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模版）

第一篇：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模版）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新趋势

2013年05月21日 09:51 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2年6期 作者：郑杭生 黄家亮 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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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在对全国多个城市实地调查的基础上，分析指出当前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面临着四个方面的新形势：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公信力和权威降低；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信息化、网络化时代来临导致其双刃剑效应的显现。各地围绕破解在这些新形势下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创新的难题，进行了大量各具特色的实践，总体上呈现出五种新的趋势：第一，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强调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第二，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强调分类治理；第三，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强调刚柔并济和情理法兼顾；第四，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强调信息化管理和网络化治理；第五，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强调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

【关 键 词】社会管理 社区治理 新形势 新趋势 多元利益统筹兼顾

【作者简介】郑杭生(1936-)，男，浙江乐清人，中国人民大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主任，一级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社会学学会名誉会长，主要研究领域为社会学理论与应用（北京 100872）；黄家亮(1980-)，男，北京科技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中国人民大学社会学理论与方法研究中心副研究员（北京 100083）。

一、小引：以“顶天立地”的境界把握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规律性

党的十六大以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逐渐成为我们党和政府治国理政的重要任务。当前，如何提高新形势下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科学化水平，是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全局的一个重大战略性命题。近年来，全国各地都在结合自身实情积极探索对这一难题的破解之道，并在这一过程中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经验。现在社会学界越来越多的学者用“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①、站在“理论自觉、理论自信”的高度，来看待、研究这一问题，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中国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是一个有着几千年文明积淀、有着13亿7千万人口、有着960万平方公里广袤国土这样一个“巨型社会主义国家”中进行的伟大实践。多年来，笔者一直倡导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一定要遵循“立足现实、提炼现实；开发传统，超越传统；借鉴国外，跳出国外；创新话语，创造特色”②的学术道路，要有“顶天立地”的治学境界。所谓“顶天”就是站在世界学术的前沿，要具有世界眼光和前沿意识；所谓“立地”就是深入中国实践的基层，要具有本土立场和草根精神；只有“立地”，才能真正“顶天”；也只有“顶天”，才能更好“立地”③。

本着以上考虑，从2006年起，笔者带领学术团队在全国十多个城市展开了深入系统的实地调查，形成了“当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实地调查研究系列丛书”和“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系列调查研究报告”两套丛书，相应的也形成了两个系列的数据资源库。目前，前一个系列的丛书已经出版了杭州城市卷、郑州城市卷、北京部门卷，南海城乡卷已经在出版中，很快就能面世；后一个系列的丛书，已经出版了郑州社区卷、广州深圳卷、上城社区卷和上城追踪卷。除了以上8卷涉及的城市外，笔者还比较系统的调查了一些地方的城市发展或社区建设。这两个系列调查虽然是针对我国社会中间(地方和部门)和基层(社区)两个层次的综合性调查，但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内容一直是调查的核心内容之一。在调查中，我们也逐渐领会到了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建设的一些规律性的东西。目前，这两个系列的调查还在继续推进当中，我们希望将来能够在这些实地调查的基础上构建中国特色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理论体系。二、二维视野下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新形势

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是在整个社会的现代性变迁这一大背景下开展的，是针对社会现代性变迁所带来的危机和挑战而提出的。究竟如何把握我国社会的现代性变迁，笔者和杨敏教授曾提出过“实践结构社会学理论的二维视野和双侧分析”的理路和视角，认为当今中国社会正在发生着的一系列结构性巨变是现代性全球之旅的长波进程和本土社会转型的特殊脉动这两股力量交织纽结而产生的现实结果，因此，对其进行分析时，必须同时关照全球视野与本土特质这两个维度④。从这二维视野来看，当前，我国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正面临着极其复杂的社会背景和新问题、新矛盾和新风险。注意突出地表现为四个方面。

(一)利益主体和利益诉求日趋多元导致社会矛盾日益复杂，如何统筹兼顾多元利益考验着政府和社会驾驭复杂局面的智慧

从全球视野来看，一般地说，当人均GDP进入1000—3000美元时期，各国社会都会面对不协调因素的活跃期和社会矛盾的多发期，这也是社会矛盾最易激化和恶化的高风险期。这一时期的不协调因素和社会矛盾主要表现为利益集团之间的利益矛盾和利益冲突。从本土特质来看，中国社会当前正处在快速转型过程中，经济体制转轨和社会结构转型的相互交织加剧了社会分化的趋势，利益多元化格局鲜明地摆在人们面前。在这种情况下，我国的社会矛盾几乎都涉及不同的利益关系和利益诉求。从“三失”(国有企业的改制重组破产引发的职工下岗失业、农村土地征用造成的农民失地、城市房屋拆迁导致的居民失房)引发的大量社会冲突，到流动人口、弱势群体利益维护问题引起的大量社会矛盾，到本地人和外地人差别隐藏的诸多社会风险，情况都是如此。

这里以我们最近在广东南海等发达地区调查所看到的农村股权分红引起的激烈冲突为例，这一个区一年可分红的资金达到几十个亿，已有分红权的那部分人要防止没有分红权的人进来，没有分红权的人要想各种办法进去。他们都抓住了政府的软肋——怕群众上访，没有分红的上访，已有分红的也上访。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外嫁女”及其子女问题(原来嫁出去了，现在要回来分红)，还有对越自卫反击战的老兵、农村中自理粮和农转非人员、知青及其子女、高等院校毕业生、“违计人员”⑤等等群体，他们都是因为这样那样的原因，失去了村里的户口，被排斥在分红范围外，他们为了讨回自己的分红权，常年上访、甚至通过发生暴力冲突事件。整个南海区被股份分红权分割为冲突严重的不同利益群体，经济越发展，这里的利益冲突就越激烈。南海的现状是未来中国的一个缩影，表明了我国当前多元化的社会利益格局下各主体利益诉求内容的异质性和多样性、诉求行动的动态性和不确定性、诉求方式的竞争性和博弈性。这样的多元利益格局如何实现统筹兼顾，绝对不是简单的问题。

