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上关于腐败概念及其行为的界定

第一篇：国际上关于腐败概念及其行为的界定

国际上关于腐败概念及其行为的界定

腐败是一个影响和制约发展的国际性问题，世界各国都将反腐败列入重要的议事日程，国际社会也试图通过反腐败全球合作和地区合作，推动遏制和消除腐败的进程。然而，究竟何谓腐败以及如何界定腐败行为，各国不尽相同，学界也说法不一。

一、国外关于腐败概念的定义

腐败原指有机物由于微生物的滋长而受到破坏，是一种自然现象。后来，这个概念被引伸到社会领域，用于分析公共权力在行使过程中因不合规范的行为滋生而使社会有机体受到破坏的现象。国外学界和政界以现代政治和经济生活为背景，从不同角度对腐败进行分析和界定，主要有以下几种看法。

1．从公共职位的角度定义。把腐败视为公职人员为了个人或小团体的利益，而对公职规范（主要指现行的法律规定和职业道德准则）的背离。这是目前国际上普遍接受的一种关于腐败的定义方式。对“腐败”一词，美国官方特指“社会活动家、国务活动家、政治家、官员及所有公职人员利用职务之便进行的经济违法活动”。日本官方或学术界对于何谓“腐败”并未形成统一概念，一般理解为“政治家、官僚与企业经营者等拥有公权力者滥用公共权力以获取私利、满足私欲的行为”。1964年的印度《防治腐败委员会报告》中认为，“腐败包括不正当和自私地运用一个人在公共生活中拥有的公职和特殊地位所具备的权力和影响力”。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将腐败定义为：“滥用公共权力以谋取私人的利益”；透明国际将腐败定义为“公共部门中官员的行为，无论是从事政治事务的官员，还是从事行政管理事务的官员，他们通过错误地使用公众委托给他们的权力，使他们或亲近于他们的人不正当地、非法地富裕起来”。世界银行及其他一些多边组织将腐败定义为：“为私人目的而滥用公共权力”。

2．从市场取向的角度定义。该学说从经济收益的角度将腐败视为，“官员将所掌握的权力进行一种经营活动，尽量扩大权力所带来的收益，由此而导致的寻租活动就是腐败”。

3．从公共利益的角度定义。该理论从行为后果的角度将腐败看作是，“担任公职的人员，为了特殊利益（个人的、家庭的和小集团的利益）而对公共利益或共同利益的损害”。德国内政部对腐败的定义是：“腐败被理解为对于官方职务、经济职权以及某一政治授权的滥用，这种滥用可能是由于他人的诱导也可能是出于自身意愿，但都是为了自己或第三方能获得利益而使公众利益或企业利益蒙受损失或陷于可预料的不利状况。”

4．从公共舆论的角度定义。从公共舆论的角度确定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是否属于腐败的范畴，比较有代表性的观点：一是主张以“多数公民的意见”来判定公职人员滥用公共权力的行为是否为腐败行为；二是主张以“公众与公共官员判断的相互作用”作为判断标准，并将滥用权力所导致的结果分为“黑色腐败”（为大多数社会成员所不容并要求处以刑罚），“灰色腐败”（介于“黑色腐败”和“白色腐败”之间，不同的社会集团对之持不同态度）和“白色腐败”（大多数社会成员能容忍，不支持对之予以惩罚）。法国“预防贪污腐败中心”在2001年度的报告中将腐败定义为，“以谋取私利为目的滥用公共或社会权力或不公正的决策行为。”

值得一提的是，在英国使用频率最高的词是“欺诈”，其覆盖范围比单纯的“腐败”要广泛得多，英国政府设有“反欺诈局”而不是“反腐败局”。英国财政部将“欺诈”定义为：“利用欺骗手段，旨在获得某种好处、避免某种义务或对另外一方造成损失”。英国财政部每年发布年度“反欺诈报告”。

综上所述，腐败是公共权力主体利用职权，违背社会政治规范，通过各种途径和手段谋取私利（包括个人或小团体利益）的行为和现象。无论从什么角度来对腐败进行阐述，其核心内容基本相同，即腐败的主体是掌控公共权力的人，腐败的目的是获取个人的、家庭的或小集团的利益，腐败的手段是假公济私。

二、关于腐败的范围和程度

1．依据外延的大小，腐败有广义和狭义之分。广义的腐败包括经济腐败、政治腐败、生活腐败等。狭义的腐败，专指国家公职人员违反纪律、法律和道德规范，滥用职权，谋取私利的行为和现象，即以权钱交易为核心的腐败。领导人以增加权力或财富为目的而滥用受委托的权力，则是高度腐败的表现。这种腐败不一定涉及金钱交换，而可能采取“影响的交易”或通过许诺以获得政治和资金支持。这种腐败涉及政治领导人任职前、任职期内和离任后的各种犯罪和非法行为。一般关注的腐败主要是狭义腐败。

2．依据影响程度的深浅，腐败又可分为一般性腐败、扩散性腐败和制度性腐败。一般性腐败是小规模、小范围的腐败行为，没有扩展开来，对社会的危害面也比较窄，可以受到反腐败机构（包括法律制度、会计和审计制度、预算、竞争性采购和公民监督）比较有效的控制。一般性腐败扩展开来就会形成腐败的圈子，各种不同的圈子交织在一起，形成具有扩展性质的腐败，此时的腐败不再以个案方式存在，而具有连带性。制度性腐败的特点则是，往往与现行制度纠缠在一起，借助制度体系提供的便利条件，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监控机构和反腐败斗争往往难以短期取得成效，是当今世界各国反腐败斗争最艰巨的任务。秘鲁前总统腐败案是近几年拉美地区少见的大案，涉案金额达6亿美元。在他当政的10年中，秘鲁在政治权力中已经产生了一些重要的机构空间，而这些空间是与再次取得总统职位和非法致富联系在一起的，参与腐败的成员组成了一个腐败网络，几乎涉及司法、政治、军队、海关等所有重要领域。

三、对于腐败行为的界定

各国历史、文化背景、经济社会发展水平虽然不同，但总体上各国对腐败行为的界定均具有以下特征：

第一，腐败行为的主体是公职人员。公职人员传统上是指国家政权机关的组成人员和工作人员。但是近年来，国内外腐败主体有扩大化趋势，包括其他与公共事务相关的部门和机构的人员。第二，腐败行为的主观目的是谋取私利。指公职人员在主观上有追求和收受私利的故意。

第三，腐败行为的实现手段是利用职权。公职人员利用掌握权力的有利地位，违反职务上的义务要求，把手中的权力运用于私利的目的，使权力脱离了法律和道德规范的轨道，陷于没有规范依据的状态。

第四，腐败行为的客观后果具有危害性。腐败行为构成对公共权力关系和其他受法律保护的社会关系的侵害。

世界各国的腐败现象形形色色，各国对腐败行为的具体界定也不尽相同。从行为内容来看主要有4类，即：贪污贿赂、滥用征税权、卖官鬻爵和敲诈勒索。

美国官方界定的腐败行为主要是各种贿赂。在美国反腐败刑事法律中，贿赂公务员、贿赂证人、公务员受贿、证人受贿、非法收受报酬、从事有损政府的事务、假公济私、收取来自非政府的报酬、营业上受贿、容许或援助脱逃、滥用职权、利用职务上知识投机或赌博、涉外贿赂、内部情报交易等，均被界定为腐败行为。

日本典型的腐败行为有非法收受政治资金、贪污渎职、行贿受贿。日本《刑法》中对“贿赂罪”的规定最为详尽，包括单纯受贿罪、受托受贿罪、事前受贿罪、向第三者供贿罪、加重受贿罪、事后受贿罪、斡旋受贿罪、赠贿罪等，后又新增了“斡旋获利罪”。

英国关于“欺诈”行为所涵盖的范围包括：欺骗、贿赂、伪造、敲诈、腐败、盗窃、隐瞒、贪污、挪用、合谋等。其中，盗窃是指以不诚实的方式占有他人财产，包括挪用或滥用资产、基金或现金；贿赂和腐败是指提供、给予、要求或者接受某种利诱或报酬，旨在对某一机构及（或者）其人员或官员的行为造成影响；“合谋”则是指任何人通过煽动、教唆、策划或者帮助等方式试图从事“欺诈”行为。英国财政部认为，盗窃、做假帐、贿赂和腐败是政府部门三种最主要的欺诈行为。

法国将公职人员选举舞弊、行贿受贿、挪用公款、收受回扣、徇私舞弊等违法行为视为腐败。如政党非法集资，贿选，在全国大选或地方选举中舞弊；滥用职权，收受贿赂，挪用公款，徇私舞弊；在公共采购、公共工程招投标、工程监理和验收等环节中接受佣金、回扣等，利用内部信息进行交易，为私人谋取好处；贿赂国际组织和跨国公司工作人员，洗钱等。

德国不仅视行贿、受贿、贪污等严重违法行为是腐败，而且视公私不分等小的行为也为腐败。在德国公众心目中除了触犯刑法的严重腐败行为外，一些小的行为也都属于腐败行为，如公车私用、将“免费里程”作为私用等，而且这些行为有的已经或正在准备列入联邦或州的行政人员管理条例中。

智利将公职人员行使职责过程中的不守法和违反规章制度的行为都列为腐败犯罪。如权力的盗用（包括滥用职权和权力僭越）、互相推诿勒索、伪造公文、文件管理不诚实、违反保密要求、贿赂、妨碍和违抗命令、拒绝提供协助和无故离岗、人员滥用、非法任命、与公共官员要求不相符的交际、专用信息的不当使用、盗用公共财产（包括资金转移、未经受权的分配、拒绝支付或交付）等。

阿根廷将公共部门的腐败行为区分为10种方式，并界定为13种腐败犯罪。如欺诈、贪污公款、滥用权力、欺骗性管理、不相符的谈判、违反公职人员的职责、违法结盟、非法收缴（征税）、伪造公文、不正当致富、包庇、行贿受贿、宣誓证词的数据有误等。

秘鲁将行贿受贿、勒索、盗用公款、非法致富、受权力影响的交易、贪污基金等界定为腐败行为。

2008年11月20日 最高人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关于印发《关于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为依法惩治商业贿赂犯罪，根据刑法有关规定，结合办案工作实际，现就办理商业贿赂刑事案件适用法律的若干问题，提出如下意见:

一、商业贿赂犯罪涉及刑法规定的以下八种罪名:(1)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2)对非国家工作人员行贿罪(刑法第一百；六十四条);(3)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4)单位受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七条);(5)行贿罪(刑法第三百八十九条);(6)对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一条);(7)介绍贿赂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二条);(8)单位行贿罪(刑法第三百九十三条)。

二、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

六十四条规定的“其他单位”，既包括事业单位、社会团体、村民委员会、居民委员会、村民小组等常设性的组织，也包括为组织体育赛事、文艺演出或者其他正当活动而成立的组委会、筹委会、工程承包队等非常设性的组织。

三、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第一百六十四条规定的“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包括国有公司、企业以及其他国有单位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

四、医疗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采购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医疗机构中的医务人员，利用开处方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药品、医疗器械、医用卫生材料等医药产品销售方财物，为医药产品销售方谋取

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五、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国家工作人员，在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的采购等活动中，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销售方财物，或者非法收受销售方财物，为销售方谋取利益，构成犯罪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非国家工作人员，有前款行为，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中的教师，利用教学活动的职务便利，以各种名义非法收受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财物，为教材、教具、校服或者其他物品销售方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六、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的组成人员，在招标、政府采购等事项的评标或者采购活动中，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

