廉政论文-对腐败行为必须依法严惩

第一篇：廉政论文-对腐败行为必须依法严惩

廉政论文-对腐败行为必须依法严惩

对腐败行为必须依法严惩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全当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胡总书记的讲话，既表明我党将已更加坚决的态度反对腐败，也表明我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近几年来，我们党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遏制权力腐败、查处大案要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也摸索和积累了一些丰富的经验。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赃枉法的问题仍然存在；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欺上瞒下、奢侈浪费等现象还相当突出。因此，惩治腐败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遵照十七大提出的反腐要求，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对腐败分子必须严字当头，严厉惩处。

党纪政纪、法纪法规的作用就在于它的严厉性。当前，从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及法治建设的要求来看，无论在立法和执法上，都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惩处不严的 问题。我们同腐败分子的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国运的兴衰，必须依法严厉惩处，惩处不严，对腐败分子就难以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就要受到弱化。加强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戒，是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必要手段，是纪检监察的最后一道防线，惩处越严厉产生的威慑力量和警示作用就越大，越能强化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为此，笔者以为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严惩腐败必须先严立法。我国已建立了很多严明的法规法纪。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犯罪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对买官卖官、不正当交易、色情贿赂、官僚主义造成决策失误等，在法律法规上仍然存在一些空白，缺乏惩处的法律依据，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另一方面，有些法律条文，尤其是对滥用权力、行贿受贿、失职渎职造成经济损失等行为的处罚不够严厉，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需要充实和修改。立法严，就要严到让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的程度。据媒体报道，新加坡经济迅猛发展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惩治手段非常严厉。联合国每年要开支上百亿美元的经费，但几十年来从未出现过贪污犯罪。不是因为他们的官员思想境界有多高，而是法律惩处非常严厉，让官员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国的国情不一样，当然不能照搬照套外国的做法，但他们从严治吏的经验值得借鉴。

严惩腐败必须严厉查处。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既是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发挥惩戒职能的具体体现。现在有些单位对违法违纪案件存在不愿查和不想查的现象。有的担心“拔起萝卜带起泥”，有的担心单位出了违法违纪案件要追究领导责任和摘精神文明建设的牌子。各级党政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要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清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工作。没有查处，就无法实现惩戒。只有坚决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才能体现法律法规、党纪政纪的严肃性，才能有效地维护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威性，惩治腐败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如果对违法违纪案件不坚决查处、不严厉惩治，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就会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就会变成吓唬麻雀的“稻草人”。一些地方的不正之风之所以禁而不止，许多不廉洁现象纠而复生，与惩治不严、打击不力有直接关系。

严惩腐败必须纠正错误观念和消极态度。严惩腐败分子，严格执法要动真格，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目前在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上，还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有的把少数违法违纪的人视为经济发展的“能人”，不愿查处，担心查处了会影响地方的经济建设；有的以发展经济为由，对违纪违法者采取“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办法，降低处罚档次；有的则错误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腐败不可避免，对违法违纪现象视而不见，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由于思想上存在误区，带来了态度上的消极，有的重教育、轻惩处，搞“下不为例”；有的以情代法，对违纪违法行为下不了手，或“内部处理”，避重就轻等等，严重影响了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影响了执纪执法部门职能的发挥。因此，严厉惩治腐败的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在执纪执法上的认识，只有认识提高了，行动才能更自觉，反腐倡廉工作的力度也才能不断得到加强，最终才能使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

胡锦涛总书记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强调指出：“全当同志一定要充分认识反腐败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艰巨性，把反腐倡廉建设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旗帜鲜明地反对腐败。”“坚决查处违纪违法案件，对任何腐败分子，都必须依法严惩，决不姑息。”胡总书记的讲话，既表明我党将已更加坚决的态度反对腐败，也表明我党坚决惩治腐败的决心。近几年来，我们党在加强党风廉政建设、遏制权力腐败、查处大案要案等方面取得了显著成绩，也摸索和积累了一些丰富的经验。但是，我们也要清醒地看到，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还存在一些问题。领导干部和机关工作人员以权谋私、权钱交易、贪污受贿等违纪违法案件时有发生；有法不依、执法不严、贪赃枉法的问题仍然存在； 弄虚作假、虚报浮夸、欺上瞒下、奢侈浪费等现象还相当突出。因此，惩治腐败任重而道远，我们必须遵照十七大提出的反腐要求，坚持不懈地抓好党风廉政建设，对腐败分子必须严字当头，严厉惩处。

