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革命诗对历史的影响

第一篇：毛泽东革命诗对历史的影响

汉语言102班 吴波 学号10011223

毛泽东诗词与中国革命

毛泽东，20世纪中国革命史上一颗闪耀的红星，他点亮着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也缔造着革命的燎原之势。集政治家、思想家、革命家、军事家与诗人词家多种身份于一身的毛泽东，既有远大的理想和抱负，又有具体革命斗争的实践和体验；既有史林文苑的深厚修养，又有政治生活领域和两军对垒中的现实较量；既有深邃的思辨，又有豪迈奔放的奇思。他不仅为中国革命和社会做出了巨大贡献，也为我们留下了光辉的不朽的诗篇。有人说，不了解毛泽东，就不可能了解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上次作业主要结合《历史选择了毛泽东》这本书谈了一些自己的感受，今天，带着对文学的追思和对历史进一步了解的心情，结合文学结合历史想通过毛泽东的这些诗词，来了解一下毛泽东其人同时也感受一下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难曲折和波澜壮阔。

他的诗词恢宏浩瀚，博大精深，不仅有鲜明的时代感和历史的纵深感，而且堪称中国革命的伟大史诗。具有惊天地，泣鬼神的艺术魅力。

（一）远大理想和抱负

毛泽东于1893年12月26日生于一个农民家庭。纵观中国的近代史，旧中国似在风雨中飘摇着的一叶扁舟。虽然有林则徐之流勇于率领国人抵御外强凌辱的义举；亦有梁启超、康有为等仁人志士扛起了“变法”的大旗，还有孙中山等为首的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活动，但是，他们都没有能力将中国这艘航船驶向理想的彼岸。而毛泽东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的理想和抱负，这为中国的革命也增添了新的活力。

他小的时候曾经改诗立志，发出了“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的宏愿。我们看他13岁时写的《井赞》，“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

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

只喝井里水，永远长不长。”

这首诗表现了他从小就树立了远大理想和抱负。随着时代的发展，他不断的改变自己的理想。

“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时代的召唤激起了毛泽东强烈的社会责任感，驱动着他去主宰历史的命运，去拯救多灾多难的民族。

（二）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1919－1927年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的重要时期。五四运动宣告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开始，这一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集中表现为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支持的北洋军阀的矛盾；革命的中心任务是打倒列强，除军阀；其突出特点是国共实现了第一次合作，建立了革命统一战线，共同推动国民大革命的进行。这一时期，毛泽东参加过中共“一大”、“三大”和国民党“一大”，并先后担任一些重要的职务；在国民大革命中，已经开始关注农民运动，被称为“农民运动的王”。这一时期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有四首，分别是《虞美人·枕上》《贺新郎·别友》《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等。就其中《沁园春·长沙》《菩萨蛮·黄鹤楼》简单谈一下认识

《菩萨蛮·黄鹤楼》

读他的《菩萨蛮.黄鹤楼》，我们会感受到，作者所身处的那个苍凉无奈的社会。茫茫、沉沉、莽苍苍、锁，几个字眼勾勒了一副黑云压城城欲摧的画面，令人压抑的笔调，表达了一种苍凉的心情。联系1927年春大革命的形势，作者的心情为什么如此沉重？

1927年春，诗人和夫人来到黄鹤楼，时值烟雨茫茫，瞭望辽阔的大地。不禁感慨万千。因为，当时的革命正处在那样一个危险的时代，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屠杀革命党人士，武汉的汪精卫也在酝酿着事变。毛泽东敏锐的觉察出危机正在日渐逼近，可是党的总书记陈独秀还有苏联顾问鲍罗延，对此并无察觉，还一直主张对蒋介石妥协。从“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来看，诗人此时的迷茫不知如何是好。可是，“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将全词笔锋一转，表现出那种豁达的情怀。即使在这样的情况下，词人依旧可以对酒当歌，依然对未来充满信心，依然坚守自己的信念——与反动派斗争到底!并且抒发了诗人对江盟誓，以身许国的强烈感情。

《沁园春·长沙》

词中“忆往昔”的内容，是作者回忆在长沙一师求学期间，与同学们一块畅游湘江、针砭时政的情景。而词中的“怅”则引出了作者的困惑：“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联系20世纪20年代初的中国形势，作者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困惑？ 1923年，中共三大召开，主要讨论国共合作问题，但关于合作后的领导权问题，这次大会并没有明确规定。1924年，国民党“一大”召开，标志着国共两党实现了第一次合作。但从合作开始，共产党就一直受到国民党右派的排挤。这首词写作的背景就是1925年，因受国民党右派的排挤，作者回乡一面“养病”，一面组织农民运动，其间遭到当局捕拿而潜入长沙，故地重游情景。作者的担忧很快变成了现实。一首《菩萨蛮·黄鹤楼》体现了大革命失败前夕作者凄凉的心情。

（三）星星之火，可以燎原

1927—1937年是国共十年对峙时期。大革命失败以后，中国共产党艰难地探索中国革命的正确道路，并从幼稚走向成熟。同时，随着日本侵华的加剧，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为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中国局势也逐渐由内战走向抗日。

这时期也是革命最艰难的时期，革命道路的坎坷，个人命运的沉浮，战争环境的艰难，战斗场面的惨烈，给了诗人更多的灵感，一首首脍炙人口的诗也应运而生。存在决定意识，此时毛泽东的诗词，既有对革命斗争写实般的记载，如《西江月·秋收起义》《西江月·井冈山》《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七律·长征》等，又有因个人命运的沉浮而引发的对人生的思考，如《十六字令三首》《清平乐·六盘山》等，又有对人物的讴歌赞美，如《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临江仙·给丁玲同志》等。因此这一时期也是毛泽东创作诗的高峰期。我们主要来看五首，分别是：《西江月·秋收起义》《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忆秦娥·娄山关》《七律·长征》《沁园春·雪》。

《西江月·秋收起义》

这次起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公开地打出了自己的旗号——工农革命军；由于敌人力量强大，起义军损失严重，毛泽东开始带领军队向敌人统治力量薄弱的山区，创建了中国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在井冈山，毛泽东领导军民，开展游击战争，进行土地革命，终于使井冈山上的星星之火成为燎原之势。红军和革命根据地发展壮大，使国民党大为恐慌。1930—1933年，国民党先后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了五次“围剿”。国民党与红军之间展开了一场“围剿”与“反围剿”的斗争。毛泽东对次也作了史诗般的记载。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

这首词写得痛快淋漓。词中提到“七百里驱十五日”，反映了红军作战的主要方式是以运动战为主。在共产党领导的五次“反围剿”的斗争中，前三次在毛泽东的正确领导下，取得了胜利。第四次“反围剿”时毛泽东已经被剥夺了中央苏区军队的领导权，“左”倾错误在中央苏区占据着统治地位。但周恩来、朱德抵制了王明等人的错误指令，仍然执行毛泽东的军事路线，第四次“反围剿”也取得了胜利。而第五次“反围剿”是在博古、李德的领导下，执行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结果第五次“反围剿失利”，这也是红军长征的原因。万里长征，千回百折，顺利少于困难不知有多少倍，心情是沉郁的。但一曲《忆秦娥·娄山关》则又如柳暗花明，作者心情豁然开朗。

《忆秦娥·娄山关》

西风、晨月、凄鸣的寒雁，哽咽的军号，细碎的马蹄声，把人引入悲壮萧杀的境地。而“从头越”三字则显露了作者瘦虎雄心之威，死地后生之勇。何为如铁雄关，今也要从头越过。想一想：作者的心情为什么如此豪迈？在正确与错误的对比中，历史重又选择了毛泽东。遵义会议事实上确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新的党中央的领导。所以毛泽东的心情是豪迈的，遵义会议也成为党的历史上一个生死攸关的转折点。之后，毛泽东指挥红军，声东击西，四渡赤水，打乱了敌人的追剿计划，然后渡过金沙江，冲破敌人的包围圈；又继续北上，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夹金山，穿过大草地，进入甘肃、陕西。1935年10月，中央红军同陕北红军会师。身后的脚印，已化作了留给大地的诗行，如此惊心动魄的征程，总该给后人留下点什么？对毛泽东来说，最好的表达方式依然是写诗。于是，我们又听见了诗人的吟哦。

