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正反两个方面的案例看专利权保护的公正1（5篇）

第一篇：从正反两个方面的案例看专利权保护的公正1

从正反两个方面的案例看专利权保护的公正性

瑞安市翔东知识产权代理事务所 陈向东

在实施专利战略的过程中，有可能出现各种各样的专利纠纷，一方胜诉，一方败诉，这是很正常的,关键是要找出败诉的原因在哪里？现在介绍两个的案例，以示警戒。一个是专利权人胜诉的案例，另一个是专利权人败诉的案例。两个案例都证明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专利法的公平和公正，从不同角度都提高了当事人的知识产权意识。

先来介绍一个专利权人胜诉的案例，这是一种反铣的纸板开槽机，这种机是专门对厚纸板进行开槽后作为包装箱，包装盒用的，它的主要技术特征在于铣刀安装在操作平台的下面，纸板进去开槽时，其开槽下来的粉尘均由平台底部的吸风器吸入到粉尘储藏袋内，克服了公知技术开槽时粉尘漫天飞舞给工作环境所造成的污染，改善了操作工不带口罩即无法操作的局面。由于该机设计合理，结构科学，同行即纷纷仿制，专利权人以专利法为武器，分别对侵权方提出起诉，两个侵权方在诉讼过程中提出调解，在法院的主持下达成了调解协议，两企业分别赔偿给专利权人9.45万和2.5万元人民币，并立即停止侵权行为。其中第三侵权方想看看专利法到底有多少威力，官司继续进行，温州市中院一审判决其败诉，赔偿人民币4.5万元并对9台半成品予以拆解销毁，该侵权方不服，向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提出上诉，高院开庭审理后，作出决定“驳回上诉，维持原判”。通过这个案例的终审判决，使人们感到专利的保护力度正在我国不断加强，更加增强了发明人申请专利的信心和决心。真正体会到专利法是能够保护专利权人的利益的。

现在再来介绍另一个专利权人为什么败诉的案例，专利法在维护专利权人利益的同时也维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以体现法律的公正性。凡是不符合专利法规定审批的专利权，专利复审委员会照样按法律规定宣告该专利权无效，以体现法律的公平公正原则，使胜诉的企业更加重视专利的申请，也使败诉的专利权人认真思考今后应该如何把握申请专利的时机。

这个专利侵权纠纷引发的专利权无效宣告案件，从2002年4月19日提出无效宣告至2004年11月12日的终审判决历时两年零七个月，中途经过了两次复审，一次起诉，一次上诉。

其案由是被告研制开发成功的微型点钞机于2002年4月份在广州交易会上被原告指控为侵权产品，要求立即停止侵权行为，样机产品不能陈列柜台，被告不服，明知该专利产品在99年已在北京国际展览会上展览过，并有专利产品价目表和专刊在会议上散发，该专利的申请日是1999年11月25日，而参展时间是99年9月16－19日，代理人收集审阅了相关书证，按照专利法第23条和第45条规定于2002年4月19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复审委员会提出专利权无效宣告请求，但是在第一次口审中，审查员认为请求人未能提供充分的证据支持其主张，维持了99338223.1号外观设计专利权有效，根据法律规定，如不服本决定，可以在三个月内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在收到决定书后，马上着手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起诉，在准备过程中，代理人又找到了新的证据，其他厂家在专利权人申请日前，同样取得已披露专利内容的相关资料，并得到展览会组委会的证明和会刊，有了新的证据以后，分析利弊，决定第二次提出宣告专利权无效请求。并于2002年7月19日再次提出，专利复审委员会2004年3月3日进行口头审理，于3月15日作出决定，宣告99338223.1号专利权全部无效。专利权人不服，向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提出行政诉讼，法院于2004年5月12日公开开庭审理此案，并于2004年6月18日作出判决，维持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于2004年3月15日作出的第5913号无效宣告请求审查决定。

原告仍然不服，于2004年7月22日向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递交了上诉状，北京市高院也公开开庭进行了审理并于2004年11月12日作出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

这个案件给了专利权人一个启示，你拥有的专利权应该符合法律规定，提醒你今后申请专利一定要把握时机，你的专利技术，专利产品在申请专利时，一定要符合专利法第22条或和和23条的规定，如果确实由于某种原因来不及及时申请，也要按照专利法第24条宽限期的规定，及时申请专利并补交相关手续，否则，你即使拥有专利权，法律状态也是不稳定的，虽然这个案件是专利权人败诉了，但反而说明中国专利法是公正、公平的。并警示所有的发明人都要把握专利新颖性、创造性、实用性的三性条件，以把握申请专利的最佳时机。而对胜诉方来说，也是一次专利意识的大提高，他们认为中国专利法确实是公正、公平的，这个公司专利意识本身就比较强，他们与外商签订了2600多万元的合同订单，这场官司一旦败诉，他们将承担几百万元赔偿的不利后果。通过这场官司，他们深有感触地说：“企业不懂专利，真有可能处处被动挨打。”因此他们的专利意识更加增强了，在困惑的脸庞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第二篇：从一则案例看专利权如何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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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案情简介

再审申请人泉州日新流量仪器仪表有限公司（简称“日新公司”）持有“数显靶式流量计”、“内置式数显靶式流量计”两项实用新型专利，第一项专利于1998年10月27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1999年8月28日获得该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证号为346040号，专利号为ZL98241837.X（简称98专利）。第二项专利于2000年1月6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提出申请，同年10月7日获得该局授予的《实用新型专利证书》，证号为第406296号，专利号为ZL00201624.9（简称00专利）。