党纪政纪、法纪法规的作用就在于它的严厉性。当前，从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及法治建设的要求来看，无论在立法和执法上，都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惩处不严的问题。我们同腐败分子的斗争，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和国运的兴衰，必须依法严厉惩处，惩处不严，对腐败分子就难以起到应有的威慑作用，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就要受到弱化。加强对违法违纪行为的惩戒，是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必要手段，是纪检监察的最后一道防线，惩处越严厉产生的威慑力量和警示作用就越大，越能强化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为此，笔者以为必须解决好以下几个问题：

严惩腐败必须先严立法。我国已建立了很多严明的法规法纪。但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犯罪领域出现了许多新情况、新问题。一方面，对买官卖官、不正当交易、色情贿赂、官僚主义造成决策失误等，在法律法规上仍然存在一些空白，缺乏惩处的法律依据，需要进一步充实和完善；另一方面，有些法律条文，尤其是对滥用权力、行贿受贿、失职渎职造成经济损失等行为的处罚不够严厉，存在失之于宽、失之于软的现象，需要充实和修改。立法严，就要严到 让人“望而生畏”、“望而却步”的程度。据媒体报道，新加坡经济迅猛发展的原因之一，是政府对贪污受贿等腐败行为的惩治手段非常严厉。联合国每年要开支上百亿美元的经费，但几十年来从未出现过贪污犯罪。不是因为他们的官员思想境界有多高，而是法律惩处非常严厉，让官员不敢越雷池一步。我国的国情不一样，当然不能照搬照套外国的做法，但他们从严治吏的经验值得借鉴。

严惩腐败必须严厉查处。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既是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也是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发挥惩戒职能的具体体现。现在有些单位对违法违纪案件存在不愿查和不想查的现象。有的担心“拔起萝卜带起泥”，有的担心单位出了违法违纪案件要追究领导责任和摘精神文明建设的牌子。各级党政机关和纪检监察部门，要从事关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高度来认清查处违纪违法案件的重要性，高度重视查处违法违纪案件工作。没有查处，就无法实现惩戒。只有坚决查处违法违纪案件，才能体现法律法规、党纪政纪的严肃性，才能有效地维护纪检监察部门的权威性，惩治腐败才不至于成为一句空话。如果对违法违纪案件不坚决查处、不严厉惩治，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的一系列法规制度，就会失去应有的约束力，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就会变成吓唬麻雀的“稻草人”。一些地方的不正之风之所以禁而不止，许多不廉洁现象纠而复生，与惩治不严、打 击不力有直接关系。

严惩腐败必须纠正错误观念和消极态度。严惩腐败分子，严格执法要动真格，必须首先解决思想认识问题。目前在反腐败斗争和党风廉政建设问题上，还存在一些错误认识。有的把少数违法违纪的人视为经济发展的“能人”，不愿查处，担心查处了会影响地方的经济建设；有的以发展经济为由，对违纪违法者采取“教育从严、处理从宽”的办法，降低处罚档次；有的则错误理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产生腐败不可避免，对违法违纪现象视而不见，采取放任自流的态度。由于思想上存在误区，带来了态度上的消极，有的重教育、轻惩处，搞“下不为例”；有的以情代法，对违纪违法行为下不了手，或“内部处理”，避重就轻等等，严重影响了违纪违法案件的查处，影响了执纪执法部门职能的发挥。因此，严厉惩治腐败的当务之急是要提高各级领导干部在执纪执法上的认识，只有认识提高了，行动才能更自觉，反腐倡廉工作的力度也才能不断得到加强，最终才能使腐败分子没有藏身之地。

第二篇：腐败行为的博弈分析(经济博弈论论文)

摘要

中国经济经历了多年的阴霾，十一届三中全会我国就进入了经济社会的转型期，这是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期，目前我们仍然处于这一特殊的时期中，我国走的一条渐进式的改革道路，由体制外改革逐渐转向体制内的改革。在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前提下，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化和市场化水平的提高，国家的经济实力在不断增强、人民的生活水平也在日益提高，然而改革并非一帆风顺，随着改革的深入，各种问题逐渐显现，腐败就是诸多社会问题中的一种。有学者将腐败称为政治之癌。腐败的存在会严重影响政府的形象和公信力，阻碍经济增长，造成社会资源的浪费。人们对腐败行为深恶痛绝，我国从新中国成立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腐败活动的治理，然而近年来腐败问题却有日益恶化的趋势。究其根源，我们更多地是侧重于从思想认识、道德品质的角度以及严刑峻法等方面来进行治理，即对政府官员进行思想教育的同时加强对腐败分子严厉打击，但忽视了对腐败活动产生机制的研究。本文通过博弈分析来阐诉腐败活动产生的原因，对腐败活动进行一次深刻的剖析。

关键词：腐败 成本收益 影响因素 经济 贪污型引言

1.1 腐败的定义

腐败即公职人员为实现其私利而违反公认规范的行为。腐败的实质是一种非正式的获取政治影响的过程，当某个群体感到其核心利益在正式政治体系内被忽视或被认为是非法之时，这一群体的成员就会被吸引到那些获取影响的非正式渠道中去，而这些渠道又往往以腐败的形式表现出来。

