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关于股份公司董事会立法的思考论文
关于股份公司董事会立法的思考
近年来，董事会的组成人员素质缺乏科学决策的基础，这是影响整个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成败的关键所在。下面我想就有关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组织的若干问题作一分析，并提出几条粗浅的建议。
（1）董事会是股份有限公司日常经营决策机构和业务执行机构，担负着日常经营决策和业务执行的重任，因而就必然要求其组成人员具有较高的素质和一定的专业水平，其董事的选任适当与否直接关系到公司的运营成败。但我国《公司法》对董事会成员的个人条件却没有予以规定，这在很大程度上导致了董事会组成的不合理性。据统计，技术职称、学历年龄、工作经验、能力水平等各方面均符合市场决策要求的专业董事为数甚少，这直接影响决策的科学性。尤其在中国市场经济刚刚起步的今天，人们的旧观念一时还难以转变过来，而在法律又没有明确规定来限制董事人选的情况下，很容易使那些用老方法、老观念经营企业的领导者重新当选为董事。
(2)有关董事的组成规则还未有明文规定。现行公司法还未规定董事会的组成规则。股东大会由股东组成，监事会由股东代表和适当比例的公司职工代表组成，惟独董事会没有规定组成规则。实践中，往往易使人产生“董事会必须由公司股东担任”的错误想法，不持有股份的人怎能管理股份公司呢？其实不尽然，适合管理公司的人未必都是公司内部的人，更不都是持股股东。真正的企业家、优秀的管理者往往来自竞争激烈的人才市场，即来自公司的外部。
（3）有关董事的激励约束机制，《公司法》规定的还不全面。市场经济的正常运行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市场主体的行为是否适当，而市场主体行为适当与否又取决于是否存在相应的激励约束机制。这里的“适当”有两层含义：一是积极参与市场竞争，二 是依法进行生产经营。有激励才有参与市场竞争的积极性；有约束，才能使经营者们不唯利是图，而依法经营。另外，关于对董事的约束机制的建立，《公司法》也规定的十分不完整。这主要体现在董事违反公司法规定、违反公司章程应承担一定的法律责任。具体只提出了受贿、挪用公司资产、自营同业活动等几种行为的法律责任，而对董事在日常生产经营中出现的决策失误却未作规定。
（4）董事长兼任总经理，有悖公司法的立法精神。董事长与总经理分设是世界各国公司制度的惯例。董事长是公司的法定代表人，即所有者的代表，主要负责公司的资产管理；而总经理则是董事会所聘请的高级雇员，在董事会的监控下主持公司的经营业务。由于两者分设，形成相互制约的机制，公司管理的透明度大大增加，而营私舞弊的机会则大大减少，形成一层有效的内部监督约束机制。而我国《公司法》却未对此作出明文规定，致使实践中股份公司的董事长兼任总经理的现象相当普遍，这与《公司法》规定的股份公司由股东大会、董事会、经理层和监事会四个层次组成，形成一个完整的内部监督控制机制的立法精神是完全背离的。
下面是对股份公司组织机构中存在问题的几点建议。
（1）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完善相应的监督约束机制。如前所述，股东会中心主义已不能适应市场经济下公司所面临的复杂多变的现代经营环境，确立董事会中心主义已是大势所趋，具体表现为：一切权力均由董事会行使或在它的许可之下行使，公司的业务也应在它的指导下经营管理，董事会只受公司章程所载明的限制的约束。在法律上就体现为：应删除股东大会以下职权：审议批准公司的年度财务预算方案、决算方案、利润分配方案和弥补亏损方案权；对公司增减注册资本、发行公司债券作出决议权。而对董事会的职权不再作列举规定。但随着董事会权力的扩大、地位的提高，很容易形成内部人控制的局面，从而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因而，加强监督就成为公司立法的一项重要任务。具体方法有：１、建立投资者与经理人员的契约关系，加强对董事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运用合同这种法律形式来明确资产所有者和经营管理者在经营中的职责权力和应得利益，以避免双方在利益职责关系上可能发生的矛盾和冲突，这使得所有者可通过契约关系对经营者进行直接控制和约束。尽管实际管理中经理人员对企业拥有强大的支配力，但因业绩不佳而被许多国际大公司解聘的事情也经常发生，因而激烈的企业家竞争和明确权责的市场契约成为严格制约董事会、经理层们的有力武器。２、强化监事会的权力和监督作用。第一，将监事的人数下限从三人提高至六人，以壮大监督力量。第二，应规定监事会中懂财务会计、法律的人员的比例。第三，应规定职工比例不少于一半。第四，充实职权。应明确规定，董事、经理的行为损害公司利益并经纠正无效时，监事会有权代表公司提起诉讼；监事有帐簿查阅权、调查公司业务、财产状况权等。
（2）应明确规定董事的任职资格。董事会是公司的决策机构，董事会的个人素质、才能是作出正确决策的基本前提，因而应对其任职资格作出明确规定：１、必须具有经济管理专业或相关专业本科以上学历。现代企业家从事的是高度复杂化的经济管理决策活动，因此，不经过高等正规教育，不拥有渊博的知识技能，是无法胜任企业家生涯的。因而在这方面我国也应作出严格规定。２、具有两年以上实践工作经验。文凭不等于水平，有学历的同时还应具有一定的实际工作能力。3有信誉担保或有资金作为风险金。此项规定有利于保障董事赔偿责任的承担。董事的选任应抛弃那种大股东必是董事会成员的传统观念，严格界定懂经营和不懂经营的界限，所有者权益和经营管理权决不是相应对等的，决不能混为一谈。至于年龄，公司法没规定就意味着不限制，对此我国也很赞同，真正有能力的人如果因年龄受限而不被重用实际是人才的极大浪费，也是社会的一大损失。更何况我们国家的领导人平均年龄也是并不年轻的。政治领域允许经济领域为何一定要限制呢。
（3）健全董事会组成规则。１、董事会的组成应实行“公司外部成员和公司内部成员结合”的原则。实践中真正有经营管理才能的人未必都是公司的股东，如果因“其成员必须来自公司内部”的规定而将其拒之门外，则显然不利于公司的经营决策。因此，公司法应予以明确规定，以广泛吸收重用有开拓精神的管理精英。２、应补充规定法律顾问在董事会中的特殊地位。《公司法》本意就是要从法律的角度规范公司的正常健康运行，用法律手段保护公司、股东合法权益，但立法过程中却产生了一个极大的疏漏，即在法典中没明确规定知法者在公司组织机构中的一席之地。
