三条道路”与新右派和老左派相互关系的权威性阐述。根据吉登斯的论述,新中派与老左派和新右派在以下五个方面既有联系,又相区别:第一,在政治价值方面,它继承了老左派的社会正义观点,仍把它作为自己的核心价值,但放弃了其阶级政治,而寻求一种跨阶级的支持。它拒绝新右派的极端自由主义,同时接受了其反对权威主义和排外主义的目标。第二,在经济体制方面,它倡导一种混合经济,这种混合经济既不像老左派那样强调管制,也不像新右派那样把解除管制等同於自由,而是力争使管制与解除管制、社会生活的经济方面与非经济方面之间达到平衡。第三,在国家干预问题上,它既反对老左派热衷於扩大政府干预的范围,也反对新右派过份弱化政府干预,而主张重新界定民主政治,“使民主制度民主化”,即下放政府的权力,使政府与公民社会组织进行更加积极的合作。第四,在国家主权问题上,它既反对老左派对民族国家(nation)的轻视,也不满新右派对民族国家的过份自信,而倡导一种世界主义(cosmopolitan)的民族国家观,既要坚持民族认同,又要以更加开放的心态来反省和重构民族认同。第五,在福利国家问题上,它像新右派一样看到了福利国家存在的致命弱点,但像老左派一样不同意放弃或削弱福利国家,而主张对福利国家进行彻底的改革,使之成为一种社会投资国家(social investment state),在风险与安全、个人责任与集体责任之间建立新的关系。
“第三条道路”究竟是新路还是旧途?在“第三条道路”中确实既可以发现新右派的影子,又可看到老左派的痕迹,说它是新右派的继续未尝不可,说它是老左派的延伸也不无道理。然而,“第三条道路”之所以是一种“新的中派”或一个“新的中心”,在很大程度上恰恰是因为它的“旧”:它并没有创造出新的政治经济制度,而是根据新的时代特点对新右派和老左派的价值和策略进行了取舍和重组,抛弃了“国家—社会”、“公共—私人”、“民主—权威”、“权利—责任”和“市场—政府”等传统的两分法,把原先对立的两种价值体系加以融合,从而把两种“旧”结合为一种“新”:一种新的“中派”,一条“新的道路”,一种“新的政治”。
“第三条道路”将老左派与新右派调和了起来,分别秉承了新右派和老左派的某些价值,所以不言而喻,它与社会民主主义和新自由主义有著内在的理论渊源联系,对此毋须多论。除此以外,我们认为,“第三条道路”与80年代开始产生,而在90年代开始流行的三种理论有著特别密切的联系。这三种理论分别是:全球化理论(globalization theory)、治理理论(governance theory)和社竤主义理论(communitarian theory)。
二 “新中派”与全球化
“第三条道路”的倡导者们几乎异口同声地将其新的选择和策略归结为全球化的产物,从全球的角度考虑其对内和对外政策是所有“新中派”的基本共识。布莱尔把“与日俱增的全球市场和全球文化”看作是我们这一变动不定的时代的首要特征,认为在这个时代中“经济是国际性的;环境是国际性的;犯罪也是国际性的”,所以“新中派”必须是一名积极的国际主义者。吉登斯更直截了当地指出:全球化是影响我们生活的主导性现象,我们不仅要把全球化理解为世界经济的激烈竞争,更要把它理解成生活方式的转变。他说:“激进的思维和政策必然要面对全球化带来的问题,利用全球化带来的机会。工党议程上的首要政策问题包括宪政改革、放权、福利国家改革以及欧盟的未来,这些问题都体现了全球化的影响。”
全球化研究与其他理论研究相比有很大的不同,纵观90年代各国的各种全球化理论,我们可以发现以下五个显著特点。“新中派”理论家在参与全球化大讨论的过程中既贡献出了自己的见解,同时也深深受到了全球化研究的影响,这些影响明显地体现在其对现实问题的思考和对实际策略的选择中。仔细地分析一下就能发现,全球化理论的下述五个特征,在“新中派”的理论和实践中都明显地存在著。
首先是全球化研究的跨国性。全球化是一项真正的跨国研究(transnational studies),一种真正的跨国理论(transnational theory)。全球化理论的这种跨国性被“新中派”的政治家和理论家们所完全接受,著眼於从全球的视角去看待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并制订相应的内外政策,成为“新中派”的重要特征。布莱尔及其工党把“国际性的承诺看作是解决跨国问题的逻辑答案,而不是对国家主权的威胁”,并更加努力寻求“管理贸易和金融、和平解决争端、确保对新出现的紧急问题作出迅速反应的国际制度”。在这种全球观的指导下,“新中派”特别强调国际合作,特别是各国“新中派”力量的跨国合作。布莱尔甚至提出了建立一个“中左国际”(International of the Centre Left)的可能性。
其次,全球化理论的综合性。全球化首先是一个经济发展过程,但是归根结柢它是一个整体性的发展过程。“新中派”清醒地认识到,全球化是一个综合性的发展过程,经济全球化必然导致文化和价值等的全球化。正如吉登斯所指出的,全球化主要是一种经济现象,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现象,全球化实际上是空间和时间的转变,它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本著这样的一种综合性全球观,“新中派”的政治家在制订其内外政策时特别注意各种政策的相互配套。例如,施罗德政府的思想库之一,德国社会民主党下属的艾伯特基金会未来委员会在1998年为刚上台的施罗德政府提出了“一条道路,三个目标”的德国未来十年发展战略。这三个目标是:经济效率、社会团结和生态持久;一条道路是:一种“新的德国模式”,也就是德国版的“第三条道路”。作者还特别强调上述三大目标之间的相互平衡,亦即强调社会经济与政治、文化、环境等的整体性协调发展。据作者所称,这一整体协调的社会发展战略的提出,是该“委员会详细地研究了全球化的各个方面”后所得出的必然结论。在英国,布莱尔的主要思想库德莫斯(Demos)及其代表人物马尔甘(Geoff Mulgan,他本人也是布莱尔的主要顾问之一)则因其直截了当地为工党的“新中派”政府制订了一个“整体主义”的政治方案(“holistic”style of government)而名闻遐迩。
再次,全球化理论的包容性。全球化理论是各种政治倾向和学术倾向的一个交汇点,它不同於其他带有某种单一政治或学术倾向的理论。在全球化理论中,我们可以听到具有上述各种政治或学术倾向的学者的不同声音。“新中派”认为,全球化进程是一个复杂的综合性发展过程,在全球化时代一切东西都处於不断的变化之中,政治思维和政治策略也必须随著时代和现实世界的发展而变更,所以布莱尔和其他“新中派”政治领导人特别重视实现其基本价值的那些手段的“灵活性”(flexible)和“前瞩性”(forward-looking)。从“新中派”把原先各种不同政治倾向的观点和策略糅合在一起这个意义上说,它没有固定的政治原则,正如有人所批评的那样,“第三条道路”是“伴随著全球化时代出现的一种时尚”,它“既不是左派又不是右派,既不是这种东西,又不是那种东西”。
最后,全球化理论的内在矛盾性。全球化过程本质上是一个内在地充满矛盾的过程,它是一个合理的悖论:它包含有一体化的趋势,同是又含分裂化的倾向;既有单一化,又有多样化;既是集中化,又是分散化;既是国际化,又是本土化。相应地,在全球化研究中,充满著各种对立的观点。有人把全球化当作福音,有人则认为它是灾难;有人把它视为人类的出路,有人则将它看作是我们的陷阱;等等,不一而足。“新中派”的倡导者们不仅接受了全球化的这种悖论,而且具体地把这种悖论或矛盾贯彻於其一系列政策中。吉登斯说:“全球化不是一个单一的过程,而是各种过程的复合,这些过程经常相互矛盾,产生冲突、不和谐及新的分层形式。本土民族主义的复活和本土认同的增强直接与作为对立面的各种全球化力量不可分割地交织在一起。”这种对全球化悖论的辩证思维方式,直接有助於“新中派”走出“市场—政府”、“民族国家—世界主义”、“公共—私人”以及“激进—保守”、“左—右”的对立状态。
三 “新中派”与善治
“新中派”理论家和政治家所提出的一个新的目标和口号是,“少一些统治,多一些治理”(less government,more governance),这一目标构成了其“第三条道路”的重要内容。“新中派”的这一基本观点表明它们充分地吸纳了90年代以来盛行於西方的治理(governance)和善治(good governance)思想。