腐败的定义有广义和狭义之分，腐败在广义上说是行为主体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职权或偏离公共职责的权利变异现象。从狭义上说泛指国家公职人员为其特殊利益而滥用权力的权利蜕变现象。腐败，也是指国家公务人员借职务之便获取个人利益，从而使国家政治生活发生病态变化的过程。

1.2腐败的特征

根据定义，我们可以概括出腐败的几个方面的特征：

①腐败是作为理性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特定制度环境下的主动性行为选择。

人是社会生活的主体，由于利益约束是对人类行为的最基本的约束方式，政治生活中的人必然表现出与经济活动中的人相一致的地方，都以理性经济人的特征出现，具有利己动机，追求个人利益最大化．作为经济人的政府官员，在从事相关政治活动时，也会有意或无意的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腐败实际上就是他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非法行为的表现。当从事腐败活动的收益高于成本时，官员就会趋于腐败；反之则会远离腐败。

②腐败实质上是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的市场化交换。

从市场交换角度看，腐败活动在公共权力与经济财富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一个腐败的官员要么贪污侵占，运用权力直接获取私利；要么向第三方敲诈勒索、收受贿赂，用权力间接交换利益。后者人们经常称之为权钱交易。事实上，利益除表现为金钱形式之外，还有形形色色的能够由个人或小团体享受到的好处和服务。这些利益有些可以用金钱来衡量，有的则很难用金钱衡量，但确实都是实际的利益或好处。

③定义腐败的关键在于代理人获得的是未经委托人同意的私利。

现实政治生活中，作为国家主人的人民不可能直接参与国家具体事务的管

理，而是将管理国家的具体权力授予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由此产生了国家管理中的委托——代理关系。由于代理人是具体的管理者，具有管理经验和信息优势，很有可能滥用委托人的授权，以公谋私从而损害委托人的利益，这就产生了腐败。

1.3腐败问题的表述

① 腐败的共有特征: 是损害公共委托人的利益, 代理人以及与代理人进行权力交换的权力接受者非法获益.无论是寻租理论的分析, 还是政治学的分析都能得到以上结论.② 腐败问题的数学表述: 设X 为委托人与代理人之间通过契约达成的权利(力)委托变量集合, x ∈X , x 是某种权利委托变量.x 的期望价值或市场价值(例如通过拍卖的执照价格)为V.在一次权利交换中代理人以y 价格让度x , P 为权利接受方的支付价格, 那么当

1°Vy > 0 时, 我们说代理人对委托人是不尽责的;如果权利接受方为了以y 的价格得到x 而给代理人行贿C, 且代理人同意在接受C 后, 以y 的价格让度x 权利, 则称代理人腐败.这个C 属委托代理契约之外的代理人收益.3°在2°成立时, 存在Δy = VP ,(1(1P)(5)

在(5)式中, 当等号成立时, 代理人对腐败行为的选择与不选择觉得是等价的, 这是产生腐败行为的下限.当等号不成立时, 腐败行为就会发生.假如用P 表示公共代理人腐败行为的成功率, 或1-P 表示委托人对代理人腐败行为洞悉的信息度,那么, 腐败行为能否在一个理性的代理人身上发生就取决于惩罚系数K 的大小了.当

1°当K < P/(1-P)时, 腐败会发生;2°当K = P/(1-P)时, 腐败将终止;3°当K > P/(1-P)时, 腐败不发生.在(5)式中, 如果P 一定, 腐败能否发生将仅仅取决于K 的大小, 而与C 无关.假如K 满足1°的情况, 则

CE = PCP)K C > 0(6)称CE 为在一次腐败中的风险中性的公共代理人的欲望水平, 这个值属契约之外的期望收益.2.2寻租型腐败中的三方博弈

寻租理论从经济学角度为解释腐败提供了一种理论选择，把研究范围扩大到了寻租者，但在现代社会中，更为常见且影响更广的腐败现象就是那种涉及到权钱交易的活动，政府官员通过敲诈勒索、索贿受贿，通过第三方收受贿赂从而利用权力间接换取私利，即寻租型腐败或称之为贿赂型腐败。要以寻租者为主体，腐败只是一种“管理资源制度”的伴生物，腐败的。主角”——资源权力作用者没有作为主要研究对象，公共权力的最终拥有者(委托人或人民)与公共权力的需求者(寻租者)之间的关系研究的也很少，下面将主要从公共权力的委托人、代理人和寻租者三者关系的角度来研究寻租型腐败的产生。

