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辩证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共5篇）

第一篇：中国古代辩证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中国古代辩证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本文作者：肖茜熔 朱方长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源远流长,丰富多彩。自先秦以来,中国古代辩证法就有了儒家辩证法、道家辩证法、兵家辩证法三大传统流派,而它们的经典代表作分别是《周易》和《论语》、《道德经》和《庄子》、《孙子兵法》。在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的各个组成部分中,都留下了中国古代辩证法对其影响的痕迹：改造“求实”的学风,进而形成了实事求是的马克思主义唯物论;改造传统的知、行学说,创立了以实践为基础的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改造阴阳学说,形成了以矛盾规律为核心的唯物主义辩证法。本文主要阐述儒道两家辩证法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一、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特点

早在三千多年前殷周时期,即在欧洲最早的古希腊哲学出现前半个世纪,就产生了哲学思想的萌芽,我国的哲学约与古希腊哲学同时进入它的繁盛时期,哲学各领域中的主要命题和基本概念大部分已被提出,产生了许多光辉的唯物论、认识论、辩证法和逻辑学思想,而当时产生的中国古代辩证法的特点,是具有朴素的辩证法思想。

在殷周之际《周易》这部充满朴素辩证法思想的著作问世,提出：“一阴一阳之谓道。”《论语》中关于名与事、文与至、言与行的关系的辩证法观点;《老子》书中关于“反者道之动”、“大成若缺”、“福祸相倚”的学说;战国的《易传》中阴阳刚柔的思想;荀况的“天人相分”和王与霸、礼与法的思想;韩非子的矛与盾,君臣以计相合的思想;宋代张载关于“两一”的学说;王夫之关于对立两端的统一关系的学说,等等,形成了一个辩证法思想的优良传统。［1］

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比较起来,具有鲜明的特点：首先,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发展和古代唯物主义哲学一样,是在古代漫长的封建社会里产生形成的,源远流长,历史悠久。其次,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用整体的观点来看待事物。它把客观事物看作是一个完整的整体,而事物各个部分和整体之间以及事物的各个部分彼此之间,都有密切联系;牵动一部分,就要带动和影响其余各个部分及整体。从这点出发,中国古代的辩证法思想要求用联系的观点和全面的观点看待事物的内部包含着的矛盾,既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这相互对立的两个方面,即相互联系,又相互斗争,推动事物的发展。这是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另一个长处和优点。综上所述三个方面的优点与长处,使得我国古代辩证法思想和马克思主义唯物主义辩证法有着内在本质的联系,有许多共同点,有着一脉相承的关系。［2］由此看来,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某些概念、范畴和命题和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和命题在本质上是相同的,只是在表述的形式上有所不同。在这种情况下,把古代朴素辩证法的概念、范畴和命题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结合起来,使两者融为一体,就使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具有了中华民族气息,做到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中国化,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就是在中国古代朴素辩证法影响下的马克思哲学中国化的产物。

二、中国古代辩证法的思想内容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影响

毛泽东哲学思想,就其根本的理论内容和世界观体系来说,不是从继承与改造中国自身的哲学遗产而来的,而是从马克思列宁主义中学习而来的,它的直接理论来源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它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中国的继承和发展,是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经验的最一般的理论概括。但是,这并不是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存在和发展可以离开中国自身固有的哲学传统。毛泽东同志曾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和我国的具体特点相结合并通过一定民族形式才能实现。”［3］毛泽东哲学思想作为在中国土壤上产生和形成的科学的哲学学说,作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继承和发展,它不可能离开中国固有的哲学传统,不能不带有中国的民族色彩。

（一）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与毛泽东的矛盾论

毛泽东从小接受儒学的熏陶,《周易》则是儒学典籍“四书五经”中的“五经”之一,是国学教育的必读书,因而《周易》不能不对毛泽东产生影响。事实上,直到毛泽东成为我党的领导人之后,他还经常引用《周易》中《易传》的语句,如：“乾坤或几乎息矣”、“一阴一阳之谓道”,《周易》的核心范畴正是阴阳,因此,毛泽东也熟谙“阴阳变化之道”。《道德经》对毛泽东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在《矛盾论》中,毛泽东还引用“相反相成”来说明矛盾双方既相互依赖又相互排斥的道理。在《哲学批注集》中,他引用“反者道之动”来说明军队运动战中的以退为进;用“祸兮,福之所倚;福兮,祸之所伏”来说明矛盾双方的相互依赖、相互转换。［4］

《易传》讲：“一阴一阳之谓道。”意思是说阴阳之间的对立统一关系就构成了形而上之道或宇宙的根本规律。毛泽东受其启发,抓住阴阳之间的对立关系,将上述命题改造成马克思主义的两点论。他说：“中国古人讲,„一阴一阳之谓道‟。不能只有阴没有阳,或只有阳没有阴,这是古代的两点论。”明确把阴阳关系规定为两点论,阴阳就是矛盾双方,缺一不可,少了一方就不再成为矛盾,也就没有世界。由此看来《易传》中这个古代辩证法的命题,对毛泽东哲学思想两点论的现代哲学命题的形成影响深远。

“一分为二”是中国辩证法中的一个基本命题。《老子》讲的“道生一、一生二”［5］和《易传》“太极生两仪”都蕴含了“一分为二”的基本思想,道或太极分解为阴阳二气,阴阳二气相互作用,由此生成万物。朱熹把“阴中有阳,阳中有阴”归结为“一分为

二、节节如此”,“一分为二”因而成为对立面无往而不在的代称。［6］老子集前人的思想资料和他本人对社会实践的观察,还提出了诸如有无、难易、长短、高下、音声、前后、美丑、损益、刚柔、强弱、福祸、荣辱、轻重等一系列对立统一的概念。《老子》通过这些客观存在的对立现象,提出矛盾的普遍性,认识到这些对立面的相互作用,推动了事物的变化,即所谓：“反者道之动。”受其影响,毛泽东根据列宁在《谈谈辩证法问题》中讲的“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着的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的论述,把对立统一规律通俗地表述“一分为二”,他说：“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的现象,这就是辩证法。”［7］

（二）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与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