2006年5月9日，日新公司以再审被申请人泉州恒劲机械有限公司（简称“恒劲公司”）、泉州恒劲科博测控技术有限公司（简称“科博公司”）侵犯其实用新型专利为由，向一审法院福建省泉州市中级人民法院申请诉前证据保全。翌日，一审法院作出（2006）泉民保字第5号民事裁定，裁定对再审被申请人送交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用于申办“智能靶式流量计”生产许可证的相关申请资料、实物样品及图纸等与本案有关的证据予以保全。同年5月11日，一审法院执行上述裁定，到福建省质量技术监督局，保全了再审被申请人申办“智能靶式流量计”生产许可证时提供的有关申请资料、图纸等证据。2006年5月23日，日新公司向一审法院起诉。

应再审被申请人的要求，在法院规定的期限内，日新公司分别就其所享有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先后提供了国家知识产权局于2006年7月18日、8月10日出具的两份实用新型专利检索报告，以证明其所持有的两项实用新型专利均具有新颖性、创造性和实用性。再审被申请人在答辩期内于2006年6月12日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宣告上述两项专利无效的请求，该委员会业已受理。但是，本案各方当事人均不要求中止诉讼，同意本案继续予以审理。再审被申请人虽在答辩时要求日新公司赔偿因其误告造成的损失，但又表示将另行起诉。在一审法院主持下，经各方当事人一致认可，对日新公司所生产之专利产品及再审被申请人送检的涉嫌侵权样品进行当庭拆解，并参照日新公司专利权利要求书、说明书的内容，就上述产品的构造、形状及其结合等进行比对。

一审法院判决再审申请人日新公司败诉，日新公司不服提起上诉，期间98专利被全部宣告无效，日新公司虽放弃对98专利的侵权追究，二审法院仍判决驳回上诉，维持一审判决。日新公司不服二审判决，于2008年向最高人民法院提起申诉，最高院经审理裁定：指令福建省高级人民法院再审。

二、案件焦点

本案从一审、二审到再审，可谓跌宕起伏，其中涉及诸多专利法问题，笔者认为其中两个问题应当着重关注：

一、再审申请人的00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将靶杆固定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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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感器的筒体外”中的“固定”是否属上位概念，从而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将靶杆嵌入传感器的金属应变筒体的下孔腔内”的“嵌入固定”？

二、再审被申请人（原审被告）的抗辩思路是否合理？

三、焦点剖析

1、再审申请人的00专利独立权利要求的技术特征中的“固定”应当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嵌入固定”，再审被申请人成立等同侵权。

笔者认为，就本案而言，专利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固定”是否属于上位概念，而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嵌入固定”？不是简单的物理上关于“固定”概念的界定问题。因为从物理学角度考量，固定包括多种方式，“嵌入固定”毫无疑问是其中的一种，如简单以此界定专利法侵权问题，会将诸多原属于“新颖的东西”认定为现有技术，明显过于保守，不利于科学技术的发展。

再者，我们也不能像本案一二审法院一样，仅从形式上考量认定：因原被告在对应技术特征上形成了前者靶杆在“外”后者靶杆在“内”的区别，故被告不成立侵权。因为这种认定方式没有深入剖析产品技术特征的本质，仅以外观的差异推导实质的差异，将原属于“不新颖的东西”认定为先进技术，显然过于激进，不利于专利权人的权益保护。

那在“固定”认定的问题上，如何才能做到既不激进，又不保守呢？笔者认为，我们还需从专利法本身的立法价值取向出发寻求答案。众所周知，专利法虽为一个小部门法，但因其涉及发明创造，所涵括的产品不计其数，而每类产品各有特点，故专利法本身无法就各类产品作出具体可操作性的法律规制。但这并不排除专利法就专利侵权问题进行类型化处理。正如此案，我们在认定“固定”问题时，应当从专利法侵权理论寻求突破口，即以“是否构成侵权”来考量“固定”这个概念。

毋容置疑，本案不成立相同侵权，但能否成立等同侵权呢？笔者认为，如果本案成立等同侵权，则可反推专利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固定”属于上位概念，从而涵括被控侵权产品技术特征中的“嵌入固定”；否则，上位概念不成立。而判断是否成立等同侵权，是专利法理论可以解决的问题，即被控侵权产品对比专利产品，是否满足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

结合本案，笔者认为：上述焦点针对的对象靶杆不管以何种方式固定，在整个装置中的主要功能仅为采样，而采样难以对流体流量的计量产生实质影响。故被控侵权产品虽然采取不同于专利产品的螺纹方式固定靶杆，但对比专利产品，其在整体上仍满足以基本相同的手段（即采用固定的方式）、实现基本相同的功能（即实现流体采样功能）、达到基本相同的效果（即通过流体采样，为流体流量的计量奠定基础）而成立等同侵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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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原审被告的两点侵权抗辩思路值得学习。一是通过在先使用权主张免责；二是通过申请宣告原审原告的专利权无效主张无责。