（4）加强董事的激励约束机制１、报酬法定，这是重要的激励方式之一。没有优厚的物质待遇作基础是很难激发经营者的积极性的。由此而形成的消极怠工，不为公司经营出力献计，对公司的发展又有何益呢？因此应规定报酬激励。２、激励与约束是相辅相成的，只有激励没有约束则易导致权利的滥用、腐败的滋生。因而应加强约束。第一，建立风险金机制。即经营者的业绩与风险金挂钩，具体数额视公司资本而定。就职之前必将风险金上缴公司保管，若公司亏损且负有个人责任的则其风险金收归公司所有。第二，建立董事业绩定期审查制和奖罚制。主要由监事会主持进行。如果一个项目盈利，其决策者、参与组织、实施者均应按功绩大小而不是职位高低予以适当奖励。如果一个决策失误，除不可抗力因素，各参与人均应按责任轻重受到一定的惩罚。
（六）应明确规定董事长不得兼任总经理
董事长兼任总经理固然有一定便利之处，可很好协调二者的权力关系，避免机构繁复，互相扯皮，但其弊端也明显大于有利一面，二者权利统一，明显违背公司法的精神。立法原意是董事长与总经理形成一层监督制约机制，由董事会监督经理的经营管理行为，而合二为一即丧失了这一约束。因而应规定禁止。
以上就是我对我国现行公司法有关股份公司董事会问题所作的初步分析和几点粗浅建议。由于水平有限，观点难免不够准确、成熟。公司法的制订无疑是我国经济发展的产物和法制建设的进步，而其漏洞与不足正是进步中所表现出来的不完善和不成熟，当务之急是，我们的立法者应根据不断发展的经济形势，在认真总结经验，分析利弊的基础上，对我国《公司法》中有关股份公司董事会组织的规定作进一步的修改、补充和完善，以增强其合理性、可行性，使我国的股份公司更符合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更有助于深化我国国有企业改革，推动我国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二篇：安乐死的立法思考论文
安乐死的立法思考
论文摘要
对于安乐死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近年来经常可以接触到相关的信息。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安乐死解释为在不可救药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则认为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将患有绝症又极度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作法。而我国学者这样解释：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身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实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1]。许多国家都在对安乐死进行研究和探索，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通过对安乐死的国内外研究现状、犯罪的客体、犯罪的主观方面、犯罪的客观方面分析其是否构成犯罪、伦理角度的思考、我国适用安乐死的立法建议等几个方面的分析和论证后，认为法律应对安乐死做出具体的成文规定，确定实施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且应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程序进行限制。国家必须指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确定安乐死的适用范围，防止法律滥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关键词：安乐死研究现状犯罪构成伦理立法建议
对于安乐死这个名词，我们并不陌生，近年来经常可以接触到相关的信息。安乐死来源于希腊文，其含义是无痛苦的、幸福的死亡。《牛津法律大词典》将安乐死解释为在不可救药的患者的要求下所采取的引起或者加速死亡的措施。《布莱克法律字典》则认为安乐死是从怜悯出发，将患有绝症又极度痛苦的人处死的行为和作法。而我国学者这样解释：患不治之症的病人在垂危状态下，由于精神和身体极端痛苦，在病人和其亲属的要求下，经过医生认可实施的，用人道的方法使病人在无痛苦状态下结束生命的过程[1]。许多国家都在对安乐死进行研究和探索，对于实施安乐死的行为是否构成犯罪，各国的法律规定不尽相同。
一、国内外研究现状
（一）国外现状
综观国际形势，在一些国家和地区安乐死的成文法业已施行。早在1996年，澳大利亚北部地区议会通过了《晚期病人权利法》，使安乐死在该地区合法化，从而产生了人类历史上第一部允许实施安乐死行为的法律。其中针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做出了专门规定。随后，2001年4月10日荷兰上议院通过安乐死法案，将荷兰冠上了全世界第一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的宝贵称号。该法案具有一定的先进性，它为了防止医务人员权利的滥用，特别规定了3个前提条件加以限制。比如病人必须是无医治之希望，其病痛必须是任何人都无法忍受，病人在意识清醒时真实自愿的要求实施安乐死等。同年5月16日，比利时众议院亦通过安乐死法案，允许医生在特殊情况下对病人实施安乐死，继而成为第二个承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紧随荷兰之后。在西欧一些国家，如英国、法国、德国都出现了安乐死的病例，一些国家也正在进行安乐死的立法探索。