《实践论》是毛泽东哲学认识论的代表作,他在文章中说：“通过实践而发现真理,又通过实践而证实真理和发展真理。从感性认识而能动地发展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而能动地指导革命实践,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全部认识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他从认识的源泉、动力、目的、检验标准的各个角度,全面论证了实践在认识中的地位和作用,并画龙点睛地指出：“这就是辩证唯物论的知行观。”［8］这很明显地说明中国传统知行观的辩证思想对毛泽东的实践认识论产生了极为深刻的影响。

1950年《实践论》公开发表,毛泽东在完成《实践论》之前,对中国古代知行观进行过全面的总结,特别是王夫之的“行先知后”的理论。因此,他在《实践论》的大标题下,加上“辨论认识和实践的关系——知和行的关系”作为副标题,指明了《实践论》与传统知行观的直接的联系。《实践论》中的知行观深受中国古代传统知行观的影响,但它高于以往任何知行学说,包括王夫之的“行先知后”说在内。正如《实践论》开头所强调的：“马克思以前的唯物,离开人为社会性,离开人的历史发展,去观察认识问题。”这就是对传统知行观的真实写照。

中国哲学史上较早就在探讨知和行的问题。春秋时期,孔子说：“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但同时又强调,少数上等智慧的人是“生而知之者”。不难看出,在孔子那里,知和行的关系是矛盾的。一方面,孔子肯定自己是“非生而知之者”,另一方面,又说有人是“生而知之”,不需要行动、实践就能够获得知识。这说明孔子没有也无法解决知和行的关系问题,他能做的就是在知和行的两极上不停地摇摆,并最终因为他肯定“生而知之”而倒向唯心主义。孟子发挥了“生而知之”的观点,提出：“人之所以不学而能者,其良能也;所以不虑而知者,其良知也。”［9］人天生就有良知、良能,不需要实践,就可以认识某些事物。它从根本上否定了实践在认识过程中的基础性作用,因此,孟子所谓的“不学而能”的知行观本质上是一种主观唯心主义的知行观。荀子较早提出了不同的见解,认为：“不登高山,不知天之高也;不临深溪,不知地之厚也;不闻先王之遗言,不知学问之大也。”［10］很明显,在知和行的关系上荀子是赞同先行后知的。通过阐述只有通过实践,人才能获得关于客观世界的知识,荀子肯定了行或实践是认识的源泉,具有鲜明的唯物主义倾向。后来的王夫之也有相似的行先知后的认识。王夫之说：“由行而行则知之。”概括起来说,这些先辈们论述知和行时,要么是趋向唯心主义,要么在坚持唯物主义时,没有把知和行作为对立统一的范畴,辩证地论述在实践基础上知和行的对立统一的关系。另外,他们对实践的理解也没有达到辩证唯物主义的高度。毛泽东由于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指导,这就使他能在唯物辩证地理解实践的基础上批判继承前人的观点。首先,毛泽东接受了荀子等人的观点,认为：“一切知识,离开了生产活动是不能得到的。”人只能先行而后知,很好地坚持了唯物主义观点。其次,他又说：“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具体的历史的统一。”［11］这又体现了他在知行观上具有的丰富的辩证法思想,因而突破了前人,表现了知和行关系的真谛。

三、结语

中国古代辩证法思想的精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一个内容。它潜移默化地渗透在毛泽东的文章、讲话之中,成为风趣形象、通俗易懂的毛泽东思想的一个特点。毛泽东对古代辩证法从思想内容到语言形式都进行了积极的批判吸收,使之在诠释和宣传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中发挥了巨大作用,这既是毛泽东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光大发扬,又是中国共产党人深入、科学地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极为重要的成果。参考文献：

［1］胡适.中国古代哲学史［M］.安徽教育出版社,2006.［2］雍涛.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3］［8］［11］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一、二、三、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4］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毛泽东哲学批注集［C］.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8.［5］［春秋］李耳.老子［M］.长沙：岳麓书社,####.［6］朱熹注.周易本义［M］.北京中国书店,1994.［7］薛广洲.毛泽东与中西哲学融合［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4.［9］［战国］孟轲.孟子［M］.西安：陕西旅游出版社,2003.［10］［战国］荀卿.荀子［M］.北京：蓝天出版社,1998.

第二篇：学习毛泽东的哲学思想

41毛泽东思想是我们进步的阶梯

——读《毛选》第二卷《中国共产党在民主战争中的地位》有感

背景：

这份报告是毛泽东在中共第六届中国委员会扩大的第六次全体会议上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的一部分。本次会议批准了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政治局的路线，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毛泽东在报告中提出“中共在民主战争中的地位”这一问题，便是为的使全党同志明确地知道并认真的负起中共领导抗日战争的重大历史责任。

在演讲中，首先，毛泽东指出：前途是光明的，而道路是曲折的。同时，他提出了中共在民主战争中处于何种地位的这一问题。为说明这一问题，他共用了十三点来论述。

第一点，在“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一文中，毛泽东驳斥了某些人说中共抛弃了国际主义的言论。他从日德与中国的不同国情出发，系统地阐述了爱国主义是有历史条件的。日本侵略者和希特勒的“爱国主义”，是中共坚决反对的。而中共的爱国主义则是很好地与和平的国际主义相结合的，都是为了获得世界和平，中共党人并没有违背国际主义。我认为这对消除党内的思想包袱有很大的意义，也比较好的破坏了某些别有用心的人企图分裂中共的意图。

第二点，在“共产党在民主战争中的模范作用”一文中，毛泽东说到中共党员在民主战争中应该起到模范带头作用，应该努力成为各项工作完成的模范，应该团结一切可以能够团结的力量。同时，他还提出了共产党人要和群众一起学习的要求。我认为这也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这不但可以提高党员的工作热情，还可以取得民众的支持。中共以此为凭，方可以战胜困难，战胜敌人。

第三点，于“团结全民族和反对民族中的奸细分子”中，毛泽东提出了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的观点，同时提醒党员要防范奸细分子的混入。这也是对全体党员提出了一个警告。

第四点，“扩大共产党和防止奸细混入”一文中，毛泽东说到，为了达到打倒敌人、建设新中国的目标，中共就需要扩大自己的组织，吸收工人、农民和青年知识分子入党，但同时，也必须要防止奸细的混入。我认为这是十分正确的思路。首先，为了实现我党的各项目标，扩大党组织是必须的。但如果让奸细混入，却反而得不偿失。只有保持足够的警惕性，才能够稳步的实现我党的宏伟目标。