谋取利益，数额较大的，依照刑法第一百六十三条的规定，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定罪处罚。

依法组建的评标委员会、竞争性谈判采购中谈判小组、询价采购中询价小组中国家机关或者其他国有单位的代表有前款行为的，依照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的规定，以受贿罪定罪处罚。

七、商业贿赂中的财物，既包括金钱和实物，也包括可以用金钱计算数额的财产性利益，如提供房屋装修、含有金额的会员卡、代币卡(券)、旅游费用等。具体数额以实际支付的资费为准。

八、收受银行卡的，不论受贿人是否实际取出或者消费，卡内的存款数额一般应全额认定为受贿数额。使用银行卡透支的，如果由给予银行卡的一方承担还款责任，透支数额也应当认定为受贿数额。

九、在行贿犯罪中，“谋取不正当利益”，是指行贿人谋取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或者政策规定的利益，或者要求对方违反法律、法规、规章、政策、行业规范的规定提供帮助或者方便条件。

在招标投标、政府采购等商业活动中，违背公平原则，给予相关人员财物

以谋取竞争优势的，属于“谋取不正当利益”。

十、办理商业贿赂犯罪案件，要注意区分贿赂与馈赠的界限。主要应当结合以下因素全面分析、综合判断:(1)发生财物往来的背景，如双方是否存在亲友关系及历史上交往的情形和程度;(2)往来财物的价值;(3)财物往来的缘由、时机和方式，提供财物方对于接受方有无职务上的请托;(4)接受方是否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提供方谋取利益。

十一、非国家工作人员与国家工作人员通谋，共同收受他人财物，构成共同犯罪的，根据双方利用职务便利的具体情形分别定罪追究刑事责任:

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利用非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以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3)分别利用各自的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按照主犯的犯罪性质追究刑事责任，不能分清主从犯的，可以受贿罪追究刑事责任。

四、对国际社会腐败概念及其行为界定的几点看法

1．腐败现象具有历史性。腐败并非是一个永恒的范畴，它有一个产生、泛滥和消亡的过程。腐败是一个古已有之的社会现象，人类社会自出现公共权力后，也随之产生了公共权力行使中的不规范行为，当这种不规范行为超出一定界限，即对社会有机体造成破坏时，腐败问题便出现了。在社会生产力得到充分发展、社会财富出现极大涌流、社会成员的综合素质得到全面提高、公共权力与社会完全结合之时，腐败就会逐渐消失。只要存在公共权力与社会相对分离，腐败就会一定程度地存在。但是，在人类社会发展的不同历史时期，在经济、文化发展状况特别是社会性质不同的国家和地区，腐败的具体内容和表现形式也有较大的差异。

2．腐败高发具有规律性。腐败的扩展蔓延，大多发生在社会制度更替期和体制转型时期。当今世界处于转型期或转轨期的国家，也大多有腐败扩展蔓延的经历。之所以如此，主要原因在于，政权更替期和体制转型期，也往往是制度最不健全，管理最不协调的时期，腐败分子有空可钻。拉美国家处于社会转型期和制度结构的调整期，大多数国家的腐败都是制度性腐败。

腐败和占有社会资源的多寡有着密切的联系。在一些优势资源集中、拥有较大资源分配权的行业和部门，也是产生腐败行为、出现腐败问题的多发易发地带。从各国情况来看，腐败现象主要发生在公共权力部门，特别是手握实权的部门，如交通、能源、通讯等战略性部门和公共采购、城建、重大工程、社会保障等公共事业机构。

3．反腐败具有政治性。腐败总是与阶级、国家和公共权力联系在一起。不同属性的阶级、国家对腐败及其行为的界定和阐述不同，对同一腐败现象也持有不同的态度，往往将腐败作为重要的手段和工具攻击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一些西方国家认为，发展中国家都比较腐败，因而其政府、政党不具有存在的合法性，于是煽动一些社会力量推翻其统治。近两年，中亚一些国家相继爆发“颜色革命”的重要原因之一，就是某些西方国家利用这些转型国家经济下滑、腐败现象较严重等经济社会问题，煽动包括反对派在内的一些社会力量推翻现政府统治，给地区稳定带来较大的混乱与动荡。

第二篇：社会福利概念的界定

第一部分 社会福利概念的界定

——美国社会福利的概念

社会福利是指政府和社会为提高社会成员的物质和精神生活水平而采取的各种措施。这是社会福利涵义最宽泛的界定。包含社会保障的内容。——我国社会保障中社会福利的定义 “狭义的社会福利”，指为帮助特殊的社会群体，疗救社会病态而提供的服务，它的对象是弱势群体，它在社会生活中的作用是“补缺型”的。第二部分 社会福利政策的范围

一些学者观点：政策必须有“一个目的、目标或意图”。尤劳和普雷维特：政策是“长期有效的决定”，这种决定以制定它和接受它的人们在行为上的连贯性和重复性为特征。

社会福利政策是政府选择作为或不作为，并因而影响其人民的生活质量的任何事情。

广义：社会福利政策包括了几乎所有政府所有的事情（税收、国防、健康照顾、公共救助等）

狭义：“通过给公民提供服务或收入对他们的福利有所影响”的政府活动。本书特别选定主要政府计划

收入维持：对社会成员遭遇失业、贫困等风险给与其经济保障

社会保障、失业补偿金、工人补偿金、补充保障收入计划、对贫困家庭的临时救助、一般救助 膳食营养

食品券、学校午餐和早餐、针对妇女、婴儿和儿童的特别补充营养计划、集体用餐、流动餐车 卫生

医疗补助、针对老年人的医疗照顾、公共卫生 社会服务

儿童保护服务、家庭维护服务、社区精神健康服务、对儿童的日间照顾和学龄前教育、就业服务、职业培训、职业恢复

第三部分 社会福利政策：一种理性的方法 社会福利政策的理论：

1.古典决策理论：强调政策制定过程中作为决策者的完全理性

2.行为决策理论：（西蒙）强调决策过程中的“有限理性”和“满意度”标准 理性主义为政策制定提供理想的模式——虽然在社会福利政策领域“在现实世界里”的政策制定并不经常是一种理性过程，政策制定是发生在使理性受到严格限制的政治环境中的。第四部分 社会福利政策：一种政治性的方法

根据拉斯韦尔的观点：政治是谁得到了什么，什么时候和怎样获得的；因此政治是一项对社会资源进行价值分配的活动，并且这种冲突是政治和政策制定的中心

书中谈到政治性是指社会福利政策产生于有关社会面临的问题的本质和如果有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的冲突。

政治性方法中引起了一系列有关政策制定中的理性化问题： 难以形成使所有人都接受的社会价值 由于对问题统一界定

许多冲突的成本和价值是不能被比较和衡量的

政策所涉及对社会、经济和政治价值对未来的影响是难以计算的。政策制定者的环境，不可能分辨出所有的社会价值，尤其是在政府部门中没有支持者的人们的价值。

促使政策制定者在社会价值的基础做决定是没有必要的 大部分政府官员往往会制造协调政策制定的障碍 政策制定的渐进模式： 渐进主义”的方式优点：

1.易于协调各种相互冲突的目标；

2.渐进方式可以帮助人们检验所做的抉择是否正确，尤其在复杂条件下，可以孤立某些因素，比较其利弊；

3.渐进方式可以稳妥，容易控制，能够及时纠正错误，不会造成大起大落的状况。”渐进主义“的局限性：

1.仅适用于比较安稳和变动不大的环境，一旦表明对以往的政策需加以彻底改变时，渐进模式对大变革会起到阻碍作用

通过这个案例 不是要强调两党竞争所产生不良后果

第三篇：高新技术企业概念界定

概念界定

概念界定 世纪80 年代初，高新技术企业的概念率先在美国被提出，并在随后获得各国学者广泛认同和应用。但是，由于各国经济发展的不均衡和经济发展阶段的不尽相同，加上高新技术高实效性的特点，使得高新技术企业的定义在不同国家有所不同。

在界定高新技术产业范围的基础上，对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概念问题可以从2008 年国家颁布的《高新技术企业认定管理办法》来加以界定，《办法》规定高新技术企业需满足的条件有以下几点：(1)对其主要产品（服务）的核心技术拥有自主知识产权。

(2)企业的产品（服务）应属于《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规定的范围。

(3)企业职工队伍技术人员所占比例。文件规定高新技术企业具有大学专科以上学历的科技人员应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30%以上，其中研发人员占企业当年职工总数的10%以上。(4)收入构成。高新技术产品（服务）收入占企业当年总收入的60%以上。

(5)科研投入。根据企业销售收入总额的不同，规定企业在近三个会计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销售收入总额的比例最低不能少于3%，且在中国境内发生的研究开发费用总额占全部研究开发费用总额的比例不低于60%。

(6)企业研究开发组织管理水平、科技成果转化能力、自主知识产权数量、销售与总资产成长性等指标符合相关规定。

因此，在我国，高新技术企业一般是指在国家颁布的《国家重点支持的高新技术领域》范围内，持续进行研究开发与技术成果转化，形成企业核心自主知识产权，并以此为基础开展经营活动的居民企业，是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经济实体。

根据以上高新技术企业概念的界定，本论文研究选择的是研究开发密度较高的知识、技术密集型企业，是运用高新技术研究、开发、生产性能及功能优异和具有高附加值的高新技术产品的企业。

高新技术企业竞争优势分析

成本领先分析

根据波特的理论，成本优势是企业可能获得的竞争优势之一，基于此，许多企业将成本管理提高到了战略的地位，制定了成本领先的目标，加强了企业的成本控制和规划。尽管影响企业成本的因素很多，但从战略的角度来看，主要有规模经济和学习曲线效应。

一项价值活动的成本常常受制于规模经济。规模经济产生于以不同的方式和更高的效率来进行更大范围活动的能力；产生于更大的销量中分摊无形成本和研发费用的能力；也产生于随着一项活动的扩大，支持该项活动所需基础设施和间接费用的增长低于其扩大的比例。规模经济的关键是需求要有价格弹性，然而，高新技术产品的创新程度很高，具有较强的垄断性，没有完全替代品，因而其需求的价格弹性较小，价格和销量之间缺少必然的联系。另一方面，高新技术产品的供求双方存在严重的信息不对称，顾客无从得知什么样的价格才是合理的，所以降价并不一定能带来销量的增长，规模经济效应也就无从发挥。学习曲线是企业获取成本优势的又一重要因素。一项价值活动随着学习而导致其效率提高，随着时间的累积其成本会下降。学习随着时间的推移而成本降低的机制包括劳动效率的提高，资产利用率的提高和原材料更适合于工艺流程等。也就是反复做同一件事可能发现更有效的生产方法。然而高新技术产品的创新性较强，这意味着原有产品和工艺流程持续的时间可能较短，而通过学习提高效率直至降低成本需要较长的时间。同时，高新技术企业产品的更新换代比较快，因此，它可能面临着不断向上位移的学习曲线，产品的单位成本由于分摊了新产品的研发费用而难以降低，成本领先优势难以获取。差异化分析