(二)群众的权利意识迅速崛起导致政府权威的降低，如何做好新时期的群众工作考验着政府赢得群众信任的能力

习近平同志强调“群众工作是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⑥、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最大的优势⑦。然而，当前群众工作的难度已经大大提高了，一些地方政府与群众的关系也不那么融洽了。从全球视野来看，自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以来，福柯、利奥塔、布迪厄等一大批社会学家都意识到个体意识在全球范围内的觉醒，对个体性格、个体体验、个体权利的特别强调逐渐成为一个时代的特色，以至他们惊呼以理性化为特征的现代性社会的终结和以个体意识为特征的“后现代社会”的来临。从本土特质来看，在中国，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市场机制无所不在的渗透，个体意识的崛起也是一个明显的趋势。我们曾把它概括为“集体化社会”日渐萎缩，“个体化社会”不断兴起。主要表现为：第一，个体的产权意识逐渐增强，特别是在住房问题上，人们通过市场取得的房产权是外人不可侵犯的，同时，人们在取得房产时也取得了要求社区提供相应服务的权利，如果这种服务没有很好的提供就很容易产生纠纷，近年来大量出现的物业纠纷就是这样产生的。第二，人们的环境意识明显增强，甚至可以说进入“社会环境敏感期”⑧，一旦听到政府想上马可能对环境有污染的项目就会起来维权，甚至用极端的方式强迫政府取消项目，最近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就是这样的案例。稍早前，还有厦门和大连的“PX事件”、上海的“磁悬浮事件”等等。第三，个体的私人空间与公共空间区分越来越清楚。人与人之间的交往越来越限于公共空间、角色行为的来往。第四，个体的民主参与意识将逐渐增强。总之，随着群众权利意识的迅速崛起，他们对公权力不再是无条件地服从了，动不动就会与政府发生冲突。而在这一次次的冲突中，群众对政府信任度逐渐降低了。

目前，社会上出现了一种值得特别警惕的现象，就是群众的“老不信”心态，就是说无论政府说什么、做什么，部分群众总是不信任、不相信。民革中央办公厅副主任蔡永飞曾将这种出现现象的原因归结为七种心态——社会焦虑、不公平感、思维惯性、情感转移、情绪发泄、从众心理、逆反心理⑨。从根本上看，这反映的是政府的公信力出现了问题，这种现象如果得不到有效遏制的话，就会出现所谓的“塔西佗陷阱”的恶性循环。所谓“塔西佗陷阱”，通俗地讲，就是指当公权力遭遇公信力危机时，无论说真话还是假话，做好事还是坏事，都会被认为是说假话、做坏事⑩。笔者曾指出：“现在我们许多干部都觉得治理社会比过去难多了。为什么难了？其中最主要的原因是老百姓信任的缺失。老百姓的信任，是一种非常可贵的社会资源。老百姓信任，即使社会政策考虑不周全，也能弥补，有矛盾也好解决，大矛盾化解为小矛盾，小矛盾化解为和谐相处；反之如果老百姓不信任，最好的社会政策也难以贯彻，不大的矛盾也难化解，小矛盾甚至被激化为大矛盾。这就是说，鱼水关系好办事，油水关系难办事，水火关系要坏事。所以，现在，重建社会信任的问题，尖锐而迫切地摆在了我们面前”(11)。

(三)风险社会的特征日益凸显导致社会安全感下降，如何应对各种类型的风险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应急管理的能力

从全球视野来看，“在发达现代性中，财富的社会生产系统地伴随着风险的社会生产。相应地，与短缺社会的分配相关的问题和冲突，同科技发展所产生的风险的生产、界定和分配所引起的问题和冲突相重叠”(12)。随着经济的发展和高科技的应用，现代社会必然是充满风险的社会，以至于有社会学家说：“古典现代性阶段的理想是平等，而高级现代性阶段的理想则是安全”(13)。而从本土特质来看，对于中国社会来说，“风险社会”的内涵则更为复杂：一方面，是来自“当代到处存在的不稳定性”所带来的“人类困境”(14)，如SARS、甲型H1N1流感那样的新型疾病，不知何时到来的恐怖威胁，全球性的认同危机等；另一方面，则是更大程度上来自中国自身的社会转型带来的“个体安全”问题，包括“现实困境”和“未来威胁”两个方面。

“现实困境”是个人生活中已经遇到的实际困难或问题，如贫困、失业、失房、失地，党群、干群、劳资关系的不协调或紧张，社会不公平、社会治安不力等，这些都严重地影响了社会成员的安全感。在当前，“现实困境”在很大程度上主要又集中在收入分配和财富占有问题上。“未来恐惧”是指可能对个人生活造成的威胁，因为风险本身就是一个超前性、非事实性概念，是未来可能发生的对人类安全的威胁。目前我国社会处在剧烈变迁的时期，各种不稳定性和不确定性因素容易被激发，社会成员对风险的潜在威胁也很敏感。譬如，公共突发事件(公共卫生事件、生产事故、食品安全事故、水污染等)造成的恐慌，资源短缺(“电荒”、“煤荒”、“油荒”、“水荒”等)引发的各种紧张现象，公共物品(如教育、银行、通讯、交通、医疗等)的涨价，个人生活中可能发生的非预期性事件(如失业、意外伤害、疾病、残疾)，以及个人退休后的生活质量和养老负担等，这些潜在威胁都有可能降低安全指数，导致社会成员的“预期性焦虑”(15)。如何应对以上种种社会风险，缓解“人类困境”、“现实困境”、“未来恐惧”等多重压力，给人们足够的安全感，是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要面临的重大问题。

(四)信息化、网络化时代的来临导致的双刃剑效应，考验着政府和社会如何驾驭虚拟社会、如何与时俱进的创新能力

“数字化生存”已成为信息时代人类的生活方式和生存状态(16)，而且，正如曼纽尔·卡斯特(Manuel Castells)所说：“作为一种历史趋势，信息时代的支配性功能与过程日益以网络组织起来。网络建构了我们社会的新社会形态，而网络化逻辑的扩散实质性地改变了生产、经验、权力与文化过程中的操作和结果。”(17)网络“从根本上改变了我们出生、生活、学习、工作、生产、消费、梦想、奋斗或是死亡的方式”(18)。因此，他将现代社会称为网络社会(the network society)。信息化、网络化的发展趋势完全改变了传统上的时空内涵和形式，在地理限制几乎终结的同时，对时间限制的突破也达到了极致，社会事件更为频繁地从特定时空形式以及组织实体中抽脱出来，社会关系日益与“面对面的互动情势”相分离。这使得当代社会生活更趋向迅速流变、动荡不居。我们在理论上将这种状况描述为“轻盈”、“灵动”、“流畅”等等。在这种趋势下，社会现象往往是“无形无像无痕”的，一些难以察觉的迹象可以快速扩散蔓延，发展成为重大的社会事件，因而这一过程也更难以预料、捕捉和把握。其所带来的负面效果是，各种失谐因素极易得到激活，形成社会矛盾甚至导致社会动荡(19)。