先谈主张在先使用权。《专利法》第六十九条规定，“有下列情形之一的，不视为侵犯专利权：

（二）在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使用相同方法或者已经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并且仅在原有范围内继续制造、使用的”。该条规定给予被控侵权方一个合法的抗辩事由。因为在先使用权的行使必然会导致在先使用权人与专利权人之间产生利益冲突：如果过多地限制在先使用权，那么在先使用权人未能得到其应当享受的合法权利，这对在先使用权人来说显失公平；反之，如果在先使用权人的权利过大或不受限制，势必影响专利权人的权利保护，同时也会严重破坏专利制度，甚至导致专利制度形同虚设。因此法律需要对两者权利予以平衡，确定在先使用权人行使在先使用权的合理尺度。司法实践中，在先使用权的成立必须符合一定条件，且被控侵权方需要充分举证，否则无法实现侵权豁免。

正如本案，被告虽试图采用在先使用权抗辩，但原告拥有的00专利申请日为2000年1月6日，而被告提供的证据显示其在2007年2月才与案外人签订《专利使用许可协议》，故被告以在先使用专利权制造产品的主张无事实依据，无法免责。

进一步思考，假设被告的确在原告00专利申请日前已经制造相同产品或作好制造、使用的必要准备，是否就一定可以实现侵权豁免呢？答案是否定的。因为司法实践中，被告主张免责需要提供足够的证据作支撑，而一些企业防范意识薄弱，往往在实际经营活动中忽视“证据保全”问题，最终在真正涉诉时，因举证不能而导致企业受损。当然，企业如何积极进行拥有“在先使用权”的证据保全是一项专业性很强的工作，且实践中难题不断，需要进一步研究。

再谈主张原告专利权无效。专利侵权实务中，作为被告一方为证明不构成侵权，常用的“前置程序”是向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申请所涉专利无效。其逻辑出发点在于推翻原告作为专利权人的主体地位。因为原告在诉讼中主张被告构成侵权的前提是自己享有合法有效的专利权，如果专利权被宣告无效，原告的侵权请求便失去前提。

正如本案，两被告在法院审理中提出专利无效申请，且最终原告拥有的98专利被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复审委员会全部宣告无效。这直接导致原告放弃对98专利侵权的主张。本案被告通过专利无效程序有效应诉，不仅节约了时间成本，也控制了经济成本。

当然，实践中最难的是如何做好宣告专利无效工作。笔者认为，此项工作最好由专利代理人与专利律师合作完成。因为它不仅涉及专利相关技术领域的专业问题，还涉及专利无效程序中的代理技巧问题。比如专利检索最好由具备相关技术背景的专利代理人参加；而进入代理阶段，如有律师参加，则在程序问题以及相关的举证问题上可相得益彰。与此同时，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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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代理人与专利律师之间可相互协调，寻求解决问题的最佳方案，确保企业利益的最大化。总之，专利无效申请，是侵权抗辩的一把双刃剑，使用得当与否与诉讼方案的制定、服务团队的选择密切相关，是企业在维权过程中需要着重关注的问题。

四、案例思考

通过以上案件的焦点剖析，笔者引发如下两点思考：

一方面，就本案而言，原审原告的专利文件撰写质量影响其维权。

原告作为专利权人，从一审、二审到再审，虽最终历经艰辛获得最高院的再审支持，但实际耗费了大量的时间成本和经济成本。而回顾其00专利的专利权利要求书以及说明书，不难发现其专利文献对本案焦点中的“固定”的撰写存在一些问题，最终阻碍了维权之路。这使我们联想到一对矛盾,那就是如何权衡“为成功申请而缩小专利保护范围”与“为有效维权而扩大专利保护范围”之间的矛盾？前者是专利代理人更关注的焦点，而后者是律师应当考量的重点。但基于行业之间的定位不一，一份专利文件的撰写难以达到完美。同时，企业为了尽早获得专利，也会放松对专利文件撰写质量的控制。即便如此，笔者认为，专利文件是企业维权的根基，如果事先的防范工作不到位，真正进入诉讼阶段，会遇到很多瓶颈，严重影响企业专利权的保护。当然，如何做到既尽早获得专利授权，又能保证专利权利益保护最大化，这是专利代理人和专利律师需要研究的课题。

另一方面，就专利维权而言，企业任重道远，未雨绸缪是关键。

因为全球科技迅猛发展，专利纠纷层出不穷，且专利案件日益复杂，因此，依靠专利生存的企业在面对国内外的激烈竞争时会遇到诸多问题。如何有效应对以上问题，确保企业正常经营并获取最高额经济利润呢？笔者提供如下建议：首先，企业应当具备全球性的战略眼光，敢于投入成本，充分做好知识产权管理与风险防范工作；其次，企业应加强外部交流与协作，有效运用专利战略，为企业的发展和维权发挥最大效力；最后，在面对专利相关纠纷时，应结合自身特点，选择合适的专业团队以及切合实际的措施有效应对，为企业的知识产权保驾护航。总之，二十一世纪充满机遇和挑战，企业要想在这场没有硝烟的竞争中拔得头筹，未雨绸缪是关键。（作者：周超）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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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从两个文化案例看企业文化的实质

从两个文化案例看企业文化的实质

世捷咨询颜新超

企业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标是什么？或者说，企业文化如何真正为企业的发展服务？这是很多人士，包括企业里高层管理者时常会问到一些问题。

在此，笔者想从正反两个著名的企业文化案例——科龙集团“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和IBM之道谈起，通过这两个案例的对比来解答企业文化的实质到底是什么这一问题。

一、案例简介

1.科龙：文化塑造活动案例获金奖后的巨亏

科龙集团是位于广东顺德的大型企业集团，中国最大的家电企业之一。自1984年创业后的十多年里，科龙集团以务实、锐意进取的拼搏精神取得极大成功，从一家乡镇企业发展成为大型家电企业集团。科龙集团是国内第一家同时在香港、深圳发行股票的上市公司，邓小平、江泽民等国家领导人曾亲临视察，由此可见其当年的辉煌。