寻租活动涉及到的主体有委托人——公共权力的最终拥有人，由于人民选举产生政治家，政治家与人民利益息息相关，在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过程中客观上也实现了公众的利益，因此在这里可以看成代表人民行使公共权力的政治家；代理人——公共权力的使用者，主要是指政府官员，他们受人民委托拥有公共权力的使用权或处置权；寻租者——通过不法方式获取公共权力所限制的资源的需求者。代理人与寻租者之间表现为设租人与寻租人之间的合作博弈关系，先设租后寻租或是先寻租后设租依具体情况而定。设租——寻租双方的合作剩余等于委

托人的净损失，委托人为了自身身利益最大化，会对寻租行为进行监管，并且对寻租活动的参与方进行惩罚。下面对出租车牌照问题的进一步分析及三方模型： 行贿与受贿这种典型的腐败问题就可以表示由寻租理论所涉及的主体问题.我们对此问题的进一步分析表明, 该问题的构成可分解为如下几点: ① 出租车牌照的有限性(资源稀缺条件);② 牌照是由政府有关部门及其公务人员发放的(主体之一);② 人民是各级政府的委托人和监督者(主体之二);④ 以不法方式获得牌照的公共资源需求者(主体之三).从以上构成中可以看出, 出租车牌照问题涉及三个主体, 这三个主体实际上代表了二个利益方面.其一是公共权力(稀缺性公共资源处置权)的最终拥有者.在我国这种权力拥有者就是人民, 人民并不直接行使这些公共权力, 而是把这些权力委托给政府及其公务人员, 因此我们称人民为委托人;其二是公共权力的使用者.政府及其公务人员受人民的委托拥有公共权力的使用权或处置权, 在正常情况下政府及其公务人员代表人民行使权力, 所以是公共权力的代理人;其三是对公共权力所限制的资源以不法方式获取的需求者.如果在出租车牌照问题中出现寻租活动、滥用公共权力, 就有可能导致腐败产生.无论腐败是如何产生的其所涉及的利益主体有三个, 其权力转移过程如图1 所示, 我们称之为三方模型.2.3贪污型腐败的成本收益分析

人类的行为复杂多交，但在经济学看来，这些行为的选择都是理性的经济人进行成本——收益比较的结果。只有当一种活动的预期收益大于预期成本的时候，人们才会进行这一活动。在对腐败问题进行经济学分析时，可以理解为当事人从事腐败活动的效用超过他把时间及其他资源用于从事其他活动所能带来的效用。从前文对腐败的类型分析中可以看出，贪污型腐败是政府官员利用职权直接贪污侵占国家资财，包括利用职务便利侵吞、窃取、骗取或者以其他手段非法占有公共财物，挪用、挥霍公款，集体私分国有资产，接受礼物不交公等。由于贪污型腐败中的腐败官员既是腐败行为的需求者，又是腐败行为的供给者，因而决定其腐败行为的关键：生于进行这一活动的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的比较。

设官员在正当履行职责的情况下的既得利益所享受到的全部效用为E0，包括薪金、职务的特权、公众中的声誉等所带来的效用之和。他从事腐败活动主观上

被预期不被发现的概率为P0，不被发现时通过贪污行为所获得腐败收入为B，则贪污型腐败产生的必要条件是：

Eo<=(B+ Eo)(1-P0)(7)但是腐败是否被查出并不是由个人主观决定的，而是由社会政治法律制度安排所决定．设在既定的制度安排下腐败被查出的实际(客观)概率是P1(0< P0< P1<1)，因贪污被查处的官员将被调离公职或降职处理，他在此后替代性的其他职业中所能得到的收益为E1，而且在查处后还将面临罚款、监禁、社会歧视、舆论谴责、丧失名誉等经济、法律和道德上的惩罚，这是对个人收益的扣除，或者说是从事这一活动的成本，我们设为W0．那么腐败行为发生的充分必要条件将变成如下形式：

E0<=(B+ E0)(1-P1)+ P1(E1-W)(8)上式可稍加变形，得到：

(E0-E1)+W<=B(1/ P1-1)(9)不等式的左边可以看作是贪污官员的私人成本，是由职业上的收益的净损失和其他社会损失组成。这里无非有三种情形：

①当E0和W给定时，E1越大，即腐败官员被查出贪污、受到处理后越容易在其他职位上找到工作，获得合法或不合法的收入与效用，则贪污型腐败的私人成本越小，反之则越大。

②当W和E1定时，E0越大，即政府官员既得利益越大，进行贪污活动的成本将会越高，反之机会成本越小。

③当E0和E1给定时，W越大，即官员贪污一旦被查出，将面临的惩罚越严厉，腐败成本越高，反之则社会对这种行为更为宽容，贪污腐败的成本越小。

不等式的右边表示官员贪污腐败的预期收益，它与贪污所得的收益正相关，与贪污行为被查出的概率负相关．当被查处的概率P1一定时，通过贪污活动所能获得的收益越大，则官员贪污腐败的动力越大，而贪污获得的收益又取决于个人所拥有的权力大小、现行制度下能够动用的社会资源的多少等因素．当B一定时，查处概率P1越高，则对贪污腐败分子的威慑作用越大，贪污腐败行为就可能得到遏制，查处概率越低，腐败行为的诱惑就越大。