目前，我国的微博用户已达3亿，网民高达5亿。网络使个人领域社会化，私人领域公开化，甚至使隐私领域公众化，一旦有违背规则、违背公德的事件被曝光上网，就会触发网络上敏感而兴奋的“神经”，经过网络媒体的裂变式互动传播就会在极短的时间内发送至每一个网络终端，形成网络社会现场围观，并很快造成失控局面。因此，有人提出，领导干部要学会在“玻璃房”中工作(20)。我们看到，近些年来的群体性事件当中，手机、网络等新技术手段推波助澜作用不可小觑，最近的“什邡事件”和“启东事件”，都是在网络的现场直播下发生的。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同时，我们也看到，在最近北京的“7.21”洪涝灾害中，网友们也自发组织私家车队到首都机场去义务接送被困的乘客。

可见，信息化、网络化是一把“双刃剑”，应用得好是可以造福人类，但控制不当，也会加剧社会的失序。在作为各种思潮汇集点的当今中国社会，在价值观多元开放的时代，在市场经济陌生人的世界，这种双刃剑效应更是如此。敢于用、善于用，网络就能对社会生活起到积极的作用，如增进社会凝聚力、社会和谐；不敢用、害怕用、消极防御，不会用、不善用、或用得不得法、不得体，它就可能对社会生活起到消极作用，甚至破坏作用，如恶化社会心态，为错误思潮的放大推波助澜等。网络对共产党的执政来说，同样是柄双刃剑。我们的党员干部，特别是基层的党员干部，要是敢于用、善于用，就能把事实真相及时告诉群众，化解许多因为群众不了解情况而引起的误解、矛盾。例如，我们在实地调查中，碰到一位区委书记——他是一位敢于用博客、微博，善于用博客、微博的领导，在他带动下，该区形成了利用政务微博推动政民互动的良好局面。我们团队调研时，正好碰到在他们辖区发生一件引起全国网民关注的事件。那位书记在自己的博客、微博上说明事件的真实情况，说明区委区政府对待事件的态度以及采取的措施。这就在第一时间发布了真实消息。如果不是这样，那么这个事件就可能在半天时间内在不真实消息基础上迅速发酵，造成难以挽回的恶劣影响。

三、实践创新中显示的我国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新趋势

正是在应对以上各种时代挑战和考验过程中，各地开展了丰富多样的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较为明显地呈现出以下五种新的发展趋势，可以概括为“五化”，即体制复合化、方式多元化、手段艺术化、机制科学化、城乡一体化。

(一)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体制的复合化

体制问题是制约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最为根本性的问题，所以各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都企图寻求体制上的突破。综观各地近年来的创新实践，一个明显的趋势就是从行政力量的一元化管理或单一部门的碎片化治理转向多元主体的合作共治与复合治理。这是与西方理论所倡导的国家与社会的对立所不同的。

1.从政府的行政化管理到“政府—市场—社会”合作共治

我国过去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的一个根本性缺陷就是政府一家独大，市场和社会的力量极为薄弱，甚至缺席，这导致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过度行政化。就社会管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使得社会资源配置模式过于单一，导致整个社会的僵化和低效化，而且在社会冲突中把自身置于矛盾的焦点地位、引火烧身。就社区治理来说，过度行政化，不仅影响了社区资源的配置效率，而且与社区居委会自治组织的法律定位背道而驰。所谓合作共治，主要是指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过程中，充分发挥政府、市场、社会三大部门各种组织的优势，使它们形成合力，共同管理社会和社区公共事务。这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杭州市近年来开展的社会复合主体实践和各地开展的社区去行政化实践。

构建社会复合主体是杭州市提出的城市发展的整体战略。其基本做法就是在城市发展中，构建一个个由多个、多层、多界和多域行为主体联合或结合而成的复合型社会组织。具体说就是以推进社会性项目建设、知识创业、事业发展为目的，社会效益与经营运作相统一，由党政界、知识界、行业界、媒体界等不同身份的人员共同参与、主动关联而形成的多层架构、网状联结、功能融合、优势互补的新型创业主体(21)。我们曾经从社会学的角度对其进行了全面的剖析：认为从基本内涵来说，所谓“社会复合主体”是指，在行动过程中，多个社会主体形成相互关联，其各自的主体性发生重叠或复合，使得这些原本不同的多个社会主体成为一个社会主体，也即社会复合主体。社会复合主体的外延是指，社会主体的复合性所呈现出的各种具体性，这些具体性表现了社会主体复合性的多样性和差异性。譬如，社会复合主体的成分复合、结构性复合、功能性复合、机制性复合、结构性与功能性复合、功能性与机制性复合等多样性，以及社会主体复合的程度、形式、目标、效果等差异性。培育社会复合主体是社会运行和社会组织结构的重大创新，是经济运行和社会创业机制的重大创新，是政府职能转变和社会治理的重大创新，是形成和谐社会主体建设的“杭州模式”(22)。

围绕着社区去行政化和增强社区的自治功能，各地展开了丰富的实践探索，一个最基本的做法就是在社区设立服务平台(有社区工作站、社区服务中心、社区服务站、社区事务代办站、社区居民事务办理站等不同叫法)，并在此基础上构建党组织、居委会、服务站、社区社会组织、社区居民、辖区单位等社区内各主体协调合作、各尽所能的社区复合治理体系，让它们共同提供社区公共服务、优化社区秩序，以最大限度地增进公共利益。如北京市按照“一分、三定、两目标”的总体思路，理顺了社区党组织、居委会、行政组织之间的关系，实现了“把自治的部分还给自治组织”和“把行政的部分还给行政组织”(23)。杭州上城区倡导的社区治理中的“大党建”、“大服务”、“大治安”、“大信访”、“大调解”、“大稳定”和“大文化”等模式，以及“三位一体”的社区管理模式、“协和式自治民主”的社区自治思路、“三个联动”和“九力合一”的社区运作机制、“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等都非常清晰地体现了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的理念。(24)

2.复合治理：从“碎片化政府”到“整体型政府”

所谓政府管理的“碎片化”(fragmented)，是指政府部门内部各类业务间分割、一级政府各部门间分割以及各地方政府间分割的状况(25)。韦伯的分析已经表明，现代政府必然是基于专业分工原则的科层制模式。但是，过细的职责分工和机构分割又必然导致了政府职责交叉、多头指挥、流程破碎、本位主义、效能低下、无人负责等碎片化弊病：第一，分工过细导致流程破碎、组织僵化。第二，部门林立导致本位主义、互相推诿、整体效率低下等现象。第三，管理驱动导致服务意识不强、服务效能不高(26)。正是基于对这些问题的反思，西方20世纪90年代以来兴起的“整体型政府”(Holistic Government)理念。“整体型政府”是相对于之前所流行的“碎片化政府”(fragmented government)来说的，按照克利斯托弗·波利特(Christoppher Pollit)的经典概括，“整体型政府”的深刻内涵是“排除相互破坏与腐蚀的政策情境，更好地联合使用稀缺资源，促使某一政策领域中不同利益主体团结协作，为公民提供无缝隙而非分离的服务”(27)。构建“整体型政府”需要从机构、业务流程、信息资源、服务与沟通渠道等方面加以整合。近年来，我国一些地方政府在这方面也进行了积极探索。最为典型的例子是南海区的镇(街)综治维稳信访中心(28)。