但总体上以法律形式确认安乐死合法化的国家为数不多。大多数国家的刑法都没有在立法上将安乐死确认为合法行为。它们将“受嘱托杀人”或“被害人同意的杀人”视为杀人罪。比如奥地利、瑞士、日本的刑法都规定由于受他人的诚挚及迫切请求而帮助他人自杀的行为人，要处以六个月以上的刑罚。这些国家在处理安乐死案件时，通常以杀人罪来定罪处罚，但在实际操作中量刑很轻[2]。
（二）国内现状
我国对安乐死的研究起步比较晚，从上个世纪80年代才开始。1986年，陕西汉中市王明成的母亲夏素文患肝硬变腹水，肝性脑病等病症。为了解除病痛，主治医生蒲莲升通过对其注射冬眠灵实施了安乐死行为。结果蒲莲升于1987年9月25日被逮捕，直到1991年4月6日才被宣告无罪释放。因为经法医鉴定，冬眠灵只是加深了夏素文的昏迷程度，虽然产生了促进死亡的结果但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直接原因，造成夏素文死亡的主要原因是其肝性脑病引起了严重感染[3]。这是我国涉及安乐死的第一个病例，从中暴露出我国法律规范的不足。此后，我国学者多次提出安乐死的立法需要。1998年，山东中医药大学课题组在经过多年的研究探索后，提出了《安乐死暂行条例（草案）》，但未能施行。目前我国法律没有关于安乐死的成文规定，并且很多学者主张根据我国《刑法》的解释，实施安乐死行为就是非法剥夺他人生命，属于犯罪行为，要接受法律制裁。
（三）二、安乐死不应当构成犯罪
对于安乐死所产生的法律后果，主要有两种学说：肯定说和否定说。肯定说认为，安乐死是患者不堪忍受痛苦而自愿选择结束自己生命的行为，该行为并不违法，不构成犯罪。否定说则坚持安乐死符合故意杀人罪的构成要件，具有刑事违法性，应按故意杀人罪论处[4]。在我国，法律既没有对安乐死明文肯定，又没有明文否定。受不同学说的影响，各地法院对于安乐死的处理方式不尽相同。有的引用《刑法》第13条的规定，认为安乐死行为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构成犯罪。有的则引用《刑法》第232条的规定，认为行为人犯故意杀人罪，但可在量刑时适当减轻刑罚。我支持肯定说，认为安乐死不符合故意杀人罪的要件，不构成犯罪。
（一）从犯罪的客体上分析
故意杀人罪侵犯的客体是他人的生命权，而安乐死行为并没有侵犯他人的生命权。患者本人有选择以适当的方式结束自己生命的权利，他为了寻求解脱，要求医生帮助他实施无痛苦的死亡。医生只是出于人道，满足患者的意愿，帮助患者以死亡的方式享有生命权，行使生命权。因而安乐死并不是侵犯他人生命权的行为。需要注意的是，患者的死亡不以实施安乐死行为为必要条件，即患者的死亡是必然的，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实施安乐死结束生命和等待自然死亡，两者间只是时间上的差别。患者死亡的真正原因是身患绝症，而不是安乐死行为。安乐死行为的本质不是决定患者的生与死，而是帮助患者实现从痛苦向安乐的转化，是用科学的方法优化死亡状态，以保证生命的质量。安乐死行为体现了对患者生命权的尊重，而非侵犯[5]。相反的，故意杀人则意味着他人的生命权遭受侵害，他人可能要承受死亡的危害结果。但如果生命权没有受到侵害，他人就可以安然自在的继续生活。这是安乐死行为与故意杀人行为的根本区别。
（二）从犯罪的主观方面分析
安乐死行为不具有杀人的故意。医务人员和家属并没有剥夺患者生命权的主观愿望，只不过需要面对残酷的现实：患者已经没有生存的希望，且正在遭受病痛的折磨。是用大量的药物、设备和金钱物资来维持生命，还是用安乐死来尽快结束痛苦得到解脱，人们陷入两难的选择。不难看出，实施安乐死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并不存在剥夺他人生命权的故意，只是无奈之余的适当选择。而故意杀人行为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剥夺他人生命权的故意，追求他人生命结束的结果，并不存在无可奈何的成分。
（三）从犯罪的客观方面分析
故意杀人客观上表现为非法剥夺他人生命权的行为，但安乐死不同，它是患者在意识清楚时提出死亡的要求，行为人即医务人员只是就此做出了被动选择。患者自愿放弃生命，行为人实施行为所追求的并不是患者死亡的结果，而是通过医疗手段假以外力来转变患者的痛苦状态。安乐死行为是对死亡方式的选择，而不是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危害行为。，安乐死不具有犯罪的本质特征，且从客体、主客观方面分析，均不符合犯罪的构成要件。对照我国现行的法律制度，安乐死并无违法情节，也就是说，安乐死没有触犯我国刑法，不构成犯罪，属于正当行为。
三、从伦理的角度分析安乐死 安乐死作为一个新的时代课题，与人们的传统伦理道德观念产生了冲突。现在各国对于安乐死普遍存在两种态度。持否定态度的人认为安乐死不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不尊重生命，违背了“救死扶伤，实行革命的人道主义”的医疗工作的基本方针，是一种消极悲观的生命观，会给社会带来不良后果。持肯定态度的人则认为任何人都有选择自己死亡方式的权利，应该尊重这项权利，实施安乐死，让患者无痛苦且有尊严的辞世符合人道主义精神，也解除了社会和家人的负担，对社会有益[6]。
人们一般认为“好死不如赖活着”，应该尽可能的延长生命，就像大家对长寿的追崇，这是人们头脑中根深蒂固的传统人道主义伦理观念。而现代人道主义则追求生命至上与生命质量的统一。我们不仅要珍惜生命、热爱生命，还要注重生命的内在质量[7]。中华民族历来向往追求良好的死亡状态，有善始善终的说法。安乐死所体现的帮助患者从病痛向安然死亡的转化，是人们对良好死亡状态的选择，是保证生命质量的选择，是构筑新型社会文明的要求，使社会文明在公民的死亡环节得以体现。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生命质量则是衡量的一项指标。生存无望且痛苦不堪的生命给社会带来了沉重的负担，造成各种社会资源的浪费，已经失去了存在的价值。患者选择有尊严、更安乐的死亡方式正是尊重生命、注重生命质量的体现。
四、“安乐死”立法的必要性
（一）社会各界及民众的意愿