随着市场竞争越来越激烈，市场营销面临越来越严重的同质化，不但是产品的同质化，甚至连营销策略和技巧都趋于同质化，企业纷纷陷入价格战、广告战、终端战和促销战的泥潭之中，所以追求产品和营销模式的差异化已经成了企业持续获得动态市场竞争优势的必然战略手段。无论是成本领先还是差异化，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获取高收益。如前所述，高新技术企业实行成本领先战略难以奏效，因此，差异化就成为其必然选择。而差异化营销战略的选择又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过程中的自然结果。高新技术企业的最大特点在于其创新动能和创新能力较强，而创新与产品的差异化是正相关关系。进一步讲，差异化又与产品的相对价格成正比，而高的相对价格就意味着高收益。创新而获取高收益会反过来会刺激企业加大研究开发的力度以促进创新，这是一个良性循环。

高新技术企业的特点

1、高新技术企业不同于一般企业,它多半是先有研究成果,而后再建立企业以实现技术的商品化。因此,很多高新技术企业往往成为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开拓者。

2、民营高新技术企业一般是中小型企业或处于起步阶段的新兴公司。它具有更大的灵活性,利用新技术、新发明他们可以很快开发出新产品。由于起步阶段规模小、投资少、风险有限,所以很多风险投资家愿意投资这种尚未成熟的公司。

3、高新技术企业存在的前提是科学技术的创新,没有科学技术的发明创造,高新技术企业就失去存在的基础。因此,高新技术企业更多的产生于科技发达的国家和地区。发达的科教体系和科技人员自由择业的制度是高新技术企业发展的重要条件。

4、高速成长性是高新技术企业的一个重要的特点。企业只要能开发出满足市场需要的新产品,高新技术产品凭借其新颖性和高技术特性能迅速占领市场,从而能获得具大的经济效益,进而在短短的几年内由原来的小公司发展成为组织和管理日趋完善的的大公司。

5、高新技术企业成功的关键是企业领导团队的素质。在高新技术企业充满风险和艰辛的路途中,只有一流的高素质的领导团队的团结一致、不断创新才能保证企业的发展。风险投资家在定性评价高新技术企业包括网络公司时,总是要重点考察企业的领导班子的能力与素质。

6、往往不被人们所重视的是高新技术企业的高风险。实际上由于高新技术企业所从事的是以科学技术上的新发明、新创造为基础的技术商品化活动,它不可避免的存在开发失败的风险。而20%---30%的高新技术企业的巨大成功是以70%---80%的企业失败作为代价的。2001年4月美国NASDAG市场网络估价的大跳水就充分说明了这一特性。[编辑] 高新技术企业成本管理特点分析[1]

高新技术企业与传统工业企业相比，在成本管理方面存在下列不同：

一、成本管理理念不同

传统工业企业成本管理理念的主题是控制，即根据企业经营目标和经济效益要求，对各项资金耗费进行事前预计，确定控制的标准或目标；然后进行核算，对实际与标准的差异，进行分析、评价、考核，并采取相应措施，旨在保证企业经济效益目标的顺利实现。高新技术企业成本管理理念的主题则是创新，即不断地投入各种资源，尤其是对取得突破可能性较大的专项技术加大投入力度，增加局部压强，使其能够在该点上实现突破，形成领先于竞争对手的优势，并利用这种优势来谋取具有高附加值的经济回报。可见二者的区别是，一个侧重于保证实现经济效益目标，另一个则侧重于保证实现经营目标。

二、成本管理在企业管理中的地位不同

在传统工业企业管理中，成本管理具有相当重要的战略地位。因为传统工业企业之间，在产品技术和质量方面的差异比起高新技术企业之间往往要小得多，这就决定了传统工业企业不得不把成本作为决定其生存和发展的最重要的因素来对待。邯钢人在对工艺、设备进行技术改造时所遵循的基本准则就是要有利于降低企业的物耗、能耗和产品成本。推行“模拟市场核算，实行成本否决”管理制度也是为了降低成本费用，保证经济效益。这表明对于传统工业企业，选择低成本战略是其成功的基础。而高新技术企业更注重于实施产品差异化战略和焦点集中战略，旨在发挥高新技术企业在研究开发方面的优势，以克服其人力资源高成本和销售、研究高费用的劣势。

三、对成本形态核算与控制的需求不同

传统工业企业特别注重对制造成本的核算与控制，甚至将其视同为产品成本。著名的泰罗制和标准成本系统皆源于此。这不仅由于制造成本是企业在材料采购过程和产品生产过程中各项费用汇集的结果，而且还由于它在企业的总费用构成中占据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因此，在决定企业生存与发展的各种决策当中所需求的成本形态也集中体现为制造成本。即使在市场条件、技术水准、管理制度和管理方式已今非昔比的情况下，传统工业企业仍然把对制造成本的核算放在最重要的位置。近年来时兴的作业成本法和制造资源计划（MRPII）等全新的核算方法，皆是针对制造成本的。高新技术企业核算制造成本、期间费用的主要目的是对外编制损益表、评价会计期间经济效益，由于这两项在成本费用总额中所占的比重很低，所以对其加强控制的要求比传统工业企业要弱。

对责任成本和变动成本进行核算，主要是出于产品经营决策和定价的考虑，这一点无论是传统工业企业还是高新技术企业都是一致的。对其在管理上的需求强度因具体企业而异，一般要低于制造成本。

对于产品寿命周期成本、物耗成本、质量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的核算与控制，传统工业企业更多地是出于造势或满足外部某方面要求的考虑，而不是企业自觉自愿非做不可的行为需求。对高新技术企业就不同了，这些成本形态或迟或早都要进行核算，其中需求强度较大的是产品寿命周期成本和物耗成本。即使需求强度相对较弱的质量成本和人力资源成本，对其核算与控制的需求也比传统工业企业要强。对于产品寿命周期成本核算需求强度大，不仅由于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更新换代快、寿命周期短而在核算上更具有现实可操作性，而且由于高新技术企业评价产品经济效益的模式也要求对其进行核算与控制。因为高新技术企业一方面在产品的研究开发、中间试验和小批试制方面有相当大的投入，另一方面又在产品的售后服务上有较大的投入，同时还要承担比传统工业企业更高的产品降价风险，所以仅仅遵循在很大程度上根据传统工业企业会计实践而制定的会计准则来计算产品成本，就会扭曲产品成本信息，使产品的相关成本内容不全，因而不能正确地评价产品在寿命周期全过程的经济效益，不利于企业谋求竟争优势。高新技术企业对物耗成本的核算与控制需求，更多地是出于价值评价和价值分配方面制度创新的考虑。这个意义是很深远的，不仅对于企业的微观管理是这样，而且对于国家的宏观管理也是这样。党的十五大确认了按生产要素分配的原则，国内领先的高新技术企业也在积极探索 “知识资本化”和“知识经济”问题，从成本信息服务的角度，需要对此作出必要的响应。

四、对成本信息质量的要求不同

成本信息质量特征表现为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不可否认，不同成本形态的信息，其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的标准并不一样。即使同一成本形态的信息，对传统工业企业和高新技术企业来说，其准确性、完整性和及时性的要求也有所不同。以产品成本为例，虽然传统工业企业与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项目相同，但是构成成本信息质量的各项特征的重要程度和具体要求不同。对传统工业企业来说，其准确性是指在特定的成本计算方法（品种法等）和特定的费用分配标准（材料耗用量、工时耗用量等）下所归集分配的成本是唯一的成本，即无论谁来计算，只要按照规定的程序、方法进行，结果都会相同；其完整性是指按照规定的成本项目将发生在会计期间和生产过程的各项要素费用都归集起来，分配给不同的成本对象，不使其遗漏；其及时性是指能够按月报出成本信息。能够做到这三条，便可得到规范的高质量的产品成本信息。

但是对高新技术企业则不然，其准确性不仅要考虑计算程序和结果，而且要考虑分配标准是否合理；其完整性不仅要考虑供应和制造过程，而且要考虑研发、销售和售后服务；其及时性不仅要求成本信息按月定期报出，而且要考虑按决策需要不定期报出。所以，仅仅满足于规范要求的产品成本信息对高新技术企业的产品定价来说是远远不够的，高额的期间费用逼得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管理人员去寻找各种相对合理的分配标准，来将其正确地分配到具体产品对象上去。不仅如此，为了对付竞争，成本信息的及时性比传统企业更为重要，往往是算不准确尚可容忍，算不及时则难以饶恕。

五、成本费用构成和管理重点不同。

这里指的成本费用是损益表中制造成本、销售费用、管理费用、财务费用之和，后三项费用亦称期间费用。在产销比正常的情况下，传统工业企业的成本费用的构成是制造成本高、期间费用低。因此，管理重点是制造成本，管理当局更注重对制造成本的控制。成本核算是否准确，成本考核指标是否落实，成本管理是否有效，成本降低机制是否形成，皆由制造成本管理状况所决定。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费用构成则相反，通常是制造成本低、期间费用高。期间费用高的原因是研发费用和销售费用高。因此，管理的重心要转移，转移到研发环节和技术服务环节。研发费用与销售费用使用的合理性，往往决定着高新技术企业的整体竞争实力。其产品成本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由设计所决定的，而其产品的销售状况如何又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取决于技术服务。

六、成本费用控制方式不同

传统工业企业对成本的控制主要采用标准成本系统、目标成本和费用预算管理（包括零基预算与弹性预算）。尽管其控制范围有弹性，控制过程中也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但是总能够通过对成本形成原因的分析和对成本费用发生规律的掌握来不断地促使其标准。目标和预算符合实际，以此来引导企业健康发展。高新技术企业对成本的控制不能简单地搬用上述做法。虽然标准成本、目标成本和费用预算等形式依然可以利用，但实际上由于其控制过程中的不确定因素更多，所以对成本动因的分析和对成本费用发生规律的掌握更为困难。在传统工业企业，尤其是经营稳定的大型工业企业，所耗费的资金与产生的回报之间，能够建立人们容易把握的函数关系。而在高新技术企业，这样的函数关系则不容易建立。因此，高新技术企业时成本费用的控制，宜更多地通过人们的行为来实施，而不是通过改善设备运行状态和建立严格的管理制度来实施，即应实行的是积极控制——鼓励多做工作多花钱，把该花的钱花足，把不该花的钱限制住。该花的钱是积极费用，不该花的钱是消极费用。积极费用越高，越能增强企业的竞争力。积极费用当然也包括实验、试制失败的费用，但对盲目实验与试制等所导致的消极费用，则要严格加以限制。

七、成本分析的主要方法不同

传统工业企业成本分析的主要方法是对比分析和差异原因分析，而高新技术企业成本分析应该重视的是价值工程分析、相关分析和预警分析。价值工程分析是利用产品成本结构与产品功能结构的比值关系来寻找降低成本、提高成本效能比率的途径，从而改进产品或工艺设计的有效方法。相关分析是利用成本或费用指标与其他经济指标之间的联系，来分析成本费用指标对其他经济指标的影响，以期通过增减成本或费用，来改善该项经济指标的状态。预警分析是通过对控制指标设且预警线（红线）来进行的。预警分为绝对预警和相对预警。绝对预警的红线就是由盈亏临界点所决定的成本费用开支水平。相对预警的红线有两种，一种是纵比红线，一种是横比红线。纵比红线可以以本企业成本费用指标的历史水平为标准设置，横比红线则要以竞争对手水平或行业水平为标准设置。