随着市场形势的不断发展，科龙集团所在的家电行业逐渐呈现严重供过于求的竞争态势，竞争日趋激烈，企业遭遇极大的经营压力。

在此背景下，1998年，科龙聘请以CI策划而闻名的台湾某策划专家及某大学教授为顾问，实施一项命名为“万龙耕心”的企业文化塑造工程，希望借助这一“耕心”工程能够进一步凝聚人心，提高士气，以适应家电市场日益惨烈的竞争。

其目标一：是要塑造一种优秀的企业文化，发挥企业文化的辐射力和亲切力，以此来统一员工的思想行为，以增强企业的凝聚力和战斗力。

目标二：通过策划并实施系列活动，使科龙1．2万名员工，要全员参与到企业文化塑造工程中去，明确企业发展战略及发展方面，为科龙的二次创业创造辉煌的业绩做好准备。

下面是“万龙耕心”工程及相关的重要事件回放：

1998年8月18日，项目启动；

实施了样本数为5000人的内部文化问卷调查；

召开了3000人的新闻发布会；

12000名员工在10面“万龙耕心”旗帜上亲笔签名；

举办一场集团高层参加的，为时三天两夜的文化研讨营；

形成了文辞精美的“科龙文化纲领”；

“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获得第四届中国最佳公关案例大赛金奖； 2000年，科龙公告亏损7亿元；

2001年，科龙再次公告亏损15.7亿元；

2001年底，科龙被民营企业格林柯尔收购，成为民营企业；

2002年，科龙集团在顾雏军的领导下，通过严格的成本控制实现扭

亏为盈；

2003年，顾雏军通过成本+资本的运作，占据了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重塑冰箱格局。

2.IBM巨亏后重振企业文化赢得新生

整个七八十年代,IBM都得意洋洋地沉浸于行业霸主的优越感中。但进入90年代,IBM却突然发现，自己被PC的新潮流抛弃了。业界普遍认为,IBM从硬件到软件大小通吃的年代已经结束，取而代之的将是微软、英特尔这样专注于某一部分的“新公司”。但1993年4月1日,郭士纳走马上任。4月19日的《财富》这样评价郭士纳:“他是个精明的人,甚至是个天才。他精力充沛,善于宏观调控公司文化。”而在郭士纳看来，IBM的衰落表面上是战略上的失误，即IBM从战略方向上固守大型机而错过了PC大发展机会，放弃了芯片与操作软件的主动权，给了微软和英特尔以大发展的机会，但事实上,在这种失误的背后是IBM文化出了问题，“真理往前跨了一步”，便成了谬误。

郭士纳“精明与宏观”体现在他真正理解了IBM文化的“精髓”。IBM80年(1914年～1993年)的“精髓”在于两：第一，IBM有着基于人性底蕴之上的科技创造力；第二，IBM的失败只不过是由于过于自满而丧失了方向，由于丧失方向而从科技领先的榜样衰落为严重官僚主义的“各自为战”，从而抵消了战斗力，而不是丧失了战斗力。基于这一观点，郭士纳的转型策略很简单，就是不说空话：先从“运营(利润)入手(记住，不是从远景与战略入手)”，一个口令、一个动作地踏实训练；再从远景与战略入手(记住，这时候强调远景与战略的一致性比利润重要)，笨重的大象就一样可以轻盈跳舞。

据此，IBM总结出IBM的基本信仰——“IBM之道”,它从员工、客户与产品三个方面表明了IBM的原则底线，这就是商业逻辑底线，也是企业之所以基业长青的根本源泉。正因为IBM的“员工、产品与客户”金三角模式，使IBM重新焕发了生机和活力，并成功实现了转型，取得了辉煌的业绩。

3.问题思考

通过对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重大事件的回顾，我们可以大致了解科龙这一文化活动的过程。当年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声势浩大，外部反响热烈。从文字结果来看，其企业理念、奋斗目标非常具有振奋性，没有理由说不好，要不怎么会得到一个“金奖”呢？

而IBM由一个业绩不好的亏损企业，通过企业文化和战略的调整，重新起死回生，打造了“蓝色巨人”之中，企业文化到底起到多大的作用呢“

这让我们不得不思考下面两个最基本的问题：

第一，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工程是否真正成功？如果说“万龙耕心”工程是成功的，那科龙为什么会巨亏？

第二，IBM的成功是归功于企业文化的变革还是其顺应环境而为之？

4.案例分析

众所周知，企业文化建设对企业的经营具有强大的推动作用。对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大家毫不怀疑是按照这一思维逻辑去预想的，也就是说，通过这一工程，大家的心理预期是：科龙应该会更上一个台阶。因为科龙是国内非常著名的大型企业，知名度非常高，其产品在中国消费者心目中拥有极高的地位，在过去十多年里科龙集团也一直是先进管理的典型。在这样的光环下，加之科龙集团在“万龙耕心”文化工程活动本身的宣传造势比较到位，使得这一案例影响巨大。

当外界还不知道科龙巨亏的时候，其影响是正面的，甚至可以说，科龙通过这一活动推进了中国企业文化的建设。但后来的事实无情地将人们的愿望打破。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在金奖与巨亏之间，使很多人对企业文化产生了极大的疑惑。但必须认清的是，企业文化本身并没有错，而是当时的科龙做错了。