第五，“坚持统一战线和坚持党的独立性”。在本文中，毛泽东先是说到了坚持统一战线对取得抗战胜利的重要性，但他同时说到，保持我党在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独立性又是必须的。这一点显然是提的比较及时的。首先，光靠一党之力，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难以取得抗战的胜利。但一旦二者联合起来，蒋介石却又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削弱中共的实力。只有一边与之联合，一边又保持相对独立，才能使中共得到最大限度的发展，不至于成为蒋介石的傀儡。

第六，“照顾全局，照顾多数及和同盟者一道工作”。在本文中，毛泽东提出了中共党员要学会以局部需要服从全局的需要，以全局的观念来看待问题，决不可脱离群众。这是一项很好的要求，体现了中共的群众路线，以此可以得到更多人的支持。

第七，“干部政策”。在这一文中，毛泽东先是说出了干部的重要性。他认为：“干部就是决定的因素。”同时，他提出了“必须善于识别干部”、“必须善于使用干部”和“必须善于爱护干部”的三个要求。这些无疑是十分重要的。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中共能够一直保持清廉，一直得到社会各界有识之士的追捧，和毛泽东的干部政策是分不开的。

第八点，在“党的纪律”一文中，毛泽东阐述了在党内纪律的重要性，也提出了四点比较重要的党的纪律。同时，他也提出要制定一种较为详细的党内法规，来约束党员。我认为，这对提高中共党内的风气有着重要的意义。

第九点，在“党的民主”中，毛泽东先是说明了党内民主对中共发展的重要性：党的工作做好要靠党员的积极性；而积极性的发挥，就是要依赖于党内的民主化。随后，他分析了党的民主不足的原因：中国是小生产的家长制占优势的社会，没有全国性的民主化生活。有鉴于此，毛泽东提出了要在党内实行民主化的教育，来扩大党内的民主。这是一项很有针对性的意见，因为只有提高了党内的民主，才能使党员的积极性更加地提高，才能使得党内的各项工作会更好、更有效地开展。

第十点，“我们的党已经从两天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在此文中，毛先是对中共党内的一系列反对“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做了一些总结和教训：

（一）、我们党没有认清中国革命战争中的特点；

（二）、张国焘的右倾机会主义思想带来的影响；

（三）、在十年土地革命的后一个时期里，党的干部政策和组织政策方面，犯了严重的原则性的错误。对于张国焘的叛党，毛泽东认为我党已经尽了一切努力去挽回他本人所犯下的错误，至于最后开除张党籍的处分，毛泽东也是认为是十分正确的。在文章的最后，他说到：“我们的党已经从两天战线斗争中巩固和壮大起来了。”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和组织上的统一。我认为毛泽东的这一番讲话十分精彩，对前一个时期中共所犯下的错误和发生的问题都进行了深入的讨论，得出了一些经验、教训。他灵活地运用了马克思主义实践的观点，得出了正确的结论，这在以后的革命中也得到了证实。

第十一点，“当前的两天战线斗争”。在上一文中，毛泽东指出我们党已经壮大了起来。但现在，毛又说道，在政治上还要注意反对右的悲观主义和'“左”的急性病的问题。他提出要反对无条件的合作，无条件的发展也是要反对的。两面派的做法更是要格外注意的。我认为，这是他对我党内部敲了一个警钟。这一点即使是放在现在，也是十分有现实意义的。我们在工作中也要做到这些。一方面，不要操之过急，反而得不偿失；另一方面，也不要瞻前顾后，让大好机会白白地失去，最后后悔莫及。

第十二点，“学习”。这一章主要是说的党内学习马克思主义思想的问题。首先，毛泽东强调了马克思主义思想学习的重要性。他认为学习马列主义思想要灵活地而非教条型地学习，而且应当要全党来共同地学习。同时，他更是说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要用发上展的眼光来看待问题。这一论述对中共和中国的历史进程影响深远。我国现如今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是越走越远，发展地也越来越快，用亲身实践来证明了这条道路是正确的。这一切都离不开毛泽东同志的努力。毛主席这一番理论应值得我们一直坚持。

第十三点，“团结和胜利”。毛泽东希望全党上下可以团结起来，因为这是党领导建设新中国的基本条件。只要团结，就一定能够成功。

后记：

在这一篇演讲中，毛泽东大量地运用了矛盾的观点，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待问题，提出了许多具有建设性的建议。而我们也应该继承这样的观点。在现实生活中我们认识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都要用这一观点，看问题要从正反两个方面来看，要看事情发展的方向、看主流。比如，从我们当今的现实来讲，不少国人认为我们国家已经出现了许多的矛盾和问题，诸如贪污腐败、食品安全等问题，更是被人们提高到了社会道德败坏的程度，不同程度的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和执政党的威信，但不可否认的是，我们社会的主流依然是好的。我们的生活在逐步得到提高与改善，我们国家的ＧＤＰ每年在增长，我们国家在国际社会中的位在不断地提升。

而诸如贪污腐败、食品安全等问题，我们国家也出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方针政策，也表示出了要严惩不正之风的决心和勇气。尤其2011年，国家为惩治腐败采取了一系列行之有

效的措施并呈现了良好的趋势：‘三公’问题提到了议事日程，各部委公开费用，公车使用严格管理，更是处决了一部分省部级的高干。我们不要被一些别有用心的人所蛊惑，要用矛盾的观点去看问题，分清主要矛盾和次要矛盾，相信我们的党会解决困难，实现中国真正的伟大复兴！

同时，毛泽东更是提出了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的实践结合起来的这一理论，让中国革命与中国人民受益匪浅，也大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列宁运用俄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立了苏维埃共和国，毛泽东则是运用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前辈的足迹值得探索，至于前辈的道路，更是值得我们去追寻„„

至于他说到的共同学习、批判继承的观念，也是应该让我们借鉴的。现代的社会是学习的社会，不学会怎么学习，那就只能被淘汰。身为一个有理想的大学生，我会追寻着伟人的脚步，继续自己的学业，让自己在不同的书籍中获得足够的知识，对自己、对社会都有一个交代。

至于他在演讲中所体现出的睿智的思想、洋溢的热情和对中国革命一定成功的信念，更是让我深深的为之敬佩的。毛泽东能带领中共走向成功绝非偶然，他身上有着一种令人信服的魅力，他的思想达到了我仰望的高度。从今以后，我会更加认真地学习毛泽东的思想，学习《毛选》，不求能与伟人站在同样的高度，只希望能够在人生、学业上取得更大地成就！