根据卫生部和国家计生委的有关统计，我国每年死亡人数近1000万，其中有100多万人是在极度痛苦（如癌症晚期的剧烈疼痛）中离开人世的。这100多万死亡者中又有相当多的人曾要求过安乐死，但因无法律根据和保护而被拒绝，因此他们也只能“含痛死去”。而在我国的医学实践中，一方面有条件的大医院同样存在着用昂贵的代价来维持脑死亡患者的“生命”的现象；另一方面，在对无法忍受痛苦的绝症患者的医疗处理过程中，安乐死以隐秘或公开的方式进行已久（上海、广州等城市）。这已不是什么秘密了。这也是生活提出的要求，人们需要安乐死。死亡作为一种自然规律，自古以来，人类始终追求着一种“善始善终”、“安然去世”。既然死亡不可避免，为何不在适当的时间选择一种更有价值、有尊严、更安宁的死亡方式呢？生命的价值在于它对社会的贡献，而这种价值往往体现在生命的质量上，当一个人的生命连质量都谈不上时，它又如何保障它的价值呢？面对那些痛苦万分的绝症患者，如何维护他们死亡的尊严，如何给他们临终前一个安详？安乐死无疑是一种理智的选择。
（二）规范“安乐死”道德规范的特殊要求
人终有一死，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对于那些现阶段医学上无法救治的患者而言，在死亡不可避免的情况下，面临着对生命终结处置方式的选择，如果回避这一问题，或简单加以禁止，不仅不能强化生命终结过程对生命的保护，反而会放任不合理、不合法的生命处置。传统的医德观念也认为，对于重危病人，必须想方设法进行抢救，对于不治之症，也应尽量延长其生命，哪怕一两天，甚至几小时，只有这样，医务人员才算尽到了职责，然而却忽视了患者是在万分痛苦的挣扎着死去这一客观事实。我们说医生的职责是：“救死扶伤，治病救人”，即既要保护病人的生命，又要减轻病人的痛苦，救死是指挽救生命，并非指挽救死亡，对那些身患绝症即将走向死亡的病人，要顾及其根本利益，道德的做法是解除病人的痛苦，而不是采取徒劳无功的办法来增加病人的痛苦。我们应该把有限的医药资源尽可能合理的使用到有价值的地方，这样才有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符合社会主义道德规范。而现代医德注重价值，是否符合医德，应该用价值观念来评判。所以实施安乐死是既符合现代医德，又符合社会道德规范的。比如，对于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如果不能实施主动安乐死，对于一个意欲终结自己生命的患者来说，他只要拒绝接受治疗，而对他的家属来说，只要不付医疗所需的费用，甚至不及时支付，在现有的经济和制度条件下，患者所需的药品就不能保证，当然就不会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疗，死亡也就是自然的结果。这样就可以以被动的形式取得与主动安乐死几乎同样的效果，这种转化非常容易，显然在现实生活中存在着安乐死的混乱无序状态其所带来的问题已经是普遍而不容忽视的了，如果不去解决的话，问题将变得复杂。因此，应积极的立法规范，以有利于避免对生命的轻率处置，强化对生命的保护力度。
五、我国适用安乐死立法的建议
安乐死不是简单的个人行为，涉及社会的方方面面，所以要妥善处理。法律应对其做出具体的成文规定，确定实施安乐死行为不构成犯罪，且对安乐死实施的条件和程序进行限制，用以防止不怀好意之徒借安乐死达到非法目的。在此，我认为应符合以下条件：
（一）适用条件
1、患者所患的病症必须是不治之症。即依据现代医学知识和技术根本无法医治，并且病人濒临死亡。
2、患者遭受的病痛必须是无法忍受。也就是说，该病痛无论对于任何人都是难以忍受的。
3、患者必须是在神志清醒，意识正常的情况下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这就要求患者真实自愿地提出接受安乐死的请求。
（二）适用程序
1、申请程序上要求患者自愿，是神志清醒时做出的真实意思表示，患者本人须签字盖章，经过公证后方产生效力。受欺诈、胁迫或是在其它违背自己意愿的情况下做出的表示均属无效。如果患者的神志不够清醒，精神也已失常，可以由患者的直系亲属，至少两人以上提出申请，签字盖章后经公证生效。
2、审查程序上要求由医学专家、法医学专家、法学专家组成审查委员会，各司其职，针对患者的病症情况、申请条件进行合理性和合法性的审查，看看是否符合实施安乐死的要求，最后报经人民法院批准决定是否实施安乐死。
3、执行程序上要求严格依照法律规定，由省级以上医院指定的医生专门负责，实行时必须有两名以上的专职医生，其中应包括患者的主治医生，一名护士，一名法医，两名以上患者的直系亲属在场。实行完毕后所有的见证人都要签字盖章，证实现场情况。而且，安乐死的适用必须采用无痛苦的方式，比如麻醉、注射等手段，禁止使用暴力手段，如枪决、电击等[8。这样才符合实施安乐死的初衷，才不违背人道主义精神。
4、司法监督程序上要求安乐死实施完毕后，要报经有关司法部门备案，以方便日后的核查，便于解决有关安乐死实行过程中出现的问题或是患者家属对患者遗体捐赠等事项的安排。
安乐死一经法律确定，将会在一定范围内实行。因为我国现处老年社会，存在大量的高龄人群，而这一群体又是疾病的高发区，很多疑难病症都会出现。为了摆脱医疗费用、经济负担、精力损耗，难免有一些人打着安乐死的幌子逃脱应尽的孝道，推卸对老人的赡养义务，寄望获取巨额遗产等等，造成不必要的人员死亡。也有一些人是为了掩盖不可见人的非法勾当而采用安乐死这种合法方式蒙混过关。相对而言，医务人员有可能为了一己私利，滥用职权，非法对病人实施安乐死，又或者以极不人道的方式致使患者死亡，造成患者临终前的不安心。种种状况的发生将会扰乱安乐死的推广，所以，国家必须指定相应的法律规范，以规治安乐死的适用范围，防止法律滥用，侵害公民的合法权益。
（二）注释：
[1] 孙娟娟.安乐死立法问题浅析[J].黑龙江教育学院学报.[2] 王作富.刑法论衡[M].北京:法律出版社.[3]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编.人民法院案例选(刑事卷上)[M].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4] 冷枫.浅议“安乐死”.www.xiexiebang.com.[5] 牛秀兰.安乐死与故意杀人罪之思考[J].山西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6] 韦加速,李欣磊.浅析“安乐死”应有的立法选择[J].西南政法大学研究生学报.[7] 李惠.安乐死社会伦理探析[J].上海大学学报.[8].平.对安乐死的法律思考[J].江西教育学院学报.
