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立完善的考评机制,提升队伍整体合力

第一篇：建立完善的考评机制,提升队伍整体合力

建立完善的考评机制 提升队伍的整体合力

鄂州市人民检察院

为进一步提高检察机关管理水平，正确评价干警的德才表现和工作实绩，最大限度地激发队伍潜能，推动各项检察工作顺利开展，市检察院积极探索系统、科学、合理的绩效管理方法与程序，建立了符合检察机关业务特点的干警分级量化考评机制，为加快推进检察人事制度改革的步伐，提升检察队伍的整体合力作出了有益偿试。

（一）坚持绩效考核与定岗定责相结合。市检察院从精干、效能的原则出发，着眼于既便于工作开展，又便于上下级业务的衔接，明确各部门各岗位的职责范围，并制定与各职位层次要求相匹配的具体考核内容和评价标准，特别体现了对党组成员和部门负责人“一岗双责”的具体要求。在考核工作中，实行领导负连带责任原则，对本部门所属干警有受表彰或受处分的，部门负责人分别按不同标准加减分；对分管部门有受表彰或受处分的集体和个人的，党组成员分别按所分管部门处长总加（减）分的50%加（减）分。通过专门的绩效考核评估，分档次综合评价其抓业务建设和队伍建设的情况和效果。分级量化考评办法，较好地解决了不同职务层次、不同部门和不同性质工作之间无法比较的问题，便于科学地考核评价。

（二）坚持绩效考核与目标考核相结合。市检察院将绩效考核作为目标考核的延伸和具体化，绩效考核项目、考核标准以年度目标任务为基本依据制定。各部门根据职位的不同要求，将年度目标任务分解到个人，考核评分标准加减分项目、分值的设置与上级检察机关、市委对本院的目标考核评分标准相衔接，充分发挥绩效考核在促进工作、完成目标任务过程中的积极作用。在明确

干警必达工作目标的基础上，设定合理、科学的加分、减分项目，并从严控制加分点。

（三）坚持定性评价与定量考核相结合。对干警的德、能、勤、绩、廉的考核，采用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办法，对可以实现量化考核的“绩”，从工作数量、质量、效率、效果等方面作细化分解，设置相对科学合理的分值，进行量化评价；对德、能、勤、廉等无法完全量化考核的内容分成思想政治、作风纪律两大类，作出相对客观全面的定性描述，按职务层次分档次赋予一定分值，实现与量化考核的衔接。通过定性与定量评价的结合，对干警完成工作任务的行为性质和数量特点作出较为全面的综合评价。

（四）坚持全面考核与注重实绩相结合。市检察院绩效考核内容从思想政治、作风纪律、工作实绩、民主测评四方面对干警进行全方位考核，坚持突出实绩、倾斜一线、鼓励办案的原则，工作实绩占总分值的40%。每年年底，考评小组对干警进行综合考核，重点对“绩”进行考核，所得分值根据不同职务层次的百分比折算后计入年度考核个人总分。这种设置将考核重点放在业绩评价上，同时也兼顾了对检察人员综合表现的评价要求。

（五）坚持考核结果与激励约束相结合。绩效考核目的在于通过考核评价实现对人员的激励和对工作的促进。一是完善考核结果反馈机制。在绩效考核中，考评小组客观评价被考核人的优点与不足，并公示考核结果，同时，分管领导同被考核人作反馈面谈，帮助干警了解自己在日常工作中的成绩和不足，明确努力方向，更好地改进工作。同时，根据对干警个人的考核情况，有针对性地加强业务培训，提高了干警执法能力和工作水平；按照干警的不同特点安排和调整岗位，充分发挥干警的特长，做到人尽其才。这就极大地激发了干警的积极性，推动了工作的良性发展。二是将考核结果与奖惩机制挂钩。根据全年考核情况，对在考核中成绩优秀的干警，区别不同的情况给予精神上的奖励；并根据考核的实际结果，给予一定的经济奖励或处罚，真正做到奖优罚劣，调动干警的积极性。

市检察院通过建立科学、合理的绩效考评机制，充分调动和发挥了全体检察干警工作的积极性、主动性，增强了执行上级决策与部署的自觉性，有效地促进上下级之间工作步伐协调一致，提升检察队伍的整体合力，保障了检察工作的整体推进。近年来，市检察院党组被评为全省检察机关“首届五好班子”，一个基层院进入全国人民满意检察院行列，市院女检察官分会被评为“全国三八红旗集体”、市院团委被评为“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两名干警被记个人一等功，一名干警获“全国十佳公诉人”称号、一名干警获“全国优秀公诉人”称号、一名干警获“全国五一劳动奖章”、一名干警成为全省检察业务专家。

第二篇：建立完善七大机制

建立完善七大机制 市公安局落实先进性教育整改措施见实效

市公安局共有30个机关处室和基层单位，民警1268人。下设两个基层党委，6个总支，66个支部，共993名党员，党员人数占全局人数的79%。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市公安局党委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试点办和市委驻公安局督导组的具体指导下，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重在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实际，突出警种、部门特点，不断强化整改措施，着力探索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制定完善了一些针对性、操作性、时代性强的规章制度，有力地促进了队伍建设和公安工作的开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做法是：

一、以人为本，政治建警，建立强有力的党员队伍管理机制

思想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其重要性在公安机关显得尤为突出，直接关系到公安工作的成效，影响到国家治安的稳定。因此，市公安局党委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努力在完善加强党的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队伍管理机制方面下功夫。一是健全完善了党员组织管理机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落实推荐优秀团员青年做党的发展对象的意见》，积极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的工作，重视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完善了发展党员“双推一公示”制度，严把“入口”，注意及时把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制定了《中共XX市公安局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党的“三会一课”制度的意见》，强化对党员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党员素质，使党的组织生活进一步规范化、正常化；进一步理顺了党员关系和管理体制，实现了党员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建立了党员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党员队伍科学管理水平。二是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提高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制定了《中共XX市公安局委员会议事规则》、《关于党委中心组加强学习的意见》，使局领导班子在更深的层面查摆剖析，率先垂范，落实整改。市局还通过层层梳理，把存在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单位列为重点，进行了挂牌整治，较好地改变了这些单位的落后面貌，对个别没有达到整改要求的单位领导班子进行了相应调整。三是着眼防范，建立政治工作情况调度和党员思想动态分析制度，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制定下发了《领导干部与民警谈心制度》，要求党员定期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和思想，规定凡涉及全局性的问题，民警可以找局长政委谈，涉及本警本系统问题，可以找分管局长谈，涉及本单位、本部门问题，可以找单位、部门负责人谈，各单位负责人每月至少与民警谈心一次，以便拉近领导与民警的距离，使领导了解下情，及时掌握民警的思想动态。各级政工部门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定期召开政工例会，及时研究分析队伍中出现的苗头性思想问题，指派专人为思想政治工作联络员，跟上教育疏导，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四是健全完善了对党员的激励机制。重点加强党员活动阵地建设，对老党员和有困难的党员进行帮助，送上了党组织的温暖，增强了广大党员的自豪感、光荣感和责任感。

二、竞争上岗，优胜劣汰，完善富有活力的人事管理机制

实践中市局党委认识到，公安工作能否取得大的成效，队伍管理能否保证不出问题，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各级班子和广大民警的内部活力，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优胜劣汰的人事管理机制。为此，市局进一步加大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一是引入竞争机制，拓宽用人渠道，做到“能上能下”。按照干部“四化”标准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在全市公安机关全面推行中层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制度，在基层逐步推行了干部聘任制和民警聘用制，实行双向选择，优化组合。在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过程中，通过竞争上岗，全局共有44名同志走上了中层领导岗位，进一步优化了班子结构。不断探索完善规范化的目标管理机制。对每个领导干部和民警岗位责任、工作要求不断进行研究和调整，制定规范的业务工作标准，实行量化考核、等级化管理机制，以工作实绩进行奖罚。对达不到任期目标要求的领导干部、考核不合格的民警，及时予以解聘。加大了对县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的协管力度，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公安机关领导干部考核管理、选拔任用的程序和办法。大力推进领导干部定期交流和热点岗位的轮岗工作，以跨系统、跨部门、上下交流、本职交流、挂职交流、挂职锻炼等多种形式对市局内设部门主要负责人，特别是对掌管人、财、物的岗位及其他热点岗位负责人和民警进行了有计划的交流轮岗。同时，对基层派出所长全面实行了岗位轮换，轮换面达到40%以上，进一步增强了队伍的活力。二是严把“入口”，畅通“出口”，做到“能进能出”。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严格执行人民警察考录制度，严把“入口”，新进人员一律先进行集中培训，考试合格方可上岗；畅通“出口”，实行“末位淘汰”制度。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标准，对每个民警的实际表现每年进行一次计分考评，对低分民警进行离岗培训，对末位民警在培训阶段仍不适应工作的，调整工作岗位或予以辞职。三是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强化实战职能。结合机构改革，进一步理顺体制，将泰山区、岱岳区公安分局收归市局直管，对四个县市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充实，对部分单位内设机构进行了合并调整，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实现了警力配置重心由机关到基层的转变，实战特点更加突出，提高了队伍的战斗力。