八、降低成本费用的主要途径不同

传统工业企业降低成本费用的主要途径有三条：第一、通过技术革新与技术改造降低生产过程中的物耗与能耗，同时对技改项目投资实行严格的预算控制；第二，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同监督和激励手段向管理要效益；第三，通过扩大企业经营规模来降低单位产品费用，谋取规模经济效益。对于高新技术企业，其降低成本费用的主要途径是：第一，加强研究开发管理，通过加强文档建设、提高设计产品零部件还用率、进行价值工程分析、优化设计部件结构和加工工艺，尽可能地使先天性的产品成本结构合理并减少因修改设计而导致的物料损失；第二，提高对市场信息预测的准确程度，改善物料计划管理，统筹兼顾，合理安排，减少因物料供应不配套而带来的库存积压和停工待料；第三，建立内部信息通道和高效率的求助支援系统，加快信息传递速度，加强部门之间的横向联系，提高对顾客需求的回应能力，充分利用销售平台，尽可能地增大销售收入，降低单位产品固定费用；第四，建立激励机制，积极开展合理化建议活动，不断挖掘改善管理、降低费用的潜力。

事实上，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管理是在继承传统工业企业成本管理的基础上展开的，尤其在成本计算方法、成本项目设置、成本分析方法和成本控制方面都不同程度地继承和借鉴了传统工业企业成本管理的成功经验。其中最重要的是建立考评激励制度，使员工的利益与企业经济效益密切联系起来，形成成本降低的机制。作为高新技术企业的成本管理人员，既要了解二者的差异，也要看到二者的共性，才能胜任成本管理工作。

第四篇：新生代农民工概念界定

本文在调查研究方法上采取了常用调查问卷法和个案调查法两种方式.由于

可调查的人员很多，他们当中有很多共性的特征采取调查问卷的方法比较合适； 对一些典型意义的青年农民工则采取了个案调查法，因为它可以深入到这些群体 中，了解到事物更加本质性的东西，这样的调查还有利于启发我们的研究。采取 以上两种方法的目的就是使研究的结果更加符合现实。

调查问卷法在2007年11月份和2008年2月份，笔者分别在余杭区五常

工业区、西湖区西湖科技园、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西湖区留下街道、发放问 卷合计达到582份。其中在2007年n月份当中发放的问卷主要是集中余杭区五 常工业区和西湖区西湖科技园的工厂和职工居住区。这里两个地区工厂比较密 集，职工从事的是劳动密集型的制造业。在2008年2月中旬当中发放的问卷主 要集中在杭州市下沙经济开发区月雅桥附近农村和西湖区留下街道的杨家牌楼。2月中旬，刚好是春节过后农民工返城高峰，不断有新的农民工赶到城市寻找工 作。其次，在这里居住的人员来自各行各业，不像来自厂区周围主要集中在制造 业。在接受调查的582名人员年龄全部是在18岁到30岁之间，其中男性是2叫

名，女性是378名.回收的问卷是553份，回收率为95%，其中有效问卷为532 份有效率为96.2%。

个案调查法为更加深入了解到农民工内心世界，挖掘更加丰富的信息，笔者通过单独访谈的形式调查了近三十名人员.在选取的访谈对象当中有两大类 人员，第一类是在企业当中担任干部的员工，第二类是非农民工，即政府职能部 门工作人员、社区及村干部和当地居民。

通过对以上两类人员的访谈，对相同问题从不同的角度进行考察，从而得出 不尽相同的解释。据此，可以分析存在差异的原因，从而有利于对策提出的合理 ‘性。

农民工的利益诉求正在从“底线型”利益向“增长型”利益转变，“底线型”利益纠纷可以通过仲裁和诉讼来解决，而“增长型”利益纠纷则需要通过集体谈判机制解决。就集体谈判问题，近年来浙江温岭地区所推动的工资谈判机制引起诸多劳工研究者的关注，关于温岭模式的调查报告层出不穷，可谓2010年劳工研究领域的一个热点。

此外，2010年春夏之间连续爆发的工人自杀事件也引起了学者对于员工精神健康问题的关注。郑广怀的研究指出，员工精神健康问题并非简单的心理疾病，而是有其社会结构的复杂根源的，其中，独特的工厂体制、流动的劳动力体制以及工会的特殊地位是三个最为重要的因素。该研究实际上为社会转型中普通人的“个人困扰”给出了一个超越其自身因素之外的结构性解释，从而将这个问题上升到“公共议题”的层面“世界工厂”与劳工研究：2010

年劳工社会学回顾与反思

闻翔 《中国社会科学报》总第157期 2011-01-28

技术密集型产业的发展“劳动生产率提高客观上提高了对劳动力素质的要求。

就业能力(employability)国际劳工组织(ILO)对其界定为“个体获得和保持工作、在工作中进步以及应对工作生活中出现的变化的能力”。而美国学者PALLARD在年又进行补充，认为就业能力包括四个组成部分+!资产能力!由个体的知识(知道什么)，技能(知道如何运用知识)和态度(如何做)组成%”发展能力!包含职业管理能力&求职能力&策略性的方法%#表达能力!指把自身用可以接受的方式呈现给市场的能力*表达能力曾经被归纳在职业管理能力之下“但由于它在就业过程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因而现在单独将其列出%$适应能力!通常指个体适应劳动力市场环境的能力=+> &*(汪怿$招募员工重!就业能力“+，-./0($12234..555$617891:；$8<2.=17>?@.A2>39B<$9?3C9:276D

《2003一2010年全国农民工培训规划》

引导性培训开展引导性培训，引导性培训主要是开展基本权益保护、法律知识、城市生活常识，寻找就业岗位等方面知识的培训，目的在于提高务工人员遵守法律法规和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意识，树立新的就业观念。引导性培训主要由县政府统筹组织各类教育培训培训资源和社会力量来开展。引导培训要通过集中办理、咨询服务、印发资料以及利用广播、电视、网络等手段多形式、多途径灵活开展。

一、新生代农民工的概念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王春光最早提出了“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概念，并从出生年代、受教育情况、务农经历和外出动机的变化等四方面归纳了这一群 体的特征。即年龄普遍偏小，多在25岁以下，出生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 年代初，成长和受教育于八十年代，基本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外出务工经商;所受 教育水平比其他农村流动人口高，较少或根本没有务农经历。他们不是第二代农 村流动人口，因为他们毕竟不是第一代农村流动人口在外出过程中出生和长大 的，而是界于第一代与第二代之间过渡性的农村流动人口。他们对制度性身份的 认可已在减弱;其中一些人开始试着去认同流入地社会，然而，他们的努力并没 有达到实现对流入地社会社区的认同;同时，他们对家乡的认同感在减弱。他们 对家乡的乡土认同更多是包含着对亲人的感情，但对农村活动缺乏兴趣，对农村 的一些习惯甚至持批评态度。①在解释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流动动因的和行为选 择时，王春光认为他们选择外出务工经商，在考虑赚钱的同时，更考虑把外出务 工作为改变生活状态和追求城市生活方式的一种途径。随着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 的增多，将会有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游离出农村社会体系和城市社会体系。继王春光提出“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概念后，社会学界基于该群体的区别 ①王春光.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的关系〔Jl.社会学研究，2001(3)于其他群体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文化特征，从代际理论出发，主要以年龄作 为划分的标准，将新生代农民工定义为1980年以后出生(16—28岁)，初次 外出务工时间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农民工。

户籍制度改革本身并不复杂，但附加在户籍制度之上的相关社会经济政策以及由此形成的 社会利益分配格局却是错综复杂的。中国新闻网

中国人民大学农村发展研究院教授白南生指出户籍可以改，但是如果认为

所有东西都是户籍惹来的，把户籍一改就解决了是错误的思路。在户籍制度改革 的同时，还要推进其附加制度的改革，因此，参与改革的不仅是公安部门的事，还要劳动与社会保障部门、教育部门、卫生部门、财政部门、房管部门等等与户 籍政策相关的部门一起来改，改革时相互之间相互协调，逐步推进。

二是从农民工教育培训相关责任主体的视角出发来解释农民工教育存在的困难和问题。刘玉辉、李多全认为，目前制约我国农民工培训的首要问题是有关方面对农民工培训重视不够，投入不足，而且政府部门垄断了大部分农民工培训市场，导致我国培训市场总体上专业化、市场化程度低，培训市场比较混乱。并针对这些问题提出了自己的对策与建议:建立和健全多层次的农民工培训体系；完善培训资金投入机制，使政府、企业、农民工和金融机构四方的资金投入相整合；健全和规范农民工培训市场，增强农民工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34雷世平和姜群英认为，地方政府对农民工培训工作的重视程度不够，没能制定农民工教育培训的具体计划以及配套的政策，也没有统筹农民工教育培训的专门机构；农民工培训投入机制也没有建立起来，缺乏政府专项经费和社会捐助，招收农民工的企业也出于利润最大化而削减或不安排培训经费；而培训后的就业服务不到位，培训与就业服务相脱节，“由一种服务关系沦落为一种经济利益关系”。35朱建文指出，农民工在次属劳动力市场超强度工作、超时间劳动的背景下还投入学习是不太可能的，而一些企业为了追求利润最大化，常以农民工缺乏稳定性为由，拒绝对其招用的农民工实施培训，在农民工培训问题上不愿作长期投资3“

陆士祯主编的《中国城市青少年弱势群体现状与社会保护

政策》一书中以专门的章节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青少年弱势群体进行了研究，论 述了国家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制度保护，使青年农民工真正 享受到社会的温暖

以上四个方面是对农民工教育培训研究所做的一个梳理，值得指出的是，大多数研究所涉及到的内容都不局限于其中的某一方面，只是各自研究的出发点有所偏重，其中也不乏深刻的研究和见解。但很多关于农民工教育和培训问题的研究都局限于表面的论事，而很难建立起自己的理论框架。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那样，目前多为社会学者研究农民工现象和问题，他们关注并附带研究他们的再教育问题，却只能蜻蜓点水般点到为止，同时缺乏教育上的理论内涵与深度。43

1.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研究

据农业部统计，我国的农民工数量己达到2.26亿人①，占总人口的六分之一，而新生代农民工又居于绝大多数。对于中国特有的这种“农民工”现象，从上世 纪八十年代我国学界就开始关注。张雨林教授在1984年首次提出“农民工”一 词，之后学术界就掀起了研究农民工的热潮，而且取得了不少的研究成果。著名学者李培林、陆学艺、李强、孙立平、刘怀廉等对农民工就进行了深入 的研究。其著作有《当代中国社会流动》、《农民工与中国社会分层》、《中国新时

期社会发展报告》、《中国农民工问题》等。这些著作从城市学、社会学、经济学、人口学、法学等角度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大量的探讨和研究。这些研究所选取的 角度不同，研究的侧重点也不一样，主要是对农民工的城乡流动模式、社会角色、劳动权益与社会保障、教育与管理等方面进行研究。

这些都是对农民工群体进行的整体研究，对于新生代这一新生的农民工群体 的研究相对来说很少。陆士祯主编的《中国城市青少年弱势群体现状与社会保护 政策》一书中以专门的章节对新生代农民工这一青少年弱势群体进行了研究，论 述了国家必须采取一定的措施对新生代农民工实施制度保护，使青年农民工真正 享受到社会的温暖。学者王春光在《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的社会认同与城乡融合 关系》这一篇文章里首次区分了第一代农民工与新生代农民工，明确了代际差异。刘俊彦在《新生代当代中国青年农民工研究报告》中以新生代外来务工青年发展 状况为主要调查内容，通过和老一代青年农民工的对比研究和代际研究，分析他 们和第一代农民工的差异，总结出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征。然后深入分析其内 心世界，概括出他们对于社会的利益诉求。除此之外，只有极少的几篇论文研究 新生代农民工的心理和思想状况。至于本课题所要探讨的新生代农民工的需要心 httP://，2007-11-10．[2]