第三篇：关于网络安全立法的思考
关于网络安全立法的思考
一、网络安全是不仅限于国家网络安全
无论是从逻辑上，还是从实际上，抑或是从法律上，从（攸关）主体（利益）上看，网络安全都应该包括国家网络安全、公共网络安全和私人网络安全。所谓的国家网络安全，应该是指攸关国家安全利益的网络及其信息系统的安全。一般来说，它包括涉及国家政治、军事和经济机密与安全的重要网络及其信息系统。所谓的公共网络安全，是指攸关不特定多数人人身和财产利益的网络及其信息系统的安全，这是一个被忽视的网络安全问题。实际上，网络空间跟现实空间一样，都存在所谓的公共空间及其安全问题。这里的公共空间不是指网络空间及其信息系统的归属而言，而是指它是不特定多数人---公众可以自由访问、可能攸关不特定多数人利益的空间。在实际中，有人利用他人网站的技术漏洞并在其中埋置木马、病毒等有害程序，一旦不特定的用户访问该网站或网页，很可能会被这些木马和病毒程序侵入，从而导致其利益损害（如窃取隐私、盗取财产等）的问题。由于木马和病毒程序跟现实空间的危险物品一样，可以对不特定人的利益造成损害，因此，在网络上传授、制作、销售和使用木马和病毒程序的行为跟现实空间里的非法制作、运输、销售和使用危险物品一样都是一种对公共安全利益构成威胁的行为，因此，立法也应该将这些行为视为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予以规制。所谓的私人网络安全，实际上是指特定的个人或企业对其自己所有的网络及其信息系统所享有的安全利益不受非法侵害。虽然针对私人网络及其信息系统的侵害属于侵权行为，规范一般的网络侵权行为应该是私法（侵权法）而非公法（网络安全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的任务，但是，对于严重的侵害私人网络安全的行为同样应该被纳入到公法规制的范围。
目前正在起草的网络安全法草案来看，它显然只注意到了国家网络安全，而忽略了公共网络安全以及私人网络安全问题。
从现行刑法以及修正案
（九）的内容来看，现行刑法第285条的款所规定的所谓“侵入国家事务、国防建设、尖端科学技术领域的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的行为实际上是针对国家网络安全利益的侵害，理应属于危害国家安全犯罪的，而不应该纳入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予以规制的。而从修正案的内容来看，并没有认识到现行刑法的错误并予以改正。
现行刑法第285第三款、286条第三款有关规定放在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的做法是有问题的。由于像病毒、木马等有害程序类似于现实空间的危险物品，如果利用（除了攸关国家安全利益之外的）一般网站或网页的技术漏洞埋置这些有害程序的话，很可能会使不特定的访问用户的财产利益遭受损害，符合刑法理论关于危害公共安全罪的界定。而危害公共安全罪和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是两种性质不同的犯罪，后者在社会危害性与刑事责任的轻重有显著区别。因此，在公共网络空间上制作、传播、销售和使用有害程序的行为应该作为危害公共安全犯罪而不是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来规范。可见，现行刑法第285第三款、286第三款的规定是有问题的，而修正案中并未认识到现行法律的这种缺陷并予以改正。因此，未来应该在完善有关内容后纳入到危害公共安全罪中进行规范。
另外，应该根据所破坏和侵入信息系统的性质区分不同的犯罪行为，而不是不加区分地把所有破坏信息系统的犯罪行为都纳入到同一种犯罪中予以规定。从现行刑法第286条所谓的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罪的内容来看，它并未区分不同性质的信息系统，而是笼统地把所有破坏信息系统的犯罪行为都一视同仁地纳入到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中予以规定。实际上，破坏或侵入涉及国家机密和安全的网络基础设施及其信息系统的行为和破坏或侵入一般企业或一般个人的信息系统的行为的性质和危害后果完全不同。前者是对国家安全利益的侵害，性质最为严重；后者有的是对公共网络安全利益的侵害，其性质比较严重；有的是对私人网络安全利益的侵害，其性质最轻。因此，从刑法理论上讲，应该区分这三种不同类型的非法侵入或破坏网络及其信息系统行为并分别纳入到危害国家安全犯罪、危害公共安全犯罪和破坏、非法侵入或破坏私人网络及其信息系统犯罪。显然，现行刑法的这种规定是有问题的，从修正案的内容来看，它并未认识到刑法的这种缺陷并予以改正。
二、有关安全战略、规划与促进等方面的内容不应纳入到网络安全法中 网络安全战略是国家根据本国的国情和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就本国网络安全所采取的政策和策略，在我国它是由最高层来决策的。因此，把这种本不应该由法律来调整的内容放在法律条文中的做法实在是令人匪夷所思。
就网络安全的规划与促进问题来说，它是属于国家的产业政策或政府政策规划方面的内容，也不应该属于法律规范所调整的内容。而且，从草案规定的内容来看，这部分都是宣示性、很虚的条文。
总体来看，将国家战略和政策规划纳入到法律的这种做法混淆了法律与战略、政策，不仅浪费了立法资源，也破坏了法律的严肃性、可操作性。因此，这部分应该删掉。
三、网络安全立法应该兼顾公民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
宪法第四十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除因国家安全或者追查刑事犯罪的需要，由公安机关或者检察机关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对通信进行检查外，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任何理由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在传统时代主要体现为使用邮政通信的自由与邮政通信秘密，因此，为了落实宪法的这种规定，现行刑法第252、253条做出了保障公民享有使用邮政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