早在1981年，美国哈佛大学教授特伦斯·迪尔和麦肯锡顾问阿伦·肯尼迪

在其著名的《企业文化》一书就提出，企业环境是塑造企业文化最重要的因素，企业文化的塑造必须以外部环境的变化为基本的考虑依据。全球化的今天，中国家电产业经过多年的发展后，已经成为市场竞争程度最高的行业。技术成熟、产品同质化严重、市场供过于求成为家电产业的明显特征。在这样的产业状况下，品牌与价格已经成为竞争的最关键手段。

价格的后面是成本，成本的高低成为企业竞争胜利、能够获利的根本性问题。而科龙的致命问题是，缺乏对这一竞争形势的根本性判断，并据此进行真正的文化变革，建立以成本管理为核心要求的企业文化。这才是科龙最后失败的本质性。因此，科龙最终的结局，要么继续亏损直至被淘汰；要么被收购兼并，让新主人来完成适应新形势的文化变革。

当然，现在来说，科龙是幸运的，因为它被格林柯尔顾雏军收购了。顾雏军入主科龙，彻底改变了科龙的旧文化，把成本降低作为其最根本、最核心的工作，从根本上适应家电竞争环境的要求。而科龙也在被收购后的2002年实现了扭亏为盈，经营业绩得到完全改观。过去的2003年，顾雏军通过资本+成本的运作，成功地占领了中国冰箱市场的半壁江山。

而IBM比较幸运，因为它的创始人沃森认识到：并不是所有崇尚人性价值的企业都能持续成功，但持续成功的必定是那些弘扬人性创造力与个人价值的企业；所以提出的IBM之道——“员工、产品与客户”金三角模式，以此构造了“第一推动力”，推动了IBM的成功。

二、企业文化的实质是什么

科龙的“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和IBM之道的案例被不断地被一些文化专家们拿来作典型案例。而在中国，企业文化已经被一些所谓的专家们给空洞化、片面化、表面化了。对事实已经证明失败了的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大肆引用为成功经典就是一例，而IBM之道又从正面映衬了企业文化是实而非虚度。因此当谈到此话题时，我们不得不要先从企业的本质说起，以便为企业文化正本清源。

1、认清企业文化建设的本源

企业是一个经济实体，它生来就是为实现利润这一目标而存在的，实现经济利益是企业的根本目标，它只有一个恒等的公式，即：

企业利润=企业销售收入—成本费用

更进一步地，企业经营的目的，就是让公式左边的利润最大化，而要达到这样的目的，又需要努力促进销售收入的最大化和成本费用最小化。因此扩大销售收入和降低成本费用就成为企业经营的根本性目标任务。企业的一切活动为此而来，为此而去。企业文化及其活动莫不如此。当然，我们谈企业经营目的的时候，是建立在一个基本的符合社会道德、法规的前提之下的。

思考企业文化问题，只有基于上述思维，才不至于被一些所谓的“专家”们拖入“庸俗”的、只做表面化文章的危险之地。就如当年科龙“万龙耕心”文化塑造工程已经被后来的巨亏无情地宣告彻底失败后，还有所谓的文化专家将该案例列入优秀企业文化建设案例一样，这对企业文化来说是多么的悲哀。如何增加企业的利润、销售，降低企业的成本费用是企业文化的本源问题，企业文化的建设必须围绕这一本源才具有现实的意义。

而IBM能够成为一家优秀公司并历经兴衰仍然持续成功的根本原因，在于他们把握了一种令企业长青的基因：逻辑底线。所有好的企业在本质上也都是一样的，无非也是远景、核心价值观、公平交换、自由竞争、利润、价值等商业逻辑的组合。这种本质的东西，我们称之为逻辑底线。这种逻辑底线往往是由第一代企业家提出或坚持塑造的，这个第一推动构成了企业之所以能够基业长青的“本质”。企业在成长过程中遵从的商业逻辑比企业本身更持久，正如人在成长过程中遵从的人性逻辑比人更持久一样。

2、企业文化的实质

根据一般的解释，企业文化是一个企业所坚持的价值观、理念及其具体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规范等，包含了精神、制度、物质三个层面的内容。但是，这样的解释似乎过于中性，很难让人懂得企业文化应该怎么去做，怎么实现优秀文化的塑造，或者进行文化上的变革。科龙集团 “万龙耕心”文化工程及后来的变化，让我们对企业文化建设有了更深切的体会。

企业必须能够有效地整合资源，以达到对外部的适应性，只有这样才能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生存，进而实现持续发展。打造持续、有效的内部资源整合能力，以达到持续的外部适应性，这才是企业文化的要义所在。经过长期的思考与研究之后，笔者得出这样的结论：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寻求最适合自己的生存、发展道

路上所逐渐形成的生存方式。例如，惠普是世界公认的优秀企业，它的“惠普之道”其实就是惠普在长期的市场竞争中所形成的生存方式。而“惠普之道”其实也就是惠普的核心企业文化表现。

因此，作者对企业文化给出这样的解释：企业文化是企业在市场竞争环境中，为保证企业获得持续发展而选择或努力去营造的适应外部竞争的生存方式。这才是企业文化的实质所在。由此，企业文化建设的出发点是，让企业适应竞争。当我们从这个角度去理解企业文化的时候，也就给企业文化建设即企业开展文化管理指出了一个明确的方向：企业文化建设的根本目的，是建立能够对外部竞争环境具有高度适应性，并能根据环境变化作出迅速反应的行为方式的能力，这种能力其实也就是企业所拥有的根据外部竞争环境需要而对内部资源进行整合运用的能力。企业文化建设应促进这一能力系统的形成并维持好这一能力系统。