1989年世界银行在概括当时非洲的情形时,首次使用了“治理危机”(crisis in governance),此后“治理”一词便广泛地被用於政治发展研究中。英语中的治理一词源於拉丁文和古希腊语,原意是控制、引导和操纵。长期以来它与统治(government)一词交叉使用,并且主要用於与国家的公共事务相关的管理活动和政治活动中。但是,自从90年代以来,西方政治学和经济学家赋予治理以新的含义,不仅其涵盖的范围远远超出了传统的经典意义,而且其涵义也与统治相去甚远。它不再只局限於政治学领域,而被广泛作用於社会经济领域,不再在英语世界使用,并且开始在欧洲各主要语言中流行。正如研究治理问题的学者杰索普(Bob Jessop)所说的那样:“过去15年来,它在许多语境中大行其道,以至成为一个可以指涉任何事物或毫无意义的‘时髦词语’。”
90年代以来,西方学者,特别是政治学家和政治社会学家,对治理作出了许多新的界定。在关於治理的各种定义中,全球治理委员会的定义具有很大的代表性和权威性。该委员会於1995年发表了一份题为《我们的全球夥伴关系》(Our Global Neighborhood)的研究报告,并在该报告中对治理作出了如下界定:治理是各种公共的或私人的个人和机构管理其共同事务的诸多方式的总和。它是使相互冲突的或不同的利益得以调和并且采取联合行动的持续的过程。它既包括有权迫使人们服从的正式制度和规则,也包括各种人们同意或以为符合其利益的非正式的制度安排。它有四个特征:治理不是一整套规则,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过程的基础不是控制,而是协调;治理既涉及公共部门,也包括私人部门;治理不是一种正式的制度,而是持续的互动。
从上述各种关於治理的定义中我们可以看到,治理一词的基本含义是指在一个既定的范围内运用权威维持秩序,满足公众的需要。治理的目的是指在各种不同的制度关系中运用权力去引导、控制和规范公民的各种活动,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从政治学的角度看,治理是指政治管理的过程,它包括政治权威的规范基础、处理政治事务的方式和对公共资源的管理。它特别地关注在一个限定的领域内维持社会秩序所需要的政治权威的作用和对行政权力的运用。
“治理”与“统治”从词面上看似乎差别并不大,但其实际含义却有很大的不同。在不少学者眼中,区分治理与统治两个概念甚至是正确理解治理的前提条件。正如戈丹(Jean-Pierre Gaudin)所说:“治理从头起便须区别於传统的政府统治概念。”治理作为一种政治管理过程,也像政府统治一样需要权威和权力,最终目的也是为了维持正常的社会秩序,这是两者的共同之处。但两者至少有两个基本的区别。
首先,治理与统治的最基本的,甚至可以说是本质性的区别就是,治理虽然需要权威,但这个权威并非一定是政府机关;而统治的权威则必定是政府。统治的主体一定是社会的公共机构,而治理的主体既可以是公共机构,也可以是私人机构,还可以是公共机构和私人机构的合作。治理是政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合作、政府与非政府的合作、公共机构与私人机构的合作、强制与自愿的合作。治理的主要特征“不再是监督,而是合同包工;不再是中央集权,而是权力分散;不再是由国家进行再分配,而是国家只负责管理;不再是行政部门的管理,而是根据市场原则的管理;不再是由国家‘指导’,而是由国家和私营部门合作”。所以,治理是一个比政府更宽泛的概念,从现代的公司到大学以及基层的社区,如果要高效而有序地运行,可以没有政府的统治,但却不能没有治理。
其次,管理过程中权力运行的向度不一样。政府统治的权力运行方向总是自上而下的,它运用政府的政治权威,通过发号施令、制订政策和实施政策,对社会公共事务实行单一向度的管理。与此不同,治理则是一个上下互动的管理过程,它主要通过合作、协商、夥伴关系、确立认同和共同的目标等方式实施对公共事务的管理。治理的实质在於建立在市场原则、公共利益和认同之上的合作。它所拥有的管理机制主要不依靠政府的权威,而是合作网络的权威。其权力向度是多元的、相互的,而不是单一的和自上而下的。
就其直接原因而言,政治学家和管理学家之所以提出治理概念,主张用治理替代统治,是他们在社会资源的配置中既看到了市场的失效,又看到了国家的失效。治理可以弥补国家和市场在调控和协调过程中的某些不足,但治理也不可能是万能的,它也内在地存在著许多局限,它不能代替国家而享有政治强制力,它也不可能代替市场而自发地对大多数资源进行有效的配置。既然存在著治理失效的可能性,那么,如何克服治理的失效,如何使治理更加有效等问题便自然而然地摆到了学者面前。不少学者和国际组织纷纷提出了“元治理”(meta-governance)、“有效的治理”和“善治”等概念,作为对上述问题的回答。其中“良好的治理”或“善治”的理论最有影响。
概括地说,善治就是使公共利益最大化的社会管理过程。善治的本质特征,就在於它是政府与公民对公共生活的合作管理,是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一种新縪关系,是两者的最佳状态。善治实际上是国家的权力向社会的回归,善治的过程就是一个还政於民的过程。善治表示国家与社会或者说政府与公民之间的良好合作,从全社会的范围看,善治离不开政府,但更离不开公民。从某个小范围的社竤来看,可以没有政府统治,但却不能没有公共管理。善治有赖於公民自愿的合作和对权威的自觉认同,没有公民的积极参与和合作,至多只有善政,而不会有善治。所以,善治的基础与其说是在政府或国家,还不如说是在公民或民间社会。从这个意义上说,公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善治的现实基础,没有一个健全和发达的公民社会,就不可能有真正的善治。正是基於这样一种逻辑,与传统的左派不一样,“新中派”尤其强调公民社会对於民主政治的意义,把培育和发展一个强大的公民社会当作其既定的主要目标之一。例如,布莱尔就明确地把一个珍惜权利和责任的强大的公民社会当作其四大政策目标之一。
90年代以来善治的理论与实践之所以能够得以产生和发展,其现实原因之一就是公民社会的日益壮大。公民社会是国家或政府之外的所有民间组织或民间关系的总和,其组成要素是各种非国家或非政府所属的公民组织(CSO),包括非政府组织(NGO)、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社区组织、利益团体和公民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它们又被称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政府与公民社会的合作具体地表现为政府与各种形式的公民社会组织之间的积极合作,与公民组织建立良好的夥伴。所以,“新中派”深深地认识到,“他们必须学习新的技术:与私人部门和自愿部门合作,共享责任和权力”。
善治是政府与公民之间的积极而有成效的合作,这种合作成功与否的关键是参与政治管理的权力。公民必须具有足够的政治权力参与选举、决策、管理和监督,才能促使政府并与政府一道共同形成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比起实质民主(substantial democracy)来,善治更强调的是程序民主(procedual democracy),即强调保证公民享有充分自由和平等的政治权力的现实机制。这一思想在“新中派”代表人物身上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他们提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口号是“使民主制度民主化”,其真实意义便是“在公共事务中实现更大程度的透明,进行非正统形式的民主参与实验,如全民公决和直接民主。‘民主制度的民主化’离不开与公民社会各种组织的积极合作”。
善治未必需要政府,反过来,没有政府也可以有善治。善治的这一特性被“新中派”及时地运用於其新的分权思想和全球政治观中。传统上,政治上的分权无一例外是指中央政府权力的下放和分散,但在“新中派”的理论家们看来,“新民主国家的基础首先是分权,不仅向下分权,而且也向上分权。向下把权力交给地方和地区,向上则交给跨国机构”。“新中派”倡导的这种全球治理观,目的是试图推行一种“世界主义”政治策略,他们认为,在全球化时代国际社会和国内社会一样,同样需要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但这是一种新的公共权威和公共秩序,它不可能由传统的国家政府来创立,只能通过善治来实现。
四 “新中派”与社竤主义