3.结论

从以上对贪污型腐败的模型分析中可以看出，在制度变量外生给定的条件下，官员腐败行为的产生是基于腐败的查处概率，政府官员的收入、对腐败官员及寻租者的惩处力度等因素。

首先，从查处概率上来看，在贪污型腐败中，作为官员腐败收入的所谓“腐败诱因”与查处概率负相关；在寻租型腐败中，政府监督部门最优监督概率与查处概率负相关，正是由于我国转型期腐败查处概率(查处质量)低，才使得官员受到很大的利益诱惑和侥幸心理去进行腐败活动。腐败查处概率与两个因素有关： 一是官员腐败行为被发现的概率，它等于被发现的腐败官员与所有腐败官员之比；二是当政府官员腐败行为被发现后受到处罚的概率，它等于被发现同时被惩罚的公务员与所有被发现腐败的官员之比。胡鞍钢、过勇等人的研究发现，腐败行为实际受到查处被判刑的概率十分低。政府官员腐败被发现的概率大约在10％～20％，被发现后受到法律惩处的概率约在6％～10％。根据中央组织部数据计算，1993至1998年，一全国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党员干部累计达2．89万人，平均每100受党纪政纪处分的干部只有42．7人被检查机关立案侦查，只有6．6人被判刑．如此低的查处概率，是不少官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原因。

其次，政府官员的薪资水平相对偏低。从前面的分析可以看出，政府官员现有的薪资是其从事腐败活动的机会成本，较低的薪资水平使得政府官员腐败行为的成本不高，这是影响官员行为选择的又一因素。改革开放之后，公务员整体工资收入的增长与其他社会阶层，特别是与先富起来的社会阶层相比明显较慢，这使得政府官员面临的激励机制发生严重扭曲。如果考虑到政府官员的整体素质高于企业劳动者，政府官员的工资水平与社会同类人员的平均工资水平差距更大。

最后，影响官员腐败行为的还包括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腐败的私人成本由薪金损失和惩罚损失构成，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力度大，腐败的私人成本就高，这就会抑制官员的行为；政府监督部门的最优监督概率也与对官员的惩罚力度负相关，提高对腐败行为的惩罚将会降低监督部门的监督概率，反过来又会压制住政府官员想去腐败的心理冲动。

此外，还有其他一些因素影响着政府官员的行为。比如说在当前形势最严重的腐败——寻租型腐败中，存在着一个公共权力的“市场化”交易的过程，权钱交易就很形象的概括了这一基本特性，有交易就有市场存在，在这个腐败市场上，供给方是那些掌握着稀缺资源控制权或审批权的政府官员，需求方则是前面定义的“第三方”，即那些希望通过贿赂等方式获得特殊利益或降低成本的厂商或个人。腐败的需求方也影响着政府官员的行动。在寻租型腐败中，收益更高的应该说是腐败的寻求方，“以少取多”、即所谓的“送去一只鸡，换回一头牛”，就是第三方从腐败行为中获利的形象描述。正是因为有巨额的利益的诱惑，才使得寻租者绞尽脑汁、想方设法的拉拢、贿赂政府官员。一些政府官员就是这样越陷越深。在前面的模型分析中，我们也可以看出，政府监督的最优概率也与对寻租者的惩罚力度成反比，加大惩罚力度，在打击官员腐败的同时也对腐败需求进行遏制，使政府官员无处腐败。在对寻租型腐败分析中，我们假设了既定的制度因素不变，而寻租活动、腐败行为的大量出现，却与社会转型这一制度变迁过程密不可分。

综上所述，腐败是一个复杂的制度现象，不同社会结构、不同经济活动主体可能对同一个制度安排或创新反映不同，但我们只要从社会政治经济以及道德层面等多个领域一起着手，从不同方面提高腐败活动的成本，降低其收益，提高腐败活动的查处概率，加大对腐败分子的惩治力度，那么腐败行为将不仅不能给人带来收益，反而会使之承担巨大的风险和成本，从而成为一种“不经济”的行为，人们自然会远离腐败。

参考文献

[1] 谢识予，《经济博弈论》，复旦大学版社 2007年版 [2]汪丁丁《关于腐败的经济学分析》《战略与管理》 2000年第6期 [3]百度文库 http://wenku.baidu.com/