《七律·长征》

从这首诗中，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红军长征的路线。长征是什么？在作家魏巍的笔下，长征是“地球的红飘带”；在美国作家素尔兹·伯里笔下，长征是“前所未有”的事；在埃德加·斯诺的笔下，长征是“惊心动魄的史诗”；在毛泽东笔下，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长征一完结，新局面也开始了”。1936年2月，毛泽东率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队东征，到达清涧县袁家沟准备渡黄河时，适逢大雪。皑皑白雪把个西北高原盖得严严实实，这又激起了素爱白雪的毛泽东的无限诗兴。一首千古绝唱《沁园春·雪》便在陕北小小的窑洞里诞生了。

《沁园春·雪》

平生爱雪，正好置身于雪的世界，凭着雄奇的构思，给我们描绘了半个中国的雪色：内外茫茫的长城，顿失滔滔的大河，如银蛇逶迤的山群，似蜡像驱驰的高原；忽而又想到了红日照耀雪国的妖娆壮美。长征中牺牲的许多战士的身影一一浮现出来了，一种荡气回肠的壮烈情怀化为意欲超出历代有为政治家的具体图像。这首词写于1936年2月，但真正让世人领略到毛泽东风骚独步的事发生在1945年的重庆。是啊，没有经历过艰难险阻，没有博古通今的文化积淀，怎能写出如此大气的诗篇？词中提到：“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这首词写于中央红军长征结束后，表达了作者对前途充满信心的豪情壮志。1958年，毛泽东在自注中提到，“末三句，是指无产阶级”。是啊，在毛泽东眼里，只有共产党领导下中国革命，方才造出真正的风流人物。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历史证明了这一点。我们来看第三篇“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四）民族阵线，救国良方

1937年7月-1945年8月是全民族抗战时期。中日民族矛盾是这一时期的主要矛盾，以国共第二次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斗争中得以巩固和扩大，直至战争完全胜利。除了《四言·祭黄陵》和《五律·挽戴安澜将军》外，毛泽东很少写诗。但在这个时期，他理论方面的著作却很多，如《矛盾论》《实践论》《论持久战》《新民主主义论》《论联合政府》等，都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这些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提供了理论基础。我们来看第四篇《天翻地覆慷而慨》。

（五）天翻地覆慷而慨

1945年8月—1949年10月是人民解放战争时期。社会的主要矛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同美帝国主义支持的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矛盾。这时期，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共中央艰难地指挥着全国的解放战争，先后粉碎了国民党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取得了三大战役和渡江战役的胜利，最终赢得了这场战争的胜利。

这时期毛泽东的诗主要有三首：《五律·张冠道中》《五律·喜闻捷报》《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前两首描述的是作者离开延安后转战陕北时战斗的场面或战后的感受。《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写于渡江战役后。诗中提到“不可沽名学霸王”，“霸王”指的是项羽。项羽先胜后败的严重教训，使得这位政治家诗人能够遇喜不亢，临胜不骄，不去怜悯毒蛇一样的恶人，而择取彻底消灭顽敌，一统中国的历史必由之路。

（六）一唱雄鸡天下白（1949—1956年）

1949—1956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彻底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任务，并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这时期毛泽东的诗词主要有《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浪淘沙·北戴河》《七律·和周世钊同志》《五律·看山》《七律·莫干山》《七绝·五云山》《水调歌头·游泳》。

我们主要来看《水调歌头·游泳》这首词。一阕《水调歌头·游泳》，道出了无限的乐趣和无穷的奥秘。毛泽东说这首词是赞美社会主义建设成就的。词中提到“一桥飞架南北”中的“一桥”指的是武汉长江大桥，它是万里长江上第一座铁路、公路两用桥，1955年9月开始修建，1957年10月建成通车。词中“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指的是三峡工程。经过几十年的论证，1994年三峡工程正式开工，2006年三峡大坝全线建成。由当时正成为现实的“一桥飞架南北”，而憧憬“高峡出平湖”，不正是毛泽东勃勃雄心的诗化吗？正如毛泽东在新中国成立前所预言的“我们将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我们还将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历史虽然经历了曲折，但历史最终证明了这一点。

可以说，毛泽东一生奋斗，一生有诗。正是中国革命的艰难曲折，造就了政治家毛泽东；正是革命战争严酷悲壮，造就了军事家毛泽东；正是战争生涯的惊涛骇浪，造就了诗人毛泽东。毛泽东的诗词不仅是他个人的心理实录，也见证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艰难历程。希望大家能喜欢毛泽东的诗词，更加深对中国革命的理解。

总之，毛泽东诗词，毛泽东的诗词是一部融思想性、艺术性于一炉的革命史诗。首先他，引经据典，继承优秀文化传统；其次，具有乐观的革命精神，浪漫的创作手法；再次，诗词中的“山”“水”独具特色；最后，毛泽东的诗词是一部以“诗言志”的革命史诗。艺术上，运用革命浪漫主义创作方法；思想上，表现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风格上，独具匠心，其神韵以傲骨取胜，豪迈奔放，激越昂杨，气象恢宏，无论是“大风起兮云飞扬”的刘邦，还是“力拔山河兮气盖世”的项羽，无论是“秋风起兮白云飞”的刘彻，还是“夜间不敢长伸脚，恐踏山河社稷穿”的朱元璋都是望尘莫及的。柳亚子曾评价毛泽东诗词：“推翻历史三千载，自铸雄奇瑰丽间”“才华信美多娇，看千古此人共折腰”。毛泽东诗词的境界与气魄，绝对是千古一人，既前无古人，也肯定是后无来者！无论是过去还是现在，或是以后的人们，诵读这些诗词，都可以从中感受到思接千载，视通万里的作者满腔的热情，豪放的气概，深远的意境。从而心灵为之震颤，视野为之拓展。

我想通过这些诗词的研读，我们能提高的不仅仅是文学修养文学创作，更大的意义在于透过这些壮丽的诗词我们可以感受到中国革命背后的艰难与辉煌，而通过这些我们建立更有效更坚强的精神火炬并将其传递促进个人也促进社会的进一步成长。

第二篇：毛泽东诗

毛泽东诗.txt单身很痛苦，单身久了更痛苦，前几天我看见一头母猪，都觉得它眉清目秀的什么叫残忍？ 是男人，我就打断他三条腿；是公狗，我就打断它五条腿！五古

天井四四方，周围是高墙。清清见卵石，小鱼囿中央。只喝井里水，永远养不长。钱建文制作

七绝·咏蛙1906年秋

独坐池塘如虎踞，绿杨树下养精神。春来我不先开口，哪个虫儿敢作声？ 钱建文制作

七绝·改西乡隆盛诗赠父亲1909年 孩儿立志出乡关，学不成名誓不还。埋骨何须桑梓地，人生无处不青山！钱建文制作

五言排律·（残篇）1910年秋 晚霭峰间起（萧），归人江上行（萧）。云流千里远（萧），人对一帆轻（毛）。落日荒林暗（毛），寒钟古寺生（萧）。深林归倦鸟（萧），高阁倚佳人（毛）。（下佚）钱建文制作

四言诗1914年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钱建文制作

五古挽易昌陶1915年5月 去去思君深，思君君不来。愁杀芳年友，悲叹有余哀。衡阳雁声彻，湘滨春溜回。感物念所欢，踯躅城南隈。城隈草萋萋，涔泪浸双题。采采余孤景，日落衡云西。方期沆瀁游，零落匪所思。永诀从今始，午夜惊鸣鸡。鸣鸡一声唱，汗漫东皋上。冉冉望君来，握手珠眶涨。关山蹇骥足，飞飙拂灵帐。我怀郁如焚，放歌倚列嶂。列嶂青且蒨，愿言试长剑。东海有岛夷，北山尽仇怨。荡涤谁氏子，安得辞浮贱。子期竟早亡，牙琴从此绝。琴绝最伤情，朱华春不荣。后来有千里，谁与共平生。望灵荐杯酒，惨淡看铭旌。惆怅中何寄？江天水一泓。