随着互联网的普及，网络通信已经取代了传统的邮政通信方式，现行刑法第252、253则无法适应网络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保障要求。因此，如何从立法上落实宪法第49条的规定，对公民使用包括电子邮件通信在内的网络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进行保护，对实施非法监听、拦截公民通信内容的行为进行规制，已经成为刑法修改的一大任务。然而，从网络安全法草案以及正在起草的刑法修正案的内容来看，并未着眼于网络时代公民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权利的实现与保障对现行刑法的缺陷予以完善。
四、网络安全的保障需要双重机制来实现的
对于网络安全价值的实现而言，网络安全法一方面需要通过立法保障网络及其基础设施上的软硬件本身的物理安全和逻辑安全，从而构筑起安全可信可靠的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另一方面，对于网络安全价值的实现还必须要针对外界的非法攻击和侵入行为实施有效的打击和预防，即通过立法构建起有效的法律制度来打击非法破坏、攻击和侵入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之盾。
纵观已经公布的网络安全法草案，其基本着眼点在于构筑安全的网络和信息系统设施，而缺乏对破坏和非法侵入行为的应有规制，因此是片面的，不利于全面和真正保障网络安全。
五、网络信息安全不等于个人信息保护
信息安全在法律上和技术上讲具有不同的内涵。技术上的信息安全是指信息本身的保密性、真实性、完整性、未授权拷贝和所寄生系统的安全性。在我国的法律上，信息安全是具有特定含义的，即它特指信息内容本身是否合法有害，尤其是从国家安全的角度上看网络信息安全只能是指信息本身是否合法有害，而不是指个人信息保护和垃圾信息发送行为的规制问题。
但从网络安全法草案第四章有关网络信息安全的具体内容来看，它恰恰没有规定哪些信息是违法有害的，发布违法有害信息应该承担什么样的责任等内容，而基本上成为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垃圾信息防治法了。显然，这种做法是对我国法律上信息安全的误解[1]，尤其是对网络安全立法意义上的信息安全的误解和背离。因此，有关个人信息保护和垃圾信息防治的内容有关分别由未来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垃圾信息防治法来规定，而不应该在网络安全法中予以规定。
六、网络安全法应处理好与有关法律之间的关系
在网络时代的今天，网络空间作为独立于陆海空天之外的第五空间，已经是国家主权的管辖范围了。因此，保障网络空间的安全也是宪法有关国家主权和安全利益的精神体现。网络安全既涉及到国家和公众的安全利益，又涉及到个人的通信秘密与通信安全利益。网络上的有害信息不仅会对国家安全、公共秩序乃至个人的身心健康造成危害。因此，对于网络不同主体的网络安全利益的保护不仅仅是一部网络安全法所能够实现的，还需要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有害信息防治法[2]、侵权责任法、（软硬件）市场准入法、政府采购法等诸多部门法的配合才能实现。
另外，从立法依据来看，网络安全法作为保障国家在网络空间安全的一部法律，它首先应该是国际安全法第25条[3]规定在网络安全领域的具体化。
七、网络安全法的指导思想与宏观架构
基于上述考虑，在制定网络安全法时应该兼顾到它与宪法、国家安全法、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软硬件）市场准入法、政府采购法、有害信息防治法和侵权责任法等法律部门之间的关系以及有关条文的和谐一致，避免在执法和法律适用时产生分歧。然而，纵观网络安全法草案，它不仅混淆了个人信息保护法和垃圾信息防治法与网络安全法，不当地将这些本来不应该由网络安全法规制的内容拉进来了；同时对于本应该协调的部门法关系却被疏漏了。
总之，未来的网络安全法在立法上应该是有关网络安全的基本法，因此它应该坚持（宪法、刑法、民法等）规范的体系化思维，把中国互联网作为一个整体来通盘考虑整体网络安全架构；树立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私人利益一体化保护的思想；既要做到分级保护，更要确保整个社会网络在软硬件上（可信）安全。既要注重权力管理，也要注重权利保护，尤其是个人通信秘密和通信自由以及企业合法正当权益的保护。要坚持战略性思维，既要注重网络安全，也要注意信息安全。这里的信息安全，不仅仅是违法信息的预防和治理，还包括云计算、大数据背景下的数据安全，防止敌对国家收集我们的企业、个人的数据[4]，用以开发、制作诸如基因武器之类的恶意行为。为此，对互联网上的数据流向进行管控，防止其流向国外并被恶意利用也应该是未来的网络安全法规范的内容。
具体说来，未来的网络安全法在宏观架构上可以概括为“三纵四横”。所谓的三纵，是指网络安全法在体系上应该包括国家网络安全、公共网络安全和私人网络安全这三个方面。所谓的四横，是指网络安全的具体内容上包括（软硬件设施）市场准入、运行监管、信息内容管理与数据流向管控、非法侵入行为规制这四个方面。
这里的市场准入方面，既包括软硬件设施统一的市场准入基本规则，还包括政府采购方面的基本规范。我们现在很多人以为网络安全就是国家关键网络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安全，至于社会公共网络安全和私人网络安全问题，不是网络安全法关注的对象。我觉得这种观点具有偏见性，既不符合现在互联网的实际，也不符合未来互联网安全的趋势。如果按照这种思路进行立法的话，我们维护和保障网络安全的成本会更大、效率也更低。这是因为无论是现在乃至未来，互联网“互联”的程度越来越紧密，包括国家关键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也越来越难以完全被隔离于其他互联网。因此，我们可以通过在关键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市场准入方面构建基于可信安全（标准），只有符合标准的软硬件设施才可以进入，从而减少整个网络安全的隐患。在此基础上，再通过政府采购法针对国家关键基础设施进行重点保护。这样，既可以为中国互联网整体构建一个可信安全的“大网”和“基础网”，又能够保障关键基础设施和信息系统的安全。整个制度的运行成本将是最低的。
这里所谓的运行监管，既包括一般所谓的分级管理方面的内容，还包括安全监管与个人通信自由与通信秘密保护等方面的内容；既包括对行为的监管，也包括对数据流向的监管，防止重要数据流向国外。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理念要求我们未来的立法不仅要保障网络安全，同时也要对政府有关部门的有关权力行使设定规范，注重对公民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的保护，尊重企业的合理利益的诉求。