[4]邹薇《腐败行为的政治经济学分析》《武汉大学学报》2000年第1期 [5]阳穆哲《腐败问题的三方决策模型》《经济科学》2001年第5期 [6]吴丕《中国反腐败——现状理论研究》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年

第三篇：预防腐败要做到“四个必须”

预防腐败要做到“四个必须”

中共井陉县纪委

中央下发的《建立健全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2008-2010年工作规划》，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开展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倡廉工作的指导性文件。纪检监察机关要自觉按照《工作规划》的要求，切实做好预防腐败工作，扎实推进惩治和预防腐败体系建设。

必须明确责任。预防腐败工作是一项系统工程，要想达到预期效果，必须首先明确各部门的责任，强化相关部门的责任意识，使部门各司其职，各负其责，通力合作，齐抓共管，形成合力。就全县来讲，县纪委、监察局是预防腐败的牵头部门，应切实履行好牵头抓总、组织协调、综合规划、政策制定、检查指导等职能。就部门来讲，各部门领导班子主要领导是预防腐败工作的第一责任人，对班子内部和管辖范围内的反腐倡廉建设负总责，要做到重要工作亲自部署、重大问题亲自过问、重点环节亲自协调、重要案件亲自督办，履行好“一岗双责”，自觉把反腐倡廉建设任务融入到部门业务工作中。同时要严格责任追究。各级预防腐败部门要切实加大对制度落实情况的监督检查力度，对违反党风廉政建设责任制的行为，要严肃处理，切实改变制度落实与否一个样、落实好坏一个样的状况，重点抓一批制度落实不力的典型，用硬手段确保预防腐败责任落到实处。

必须理顺机制。要理顺管理机制，切实把预防腐败机构真正建起来，做到人员、编制、办公设备三配齐，并建立起以预防腐败工作协调联席会议办公室为中心，以纪委、监察局相关科室为骨干，以各纪工委、监察分局为重点的预防腐败工作机构网络，确保预防腐败工作组织健全、体系完善。要理顺协调机制。县预防腐败工作联席会议办公室每月要定期牵头召开由纪检监察、组织、人事、检察、财政、审计、发改局等部门参加的例会，及时总结经验、交流情况、分析问题，有针对性地提出预防措施；构建起“一案双报告”、“一案一分析”及查办案件“大联合、大协作”的互动机制，从理顺协调机制入手，畅通预防腐败渠道。要理顺工作机制。积极探索预防腐败机构开展工作的有效方法，建立健全“不易”腐败的防范机制、“不能”腐败的约束机制、“不敢”腐败的惩治机制、“不需”腐败的保障机制和“不愿”腐败的自律机制，在容易滋生腐败的关键部门、要害岗位，加强监督，超前防范，善于在小问题上做大文章，切实把腐败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必须主动出击。预防腐败工作，必须在主动上做文章，在创新上求突破。一要更新观念。要按照“三个更加注重”的要求，坚决摒弃重打轻防、以打代防的旧观念，树立打防结合、以防为主新理念，实现预防工作由单一的纪检、检察机关预防向社会各界积极参与预防转变；由亡羊补牢式的案后预防向关口前移式案前预防转变；由零敲碎打式的预防向整体推进式预防转变；由软指标向硬任务转变。二要拓宽渠道。积极推进政务公开、村务公开、厂务公开，多渠道预防腐败；不断完善信息预警、网上信息公开等制度，开展网上监察，用先进手段预防腐败。要把预防范围从乡镇拓展到农村、从机关拓展到私营企业，多层次预防腐败。三要创新方法。建立健全资金使用前置审批、重大财务收支备案、个人收入申报及“三重一大”定期报告等有关制度，积极探索为辖管干部建立个人廉政档案，对辖区定期开展巡视活动和在村级党组织中开展设立纪检委员等试点，积极探索，勇于创新，不断开创预防腐败工作的新局面。

必须注重实效。贯彻落实《工作规划》，做好预防腐败工作，应“实”字当头，抓好落实。一要细化制度。根据省、市《关于进一步加大预防腐败力度的工作方案》要求，制定出适合本地实际、操作性较强的《实施办法》，并将各项措施细化实化，分别制定出农村、县直、乡镇预防腐败工作实施办法和预防农村、乡镇、县直各层次干部腐败暂行办法，并配套建立政务公开、效能监察、财务监管等惩治和预防腐败方面的规章制度，实现制度防腐。二要实化运作。预防腐败工作千头万绪，必须按照有利于工作、有利于运作的要求，对纪检监察机关内设机构进行整合，对职能进行完善和重新界定，不断完善预防腐败联席会议运行方式，细化运作程序，最大限度地发挥好其作用。三要强化打击。充分发挥惩治在预防腐败体系中的作用，对领导干部违纪违法行为重点打击，对重点领域的违法行为重拳出击，尤其要严肃查办严重损害群众切身利益的典型案件，以打击震慑腐败，促进预防。