三、克服“四难”，根治“顽症”，完善方便群众的公安服务机制

“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一直是困扰警民关系，影响公安队伍形象的一个“顽症”。近几年，“四难”现象虽有很大改变，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根治这一问题，不仅能有力改善警民关系，促进公安工作的开展，也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去年以来，市局结合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立足于从机制上力克“四难”，对各项公安管理和服务工作，制定了统一的服务标准和工作流程。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的意见》，出台了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质量的硬性规定，抓好市局提速规范的落实，坚决执行xx、省政府取消公安环节有关审批项目的规定，取消了消防设施费、清障车辆看管费、暂住人口管理费等17个收费项目。同时对公安工作中有关把罚款、收费作为民警量化考核的内容一律取消

。进一步加强综合服务大厅或服务室建设，推行“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全市已建设完善综合服务大厅或服务室126个。要求窗口单位推行规范文明服务用语，实行首问责任制，切实做到接待群众笑脸相迎，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对能办的事当场办理，不能立即办理或不能办理的事项，耐心向群众解释清楚，坚决杜绝冷面相推。把服务态度纳入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奖惩。对发现和群众举报的推诿扯皮及对待群众冷、硬、横的，一经查实，进行严肃处理。狠抓《XX市公安局为社会服务八项承诺》的兑现，认真查找工作流程中的“梗阻”点和效率不高的环节，制定措施，立即整改。规定凡发现办事效率不高、贻误工作或群众不满意投诉一经查实的，对责任人第一次予以警诫，对本单位分管领导提出批评；二次以上的，对直接责任人视情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予以辞退，对本单位分管领导警告，对主要负责人予以告诫。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窗口单位和民警工作作风的转变。如户政部门针对群众提出的办理户口、身份证难的问题，落实了办理户口责任制，发放明白纸，将有关内容和注意事项向群众公布。同时，将身份证快证的制作时间由过去的7天缩减为1天。车管、消防等部门推行承诺服务、限时服务、延时服务、上门服务和“让最后一名群众满意而归”的服务方式。为方便企业、方便群众，将大货车挂牌、年审业务由市局下放到县市交巡警大队。此外，市局及各地还广泛开展了“警企共建”、“军警共建”活动，主动为企业和驻地部队排优解难，促进了警企和军地两个文明建设。

四、解放思想，突出重点，建立服务经济建设的环境优化机制

积极营造政策优势，提高服务经济建设的针对性，是时代发展对公安机关的新要求，也是先进性教育活动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之一。市公安局围绕城市建设、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三个重点，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市局制定的《服务加快发展三十条》，受到市委充分肯定，耿书记专门做了批示，在全市予以推广。其大胆改革了户籍管理制度，按照“降低门槛、放宽条件、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实行户口登记管理一元化。准许来泰投资客商、企业设立单位户头，及时为其职工办理落户手续。规范对企业的检查行为，实行到市监察局检查备案制度。去年共向市监察局备案26次。出入境管理部门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在全市实施公民凭身份证、户口簿按需申领护照，落实了出入境手续10日办结制度，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同时，在全市公安机关实施了“亲商爱民工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中外客商、投资者尽可能地提供了“对企业和中外投资者、外地来泰车辆的一般违章行为，一律不罚款、不扣证、不扣车，批评教育后放行”等10条优惠政策和服务措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贴近到位的服务，让客商、企业切实感受到来泰发展、居住最安全，投资最放心，生活最舒心，办事最满意，打造“投资XX、稳如泰山”的区位品牌。

五、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完善覆盖全局的教育培训机制

提高民警素质，建设高素质的民警队伍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市局根据形势发展和任务需要，结合队伍现状，持之以恒地强化了民警的理想信念、宗旨观念和法律业务知识培训、警体技能训练，把岗位培训、科技应用、实战演练和学历教育等融为一体，变应急性、临时性培训为系统化、规范化培训。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政委任副组长的教育培训领导小组，在政治部设立专门培训工作办公室，制定了教育培训工作的3年长远规划和实施计划，逐步建立起了以市局为主导，以警种为龙头，以各县市区局为基础、以公安干校为依托，分级培训，覆盖全局的三级培训网络。培训工作中，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军事化管理，精心组织，认真选配师资力量，培训内容紧密结合实际，既强调理论学习，又突出专业技能培训，如举办微机应用培训，使民警初步掌握了微机操作的基础知识，受到了普遍欢迎。去年，全市共举办各类培训班25期，培训干警2000余名，～完成了省厅和市局党委下发的两年对在职民警全部轮训一遍的目标要求。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精什么”的原则，组织各警种采取请专家授课、以会代训等形式，广泛开展岗位培训和练兵活动，提高了广大民警的业务技能和实战本领。同时，积极鼓励民警参加各类学历教育，去年全市就有55名民警通过自学取得本、专科学历，进一步优化了我市公安队伍的文化结构。

六、完善措施，强化管理，建立规范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

公安队伍建设与业务建设密不可分，只有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队伍的正规化建设才能更加富有成效。为此，市局突出抓了三个方面：一是规范执法行为，确保公正严格执法。出台《关于加强法制工作的意见》，健全了法律培训、案件审核、执法检查、错案追究、执法考核等相关配套的执法制度。逐级落实领导、部门和岗位民警三级执法责任制，做到责任清晰、目标明确。具体办理案件，“严把三关，落实三个责任”。“严把三关”即严把进入各项法律程序关，严把使用各种强制措施关，严把扣留、没收财物保管移交关。“落实三个责任”，即办案人、复核人和领导人的责任，对发生执法过错的，实行错一案三追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定期开展执法大检查和执法质量评议考核，把执法责任制的执行情况和执法评议考核结果作为评先树优、立功创模、提拔晋升的重要依据，对执法责任不落实，造成冤假错案的，实行错案追究，“一票否决”，有效地促进了执法质量的提高，确保了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去年以来，共纠查违反法定程序、适用取保候审不当等七大类127项执法问题，纠正不当案件26起，落实整改措施53条，全市没有发生一起因刑讯逼供造成的违法违纪案件，行政诉讼案件的胜诉和复议案件的维持率较之以往有了进一步提高。二是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针对各地普遍存在的立案不实问题，专门向市委政法委写出了解决立案不实问题的报告，修订了《关于纠正立案不实问题的实施意见》，明确了20条硬性措施，理顺了立案、统计工作运行机制，明确了领导责任和考核奖惩标准，采取抽查报案记录和立案情况、倒查重点案件、实行立案责任制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案件虚报瞒报的问题。严格落实了《关于压缩

是普通党员民警，都严格执行公安部“五条禁令”、省公安厅“八条规定”，自觉遵守上下班纪律，机关秩序更加规范。广大党员努力在五个方面争做表率，即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做勤奋学习的表率；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做坚定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率；自觉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做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的表率；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做开拓创新、争做一流业绩的表率；爱岗敬业、埋头苦干、乐于奉献、清正廉洁，做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表率。

四是进一步振奋精神，推动了全市公安工作的发展。通过落实整改措施，广大党员民警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干劲和热情。去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共收集上报各类情报信息8000余条。依法妥善处置了51起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重大节日、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和165批次警卫任务，均做到了绝对安全。严打整治斗争战果显著。全市共侦破各类刑事案件9865起，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2537名，挖出犯罪团伙141个，涉案成员600名，缴获赃款赃物折款941.68万元。治安管理和防控体系建设更加严密。对泰城主要路段实行24小时治安巡逻，有力地震慑了违法犯罪，有一名民警光荣的牺牲在巡逻岗位上。全市共查处治安案件17906起，各类违法人员27248名，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26.97%和16.07%，道路交通和消防安全进一步好转，进一步深化治安防范承包，有效地维护了全市社会治安秩序。