所谓的信息内容管理与数据流向管控，既包括对违法有害信息的预防和监管，也包括对互联网上敏感数据流向的管控，尤其是对涉及人种和种族健康方面的数据流向进行管控，防止被敌对势力收集和恶意利用。为此，在物理网、云计算和大数据技术背景下，有关互联网企业的服务器应该设置和存放在中国境内，否则，不得在中国开放有关服务。
这里所谓的对非法侵入行为的规制，既包括刑事、行政方面的内容，还包括民事侵权责任法方面的规制内容。不仅要通过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打击非法侵入行为，还要通过民法侵权责任法的规范来为受害人提供有效的救济；前者是非法侵入者对国家承担责任；后者是向受害人承担责任。我们面前的理论和观点往往只注重通过刑法和行政法来打击非法侵入等危害网络安全的违法行为，而忽略通过民法侵权责任法对非法侵入行为的规制，向受害人提诸如损害赔偿等有效救济措施。这种思路既是偏见的，也不利于遏制危害网络安全的违法行为。让违法行为者（通过刑法、治安管理处罚法）既向国家承担责任，又（通过民法侵权责任法）向受害人承担责任的做法，可以加大其违法行为的成本，从而起到减少违法行为的社会效果。
第四篇：关于交通立法的论文
古典文学常见论文一词，谓交谈辞章或交流思想。当代，论文常用来指进行各个学术领域的研究和描述学术研究成果的文章，简称之为论文。下面是关于交通法的论文，请参考！
关于交通立法的论文
小议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
一、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的依据
教育立法要有依据，交通安全教育立法也不例外。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作为地方立法具有明显的从属性特征其立法依据主要有:
1.法律依据。我国现行法律体系中，以《宪法》为根本，在《道路交通安全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内河交通安全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中都分别规定了有关交通安全教育的内容，为加强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提供了法律的依据以及法律的保障。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工作就是结合地区的实际遵循宪法、法律和行政法规并对这些上位法中有关交通安全教育条款进行具体化与条文化。
2.政策依据。党和国家的方针、政策是国家为实现一定时期的目标而制定的行动纲领，是各级机关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开展工作的依据池是制定法律法规的依据而法律法规在一定意义上则是党和国家方针政策的具体化和规范化。因此党和国家有关交通安全的方针政策既是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的重要依据。
3.实践依据。加强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工作必须深入研究地区交通安全的实际情况和需要，认真总结在实践中创造的行之有效的经验从中发掘出时代性、规律性与创造性的东西，并将实践检验为真理性的且具有可行性的东西体现在交通安全教育立法之中，使制定的交通安全教育法规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此外，各地区还应从地方实际出发，广泛吸收借鉴各国、各地交通安全教育立法的有益经验力求使立法产生最佳的社会效果。
二、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教育立法的基本原则作为教育立法指导思想在立法实践中的重要体现，是教育立法主体进行立法活动的重要准绳。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所应遵循的基本原则包括以下几点。
1.因时制宜与法制稳定相结合。因时制宜就是要求应根据地区不同时期的具体情况淮确地把握时机采取适当的措施加强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工作。如针对一段时期多次发生的校车安全事故，造成未成年人重大伤亡蔗校车安全条例》的立法工作得到党中央、国务院非常关切淦社会高度关注相关工作迅速启动并很快得以颁布实施。但需指出的是，因时制宜必须保证法律法规的相对稳定性须与法制稳定相结合避免“朝令夕改”现象的发生。
2.因地制宜与法制统一相结合。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工作应结合该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的实际情况和客观需要危」造新的法律规范，以适应调整地区交通安全教育关系的需要。但其相关立法工作厂方面需要解决好与上位法之间的衔接配套问题避免产生照抄照搬上位法、抵触上位法等现象;另一方面还需要解决好同一位阶上的地区地方性法规相互之间协调一致的问题，避免产生相互交叉或相互;中突。这就须把因地制宜与法制统一结合起来要求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不得与宪法、法律、行政法规所确立的立法精神、基本原则和具体内容相抵触叽
3.因势制宜与法制创新相结合。因势制宜就是指应审度交通安全形势的变化厂切从实际出发从动态的角度主动地加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交通安全教育立法作为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池是一项全新的工作投有国内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完全是“摸着石头过河”这就要求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既要符合本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的实际情况，又要充分考虑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的地方特点和状况，充分利用国家赋予的各项立法权力进行法制创新创制出其他地区没有创制过的新规则开拓地方立法发展的独特空间，因势制宜与法制创新相结合。
三、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的基本内容