杨坤

二００二年一月二十九日

第三篇：毛泽东哲学思想研究学习材料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思想科学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的集中体现，是中国共产党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思想基础。认真学习和领会毛泽东哲学思想，不仅关系到对毛泽东哲学思想和毛泽东思想本身的理解，而且关系到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进程及其科学体系的认识，关系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把握。

一、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 毛泽东哲学思想是以毛泽东的科学哲学思想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的形成大体上分为两步：第一步是初步形成；第二步是体系形成。前者应该以毛泽东1930年写的《反对本本主义》作为标志；后者应该以毛泽东1937年写的《实践论》和《矛盾论》作为标志。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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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对本本主义》在毛泽东哲学思想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这篇着作的发表应该看作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初步形成的标志。

在这篇着作中，毛泽东严肃批评了“本本主义”的两种错误倾向：一种是“唯书”，即“以为上了书的就是对的”、“开口闭口‘拿本本来’”的倾向；一种是“唯上”，即“单纯建立在‘上级’观念上的形式主义的态度”。[6]针对这些错误的思想倾向，毛泽东大声疾呼：反对本本主义，洗刷唯心精神！

在以乡村为中心的中国革命道路的实践和理论两个方面，毛泽东的贡献都是最突出、最重要的。他对中国革命规律的认识以及他对这些认识的哲学概括就处于全党超群的地位。毛泽东在此之前虽然有《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等重要着作，但是这几篇着作毕竟只是渗透着哲学思想的政治论文。而《反对本本主义》却是一篇以调查研究为由头、专讲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哲学专着，它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初步形成。

之所以叫“初步形成”，而没有叫“形成”，这主要是考虑到《反对本本主义》对一些问题的阐述还是初步的、提纲式的，还没有展开，还没有形成体系。它有待于中国革命的深入发展，也有待于哲学研究工作的进一步深化。

这里需要注意的是，《反对本本主义》比起《调查工作》来有几处修改：一是题目的改动；二是删去了原先第五节中“我们的主要调查方法是‘横断法’而不是‘纵断法’”一句。三是增写了第三节中的一段话：“马克思主义的‘本本’是要学习的，但是必须同我国的实际情况相结合。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7]这几个情况在研究思想史的时候是应该加以区别的，虽然毛泽东在1930年就已经有了反对本本主义的思想，但是当时并没有做出在1961年所增写的那一段概括。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的体系形成 为什么说《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体系形成的标志呢？

这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两篇着作中系统阐述了自己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解，特别是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结合着中国的历史实际和现实实际，对中国革命的经验进行了哲学角度和哲学层面的概括和总结，形成了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

在《实践论》中，毛泽东系统地阐述了认识对社会实践的依赖关系，即实践是认识的源泉、认识的动力、认识的目的、认识真理性的标准的理论，具体分析了认识发展是从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又从理性认识到实践的辩证过程，精辟地概括了认识运动的总规律，即：“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这种形式，循环往复以至无穷，而实践和认识之每一循环的内容，都比较地进到了高一级的程度。”[8]在此基础上，毛泽东还深刻地揭露了机会主义和冒险主义的认识论根源，即它们“都是以主观和客观相分裂，以认识和实践相脱离为特征

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毛泽东提出：“我们的结论是主观和客观、理论和实践、知和行的具体的历史的统一，反对一切离开具体历史的‘左’的或右的错误思想。”[9]

在《矛盾论》中，毛泽东坚持并论证了对立统一规律是辩证法的实质和核心的观点；提出了关于事物矛盾问题精髓的新论断，即：“矛盾的普遍性和矛盾的特殊性的关系，就是矛盾的共性和个性的关系。其共性是矛盾存在于一切过程中，并贯串于一切过程的始终，矛盾即是运动，即是事物，即是过程，也即是思想。否认事物的矛盾就是否定了一切。这是共通的道理，古今中外，概莫能外。所以它是共性，是绝对性。然而这种共性，即包含于一切个性之中，无个性即无共性。假如除去一切个性，还有什么共性呢？因为矛盾的各各特殊，所以造成了个性。一切个性都是有条件地暂时地存在的，所以是相对的。这一共性个性、绝对相对的道理，是关于事物矛盾的问题的精髓。”[10]在这篇着作中，毛泽东详细阐述了矛盾的特殊性、主要矛盾和矛盾的主要方面、矛盾诸方面的统一性和斗争性、对抗在矛盾中的地位等原理，使对立统一规律学说形成为一个科学体系。

《实践论》和《矛盾论》是毛泽东哲学思想中两篇最主要的代表作，它们的问世标志着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其自身的发展中达到了理论化和系统化，为全党解决思想路线问题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此之后，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艺术哲学以及党的建设中的哲学、工作方法中的哲学等等，都是毛泽东哲学思想在不同领域中的具体运用和进一步展开。

需要指出的是，《实践论》、《矛盾论》是毛泽东1937年讲授哲学时撰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的两个部分，要真正理解这两篇着作的思想真谛，还需要完整地了解毛泽东1937年讲授的哲学特别是他编写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把两篇着作放在整个教材之中去把握。

1937年4月，毛泽东应抗日军政大学的邀请去讲授哲学课。为了讲课的需要，毛泽东自己编写了一本教材，题目叫《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这本教材一共分为三章：第一章是唯心论与唯物论。这一章分为4节：一，哲学中的两军对战；二，唯心论与唯物论的区别；三，唯心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四，唯物论发生与发展的根源。第二章是辩证法唯物论。这一章分为11节：一，无产阶级革命的武器——辩证法唯物论；二，过去哲学遗产同辩证法唯物论

的关系；三，在辩证法唯物论中宇宙观和方法论的一致；四，哲学对象问题；五，物质论；六，运动论；七，时空论；八，意识论；九，反映论；十，真理论；十一，实践论。第三章是唯物辩证法。按照原定计划也应该写11节，其中包括三个根本法则和八对范畴：一，矛盾统一法则；二，质量互变法则；三，否定之否定法则；四，本质与现象；五，形式与内容；六，原因与结果；七，根据与条件；八，可能与现实；九，偶然与必然；十，必然与自由；十一，链与环。不过，因为“七七事变”爆发，毛泽东不得不停止了原定的计划，第三章只写了第一节，其他10节没有完成，也没有讲。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着作专题摘编》在第一篇关于世界观和方法论中，多处摘编了毛泽东《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实践论》、《矛盾论》之外的论述，反映了毛泽东1937年在很多重