第三篇：建立完善七大机制

建立完善七大机制 市公安局落实先进性教育整改措施见实效市公安局共有30个机关处室和基层单位，民警1268人。下设两个基层党委，6个总支，66个支部，共993名党员，党员人数占全局人数的79%。在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市公安局党委在市委的正确领导下，在市委试点办和市委驻公安局督导组的具体指导下，积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注重在实践的基础上积极探索，大胆创新，以“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结合实际，突出警种、部门特点，不断强化整改措施，着力探索队伍建设的长效机制，制定完善了一些针对性、操作性、时代性强的规章制度，有力地促进了队伍建设和公安工作的开展，取得了明显成效。主要做法是：

一、以人为本，政治建警，建立强有力的党员队伍管理机制思想政治是一切工作的生命线，其重要性在公安机关显得尤为突出，直接关系到公安工作的成效，影响到国家治安的稳定。因此，市公安局党委在先进性教育活动中努力在完善加强党的建设的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长效队伍管理机制方面下功夫。一是健全完善了党员组织管理机制。制定了《关于进一步落实推荐优秀团员青年做党的发展对象的意见》，积极做好新形势下发展党员的工作，重视入党积极分子的培养，完善了发展党员“双推一公示”制度，严把“入口”，注意及时把符合党员条件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制定了《中国共产党XX市公安局委员会关于进一步落实党的“三会一课”制度的意见》，强化对党员的教育培训，不断提高党员素质，使党的组织生活进一步规范化、正常化；进一步理顺了党员关系和管理体制，实现了党员管理的制度化、规范化；建立了党员信息管理系统，提高党员队伍科学管理水平。二是加强领导班子自身建设，提高队伍的凝聚力和向心力。制定了《中国共产党XX市公安局委员会议事规则》、《关于党委中心组加强学习的意见》，使局领导班子在更深的层面查摆剖析，率先垂范，落实整改。市局还通过层层梳理，把存在问题突出、群众反映强烈的单位列为重点，进行了挂牌整治，较好地改变了这些单位的落后面貌，对个别没有达到整改要求的单位领导班子进行了相应调整。三是着眼防范，建立政治工作情况调度和党员思想动态分析制度，广泛开展谈心活动。制定下发了《领导干部与民警谈心制度》，要求党员定期向党组织汇报工作和思想，规定凡涉及全局性的问题，民警可以找局长政委谈，涉及本警本系统问题，可以找分管局长谈，涉及本单位、本部门问题，可以找单位、部门负责人谈，各单位负责人每月至少与民警谈心一次，以便拉近领导与民警的距离，使领导了解下情，及时掌握民警的思想动态。各级政工部门经常深入基层调查研究，定期召开政工例会，及时研究分析队伍中出现的苗头性思想问题，指派专人为思想政治工作联络员，跟上教育疏导，把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四是健全完善了对党员的激励机制。重点加强党员活动阵地建设，对老党员和有困难的党员进行帮助，送上了党组织的温暖，增强了广大党员的自豪感、光荣感和责任感。

二、竞争上岗，优胜劣汰，完善富有活力的人事管理机制实践中市局党委认识到，公安工作能否取得大的成效，队伍管理能否保证不出问题，关键在于充分调动各级班子和广大民警的内部活力，建立能者上、平者让、庸者下，优胜劣汰的人事管理机制。为此，市局进一步加大了干部人事制度改革的力度。一是引入竞争机制，拓宽用人渠道，做到“能上能下”。按照干部“四化”标准和德才兼备的原则，在全市公安机关全面推行中层领导干部竞争上岗制度，在基层逐步推行了干部聘任制和民警聘用制，实行双向选择，优化组合。在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过程中，通过竞争上岗，全局共有44名同志走上了中层领导岗位，进一步优化了班子结构。不断探索完善规范化的目标管理机制。对每个领导干部和民警岗位责任、工作要求不断进行研究和调整，制定规范的业务工作标准，实行量化考核、等级化管理机制，以工作实绩进行奖罚。对达不到任期目标要求的领导干部、考核不合格的民警，及时予以解聘。加大了对县市公安机关领导干部的协管力度，逐步形成了一整套公安机关领导干部考核管理、选拔任用的程序和办法。大力推进领导干部定期交流和热点岗位的轮岗工作，以跨系统、跨部门、上下交流、本职交流、挂职交流、挂职锻炼等多种形式对市局内设部门主要负责人，特别是对掌管人、财、物的岗位及其他热点岗位负责人和民警进行了有计划的交流轮岗。同时，对基层派出所长全面实行了岗位轮换，轮换面达到40%以上，进一步增强了队伍的活力。二是严把“入口”，畅通“出口”，做到“能进能出”。以人事制度改革为突破口，严格执行人民警察考录制度，严把“入口”，新进人员一律先进行集中培训，考试合格方可上岗；畅通“出口”，实行“末位淘汰”制度。通过制定科学合理的量化考核标准，对每个民警的实际表现每年进行一次计分考评，对低分民警进行离岗培训，对末位民警在培训阶段仍不适应工作的，调整工作岗位或予以辞职。三是改革内部管理体制，强化实战职能。结合机构改

革，进一步理顺体制，将泰山区、岱岳区公安分局收归市局直管，对四个县市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充实，对部分单位内设机构进行了合并调整，精简机关，充实基层，实现了警力配置重心由机关到基层的转变，实战特点更加突出，提高了队伍的战斗力。

三、克服“四难”，根治“顽症”，完善方便群众的公安服务机制“门难进、脸难看、话难听、事难办”，一直是困扰警民关系，影响公安队伍形象的一个“顽症”。近几年，“四难”现象虽有很大改变，但仍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根治这一问题，不仅能有力改善警民关系，促进公安工作的开展，也是落实“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重要体现。去年以来，市局结合开展先进性教育活动，立足于从机制上力克“四难”，对各项公安管理和服务工作，制定了统一的服务标准和工作流程。制定了《关于进一步密切警民关系的意见》，出台了转变工作作风、提高服务质量的硬性规定，抓好市局提速规范的落实，坚决执行国务院、省政府取消公安环节有关审批项目的规定，取消了消防设施费、清障车辆看管费、暂住人口管理费等17个收费项目。同时对公安工作中有关把罚款、收费作为民警量化考核的内容一律取消。进一步加强综合服务大厅或服务室建设，推行“一站式”审批、“一条龙”服务，全市已建设完善综合服务大厅或服务室126个。要求窗口单位推行规范文明服务用语，实行首问责任制，切实做到接待群众笑脸相迎，来有迎声、问有答声、走有送声。对能办的事当场办理，不能立即办理或不能办理的事项，耐心向群众解释清楚，坚决杜绝冷面相推。把服务态度纳入考核的重要内容，严格奖惩。对发现和群众举报的推诿扯皮及对待群众冷、硬、横的，一经查实，进行严肃处理。狠抓《XX市公安局为社会服务八项承诺》的兑现，认真查找工作流程中的“梗阻”点和效率不高的环节，制定措施，立即整改。规定凡发现办事效率不高、贻误工作或群众不满意投诉一经查实的，对责任人第一次予以警诫，对本单位分管领导提出批评；二次以上的，对直接责任人视情给予行政处分，情节严重、屡教不改的，予以辞退，对本单位分管领导警告，对主要负责人予以告诫。这些措施的实施，有效地促进了窗口单位和民警工作作风的转变。如户政部门针对群众提出的办理户口、身份证难的问题，落实了办理户口责任制，发放明白纸，将有关内容和注意事项向群众公布。同时，将身份证快证的制作时间由过去的7天缩减为1天。车管、消防等部门推行承诺服务、限时服务、延时服务、上门服务和“让最后一名群众满意而归”的服务方式。为方便企业、方便群众，将大货车挂牌、年审业务由市局下放到县市交巡警大队。此外，市局及各地还广泛开展了“警企共建”、“军警共建”活动，主动为企业和驻地部队排优解难，促进了警企和军地两个文明建设。