近年来在西方发达国家新出现了一种所谓的“社竤运动”(communitarian movement),这一运动的主要倡导者之一便是“新中派”的政治家和理论家。美国现任副总统戈尔(Al Gore)自称社竤运动对他“大有启发”,参议员布雷特莱更是充满信心地预测,社竤运动将为“未来的政治新时代打下烙印,正如进化论在一个世纪前使我国改变了面貌一样”。法国著名政治家德洛尔也把社竤主义视为减少集权和扩大民主的一大法宝。英国工党领袖布莱尔称:“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既已死亡,社竤主义便成为欧洲左翼复兴的酵母”,并将它作为其新世纪新政治的第四大价值。
社竤主义是在批评以罗尔斯(John Rawls)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它与新自由主义形成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两相对峙的局面。有人说,7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是新自由主义者的“社会正义”(social justice),80年代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则是社竤主义者的“社竤”(community)。在90年代,“社会正义”和“社竤”两者同样成为政治哲学的主要话题。社竤主义以其“公益政治学”而与新自由主义的“权利政治学”相区别,它强调集体的认同,提倡美德和责任,主张权利与义务的统一,肯定“积极国家”或“积极政府”的作用等。在“第三条道路”的一些基本思想和重要政策中,我们轻而易举地可以看到社竤主义这种“公益政治学”的明显印记。
社竤主义者承认个体的权利和价值,但更强调集体的权利和价值。他们所说的集体主要指的是社竤。“新中派”提出了“重建社竤”和“复兴社竤”的口号。在所有社竤中,家庭和国家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肯定家庭和国家的价值,改造人们对家庭和国家的认同感,重新唤起人们对这些社竤的忠诚感和归属感,成为“第三条道路”的显著特色。
社竤主义倡导公共利益和集体利益。社竤主义的这一命题事实上成为“新中派”提倡集体利益的道德依据:“我们的独立自主有赖於集体利益;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所处的社竤而变得丰富多彩,或者反之变得枯燥乏味。”
与新自由主义者不同,社竤主义从不认为个人的自由平等权利是天赋的秉性,而认为是社会过程的产物,是人们奋斗争取的结果,政治参与则是争取和扩大个人权利的最有效途径。只有通过积极的政治参与,个人的权利才能得到最充分的实现。社竤主义者从实质上把政治权利界定为个人参与政治决策的权利,因而把个人广泛的政治参与当作是民主政治的基础。这种观点也被“新中派”广为接受:“民主的推动力需要通过发现新的参政方法而得以加强,这些方法能使公民参与那些与其自身利益相关的决策。因为长期以来,在‘代议民主’与‘直接民主’之间形成了虚假的对立。事实上,在一个成熟的社会里,在制订影响人民生活的重大决策时,代表们若能充分考虑人民的意见并鼓励公开的争论,那就能够制订出更好的政策。”
无论是“第三条道路”,还是全球化、治理和社竤主义理论,它们本身都还处在形成和争论之中,至今对它们还没有也不可能有十分明确的和一致的界定。但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第三条道路”以及这些新的理论正在对现实世界发生重要的影响,它们本身以及它们之间的内在联系已经引起了人们的关注。
第二篇:当代西方翻译理论(范文)
后殖民主义入翻译策略探究
文学翻译并不单纯地只是两种语言符号的转换,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还会涉及到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传统的翻译研究只是停留在语言内部,忽视了文本背后所隐藏的权力话语。在后殖民语境下,政治经济的不平等导致了强势文化(宗主国)与弱势文化(殖民地)之间的权利差异,翻译文本根本无法实现人们预期的平等对话和转换。因此21世纪的我们在进行翻译时必须从各个角度考虑翻译策论的选择与使用。
一、后殖民主义与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
后殖民主义是20世纪70年代兴起于西方学术界的一种具有强烈的政治性和文化批判色彩的学术思潮,主要着眼于宗主国和前殖民地之间关系的话语。后殖民主义中影响最大的一支是以巴勒斯坦裔美国学者赛义德、印度裔美国学者盖娅里特·斯皮瓦克和波斯裔美国学者霍米·巴巴为代表的“三剑客”。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是后殖民主义在翻译研究中的一种应用形态与研究范式。它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一反翻译研究的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延续80年代以来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以其独有的研究路径“权力关系的透视”介入到对翻译活动和翻译文本的研究。他们围绕“权力关系”、“翻译的政治”和“归化与异化”等核心问题,从不同视角研究了不同历史语境下的翻译与文化政治问题。后殖民主义研究为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它认为翻译是殖民文化的产物,是帝国主义国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实施文化霸权和文化侵略的工具。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专注于研究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的价值取向和翻译策略的使用情况,探讨译者因意识形态、权力等文本外部因素的制约而采取的不同翻译策略。
二、后殖民主义视角下翻译策略的选择
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以权力差异理论为基础,借助描写的方式观察、研究和解释权力差异语境中译者自觉与不自觉的价值取向和策略选择。用它的相关理论对归化、异化、杂合化翻译策略进行分析。后殖民主义理论给翻译研究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在翻译研究上实现各种理论方法共融、互补的有效整合,从
而推动翻译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一)归化的翻译策略
归化的翻译策略的使用是殖民者利用自身的权力话语,实施文化侵吞,进行文化殖民的工具。归化的翻译总是根据强势语言的规范和文化来进行自我调整,不仅帮助帝国国家主义散播话语权力,通过翻译文本巩固了他们的霸权,而且被殖民一方的读者无视本土的文化,在潜移默化中不断强化他们他者身份的认同。这里以霍克斯译《红楼梦》的一段为例:
宝玉心中想着:“难道这也是个痴丫头,又像颦儿来葬花不成?”因又自叹道“若真葬花,可谓东施效颦,不但不为新奇,且更讨厌了。”
“This is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 he thought, “If that is really what she is doing.Not merely unoriginal, but downright disgusting!”
成语是汉语的精髓,承载着丰厚的中国文化。对成语的掌握程度可以从一个方面反映他的汉语水平。作为一位汉学家,霍克斯不可能不知道东施效颦的典故及涵义,但是他仍将其译为 “imitating the Frowner with a vengeance”,原文中成语所特有的文化内涵被抹杀了,实现了文化的侵吞,翻译成为了描述不同语言和文化不平等权力关系的一个场所。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宗教信仰和军舰,造成在宗教文化的巨大差异。儒家,道教和佛教是中国的三大宗教和中国文化有很深的影响。而英国人信奉基督教,神是在他们的宗教信仰里的主要文化形象。在红楼梦翻译实例中所反映的宗教信仰差异从以下例子中可以看出:
刘姥姥道:“阿弥陀佛!这全仗嫂子方便了!”