第三，农民工促进了城市产业结构调整。廉价劳动力促进了劳动密集型产业的发展，源于20世纪80年代后期的劳动密集产业向沿海地区的转移，实质就是投资资本、当地土地与农民工结合的成果。第四，促进农村产业化，加速农村城市化。部分农民进城后，留守农民人均耕地面积增加，农村土地有了实现规模化、集约化的可能，进而有助于农业现代化水平的提高、生产效益的最大化以及成本的节约，有利于促进农业市场化和产业化的发展，从而逐步实现与城市化的接轨。同时，在外农民所接触的现代生产方式、思维方式、价值理念、新技术、新经验等也可能带动乡镇企业的发展，为农村城市化进一步奠定内部基础。

而农业和农村问题解决的首要问题在于在社会平稳发展过程中实现这一群体的出现在促进城市经济发展的同时，也加速了农村城市化进程，同时为城市居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城乡差距的缩小都做出了巨大贡献。社会转型过程中出现的一个特殊群体，新生代农民工是农民工中的新生力量，代表着农民工市民化的方向，是农民工市民化的希望所在;促进新生代农村流动人口向产业工人和市民转化，无论对于我国的城市化还是对于产业技术结构的提升，都具有战略性意义。5（刘建洲:《农民工阶层的市民化与政治转型》，http新浪博客2007一06一14。）5而在这个具有战略意义的转化过程中，新生代农民工教育问题也显得尤其重要。

在十七大报告中，胡锦涛提出了加快推进以改善民生为重点的社会建设的六大任务，其中一个重要的目标，就是要优先发展教育，建设人力资源强国。而要建设人力资源强国，就不能忽视农民工这个日益庞大而重要的群体的继续教育。农民工教育问题至关重要，忽视了农民工的继续教育和发展，中国建设人力资源强国的目标就难以实现。也有学者认为，关于农民工教育的研究，20世纪80年代已略见雏型，但真正“农民工教育”问题的提出，却是近几年的事情。2004年在珠三角、长三角地区出现的“民工荒”现象，促使人们对农民工问题进行了新的思考，农民工教育也从此被纳入了社会学的视野。尤其是

2006年3月，《国务院关于解决农民工问题的若干意见》指出，做好农民工工作的基本原则是:公平对待、一视同仁;强化服务，完善管理;统筹规划、合理引导;因地制宜、分类指导;立足当前、着眼长远②，为解决农民工问题做出了系统规划。与他们的贡献不对等的是，社会回馈他们的力度仍然不够，接纳他们的程度也不够。他们在思想层面和心理层面的需要并没有引起社会的大力关注。

据统计，新生代农民工已经占据农民工队伍中的大多数，他们对经济社会生活的作用和影响开始显现，并已经成为塑造社会结构尤其是城市社会结构的重要的力量。他们是农民工队伍中最有可能实现市民化的一个群体，他们的未来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他们能否顺利地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角色转变。但是，有诸多的因素影响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如其自身因素的受教育水平不高、社会经验不足，现城市市民的排斥，还有作为社会公共品提供者的政府的管理和服务的局限性.本文在分析上述问题之后，从提高新生代农民工自身素质、缩小市民和农民工之间的距离、提高政府在其市民化过程的作用这三个方面提出了对策和建议，期盼以此来推动新生代农民工市民化的进程

他们处在一个身份认同和自身定位的转型期，已经由一个传统意义上的农民转型成为逐渐脱离土地和农业，独立于城市之中的新的阶层和利益团体。新生代农民工的特点极为鲜明且富于变化，新生代农民工正处在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直至性格及特点最终形成的阶段，他们现今的变化趋势直接决定了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中国主流农民工的属性、特征和境遇状况。在建设全民学习、终身学习的学习型社会的大背景下，新生代农民工意识到知识与技能在职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他们的职业发展意愿强烈，十分渴望学习。相关调查显示，新生代农民工目前最迫切需要了解的知识主要是专业技能知识、法律知识和文化知识。其中，专业技能知识是新生代农民工职业发展、获得更好工作和更高收入的必备条件，对于他们的可持续发展、对于他们的生涯规划具有重大意义。法律知识也是他们迫切需要的。文化知识之所以成为他们迫切需要的知识，是因为社会文明的高速发展、职业发展中激烈的竞争使他们认识到知识的力量，同时由于其当下失去了上学的机会，出于“代偿”的心理，他们则会更加愿意学习文化知识。）X

第五篇：城镇失业人员的概念界定

第一大部分城镇失业人口的界定以及就业特点 一． 城镇失业人员的概念界定：

要注意区分以下概念，1.城镇失业人员：

是指城镇常住人口中一定年龄以上, 有劳动能力, 在调查期间无工作, 当前有就业可能并以某种方式寻找工作的人员。在城镇劳动力调查中对城镇16 岁及以上, 具有劳动能力并同时符合以下各项条件的人员列为失业人员:(1)在调查周内未从事为取得劳动报酬或经营利润的劳动, 也没有处于就业定义中的暂时未工作状态;(2)在某一特定期间内采取了某种方式寻找工作;(3)当前如有工作机会可以在一个特定期间内应聘就业或从事自营职业。

2.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是指有非农业户口, 在一定的劳动年龄内(16 岁以上及男50 岁以下, 女45 岁以下), 有劳动能力, 无业而要求就业, 并在当地就业服务机构进行求职登记的人员。城镇失业率是指城镇失业人员数同城镇从业人员数加城镇失业人员数之比,。

4城镇登记失业率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同城镇单位从业人员数加城镇私营和个体从业人员数加城镇登记失业人员数之比, 计算公式为:

二、城镇失业人口的基本特征：

1.分布面广。我国城镇失业人口及其贫困人口并不象农村贫困人口的分布那样具有明显的集中性特征, 全国各省、区, 从大城市到中小城镇, 都有失业人口及其贫困人口的存在。

2.区域差异明显。由于我国不同省区存在着城镇化水平和发展时间上的差异, 因而散布于城镇人口中的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也必然带有区域差异的特征。一般说来, 城镇化水平高的省区, 这一问题就 相对严重些, 而且受东西部城镇化水平和流动人口流向的影响, 我国城镇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在地域分布上表现出了与农村贫困人口相反的特征, 即东部多、西部少。另一方面, 发展较早的省区和城市, 工业结构往往落后, 新兴产业部门较少, 失业人口明显多于发展较晚的省区和城市, 东北三省失业率高的情况就是一个证明。3.主要来源于国有企业。由于国有企业经营状况不佳, 导致了一些企业破产、减员, 使失业和下岗人员增多。据统计, 1996 年我国国有企业亏损面高达44%，还有1/ 3 的暗亏;全国国有企业负债率已 由1990 年的58%上升到近几年的80%以上, 已有1/ 3 的企业资不抵债。在停产、半停产状态的企业中, 大批职工无活可干, 在下岗职工中, 有的只能领取部分生活费, 有的连生活费也得不到。根据国家统计局统计资料, 90 年代以来国有企业职工人均收入水平及其增长速度都大大低于非公有制企业。因而,国有企业成为失业人口和贫困人口的主要来源。4.增加速度快。由于我国自80 年代中期就把消除贫困的主要精力投入到了广大农村贫困地区,“八七攻坚计划”也是仅仅针对解决农村贫困问题而制定的, 农村扶贫工作取得了明显成效, 农村贫困人 口逐年减少。但与此相反的是, 城镇失业和贫困人口却呈明显的增加态势, 1985 年我国城镇失业人口和失业率分别为239 万和1.8%, 1997 年已分别增加到620 万和3.2%;城镇贫困人口由1000 万左右增加到了3000 多万。随着城镇经济体制和企业用工制度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以及流动人口的增多, 城镇失业和贫困人口仍有可能继续呈增长趋势。

5.文化技术素质较低。在就业竞争日趋激烈的情况下, 文化技术素质低的人口与较高素质的人口相比, 失业和下岗的可能性都要大得多。国家统计局一项抽样调查表明, 在1996 年下岗无业人员中, 初 中文化程度的占57%, 小学占14%, 二者合计占71%;在上海市下岗女工中, 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且无一技之长的占80%以上;按技术水平分, 在失业和下岗人员中的绝大部分都只具有初级技术水平。6.中高年龄者居多。在失业人口中, 中高年龄人口由于年龄偏大, 再就业困难也大得多, 往往也是企业裁员的主要对象。中老年龄职工生活负担较重,因而, 他们的失业和下岗, 往往导致更严重的贫困问题。三．城镇失业人口基本情况

从表1可以看出：

1.我国城镇失业人数基本呈增长势头。20 01到2010年，城镇登记失业人数从681万增加到908万，平均年增长率为3.28%。估算的失业人数从1087万增长到2283万，平均年增长率约为8.54%。2.城镇失业率基本稳定。城镇登记失业率基本保持在4%，变化较小。估算的失业率波动稍大，除了2010年为6.18%外，其余都不超过5%。虽然估算的失业人数远远大于登记失业人数，但由于计算失业率采用的就业人数不同，失业率没有大幅度差异。

从表2可以看出，我国城镇登记失业人数地区分布具有以下特征： 1.不同时间、不同地区的失业规模差异很大。辽宁2002年登记失业人数高达75.6万，而青海2001年仅为2.4万，前者是后者的30多倍（注：由于西藏城镇登记失业数据缺乏，这里不包括西藏，以下相同）。为了较为全面衡量这一时期的地区差异，我们计算了各地区平均失业人数。最多的依然是辽宁，高达55.44万，其次是湖北、山东、湖南、江苏，人数分别为51.09、45.42、40.83和40.67万。这5个地区总数占全国的三分之一。人数最少的仍然是青海，人数仅为3.5万，其次是宁夏、海南、北京和甘肃，人数分别是4.25、4.75、8.25、9.37万。

2.不同地区失业规模变化呈现三种模式。第一种是增长模式，除个别年份外登记失业人数都是增长的。如河北、山西、内蒙古、浙江、安徽、江西、山东、河南、湖北、湖南、广西、海南、云南、甘肃、宁夏、青海、新疆等，其中河北从20 01年的19.5万增加到2010年的35.1万，云南从2001年的8万增加到2010年的15.7万。第二种是下降模式，除个别年份外登记失业人数都是下降的，如辽宁、吉林，其中辽宁从最高的2002年的75.57万下降到2010年的38.9万。第三种是波动模式。如北京、天津、黑龙江、上海、江苏、福建、广东、重庆、四川、贵州、陕西等，其中北京从5.2万增加到10.6万，之后又下降到7.7万。