美国哈佛商学院教授约翰·科特所著的《企业文化与经营业绩》一书中，将企业文化的建设归纳为两个基本方面，一是企业的价值观，二是企业的行为方式。根据科特的观点，企业文化的实质应是指适应外部竞争环境的企业价值观及其价值观指导下的行为方式。企业拥有什么样的价值观，包括愿景、理念等，将决定你可能走多远，爬多高；企业所建立的行为方式将最终决定你能走多远，能爬到什么样的高度。这就是企业文化的力量！

第四篇：从四则案例看

从四则案例看“以物抵债”的效力

(2015-01-16 14:04:58)

2015-01-16李文科法治地平线

之前“法治地平线”公众号曾撰文《“打架”的最高法公报案例——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的效力分析》对以买卖合同担保借贷合同的效力进行了分析，实践中常见的与此相近的是“以物抵债”的交易形式，那么“以物抵债”的效力如何呢？本文将结合案例予以分析。

一、何为以物抵债

以物抵债，简单举例来说，就是原本欠别人一定数额的金钱，但期限届满后无法偿还，便约定用某物来抵债，或者在借款时就约定若按期无法偿还，将用特定物来抵债。从设立的时间来看，以物抵债有两种情况：一是债务履行期届满前就约定将来若无法如约偿还债务就以物抵债，二是债务履行届满后双方再经协商约定以物抵债。

目前直接见于法律规定的以物抵债多发生在执行程序中，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第301条规定：“经申请执行人和被执行人同意，可以不经拍卖、变卖，直接将被执行人的财产作价交申请执行人抵偿债务，对剩余债务，被执行人应当继续清偿”。《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执行中拍卖、变卖财产的规定》第19条第1款规定：“拍卖时无人竞买或者竞买人的最高应价低于保留价，到场的申请执行人或者其他执行债权人申请或者同意以该次拍卖所定的保留价接受拍卖财产的，应当将该财产交其抵债”。除了上文明确认可的以物抵债，其他情况下以物抵债的效力如何，则取决于其本质所归属的法律制度。

二、相关的法律制度

实践中以物抵债的形态多样，特定形态的以物抵债的合同效力认定离不开对以下法律制度的分析。

（一）流抵契约 流抵契约（流押、流质契约），是指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前，担保权人与抵押人或者出质人达成协议约定，如果债务人在债务履行期满后不履行债务，担保权人可以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该法律制度我们并不陌生，我国《物权法》第186条、第211条明文规定禁止流押、禁止流质。这主要是考虑到流抵契约的对象是担保物的所有权归属，在债务人不履行债务时，无需对担保物的价值进行评估、清算，债权人便可直接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即使事后债务人清偿债务，亦无法重新取得担保物的所有权。如此，很有可能出现担保物的价值超过被担保债权的数额，从而导致担保物提供者的利益受到损害，故我国法律明确禁止流抵契约，协议中出现的相关条款将毫无疑问地被认定为无效条款。

(二)让与担保

让与担保，是指债务人或第三人为担保债权人的债权，将担保标的物之所有权转移给担保权人，在清偿债务后，标的物的所有权再返还给债务人或第三人，债务不履行时，担保权人可以就标的物受偿。在让与担保法律制度中，是先转移担保物的所有权给担保权人，但担保权人取得所有权是暂时的，若债务清偿，标的物所有权应返还于让与担保的设定人；若债务不履行，担保权人始得就标的物受偿。与流抵契约无需清算、直接取得担保物所有权不同的是，在就担保物受偿时，仍需履行变卖标的物或协议估价的清算程序。作为一种非典型担保（未被民法、物权法明确规定的担保方式），学术界对让与担保的效力颇有争议，有学者主张其因违反“物权法定原则”而无效，亦有学者主张其“不抵触物权法定主义的立法宗旨和已构成习惯法上的担保物权”而应肯定其效力。目前，为了适应经济活动丰富多彩性之需求，实践中多肯定让与担保的效力，以避免物权法定原则过于僵化而限制经济的发展。

（三）代物清偿

代物清偿，是指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以代原定给付而使合同关系消灭的法律行为。根据我国台湾地区的民法规定，代物清偿的成立，必须具备四个条件：必须有原债的关系存在；必须有双方当事人关于代物清偿的合意；他种给付必须与原定给付不同；须债权人受领他种给付以代原给付。可见，具有以物抵债的合意是代物清偿的前提，但代物清偿为实践性法律关系，还需要履行给付行为。

三、相关案例

（一）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未转让担保物物权的合同效力

1、案情介绍

2008年10月26日，天骄公司与南通三建签订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约定：由南通三建承建天骄公司的某别墅楼工程，付款方式为天骄公司每月按形象进度的70%付款，验收合格时付至工程款的80%，余款在保修期满后三个月内结清。随后，南通三建即开工建设。2009年1月，因天骄公司未能如约支付工程款导致南通三建拖欠农民工工资，双方产生争议。2009年1月3日，经当地政府部门介入协调，双方达成补充协议，约定：天骄公司承诺给付南通三建工程款300万元，如其在2009年1月14日前不能按时给付300万元，则天骄公司将项目土地使用权以500万元的价格一次性转让给南通三建。补充协议签订后，天骄公司仍未按约付款。南通三建公司便诉至法院，要求天骄公司履行补充协议，将涉案土地变更至自己名下。