Yang‟s version: “Buddha be praised!I‟m most grateful for your help, sister.” Hawkes version: “Bless you, my dear, for being such a help!”said Grannie Liu.“阿弥陀佛”是一个典型的佛教词,是经常被中国人用来表达感谢和解脱的词语。虽然它不可译的准确,但它一定与佛有密切的关系,是在中国的主要宗教。显然,杨尝试引入佛教的读者而霍克斯避免两个宗教的差异与翻译成西方宗教的用语。
(二)异化策略的运用
理查德·亚克蒙指出,在强势文化的市场中,只有很少的文本是从弱势文化
中翻译过来的;而在弱势文化市场中,从强势文化市场中翻译过来的文本占所有翻译文本的绝大部分。异化的翻译思想认为,翻译应该表现语言和文化上的差异,并提供实现和研究差异的场所。同时,后殖民主义翻译理论家认为,翻译是一种文化政治行为,基于归化的翻译传播英美文化和英美意识形态,体现了文化传播中的不平等对话。异化的翻译实践就是要通过保留外国文本中异的成分,故意用不通顺、不流畅、不透明的非惯用表达方式,破坏目的语文化的规范。让我们看一个例子:
贾芸笑道:“巧妇做不出没米的粥来。”
Yang‟s version: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cook a meal without rice.” Hawkes‟ version: “Even the cleverest housewife can‟t make bread without flour!”
“米”和“粥”是两种中国常见的食品,其中“粥”是中国特色。水稻是中国与西方共有的食物,但不像中国人那样用来做稀饭,西方人用燕麦作稀饭。因此,英语单词“porridge”是不确切的对应的汉语“粥”。在这个例子中,杨和霍克斯以不同的方式翻译中国食物。在杨的版本,他把“米”这个词用“饭”代替“粥”,这部分保持了中国风味。而霍克斯取代“米”和“粥”,用“面包”和“面粉”等对英国人熟悉的词汇。采用这样的策略,能引起西方人对中国人的生活方式的极大兴趣也能使中国传统文化进入西方文化。
再例如中国地铁站、街道、饺子、粽子、功夫和太极等词语的翻译都极大的采用了异化的翻译策略,极大地保留中国的特色。
(三)杂合策略的运用
在翻译界,归化和异化一直被认为是两种翻译策略。从后殖民主义翻译的研究视角来看,翻译是同帝国主义国家的殖民活动联系在一起的。采用归化策略的译文基本上没有翻译的痕迹。“译文读者在面对翻译过来的弱势文化的文本时会产生这样一种错觉,即他们仿佛在译作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使他们感到熟悉、亲切,阅读起来轻松、自如,无需做出过多的努力。但与此同时,弱势文化所特有的语言和文化特征也都被归化的手法抹去了。”然而,异化的翻译策略则体现出两种语言所负载的文化上的差异,通过向强势文化输入弱势文化的异质性,形成了对强势文化的挑战。
事实上,没有哪个译文是绝对的归化或者绝对的异化,所有的译文都是杂合的,是归化和异化两种翻译策略相互交融的产物。蔡平先生说,“事实上,异化翻译和归化翻译并不是互相排斥的对抗性概念,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的翻译策略和方法。”以杨译《红楼梦》为例
“谋事在人,成事在天。”
“Yang‟s version: Man proposes, Heaven disposes.”
“Hawkes‟ version: Man proposes, God disposes.”
宗教是在翻译过程中一个重要的文化元素。众所周知,佛教是中国的主要宗教。中国人认为“天”是控制一切的最强大的力量。天堂在中国古代哲学中占有最高的地位。天与人的关系是非常敏感的。在中国古代,皇帝宣布自己为“天堂”的儿子,他必须按照天意和回应人民的需要来稳定自己的统治。天似乎是所有的法律规则的总称。杨保留图像的“天”在源文本中的方式将中国独特的信念转化为一个等价的英语说通过改变“上帝”为“天”,告知中国的佛教信仰和目标读者。传递信息的方式,包含地道英语的组合,和中国独特的文化导杂交致的翻译。相反,霍克斯从第一世界国家的学者,不做任何改变,只需要相当于英国说,他认为西方读者相信基督教会更容易接受。当然,它更加自然在英语世界所接受,但他把佛教信徒在基督教。
不可否认,无论译者采用归化还是异化的翻译策略,只要异域文本进入本土文化,其译文语言都不可避免地具有某种程度的杂合。归化和异化的差别只是杂合程度的不同而已。无论这种杂合的程度有多低,都会将异族的语言文化价值观引入目标文化,而无论杂合程度多高,也难以彻底摧毁目标文化的民族身份。一种文化,如果不想与世隔绝,那就必须要进行文化交流。既然要交流,就要坦然面对杂合。不间断而有度的杂合可以提高文化机体的免疫力,降低排异性。一种文化如果想要在日渐开放的形式下免于被殖民统治的厄运,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文化地位,才能从根本上抵制文化侵略。
三、结尾 各种语言之间存在的差异,使翻译的必要。但是翻译不只是反映了从一种语言到另一个的改变;更重要的是,它是文化交流活动。通过译者翻译策略的选择反映了他们的文化身份。然而,在翻译实践中,归化和异化是不可分的绝对;这
两种策略都是混合。文化的异质性和文化交流的必要性决定了翻译的必然性杂交 在后殖民主义语境中,杂合的战略具有重要的意义和很强的文化。从红楼梦杨译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异质文化的可翻译文本中的兼容。杂合可处理文学翻译中的文化差异的一个好方法。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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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第三管理站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知识试题新2
第三管理站迎庆建党90周年
“明党史”党的历史和基本理论知识试题
1.中国共产党的性质是()。
(A)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
(B)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C)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2.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A)实现共产主义;
(B)实现共产主义社会制度;
(C)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宏伟目标
3.中国共产党以()作为自己的行为指南。(A)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
(B)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
(C)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4.“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我们党的()。(A)立国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B)立党之本、强国之基、力量之源;
(C)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5.发展是我们党()的第一要务
(A)以法治国;(B)执政兴国;(C)以德治国。
6.社会主义政治建设的目标是:坚持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A)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B)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德治国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C)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巩固人民民主专政。7.我国社会主义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A)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度;
(B)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C)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统一战线制度。8.按照()的方针,完成祖国统一的大业。(A)“一个国家、两种机制”;(B)“一个国家、两种制度”;(C)“一个国家、两种体制”。9.党的思想路线是(),在实践中检验真理和发展真理。(A)一切从实际出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B)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与日俱进;