3.地区差异趋于缩小。从规模差异最大的地区看，20 01年人数最多的辽宁是最少的海南的23倍，2010年人数最多的山东是人数最少的青海的14倍。

第二部分城镇失业人口现状及问题： 一，城镇失业人口现状

1、总量矛盾、结构矛盾与素质矛盾并存。我国劳动力供求的总量矛盾相当突出。就农业而言，我国目前约有从业人员3.2 亿，而我国的耕地面积约19.5 亿亩，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6 亩地。目前，美国、加拿大、法国、德国、澳大利亚等国农业人口不到该国人口总量的5%，而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地面积则高达160 亩—1700 亩之间。假定我国农业劳动力总量不再增长，从近期看，如果按照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10 亩地的标准，将有1.2 亿以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从中期看，如果按照每个农业劳动力平均耕种22.5 亩地的标准(即日本1999 年达到的水平)，将有2.5 亿以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从长期看，如果按照每个劳动力平均耕种50 亩地的标准(即南美洲国家1999 年达到的水平)，将有2.8 亿以上的农业剩余劳动力需要转移。就城镇而言，我国目前每年大约新增就业岗位800 万人，这还不够满足城镇每年新增约1000 万劳动力的求职需要。我国《十五计划纲要》中规定，2001—2005 年每年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约800 万人, 如果再加上尚未实现再就业的失业人员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分流人员，我国城镇今后若干年内每年工作岗位的缺口约在2500 万左右。与此同时，我国劳动力供求中的结构矛盾和素质矛盾也相当突出。在我国现有的7000 万产业工人中，初级工占60%，中级工占35%，高级工、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则明显缺乏。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 年第4 季度调查，全国89 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求人倍率(岗位需求量与求职劳动者的比例)最大的是高级技师，达到2.24:10。目前，我国仅数控机床的操作工就缺60 万人。杭州汽轮机厂需要260 名数控技工，参加了十多场招聘会，月薪提到6000 元，仍然难以招到合适的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也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则因素质和技能水平不能满足岗位要求而失业或难以就业。

2、经济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经济增长率高低与失业率高低存在着替代关系，即高增长往往与低失业相伴，低增长常常与高失业为邻。例如，1999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升为4.2%，失业率则降至4.2%；2003 年美国经济增长率降为3.1%，失业率则升至6.0%。而我国，尽管自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保持了年均9.44%的经济增长速度，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则从1985 年的1.8%跃升到2003 年的4.3%，出现了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局面。根据有关数据(见表1)，2001-2004 年，在9 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国家只有加拿大，而加拿大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2.85%)也只是相对于同期的其它发达国家而言；同样，根据有关数据(见表2)，2001-2004 年，在6 个体制转轨国家中，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是保加利亚，而保加利亚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4.7%)也是相对于同期的其他转轨国家而言，与我国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约8.65%)尚有较大差距。可以认为，我国近年来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上颇为少见。

3、隐性失业与隐性就业并存。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隐性失业人员已“蒸发”了相当一部分，但仍有一部分尚未“蒸发”或有待“蒸发”。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我国的隐性失业主要表现在农村。我国农民就业很不充分，通常使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不过是农村隐性失业者的另一种表达方式。随着入世后竞争的日益加剧，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将继续向纵深发展，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将加速进行。在此情况下，不仅国有单位将有上千万的劳动者由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而且城乡集体 经济特别是农业集体经济中还将有数亿劳动者从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与此同时，我国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隐性就业，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表面上呈分离状态，但实际上劳动者通过市场调节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劳动并取得收入。我国目前的隐性就业人员主要是一部分“失业”人员和提前退休人员。由于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不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内，因而从数量上无法精确统计。但典型调查和直接观察表明，我国城镇隐性就业人员的数量也并非微不足道。由上可见，我国存在的隐性失业掩盖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程度，低估了失业率；而我国同时存在的隐性就业则模糊了失业与就业的界限，“膨胀”了失业率。

4、“务工难”与“民工荒”现象并存。据保守估计，目前我国农村富余劳动力已经达到1.5 亿人，并且至少还有近1/3 的农村劳动力或多或少存在就业不足的问题。根据农业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提供的统计数据，2007 年11 月底全国外出务工农民达1.2 亿人，并且这个数字一直以5%的增幅稳步增长。大批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城务工，而他们中大部分人是没有技能、未经过培训的非熟练工人，就业主要集中于劳动密集型企业及服务业。总体而言，由于劳动力供给大于需求，而且他们提供的劳动可替代性高，不具备特定的就业竞争优势，所以，农民工进城务工面临一定的“务工难”问题。同时，大量农村劳动力涌向城市也为一些进入门槛低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提供了廉价劳动供给。这些企业靠压低工资、减少改善劳动条件的必要投入实现低成本。可以说，在许多地区和企业，所谓的劳动力成本低廉的竞争优势，在很大程度上是挤压了劳动者合理的劳动待遇、基础的生产生活条件和最基本的社会保障而形成的。工资低甚至工资被拖欠、工作条件差，尤其在一些地方工伤事故频繁、福利和社会保障待遇缺失导致我国从2003 年起部分地区、部分行业出现了民工短缺———“民工荒” 现象。可以看出，“民工荒”并不是真的“荒”，我国劳动力供大于求的局面依然存在。“民工荒”是农民工进城务工难，即使找到工作，也因为过低的工资和恶劣的工作条件而无法维持其基本生活的另一种表现形式，是农民工迫于 无奈而选择“失业”的社会怪象。

二． 城镇失业人口的问题

(一)城镇登记失业不断攀升, 城镇真实失业人口数创建国以来之最。我国当前的失业问题集中表现在城镇。根据国家统计公布的数字,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最高的是1952 年(13.2 %)。然而, 当时我国城镇登记的失业人口(过去称待业人口)仅有376.6 万人。1981 年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为3.8 % , 1985 年降至1.8 %。1986 ———1995 年,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在2 %-2.9 %之间徘徊。1996 年, 我国城镇登记失业率达到3 % , 19972005 年每年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约800万人, 实际上恐怕不止此数。如果再加上尚未实现再就业的下岗失业人员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的分流人员, 我国城镇今后若干年内每年工作岗位的缺口约在2500 万左右。与此同时, 我国劳动力供求的结构矛盾和素质矛盾也相当明显。在我国现有的7000 万产业初级工60 % , 中级工占35 % , 高级工、高级管理人员和高级工程技术人员则明显缺乏。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2002 年第4 季度调查,全国89 个城市劳动力市场中求人倍率(岗位需求量与求职劳动者的比例)最大的是高级技师,达到2.24 : 10。目前, 我国仅数控机床的操作工就缺60 万人。杭州汽轮机厂需要260 名数控技工, 参加了十多场招聘会,月薪提到6000 元,还是招不到合适的人。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我国也有相当一部分劳动力则因素质较差而失业或难以就业。例如, 1998-1999 年, 我国约有57 %和54.7 %的城镇下岗职工只有初中以下学历。

(三)“需求瓶颈”、“体制瓶颈”与“观念瓶颈”并存。我国劳动者就业不仅受到“需求瓶颈”的制约, 而且也受到“体制瓶颈”和“观念瓶颈”的制约。我国农民进城打工, 除遇到找工作这一根本关卡之外, 还遇到户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子女入学、购房限制等“体制瓶颈约束”。而“观念瓶颈”对于一部分劳动者的就业影响也显而易见。我国城镇有相当一部分下岗失业人员并不是根本找不到工作, 而是不愿意干苦活儿、累活儿、“伺候人”和收入低的活儿。我国高校毕业生的就业率2002 年约为76 % , 2003年为70 % ,近100 万名大学毕业生暂时未能就业。某些专业的大学生供过于求固然是原因之一, 但基本原因则是相当一部分大学生的择业标准脱离实际。不少大学生的择业标准和实际需要严重错位, 从而出现了“就业难”和“招聘难”并存的尴尬局面。

(四)隐性失业与隐性就业并存。在我国经济体制转轨的过程中, 国家机关和企事业单位的隐性失业人员已“蒸发”了相当一部分, 但仍有一部分尚未“蒸发”或有待“蒸发”。在今后相当长时期内, 我国的隐性失业主要表现在农村。我国农民就业很不充分, 通常使用的农村剩余劳动力概念不过是农村隐性失业者的另一种表达方 式。随着入世后竞争的日益加剧, 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必将继续向纵深发展, 经济增长方式转变也将加速进行, 在此情况下, 不仅国有单位将有上千万的劳动者由隐性失业转化为显性失业, 而且城乡集体经济特别是农业集体经济中还将有数亿劳动者从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 并积极寻找新的工作岗位。与此同时, 我国还存在着一定数量的隐性就业, 即劳动者与生产资料表面上呈分离状态, 但实际上劳动者通过市场调节或多或少地参与社会劳动并取得收入。我国目前的隐性就业人员主要是一部分“下岗”、“失业”人 员和提前退休人员。由于这部分劳动者的就业不在政府的有效管理之内, 因而从数量上无法精确统计。但典型调查和直接观察表明, 我国城镇隐性就业人员的数量也并非微不足道。由上可见,我国存在的隐性失业掩盖了劳动力供过于求的程度, 降低了失业率;而我国同时存在的隐性就业则不仅使隐性就业者多捞了好处, 而且还模糊了失业与就业的界限,“膨胀”了失业率。

(五)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按照传统的经济理论, 经济增长率高低与失业率高低存在着替代关系, 即高增长往往与低失业相伴, 低增长常常与高失业为邻。例如, 美国1993 年经济增长率降为2.2 % , 失业率则升至6.9 %;1999 年而我国, 尽管自上世纪80 年代中期以来保持了年均9.44 %的经济增长速度, 但城镇登记失业率则从1985 年的1.8 %跃升到2002 年的4 % ,城镇的真实失业率目前已高达9 %左右, 出现了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局面。根据有关数据(参 见表1), 1998 —2000 年, 在笔者研究的12 个发达和发展中国家中, 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国家只有法国, 而法国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314 %)也只是相对于同期的其它发达国家而言;同样, 根据有关数据(参见表2), 1998 —2000 年, 在笔者研究的7 个体制转轨国家中,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比较明显的是波兰, 而波兰 的高增长(年均增长约4.3 %)也只是相对于同期的其他转轨国家而言, 与我国同期的年均增长速度(约7.6 %)尚有较大差距。可以认为,我国近年来高增长与高失业并存的现象在当今世界上颇为少见。我国目前正处于工业化中期阶段, 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增长方式转变和经济结构调整, 市场化、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进程, 都为我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提供了巨大的动力和广阔的空间。然而, 经济体制改革和以技术进步为主要支撑的经济增长方式转变, 又使我国 长期存在的人均资源不足、居民消费率低下与劳动力总体素质不高、劳动力总量明显过剩的矛盾凸显出来, 使传统经济体制下严重存在的隐性失业逐渐转化为显性失业。

三、当代中国城镇失业的治理

(一)当代中国城镇失业治理的基本原则

当代中国城镇失业的一个十分严重的消极后果是影响中国的可持续发展, 因此, 当代中国城镇失业的治理要置于可持续发展总的框架之下, 应该说, 这是当代中国城镇失业治理必须遵循的一项基本原 则。同时, 当代中国城镇存在着的失业有相当多数是在我国改革和市场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出现的, 改革中出现的问题需要用改革的方法来解决;市场经济发展过程中衍生的问题需要以市场经济的观念寻求治理对策。.应该说, 这是当代中国城镇失业治理必须遵循的另一项基本原则。只有在遵循上述两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 适当借鉴国外失业治理的有关经验, 并注意处理好效率与公平、就业与经济增长、近期目标与长远目标等几个问题, 才能够找到一条全新的、符合中国国情的、并行之有效的治理城镇失业的思路。当代中国城镇失业所具有的各方面特点决定了其治理实质上是一个制度创新过程, 这其中主要包括失业保险制度以及就业和再就业制度的创新过程。可以说, 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是当代中国城镇失业治理的首要措施, 因为任何有效的失业治理措施都不可能完全消灭失业, 而唯有完善的失业保险制度才能保证失业人口基本生活的需要, 尤其是对于像中国这样失业保险制度几乎从零开始、且又处于初步的市场经济条件下的国家来说更应如此。