四、解放思想，突出重点，建立服务经济建设的环境优化机制积极营造政策优势，提高服务经济建设的针对性，是时代发展对公安机关的新要求，也是先进性教育活动要达到的主要目标之一。市公安局围绕城市建设、招商引资、发展民营经济三个重点，制定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市局制定的《服务加快发展三十条》，受到市委充分肯定，耿书记专门做了批示，在全市予以推广。其大胆改革了户籍管理制度，按照“降低门槛、放宽条件、简化程序、提高效率”的原则，在全市范围内取消农业、非农业户口性质，实行户口登记管理一元化。准许来泰投资客商、企业设立单位户头，及时为其职工办理落户手续。规范对企业的检查行为，实行到市监察局检查备案制度。去年共向市监察局备案26次。出入境管理部门简化办事程序，提高办事效率，在全市实施公民凭身份证、户口簿按需申领护照，落实了出入境手续10日办结制度，急事急办，特事特办。同时，在全市公安机关实施了“亲商爱民工程”，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为中外客商、投资者尽可能地提供了“对企业和中外投资者、外地来泰车辆的一般违章行为，一律不罚款、不扣证、不扣车，批评教育后放行”等10条优惠政策和服务措施，为经济发展提供更加贴近到位的服务，让客商、企业切实感受到来泰发展、居住最安全，投资最放心，生活最舒心，办事最满意，打造“投资XX、稳如泰山”的区位品牌。

五、持之以恒，常抓不懈，完善覆盖全局的教育培训机制提高民警素质，建设高素质的民警队伍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市局根据形势发展和任务需要，结合队伍现状，持之以恒地强化了民警的理想信念、宗旨观念和法律业务知识培训、警体技能训练，把岗位培训、科技应用、实战演练和学历教育等融为一体，变应急性、临时性培训为系统化、规范化培训。成立了由局长任组长、政委任副组长的教育培训领导小组，在政治部设立专门培训工作办公室，制定了教育培训工作的3年长远规划和实施计划，逐步建立起了以市局为主导，以警种为龙头，以各县市区局为基础、以公安干校为依托，分级培训，覆盖全局的三级培训网络。培训工作中，始终坚持高标准、严要求，军事化管理，精心组织，认真选配师资力量，培训内容紧密结合实际，既强调理论学习，又突出专业技能培训，如举办微机应用培训，使民警初步掌握了微机操作的基础知识，受到了普遍欢迎。去年，全市共举办各类培训班25期，培训干警2000余名，圆满完成了省厅和市局党委下发的两年对在职民警全部轮训一遍的目标要求。本着“干什么、学什么、精什么”的原则，组织各警种采取请专家授课、以会代训等形式，广泛开展岗位培训和练兵活动，提高了广大民警的业务技能和实战本领。同时，积极鼓励民警参加各类学历教育，去年全市就有55名民警通过自学取得本、专科学历，进一步优化了我市公安队伍的文化结构。

六、完善措施，强化管理，建立规范高效的工作运行机制公安队伍建设与业务建设密不可分，只有把二者紧密结合起来，队伍的正规化建设才能更加富有成效。为此，市局突出抓了三个方面：一是规范执法行为，确保公正严格执法。出台《关于加强法制工作的意见》，健全了法律培训、案件审核、执法检查、错案追究、执法考核等相关配套的执法制度。逐级落实领导、部门和岗位民警三级执法责任制，做到责任清晰、目标明确。具体办理案件，“严把三关，落实三个责任”。“严把三关”即严把进入各项法律程序关，严把使用各种强制措施关，严把扣留、没收财物保

管移交关。“落实三个责任”，即办案人、复核人和领导人的责任，对发生执法过错的，实行错一案三追究。加大执法监督力度，定期开展执法大检查和执法质量评议考核，把执法责任制的执行情况和执法评议考核结果作为评先树优、立功创模、提拔晋升的重要依据，对执法责任不落实，造成冤假错案的，实行错案追究，“一票否决”，有效地促进了执法质量的提高，确保了严格公正文明执法。去年以来，共纠查违反法定程序、适用取保候审不当等七大类127项执法问题，纠正不当案件26起，落实整改措施53条，全市没有发生一起因刑讯逼供造成的违法违纪案件，行政诉讼案件的胜诉和复议案件的维持率较之以往有了进一步提高。二是坚持实事求是路线，为科学决策提供依据。针对各地普遍存在的立案不实问题，专门向市委政法委写出了解决立案不实问题的报告，修订了《关于纠正立案不实问题的实施意见》，明确了20条硬性措施，理顺了立案、统计工作运行机制，明确了领导责任和考核奖惩标准，采取抽查报案记录和立案情况、倒查重点案件、实行立案责任制等措施，从根本上解决了案件虚报瞒报的问题。严格落实了《关于压缩文件、精减会议，进一步提高工作效率的意见》，把市局原有的32种文件压缩到14种，严格会议审批制度，去年，全市公安机关召开的会议比2002年下降了20%，印发的各类文件下降了30%，大大节约了开支，为各级领导和民警集中精力干好工作提供了保证。三是规范日常行为，养成良好作风。为严格纪律，狠抓作风养成，修订完善了《民警日常行为规范》、《行政管理规定》、《警容风纪管理规定》等6项制度，对民警一日生活、警容风纪、使用枪支、警械、车辆、电话、后勤保障、财务管理及执行“禁酒令”等各方面做了明确的规定，使机关日常工作真正走上了制度化、规范化发展的轨道。另外，积极调剂财力，实施科技强警，加快刑侦、通信等部门技术装备的更新换代，为提高办案质量和工作效率提供了有力的物质保障。

七、严管严治，狠抓落实，建立严格周密的监督制约机制为确保整改措施各项制度落到实处，市局以从严治警为总抓手，加强内外监督，严格落实了责任追究制度。一是强化内部监督。重新修订完善了《关于从严治警的若干规定》，逐级签订《党风廉政建设责任书》，建立健全领导谈话、诫勉和个人重大事项报告制度，落实权力分解、离任审计、错案追究等措施。对180名局直单位中层以上干部和各县市区公安局、分局，各直属分局领导班子成员设立规范的领导干部廉政档案。充分发挥政工、纪检、督察部门的职能作用，对群众反映强烈的“热点”、“难点”问题及公安民警服从命令、遵守纪律、履行职责等情况进行事前、事中、事后全方位监督，对发生的违法违纪案件，坚决依法依纪论处，警示民警，取信于民。积极在单位内部实行政务公开，将涉及财务支出、车辆使用等有关方面的情况定期向民警公开，以利相互监督，增强团结。联系实际，制定出台了《XX市公安局关于贯彻执行〈公安部五条禁令〉的实施意见》、《关于在全市公安机关集中开展内部管理专项整治的实施方案》，制定了相应的监督管理措施，并延伸到位，筑牢了民警严格执行“五条禁令”的思想防线，极大预防和减少了问题发生。教育活动期间全市共派出工作组46个，明查暗访350余人次，督察单位260个，询问检查民警2000余名，检查车辆540台次，枪柜60余个，纠正问题120个。二是强化外部监督。充分发挥110报警投诉的职能作用，自觉接受人大、政协、社会监督员和广大群众的监督，采取发放征求意见书、警民联系卡、召开座谈会、登门走访等多种形式，请进来、走出去，广泛征求社会各界的意见和建议，对号入座，认真整改。教育活动期间全市共发放征求意见信20000余封，走访群众3万余人次，各级公安机关共聘请社会监督员674名，召开家属座谈会46次，召开社会监督员座谈会58次，对征求的意见进行了认真归纳整理，列出了15项群众反应强烈的问题，辞退不合格联防队员22名，架起了社会、单位、家庭等多道防线，有效地防范了民警违法违纪现象的发生，赢得了群众对公安工作的信任、理解和支持。七项管理机制的建立完善，使公安机关党员、干警队伍在正规化建设方面迈出了新的步伐。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民警清醒地认识到存在的问题和差距，明确了努力方向。本着有什么问题就解决什么问题，什么问题突出就重点解决什么问题的原则，联系实际，见诸行动，确保了各项整改措施的落实，使教育活动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效果：一是落实整改措施的力度进一步加大。各级公安机关和广大民警从群众最急、最盼、最难、最怨的事情改起，拉出单子，明确责任，下大气力，有条件改的，立说立行，马上进行了整改；暂时不具备条件解决的，则向群众解释清楚，尽快想办法解决。特别是市局党委以贯彻中央、省市领导对公安工作的批示和***部长的一封信为契机，把转变执法思想、规范执法行为放在突出位置，集中解决了不履行法定职责，漠视群众危难疾苦，执法不作为；耍特权、抖威风，刁难、欺压群众，伤害群众感情；滥收乱罚，利用办案权力搞创收，侵犯群众财产利益；违反程序办案，滥用强制措施，侵犯人权；包庇放纵违法犯罪活动，充当犯罪分子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等五个方面的问题。在整改中做到“四个坚决”：一是坚决杜绝发生伤天害理、激起民愤的恶性案件；二是坚决纠正一切严重侵占群众利益的滥收乱罚政策和指标；三是坚决停止一切滥用强制措施，杜绝侵犯人权、侮辱人格事件的发生；四是坚决撤出参与经营的服务娱乐场所，民警及家属、子女都不准参与。这些措施的落实有效地促进了严格公正文明执法，让群众实实在在感受到教育活动带来的变化和进步。二是解放思想，干事创业，服务经济建设的意识进一步增强。广大民警深刻认识到公安机关处处是窗口，公安民警人人是形象，经济发展需要公安机关做什么工作，我们就努力改进和做好什么工作；群众需要公安机关解决什么问题，我们就竭尽全力去帮助解决什么问题，做到言必信，行必果。干警的宗旨观念和服务意识得到进一步增强。如先进性教育活动期间，全市共受理、审批出国境申请5484人次，全部在承诺的10个工作日内办结。在办理我市市民赴俄罗斯莫斯科友谊大学看望火灾中受