(C)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联系实际,实事求是。10.党在任何时候都把(),同群众同甘共苦,保持最密切的联系,不允许任何党员脱离群众,凌驾于群众之上。(A)党的利益放在第一位;(B)群众利益放在第一位;(C)干部利益放在第一位。
11.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密切联系群众,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A)脱离群众;(B)权力腐败;(C)以权谋私。12.党风问题、党同人民群众联系问题是关系党()的问题。(A)兴衰成败;(B)生死存亡;(C)执政地位。13.党的领导主要是()的领导。
(A)政治和思想;(B)思想和组织;(C)政治、思想和组织
14.党章规定,中国共产党党员必须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不惜(),为实现共产主义奋斗终身。(A)牺牲自己的生命、财产;(B)牺牲个人的一切;(C)为国捐躯
15.坚持党和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个人利益服从党和人民的利益,吃苦在前,享受在后,克已奉公,多做贡献,是党员的()。
(A)责任(B)权利(C)义务
16.党员的义务之一是党员要自觉遵守党的纪律,模范遵守国家的法律法规,严格保守党和国家的秘密,执行党的决定,服从(),积极完成党的任务。
(A)大局需要(B)组织分配(C)集体利益
17.每个党员,不论职务高低,都必须编入党的一个支部、小组或其他特定组织,参加党的(),接受党内外群众的监督。
(A)民主生活;(B)组织生活;(C)学习活动。
18.党员如果没有正当理由,连续()不参加党的组织生活,或不交纳党费,或不做党所分配的工作,就被认为是自行脱党。
(A)一年;(B)九个月;(C)六个月
19.党的总支部委员会、支部委员会每届任期()。
(A)一年或二年;(B)两年或三年;(C)三年或四年。20.党的纪律是党的各级组织和全体党员必须遵守的(),是维护党的团结统一、完成党的任务的保证。(A)行为规则;(B)最高准则;(C)行动准则。21.中国共产党党徽为()组成的图案。
(A)镰刀和锤头;(B)镰刀和斧头;(C)镰刀和榔头。22.在祖国统一的问题上,()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创造性构想。(A)毛泽东;(B)邓小平;(C)江泽民。23.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历史大事件是()。(A)“八七“会议;(B)三湾改编;(C)文家市决策;(D)井冈山会师。24.推进党的思想建设、政治建设、组织建设和作风建设,都应贯穿()。
(A)求真务实的精神;(B)真抓实干的精神;(C)实事求是的原则;(D)“三个代表”的要求。25.“三个代表”是中国共产党的()的集中体现。(A)先进性;(B)革命性;(C)进步性;(D)战斗性。26.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于()在上海举行。
(A)1912年 7 月 1 日;(B)1921年 7 月23 日;(C)1921年 7 月31 日27.第一个提出把7 月 1 日作为中国共产党建党纪念日的人是()。(A)毛泽东;(B)董必武;(C)刘少奇
28.最先在中国提出“中国共产党”这个名称的是()。(A)李大钊;(B)威经斯基;(C)蔡和森
29.邓小平多次指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核心,是坚持()。(A)党的领导(B)社会主义(C)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30.中国共产党的宗旨是()。(A)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B)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纲领不动摇;(C)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31.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是()。(A)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B)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C)实现共产主义32.()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A)发展;(B)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
33.《党章》规定:党的基层组织是党在社会基层组织中的(),是党的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A)基础(B)细胞(C)核心(D)战斗堡垒
34.“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把党的正确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党章对()的表述。
(A)党的组织路线(B)党的政治路线(C)党的群众路线
35.坚持党的思想路线,(),是我们党坚持先进性和增强创造力的决定性因素。(A)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B)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C)与人民群众保持血肉联系
36.我们党的最大政治优势是(),党执政后的最大危险是脱离群众。(A)理论联系实际;(B)密切联系群众;(C)批评与自我批评
37.要把()满意不满意作为衡量解决问题是否彻底、先进性教育活动是否取得成效的重要标准。
(A)干部;(B)党员;(C)群众
38、我国新一届领导人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领导全国人民奔小康,请指出科学发展观的核心:()A、全面发展;B、可持续发展;C、以人为本
39、党章规定,()是唯一而正确的入党动机。A、增加择业竞争砝码,找到一份比较理想的工作; B、具有政治资本,使自己早日成才;
C、献身共产主义事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40、党在现阶段的任务是()
A、实现共产主义;B、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C、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41.中国共产党的党徽党旗是中国共产党的()。党的各级组织和每一个党员都要维护党徽党旗的尊严。A:象征B:标志C:象征和标志
42.在党员必须履行的学习义务中,现行党章增加了学习()的内容。A.邓小平理论B.党的基本知识C.“三个代表”重要思想43.中国共产党以()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
A、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B、邓小平理论;C、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D、以上都是
44.“一切为了群众,一切依靠群众,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主张变为群众的自觉行动。”这是党章对()的表述。
A.党的组织路线;B.党的政治路线;C.党的群众路线45.党的先进性最终要靠()来体现。
A.党员的先进性;B.先进生产力; C.领导干部的先进性
46.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要加强党的()建设,提高党的领导水平和执政水平。A.治国能力B.执政能力C.治党能力47.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坚持民主集中制,是党的建设必须坚持实现的四项基本要求。
A.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B.坚持经济建设,实事求是C.坚持改革开放,自力更生48.民族进步的灵魂,国家兴旺发达的动力,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是()。A、创新B、发展C、拼搏49.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核心在坚持()。A.党的群众性;B.党的阶级性 ;C.党的先进性