2、法院判决

该案件审理一波三折，一审认为补充协议合法有效，双方约定的土地使用权转让条件已成就，故判决南通三建自判决生效之日起取得天骄公司项下的土地使用权，天骄公司协助办理权属变更登记手续。天骄公司不服上诉。二审法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天骄公司在向高院申请再审被驳回后，申诉至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法院经审查认为，补充协议中以土地抵工程款的约定系流抵契约，根据相关规定属于无效条款，遂裁定指定高院再审。

总结：当事人在债权未届清偿期之前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虽然并非直接约定成立担保关系，且抵债有对价，但究其本质，仍为担保债权的实现。由于双方未明确在债务不履行时就抵债标的物进行清算，其性质上仍为流抵契约，故应认定为无效。

（二）债务履行期届满前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且已转让担保物物权的合同效力

1、案情介绍

朱延凯向韩先进借款，双方口头约定朱延凯将其在鸿凯公司的股份转让给韩先进，作为借款的担保。2010年9月13日，鸿凯公司形成股东会决议，内容为朱延凯将其在鸿凯公司的350万元股权（占公司注册资本70%）转让给韩先进。同日，双方签订股权转让协议，约定：朱延凯将持有的鸿凯公司的70%股权以350万元价格转让给韩先进，韩先进以货币方式于协议签订当日一次性支付给朱延凯。二人持上述股东会决议及股权转让协议到工商局办理了股权变更手续，将股东变更为韩先进。同年9月14日，朱延凯与韩先进签订借款协议，约定：“朱延凯向韩先进借款100万元（具体金额以借据为准），借期3个月；朱延凯以鸿凯公司的资产作为抵押（借款时从工商局办理过户手续，还款时韩先进无条件过户还给朱延凯）；朱延凯在借款前的所有债务与韩先进无关；朱延凯如到期不能按时归还借款则鸿凯公司的所有资产归韩先进所有。”朱延凯出具借条，内容为借到韩先进30万元，承诺于2010年12月14日前一次性还清，如到期不能偿还，愿按逾期天数承担每日5000元违约金。9月16日，朱延凯出具借条，内容为借到韩先进50万元，承诺于12月16日前一次性还清等。对于上述借款协议中的资产，朱延凯与韩先进均称与股权转让协议中的股权系一个意思。后朱延凯向法院诉称：双方办理的股权变更实际是为借款的抵押行为，双方之间不具有真实的股权转让关系，请求法院确认双方签订的股权转让协议无效，并要求被告韩先进返还股权。

2、法院判决

法院经审理认为：根据双方陈述及借款协议上的内容，能得出被告为了保证自己的债权得以实现，要求债务人将股权转让给自己，当债务到期且得到清偿后，再将股权归还债务人。该行为实质上是通过让与股权所有权的方式担保债务的履行，而非一般的股权转让行为，双方约定以转让股权的方式作为债务的担保，系双方当事人合意，未违反法律及行政法规关于合同效力性的强制性规定，此种担保方式合法有效。现债务已到期，原告未能完全清偿的情况下，要求确认股权转让协议无效、被告返还股权，此请求与当事人约定相悖，且无法律依据，法院不予支持。借款协议中第4条约定“乙方如到期不能按时归还借款，则鸿凯公司的所有资产归甲方”，该约定为流质条款，是无效条款，原告在依法清偿债务后，有权要求被告归还股权。（见（2013）淮商初字第0295号民事判决书）

总结：本案审理法官认为，让与担保作为一种现实经济需求催生的非典型性担保，“其实质上就是一种受契约自由原则和担保之经济目的双重规范的信托行为之债之关系，外加所有权的转移，是担保权人负有清算义务的一种担保形式，只要不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和公序良俗，当事人可以契约自由原则约定之。”即在债务履行届满前不仅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且转移了担保物物权，构成让与担保的，该以物抵债协议有效。

（三）债务履行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但未转让担保物物权的合同效力

1、案情介绍

2009年9月9日，陈某向廖某借款4.5万元，约定2009年9月14日偿还。2009年9月15日，因债务无法清偿，双方达成房屋买卖合同，约定借款转为购房款，但只有陈某在《存量房屋买卖合同》上签字，陈某向廖某出具收到5万元购房款的收条。2010年，陈某将房屋产权证及钥匙交予廖某，2011年，廖某诉至法院，要求办理过户手续。

2、法院判决

一审法院认为双方的房屋买卖合同关系已经成立，且系双方真实合意，合同应继续履行，故判决陈某应协助廖某办理房产交易手续。陈某不服，提起上诉。二审法院认为：当事人在债务已届清偿期后约定以物抵债，其本质为代物清偿，而代物清偿为实践性法律行为，不仅需要当事人的合意，还需要履行物权转移手续。本案中，双方之间存在的是借贷关系，双方达成以物抵债协议后，虽然交付了房产证和钥匙，但因未办理物权转移手续，即未“交付”，故以物抵债协议尚未成立。陈某不履行以物抵债，廖某不得要求其履行，当然，其可以另案起诉陈某，要求陈某偿还借贷债务。

总结：债务清偿期届满后当事人约定以物抵债，但未办理物权转移手续的，如债务人反悔，债权人要求继续履行以物抵债协议的，法院应不予支持。但经释明，要求履行原债权债务合同的，应予支持。