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的具体内容主要是以法律的形式明确规定发展交通安全教育的具体政策以及措施，主要包括以下几点。
1.交通安全教育管理部门职责的明确。交通安全教育作为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关注与积极参与。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必须要明确各级各类交通安全教育行政管理部门的设置及其地位、职责、工作程序和工作原则等，明确各级各类交通安全教育行政机构工作人员的组成及其职责将交通安全教育活动的责任和要求落实到宣传、广播影视、文化、教育、公安、交通、司法等相关职能部门，以及工会、共青团等各种社会群众团体形成一个齐抓共管的良好局面从而扭转以往公安交通管理部门“孤军奋战、包打天下”的局面，有力地推进地区交通安全教育工作的社会化进程。
2.交通安全教育经费的筹措。经费的筹措是教育中一个永恒的共性的话题交通安全教育也不例外。西方发达国家实践经验表明，即使是在经济状况相同的国家或地区，由于采用了不同的教育经费筹措方法，结果交通安全教育发展速度却大尽相同。坚持交通安全教育优先发展就要确保财政等相关资金优先保障教育投入，并一套形成科学规范的制度。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应该以法律形式明确规定交通安全教育经费的筹措确定交通安全教育经费拨款、集资、使用管理办法以及地方各级财政对交通安全教育经费的投入比例等等。
3.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的法律监督。交通安全作为交通管理工作的综合反映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它既是人、车、路、环境四者之间的关系，又是社会问题必须综合治理。因此应法中必须明确交通安全教育监督机制，明确监督主体及其责任。没有相关主体或责任不清交通安全教育法律法规就会缺乏约束力，不利于对交通安全教育进行有效监督。由此可见加强地区交通安全教育立法应明确规定监督主体的权力和责任约束其积极履行监督的权力从而做到有效、高效的监督。
四、结语
总而言之，交通安全教育立法工作作为地区交通管理的重要基础工作之一，是不断促进地区交通安全教育事业发展的重要措施是预防和减少交通事故的治本措施。提高对交通安全教育立法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加大力度采用形式多样的教育方式与手段，在更广的范围里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对于加快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繁荣具有重要意义。
第五篇：新乡华新电力集团股份公司003-董事会决议公告
新乡华新电力集团股份公司第二届
董事会第三次会议决议公告及关于2010
股东大会召开的通知
各位股东：
公司于2011年12月30日召开了第二届董事会第三次会议。会议形成有关决议如下：
一、审议通过了2010总经理工作报告。
二、审议通过了2010年财务工作报告。
三、审议通过了2010利润分配预案。2010不进行利润分配。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四、审议通过了2010年报告。同意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五、审议通过了关于聘请河南德宏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2010年审计机构的议案。
六、审议通过了关于召开公司2010股东大会的议案，定于2012年1月19日在郑州瑞贝卡大酒店楼会议室召开2010股东大会，事项如下：
（一）会议时间
2012年1月19日上午9点正式开会，会期半天
（二）会议议题
1.审议董事会工作报告
2.审议监事会工作报告
3.审议2010财务决算方案
4.审议2010利润分配预案
5.审议2010年报告
（三）1.截止 2012年 1 月17日下午收市后在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登记在册的公司股东。公司股东可以书面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代理人可以不是公司股东；
2.公司董事会成员、监事会成员；
3.公司聘请的律师。
（四）登记方法
1.登记时间：凡参加会议的股东或其授权代理人，请于 2012年 1月 17日以电话或书面传真方式与公司证券部联系并进行登记（没有按期登记的股东将没有表决权）。
2.联系电话：0371-66287196
传真：0371-66287196
联 系 人：宋女士 唐先生
（五）出席会议注意事项
列席会议的个人股东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和股权账户卡（或股权证）；委托他人代理列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委托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格式附后）和委托人股权账户卡（或股权证）。法人股东由法定代表人出席会议的，应出示本人身份证、能证明其具 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效证明和股权账户卡（或股权证）；委托代理
人列席会议的，代理人应出示本人身份证、授权委托书及股权账户卡（或股东证）。
（六）停盘事宜
七、因公告及2010报告披露公司股票于2011 年 12 月30 日暂停交易一天。
本公告另见：
河南省产权交易中心网址:http://
瑞祥公司网址：http://.cn
新乡华新电力集团股份公司
2011年 12月30 日
附件1：
授权委托书
兹全权委托先生（女士）代表本人出席华新电力集团股份公司2010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表决权。
委托日期：年月日
委托人（签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码：
股权账户号码（或股权证号码）：
受托人（签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码:
年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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