伤的学生申请中，由于市局服务周到，办事迅速，受到了群众的好评，中央电视台对此予以报道。教育活动期间全市经侦部门共破获经济案件147起，挽回经济损失870万元。先后破获了边萍20万元金融票据诈骗案、付强挪用资金案和秦国军177.7万元特大金融票据诈骗案，挽回了全部经济损失。打击非法经营和假冒注册商标等犯罪专项行动中，岱岳区公安分局会同XX烟草专卖局联合查获一制造假烟窝点，当场抓获制假人员6名，缴获假烟2050余条。打击制售和购买假发票违法行为专项行动中，出动警力40余人次参加协税护税活动，收缴非法票据2350份，补罚税款70余万元。打击煤炭领域合同诈骗犯罪专项行动中，破获案件4起，抓获犯罪嫌疑人15名，挽回经济损失366.4万元，有力地维护了市场经济秩序。三是党员的思想作风发生了新的变化，先锋模范作用更加突出。通过整改措施的制定和落实，全体党员之间通过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加强了沟通，增进了感情，每个党员思想上都有了很大提高，在新的基础上增进了团结，增强了各级领导班子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广大党员自觉用党员先进性标准要求自己，学习气氛更加浓厚，遵纪守法的自觉性进一步增强，不论是党员领导干部还是普通党员民警，都严格执行公安部“五条禁令”、省公安厅“八条规定”，自觉遵守上下班纪律，机关秩序更加规范。广大党员努力在五个方面争做表率，即坚持用科学理论武装头脑，做勤奋学习的表率；树立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做坚定走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表率；自觉坚持党的根本宗旨，做诚心诚意为人民谋利益的表率；解放思想，干事创业，做开拓创新、争做一流业绩的表率；爱岗敬业、埋头苦干、乐于奉献、清正廉洁，做弘扬社会主义道德风尚的表率。四是进一步振奋精神，推动了全市公安工作的发展。通过落实整改措施，广大党员民警激发出了前所未有的工作干劲和热情。去年以来，全市公安机关共收集上报各类情报信息8000余条。依法妥善处置了51起较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重大节日、活动的安全保卫工作和165批次警卫任务，均做到了绝对安全。严打整治斗争战果显著。全市共侦破各类刑事案件9865起，共抓获各类犯罪嫌疑人2537名，挖出犯罪团伙141个，涉案成员600名，缴获赃款赃物折款941.68万元。治安管理和防控体系建设更加严密。对泰城主要路段实行24小时治安巡逻，有力地震慑了违法犯罪，有一名民警光荣的牺牲在巡逻岗位上。全市共查处治安案件17906起，各类违法人员27248名，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26.97%和16.07%，道路交通和消防安全进一步好转，进一步深化治安防范承包，有效地维护了全市社会治安秩序。

第四篇：建立医疗协作机制 提升整体服务能力

建立医疗协作形式 提升整体服务能力

南漳县人民医院

我县是全省38个贫困县之一，社会经济发展相对滞后。长期以来，群众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形象严重影响县域经济社会快速发展。如何让群众看得起病、看得好病关键是要尽快提升全县整体医疗业务技术水平和服务能力，扩大服务范围，满足病人的需求。2011年年初县卫生局审时度势，决定以县人民医院为依托，建立全县医疗协作机制，取长补短，发挥资源优势，为全县人民提供更好的医疗服务。按照这一要求，县人民医院精心组织，积极稳妥开展协作工作，取得了一定的成绩，我们的主要做法是：

一、发挥龙头作用，大胆探索创新，积极推动医疗协作机制建立

2011年是国家“十二五”规划开局年，也是推行医改工作的关健年。国家医改精神，重点是加强和促进县医院综合能力建设。为带动全县医疗事业共同发展，县卫生局构思建立医疗协作机制，实行医疗卫生资源共享，落实医改提出的“小病不出镇，大病不出县”的重要目标。2011年5月28日，南漳县医疗协作组在卫生局的主导下正式宣告成立。医疗协作组共有内科、外科、中医三大专业，下设24个技术协作小组，由县医院牵头的技术小组占15个，充分体现了县医院医疗龙头作用。成立仪式上，县医院作了表态发言，承诺从管理、业务、服务等各个方面不断强化与基层医院的联系，充分发挥组织功能，让医疗协作机制的优势充分显现出来。并为此印制了500份医疗协作组通讯录，将各学科带头人的职务、职称、联系方式、专业特长作了详细介绍，便于乡镇卫生院联络。

二、明确目标任务，优化协作形式，努力形成工作特色和亮点

医疗协作组的成立，是加快医疗卫生事业发展的一种新的探索、新的模式和新的举措。为把医疗协作的方案落到实处,县医院一是明确目标，科学规划。医院根据乡镇卫生院发展需求，商讨对口帮扶事宜，签定支援协议，明确帮扶预期目标和分的具体目标。在医疗服务、人才队伍建设、技术指导和医院管理等方面细化要求，逐步形成基层首诊，分级医疗，双向转诊，上下联动的就医格局，从而实现从业务技术到经验交流，从资源共享到优势互补，从转诊的绿色通道到基层的会诊等机制的建立。二是相互交流，提升内涵。县医院牵头的专业小组定期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凡是聘请上级医院的专家来院讲学或者本院学科带头人授课均通知乡镇卫生院医疗协作人员参加。全年由县医院组织召开的学术交流和教学活动10余场，由南漳县医疗协作组主办、南漳县人民医院承办的“南漳县首届临床麻醉学术交流会”、“南漳县首届临床内科学术交流会”、“南漳县首届妇产科学术会议”、“南漳县首届外科学术会议”分别在南漳县人民医院隆重举行。4个专业组分别邀请市中心医院专家进行了学术讲座，来自全县医疗卫生机构的医疗工作者80余人参加会议，得到了基层医务人员的一致好评。县医院通过学术交流、组织查房、手术示教、疑难病例和死亡病例讨论等各种临床带教形式培训基层医务人员，提高他们的业务素质，提高医院的诊疗水平。三是双向转诊，便民惠民。为了支持全县医疗协作机制的运行，医院建立了支持乡镇医院来我院进行辅助检查的绿色通道和双向转诊机制。凡乡镇医院开据的来我院进行检验、放射、CT室、核磁共振、功能检查、胃镜检查、肠镜检查、纤支镜检查的辅检申请单，只要是加盖了乡镇卫生院单位公章或财务科、医务科的公章，医院均不再收取费用，只须做好详细登记，由院方与乡镇医院统一结算。由乡镇医院转诊的病人做到“三先一后”，即先检查、先诊断、先抢救治疗，后交费，保证危重患者在第一时间得到抢救治疗，病情稳定后再转回乡镇医院康复治疗。全年共有300余人次患者从中受益，从而达到资源共享，共谋发展，合作共赢的目的，为南漳卫生事业创建一个方便快捷、安全高效的县乡二级医疗网络，有力地保障人民群众的健康。