基层治理的碎片化是影响社会矛盾有效解决的重要原因(29)。因为社会矛盾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集聚性和传导性，一个小的矛盾错过了最佳化解时期，就有可能变成大的矛盾，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局面。当前，我国利益纠纷以井喷式的速度大量涌现，需要政府快速作出回应，以把矛盾遏制在萌芽状态，但我国基层矛盾处理机构则是条块分割严重、力量分散，造成“领导批来批去、部门推来推去、问题转来转去、群众跑来跑去”的现象。这种状况不仅使每一个部门陷入单兵作战、管理手段单一的困境，而且容易贻误矛盾化解的最佳时机，不仅不能及时化解老百姓心目中的怨气，反而使其更加激化，使一些小问题变成大问题、个体问题演变成群体问题、群体问题演变成社会问题。要提高基层治理的效率，就必须对这一传统治理模式进行体制机制方面的创新，以把有限的基层治理资源有效整合起来，发挥最大功能的综合效应，形成一种多元主体合作共治的新型治理模式。南海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正是在这方面进行了创新。

所谓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就是将综治、信访、司法、劳动等多个部门的工作人员集中到综治信访维稳中心统一办公，为群众提供“一站式”高效服务。中心一般分为接访厅、调解室、联席会议室、办公室四大功能区，各部门相关人员在接访厅统一接访、现场进行案件分流，然后现场安排相关人员进行调解，如果涉及多个政府部门，现场召开联席会议解决，能当场调解结案的当场调解结案，不能当场调解结案的，由中心值班领导视个案性质分流给相关职能部门办理并督办反馈结果。这样，真正实现了“四个一”的运作方式，即“一个窗口服务群众、一个平台受理反馈、一个流程调解到底、一个机制考核监督”。通过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南海区实现了以下几个方面的整合：首先，通过建立以联合为特征的组织结构形式，实现了基层治理的机构整合；其次，实现了信息资源的整合；再次，实现了服务和沟通渠道的整合。最后，也是最重要的是通过再造以协同为特征的行政流程，实现了业务的整合。南海区综治信访维稳中心之所以能够高效运行，有效实现政府各部门的业务整合关键在于其实现了行政流程的再造，围绕公众的服务请求政府各部门、上下级和岗位之间形成相互咬合、自行调节运行的“服务链”，具体来说就是他们建立起了统一的矛盾纠纷的“扇形”调解流程图。通过现场调解、分流调解、职能部门调解、综治办主任牵头联合调解、仲裁或诉讼过程调解的“六步工作法”，使人民调解、行政调解、司法调解得到有机衔接，实现了群众诉求的“一条龙”服务(30)。

(二)类型分化与分类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方式的多元化

综观我国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实践，在多元主体合作共治和复合治理的总体原则之下，根据治理对象的类型差异进行分类治理是一个突出特征。这主要表现在对不同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和对不同社区的分类治理上。

1.社会组织的分类管理

有学者用“分类控制”这一概念来概括国家对社会组织的管理策略，认为“政府为了自身利益，根据社会组织的挑战能力和提供的公共物品，对不同的社会组织采取不同的控制”(31)。我们调查发现，在实际运作中，政府通常将社会组织划分为若干类型，对其进行分类管理。如深圳市将社会组织分为公益慈善类、社区服务类、文化体育类、促进就业类和维权类五种类型，对前四种类型的社会组织，尤其是社区民间养老服务机构是通过制定优惠政策鼓励其发展，对维权类组织则重点是规范限制其发展(32)。又如北京明确提出社会组织分级管理、分类负责，重点培育公益类、服务类社会组织，同时，加强对社会组织涉外活动和网上社会组织的监管，严厉打击非法社会组织及违法活动。对工商经济类、公益慈善类、社会福利类、社会服务类等四类社会组织实行民政部门直接登记，由民政部门协调联系业务主管单位，基本解决了社会组织找业务主管单位难的问题。同时，民政部门建立“一口审批”绿色通道，完善首问负责、一次性告知等服务承诺制度，提高行政效率，将受理社会组织成立审批的时间从法定的60日缩短为10日。同时，政府通过购买社会组织服务制度，以项目合作的方式，广泛开展社会组织服务民生行动，开辟了社会组织参与社会管理、社区治理的新模式(33)。

2.社区的分类治理

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我国社区的类型非常复杂，不同类型社区之间在人口结构、人际关系、资源结构、文化积淀等方面的差异很大，很难用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式来对所有的社区进行治理，更不用说把西方社区的治理模式简单移植过来。因此，分类治理成为我国社区治理的必然选择。从大的方面，可将我国社区分为城市社区、农村社区、城中村社区、城乡结合部社区四种类型。而城市社区又可分为传统式街坊社区(老居民区社区)、单一式单位社区(单位型社区)、演替式边缘社区(村居混杂社区)、新型住宅小区社区等不同类型。农村社区又可分为一村一社区、一村多社区(自然村)等不同类型。当前，我国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任务就是要探索针对不同类型社区的不同治理方式。

(三)刚柔并济与情理法兼顾：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手段的艺术化

社会管理作为一种服务、协调、组织、监控的过程和活动，本来就应该是刚性管理与柔性管理相结合的。其中除了监控以刚性管理为主外，服务、协调、组织都是以柔性为主的(34)。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空前尖锐，“燃点多”、“燃点低”，稍有不慎就可能造成难以控制的局面，因此，要尤其强调刚柔并济。这主要包括以下三个方面：

1.矛盾化解中的情理法兼顾

矛盾纠纷化解是一门艺术。在这一过程要防止两个极端：

第一，无原则的妥协。当前，由于我国自上而下的压力型体制以及维稳问题一票否决制的政绩考核制度等原因，基层官员压力非常大，总是害怕“出事”，尤其害怕越级上访和群体性事件；而老百姓在掌握政府这个“软肋”之后，反而更加偏好通过“闹事”和上访来表达自己的利益诉求；基层政府为了“不出事”往往选择“和稀泥”，甚至无原则的妥协，通过花钱来买“摆平”，即“人民内部矛盾用人民币来解决”，这种行为取向反过来又鼓励了群众用“闹”的方式来解决问题。于是，基层治理陷入了“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恶性循环。从长远来看，这种花钱买稳定的做法是极不可取的，它直接损害了政府的威信，也恶化了基层的秩序生态，让守纪守法的老实人吃亏。