50.要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的有机统一,不断提高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能力。A.以德治国B.加强基层组织C.依法治国51.提高党的执政能力,首先要提高什么()
A 党管理党员队伍的能力;B 党管理国家政权、维护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的能力 ;C 党领导发展的能力52.中国共产党的三大作风是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A.调查研究的作风B.自我批评的作风C.艰苦奋斗的作风53.发展经济的根本目的是提高全国人民的()。A.生活水平和质量 B.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C.富裕程度
54.党章指出,到建党一百年,建成惠及()人口的更高水平的小康社会。A、几亿;B、十亿;C、十几亿;D;几十亿
55、我们要坚持()、从严治党,发扬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A、与时俱进;B、开拓创新;C、党要管党;D、民主集中制
56、党章指出,党的上下级组织之间要互通情报、互相支持和()。A、互相监督;B、互相批评;C、互相促进;D、互相提醒57.“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在科学判断党的()基础上提出来的。A.历史方位B.历史地位C.执政地位
58.全面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必须坚持把党的()建设放在首位。A.思想理论B.政治理论C.作风
59.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的事业单位中,党的基层组织要发挥()。A.领导核心B.组织核心C.政治核心
60.第一次把党的誓词载入《党章》是在党的()大。
A、中共一大B、中共二大C、中共七大D、中共十二大
61.党的基层组织是党()的基础,应该成为贯彻 “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组织者、推动者和实践者。A:全部组织和工作B:全部工作和战斗力C:战斗力和凝聚力
62.要以提高素质、优化结构、改进作风和()为重点,把各级领导班子建设成为坚持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坚强领导集体。
A:增强凝聚力B:增强团结C:提高效率
63.第一次将党的建设称为一件“伟大的工程”的领袖人物是()。A、毛泽东B、刘少奇C、邓小平D、江泽民64.“四个服从”最重要的是()。
A、全党服从中央;B、下级服从上级;C、少数服从多数。65、现行《中国共产党章程》的生效时间是()。
A.2002 年 11 月 13 日 B.2002年 11月 14 日 C.2002 年 11 月 15 日 D.2002年 11月 16 日66.三大战役按作战时间排序,正确的是()。
A.辽沈、淮海、平津 B.淮海、辽沈、平津C.平津、辽沈、淮海67、加强和改进党建设的方针是()。
A、严惩腐败B、党要管党,从严治党C、增强党章意识68、()是为人民服务和集体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
A、奉献社会B、廉洁自律C、无私奉献D、遵守党纪
69、中国共产党在领导社会主义事业中,必须坚持以()为中心,其他各项工作都服从和服务于这个中心。A、团结稳定; B、改革发展; C、三个文明建设 ;D、经济建设
70.1921年 7 月23 日在上海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时,全国只有 50 多名党员。目前,经过85年的发展,中国共产党已经成为拥有()党员的大党。
A.5000 多万B.6000 多万C.7000 多万
71.第四次反“围剿”斗争中,中央苏区执行正确军事战略的领导人是()。A.毛泽东、朱德B.王明、博古C.周恩来、朱德72.()会议的召开,事实上确立了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A.八七会议B.遵义会议C.洛川会议73.日本侵略者制造南京大屠杀是在()。
A.1937 年8 月B.1937年 12 月C.1938年2 月
74.既参加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又参加重庆谈判的中共代表是()。A.叶剑英B.周恩来C.王若飞
75.为我国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革赢得一个相对稳定的和平环境的是()。A.新中国成立B.抗美援朝的胜利C.土地改革完成76.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建设的重点是()。A.农业B.轻工业C.重工业
77.当今社会,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A.关键B.源泉C.保证
78.“十一五”规划的灵魂和主线是()。
A.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B.和谐社会建设;C.科学发展观;D.节约型社会建设79.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的是()。A.二七大罢工;B.维新运动;C.五四运动
80.1920 年11 月,中国共产党上海发起组制定了(),以此作为接纳党员的标准。A.《共产党宣言》; B.《中国共产党宣言》; C.《社会主义史》
第四篇:西方领导理论发展综述
专题三:西方领导理论发展综述
19世纪末,伴随着古典管理理论的产生,西方国家开始了对领导理论的研究。西方研究人员将领导活动作为独立的对象作了系统的研究,从不同的角度提出了自己的领导理论。西方的领导理论随着时代的发展在不断深化和拓展,从找寻有效领导者品质的特质阶段,到探求有效领导行为方式和风格的行为阶段,再到从“情景”视角寻求有效领导的权变阶段,西方领导理论呈现出不同的研究特点。
一、领导特质理论阶段。
“领导是天生的”,这种信念在19 世纪末至20世纪上半叶占主导地位。这种理论认为:某些人生下来就注定要成为领导者。根据这种理论,恺撒、贞德、拿破仑都是与生俱来的领导者,他们生下来就具有一系列促使他们成为伟大领袖的个人素质。
在早期众多的理论和假说中,比较著名的是亨利的特质理论和吉赛利的特质理论:
1.亨利1949 年提出成功领导者应具有十二点特质:成就欲强烈;敢于承担责任;尊重上级;组织能力强;决断力强;思想敏捷;自信心强;极力避免失败,不断驱使自己前进;讲求实际,注重现在;亲近上级,疏远下级;独立生活;忠诚组织。
2.美国学者吉赛利在20 世纪60年代指出领导者特质与领导效率有关,认为凡自信心强而魄力大的领导者,成功机率较大。
二、领导行为学派阶段。
由于领导品质研究方法没有产生预期的结论,领导学研究人员在行为科学研究方法的影响下,从20 世纪40 年代起逐渐将领导的研究重点从领导者的品质特征转移到对其行为的研究上来,即研究领导者做了什么,是怎么做的,领导者是谁,他与职员之间处于什么样的关系。
行为理论强调一个有效领导的行为,而不是判断谁应是一位有效的领导者。由于行为能被观察、能被测量,比品质更具有客观性、更精确,行为研究比特质研究更为有利。这段时期的领导行为理论研究集中研究了两个方面:一是研究领导者具备什么样的领导行为,二是研究什么样的领导风格才能提高领导绩效。
1.弗莱西曼的研究。
该研究确立了领导行为研究的两个最基本考察维度:关怀维度和定规维度。其中关怀维度即领导者对与员工的信任和尊重的程度。定规维度即为达到一定目标,领导者对不同角色进行分配和定位的倾向程度。
在此基础上还提出了四种领导方式:高关怀—高定规、高关怀—低定规、低关怀—高定规、低关怀—低定规。该研究表明:不同的领导方式对工作效率和职工情绪有直接的影响。
2.管理方格图理论。世纪60 年代中期,美国得克萨斯大学的管理学者罗伯特•布莱克和简•默顿设计的管理风格图,考察了“对生产的关心”和“对人的关心”这两个维度,每个维度由低到高被分别赋予从1到9九个值,由此出发提出了五种典型的领导方式:
A.(1,1)型:对生产和人都不关心,即“缺乏型领导”;
B.(9,9)型:对生产和人都极关心,即“团队型领导”;
C.(1,9)型:对人最大关心即“乡村俱乐部型领导”;
D.(9,1)型:对生产最大关心,即“任务型领导”;
E.(5,5)型:对生产和人的关心都居中,即“中庸之道型领导”。团队型领导模式被认为是最理想、最有效。该模式将“对生产的关心”和“对人的关心”两方面结合起来,使组织的目标和个人的需要相结合,从而形成患难与共的命运共同体关系。布莱克和默顿认为,领导者应该客观分析各种情况,把自己的领导方式改造为团队型管理,以求得极高的效率。
3.卢因的领导风格理论。
在这一时期影响较大的理论还有卢因的领导风格理论,卢因等人提出专制型、民主型、自由放任型领导风格,他们得出结论:只有在民主的领导风格下,才能达到群体的高生产率和群体的高满意率。
4.立克特的“第四种领导体制”。
利克特指出,在所有的管理工作中,对人的领导是最重要的中心工作,其他工作都取决于这一点。因此,他提出了领导方式和风格有四种类型:专权独裁型、温和命令型、协商型和参与型,称为“四种领导体制”。利克特认为只有第四种“参与型领导体制”才是效率高的,因为它注重人际关系,领导者以人为中心,本质上民主。