三、大力支持帮扶，拓展协作半径，确保医疗协作内涵不断深化

县医院积极为乡镇基层医院“输血”，探索建立多元化的协作格局，确保医疗协作机制呈现旺盛的生命力。一是大力帮扶，注重实效。县医院拟定了《县人民医院医疗巡诊义诊工作规划》，2011年从5月份起，每次由一名副院长带队，相应专业组长和学科带头人参加，采取“分区包片、以点带面”对基层医院开展巡诊义诊活动。全年县医院医疗协作组已对10个中心卫生院和地名卫生院进了两轮巡回医疗及业务指导。在巡诊和服务指导中为基层医院病人会诊60余人次，义诊1000余人次，发放各类健康手册2000多份。通过巡诊活动，帮助基层医院完善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建立了医疗质量管理体系和医疗纠纷防范与处理机制，提高了基层医院急诊急救、重症抢救、传染病防控、医院感染管理、病理、影像等薄弱环节，规范诊疗服务行为，提高了基层医院对农村常见病、多发病、疑难病症的诊疗服务能力，使农村常见病、多发病、危急重症和部分疑难杂症的诊治90%以上在县域能够得到基本解决，明显降低县外转诊率，基层医院的服务能力得到真正提高。二是多方支持，塑造形象。向基层医院提供一定的专项经费、设备或购置适宜的设备，支持基层医院的建设和发展。重点帮助建设手术室、供应室、危重病人救治单元等。今年我们扶持长坪卫生院、李庙卫生院、武镇卫生院资金6万多元，帮助改善乡镇医院诊疗环境，并免费为乡镇医院培训技术人才35人次，不断拓展服务半径，丰富协作内涵，提升医疗协作机制的生命活力，也提升了医院公益形象。

医疗协作日益呈现旺盛生机，服务半径不断延伸，有力缓解了本县百姓“看病难看病贵”，“截留”上移病源，本地住院患者的上转率下降2个百分点，而县医院的转入量明显增加，减少了医疗资源的损耗，提高了农合报销比例，有效发挥了县医院龙头作用。

医改，任重道远。县医院是整个公立医院体系的网底，是县域医疗卫生服务网络的龙头，是连接城乡医疗卫生服务体系的枢纽。医疗协作机制的建立必将推动我县卫生事业的发展，我院将采取多种形式，上下联动，深化协作，实现互惠共赢，更好地保障人民健康，促进我县卫生事业快速发展。

第五篇：完善反腐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完善反腐机制 形成监督合力 07-6-13

○竹

峰

十六届六中全会提出，以保证廉洁从政为目标，加强对领导机关和领导干部的监督，把党内监督与各方面监督结合起来，形成监督合力，提高监督实效。因此，加强惩防体系建设，必须完善反腐倡廉机制，形成监督合力。

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近几年来，围绕加强监督机制建设，集团公司党委和纪委作了大量的工作，开展了卓有成效的惩防体系建设，形成了有效的纵向监督体系和惩处措施，但从全局来看，还缺乏与集团公司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完善有效的权力制约机制，缺乏行之有效的跨部门的横向监督协调机制和措施，致使制约权力的机制较“软”、较“虚”，致使一部分掌握实权的权力机关和权力行使者，没有得到更加有效的监管，导致了个人或集体违纪案件的发生。因此，为了确保集团公司跨越式发展的顺利进行，必须建立健全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加强对权力决策机构（个人）及权力执行者之间的相互制约机制，以监促廉，从而建立一个与市场经济发展相适应的权力运行机制，塑造勤俭、廉洁、高效的企业形象。

我们可以通过划分各种监督机制的功能和责任，重视监督系统的层次性和明确划分不同层次监督机制的职责权限，加强监督的总体规划和避免各种监督机制的相互碰撞，进而使各种监督机制既能发挥积极主动性和创造性，又能发挥监督系统的整体功能，形成监督系统的合力。重视和依靠广大职工群众的民主监督，使“举报箱”、“举报电话”、“领导接待制度”等监督措施真正发挥作用；强化职能部门的监督，使对同级党委及其成员的监督检查名副其实，切实解决一些广大职工关心的热点、难点问题，防止“一言堂”和个人专断；全面推广和落实“两公开一监督”制度；把群体监督的威力性与舆论监督的曝光性有机结合起来。总之，正如江泽民同志在党的十四大报告中强调指出的，在建立和发展市场经济体制的过程中，我们“要切实加强各级党组织和纪律检查机关对党员干部的监督，加强人民群众、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对我们党的监督，建立健全党内和党外、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的监督制度”，从而形成强有力的监督网络，发挥监督的整体效能。

强化以权力互相制约为主要内容的内部监控机制。从反腐败斗争中揭露出来的大量违法违纪案件看，许多腐败分子作案手段并不高明，但却为所欲为，畅通无阻，屡屡得手，一个突出的原因就是有些单位和部门疏于防范和管理，内部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监督不到位，制约不得力。强化内部监督制约，核心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制约，关键是不能把具有相互制约的职责和权力集中于某个部门或某个人，权力应进行适度分解和有效的制约，改变“一言堂”的专权结构。对掌管“人、财、物”等容易产生腐败、滋生不正之风的重要岗位、环节和部位，在定期进行岗位轮换的同时，还要加强岗位内部的制约机制建设，强化业务和分工的制约，制订必要的权力运行程序，不经过有关权力运行的制约程序，权力就不能生效，形成互相制约的权力格局，即以权制权。通过在个人、群体和不同机构中合理配置权力，达到权力的相互启动与适度分散及平衡。当一种权力的行使超过其合法限度时，就会引起相关权力的自行制约与限制，这样一种权力制衡机制应包括规定权力实施的程序和标准、权力行使各个环节上的互相制衡、厂务公开、个人重大事项申报、离职审计和岗位交流等制度。

加强专职监督力量，建立具有相对独立性、高度权威性的监督机构。从现行的体制来看，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实行的是双重领导体制，受上一级纪检监察机关和同级党委的双重领导，起主要作用的是同级党委。由于种种现实因素，便出现了监督客体领导监督主体，监督主体依附于监督客体的状况，这在客观上使监督者难以履行监督职能，缺乏执纪的自主性、独立性，使纪检监察工作容易受到权力的干扰和关系网的阻挠，尤其是涉及到同级党委个别领导者的权益时更为突出。这便大大削弱了职能监督本身的力度。为了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可以在借鉴国内外先进经验的基础上创造具有集团公司特色的做法。一是考虑到目前改革的可行性，可以采用“分散宣教，集中惩处”手段，即各基层纪委在行使党风廉政宣传教育方面，只对同级党委进行宣教工作、效能监察工作和党风廉政日常考核等工作，而查办案件工作要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集中管理，纪委不办本单位的违纪案件，而是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统一从其它单位协调办案人员和力量进行案件调查核实。其经费及物资设备由集团公司纪委监察处报请集团公司专门渠道审批拨付，各基层纪委干部的任免及福利待遇由集团公司负责。二是赋予更大的权限，增强监督手段。也就是说，为了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监督实践的新特点、新动向的要求，不论所建什么样的监督主体机构，都必须充分协调以纪检、监察、审计、保卫四个部门的职能和手段，赋予一定的纪检监察权、侦查权、审计权。从而形成案件调查和惩处四位一体的高度集中的调查权。只有这样，才能真正形成合力，发挥综合监督效能。

而官员们的态度、感染者的命运、疾病导致的鳏寡孤独们的现状和未来，也都被持续不断地记录着。这个被疾病改变的村庄，某种程度上也被传媒改变着。不管是文楼本身的独特性使然，还是新闻的职业惯性使然，它变成了一个农村艾滋病医疗的试验田，一个艾滋病政策的试验田，也变成了中国艾滋病报道的试验田。最终，它也检验着民间力量、政府作为和媒体在灾难面前可能达到的效率，以及这种效率的实现方式。

事实上，新闻发源地的形成，不仅三农问题和艾滋病问题如此，也不仅湖北、安徽、河南如此。2003年的一篇新闻学的论文曾对一家报纸自1998年到2003年5月5年中所谓“批评报道”所涉及的省份进行定量分析，涉及出现频率最高的5个省份的报道，占该报“批评报道”总数量44．6％，而湖南、湖北、河南3省均居其中，各占8．5％。当然，它们都属于国家“中部崛起”战略中所指的中部。