第二，粗暴机械地执法。有些地方官员不考虑老百姓的接受程度，强行推行政府的意志，即使是老百姓处于理亏的一方，这种方式也是不可取的，因为它造成了矛盾的激化。正确的做法应该做到情理法兼顾，不仅要合法、而且要合情合理，让老百姓心服口服。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南海的“外嫁女”纠纷。按照国家法律，这些“外嫁女”可以选择把户籍保留在娘家，继续从娘家村庄分红，而且，其子女也可以选择户籍随母，从而也享有娘家的分红权；但是，按照我国几千年的文化传统和认知模式，“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妇女一旦嫁出村就不再是村里的人了，其在本村所享有的权利和义务都会自动解除，所以她不再享有在本村分红的权利了，更毋庸说其外姓的子女了。对于这些传统习俗，绝大多数群众是认同的，不少“外嫁女”的家人甚至这些“外嫁女”本人也是认同的，而且，在不少村庄，这些习俗还通过村民大会上升为村规民约了。老百姓的传统观念很难一朝一夕就改变，这时候，如果粗暴的按照现代法律来执行的话，成本会非常高，甚至可能激起群体性事件。这就要求，地方政府必须采用更加艺术的手段，更多地运用群众路线的方式、民主的方式、服务的方式，教育、协商、疏导的方式，来化解社会矛盾，做到情理法兼顾。还有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笔者过去常举的武汉按照“依法行政、友情操作”的理念开展的取缔“麻木”实践，既在短时间内成功实现了“禁麻”的目标，又兼顾到了“麻木主”这一弱势群体，以及社会公众的利益(35)。

2.从社会成员“无感增长”转向“有感发展”

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我国的综合国力已经跃居世界第二，“国富”的目标已经基本实现。然而，近些年来，另外一种趋势也越来越明显，那就是普通老百姓所得的实惠与国家经济增长的速度越来越不成正比例，相当大一部分社会成员的生活质量并没有得到明显提高。相反，人们感受到的是市场经济陌生人世界中的冷漠无情，价值观开放多元时代里的分歧纷争，社会分化加剧情势下公平正义缺失，社会重心下移情况下民生举步艰难，滥用自然资源造成的生态环境恶化，三大部门关系的越位错位缺位虚位，等等。所有这些都影响居民安居乐业，造成生活幸福感不强，似乎经济增长与己无关，甚至相当多成员有“被增长”的感觉。这就是所谓的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综观古今中外的历史经验，执政党和政府的社会政策如果不给老百姓实惠或少给老百姓实惠，社会就不可能和谐稳定。单靠刚性的强力的手段来维稳，成本很高，收效甚微，甚至造成越维稳，群体性事件越多的困境。必须有新的治本的思路。这就是增加民生福利，特别是增加老百姓的收入，尤其是低收入群体、弱势群体的收入，以实现从社会成员的“无感增长”向“有感发展”的转变(36)。这方面最典型的例子是北京的“大民政”实践(37)。

所谓“大民政”，一个重要的涵义就是扩大传统民政的覆盖范围，推进适度普惠型社会福利制度建设，使民生事业惠及每一个社会成员，特别是老弱病残等弱势人群、农村人群、外来人群。近几年来，北京市在“大民政”理念的指引下，出台了200多项惠民政策，每一项都需要投入。例如，就北京市65岁以上城乡居民享受公交免费、公园免费这一项就要支出82亿。其实，财政的钱是留不住的，不是花在这，就是花在那，而最值得的是花在普通百姓身上，减少或推迟那些与民生无关或关系不大的开支。当然，这也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并且把有限的钱用好。现在的问题，不是不能做，而是没有想到做或不想做。想做，就会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制定适合当地实际情况的标准。北京大民政两年多来的实践已取得了效果证明了这一点。“大民政”实际上是一种大管理，是一种治本维稳的社会管理，同时也是一种柔性的社会管理。加大民生投入是对社会管理从“以刚性管理为主”向柔性管理为主推进的一种强有力的支撑。

3.注重思想引导和共识凝聚

社会的柔性化管理还有赖于老百姓对主流价值观的认同和共识的形成。当前，制约我国社会管理水平提高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社会共识的缺失，用迪尔凯姆的概念来说就是社会失范。在一个失范的社会中，建立社会秩序是很困难的。因此，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都不是单一的和孤立的，还依赖于文化建设等其它方面的努力。目前，社会各界都开始意识到这一问题的重要性。如近年来，中央开始大力倡导构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推进文化建设；各地方、各部门也在努力打造自己的核心价值，如军队系统确立起了“忠诚于党、热爱人民、报效国家、献身使命、崇尚荣誉”的当代革命军人核心价值观，政法系统提炼出了“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北京市提炼出了“爱国、创新、包容、厚德”的“北京精神”，北京市民政系统提炼出了“民本、务实、平等、奉献”的首都民政队伍核心价值观。武汉提出了“敢为人先、追求卓越”的武汉精神。当然，一个社会的共识凝聚不是一朝一夕的事，需要政府和社会各界长期艰辛的努力。

(四)信息化管理与网络化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机制的科学化

正如我们前面所分析的那样，信息化、网络化是我国当前开展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时代背景。

1.信息化、网络化时代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提出的命题

随着信息技术、特别是互联网在中国社会的迅速普及，如何在信息化、网络化时代进行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这一问题越来越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这实际上是由两个相关的命题所组成：

第一，如何应对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带来的挑战。对社会管理来说，互联网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使得社会管理不仅要面对现实世界，还要面对虚拟世界，要面对数以亿计的匿名网民。近几年，随着博客、人人网、微博等网络社交平台的兴起，中国社会已经快速步入“自媒体时代”，每个人都拥有信息发布权和话语权，政府稍有错误就会成为网友嘲弄、责骂的对象。而且，由于网络的匿名性，使得网络上的各种信息、观点鱼龙混杂、泥沙俱下，一旦发生了突发性事件，网络谣言满天飞，这都增加了社会管理的难度。对于社区治理来说，英国社会学家马丁·阿尔布劳(M.Albrow)所说的“脱域的共同体”(disembeded community)问题(38)，美国社会学家尼葛洛庞帝所说的“数字化生存”或我们经常所说的“网络化生存”带来人际关系的冷漠化，等等，都对社区共同体的治理带来了严峻的挑战。

第二，如何利用信息化、特别是网络化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所带来的机遇。信息化、网络化可以提高资源整合的效率、增加沟通的便捷性。如果应用得当，能够大大提高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水平。如近年来，全国各地普遍流行“政务微博”——据统计，截止到2012年8月，通过新浪微博认证的各领域政府机构及官员微博已超过45000家，党政机关和领导干部开微博是一个大趋势，这是践行阳光党务、政务，增加政府公信力的一个有效途径，而且还能促使政府问政于民、问需于民、问计于民，使执政理念向执政为民方向转变，成为“网络时代新群众路线”的载体(39)。