这里还必须指出的是, 当代中国城镇失业的治理从总体上来说要依赖于我国经济的发展特别是经济的持续发展, 因为无论是失业保险制度的完善, 还是就业、再就业制度的建设, 都离不开经济的发展和持续发展。唯有经济的发展和持续发展, 才能为国家、企业和个人创造更多的财富, 从而保证失业保险制度在国家、企业和个人的共同参予和支持下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唯有经济的发展和持续发展, 才能使社会和个人积累大量的资金用于投资, 从而为就业和再就业制度建设奠定必要的基础。(二)建立和完善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

目前, 中国的失业保险从无到有、从不规范到相对规范, 并通过各地的积极努力, 在一定程度上对中国近年来市场化进程中的失业起到了"减震器” 的作用, 或设置了一层”安全网”。但毋庸讳言, 中国现有的失业保险制度存在的问题是明显的, 改进是必要的, 这突出表现在失业保险的保障范围以及资金筹措、运用等方面.以上在分析中国失业保险现存问题的同时, 也指出了建立和完善中国失业保险制度需要重点改进的工作和努力的方向。目前, 中国正在建立市场经济体制, 这就要求, 建立和完善失业保险制度要以适 应市场经济作为基本原则。在此基础上, 还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寻找突破口。

首先, 确立新的失业保险观念。目前, 中国建立的失业保险制度基本还是一种国家和企业保险的形式, 其结果造成部分职工对国家和企业的高度依赖性以及对社会风险的低承受能力。这种高度依赖国 家和企业的风险观念显然是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社会失业保险制度的重要阻碍因素。要改变人们这种风险观念, 确立新的失业保险观念, 一方面要在舆论上强化失业风险是社会风险的宣传力度, 增强人们对失业风险的心理承受能力;另一方面要在失业保险制度的实际操作上强化个人的参与, 体现失业风险大交纳失业保险费多的原则。其次, 理顺失业保险的管理体制。失业保险的管理体制是失业保险制度运作的载体。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失业保险制度要求其管理体制应具有统一性和高效性的特点。发达市场经济国家失业保险制度的经验告诉我们: 高效、统一的失业保险管理体制可以是多种形式, 如美国、英国、日本等的政府直接管理形式;德国、法国、意大利等的自治机构管理形式等。但具体到中国, 采用在政府的监督或间接管理下由自治机构进行直接管理的形式,与中国 的国情更相符。采用自治机构管理的形式, 就是要求由劳动者、企业、政府三方共同组成有关机构, 进行合作式的管理。实质上就是要建立适应市场经济要求的具体经办失业保险业务的、非营利性的、相对独立的单位。

最后, 加强失业保险的法制建设。到目前为止,国务院颁布的两部失业保险方面的法规是行政性法规, 这也只是中国失业保险法制建设的一个雏形。不可否认, 两部法规实施以来, 对于建立中国的失业保险制度和促进市场经济的发展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其表现出来的缺陷和各地在执行过程中暴露出来的失业保险费收缴难、资金挪用严重、管理费用过高、救济金发放不合理等问题, 要求加强失业保险的法制建设刻不容缓。加强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中国失业保险法制建设要特别注意这样几点: 一是要在宪法中增补失业保险方面的条款, 以增强失业保险法制建设的权威性;二是国家权力机关要尽快制定和通过“失业保险法”及其配套法律, 以维护失业保险法律的真正效力;三是要明确和制定有关法律责任和处罚条 款, 以发挥失业保险法律的震慑力。(三)就业和再就业制度建设的对策思路

当代中国城镇失业治理中的就业和再就业制度建设的对策思路概括起来, 可以包括以下几个方面。其一, 就国家来说, 要加强失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工作, 组织和实施其制度建设, 并逐步将促进失 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列为一项基本国策;作为其实际实施内容,要采取行之有效的措施和手段, 增加就业岗位, 促进失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失业人口就业和再就业的关键问题是就业岗位的增加国家在这方面所能做的工作和所能起的作用是多方面的。在当代中国的实际情况下, 国家至少在以下两方面可以大有可为: 一是鼓励社会闲散资金用于投资, 扩大就业岗位。目前, 中国居民在银行的个人储蓄和手持现金数额十分庞大, 国家可以采取不同的优惠政策和宣传手段促使这部分资金用于投资, 即鼓励人们办 私厂(个人办厂)和办公厂(集体办厂)。显然, 这对于增加就业岗位和促进失业人口的就业会大有益处。二是发展劳务输出,以减轻国内就业压力, 为失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提供一定的空间。目前, 我国劳务输出的潜力十分巨大。也可以说, 我国劳务输出在促进失业人口就业和再就业方面会有所作为。其二, 从全局来看, 要加快政府对劳动力市场的规划、立法、管理等宏观调控, 推动劳动力市场的形成和完善;具体来说, 要加强就业介绍和信息咨询工作, 向失业人口提供各种就业信息以及推荐失业人口就业。对于失业人口来说, 最为关键的问题是要尽快就业或再就业。这样, 各种有助于他们寻找工作的就业信息和就业推荐工作就显得十分重要。为此,两方面工作亟待要做: 1.建立劳动力供求信息中心。信息中心要从制度上保证求职人员和用人单位按实情登记, 并配备专职的、懂业务的工作人员, 以确保劳动力供求信息的准确性、权威性。目前, 中国城镇这方面的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 2.建立和健全职业介绍机构。职业介绍机构可以在劳动力供求信息中心的基础上建立, 也可以由政府部门、社会团体甚至私人单独建立。当代中国城镇职业介绍机构已初具规模, 在介绍失业人口就业方面已发挥了一定的作用。而相对于当代数量庞大的失业而言, 职 业介绍机构无论在数量上还是在发挥作用上还远远不够。其三, 从总体上来说, 要发展全民族的教育, 尤其是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提高全体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术水平;作为其具体措施之一, 是要开展对失业人口的培训, 让其更新观念、更新知识、更新技能, 以适应市场经济发展的需要。当代中国城镇大量存在的下岗的失业有相当多数属于结构性失业。显然, 这与劳动者的科技素质尤其是职业技术水平的欠缺有一定的关系。因此, 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 提高劳动者的科技素质和职业技术水平, 对于减少失业尤其是技术进步造成的结构性失业的存在, 意义重大。

其四, 从宏观社会来说, 要实行渐近的失业政策, 控制非公开性失业公开化的步伐, 使非公开性失业的公开化分步进行;从微观企业来说, 要通过发展新产业、新产品、新业务, 强化企业自身消化非公开性失业的能力。渐近的失业政策就是要使非公开性失业的公开 化分步进行: 第一步, 把竞争机制引入企业内部, 通过优化组合, 形成企业内部的失业, 并由企业尽可能地自我消化这些失业;第二步, 把企业消化后剩下的失业逐步导向社会, 由社会的失业容纳机制加以接收, 从而变非公开性失业为公开性失业。

其五, 从政府角度而言, 要采取一系列有效措施和实施优惠政策, 帮助和鼓励失业人口实现不同方式的就业;就失业者个人而言, 要转变就业观点, 树立大就业的思想。目前, 就失业者这方面而言, 有相当多数人在就业方面还存在着不同形式的误区: 如只看重铁饭碗 , 只青睐国有单位, 唯城镇就业才算就业, 光依赖国家安置, 拒绝从事累一点、苦一点、脏一点、差一点的工作, 等等。显然, 失业者努力排除自己在就业方面的各种误区, 转变就业观念, 树立大就业的思想, 已成为自己尽快摆脱失业状态的重要因素。其六, 就全部失业人口而言, 要立足于发展, 依靠经济和社会的全面发展来解决失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对于各种形式和不同特征的失业人口来说, 要贯彻区别对待、分类指导的方针, 采取不同的措施来解决不同的失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和失业人口不同的就业和再就业问题。就全部失业人口而言, 要立足于发展, 唯有发展才能扩大社会就业容量, 实现失业人口的就业和再就业, 最终从根本上解决失业人口的就业问题。当然, 这里的发展也涉及到结构性问题, 那就是, 要针对当代中国劳动力丰富和失业较多的实际情况, 多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如第三产业等;同时对于吸纳劳动力已经卓有成效的乡镇企业、三资企业、外资企业等的发展也要一如既往地给予支持。此外, 对于中小企业在吸纳劳动力和解决失业人口就业方面的作用也不应忽视。

不同形式的失业人口有着自己不同的特征, 因而他们面临的问题和所应采取的就业和再就业对策也应有所不同。对于待业青年, 由于他们的文化程度较高, 未婚者占据了绝大多数, 且家庭负担不重, 这样, 就业和再就业对策中应更多地强调帮助他们排除就业中可能存在的误区, 树立新的就业观念,并重点发挥市场化配置在就业促进中的作用;对于下岗的失业人口来说, 鉴于他们当中女性较多, 年龄相对较大, 文化程度较低, 绝大多数人又是处于上有老、下有小的境地, 生活负担繁重, 就业和再就业对策中应主要强调国家和社会的帮、扶责任, 即要帮助和扶持他们实现不同形式的就业。

关于失业的治理政策, 大致上可以分为两大类: 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和被动的失业治理政策。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是事前的预防, 即如何采取有效措施预防失业的发生。被动的失业治理政策是事后的补救, 即通过事后的失业保障和失业救济, 使失业者能维持一个起码的生活水准, 这样既注重了效率, 又维护了社会公平。这里仅谈谈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

主动的失业治理政策是建立在上述对失业成因的理论分析基础上的, 既然失业是由上述原因造成的, 那么我们就可以针对产生失业的原因, 采取一定的政策措施来促进就业的增长, 抑制失业人数的加大。

(一)加强宣传教育, 转变择业观念, 是治理失业问题的思想基础 长期计划经济体制下形成的择业观, 严重影响了失业问题的解决。因此, 要加强宣传教育, 通过各种宣传方式, 尽快帮助失业人员认识形势, 面对现实, 而不要怨天尤人, 悲观失望, 帮助失业人员提高思想认识, 这是治理失业问题的思想基础。第一, 要认识到市场经济条件下, 失业是不可避免的, 失业具有必然性和长期性。所有的市场经济国家都存在失业现象, 只是失业率有高有低, 我国正逐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 当然也不例外。