要观点上的原创性阐述。我们在学习和研究《实践论》、《矛盾论》时，应该结合这些内容。

二、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由来

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现在已经被人们普遍地接受和使用了。不过，历史地看，这个概念的提出特别是对这个概念的涵义的科学规定却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过程。粗分起来，这个过程大致有三个阶段，即1957年以前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阶段；1957年到1977年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开始使用并和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概念同等对待的阶段；1978年以后是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明确使用并逐步给予科学规定的阶段。

（一）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酝酿

人们开始对毛泽东的哲学思想进行研究是在20世纪40年代的延安时期。

张如心最早使用了“毛泽东同志的思想”的概念，也是他最早在公开发表的文章中积极评价了毛泽东的哲学思想。1941年3月在一篇题为《论布尔什维克的教育家》的文章中，特别提到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他说：“我们党的领袖——毛泽东同志，不仅关心全党的培养干部的工作，经常提供许多天才的意见，而且还亲自领导学校工作（如抗大），亲自讲授提纲（如战略学、哲学等）。”“毛泽东同志的讲演与着作便是马列主义中国化最好的体现，它的内容和形式正是‘新鲜活泼的、为中国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中国作风与中国气派’底典型作品。”[11]同年4月，张如心在《在毛泽东同志的旗帜下前进》一文中不仅介绍了毛泽东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几个显着例证，而且强调指出：“这里还要特别指出，毛泽东同志所以能够达到这种成功，除了其他的原因以外，最重要的是因为他能够真正唯物地具体地理解我国的情况，真正掌握创造性马克思主义的灵魂——唯物辩证法。从毛泽东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他如何深刻地透彻地了解唯物辩证法的本质，如何善于把他长期的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以辩证法的方法科学地综合起来。他在该提纲中，不仅通俗地简明生动地叙述了马、恩、列、斯的唯物辩证法，而且善于把辩证法主要的法则与次要的区分清楚，善于把辩证法与中国无产阶级政党的政治活动与过去中国革命实践经验最密切地结合起来，这与过去中国出版界关于辩证法许多‘枯燥无味’、抽象的公式主义的叙述，比较起来，有很大的区别。应该承认，毛泽东同志在辩证法唯物论上是有了新的

发展，特别是在对立统一法则的具体应用上面，他的许多创作，特别是军事理论与实践，及整个民族统一战线的理论与实践，都是唯物辩证法最精彩最生动的运用的结晶体。”[12]

艾思奇在《中国文化》第3卷第2、3期合刊上发表了《抗战以来的几种重要哲学思想述评》一文。他在文章中指出，抗战以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应用和中国化方面有着许多新的成果，“而在这中间毛泽东同志的《论持久战》、《论新阶段》、《新民主主义论》，以及毛泽东及朱德同志的关于游击战争问题的着作，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辩证法唯物论应用的最大的历史收获”[14]。

产党运用马列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实际问题的新创造，其中一个重要方面就是思想方法。

王稼祥在1943年7月5日写的《中国共产党与中华民族解放的道路》一文中第一次使用了“毛泽东思想”这个概念。[16]

中共中央总学委于1943年7月11日发出了《关于在延安进行反对内战保卫边区的群众教育的通知》，其中提出，要“使全体干部和党员认识和拥护毛泽东同志马列主义的思想方法与他提出的‘既团结又斗争’的正确路线”。

艾思奇1943年8月11日在《解放日报》上发表《〈中国之命运〉——极端唯心论的愚民哲学》一文，指出：“到了今天，铁的事实，已经证明，只有毛泽东同志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发展了和具体化了的辩证唯物论与历史唯物论，才是能够把中国命运引到光明前途去的科学的哲学，才是人民的革命哲学。”[17]

1945年4月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召开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刘少奇代表党中央作了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其中一个重要工作就是对毛泽东思想的内容作出系统的阐述，对毛泽东思想这一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的规定。他特别提到：“从他的宇宙观以至他的工作作风，乃是发展着与完善着的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乃是中国人民完整的革命建国理论。”[18]

党的七大后，人们对毛泽东在哲学方面的贡献更为重视，他的《辩证法唯物论（讲授提纲）》被多次翻印，他的那些具有丰富的哲学思想的其他着作被争相阅读。周恩来1949年5月9日在中华全国青年第一次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中提出了“向毛泽东学习”的口号，指出毛泽东在哲学上有很多创造。

从上面的回顾来看，从延安时期开始，人们已经开始重视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已经把毛泽东的哲学思想作为我们党的理论基础来对待，已经把毛泽东作为马克思主义（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国化的典范来看待。但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在建国之前还没有提出，当时使用的概念多为“毛泽东同志的思想路线”、“毛泽东同志的思想方法”、“毛泽东同志的宇宙观”等等。

（二）“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的最初使用

新中国成立初期，伴随着《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特别是《实践论》和《矛盾论》的重新发表，在全国范围，特别是哲学界、理论界、教育界兴起了一场学习毛泽东哲学思想的热潮。不过，这个时期使用

的概念主要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毛泽东同志的哲学论文”等等。

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在这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已经在一些论着中开始使用，但是总的来说，使用得还不普遍，通常比较多的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而且，当时人们对这两个概念含义的理解基本上是一样的。就在发表了严北溟那篇文章的那一期《新建设》杂志上，同时还刊登了汤一介的题为《以毛主席的哲学思想为纲，改革中国哲学史的教学内容》一文，用的概念则是“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就是在科学出版社出版的那本论文集中，也只是书名用的是“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正文中使用的概念还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新建设》杂志在1958年12月号上发表了李光灿写的一篇文章，题目叫《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具体实践相结合的典范》，也是谈学习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体会，其中使用的概念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他给这个概念下的定义是：“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就是结合我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过程业经充实、丰富和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与历史唯物主义。”[20]这个定义同严北溟给“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所下的定义差不多。孙叔平在那篇文章中也说：“毛泽东哲学思想是毛泽东同志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毛泽东同志的哲学着作是中国革命经验的最高的哲学概括，而毛泽东同志的其他着作则是和中国革命的实践经验结合起来的哲学。”[21]