2.虚拟社区与智慧城市建设

在创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过程中，不断探索和尝试管理和服务的新技术、新手段，打造与实体社区相对应的虚拟社区以及以数字化、感知化、互联化、智能化为特征的智慧城市已经成为各地近年来的一个突出亮点。如我们调查的杭州上城区，在这方面就是典型。

上城区在社区建设中，通过构建“二化四网六平台”为主要内容的社区信息化体系，形成了实体维度的社区与虚拟维度的社区的有机统一。“二化”是指社区管理信息化和社区服务信息化；“四网”是指“e家人”社区事务管理网、社区电脑服务网、社区电视服务网、社区电话服务网；“六平台”是指社区事务管理平台、居民互动网络平台、公共服务信息平台、社会志愿服务平台、居家养老服务平台、为民服务联盟平台。“二化”是思想理念，四网是发展基石，六平台是推动条件，通过“二化四网六平台”，最终达到的目标就是任何人(Any one)、在任何时候(Any time)和任何地点(Any where)，通过任何方式(Any way)得到任何的服务(Any service)的“5A”社区服务目标。应该说，这整个架构的设计是非常严密、自成一体的，不仅开发了新的网络系统，也将上城区已有的信息化资源都整合起来了；不仅实现了社区管理的信息化，大大提高了社区管理的效率，也实现了社区服务的信息化，大大提高了服务的质量；不仅体现了尖端的科学思维，也处处散发着人性的光辉(40)。此后，上城区又不断把更为高端的信息化、数字化技术引入到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之中。如推广“生命旅程”软件，这一软件以人生的整个历程为主线，按照少年、青年、壮年、老年四个生命年龄阶段和公共服务、自助互助服务、便民利民服务、服务信息需求四个类型，提供了一个人从出生到死亡所需的几乎所有办事程序。最近，他们还开展了构建全媒体信息家庭新生活工程，以电脑网络、电视网络、电话网、城市宽带网为依托，打造三网融合、“天地合一”(有线与无线合一)的全媒体信息家庭新生活(41)。

除上城外，在我们调查所收集的案例中，利用信息化技术推进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的案例还非常多，如佛山市提出建设“智慧佛山”的口号、宁波市成立了专门的机构推进智慧城市建设，郑州则提出要建设“三化两型”城市，即现代化、国际化、信息化与创新型、生态型(42)。又如北京市的清华园街道在推进社区信息化建设方面也非常具有新意，96156社区信息化服务平台则在整合社区资源方面做得比较成功，东城区则在推进社区的网格化管理方面具有开创性贡献(43)。

(五)城市治理与乡村治理：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的城乡一体化

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和乡村是一种二元分割的格局，二者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上都有很大的差异。改革开放以后，我国城乡关系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总的趋势朝着城乡一体化方向发展。在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方面，这种趋势也比较明显。这方面比较典型的例子是佛山市南海区的农村综合体制改革和北京市推行的村庄社区化管理实践。

1.农村综合体制改革

由于集体经济的发达，当前，南海区面临着一种特殊的城乡结构，我们可以将其称为“倒城乡二元结构”，即农村居民比城市居民更加富裕，人们纷纷争夺农村户口——“有车有楼不如农村有一户口”。而且，由于大量激烈的利益纠纷，使得农村熟人社会发生了异化，出现了“熟人的陌生社会”现象；同时，又由于大量流动人口的涌入和各种利益纠纷的博弈，出现了“陌生人的无序世界”现象。面对种种剧烈的利益纠纷，南海区启动了农村综合体制改革，企图探索一条“城乡互动、融合并进”的协调发展之路。

近年来，南海区通过“村改居”、股权固化、政经分离、构建农村集体资产交易平台等一系列举措，逐渐将改革推向深入，已经取得了初步的成效。这一系列改革的核心就是通过把国家的公共服务覆盖到农村地区、理顺农村体制机制，达到逐渐缩小城乡差别，促进城乡融合发展的目标(44)。

2.村庄社区化管理与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

虽然，在法律意义上，村庄和城市社区都属于基层自治组织，但实际上，长期以来，我国城市和农村在基层管理体制上有很大区别。随着农村社区建设的推进，如何创新农村社区管理体制已成为迫在眉睫的难题。北京市的“村庄社区化管理”试验，为农村社会管理体制的改革找到了突破口(45)。

所谓“村庄社区化管理”，是指借鉴城市社区管理的模式，对村庄进行管理。这一管理模式最初是在治安管理创新中提出来的。农村大量流动人口的出现，使得既有的治安管理模式已远远不能适应现实的需要，如何进行管理模式的创新，以实现有效的社区管理，成了至关重要的难题。北京大兴区西红门镇大生庄村最早尝试了村庄的社区化管理。该村是大兴区人口倒挂现象较为严重的村之一，有流动人口2400多人，与常住人口比例为7比1。为了应对日益严峻的治安问题，大兴公安分局于2006年在该村进行了村庄社区化管理试点。此后，全村连续3年实现刑事案件零发案，村内秩序良好。具体措施包括：村庄建围墙、安街门，封闭不常用的路口，在村庄主要出入口处设立岗亭，人员和车辆持证出入。同时，该村还成立了包含警务站、巡防站、流管站、调解室等多个部门的综治中心，设立了一套包含全村每一户每个人基本信息的电子台账，村民必须与流管站签订安全协议后，才可出租房屋。这一模式的创新管理，提高了村庄管理水平，已经在北京农村地区推广。

目前，农村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已经在全国铺开，成为和谐社区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主要举措包括：第一，治安领域的村庄社区化管理；第二，广泛建立农村居民自治组织农村社区居委会；第三，成立标准化、一站式服务的农村社区服务站，承接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职能。当然，从总体上来看，这些还处于起步阶段，要理顺各主体之间的各种复杂关系，从而建立起能够最大限度激发社会活力、消解社会矛盾的农村基层管理体制，还任重而道远。