第四篇：国企改革必须搬除腐败绊脚石

国企改革必须搬除腐败绊脚石（人民时评）

贾 壮

《 人民日报 》（2015年02月10日

05 版）

真正释放国企活力，就必须净化企业发展生态，杜绝以权谋私、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腐败现象

最近，十八大以来的中央第五轮巡视进入反馈阶段。从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情况来看，一些大型国企存在的腐败问题触目惊心。有的企业违规向民营企业让利，造成国有资产流失；有的企业领导人以较低价格将运输业务交由自己或亲友公司经营，损公肥私；有的煤炭企业灭火工程存在利益输送黑洞，甚至谎报灭火项目……凡此种种，无不折射出部分国有企业腐败问题已成恶疾，急需刮骨疗毒、猛药去疴。

反腐没有例外，国企必须覆盖。总书记在中央纪委五次全会上强调，加强对国企领导班子的监督，搞好对国企的巡视，强化对权力集中、资金密集、资源富集的部门和岗位的监管。此前，中央纪委已将原第一纪检监察室调整为第五纪检监察室，专门负责联系国务院国资委和中央企业，并且已经安排13个专项巡视组重点巡查央企国企。中央的反腐决心，不断完善的制度设计，推动着国企反腐走向深入。

从国企自身发展的角度来看，在当前复杂经济环境下，国企发展进入爬坡迈坎阶段，亟待锐意改革释放活力。国企改革发展与反腐倡廉看似分属两个范畴，实则紧密相连，要真正释放国企活力，就必须净化企业发展生态，杜绝以权谋私、1

权钱交易、利益输送等腐败现象。中央巡视组的反馈情况说明，在中央铁腕反腐的强劲态势之下，一些国企领导干部依然没有收手，腐败行为存在于企业重组改制、投资并购和产权转让等诸多环节，这些环节恰恰是深化国企改革的重点领域。如果不能刹住腐败之风，一些腐败分子就会打着改革旗号牟其私利，改革效果必将大打折扣。

强力反腐可以为国企改革保驾护航，深入推进国企改革也是根治腐败的制度保障。梳理中央巡视组反馈意见可以发现，以权谋私、官商勾结、假公济私、大权独揽等成为关键词，所有这些行为都与一个“权”字挂钩。国有企业的领导人，既是党的干部，也是国有资产经营的受托代理人，理应做到勤勉尽责，充分发挥企业家才能，而一些人却以权生财、饱其私囊，这说明国企在产权明晰程度、委托代理关系和公司治理制度等方面还存在欠缺。深化改革与反腐倡廉应当同步推进，处理好市场与政府的关系，让领导干部与高管不该支配的资源回归社会、回归公众、回归市场，才能为国企发展奠定长久之基。

现代企业需要解决委托代理关系问题，经过长期努力，绝大多数国有企业已经搭建起要素健全的公司法人治理架构，还有相当数量的国企实现了公开上市，接受资本市场的考验。但是，有一些企业的公司治理制度仍停留在形似阶段，离“协调运转、有效制衡”的要求相去甚远，很多腐败问题由此而生。

“官仓老鼠大如斗，见人开仓亦不走”，啃噬国有资产的硕鼠之所以肆无忌惮，一个重要的原因是国有资产的产权管理还不够明晰。国有资产本为全民所有，但如果管理不善、监督缺失，很容易为经营者控制，所以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完善国有资产管理体制，以管资本为主加强国有资产监管，改革国有资本授权经营体制”，可谓切中要害。私人的财产必须秋毫无犯，公家的财产更不能顺手牵羊，各种产权都应该得到完整的保护，只有产权保护制度装上了“铁齿铜牙”，“官仓

老鼠”才会无所遁形。这也说明，国企反腐的治本之策，还在于深化改革，推动国有企业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反腐去顽疾，改革添活力，二者都是国企发展的福音。国有企业特别是大型央企，是共和国的长子，身上承载着国人的期待，也肩负着国计民生的重担。当此之时，以反腐搬除发展绊脚石，靠改革闯出发展新天地，辛勤耕耘、锐意进取，才能守望好国有资产这片绿油油的麦田，让人民共享丰硕的发展红利。

第五篇：廉政责任状没挡住腐败

廉政责任状没挡住腐败

综观海口市规划局腐败案的特点，是几位前领导分别利用所分管的规划审批权力，收受贿赂，搞权钱交易。具体表现，一是在项目审批过程故意拖、压，甚至随意制造障碍，图谋收受贿赂；二是在项目审批通过后，收取所谓的感谢费；三是违法改变用地性质，调整容积率，收受贿赂；四是利用职务之便从事中介活动，收取介绍费、回扣费。