（四）债务履行届满后达成以物抵债协议，且已转让担保物物权的合同效力

1、案情介绍

1994年，红古乡政府为扶持辖区内乡镇集团企业某焊材厂，先后向供销公司法定代表人李某借款155万元，并约定了年利率。后由于无力偿还，红古乡政府（甲方）于1999年1月4日与供销公司（乙方）签订了《产权整体移交协议书》，约定：“双方协商自1999年1月1日起由甲方将所属“焊材厂”整体移交给乙方，产权归乙方所有；甲方从李某等6人处借的155万元本金及利息等由乙方承担，并负责偿还；其余发生在乙方接受前的该企业一切债权债务由甲方承担，协议生效后，该企业所发生的一切债权债务由乙方承担……”同年1月8日，红古乡政府将焊材厂全部资产登记造册整体移交给供销公司。同时，双方在焊材厂资产移交明细表上盖章签字确认。之后，供销公司即接管了焊材厂，并开展生产经营活动。之后，双方发生纠纷，供销公司主张其与红古乡政府之间的《产权整体移交协议书》是无效协议。（最高人民法院（2007）民二终字第148号民事判决书）

2、法院判决 一、二审法院均认为《产权整体移交协议书》及《补充协议》，具有以资抵债的性质，双方意思表示真实，协议不违反国家法律的强制性规定，应为有效合同。

总结：本案虽然不是典型的以物抵债，但从广义的角度看，以资抵债亦包含在以物抵债的范围内，从本案中，可以看出最高院对在债务履行期届满后达成的以物抵债，且已经办理物权转移手续的法律行为持肯定态度。

上文分析了不同情况下以物抵债的效力，值得注意的，若债权人、债务人达成的以物抵债协议损害了第三人的合法权益，第三人可以依法行使撤销权，若债权人、债务人恶意串通，第三人还可主张以物抵债的约定无效。

作者单位：北京市地平线律师事务所

第五篇：从两个17%看黑龙江煤矿安全

从两个17%看黑龙江煤矿安全

时间：2005-1-21 15:52:00 阅读130次

记者日前从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了解到，2004年黑龙江煤炭产量达到9546万吨，比上年增加1441万吨，增长17.7%；全年煤矿事故死亡178人，事故死亡人数比上年减少37人，下降17.2%。产量上升，事故下降，一升一降、两个17%是黑龙江煤矿安全生产形势向好的印证。黑龙江煤矿安全生产形势曾一度令人担忧。但从2003年开始，形势有了较大转机，在黑龙江煤矿产量大幅度上升的情况下，死亡人数却比2002年下降210人，人们说黑龙江煤矿安全生产达到了顶峰。对于煤矿这个高危行业而言，上升空间实在太小了。在煤矿安全生产“百尺竿头”的黑龙江省在2004年里又令人惊喜地向前迈进了一步。这一步迈的并不容易。

针对煤矿安全生产实际，2004年，黑龙江省着力夯实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基础，坚持突出防治瓦斯事故这个重点，全面加强矿井“一通三防”工作。全省进一步完善了煤矿安全信息化监测监控网络系统，全省小煤矿已安装风机监控系统875处，占应安装矿井的100%。与此同时，全省各类煤矿全面推进矿井瓦斯监测监控报警系统网络建设，目前在这个省，年产6万吨以上的矿井已安装瓦斯监控系统297套，各类煤矿安装瓦斯监控系统1186处，达到了全省应安装矿井总数的97.1%。全省煤矿安全信息化监测监控联网715处，已经建成省、市两级监控中心15个。

为了夯实煤矿安全生产基础，黑龙江省还积极在深化煤矿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上作文章，通过典型引路、以点带面，激励和调动各类煤矿加强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的积极性。目前，黑龙江四大矿业集团 公司所属矿井安全质量普遍达到国家二级以上水平，有80%以上的矿井达到了一级水平。其中，七台河矿业精煤集团成为全国安全质量标准化样板，以个体小煤矿为主的牡丹江市在安全质量标准化建设上也已经抓出了样板县（区）。

为夯实煤矿安全生产基础，黑龙江省从抓人的因素入手，积极加强安全培训工作。2004年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建立的安全技术培训中心取得了国家二级培训机构认证，全省同时建成三级培训机构11家，四级培训机构16家。全年全省共举办矿长培训班5期，有743人取得了安全资格证书；举办矿长资格复训班13期，培训矿长等煤矿管理人员1124人；培训特种作业人员8000人，全省井下作业人员经培训上岗的已经达到8.6万多人。

为了实现煤矿安全生产形势的进一步好转，黑龙江省全面加大了安全监察执法力度。2004年，黑龙江煤矿安全监察局鸡西、鹤岗、双鸭山、七台河四个办事处共监察矿井1261处，监察覆盖率达到了100%，监察矿井5963次，人均监察88处，查处事故隐患15812条，发出现场处理决定书4148份，发出行政处罚决定书1520份，行政罚款1003万元，一般事故结案率达到了100%，隐患整改率达到了97.2%，对408名事故责任者追究了责任，其中移送司法机关追究刑事责任者7人，行政处分401人。从2002年到2004年，黑龙江煤矿安全生产工作实现了两次跃升，两个17%开创了黑龙江煤矿安全生产又一个崭新的局面。据统计，2004年，黑龙江煤矿共发生安全生产事故78起，比上年减少14起，百万吨死亡率为1.86，比上年下降31%，安全生产创出近几年来的最好成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