文化大革命期间，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陷入混乱，走入了歧途，这期间使用的概念主要是“毛主席的哲学着作”或“毛主席的哲学思想”。

（三）对“

毛泽东哲学思想”概念内涵的科学界定

严格说来，普遍使用“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并对这个概念的涵义作出科学界定，还是粉碎“四人帮”以后、特别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事情。

1981年，在邓小平的主持下，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讨论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的历史地位给予了科学的评价，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和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

正是在党中央和邓小平的号召下，在《决议》精神的鼓舞下，我国的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学习、研究和宣传工作出现了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好形势。在短短的几年时间里，很快形成一支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方向的专业理论工作者队伍；在高等院校、部队院校、党校干校中普遍开设了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内容的课程；各地乃至全国范围开展了各种形式的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专题的学术研讨活动，发表和出版了一批以毛泽东哲学思想为研究课题的论文和专着。

也就是在这种新的学习热潮中，很多理论工作者不仅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而且提出了如何给这个概念的含义加以科学界定的问题。经过1981年10月在广西桂林召开的全国毛泽东哲学思想第一次讨论会的讨论，比较多的学者接受了龚育之

提出的一个看法，即“毛泽东哲学思想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经验的哲学总结和概括”。[24]党的十二大之后，学界普遍又在“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的表述中加上了“和建设”三个字。这个定义比较好地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马列主义的关系、与毛泽东思想的关系、与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实践经验的关系，也说明了毛泽东哲学思想与毛泽东的关系、与党和群众集体智慧的关系。这个定义比较准确地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本质特征。

经过这样一个过程，“毛泽东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就与“毛泽东同志的哲学思想”这个概念区别使用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实际上讲的是以毛泽东的名字命名的中国共产党的哲学，它是集体智慧的结晶，以毛泽东那些科学的哲学思想为主要代表。毛泽东哲学思想是经过实践反复检验证明为正确的中国共产党人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是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毛泽东早期那些不成熟的哲学思想和他晚年的错误认识当然不能属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内容。

毛泽东哲学思想的概念从酝酿到提出、再到明确使用和对其含义给予科学界定的历史过程，反映了毛泽东哲学思想发展史的一个侧面，反映了人们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认识的不断深入。

三、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

关于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历史地位问题，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看：一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贡献，二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现代中国哲学发展的贡献，三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以往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意义，四是看毛泽东哲学思想对当代中国哲学思想和中国人的思维方式的影响作用。

（一）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史上的历史地位

这可以从三个方面来看：首先，毛泽东哲学思想对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认识论、辩证法和历史唯物论等几个方面的原理作出了具有原创性的贡献。这其中包括，毛泽东通过《实践论》、《人的正确思想是从哪里来的？》等着作，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形成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主观与客观、理论与实践、认识与实际关系问题的科学理论系统。毛泽东通过《矛盾论》等着作，使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特别

是关于对立统一规律的观点更加明确、更加充实，尤其是在矛盾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关系问题上形成了一个科学的理论系统。毛泽东通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着作，将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特别是关于社会基本矛盾的理论提高到一个新阶段。如今，毛泽东在这些着作中所阐述的观点已经成了哲学原理教材中的重要内容。

其次，毛泽东哲学思想在应用哲学的层面上作出了重要贡献。这其中特别表现在毛泽东的军事哲学、政治哲学、建设哲学等方面的着作中。如毛泽东在《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战争和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着作中所阐述的，马克思主义的战争观；研究战争的方法论；战争中的客观规律性与自觉能动性；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的辩证法，以及兵民是胜利之本等思想。如他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问题》、《目前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策略问题》、《论政策》等着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与统一战线的政治策略；又统一又斗争的方针；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的策略原则等思想。如他在《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论人民民主专政》等着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的性质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对象、任务、动力、前途；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辩证法；革命转变论和革命阶段论的统一；人民民主专政理论等思想。如他在《论十大关系》、《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在七千人大会上的讲话》等着作中所阐述的，中国社会主义建设中的积极因素与消极因素；重点与非重点；统一性与独立性；独立自主与学习外国等思想。这些思想中所包含的、渗透的、体现的唯物论、辩证法思想，是毛泽东哲学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运用和发展开辟了广阔的道路。

再次，毛泽东哲学思想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群众中的广泛传播进行了重要探索。毛泽东多次讲过，要使哲学从哲学家的书斋里和课堂上解放出来，使哲学成为广大人民群众手里的锐利武器。这里特别应该提到，毛泽东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原理同实际工作相结合，形成了一系列科学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我们现在从毛泽东的《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党委会的工作方法》、《工作方法六十条》（草案）、《工作方法十六条》等等中均能深刻感受到哲学的魅力。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和领导方法的实

第四篇：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调查报告（最终版）

关于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调查报告

哲学是什么？不同的哲学传统有不同的答案。西方哲学、印度哲学、中国哲学并称为世界三大哲学传统。西方哲学发源于古希腊时代，而古希腊时代的哲学包含着一切学问，是对知识与智慧的追求与热爱。随着时代的变迁，西方人对哲学有了不同的理解，哲学曾成为神学的附属。近代以来，哲学领域更发生巨大变化，科学革命促使自然科学与哲学分离开来；其他学科，如社会学、逻辑学、伦理学、心理学等等，也都纷纷独立，脱离哲学的怀抱。最后，哲学成为人们专门探究世界最根本、最普遍规律的一门学科。

中国哲学萌发于西周时期（约公元前11世纪～公元前771年），西周的第一个统治者是周武王，但他在位很短就病逝，国家的统治权转到他的弟弟周公手中。周公是个了不起的伟人，在他之前，“尊神、敬鬼”是中国的主要思想，周公制礼作乐，维系社会的平衡与团结，使世人关注的重心从鬼神转向人事。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深刻地影响着中国文化，并成为中国古代哲学的萌芽。

春秋末年的孔子首创私人讲学之风，其学生达三千人之多。孔子推崇周公的礼乐，并提出以仁义治国的主张，开创了中国最重要的哲学门派——儒家。

儒家成为官学以后，其经典著作被广泛推广，其他哲学门派多潜藏在中国文化的各个层次，有的也融合在儒家思想当中。

那么，在中国古代哲学家眼中，“哲学究竟是什么”？

中国古代哲学家及其主要思想

晏子（？--前500），名婴，字平仲，春秋齐国人。在君臣关系上，他提出了和而不同的观点，即君臣互补，取长补短，而非一味附和。他是一位无神论者，相信人民的力量，认为统治者应当亲民爱民，采用“民本”的思想治理国家。