五律1915年5月

共泛朱张渡，层冰涨橘汀。鸟啼枫径寂，木落翠微冥。攀险呼俦侣，盘空识健翎。赫曦联韵在，千载德犹馨。钱建文制作

七古·（残句）1916年冬

自信人生二百年，会当水击三千里。钱建文制作

七绝1917年

翻山渡水之名郡（毛），竹杖草履谒学尊（萧）。途见白云如晶海（萧），沾衣晨露浸饿身（毛）。钱建文制作

五言诗·（残句）1917年夏 云封狮固楼，桥锁玉潭舟。钱建文制作

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1918年4月 云开衡岳积阴止，天马凤凰春树里。年少峥嵘屈贾才，山川奇气曾钟此。君行吾为发浩歌，鲲鹏击浪从兹始。洞庭湘水涨连天，艟艨巨舰直东指。无端散出一天愁，幸被东风吹万里。丈夫何事足萦怀，要将宇宙看稊米。沧海横流安足虑，世事纷纭从君理。管却自家身与心，胸中日月常新美。名世于今五百年，诸公碌碌皆余子。平浪宫前友谊多，崇明对马衣带水。东瀛濯剑有书还，我返自崖君去矣。

归国谣1918年春

今宵月，直把天涯都照彻，清光不令青山失。清溪却向青滩泄，鸡声歇，马嘶人语长亭白。钱建文制作

五言诗·（残句）1919年 苍山辞祖国，弱水望邻封。钱建文制作

贺新郎·别友1923年

挥手从兹去。更哪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似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

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崩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

祭文·祭母文1923年

呜呼吾母，遽然而死。寿五十三，生有七子。七子余三，即东民覃。其他不育，二女三男。育吾兄弟，艰辛备历。摧折作磨，因此遘疾。中间万万，皆伤心史。不忍卒书，待徐温吐。今则欲言，只有两端。一则盛德，一则恨偏。吾母高风，首推博爱。远近亲疏，一皆覆载。恺恻慈祥，感动庶汇。爱力所及，原本真诚。不作诳言，不存欺心。整饬成性，一丝不诡。手泽所经，皆有条理。头脑精密，劈理分情。事无遗算，物无遁形。洁净之风，传遍戚里。不染一尘，身心表里。五德荦荦，乃其大端。合其人格，如在上焉。恨偏所在，三纲之末。有志未伸，有求不获。精神痛苦，以此为卓。天乎人欤？倾地一角。次则儿辈，育之成行。如果未熟，介在青黄。病时揽手，酸心结肠。但呼儿辈，各务为良。又次所怀，好亲至爱。或属素恩，或多劳瘁。大小亲疏，均待报赉。总兹所述，盛德所辉。以秉悃忱，则效不违。致于所恨，必补遗缺。念兹在兹，此心不越。养育深恩，春晖朝霭。报之何时？精禽大海。呜呼吾母，母终未死。躯壳虽隳，灵则万古。有生一日，皆报恩时。有生一日，皆伴亲时。今也言长，时则苦短。惟挈大端，置其粗浅。此时家奠，尽此一觞。后有言陈，与日俱长。尚飨！钱建文制作

虞美人·枕上1921年

堆来枕上愁何状？江海翻波浪。夜长天色怎难明？无奈披衣起坐薄寒中。晓来百念皆灰烬，倦极身无凭。一钩残月向西流，对此不抛眼泪也无由。

沁园春·长沙1925年秋

独立寒秋，湘江北去，橘子洲头。看万山红遍，层林尽染；漫江碧透，百舸争流。鹰击长空，鱼翔浅底，万类霜天竞自由。怅寥廓，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

携来百侣曾游。忆往昔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曾记否，到中流击水，浪遏飞舟？

西江月·秋收起义1927年

军叫工农革命，旗号镰刀斧头。匡庐一带不停留，要向潇湘直进。地主重重压迫，农民个个同仇。秋收时节暮云愁，霹雳一声暴动。

菩萨蛮·黄鹤楼1927年

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

西江月·井冈山1928秋

山下旌旗在望，山头鼓角相闻。敌军围困万千重，我自岿然不动。

早已森严壁垒，更加众志成城。黄洋界上炮声隆，报道敌军宵遁。

四言韵语·红四军司令部布告1928年秋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伕，服从命令。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 军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国队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军 长 朱 德 党代表 毛泽东 钱建文制作

清平乐·蒋桂战争1929年1月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

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采桑子·重阳1929年秋

人生易老天难老，岁岁重阳。今又重阳，战地黄花分外香。一年一度秋风劲，不似春光。胜似春光，寥廓江天万里霜。

如梦令·元旦1929年10月

宁化、清流、归化，路隘林深苔滑。今日向何方，直指武夷山下。山下山下，风展红旗如画。

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1930年1月

漫天皆白，雪里行军情更迫。头上高山，风卷红旗过大关。

此行何去？赣江风雪迷漫处。命令昨颁，十万工农下吉安。

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1930年

六月天兵征腐恶，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

百万工农齐踊跃，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

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1931年春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1931年夏

白云山头云欲立，白云山下呼声急，枯木朽株齐努力。枪林逼，飞将军自重霄入。

七百里驱十五日，赣水苍茫闽山碧，横扫千军如卷席。有人泣，为营步步嗟何及！

菩萨蛮·大柏地1933年夏

赤橙黄绿青蓝紫，谁持彩练当空舞？雨后复斜阳，关山阵阵苍。

当年鏖战急，弹洞前村壁。装点此关山，今朝更好看。

清平乐·会昌1934年夏

东方欲晓，莫道君行早。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

会昌城外高峰，颠连直接东溟。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

十六字令三首1934年夏 其一

山，快马加鞭未下鞍。惊回首，离天三尺三。其二

山，倒海翻江卷巨澜。奔腾急，万马战犹酣。其三

山，刺破青天锷未残。天欲堕，赖以拄其间。

忆秦娥·娄山关1935年

西风烈，长空雁叫霜晨月。霜晨月，马蹄声碎，喇叭声咽。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从头越，苍山如海，残阳如血。

七律·长征1935年

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

五岭逶迤腾细浪，乌蒙磅礴走泥丸。

金沙水拍云崖暖，大渡桥横铁索寒。

更喜岷山千里雪，三军过后尽开颜。

念奴娇·昆仑1935年10月

横空出世，莽昆仑，阅尽人间春色。飞起玉龙三百万，搅得周天寒彻。夏日消溶，江河横溢，人或为鱼鳖。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

而今我谓昆仑：不要这高，不要这多雪。安得倚天抽宝剑，把汝裁为三截？一截遗欧，一截赠美，一截还东国。太平世界，环球同此凉热。

清平乐·六盘山1935年10月

天高云淡，望断南飞雁。不到长城非好汉，屈指行程二万。

六盘山上高峰，红旗漫卷西风。今日长缨在手，何时缚住苍龙？

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1935年10月 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惟我彭大将军！【注释 】

〔六言诗〕是旧体诗的一种格式，每句六个字，偶句押韵，首句可押可不押。句数和平仄都不像律诗那样严格。

〔给彭德怀同志〕中央红军主力到达陕北吴起镇时，宁夏马鸿逵、马鸿宾的骑兵跟了上来，毛泽东和彭德怀拟写了一份电报，主张给马家骑兵一个打击，以防把敌人带进根据地，电文有“山高路远沟深”句。击败追敌骑兵后，毛泽东写了这首诗，首句即用电文句，但改“沟深”为“坑深”。据《彭德怀自述》一书第二○六至二○七页说，彭收到这首诗后，把诗的末句“唯我彭大将军”改为“唯我英勇红军”，然后将原诗送还了毛泽东。彭德怀(一八九八——一九七四)，湖南湘潭人。一九二八年四月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八年七月，领导平江起义参加红军，任红军第五军军长。一九三○年六月任红军第三军团总指挥，七月曾一度攻占长沙。同年八月与红军第一军团会合，组成红军第一方面军。（一、三军团原曾计划分别扩编为一、三方面军，因兵力不足作罢。)一九三五年九月红军长征到达甘肃迭部县俄界时，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决定红一方面军主力和军委纵队整编为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毛泽东兼任政委，彭德怀任司令员。十一月初，红一方面军番号恢复，仍由毛、彭以原职领导。钱建文制作