“中部”的新闻事件频发和中国媒体记者的“心理惯性”相辅相成，共同把“中部”塑造成了中国新闻传播的地理中心之一。诸多全国性的政策、话题、社会现象，都在这个地理中心里变成细节翔实的新闻事件。

多数情况下，这样的新闻事件及其揭示的社会问题，对观察者而言，像是公众传媒上的伤口，从中可以窥测中国时代转型的错位和落差，以及它们带来的伤痛。

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新闻本无所谓地域的分别。“中部”作为传媒观察的关键出现，是因为“中部”新闻事件的高密度使公众传媒的伤口变成了舆论的溃疡，不仅触目惊心，而且经久难愈。新闻发生的密度也成了新闻。

监督传播效率

阜阳假奶粉和大头娃娃一事天下大白后，本地媒体在全国瞩目前已有报道；嘉禾拆迁事件轰动一时，引起全国关注的报道却最早见于北京《新京报》。

许多年轻的记者在采访中常常遇到年长的采访对象突然跪倒在地，声泪俱下。属于“上层建筑”的来自远方的新闻媒体，常常被含冤受屈者视作冤情获得转机的可能性之一。

地方性的新闻个案受到全国媒体的一致关注，并且很快形成某种倾向性的舆论，过程十分复杂。市场化媒体的机动性近年已有增强，但覆盖范围还很难做到无远弗届。网络新闻的普及，以及同行间的竞争，一方面对媒体快速有效地采集新闻提出了高要求，另一方面缩短了媒体的触角所及，或者说操作半径。中部6省地处北京、广州和上海之间，乘坐飞机或汽车等快速交通工具，基本上一日可至。这使它天然地处于几个媒体集中而且影响力大的媒体重镇的操作半径之中。中部事件成了本地新闻而外的全国性新闻竞争的第一落点。中部的事件动辄惊动全国，与此不无关系。

这些跨地区的新闻操作，一般被读者也被报道涉及的地方政府归之于所谓“负面新闻”或“批评报道”。地方官员常常认为，媒体的“批评报道”有损本地区在全国舆论乃至社会心理中的“形象”，因此转而从动机上指责具体报道的记者和媒体。中国新闻媒体一线的记者常常遭到某些重大新闻事件当事人的质疑：

全国都有这样的事情，为什么单单要报道我们？

那些象征性的新闻事件，比如2003年的“孙志刚事件”、2004年的“阜阳假奶粉事件”和“嘉禾非法拆迁事件”，背后指涉的收容遣送制度、农村食品安全和城市化中的拆迁问题，不独广东、安徽或湖北才有，而是全国大范围长时期普遍存在。媒体对各地相关事件的舆论监督也一直不断。然而只有上述事件最终惊动高层，社会呼声强烈，指向鲜明。政府也正是借这些个案，因势利导，出台了相关政策，使类似事件朝着可以解决的方向迈一大步。

实际上，这些并不鲜见的新闻能够被广泛报道、转载和评论，促成经年积久的社会现象发生实质性的改变，究其原因，只能说那些看似孤立的事件，充当了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问题普遍存在和媒体的关注旷日持久，使矛盾充分显露，舆论背后集聚的社会力量才能形成明确的改革诉求，这种诉求将寻找个案作为突破口，从而得以表达。新的政策在民意的支持下，迅速出台推行。

有人将“中部”各省的高曝光率，归之于中部与中国几个媒体密集的城市的距离，以及中部地区经济发展相对缓慢，改革难度大，暴露问题相对较多之故。

“中部”的新闻事件之所以易于形成全国性的舆论合力，与中国新闻的“地缘格局”的确有关。中部作为重要的资源和劳动力输出地，重要的商品粮基地，这种资源输出的经济位置，在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被再三强化。中部“发展慢，改革难，问题多”，背后实有更深远的历史结构在发挥作用。

从这个角度来说，“中部”的媒体形象是一个象征符号，从更长远和更大范围内来说，传媒对“中部”的观察，是将其视作中国历史格局--尤其是“现代化”过程中的切片和标本。中部的水灾和矿难，三农问题和河流污染和艾滋村，这些与中国发展未来走势高度相关的议题，急需媒体形成接近的价值判断，形成舆论的合力，集体发挥社会功能。

新闻的惯性与惰性

艾滋病防治志愿者乌辛堃给本刊记者发来邮件说，他刚刚经历了一次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中国心脏地带的旅行)，途经山西、河南和安徽3省。他解释说：用“Journey to the heart of china”来形容这次旅行，首先是因为This land of the Yellow river and red earth supposed to be the birthplace of Chinese civilization power and wealth．(这块有黄河和红土的土地被看作中国文明、权力和财富的源头)，而如果不是用“心”体验，不是共同生活的经验，很难对这块土地上的问题有更深的认识。

他委婉地说，媒体对艾滋病的报道，使更多的人了解了中国艾滋病和艾滋病人的现状。然而，媒体有一种“渲染悲伤”和“报忧不报喜”的倾向。当跟他一起到艾滋村的大学生看到感染者仍然像正常人一样生活之前，很多人一直以为，一旦感染艾滋病，就会气息奄奄。

在2005年春节前安徽、江苏等地发生流脑的时候，传染病专家姚文虎略带不满地表示，很多采访他的媒体，连“暴发、散发、流行、大流行”这些流行病学的术语的区别尚还一无所知，新闻标题用语有误。“这绝对不利于人们判断形势、不利于传染病医生开展工作。(未完)

为舆论监督提供制度保障--知情权与表达权对舆论监督的意义 关键词： 舆论监督 知情权 表达权 法制保障 [摘要]：

近年来，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本文认为，知情权与表达权的确立，为舆论监督提供了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具有重要的法制意义。

2007年春天以来，我国新闻媒体掀起了此前少有的舆论监督浪潮：”重庆钉子户“，”厦门PX项目“，”无锡太湖蓝藻“、”山西黑奴工“，”陕西华南虎“......无不激起巨大的社会反响，推动有关问题的解决，令人刮目相看。新闻界一向感叹舆论监督难，为什么如今能够突破某些条条框框的限制，大刀阔斧地开展舆论监督？原因自然多种多样，而党和国家有关舆论监督的新理念、新政策以及相应法规在十七大前后的出台，不能不说是重要原因。2006年10月，中共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关于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首次提出：”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2007年3月，温家宝总理在十届人大五次会议上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重申：”依法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同年10月，党的十七大胜利召开，胡锦涛总书记在政治报告中庄严承诺：”健全民主制度，丰富民主形式，拓宽民主渠道，依法实行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如此一再强调”保障人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而且”四权“并举，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深化民主法制建设的决心与信心。

字面上，上述”四权“并没有明确讲到”舆论监督“。但是，”监督权“已包含了”舆论监督“的内容。我国宪法第27 条规定：”一切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必须依靠人民的支持，经常保持同人民的密切联系，倾听人民的意见和建议，接受人民的监督“。第41 条规定：公民”对于任何国家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的违法失职行为，有向有关国家机关提出申诉、控告或者检举的权利“。这就意味着，公民监督权具有宪法依据。”从概念上看，公民监督权指公民监督国家机关及其工作人员的权利，包括批评权、建议权、申诉权、控告权、检举权以及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的权利。“[1]而公民运用舆论工具进行监督，就是舆论监督。所以十七大报告讲到监督时很明确地讲到了舆论监督：”落实党内监督条例，加强民主监督，发挥好舆论监督作用，增强监督合力和实效。“ 早在1987年，党的十三大报告就明确提出：”要通过各种现代化的新闻和宣传工具，增加对政务和党务活动的报道，发挥舆论监督的作用，支持群众批评工作中的缺点错误，反对官僚主义，同各种不正之风作斗争。“从此，”舆论监督“就成为此后历次党代会政治报告以及其他中央文件的一个重要内容。经过多年的建设，舆论监督已经与立法监督、司法监督、行政监督、党内监督和群众监督一起，构成了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监督体系。作为民主政治的产物，舆论监督是公民通过新闻媒体依法对国家机关、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事业组织和个人活动的合法性、合理性进行的了解和评论，是实现言论自由权利的重要手段，是人民群众参政议政的一种形式，更是实现民主权利的有效手段。[2]随着现代传媒业的迅猛发展，舆论监督的作用日益突出。在许多国家，舆论监督已经成为一种跨地区、跨空间、无处不在的有效监督手段，成为反映民情民意的”晴雨表“，监控公共权力运作过程的”电子眼“，捍卫公共利益的”守望者“，预警社会腐败现象的”警报器“，对整个社会的良性运行发挥无可替代的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种种原因，当代中国的舆论监督总体上还处于比较艰难的境地。曾有人把舆论监督难概括为”四难“：一是采访难，二是取材难，三是获得有关部门和单位的支持难，四是解决问题难。[3]当然，千难万难，主要难在被监督者往往从地方和本位的利益出发，处处设置障碍，甚至殴打记者，非法拘禁记者。2008年初的”西丰事件“，就是一个典型案例。1月1日，法制日报社主办的《法人》杂志刊登了记者朱文娜采写的《辽宁西丰：一场官商较量》，报道西丰县商人赵俊萍遭遇的”短信诽谤“案，其中涉及西丰县委书记张志国。三天后，西丰公安局和政法委工作人员携带立案文书和拘传文书，到北京《法人》杂志编辑部，以涉嫌诽谤，要求拘传记者，令舆论一片哗然。