5.领导风格连续统一体理论。
与利克特不同,罗伯特•坦南鲍姆和沃伦•施米特提出了领导风格连续统一体理论,认为并没有一种领导风格总是正确的,也没有一种领导风格总是错误的。他们认为,领导有多种多样的风格,从以领导为中心的专制风格到以下属为中心的民主风格,存在7 种不同的领导风格,而选择哪种风格最为有用,坦南鲍姆和施米特认为,需要考虑领导者的个性因素、被领导者的因素、环境方面的权变因素。
三、权变领导理论阶段。
在领导行为理论研究的后期,一些研究人员已经开始寻求解释领导的更为复杂的方法了。特别是研究人员已经注意到要考虑情景因素了,到20世纪60 年代,这些因素被应用到领导研究当中。
1.费德勒的权变理论。
弗雷得•费德勒是率先进行这项工作的研究者,他使领导研究从考虑领导者本身因素的简单模型向包涵权变因素的复杂模型转变,逐渐形成了权变领导理论。
费德勒的领导权变理论的基本观点是:领导者的个性行为方式以及行为的有效性高度依赖于他自己所处的情境,并不存在一种普遍适用的“最好的”或“不好的”领导方式,领导是一个动态过程,领导
者的有效行为应随着下属的特点和情境的变化而变化。
该理论从三个维度考察了影响领导效果的环境:
1)职位权利:领导者的职位权利在什么程度上时群体成员遵从他的指挥;
2)任务结构:任务能够得到明确阐明的程度和部属对这些任务的负责程度;
3)上下级关系:群体成员爱戴信任领导,情愿乐于追随领导的程度。
该理论将领导方式分为两类:
1)高LPC型,即趋向于人际关系型的领导方式。
2)低LPC型,即趋向于生产型的领导方式。
其研究表明:在非常有利和非常不利的两种环境中,注重任务的领导者工作时最有效的,当情况只是稍微不利或稍微有利时,注重人际关系的领导者工作是有效的。对低LPC型,他首先关注的是工作任务的完成,环境较差情况下,首先关注任务的完成,当环境变好时,任务完成也不是问题,此时他考虑的是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对低LPC型,比较重视人际关系,环境较差情况下,他将人际关系的改善放在优先位置,环境较好时,人际关系自然很融洽,此时他追求工作任务的完成。从而环境较好和环境较差的情况下应采取低LPC型方式;环境中等的情况下:采取高LPC型方式。
2.途径—目标理论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罗伯特·J·豪斯教授提出了途径—目标理论。该理论是扩充和完善了的的领导权变理论,以期望理论及对工作和对人的关心程度的模式为依据来进行研究。该理论的核心是领导者影响着行为与目标之间的途径。该理论认为:领导者的工作是帮助下属实现他的目标,有效领导者能够通过明确指明实现目标的途径、方式来帮助下属,并为他们扫清前进障碍,从而使其工作容易进行且保持目标与组织目标一致,其工作效率取决于他能激励下属达到目标并在工作中得到满足的能力。
豪斯将领导风格分为以下4种类型:
1)指导型:领导者让下属知道他对他们的期望、完成任务的进度安排及对完成的方式等给予具体的指导型意见,这种领导者事必躬亲;
2)支持型:关心下属生活和幸福,考虑下属需求,努力营造愉快的组织气氛;
3)参与型:领导者做出重大决定之前充分考虑下属意见和建议,允许下属对上级决策施加影响;
4)成就导向型:领导者善于提出具有挑战性的目标,并努力寻求改进业绩的办法,诱导下属最大限度发挥自己的才能,深信下属愿意实现高要求的指标。
豪斯认为“高工作”和“高关系”的组合不一定是最有效的方式,还应补充环境因素,应在考虑环境和下属这两个因素的情况下选择合适的领导风格。
3.成员交换理论。
在该阶段另一个不容忽视的理论是领导者——成员交换理论。该理论认为领导者由于时间压力等原因与部分下属建立了特殊关系,这些人被称为圈内人士,其他下属被称为圈外人士。圈内人士与领导之间有更多的感情联系,更受领导信任和关照,他在服从领导时更为积极、主动,并能发挥最大的才智完成工作任务。而圈外人士与领导之间的关系是在权力系统基础上形成的,是一种纯粹的工作关系,他们与领导接触少,也很少能得到领导额外的奖励和机遇。因此,领导者与下属中不同成员的亲疏程度是影响领导绩效的重要变量。
4.其他理论。
此外在该阶段有影响的理论还有保罗•赫塞和肯尼斯•布兰查德的情景领导理论,维克多•弗罗姆和菲利普•耶顿的领导参与模型。前者重视下属,认为正确的领导风格必须根据下属的成熟水平来确定,因为如果下属拒绝领导者,无论领导思想多么正确,计划多么周密,都只能是领导者自己的事,难以变成现实。后一理论模型将领导行为
和下属参与决策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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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西方管理理论复习题
一、简答题
简述法约尔关于管理的定义。
答:管理是由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及控制五要素组成的活动过程。(P23)
1、简述企业文化的作用。
答:企业文化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可以归纳为1.导向作用,2.凝聚作用,3.激励作用,4.教育作用,5.宣传作用。(P284)
2、简述需求层次理论与双因素理论的主要区别。
答: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将激发人的动机因素分为保健因素和激励因素;马斯洛的需求层次理论将人的需求分为五个等级,生理上的需要、安全上的需要、社会交往的需要、地位或受人尊重的需要及自我实现的需要。但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是就需要和动机而言的,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是就满足需要的目标(诱因)而言的。双因素论的重点是人们对待工作和劳动的态度。(P52、P58)
3、简述系统管理的特点。
答:系统管理有以下四个特点:1.以目标位中心,始终强调系统的客观成就和客观效果;
2.以整个系统为中心,决策时强调整个系统的最优化而不是强调分系统的最优化;3.以责任为中心,每个管理人员都被分配给一定的任务,能衡量其投入和产出;4.以人为中心,每个工作人员都被安排进行有挑战性的工作,并根据其工作成绩来付给报酬。(P199-P200)
4、泰罗针对当时美国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哪些管理措施和管理方法?
答:泰罗针对当时美国企业所存在的问题提出了许多管理措施和方法,主要有:1.定额管理;2.差别计件工资制;3.挑选第一流的工人;4.工具标准化和操作标准化;5.计划职能与执行职能分开;6.在管理控制中实行例外原则。(P9-P14)
5、解释非正式组织。
答:非正式组织是指,不属于正式组织的一部分,且不受其管辖的个人联系和相互作用以及有关的人们的集团的总和。(P162)
6、战略联盟。
答:所谓战略联盟是指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企业间或特定事业与职能部门间,为实现某种共同的战略目标,通过公司协议或联合组织等方式而结成的一种联合体。(P306)
7、解释“胡萝卜加大棒”的管理学含义。
答:传统的科学管理理论把人看作仅仅为了追求最大经济利益而工作的“经济人”,认为人们工作就是为了单纯地追求物质和金钱。这种理论认为,对人的管理必然采取“命令与统一”“权威与服从”的管理方式。这种方式忽视了人的自身特征,忽视了人的精神需要和社会交往需要,“胡萝卜加大棒”是激励方式中的一种,暗喻运用奖励和惩罚两种手段以诱发人们所要求的行为。(P49)
8、赫茨伯格的保健因素对应需求层次理论哪两个因素?
答:赫茨伯格的双因素理论和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大致是相吻合的,马斯洛的需要层次理论中的生理和安全的需求相当于赫茨伯格的保健因素。(P58)
10、组织的本质。
答:按照社会系统理论的组织定义,组织的本质表现为进行协作活动的人组成的系统。(P162)
11、非理性主义。
答:是相对于传统管理理论中唯理性主义的管理思想而言的。他们认为,管理的根本因素是人,因此应当以人为核心,发掘出一种新的活生生的人为重点的、带有感情.色彩的管理模式来取代传统的纯理性模式。(P275)
12、简述权变的含义。
答:所谓权变是指权宜应变,指因时因事而变通的方法。权变理论是指以系统观点为依据,研究一个组织(企业)如何根据所处的内外部环境可变因素的性质,在变化的条件下河特殊的情境中,采用适用的管理观念和技术,提出最适合于具体情境的组织设计和管理活动的一种管理理论。(P222)
二、辨析题
1、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理论研究角度
答:科学管理理论与一般管理理论都同属古典管理理论体系,但两者研究的角度有所不同。泰罗对管理理论的研究是从“车床前的工人”开始,着眼于基层,以企业的作业管理和基础管理为主,进而提出了系统的科学管理理论;法约尔对管理理论的研究是从“办公桌的总经理”开始,着眼于管理层,以整体的大企业为对象,侧重研究高层管理和一般管理理论。(P22)