四言诗1935年10月 嘤其鸣矣，求其友声。暴虎入门，懦夫奋臂。钱建文制作

沁园春·雪1936年2月

北国风光，千里冰封，万里雪飘。望长城内外，惟余莽莽；大河上下，顿失滔滔。山舞银蛇，原驰蜡象，欲与天公试比高。须晴日，看红装素裹，分外妖娆。

江山如此多娇，引无数英雄竞折腰。惜秦皇汉武，略输文采；唐宗宋祖，稍逊风骚。一代天骄，成吉思汗，只识弯弓射大雕。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

临江仙·给丁玲同志1936年12月

壁上红旗飘落照，西风漫卷孤城。保安人物一时新。洞中开宴会，招待出牢人。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天文小姐，今日武将军。

祭文·祭黄帝陵1936年12月 中华民国26年4月5日，苏维埃政府主席毛泽东、人民抗日红军总司令朱德敬派代表林祖涵，以鲜花时果之仪致祭于我中华民族始祖轩辕黄帝之陵。赫赫始祖，吾华肇造。胄衍祀绵，岳峨河浩。聪明睿知，光被遐荒。建此伟业，雄立东方。世变沧桑，中更蹉跌。越数千年，强邻蔑德。琉台不守，三韩为墟。辽海燕冀，汉奸何多！以地事敌，敌欲岂足？ 人执笞绳，我为奴辱。懿维我祖，命世之英。涿鹿奋战，区宇以宁。岂其苗裔，不武如斯： 泱泱大国，让其沦胥？ 东等不才，剑屦俱奋。万里崎岖，为国效命。频年苦斗，备历险夷。匈奴未灭，何以家为？ 各党各界，团结坚固。不论军民，不分贫富。民族阵线，救国良方。四万万众，坚决抵抗。民主共和，改革内政。亿兆一心，战则必胜。还我河山，卫我国权。此物此志，永矢勿谖。经武整军，昭告列祖。实鉴临之，皇天后土。尚飨！钱建文制作

四言诗·题《中国妇女》之出版1937年3月 妇女解放，突起异军。两万万众，奋发为雄。男女并驾，如日方东。以此制敌，何敌不倾？ 到之之法，艰苦斗争。世无难事，有志竟成。有妇人焉，如旱望云。此编之作，伫看风行。钱建文制作

四言诗1939年6月1日 春草碧色，春水绿波。送君延安，快如之何！钱建文制作

五律·挽戴安澜将军1943年3月 外侮需人御，将军赋采薇。师称机械化，勇夺虎罴威。浴血东瓜守，驱倭棠吉归。沙场竟殒命，壮志也无违。

七律·忆重庆谈判1942年秋 有田有地皆吾主，无法无天是尔民。重庆有官皆墨吏，延安无土不黄金。炸桥挖路为团结，夺地争城是斗争。遍地哀鸿遍地血，无非一念救苍生。钱建文制作

五言韵语1945年10月 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钱建文制作

五律·张冠道中1947年 朝雾弥琼宇，征马嘶北风。露湿尘难染，霜笼鸦不惊。戎衣犹铁甲，须眉等银冰。踟蹰张冠道，恍若塞上行。

五律·喜闻捷报1947年

一九四七年中秋步运河上，闻西北野战军收复蟠龙作。秋风度河上，大野入苍穹。佳令随人至，明月傍云生。故里鸿音绝，妻儿信未通。满宇频翘望，凯歌奏边城。

七律·人民解放军占领南京1949年4月 钟山风雨起苍黄，百万雄师过大江。虎踞龙盘今胜昔，天翻地覆慨而慷。宜将剩勇追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天若有情天亦老，人间正道是沧桑。

七律·和柳亚子先生1949年4月 饮茶粤海未能忘，索句渝洲叶正黄。三十一年还旧国，落花时节读华章。牢骚太盛防肠断，风物长宜放眼量。莫道昆明池水浅，观鱼胜过富春江。

浣溪沙·和柳亚子先生1950年10月

1950年国庆观剧，柳亚子先生即席赋浣溪沙，因步其韵奉和。长夜难明赤县天，百年魔鬼怪舞翩跹，人民五亿不团圆。一唱雄鸡天下白，万方乐奏有于阗，诗人兴会更无前。

浪淘沙·北戴河1954年夏

大雨落幽燕，白浪滔天，秦皇岛外打鱼船。一片汪洋都不见，知向谁边？

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

七律·和周世钊同志1955年 春江浩荡暂徘徊，又踏层峰望眼开。风起绿洲吹浪去，雨从青野上山来。尊前谈笑人依旧，域外鸡虫事可哀。莫叹韶华容易逝，卅年仍到赫曦台。

七绝·五云山1955年 五云山上五云飞，远接群峰近拂堤。若问杭州何处好，此中听得野莺啼。

水调歌头·游泳1956年6月

才饮长沙水，又食武昌鱼。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宠图。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蝶恋花·答李淑一1957年5月11日

我失骄杨君失柳，杨柳轻飏直上重霄九。问讯吴刚何所有，吴刚捧出桂花酒。

寂寞嫦娥舒广袖，万里长空且为忠魂舞。忽报人间曾伏虎，泪飞顿作倾盆雨。

七绝·观潮1957年9月 千里波涛滚滚来，雪花飞向钓鱼台。人山纷赞阵容阔，铁马从容杀敌回。

七律二首·送瘟神1958年7月1日

读6月30日人民日报，余江县消灭了血吸虫。浮想联翩，夜不能寐。微风拂煦，旭日临窗。遥望南天，欣然命笔。其一

绿水青山枉自多，华佗无奈小虫何！千村薜荔人遗矢，万户萧疏鬼唱歌。坐地日行八万里，巡天遥看一千河。牛郎欲问瘟神事，一样悲欢逐逝波。其二

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红雨随心翻作浪，青山着意化为桥。天连五岭银锄落，地动三河铁臂摇。借问瘟君欲何往，纸船明烛照天烧。

第三篇：毛泽东诗词对我的影响

毛泽东诗词对我的影响

第一次接触毛泽东诗词是在中学的时候。读毛泽东的诗词，感觉跟苏轼和辛弃疾的比起来更有现代感，更容易懂，但其蕴藏的豪迈气势却没有丝毫逊色。毛泽东诗词博大精深，是政治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的完美结合。它所包含的深刻的思想，高尚的情操，优美的韵律，丰富的想象，深邃的意境，磅礴的气势，都使我们产生思想上的共鸣，并让我们在潜移默化中精神世界得到升华。在这么多首诗词中，对我影响最大的莫过于《沁园春·长沙》。每一次默念或阅读，都会让我感慨万千，热血沸腾。

在深秋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诗人独自伫立在橘子洲头，眺望着湘江碧水缓缓北流。看万千山峰全都变成了红色，一层层树林好像染过颜色一样，江水清澈澄碧，一艘艘大船乘风破浪，争先恐后。鹰在广阔的天空飞，鱼在清澈的水里游，万物都在秋光中争着过自由自在的生活。面对着无边无际的宇宙，千万种思绪一齐涌上心头，诗人不禁发问：这苍茫大地的盛衰兴废，这样的命运由谁来主宰呢?回想过去，年轻的毛泽东和众多同学，经常携手结伴来到这里游玩。在一起商讨国家大事，那无数不平凡的岁月至今还萦绕在心头。同学们正值青春年少，风华正茂；大家踌躇满志，意气奔放，正强劲有力。评论国家大事，写出这些激浊扬清的文章，把当时那些军阀官僚看得如同粪土。可曾记得，当年我们在江中一起游泳激起的波浪几乎阻止了飞奔而来的船舟。毛泽东从1911年到1925年，曾数度在长沙学习、工作和从事革命活动。在这峥嵘岁月里，他和他的同学蔡和森、何叔衡等立志救国的知识青年，正值青春年少，神采飞扬，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热情奔放，面对万山红遍的美景，他们既赞叹锦绣河山的壮美，又悲愤大好河山的沉沦。于是，发表激浊扬清的文章，抨击黑暗，宣扬真理，鄙视当时的“万户侯”——军阀如粪土，这首词形象地概括了青年时期的毛泽东和其战友雄姿英发的战斗风貌和豪迈气概。毛泽东在年轻时期就表现出的这种忧国忧民，敢与天斗争的精神值得我们每一个当代青年人学习。