为什么我国的舆论监督一方面受到党和国家的高度重视，受到人民群众的喜爱和支持，一方面又困难重重、步履维艰呢？从根本上说，主要是缺乏相应的制度支持。新中国建立之初，中共中央曾决定：”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的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4]，并且领导我国新闻媒体在50年代初开展过有声有色的舆论监督。遗憾的是，这样的批评与自我批评并没有纳入法制化的轨道，也没有成为新闻媒体的内在需求。相反，长期以来奉行”正面宣传为主“的 方针政策，不仅弱化了新闻媒体开展舆论监督的内在冲动，而且为不少人压制舆论监督提供了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于是，”报喜不报忧“成了新闻宣传的一种”常态“，”捂盖子“成了不少人对付舆论监督的家常便饭。国务院新闻办副主任王国庆在做客央视《新闻会客厅》时说，地方的新闻发言人有这样的说法：现在发生在一些地方的所谓不好的事情，90%都能”捂住“，只有10%倒霉的给披露出来了[5]。试想，90%都能”捂住“，这难道不正是最生动的注解吗？ 我们知道，舆论监督是一个过程：首先是新闻媒体把被监督对象的情况传递给作为监督者的人民群众，人民群众从而对被监督对象的所作所为进行判断与评价，形成舆论，再通过新闻媒体传播出来，形成舆论压力，达到监督目的。由此可见，舆论监督要顺利进行，必须首先向公民全面、及时、客观地提供各种信息。只有公民知情，并且能够自由表达，才谈得上舆论监督。在民主法制的意义上，要有效开展舆论监督，必须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知情权（The Right to Know）是由美国新闻记者肯特?库柏（Kent Cooper）1945年首先提出的概念，本意是指民众享有通过新闻媒介了解政府工作情况的法定权利。20世纪50年代以来，知情权逐渐被理解为一种广泛的社会权利和个人权利，即公民有了解社会活动的权利，包括对国家事务、社会事务和其他事务的了解。

就舆论监督而言，保障知情权是顺利开展舆论监督的前提，公民不知情，舆论监督就成为一句空话。但是，舆论监督仅有公民的知情又是远远不够的，因为舆论监督之所以能够发挥作用，正是因为”舆论“是一种无形的社会力量，而舆论的形成，则是公民自由表达的结果。厦门PX项目、山西黑奴工等重大问题的妥善处理，离不开公民的自由表达。因此，保障公民的表达权，让公民自由地发表意见、提出批评，就成为舆论监督的内在要求。

所谓表达权，是指公民依法享有的以各种形式发表、传递自己的意见、主张、观点，参政议政，而不受他人或组织的非法干涉、限制以及侵犯的基本权利。[6]在宪政意义上，表达权属于精神自由权范畴。因此，表达权也就是表达自由。其中，言论自由、出版自由是最重要的表达自由。我国宪法第35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游行、示威的自由。“这是宪法关于表达自由的规定。从权利内容和特点上看，知情权与表达权具有明显的差异：知情权本质上表现为公民对多种信息来源的诉求，而表达权本质上则表现为公民对表达意见的自由的诉求。但是，两者又是相互依存，相互支持。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在《论民主》中精辟地指出，”多种信息来源“（即知情权）与”表达意见的自由“（即表达权）是民主政治的两项必要条件。[7]事实上，知情权与表达权何尝又不是舆论监督的两项必要条件呢？对于舆论监督来说，知情权与表达权缺一不可。只有保障公民的知情权与表达权，才能为舆论监督提供法制化的制度保障。尽管我国1982年宪法已从根本大法上确立了表达权，但保障的有效性仍然不足。譬如，缺乏政治性重视，缺乏法律的刚性保障，整个社会也缺乏基本的表达权意识[8]。好在历史终究是要不断发展，不断前进的。1987年，十三大报告明确提出：”提高领导机关活动的开放程度，重大情况让人民知道，重大问题经人民讨论。“这是党的文件最早涉及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内涵。可以这样说，十七大前后党和国家的几个重要文件一再强调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监督权，就是一种政治性重视。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制建设过程中，这种政治性重视必将逐渐转化为法制性规范。

事实上，保障公民的知情权已经落实为信息公开制度的确立。经过数年努力，一部以”以公开为原则、以不公开为例外“为根本理念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2007年1月17日经国务院第165次常务会议通过，并在2007年4月5日公布，将于2008年5月1日起施行。全国人大常委会2007年8月30日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突发事件应对法》，从2007年11月1日起正式施行。这部专门法律删除了2006年草案中对媒体报道的限制性规定，即：”新闻媒体违反规定擅自发布有关突发事件处置工作的情况和事态发展的信息或者报道虚假情况，将由所在地履行统一领导职责的人民政府处以5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罚款。“"突发事件的相关信息由该地人民政府统一发布，新闻媒体的相关报道也归其统一管理。”这一删除表明，最大限度地保证信息发布的畅通、透明和准确，已在法律上得到了充分确立。这样，舆论监督也就获得了一种法制化的制度保障。2007年11月3日，记者在安徽省六安市采访，因涉及对当地政府一个职能部门的批评，市委宣传部一名领导横加阻拦，甚至辱骂、威胁记者。对此，新华社发表的一篇时评严正指出，“阻挠舆论监督是蔑视人民知情权”[9]。这一评论表明，保障知情权已成为开展舆论监督的法制依据。在确立知情权、表达权以及监督权的过程中，舆论监督也受到党和国家的充分重视与大力提倡。1945年7月，在回答民主人士黄炎培如何解决一个国家“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的历史周期率问题时，毛泽东明确指出：“我们已经找到新路，我们能跳出历史周期率。这条新路就是民主。只有让人民来监督政府，政府才不敢松懈。只有人人起来负责，才不会人亡政息。” [10]毛泽东“让人民来监督政府”的理念，令人怦然心动，不过这仅仅是一种“私下”谈话，而非正式文件。令人鼓舞的是，温家宝总理在2004年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引用毛泽东的话，首次在国家正式文件中指出：“只有人民监督政府，政府才不会懈怠。”强调各级政府“要接受新闻舆论和社会公民监督”。2008年3月5日，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又进一步提出，“创造条件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毫无疑问，“让人民更有效地监督政府”并且“创造条件”加以推进，已经成为国家对舆论监督的基本价值取向。我们欣喜地看到，温家宝总理在政府工作报告中的倡导，正在成为越来越多的地方领导人的自觉追求。海南省委书记卫留成曾感慨，“舆论监督和媒体曝光是促进我们解决老大难问题的一种契机。”[11] 2008年1月，新一届云南省政府上任伊始，即推出两项“舆论监督新规”：一是将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纳入对行政首长进行“问责”的依据之一；二是在新修订的《云南省人民政府工作规则》中，新增“省政府及各部门要接受新闻媒体的舆论监督”的规定[12]。尽管云南省政府如何落实这两项舆论监督新规还有待观察，但这种重视舆论监督的制度建设无疑是值得充分肯定的。4月15日，被河北省人大常委会任命为省政府副省长、代理省长的胡春华接受记者采访时表示，“欢迎新闻界的朋友监督我，也欢迎广大人民群众监督我”。有理由相信，在知情权与表达权的制度保障下，舆论监督必将达到一个前所未的广度与深度，也必将在当代中国的政治民主建设过程中发挥更大的促进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