四、结语

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体制改革是一项非常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经济社会建设的方方面面，但其核心问题是重构国家与社会的关系。而在这一个根本问题上，西方的理论无法解释更无法指导我国的实践。根据西方流行的理论，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就是要建设一个与国家和市场对抗的公民社会，即让国家(政府)走开，也让市场走开，让“社会”，即“公民社会”、“能动社会”，来主导整个社会的秩序。而我国各地的实践则表明，将国家与社会对立起来是行不通的，这既不符合中国的现实实践，又不符合中国的历史传统。在西方，国家与社会的紧张关系既是一种历史常态，也是一个现实困境。在古希腊城邦制度中已经初见端倪，“现代”以后，二者的巨大张力似乎有增无减，一定时期甚至势同水火。因此，在西方理论中，一直充斥了极端的二元对立，要么为市场张目、为国家立言，要么呼吁保卫社会、解放社会，构建一个完全独立于国家并具有抗争和制衡力量的社会，认为这是解决现代社会一切问题的一剂良药。而中国的历史和现实则完全不同。无论是钱穆的“四民社会”概括还是费孝通的“双轨政治”论述，都表明在中国的历史传统中，并没有西方理论中所界定的那个独立于国家的市民社会，相反，国家与民间的理想形态是融合一体、上下整合，而非相互斗争、彼此消解的。1949年后的30年，中国在国家与社会关系上走向了与西方把国家与社会相对立的另一个极端，即把市场和社会都消灭了，一切由国家来主导。改革开放实际上就是逐渐改变这种局面，建立一种新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型态(46)。在实地调查中，处处都显示，在中国，“社会”无时无刻不是在处理与政府、与市场的关系中运行着。离开了国家(政府)和市场，社会几乎寸步难行。相反，凡是国家、市场、社会三者合作得好的地方，社会管理和社区治理也搞得好。而所谓社会自治、社区自治，也只是处理好社会与国家和市场的关系，构建“政府—市场—社会”的合作三维的一个方面，但无疑是一个越来越重要的方面，其中基层的自治和治理是尤其重要的。

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与社区治理是一项方兴未艾的伟大实践，立足于当代中国社会变迁的历史大背景，以国际视野和世界眼光，对其进行系统深入的调查研究，把分散的经验材料提升为较为系统的理论观点、形态，为其提供必要的学理支撑，这是中国社会学义不容辞的使命。反过来，中国社会学也只有这样做，才能源源不断地获得对学科自身发展极其重要的新鲜经验，切实抓住中国社会变迁赋予我们的理论创新的机遇和挑战，实现“理论自觉”，把握学术话语权，从而使社会学学科的理论之树常绿常青，为我们的时代做出相应的学科和学术贡献。我们衷心希望有更多的学者加入到这一队伍中来。

注释：

①郑杭生：《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与中国社会学美好明天——在中国社会学2007学术年会上主题演讲》，后以《论建设性反思批判精神》为题发表于《华中师范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

②郑杭生：《把“理论自觉”全面落实到中国社会学的各个领域》，在2010年中国社会学会银川学术年会上的致辞，《宁夏省委党校学报》即将发表。在这8个短语中，最后两个短语，有时也表述为“总结‘中国理念’，概括‘中国道路’”。见郑杭生，《社会建设和社会管理研究与中国社会学使命——在中国社会学2011年学术年会上的主题演讲》，发表于《社会学研究》2011(4)。两者的意思和实质是一样的。

③郑杭生：《基层社区调查中应当坚持的准则》，《甘肃社会科学》，2009年第1期。

④郑杭生、杨敏：《中国社会转型与社区制度创新——实践结构论及其运用》，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4页。

⑤即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人员。

⑥习近平：《群众工作室社会管理基础性经常性根本性工作》，《共产党员》，2011(3)下。

⑦习近平：《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党的独特优势》，《求是》，2012(15)。

⑧郝洪：《“环境敏感期”的新考题》，《人民日报》，2012年7月30日。

⑨蔡永飞：《公众“老不信”心态分析》，《人民论坛》，2012年6月(中)。

⑩张音、张新苗：《网络语境与创新社会管理：破解“塔西佗陷阱”的舆论怪圈》，《人民日报》(2012年6月26日14版)。

(11)郑杭生：《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新特点及其正确处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6(4)。

(12)(德)乌尔里希·贝克：《风险社会》，15页，何博闻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4。

(13)(美)乔治·瑞泽尔：《后现代社会理论》，96页，谢立中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3。

(14)(德)齐格蒙特·鲍曼：《流动的现代性》，250页，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2。

(15)杨敏，郑杭生：《个体安全：关于风险社会的一种方式及研究对策》，载《思想战线》，2007,(7)。

(16)(美)尼古拉斯·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年。该书英文原著出版于1995年。

(17)(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434页，夏铸九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18)(美)曼纽尔·卡斯特：《网络社会的崛起》，28页，夏铸九译，北京，社科文献出版社，2006。

(19)郑杭生、杨敏：《社会实践结构性巨变的若干趋势——一种社会学分析的新视角》，《社会科学》，2006,(10)。

(20)宫秀川：《领导干部要学会在“玻璃房”中工作》，《学习时报》，2012－05－02。

(21)王国平：《培育社会复合主体，共建共享生活品质之城》，载《杭州通讯》，2008(2)。

(22)郑杭生、杨敏：《“社会复合主体”的追求：生活中更高品质的创新和创业——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载于郑杭生、杨敏等：《“中国经验”的亮丽篇章——社会学视野下“杭州经验”的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

(23)所谓“一分”，就是设立社区服务站，并把社区居委会与社区服务站的职能分开。前者作为基层群众性自治组织，主要行使自治职能；后者作为街道办事处在社区设立的工作站点，专门办理各种公共服务。二者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各司其职、相互配合。所谓“三定”，就是定事、定人、定钱，明确社区居委会和社区服务站的编制、经费、任务，确保人员到位、经费到位、工作到位。所谓“两目标”，一是把北京的社区建设成为社会主义新型社区；二是培养一支专业化、高素质的社区工作队伍。参见：郑杭生、黄家亮，《论我国社区治理的双重困境与创新之维——基于北京市社区管理体制改革实践的分析》，《东岳论丛》2012(1)。

(24)参见郑杭生、杨敏、黄家亮等：《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的“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陈微、马丽华主编，《中国和谐社区——上城模式共建共治共享的333＋X社区大服务体系实证研究》，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

(25)谭海波、蔡立辉：《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26)参见谭海波、蔡立辉：《论“碎片化”政府管理模式及其改革路径——“整体型政府”的分析视角》，《社会科学》，2010年第8期。

(27)Christoppher Pollit, Joined-up Government A Survey, Political Studies Review, 2003(1), p.135.(28)本案例的具体分析参见郑杭生主编：《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中黄家亮执笔的部分：《利益纠纷化解：情理法交叠的南海基层治理》。

(29)韩志明：《公民抗争行动与治理体系的碎片化——对于闹大现象的描述与解释》，《人文杂志》，2012年第3期。

(30)张学伟、邓少君：《创新基层社会管理和维稳体制机制构筑大综治大调解格局——广东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省综治委副主任梁伟发接受中国平安网专访谈广东省镇街综治信访维稳中心建设》，载于中国平安网httpwww.xiexiebang.comGB102616392692.html。

(40)本案例的具体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黄家亮等：《中国特色和谐社区建设的“上城模式”实地调查研究——“上城经验”的一种社会学分析》，第159－243页，世界图书出版公司，2010年版。