现在中国有成百上千万的大学生，但是有多少能有这种觉悟和精神呢。在我们的周围，在我们的生活中，到处可见的是沉浸在游戏与网络中，荒废青春的宅男宅女，只活在自己的小世界里，以为这个安逸的时代不再需要奋斗的火热青年。但其实大错特错了，在这个飞速发展的时代，我们如果不关注世界，只活于自己的小世界，必定会一生就这样平平淡淡的过去了，对于社会，对于祖国，我们也会没有一点贡献。我们这一代要继承上一辈人的奋斗成果，但是我们还有重大的责任---将上一辈的奋斗成果发扬光大，我们无法逃避得要成为这个社会的中流砥柱，所以更要奋起勃发，及早确立自己的志向，然后朝着自己的志向奋斗，不要再碌碌无为和虚度光阴，成为新一代合格的青年。

第四篇：诗界革命

摘要：“诗界革命”是近代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中国诗歌迈向近代化的开端。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诗界革命”的起点是“新学诗”，中间经过了“新派诗”、“潮音集”和“新体诗”几个阶段。“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不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维新派的范围内，也应包括“南社”中的部分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等。

中图分类号：１２０９．５

文献标识码：А

文章编号：０５１１－４７２１（２０００）０２－０００５－０８

“诗界革命”是19世纪末20世纪初文学史上一次诗歌革新思潮和资产阶级文学革新运动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诗界革命”是近代社会变革思潮、西学东渐的文化走向在近代诗歌领域的一种反映，也是近代诗歌求新求变的一种自然发展趋势。早在“诗界革命”这一口号未正式提出前，近代诗坛已呈现出变革的趋势。

(一)“诗界革命”的起点：“新学诗”

“诗界革命”的起点究竟起于何时呢?目前有三种意见：一是起点于“新学诗”(又称“新诗”，1895)，最早持此看法的是朱自清[１]；二是起点于“新派诗”，最早提出此看法的是胡适。他说，黄遵宪的《杂感》(1868)“可以算是诗界革命的一种宣言”[２]（p136）。三是主张起于1899年梁启超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３]（Ｐ３３５）。我的看法是：“诗界革命”的起点和界标应是“新学诗”，时间当在1895年。

诚然，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如果溯源，要比“新学诗”更早些，但“新派诗”的正式出现应以1897年黄遵宪在《酬曾重伯编修》中正式提出这一名称为准。至于以1899年正式提出“诗界革命”的口号为起点，那显然是割断了“诗界革命”的发展历程。因为1899年梁氏在《夏威夷游记》中提出“诗界革命”四字，是对前一阶段出现的诗界革新的理论概括，不能视为起点。

1895年秋冬之际，梁启超、夏曾佑、谭嗣同经常在北京讨论诗歌革新问题[4]，后虽因梁氏去《时务报》工作而中断了对诗歌的探索，但由夏、谭所代表的“新学诗”却产生了。所谓“新学诗”，其特点，用梁启超的话来概括，就是“盖当时所谓‘新诗’，颇喜扯新名词以自表异”[5](P49)。当时的“新名词”，就是指佛、孔、耶三教经典中的词语，因为多用音译、象征，所以这些新名词很难懂。像谭嗣同《金陵听说法诗》中的“纲伦惨以喀私德，法会盛于巴力门”，夏曾佑《无题》中的“冰期世界太清凉，洪水茫茫下土方。巴别塔前分种教，人天从此感参商”。这里的“喀斯德”、“巴力门”、“冰期”、“巴别塔”之类，如不加注释，是“断无从索解”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新学诗”，也即是夏、谭、梁研讨“新学”的另一种文本的记录。故后来蒋智由在评论夏曾佑的这类诗时说：“亚欧捭国谋空壮，耶佛评论语更鲜”[６]，发现了夏氏诗与“新学”的关系。

“新学诗”虽然极难懂，但在先进之士厌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当时，也表现了诗人自己的“宇宙观、人生观”，以及对思想解放的热烈追求，它的出现，是有着深刻的历史文化原因的。于此梁启超曾回忆云：“到我们在一块儿的时候，我们对于从前所学生极大的反动，不惟厌他，而且恨他。„„我们当时认为，中国自汉以后的学问全要不得的，外来的学问都是好的。既然汉以后要不得，所以专读各经的正文和周秦诸子；既然外国学问都好，却是不懂外国语，不能读外国书，只好拿几部教会的译书当宝贝。再加上些我们主观的理想——似宗教非宗教，似哲学非哲学，似科学非科学，似文学非文学的奇怪而幼稚的理想，我们所标榜的‘新学’就是这三种原素混合构成。”[4]由谈“新学”而写“新学诗”，就是出于上面的这种文化背景。自然，夏、梁、谭氏谈“新学”或写“新学诗”，虽然带有一种“宗教式的宣传”，但这之中仍可见出当时少数唾弃旧学、崇拜新学的先进青年的苦闷。数年之后，梁启超又在《饮冰室诗话》中说：

当时吾辈方沉醉于宗教，视数教主非与我辈同类者。崇拜迷信之极，乃至相约以作诗非经典语不用。所谓经典者，普指佛、孔、耶三教之经，故《新约》字面，络绎笔端焉。„„至今思之，诚可发笑。然亦彼时一段因缘也[5](P49)。

这就是当时“新学诗”中新名词的文化意蕴。“新学诗”作者队伍狭窄，甚至仅限于“吾党二三子”，或者说也就是夏、谭、梁三人，诗作也不多，但它却是“诗界革命”的一个起点。所以朱自清先生在《论

中国诗的出路》中说：“近代第一期意识到中国诗该有新的出路的人要算是梁任公、夏穗卿几位先生。他们提倡所谓‘诗界革命’；他们一面在诗里装进他们的政治哲学，一面在诗里引用西籍中的典故，创造新的风格。”[1]我以为此见解是很有道理的。

(二)“新派诗”的界定

大约这之后不久，又有了“新派诗”的名目。黄遵宪在1897年写的《酬曾重伯编修》中云：“费君一月官书力，读我连篇新派诗。”黄遵宪此时正式提出了“新派诗”的概念并承认自己写的诗是“新派诗”。诚然，黄遵宪的“新派特”写于1897年之前，如果以我们习惯称黄遵宪“新派诗”的代表作是《今别离》的话，那说明，黄遵宪早在1890年就写“新派诗”了。尽管如此，“新派诗”作为其整体概念却应当被视为是“新学诗”(1895)之后的产物。

“新派诗”作家群人数较多，其成员是具有维新思想的爱国志士，除黄遵宪外，还有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邱炜＠①、麦孟华、狄葆贤等人。“新派诗”创作的主要年代是在甲午战争之后，他们在诗界革新的大潮中写了大批的新派诗。“新派诗”虽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了古典诗歌的韵味和形式美，它却囿于传统的诗美观，未能在诗体革新上有所突破。

（三）“诗界革命”口号的正式提出

1899年12月25日(光绪二十五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梁启超在《夏威夷游记》中正式提出了“诗界革命”的问题。他认为中国古典诗歌发展到19世纪末，“诗运殆将绝”，诗的境界已被“千百年来鹦鹉名士占尽”，诗歌要想发展，必须另辟新路，犹欧洲之“地力已尽”，须由哥伦布之再发现新大陆。梁启超又指出：诗界要革新，也应向西方学习。他说：“今欲易之，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那末“诗界革命”的标准是什么呢，梁氏提出了三点：