2、事业部制组织
答:市场条件等外部环境变化快、内部各种产品之间工艺技术差别大的企业,其组织结构应采取事业部形式。各事业部内部整体化程度很高,而各事业部之间的联系较弱,只是通过财务、行政等经理协商会议及一些政策小组来制定共同的财务、技术和生产战略。(P232)
3、经营和管理的概念
答:法约尔认为经营与管理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企业经营包括六种活动:技术活动、商业活动、财务活动、安全活动、会计活动和管理活动。管理只是企业经营中的一种活动,法约尔认为管理是实行计划、组织、指挥、协调和控制。(P22-P23)
4、目标管理
答:目标管理是彼得.德鲁克提出,是指使管理人员和广大职工在工作中国实行自我控制并达到工作目标的一种管理技能和管理制度。它综合了以工作为中心和以人为中心的管理技能和管理制度。目标管理的实施分为目标的制定、实施、检查、评价四个阶段。(P210)
5、企业再造理论和亚当.斯密劳动分工理论
答:所谓企业再造是指“根本重新思考,彻底翻新作业流程,以便在现今衡量表现得关键上,如成本、品质、服务和速度等获得戏剧性的改善”。劳动分工理论是建立在企业“以大量生产为中心”的基础上的,由于精细的劳动分工可以提高工作的熟练程度,并节约因变换工种而损失的时间,从而提高生产效率、加快产品的批量生产。随着情况的变化,要求企业“以满足顾客需求为中心”,按劳动分工理论建起来的公司无法满足顾客需求,因此企业再造理论要求彻底抛弃劳动分工理论,面对市场,在信息技术的帮助下,将分割过细的工作按业务流程的内在规律,并在良好的企业文化基础上重新整合起来,通过合并工作、简化流程、组织扁平化等建立起灵敏迅速的信息传递机制,以满足顾客需求为中心,不断提高工作效率,增强企业的竞争能力。(P315)
6、扁平化管理的核心
答:扁平化管理是指通过减少管理层次、压缩职能部门和机构、裁减人员,使企业的决策层和操作层之间的中间管理层级尽可能减少,以便使企业快速地将决策权延至企业生产、营销的最前线,从而为提高企业效率而建立起来的富有弹性的新型管理模式。扁平化组织结构的典型特征是:围绕工作流程而不是部门职能来建立组织结构,具有充分自主权的以任务为导向的工作小组(团队)成为基本的构成单位纵向管理层次简化企业资源和权力侧重于基层;受顾客需求驱动。扁平化管理的核心是提高企业的竞争效率。
7、权变领导方式
答:权变理论认为,并不存在着一种普遍适用的,“最好的”或“不好的”领导方式。一切以企业的任务、个人和团体的行为特点,以及领导者和职工的关系而定。菲德勒的权变领导模型认为领导效率的高低取决于两个方面的因素:一是“相反方面类似点”的分数;二是对领导者是否有利的情况。豪斯的目标—途径领导理论认为,领导者的效率是以他能激励下属达到组织目标并在其工作中得到满足的能力来衡量的。雷定的领导效率三因素理论从对工作的关心程度、对人的关心程度和效率的高低这三个因素出发,对领导效率进行了研究。唐纳利的领导模型认为领导者个人的经历和经验会对领导者的品质和领导者的理解产生影响。(P233-P240)
8、管理过程学派
答:管理过程学派有三个基本观点:1.管理是一个过程,解剖它的最好方法是首先分析它的管理职能;2.管理科学是一门揭示管理人员活动规律的科学,这门科学既有自己的核心知识,又有边界范围;3.管理过程理论主张以职能分析为中心建立管理理论体系。管理过程学派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通过划分和分析管理职能来揭示管理过程和管理规律,但各个代表人物对管理职能的划分有所不同,但对计划、组织、控制这三项职能的认识完全一致,对指挥、激励、人事三项的意见也比较集中。(P142-P143)
9、人际关系学派
答:人际关系理论主要观点:1.企业职工是“社会人”。2.生产效率的提高,关键在于满足职工的社会欲望,提高职工的士气。3.企业中实际存在着一种“非正式组织”。(P48-P50)
10、早期经验主义学派对管理者与领导者的理解。
答:早期经验主义理论认为领导者是在一个组织系统中处于领导岗位的人员,管理者实际是指那些能影响整体绩效的各类决策者。这正是现代意义上的领导者。相反,早期经验主义学派所定义的领导者恰恰是现代意义上的管理者。(P208)
11、权变理论对人性的看法。
答:权变理论的理论基础是超Y理论,超Y理论是以行为科学理论中的有关人的特性的“复杂人假设”为依据的,复杂人假设的要点是:1.每个人都是有许多不同的需求,具有不同的能力,人的工作动机不但复杂而且多变。2.一个人透过其社会生活,会不断产生新的需要,因此,一个人在组织中表现得动机模式是其原理的动机与组织经验交互作用的结果。3.人在不同的组织和不同的部门中可能有不同的动机模式。4.一个人是否感到心满意足,肯为组织尽力,取决于其自身的动机构造及同组织之间的相互关系。
5.人可依自己的动机、能力及工作性质,对不同的管理方式作出不同的反应。(P224、P74)
12、决策理论对人的看法。
答:西蒙认为,人类实际的理性既不是完美无缺的“绝对理性”,也不是非理性的。他
提出了“有限理性”的概念,并指出,人们在决策时,不能坚持要求最理想的解答,常常只能满足于“足够好的”或“令人满意的”决策。决策中要把完全理性的“经济人”假设转变为有限理性的“管理人”或“决策人”的假设。(P180)
13、美日文化的不同
答:美国的文化基本以欧洲文化委基础,同时也揉进了世界其他民族的文化。其主要特征是:崇尚个人主义、英雄主义和理性主义。日本基本是以东方民族文化为主,其主要特点是:受中国儒家思想影响,偏重强调“诚”和“忠”,二是大胆吸收西方的文明成果,即形成所谓的“和魂洋才”。(P288)
14、管理科学理论主张
答:管理科学理论主张用科学的方法,特别是用定量分析的方法来解决管理问题,他们认为,管理就是制定和运用数学模型与程序的系统,用数学符号和公式来表示计划、组织、控制、决策等合乎逻辑的程序,求出最优解答,以达到企业的目标。他们主张多种学科交叉配合对管理进行研究。(P245-246)
15、第五代管理理论
答:第五代管理理论大都是基于对未来经济是知识经济的认识所提出来的。它反映了时代发展潮流,对知识经济含义的认识有一定新意,对知识经济条件下的管理问题进行了有益的探索,强调了学习的重要性,提出未来企业将是“学习型组织”的设想,强调了人才、知识、协作的重要性,强调了人的思想、价值观、创造性的重要性,提出管理就是“深度汇谈”,管理就是“用知识来开发知识”等论断。((P348-P350)
三、论述题
1、联系实际谈一谈组织行为理论的借鉴意义(P132-P135)
答:
一、领导者要胜任新时期的领导工作就必须提高自身的素质。领导者应具备的品质1.以身作则,2.关怀下级,3.尊重他人人格,4.善于运用各种激励手段,调动人们的积极性,5.有敏锐的观察力和果断的判断力。提高领导者自身素质的途径有1.抓住重点,全面提高,2.变弱项为强项,3.努力学习,勇于实践,4.接受监督,及时纠偏。
二、不仅要关心工作,更要关心人。
三、组织的变革与发展要适应环境变化的需要。
2、案例分析:目前有一种:“端起碗吃肉,放下筷子骂娘”社会现象,请用公平理论加以解释。
答:
一、公平理论是由美国行为科学家亚当斯提出的,这一理论侧重研究工资报酬等分配的合理性及其对人们积极性的影响。
二、一个人的工作动机不仅受到自己的获得
和付出的绝对额的影响,而且受到获得与付出相对比较的影响。
三、每个人即会把自己的获得与付出同他人作社会比较,也会同自己过去的获得与付出作历史比较。
四、不公平感的产生绝大多数是由于人们比较后认为报酬分配不公平或奖金制度不合理所造成的。
五、公平理论揭示了在人与人之间客观存在着相互比较,并在人们的心理上产生公平还是不公平的问题,管理者应引起重视,更好的调动人们的积极性。(P63-P64)
3、阐述第五代管理对知识经济的看法。
答:
一、“知识劳动”成为经济增长、组织兴旺阁个人幸福的关键。
二、发挥人们的创造力成为管理努力的重心。
三、知识和获取知识是土地、劳动力和资本之外的“第四财富之源”。
四、经济的成功来源于更有效和更快速地获取、整理和传播知识。
五、更新知识是保持竞争优势的关键。(P330-P334)
4、案例分析:某企业按十八届三中全会精神进行混合所有制改革。利润分配按4:3:3进行,即国家40%,经理层30%,员工30%。企业积极性极大提高。请用社会系统理论分析原因。
答:
一、巴纳德把组织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的人有意识协调的活动或效力的系统,这个定义包括以下含义:
(1)组织是由人的活动或效力即人的行为构成的系统;
(2)组织是一个系统;
(3)组织是动态发展的;
(4)组织是协作系统的一个组成部分。
二、社会系统理论认为,作为协作系统的正式组织,包含三个要素:协作的意愿、共同的目标、信息联系。
三、股份,形成了利益共同体,围绕共同利益产生共同目标,即把蛋糕做大,最后分蛋糕;股权激励,职业经理人就有了长远打算,员工3成股权,有了协作的意愿。
4、评价科学管理理论
一、局限性:泰罗像看待机器一样看待工人,科学管理是建立在缺乏信任、缺乏价值、才能和个人智力尊重的基础上的,泰罗的科学管理理论是一门与人的欲望无关的科学,在这里,管理不是一门有关人的科学,我们可以看到,泰罗准备将全世界的人打造成少数几种固定的模式,泰罗的理论否定了人类社会的基本行为习惯和伦理观念。
二、第一次改变了人们凭经验管理的看法,第一次系统地把科学方法引入管理实践创立了科学管理,首开西方管理理论研究之先河,使管理从此真正成为一门科学并得到发展,具有鲜明的时代性、实践性、标准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