2008年9月，海口规划局腐败窝案引起了中央高层的关注，中纪委、监察部会同建设部组成调研组，开展了专题调研。

调研报告认为，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在城市大规模建设的今天，城市规划管理工作面对着比以往复杂的局面，城市规划部门，特别是部门领导，都可能面对多种诱惑，如果放松警惕，丧失起码的防腐意识，就会导致违规乃至犯罪行为发生。在这方面，海口市规划局就是一个典型例子。这个局在管理制度和机制建设方面曾经下过功夫，但近些年来，这个局不再注重个人思想和业务素质的培养，廉洁自律和自我约束意识差，以至对一些腐败的“潜规则”麻木不仁。几个局领导班子成员各自利用手中掌管的权力，分别大搞权钱交易，制度成了摆设。

从工作程序上看，所谓的审批程序仍是行政地位高的人说了算。以前海口市规划局许多项目报到主管局长那里后就压住了，下面的人谁也不去催，谁也不敢催。就在案发前，涉案的几位局领导还刚刚签了个人廉政责任状，可见此类监督对严重腐败行为并没有产生必要的制约作用。正是由于没有建立起完善的监督制约机制，使得暗箱操作和腐败行为有机可乘，出现了“小官大贪”的现象。

2008年7月，省委书记卫留成曾在省委五届三次全会上严厉痛斥“审批腐败”:“从最近一些地方、部门出的一连串案子来看，利用审批谋取私利的现象在一些部门很严重，一些人、一些部门几乎到了干什么吃什么的地步，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

规划滞后提供腐败空间

海口规划腐败窝案的出现，除了涉案人员自身原因和监督的缺失外，地方城市规划部门滞后的制度和机制，也给不法分子提供了腐败的空间。

目前规划部门开展工作依据的制度和机制仍然是在原有法律基础上形成的，而原有法律最大的问题就是规定过于原则化，也存在一些明显漏洞，为各部门在管理上留有较大的自由裁量权。现行土地管理法规对土地征收的条件、价格、补偿费的标准仅作了原则性的规定，有些实施细则也不够详尽完备；而城市规划中的原则性规定更多。对已出让土地的规划，缺乏明确、刚性的规定，本身就为通过调整规划条件获取利益提供了可能。

据了解，海口市至今没有完全建立起控制性分区规划，目前海口市主城区控规覆盖率只有63%。没有规划就人为控制，造成项目审批的随意性，为权钱交易、滋生腐败提供了空间。

因受贿犯罪而走上犯罪道路的海口市规划局4名处级干部反思称，在审批工程项目中没有法定的技术规定作为参照依据，指标有弹性、调整性，很容易导致规划腐败。他们认为，只有做到控制性详细规划编制立法，才能够有效遏制腐败，也是抵制各种关系和压力的有效保证。

今年4月20日，姚继韵受贿案在海口市中级法院开庭审理。姚继韵在法庭上含泪忏悔道:“作为受党培养多年的老党员，并担任较重要的职务，收受不法之财，我深感对不起党，对不起海口人民，对不起我的亲人家人。经过多年的艰苦求学辛苦工作，接下来面对痛苦的牢狱，我真是肝肠寸断，追悔莫及。5年前，我一个人来到海口，家人远在千里之外，很想用自己的所长报答海口人民，但没有构建好自己的价值观，放弃对思想观、人生观的改造，被金钱所惑，最终走向了犯罪。”

让审批在阳光下作业

西方有句名言，“绝对的权力导致绝对的腐败”。权力一旦失去有效监督制约，仅靠自我约束很难奏效，海口规划系统窝案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针对城建规划中存在的问题，今年4月，海南省人民政府发出通知，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管理工作。

该文件从详细规划编制工作、规范城乡规划管理程序、查处违法违纪行为等10个方面，规范了城建、国土、规划部门工作人员的行为。

文件向全省下发后，在全省城建领域引起积极反响。5月20日，海口市政府召开新闻发布会，通报海口市规划局将通过6个方面的环节“设计”，全力缩短规划审批流程，把13项审批事项调整合并为4项，优化审批流程，提高规划审批效能，审批时限也由20天缩短至9天。三亚市为防止国土、规划城市领域发生腐败问题，规定凡是3000万元以上项目报建，必须由三亚市纪委监察部门监督审批。

海南房地产开发商们对省政府加强和改进城乡规划管理工作文件的出台，更是大喜过望。他们高兴地说，省政府下发的这个文件，内容具体可操作性强，不但规范了国土、规划部门人员的行为，还实行阳光审批，为房地产开发企业办了件大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