第一要新意境，第二要新语句，而又须以古人之风格入之，然后成其为诗。

根据这三条标准，梁启超检讨了“诗界革命”以来“新学诗”、“新派诗”在美学上的得失。

对“新学诗”梁氏作了明确的否定。他说：以夏曾佑、谭嗣同为代表的“新学诗”虽“皆善选新语句”，但“其语句则经子生涩语、佛典语、欧洲语杂用，颇错落可喜，然已不备诗家之资格”[7](P189)。在此时的梁启超看来，夏、谭的“新学诗”已无发展前途，因为它不“备诗家之资格”。我们不仿再看夏曾佑《赠梁任公》诗中的前四句：

滔滔孟夏逝如斯，附图文王鉴在兹。帝杀黑龙才士隐，书蜚赤鸟太平迟。

全诗杂用佛、孔、耶三教经典，如不详加注释，真是无从索解。谭嗣同的“新学诗”也类此。梁启超说：“复生本甚能诗者，然三十以后，鄙其前所作为旧学。晚年屡有所为，皆用此新体，甚自喜之。然已渐成七字句之语录，不甚肖诗矣。”[７]（Ｐ１９０）后来梁氏在《饮冰室诗话》中更明确表示：“此类之诗，当时沾沾自喜，然必非诗之佳者，无俟言也。吾彼时不能为诗，时从诸君子后学步一二，然今既久厌之。穗卿近作殊罕见，所见一二，亦无复生此等窠臼矣。浏阳(谭嗣同)如在，亮亦同情。”[５]（Ｐ５０）

对于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梁启超则是肯定的。他说：

时彦中能为诗人之诗而锐意欲造新国者，莫如黄公度。其集中有《今别离》四首，又《吴太夫人寿诗》(即《拜曾祖李太夫人墓》)等，皆纯以欧洲意境行之，然新语句尚少。盖由新语句与古风格，常相背驰。公度重风格者，故勉避之也[７]（Ｐ１８９）。

梁氏肯定了“新派诗”的“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又指出了这类诗“新语句尚少”，同时梁启超也看到了“新语句”与“旧风格”的矛盾。但由于梁氏受传统审美观的制约，也由于古典诗歌形式规范所潜在的艺术魅力，他还是看中了“旧风格”，这是以梁启超为代表的“诗界革命”派共同的局限。

(四)“诗界潮音集”的评价

在“诗界革命”问题上，梁启超并非没有看到形式变革的滞后，同时他也在寻求一种与“新意境”相和谐的新形式，这种努力就是他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开辟的两个专栏“诗文辞随录”和“诗界潮音集”(为叙述方便，下面我把这两部分诗通称之为“潮音集”)。“潮音集”是“诗界革命”继“新学

诗”、“新派诗”之后的一个新发展。

有的研究者指出：“‘新派诗’与‘新诗’的合流，已成为‘诗界潮音集’的基本趋势。”[６]（Ｐ４９）换言之，“潮音集”的基本趋势是“新派诗”与“新诗”(即“新学诗”)的合流。我以为这种提法是不确切的。如所周知，“新学诗”的主要特点是“扯新名词以自表异”，即是用儒、佛、耶三家经典中一些生僻的词语或西方名词的音译，不是当事人或不加注解则“断无从索解”；而“潮音集”体虽用新名词却无此缺点。其实运用新名词并不是“新学诗”的独特处，其独特处是在于它用谁也“无从索解”的新名词。以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也以新名词入诗。“潮音集”诗歌也运用新名词，但没有“新学诗”那种生涩难解之病。所以我们无理由说“潮音集”是“新学诗”和“新派诗”的合流，而应当把“潮音集”视为“新派诗”的一个新发展。那末“潮音集”诗较之新派诗具有哪些特点呢?除去作者队伍更加广泛(有100余人)和利用近代传播方式(在报刊上发表，这比“新派诗”作者唱和传递或刻诗集传播更迅速)之外，在诗歌形式上还具有如下几点：

(1)使用新名词，但这些新名词已较“新学诗”中的新名词不同，它已经不再使用佛、孔、耶三教经典中谁也看不懂的词语，如“喀私德”、“巴力门”、“冰期”、“巴别塔”之类，而是运用当时社会上已较通用的新词语，如浪公的“冷月凄凉平等阁，阴风惨淡自由旗”，“通义千秋《民约》在，中原何日主权伸”(《挽＠②＠③子六律用星洲寓公原韵》)[８]（P125），紫髯客的“何期百六间，女中见卢梭”（《赠吴孟班女士》）[８]（Ｐ１２５），自由斋主人的“野蛮例应文明换，进化原从冒险来”(《伤时事》)[８]（Ｐ131）。诗中的平等、自由、《民约》、主权、卢梭、文明、进化、冒险，均是当时较流行的新名词。

(2)在形式上虽没有突破传统诗体的束缚，但表现了更多的革新精神。如果说，“新学诗”和“新派诗”在形式上还主要是五七言古诗、律诗和绝句的话，那末“潮音集”的诗则出现了更多的杂言体长篇，有的还表现了明显的散文化倾向，这类诗歌为尔后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的构想提供了启示和参照。在《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中这种杂言体的诗歌屡见不鲜。比如因明子(蒋智由)的《终南谣》、《见恒河》、《闻蟋蟀有感》、＠④浦寄渔的《奉题宿园先生五百石洞天选诗图》、突飞之少年的《可惜歌》、《励志歌十首》等。我这里以梁启超的诗歌为例略加说明。梁氏一生写诗不算太多，他自己说：“余向不能为诗，自戊戌东徂以来，始强学耳。”[５]（Ｐ５２）从梁氏的全部诗作看，我以为最有特色的是刊登于《清议报》和《新民丛报》上的诗作。如《二十世纪太平洋歌》、《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志未酬》、《举国皆我敌》、《爱国歌四章》等，均是字数不等的杂言体，它们可以代表“潮音集”诗歌自由化、散文化的倾向。

(3)通俗化的走向更加突出。如果说，“新学诗”由于“扯新名词以自表异”，不加注释让人难以索解，“新派诗”由于强调“旧风格含新意境”而又相对忽视了语言的通俗化，那末，“潮音集”作者在诗歌语言通俗化上则向前跨出了新的一步。许多作者表现了这一特点，代表诗人有蒋智由、狄葆贤、突飞之少年、觉庵、自由斋主人等。请看突飞之少年《励志歌十首》之二：诸君听我歌，二歌狂起舞，大声疾呼竟何意，笑尔四座泪如雨。黑红两种衰可悲，白种日兴黄种危。合群保种争一刻，过此更无中兴期。噫吁嘻，过此更无中兴期[８]（P132）。

这类通俗化的诗歌在“潮音集”中占有很大比重。

(4)有意向民歌学习。“潮音集”作者越到后期越注意吸收民歌形式和学习来源于古代民歌的歌行体。《新民丛报》上刊登的诗歌，有些直接注明“俚词”、“俗调”。它刊登过平等阁(狄葆贤)的《燕京庚子俚词》。“潮音集”作者还注意用歌行体创作。歌行体本是古代民歌中的一种体式。“歌”是曲的总名，上古时代就有《击壤歌》、《南风歌》。“行”是歌的一种。明人胡震亨说：“衍其事而歌之曰行”(《唐音癸签·体凡》)，胡氏说颇能探其本义，观汉乐府民歌可知。在汉乐府中，凡带“行”字的诗，均带有叙事性质。这类诗歌在《清议报》中已见端倪，如突飞之少年的《励志歌十首》，梁启超的《赠别郑秋蕃兼谢惠画》、《举国皆我敌》、蒋智由的《见恒河》等篇，有的虽无“歌行”字样，亦属此类作品。到了《新民丛报》中歌行体的诗歌就更多了。如高旭的《唤国魂》、蒋观云的《醒狮歌》、杨＠⑤子(度)的《湖南少年歌》、梁启超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