老子（前580-前500），姓李名耳，字伯阳，春秋楚国人。道家学派的创始人。晚年，周王朝日趋没落，老子便弃官归隐，并且写出《道德经》，申述道德的含义。认为道是先天存在的，循环往复；德由道所产生，是道的具体表现，其思想论述带有神秘主义色彩。他还用道德的辨证关系辨证了万物的存在，基于这种认识，提出了“自然无为”，“无为而治”的思想观点。

孔子（前551-前479），名丘字仲尼，春秋鲁国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他

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政治主张，当未被当时战火连连的大小国所接受。因此他周游列国，招收弟子，形成了儒家学派。孔子的学术思想以“仁”和“礼”为核心，“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他的思想观点被后来的封建统治阶级所采纳，成为中国古代思想文化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墨子（前468-前376），名翟，春秋鲁国人。墨家学派的创始人。墨子最重要的伦理和政治主张是“兼爱”，但这种思想无法得到统治阶级的支持，在秦汉后便成为了绝学。

孟子（前372-前289），名轲，子子舆，战国鲁国人。“孟母三迁”的典故自古便成为教育的典故。在学术思想上，他作出了“心性论”的阐述，提出了著名的“性善论”，重视养心，保养自己的心性。在政治上，他提出了“王道仁政”、“民重于君”的学说，主张用“仁义”的思想治理国家。后代人认为孟子发扬了儒家学派的思想观点，并被尊称为“亚圣”。

庄子（前369-前286），名周，子子休，战国宋国人。庄子的思想集中在《庄子》一书中，他的学术思想继承和发扬了老子关于道的绝对主义和神秘主义，后人以“老庄”相提，其学术思想主要是相对主义观点。

荀子（前313-前238），名况，子卿，战国赵国人。荀子是我国古代著名的唯物论者。在伦理道德观念上，他的思想观点与孟子的“仁”不同，荀子更加注重“礼”的作用。主张“性恶论”。在政治思想上主张“礼治”与“法制”相结合，礼敬君子，法治小人。

韩非子（前280-前233），战国人。韩非子是法家思想的集大成者，他的学术思想继承了老子的“道”，但把道理解为事物发展的规律，发展了荀子的“性恶论”。在政治上，主张以法为主的“法术势”结合。

董仲舒（前176-前104），西汉人。董仲舒向武帝提出了“独尊儒术，罢黜百家”的主张，提出了“三纲五常”的思想观点，是儒家的“王道政治”和“仁政思想”。

王充（27-97），字仲任，东汉人。王充的学术思想具有批判性。在哲学上，他提出了“天道自然论”的体系，反对“天人感应论”，强调天道的自然无为性。

朱熹（1130-1200），子元晦，又字仲晦，号晦庵，南宋人。朱熹的学术思想继承合发展了二程（程灏、程颐）的思想，被后世称为朱程理学。在知行问题

上，提出“知先行后”，认为明白义理才能有所作为。

中国古代哲学思想对现代文化的影响

中国哲学在人际关系的描述上是完美的，以至于历经千年仍成为人们在交际中的准则。例如孔子讲，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式的换位思考原则；子帅正之，孰敢不正式的以身作则原则。

孔子讲礼，何谓礼，我以为是社会秩序。孔子用君臣父子夫妻兄弟朋友五种关系概括社会关系，并为其制定一定的规范。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仍然是在很大程度上遵循着礼。倘或这么说吧，君臣实质就是上下级关系，尽管现在上级不会像君一样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利，但下级仍然要尊重甚至是服从上级。

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另一个精髓是老子的无为。虽然有些消极，但不失为一种有效的调节心理的良方。例如讲，天地以万物为刍狗，圣人以百姓为刍狗（下面忘了）意思就是说天地之所以长久，圣人之所以圣明，是因为他们从来不把一些事情放在心里。你把它当成事它才是事，你不把它当成事，它根本就不是事。

文化是人类文明的思想火矩，是社会进步的精神源泉。文化具有传成性，因此古代文化在现代生活中有很多表现。实现社会和谐，既需要雄厚的物质基础、可靠的政治保障，也需要有力的精神支撑、良好的文化条件。党的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在党的文件中首次使用了“和谐文化”的新概念，明确提出了建设和谐文化的重大任务。这反映了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新的文化自觉。

建设和谐文化既是优良传统的继承，也是现代文明的呼唤

和谐作为一种文化理念，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命题与核心精神。儒、道、法、墨等主要思想学派，对和谐思想都有深刻的阐发。儒家提倡“和为贵”、“和而不同”，注重人与人之间的和睦相处。道家则倡导合乎自然，“宽容海涵”，追求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法家主张对个人、社会、国家三者关系正确定位，实现国家主导下的社会和谐。墨家践行“兼爱”、“非攻”思想，墨子曾与公输班模拟对阵，“九攻九拒”皆胜，制止了楚国攻宋的战争。可以说，中华文化能够生生不息，中华民族能够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与传统的和谐精神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第五篇：百家争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飞跃

《先秦诸子概论》课程论文2011年12月

百家争鸣——中国古代哲学思想的盛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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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在中华民族历史悠久的文明进程中，兴起于春秋战国时期的诸子百家争鸣可以说是中国哲学思想史上的一座高峰。在那个时代，儒、道、法、墨、阴阳等学派纷纷兴起，他们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本文将讨论诸子百家兴起的社会背景及思想意义。

关键词：百家争鸣、儒、道、法、墨、现实意义

世界大背景——关于轴心时代

每每提到文化领域的问题，“轴心时代”这个名词是不可避免的。著名哲学家雅思贝尔斯曾提到，“公元前800至公元前200年之间，尤其是公元前600至前300年间,是人类文明的“轴心时代”。“轴心时代”发生的地区大概是在北纬30度上下,就是北纬25度至35度区间。这段时期是人类文明精神的重大突破时期。在轴心时代里，各个文明都出现了伟大的精神导师——古希腊有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以色列有犹太教的先知们，古印度有释迦牟尼，中国有孔子、老子„„他们提出的思想原则塑造了不同的文化传统，也一直影响着人类的生活。”以上即为诸子百家兴起的世界背景，虽然当时各个文明之间的交流不是很频繁甚至没有交流，但在那个时期，各个文明的思想方面的突破却几乎是同步的。