第二, 要认识到市场配置劳动力资源的特征就是流动, 要学会在流动中寻找机会。这样, 可以激发劳动者更新知识、提高自身素质的积极性。

第三，要认识到劳动力过剩是相对的, 就业机会是永存的。当前的就业问题, 既有总量问题, 也有结构问题, 还有许多新的就业领域有待进一步开拓。

(二)大力发展教育和培训, 尤其是要发展职业技术教育, 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术水平我们知道, 加强职业技术培训, 提高劳动者的技能, 已经成为世界上许多国家反失业措施中的重要 一项。大力发展教育尤其是职业技术教育, 提高劳动者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职业技术水平, 对于减少失业人口特别是技术进步造成的结构性失业人口, 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为了使我国的职业培训更加有效, 我们需要建立一种体系完备、运作规范高效的新型培训制度。首先, 我们应该树立起终身教育观念, 制定职业培训的长期规划, 并以法律法规形式给予相应的制度保证, 使职工培训经常化、制度化。其次, 根据当前就业形势的需要, 现阶段的重点应放在劳动预备制的建立完善以及再就业培训的发展上。国内外实践表明, 再就业培训是一种积极的劳动市场政策, 能有效解决失业人员的再就业问题, 而且, 这要比单纯向失业人员发放失业救济金和生活补助等措施积极得多。因此, 国家应该从失业救济金中拿出一部分用 于失业人员的就业转岗培训, 使失业救济和促进就业结合起来。第三, 积极开辟培训资金的筹措渠道,增加人力投资, 扩大职业培训范围, 在资金上保证培训的长期化和制度化。

(三)保持经济的适度快速增长, 并把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协调起来从理论上讲, 在技术条件变化不大的情况下, 一定的劳动力投入与相应的资本结合, 会推动经济按一定的速度增长;反过来, 一定速度的经济增长需要一定数量的劳动投入, 即创造一定的就业机会。一般说来, 失业率与经济增长率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近年来, 我国经济增长过程中呈现出就业增长下降的趋势, 表明我国经济增长的就业吸纳能力在下降, 经济增长对扩大就业机会的作用越来越有限。这就要求我们不能片面强调经济增长对就业增加的作用, 还必须注重经济增长模式的选择, 将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协调起来。从现阶段看, 模式的选择优于速度的选择, 只有适当的经济增长模式下的经济增长速度, 才能实现经济增长与就业增长的良性循 环。我国的比较优势和严峻的就业形势, 决定了我国应该选择创造就业的增长模式。我们应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生产, 包括发展中小企业, 发展第三产业, 发展个体私营经济, 制定促进其发展的有关政策, 并进一步开放服务业市场, 积极吸引外资, 创造更多就业机会。发挥我国劳动力成本低的优势, 鼓励劳动密集型产品出口, 狠抓资源利用效率, 用有限的资源吸收更多的劳动。

(四)加大经济结构调整力度, 增加就业岗位经济结构不合理是我国经济运行过程中面临的深层矛盾和问题, 它不仅是制约经济增长、国有企业效益下滑的主要原因, 也是导致产生大量失业人员 的重要原因。因此, 要为失业人员创造良好的再就业环境, 必须加大结构调整力度, 争取在结构调整方面取得突破性进展。首先, 从所有制结构来讲, 要采取积极鼓励的政策, 扶持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的发展, 提高其吸纳劳动力的能力。

其次, 从产业结构上讲, 在调整、改造加工产业,推进基础产业的同时, 要大力发展第三产业, 特别是劳动密集型的第三产业。当然, 我们强调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的重要性, 并不是不发展高技术密集型产业。事实上, 从长期来看, 新科技革命所创造的就业岗位要比它所排挤的就业人数多得多, 同时, 为了缩小我国同先进国家在高科技领域的差距, 也迫切需要发展高新科技产业。第三, 从企业结构上讲, 要在深化国有大型企业改革、造就一批具有强大市场竞争能力的企业集团的同时, 积极扶持中小企业的发展。大企业与中小企业具有不同的功能: 大企业主要解决一个国家的科技、财政、经济、国防等问题, 要使一个国家在全球经济中具有竞争力, 大企业数量要少, 技术要高, 资产规模要大;中小企业则主要承担解决广大劳动者就业的任务, 通过广泛的就业实现社会的公平分配,人民生活的稳定提高, 中小企业数量要多, 要劳动密 集, 资产规模要小。

(五)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 完善就业服务体系建立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劳动力市场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客观要求。劳动力市场越规范, 越透明, 交流越活跃, 越有利于各种劳动力参与 公开、公平和有序的竞争, 有利于调节劳动供求, 促进劳动就业。我国当前劳动力市场还很不健全, 政府必须加大力度清除那些分割市场的因素, 创造一种面向全体城乡人员和劳动力的平等竞争的劳动市场。这样的市场, 既可为失业人员创造平等竞争的求职机会, 又会对下岗职工形成就业竞争的外部压力, 迫使他们转变就业观念, 积极面向市场自谋职业。同时也为用人单位择优聘用人才创造条件, 有利于创造劳动需求。建设劳动力市场, 要加强和完善职业介绍服务网络, 加强职业指导和转业转岗培训, 减少因信息不畅而造成的再就业困难。中等以上城市要加快实现市级劳动力供求信息计算机联网, 并积极推动区域内、区域间乃至全国统一信息网络的建设, 提高劳动力市场的运作效率。

[ 1战略层次对策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就业岗位增加要优先于社会收入水平的提高。将“就业优先” 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战略目标，有利于增加经济增长中的就业机会；有利于增加劳动者的收入，提高消费者的心理预期水平，增加消费，从而促进经济增长；有利于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的国情和劳动力廉价的比较优势，从而更多地通过对人力资源的开发和利用以求实现资源的替代和社会财富的增加改革开放初期，经济每增长一个百分点会带动约0.4%的就业增长，但到了2000 年，这一拉动作用降低到仅有0.1%。经济增长对就业的拉动作用已经相对较小，属于“高经济增长、高资本投入、低就业增长”类型。反过来也说明，高经济增长、高资本投入并不一定就能解决中国的就业问题。使经济增长真正成为连续性创造就业的过程，即在保持目前较高经济增长率和资本投入增长率的前提条件下，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其经济学含义就是提高就业增长弹性系数。既避免经济发展的大起大落，保持宏观经济稳定，又能够有 效控制和降低目前的高失业率。宏观经济政策

近年来，人们逐步认识到结构性矛盾是造成中国经济梗阻和失业的主要原因，据此，从调整经济结构入手，保障经济健康发展，能够帮助我们寻找缓和失业的对策。

1、调整产业结构，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目前，我国正处于实现信息化和工业化的进程之中，涌现出了大量的技术密集型，资本密集型企业，然而，依照我国当前的国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企业也存在其现实的必要性。通过发展一批劳动密集型企业，既可以发挥我国劳动力资源丰富，劳动力价格低廉的优势，又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减轻就业负担。大力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特别是大力发展第三产业是解决我国失业问题的一个重要途径。2007 年，中国经济总体就业弹性为0.16。英国科学家克拉克在威廉-配第的基础上，深入分析研究就业人口在三次产业中分布结构的变动趋势后，得出了关于产业结构与劳动力分布关系的演变规律，即配第-克拉克定理。其主要结论是，随着经济的发展和人均国民收入水平的提高，劳动力首先由第一产业向第二产业移动；当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进一步提高时，劳动力便由第二产业向第三产业移动。劳动力在产业间的分布状况为：第一产业将减少，第二、三产业将增加。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高的国家，农业劳动力在全部劳动力中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小，而第二、三产业中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来说越大；反之，人均国民收入水平越低的国家，农业劳动力所占的比重相对越大，而第二、三次产业劳动力所占比重相对越小。

2、调整所有制结构，发展非公有经济。由于国有企业已成为劳动力净流出部门，面对社会增加就业的要求是无能为力的。因而，在确保公有经济为主体、国有经济为主导的前提下，大力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对于缓解就业压力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一般而言，非国有经济具有劳动密集型特点，最具就业吸纳 潜力。从2006 年一季度到2007 年第三季度连续七个季度的数据显示，私营及个体企业和股份制企业的用人需求一直保持在53%以上，并呈现不断上升的态势。因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必将创造出大量的就业机会，从而减轻城镇失业。

3、调整城乡结构，促进农村经济发展。1985 年以后，日益拉大的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迫使农民纷纷外出谋生，形成规模越来越大的“民工潮”，严重冲击着城市劳动力市场，而要减轻农村的就业压力，就必须抓好“三农”问题。在国民经济发展中，切实体现农业的基础地位，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改善农业生产条件，促进农村经济的大力发展，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这样做，可在伸展农民就业链的同时，依赖农村购买力的提高来扩大城市就业。在推动农村经济的发展中，把乡镇企业的改组和小城镇建设有机结合尤为重要。前者是带动农业产业化，增加农民收入的龙头，后者是加快第三产业发展从而增强整体经济吸纳劳动力的重要方式。小城镇接近于农村，乡镇企业集中在小城镇，农民可就近转入小城镇，这样既可降低农村劳动力转移的成本与风险，又可减轻他们与城市职工就业竞争所引起的各种矛盾。制度创新对策

1、统计城镇真实失业率。一个国家或地区宏观经济有三个最重要的评价指标：一是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率；二是通货膨胀率；三是失业率。这三大指标被称之为该国或地区经济发展的“晴雨表”，也是政府选择正确的宏观经济目标和确定适宜的经济政策最重要的依据。如果上述统计信息失真，将直接影响该国或地区的 经济发展决策。迄今为止，国家统计局按国际惯例统计，并按月、季度、定期公布，而后一个指标定义为“城镇登记失业率”，大大低于真实失业率。一方面，城镇登记失业率在世界上属于较低的失业率水平；另一方面，城镇的失业问题日益突出、日益公开化。为此，建议按照国际通用的统计指标来定义我国城镇失业人口，各级统计局应每月、每季度、每年公布全国及各地区失业人数、真实失业率以及新增就业人数。

2、加强劳动力市场建设。劳动力市场的不完善，也是失业产生的重要原因。劳动力市场本身不能增加就业，但可以为劳动力的供求双方提供信息和接触的机会，从而缩短劳动者滞留在劳动力市场中的时间。因此，政府应该不断完善和增加各类就业介绍机构，为劳动的供求双方提供迅速、准确而完全的信息，从而有效减少失业。此外，我国劳动力市场目前面临着双重分割，这是人力资源开发中面临的最大挑战。劳动力市场的第一重分割是城乡之间的分割。第二重分割是人才市场和劳动力市场的分割，这一分割通过把人分成不同身份而拒其于特定的市场之外。例如文化程度较低并主要从事体力劳动的人，找工作主要依赖劳动力市场；而文化程度较高、具有干部身份或具有一定技术职称的人则被归入人才市场。劳动力市场的这种分割是我国特有的现象。从市场资源配置的角度看，这种划分造成了效率的损失。无论是从事体力劳动、脑力劳动还是从事 管理工作的人，所提供的都是服务和劳动都创造价值，不能因为劳动形式不一样，就被拒之于某一个市场之外。这种划分既不科学，也不合理，容易产生一些问题。消除劳动力市场的多重分割，形成一个更加整合的劳动力市场必将更加有效地配置劳动力资源，从而将进一步推动经济和社会的繁荣发展。

3、完善社会失业保险。作为一种改革的代价，失业所引发的后果不应该由失业者独自承担，而应由政府，改革收益者以及富人阶层共同承担。当前我国正在实行的失业保险制度建于1986 年，经过近20 年的发展，虽已取得了长足的进步，但仍存在着诸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针对现存的问题，如何有效扩大覆盖面，增加集资渠道，明确失业保障金给付标准和期限，以及提高失业保险费比例等工作成为了当务之急。

此外，在我国经济转轨过程中，社会保障的所有制失衡，是形成失业者“再就业公有制偏好”的主要原因，并阻碍了城市再就业率的提高。为此，需要加快新型社会保障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实现公有与非公有经济部门在社会保障上的统一；规范市场化的商业保险体系，使其成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必要补充，为减轻失业压力服务。

四相关政策的效果及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