我之所以关注“潮音集”在“诗界革命”中的地位，固然在于确认“潮音集”是“诗界革命”发展中 的重要阶段，此外还有两点重要意义：一是它的出现对后来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构想的产生有一定的启示。二是直接开启了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如秋瑾、高旭、黄人)大量采用“歌行体”的先声。

(五)“新体诗”：黄遵宪在诗体上的新探索

黄遵宪“新体诗”(杂歌谣)的提出，是“诗界革命”中诗体改革的新探索。

1902年，梁启超创刊了《新小说》，他在大力提倡“小说界革命”的同时，也没有忘记“诗界革命”。他继续在《新民丛报》中通过《饮冰室诗话》宣传“诗界革命”，并给了黄遵宪的诗以很高的评价：“近世诗人能熔铸新理想以入旧风格者，当推黄公度。”尽管如此，黄遵宪还是清醒地认识到“旧风格”与“新意境”是存在着矛盾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黄遵宪提出了诗体改革的主张：

报(指《新小说》)中有韵之文自不可少，然吾以为不必仿白香山之《新乐府》、尤西堂之《明史乐府》，当斟酌于弹词、粤讴之间，句或三或九，或七或五，或长或短，或壮如《陇上陈安》，或丽如《河中莫愁》，或浓如《焦仲卿妻》，或古如《成相篇》，或俳如俳伎辞，易乐府之名而曰“杂歌谣”，弃史籍而采近事。至于题目，如梁园客之得官，京兆尹之禁报，大宰相之求婚，奄人子之纳职，侯选道之贡物，皆绝好题目也。此固非仆之所能为，公试与能者商之。吾意海内名流，必有迭起而投稿者矣《壬寅八月二十二日与梁任公书》)[９]（Ｐ1245－1246）。

这是黄遵宪经过长期思考而提出的诗体改革方案。他提出的这种“新体诗”，其形式介于弹词与粤讴之间。弹词这种形式，大家较熟悉，兹不赘述。关于粤讴，它是流行于广东民间的说唱曲艺。相传是清代嘉道年间粤人冯询、招子庸在木鱼、南音等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一种曲艺形式。从招子庸编写的《粤讴》俗曲集看，其篇幅或长或短，没有定格，形式比较自由。唱词多为长短句，字数多少不等，平仄可不全叶，选韵较宽。黄遵宪是广东人，他对粤讴和广东民歌十分熟悉，而且他又是一位热爱民间文艺的诗人。在此基础上，他提出了一种“新体诗”，名曰“杂歌谣”，篇幅长短不一，句式、字数多少不等，艺术风格多种多样。在内容上，他要求“弃史籍而就近事”，也就是要反映现实生活，其批判重点，则指向清王朝上层官僚社会。在他的建议下，梁启超果然于他创办的《新小说》上特辟“杂歌谣”一栏，专门发表这种“新体诗”。如燕市酒徒、雪如、水月庵主等人的新乐府，剑公的《新少年歌》，外江佬、珠海梦余生的新粤讴等。

黄遵宪不仅从理论上提出了这种“新体诗”，而且他还亲自实践。他先后写了《军歌》24章、《幼稚园上学歌》10章、《小学校学生相和歌》19章，自称它们为“新体诗”，并希望梁启超能“拓充之，光大之”(《壬寅十一月与任公书》)[９]（p1249）。梁启超不仅把黄遵宪的《出军歌》四章、《幼稚园上学歌》10章刊登在《新小说》上，而且他自己也模仿《出军歌》4章写了《爱国歌》4章，并给予这种“杂歌谣”的“新体诗”以很高的评价。他评黄遵宪的《军歌》曰：“其精神之雄壮活泼、沉浑深远不必论，即文藻亦二千年所未有也。诗界革命之能事，至斯而极矣。”[５]（p43）

《新小说》相继刊出的“杂歌谣”，为“诗界革命”的诗体改革作了许多新探索、新尝试，尽管这种“新体诗”也未能完全冲破旧诗体的束缚，成为一种全新的形式，但在20世纪初，“新体诗”已达到了“诗界革命”在诗体改革方面的最高成就。

（六）“诗界革命”的范围

“诗界革命”是近代一次诗歌革新运动，它既是社会发展和思想文化变革在文学上的反映，也是西方文化撞击的结果。这次诗歌革新运动始于甲午战争前后，一直持续到辛亥革命之后。

近代文学研究界过去大多把“诗界革命”定位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诗歌运动，其理由是因为这次运动的倡导者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代表人物梁启超，其主要成员也大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改良派)人物，如黄遵宪、梁启超、谭嗣同、夏曾佑、康有为、蒋智由、丘逢甲、狄葆贤、丘炜＠①等。近年来，随着近代文学研究的深入，已有学者认识到把“诗界革命”仅仅局限于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的诗界革新运动的范围内，是不恰当的。最早表露这种倾向的是钱仲联先生。钱先生明确指出：金天羽、黄人、高旭、柳亚子等人是“‘诗界革命’在江苏的一面大纛”[１０]（p239），他又在《近百年诗坛点将录》中称金天羽“亦曾主张‘诗界革命’”云云[10]（p360）。吴泰昌也曾在《不以诗人自居的诗人》一文中把马君武、金天羽等南社诗人归入“诗界革命”的范围内。这说明已有一些研究者开始对“诗界革命”的定位提出了

怀疑[11]。

由于“诗界革命”产生的时代因素，即正值资产阶级维新运动(改良主义运动)发展时期，在辛亥革命前(姑以1905年为界)，其主要成员大多是资产阶级维新派人物，但也有些原先具有维新思想而后来成为革命派的南社诗人，如柳亚子、高旭、马君武、宁调元、于右任、黄人，乃至资产阶级革命诗人秋瑾，虽然并未声明参加过“诗界革命”，但从他们的诗歌主张和创作实践来看，显然是与“诗界革命”同一阵线的。马君武概括自己的诗歌创作为“鼓吹新学思潮，标榜爱国主义”[12]，周实呼唤“变风变雅之音”[13]，高旭认为“世界日新，文界、诗界当造出一新天地”[14]，宁调元说：“诗坛请自今日始，大建革命军之旗。”[15]马君武更进而指出诗歌创新和改造旧形式的问题：“唐宋元明都不管，自成模范铸诗才。须从旧锦翻新样，勿以今魂托古胎。”[11](p426-427)这些主张无疑与“诗界革命”的精神和文学主张是一致的。“勿以今魂脱古胎”，尽管并未指出如何“脱古胎”(即创造新诗体)，但至少在思想认识上已试图解决梁启超所提出的“新意境”(“今魂”)与“旧风格”(“古胎”)的矛盾。同时他们还创造了大批具有创新精神的歌体诗，其代表作有高旭的《路亡国亡歌》、《爱祖国歌》、《海上大风潮起作歌》、《登富士山放歌》，马君武的《从军行》、《华族祖国歌》、于右任的《从军乐》，黄人的《元旦日蚀诗》、《和定庵西郊落花歌》、《过湖荡纪事》，金天翮的《招国魂》，秋瑾的《宝刀歌》、《勉女权歌》等。至于“以旧风格含新意境”的诗作，在南社诗人和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中那更是不胜枚举了。今举柳亚子、宁调元的两首五古和七律以见一斑。

„„我思欧人种，贤哲用斗量。私心窃景仰，二圣难颉颃。卢梭第一人，铜像巍天阊。《民约》创鸿著，大义君民昌。胚胎革命军，一扫秕与糠。百年来欧陆，幸福日恢张。继者斯宾塞，女界赖一匡。平权富想像，公理方翔翔[16]（p3）。