内部环境——一个动荡的时代

春秋战国时代的动荡大体表现在如下方面：

政治上，自周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随着周皇室对个诸侯的控制力减弱，各诸侯纷纷开始互相征战侵蚀，以巩固自己的地位和攫取更多的利益。

文化思想上，周朝所强调的“礼”渐渐式微，整个王朝呈现出礼崩乐坏的情形，朝贡、巡守、礼乐制度统统失去了往日的秩序意义，之前一直沿袭的贵族世袭制、嫡长子继承制受到了很大的冲击。整个社会没有一个可以有着广泛约束力的价值标准。

社会阶层上，贵族世袭社会随着封建制度的不断被破坏而解体，同时“士”作为一个新的阶级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如此，政治上各国要想在兼并战争如此激烈的环境中生存下来，不能死守曾经的制度思想，改变治理国家方式成为了各诸侯迫切要解决的问题。文化思想上礼崩乐坏，周礼在思想上统治地位的下降，给各个学派提供了一个宣扬自己学说主张的机会，无论是维护并试图修复周礼的统治地位，还是另起炉灶，推广新思想。并且“士”阶层的崛起，使文化的控制权由封建贵族逐步转移到士的手中，而出身不同背景的士，对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提出不同的主张。就这样，政治上有需求，文化思想上有相对开放的环境，社会阶层上有基础，诸子百1.《历史的起源与目标》，雅思贝尔斯著，1949年出版 1

家就这样拉开了一个文化新时代的序幕。

诸子百家著书讲学，互相论战，出现了学术上的繁荣景象，不仅在当时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同时也对后世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儒家文化：作为中国社会几千年来思想领域的主流文化，儒家文化自诞生始就显示出极大的现实意义和生命力。孔子作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其思想核心是“仁”，孔子把“仁”作为最高的道德原则、道德标准和道德境界。他第一个把整体的道德规范集于一体，形成了以“仁”为核心的伦理思想结构，它包括孝、悌、忠、恕、礼、知、勇、恭、宽、信、敏、惠等内容。其中孝悌是仁的基础，是仁学思想体系的基本支柱之一。孔子提倡修身（修己）、安人，即通过对礼的学习、遵守的来提升自我修养，以成为一名外在之行与内心之德统一的谦谦君子，并通过自身的修养来影响他人乃至社会。孔子之后，孟子、荀子等儒家学者继承并发展了儒家思想，使其影响力越来越大。

当今时代的中国，儒家传统思想有着被弱化的趋势，原因有很多——比如儒家思想在某些方面与飞速发展的社会不相适应，但是作为在中国传承了几千年的文化，强大的自我更新能力一直是儒家思想的特点，只是这适应过程需要一段时间来过渡，而一些急功近利的人就拿此大做文章，说什么儒家思想落后了，鄙视甚至抛弃儒家传统思想，这些都是肤浅、无知的表现。一个民族，如果没有自我的民族文化认同感，并且抛弃本民族文化的根基，那么何以立足于世界民族之林。这点我们的邻居俄罗斯做的很好，俄罗斯为什么对有关乌克兰的事件如此敏感并且态度强硬，因为俄罗斯文明的根——基辅就在乌克兰境内。

再回到国内，看最近发生的一系列事情，心里感觉很不舒服，小悦悦事件中路人的冷漠态度，好心救人反被诬陷„„发生的一桩桩一件件不和谐的事让人痛心，不禁想问中国人到底怎么了。贴吧里有一个很老的帖子，题目是《这个老太太让我们中国人的道德素质下降了整整50年》，说的是南京彭宇案的当事人，最初看到这帖子，感觉有点夸大了，可是听到太多类似的事情再看后，我突然意识到这完全是可能的。我们现代的社会，失去了对儒家思想的践行，我们的行为不再受到约束，于是便有了种种的不公不正。

道家文化：老子和庄子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两者都主张顺应天道自然，即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唯有天道自然才是世界万物生生不息运转的本质规律，而从人的主观出发，用人的法律、规矩去改造世界，这是不了解道、违背了自然本性的表现，“无思无虑始知道，无处无服始安道，无从无道始得道”，这才应该是人类对待世界自然的态度。

现在社会一切都提了速，竞争越来越激烈，大家一直在忙，为了名利等各种欲望，完全忽视了自己内心世界的快乐。今天我们常谈到一个词——幸福感，何为幸福感——幸福感是一种长久的、内在的、坚定的心理状态，并非短暂的情绪体验。常常听到有人感慨生活水平上升了，但幸福感却没上升，甚至下降了。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社会仿佛有2.《庄子·外篇·知北游》

2一种魔力，让大家总是把目光聚焦在那些“成功人士”身上，并且狂热的奋斗想成为其中的一个——当然我并不否认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想法，但对名利的渴望达到近乎痴狂的地步，这就不是正常的了，很多时候我们从没想过那到底是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就开始了盲目的追求。这时我们就需要道家思想给我们降降温了，穷其一生去过分的追求名利，难道不累吗？或许我们应该像《庄子》中的大鹏鸟，扶摇直上九万里，去追寻内心真正的快乐，去顺应自然、顺应本心、去无拘无束的逍遥游。诸子百家中的其他学派的思想在今天也同样有着深远的影响。墨家兼爱非攻的主张在世界范围内仍有着很重要的现实意义，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说：“把普遍的爱作为义务的墨子学说，对现代世界来说，更是恰当的主张，因为现代世界在技术上已经统一，但在感情方面还没有统一起来。只有普遍的爱，才是人类拯救自己的唯一希望。”法家是先秦诸子中对法律最为重视的一派。他们以在法律界及法理学方面做出了卓越贡献而闻名，并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在法理学方面做出了贡献，对于法律的起源、本质、作用以及法律同社会经济、时代要求、国家政权、伦理道德、风俗习惯、自然环境以及人口、人性的关系等基本的问题都做了探讨，而且卓有成效。古罗马的法律体系对西方国家的法律文化产生重要影响，而法家思想则对我国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其余各家也在不同程度上影响了我们中国人的文化性格，这里不再多述。

诸子百家的思想构成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当今世界“汉学热”发展如火如荼，作为传统文化发源地的中国，更应该要求传统文化的回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