十年前是一重囚，也逐欧风唱自由。复九世仇盟玉帛，提三尺剑奠金瓯。丈夫有志当如是，竖子诚难足与谋。愿播热潮高万丈，雨飞不住注神州[15]（p138）。

柳亚子、宁调元这两首诗歌，与黄遵宪为代表的“新派诗”并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我认为“诗界革命”作为近代诗坛上的一次革新思潮，实在是吸引了许多进步诗人参加的一次群众性的诗歌革新运动，它的最初发起人、倡导者和创作主体是具有维新思想的进步诗人，随着运动的深入，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也参与了“诗界革命”，并成为“诗界革命”队伍中一支生力军，他们与梁启超、黄遵宪、康有为、丘逢甲、蒋智由、狄平子等人共同开创了中国近代诗歌的新天地。这一基本评价我想会得到多数人的认同。其实，近代的评论家也并未把“诗界革命”仅仅限制在维新派诗人的范围内，比如柳亚子在1945年就说过这样一段话：“辛亥革命总算是成功了，但‘诗界革命’是失败的。梁任公、谭复生、黄公度、丘沧海、蒋观云、夏穗卿、林述庵、林秋叶、吴绶卿、赵伯先的新派诗，终于打不倒郑孝胥、陈三立的旧派诗，同光体依然成为诗坛的正统。”[17]这段话对“诗界革命”的评价是否正确我们姑且不论，但文中提到几位诗人，如林述庵、林秋叶(之夏)、吴绶卿(禄贞)、赵伯先(声)均是资产阶级革命派诗人，林之夏还是南社社员，可见把“诗界革命”仅仅视为资产阶级维新派内部的诗歌革新运动是不确切的。

（七）结语

由如上叙述可以看出，近代“诗界革命”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领导的有纲领、有队伍、有阵地、有理论、有创作实践的一次自觉的诗歌革新运动。以梁启超、黄遵宪、丘逢甲、蒋智由为代表的新派诗人，他们顺应历史发展的要求，敢于冲破几千年来自我封闭的诗歌旧传统，毅然于诗世界中手辟新洲，独创异境，为“诗界之哥伦布”，为“独立风雪中(之)清教徒”[９]（p1249），这种精神是十分值得称道的。在内容层面上，“诗界革命”是从宣传新学、描写新事物(从异域风光到自然科学的新成就)、表现新思想、新理念开始的，继而又以描绘时代风云、反对封建专制、弘扬爱国主义、倡导尚武精神、礼赞民主革命为基本主题。在形式上它从“扯新名词”开始，逐渐过渡到“以旧风格(即旧形式)含新意境”，再到借鉴民歌形式，力求冲破旧格律、旧体制的束缚而提出了“新体诗”的尝试。尽管“诗界革命”最终并未完全解决旧形式的问题，但在当时的历史文化背景下，“诗界革命”的先驱者们已作了大胆的尝试与努力。在价值取向上，他们自始至终都自觉地吸取西方文化，为“诗界革命”输入新血液，注入新生命。还在《夏威夷游记》中，梁启超就曾经指出，欲求诗歌革新，“不可不求之于欧洲，欧洲之意境、语句，甚繁富而玮异，得之可以陵轹千古，涵盖一切，今尚未有其人也”[7](P189)。这还是就其思想层面而言，1902年他在《新中国未来记》第四回总批中说：“必取泰西文豪之意境、之风格，熔铸之以入我诗，然后可为此道开一新天地。”这已接触到“新风格”，为此他还在《新民丛报》第二号(1902年2月22日)上刊载了外国诗歌即德国格拿活的《日尔曼祖国歌》，日本中村正直的《题进步图》、志贺重昂的《日本少年歌》、内田周平译的《德国男儿歌》，以为中国诗歌革新之借鉴。这也可以看出，“诗界革命”是中国古典诗歌由封闭走向开放、由传统走向现代的尝试，它第一次明确提出诗歌向西方学习以及面向大众和通俗化的问题，表达了近代中国先进知识分子勇于进取、大胆探索的精神风貌和先进的美学理想，它的进步意义是不言而喻的。析而言之，“诗界革命”的意义至少有如下四点：

(1)“诗界革命”提倡“以旧风格含新意境”，即要求在诗歌中反映新内容、新思想、新理念，这对于扩大诗歌的审美范围，在诗歌中融入西方文化，进而更新近代诗歌的创作题材、丰富近代诗歌的思想意蕴，有积极的促进意义。

(2)在诗歌中运用新名词，既可更新诗歌的语言系统，而且新名词的出现，对于打破旧体诗格律的束缚和诗体的解放都有直接的影响。

(3)“诗界革命”要求以口语入诗，开启了近代诗语言的通俗化走向，缩短了诗歌语言中书面语与口语的距离，为诗歌的自由化、散文化培植了基因。

(4)“新体诗”的提出和具体设想，是对中国诗体改革的有益尝试，它的成就与不足，从正反两方面为尔后的诗体改革提供了参照物。

由以上四点可以引出结论：近代“诗界革命”为“五四”新诗的出现奠定了理论基础和创作基础，成为“五四”诗歌革命的先声。

我们必须肯定“诗界革命”的这一历史贡献。但学术界至今仍有人认为“诗界革命”不算革命[18]，或谓“诗界革命”失败了[19]。他们所持的理由归纳起来不外两点：第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发动的诗界革新，不能称“革命”，而只能称“改良”；第二，资产阶级改良派倡导的“诗界革命”，正如同他们所领导的戊戌变法失败一样，它的结局必然是失败的。这种看法的偏颇是显而易见的：不仅缺乏历史主义的观点，而且仍是把文学现象等同于政治问题。

收稿日期：1999-06-26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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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６]柳亚子放歌[Ａ]柳亚子诗词选[Ｍ]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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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８]陈邦炎诗界革命质疑[Ｊ]中国韵文学刊，(1)

[１９]祝宽五四新诗史[Ｍ]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作者简介】郭延礼：（1937-）男，山东汶上人，山东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导，研究方向为中国近代文学。（山东大学 文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0）【责任编辑】立华

【外 字】字库未存字注释：

＠①原字为艹下加爰

＠②原字为氵右加并

＠③原字为氵右加辟

＠④原字为鱼右加它

＠⑤原字为析下加日

第五篇：浅谈毛泽东对人民群众与革命的关系的看法

浅谈毛泽东对人民群众与革命的关系的看法——读《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

法》有感

毛泽东在《毛泽东选集》及多次谈话中谈及人民群众与革命的密切关系，如《纪念白求恩》（《毛泽东选集》第二卷）及《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时期的任务》（《毛泽东选集》第一卷），“对同志对人民不是满腔热忱，而是冷冷清清，漠不关心，麻木不仁。这种人其实不是共产党员，至少不能算一个纯粹的共产党员”，“共产党员应该作到„„依靠群众的多数，得到群众的拥护”，强调和号召共产党员学习白求恩为人民服务的精神，一切为人民群众着想，从人民群众中汲取革命营养；又如《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部关于重行颁布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训令》（《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提出“三大纪律”之二为“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强调军民和谐，军民一致。

《关心群众生活，注意工作方法》无疑是其中最集中地反映毛泽东同志对人民与革命关系态度的文章，这篇文章是毛泽东同志于一九三四年一月在江西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代表大会上所作报告的一部分。当时的历史背景是，江西革命根据地正处于国民党的第五次包围，共产党把动员广大群众参加革命战争，把革命发展到全国去作为党的中心任务。在这样危险的环境中，当革命还刚起步的时候，毛泽东便有清晰而准确的意识，提出面对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问题，人民群众的生活问题一点也不能疏忽和看清，因为“革命战争是人民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只有依靠群众才能进行战争”。

进入2011年，随着时代的变迁，社会的发展，“关心群众生活”的内容已从物质生活转变为精神生活，关心的对象已从农民、工人、工农兵、知识分子等扩展为全体党员、群众、社会。随着人民迅速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对党的工作方法的要求提高了，同时工作难度也大大增加。但是，毛泽东同志留下的文章仍然在指引着党该如何处理好发展与人民群众的关系——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得民心者得天下。

在任何时代，任何地方，一个政党或是一个集体甚至作为个体，只有全心全意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利益着想，才能在一个国家里，一个集体中实现自我提升，共同进步。

对外汉语101班 甘柯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