(41)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合作共治的“上城模式”——从新型社区迈向创新社会管理的“上城经验”》，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2年版，第76－79页。

(42)郑杭生、赵君、杨敏等：《“三化两型”城市：科学发展与和谐社会建设的具体体现——以郑州实地调查为例的河南特色分析》，世界图书出版社，2010年版。

(43)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

(44)对本案例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主编：《多元利益诉求统筹兼顾与社会管理创新——来自南海的“中国经验”》，出版中。

(45)对本案例的详细介绍和分析参见郑杭生、杨敏等：《大民政的理念和实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夯实中国特色世界城市的“北京经验”》，中国社会出版社，2011年版，第327－329页。

(46)关于中西“国家—社会”关系型态差异的详细分析，参见杨敏：《“国家—社会”的中国理念与“中国经验”的成长——社会资源的优化配置与创新公共服务和更好社会治理》，《河北学刊》，2011年第2期。

第二篇：浅谈我国当前社区文化管理

浅谈我国当前社区文化管理

摘要：我国政府长期以来一直非常重视社区文化的建设和管理工作。特别是在精神文明和物质文明一起抓，两手都要硬的指导思想下，我国在社区文化管理方面上也投入了相应的人力、财力、物力。但是，我国的社区文化管理依旧存在一些问题。本文就就其问题，提出应对对策。

关键词：社区文化管理 作用 弊端 对策

一、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

搞好社区文化产业，促进文化与经济的结合发展文化产业首先要制定其发展的战略原则：从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出发，以市场机制优化配置文化资源为助手，注重文化体制的不断创新，加快形成以文化传媒业、电影产品业、广告业、旅游业等为支柱，带动相关文化产业发展的新格局，真正将文化产业作为社区建设的新的增长点。发挥文化组织机构作用，加强社区文化管理，社区文化组织，无论是政府办还是非政府办，都要很好地发挥自己的职能，这也是国际大都市社区文化发展的一个标志。我们应以政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为前提，逐步推动各种非政府组织对社区文化的广泛参与，提高社区文化建设的社会化程度，扭转我国社区文化建设过度依赖政府的不良局面。重视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重点抓好专业和业余两支社区文化工作者队伍建设。在专业队伍建设方面，应及时解决文化工作人员的编制问题和待遇问题，向社会招聘高素质人才充实队伍；在业余队伍建设方面，要以社区内文化工作积极分子为核心，建立一支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加强培训，壮大文化建设队伍。强化对社区文化的制度化管理，建设优美舒适的自然环境，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要结合社区特色，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对学校、幼儿园、图书馆、报刊、俱乐部等文化、学习和娱乐场所管理，加强对开发中的商住房、物业、生活小区文化功能的管理。目前就是要加快社区文化的法制化、科学化的管理，真正做到社区文化管理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在对社区文化建设的软环境加强管理的同时，也要加大对社区设施、卫生、美化等硬件的建设，集中力量防止重点污染源，扩大绿化面积，建立有效的管理程序，使生态环境和社区发展的综合决策科学化，实现人与环境的和谐、统一及人与自然的融合，做到“天人合一”。总之，社区文化在社区建设中的作用不可低估，如果社会各界都能认识到社区文化的重要作用，重视社区文化建设，努力探寻社区文化建设的新途径，那么，我国社区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就会迈向一个新台阶。

二、社区文化管理中还存在着许多问题

第一，思想认识不统一。目前，在领导层以及社区文化工作者中，普遍存在着狭义地理解社区文化管理的情况。一是在属性上把社区文化与群众文化或群众文艺等同起来；二是在功能上把社区文化仅看作是丰富社区成员文化生活，或者说起到寓教于乐的作用；三是在形式上认为社区文化建设就是开展各项活动；四是在操作上认为社区文化只是群众文化部门的事，与其他部门无关；五是在方法上忽视不同社区成员的不同精神文化需求。由此，易把社区文化管理放到次要位置上，规划上一笔写过，总结上一笔带过，缺乏对本社区文化管理具有个性的部署和总结，使社区文化的发展与整个社区建设和管理的发展不相适应。

受计划经济的影响，社区单位之间、部门之间、居民之间的社区意识缺乏，存在着对社区文化事务冷淡的态度。随着电视机、VCD、家庭影院等现代娱乐设施普及到家家户户，使得社区公众对社区公共文化的必要性和重要性的认识有所下降。

第二，社区成员的参与意识不强。社区文化的对象是社区成员，如果他们对社区文化的参与意识不强，甚至毫不关心，那么社区文化的开展就很困难。社区文化管理的主体是社区成员（包括居民和社区单位）。就居民而言，有三个方面情况值得注意：

一是参与社区生活的面不够。从总体上说，由于社区发展较快，居民对社区的依赖性日益增强，再加上市民参与社区生活情况有一定好转，但就参与面来说，还是很不够的。一般来说，一项活动参与面达到20%是很高的了，而相当部分的活动参与面是在5%至10%。老人和青少年是参与的生力军，在职职工参与度低是一个普遍的现象。许多社区文化活动好不容易组织起来，但参与者却总是一些“熟面孔”，这基本上是所有社区文化活动面临的难题。

二是人际关系的和谐程度下降。在城市社区的老城区，由于居民居住时间较长，互相熟悉，以及里弄住宅的特点，居民之间关系比较密切、融洽，邻里之间能互相照顾帮助，对社区生活参与度较高。在新型住宅小区，由于多是新迁居民，互不熟悉，居住封闭，人际交往少，相对比较冷漠，对社区生活关心参与度较低。据对上海市一个新村的调查，居民之间在春节期间不相往来祝贺的占40%。这种善不加改善，不利于提高社区的文明程度，不利于社区的发展。

第三，文化需求与文化供给之间的矛盾越来越突出。随着生活水准的提高、闲暇时间的增多，居民对精神文化需要也呈现了增长趋势。如何更好满足居民的文化需求应是社区文化管理中值得重视的问题。这里产生一个矛盾：一方面社区文化活动参与不足，另一方面居民的文化需求却没有合适的文化供给。要解决这个矛盾，主要得依靠社区管理部门加强对社区文化的建设和管理，做到雅俗共赏。目前这种矛盾的主要根源，可能是社区文化的内容和形式不能同居民的文化需求很好地相协调，许多社区文化还是几十年的老面孔，对现代都市人追求时尚、新颖的心态无法一致。

第四，社区文化管理机制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目前，绝大多数社区的社区文化机制基本上是每组织一次活动，从设计方案到实施过程都是由社区中的政府代表——街道办事处牵头进行。不少社区都建立了社区文化共建组织一类的机构，也往往是政府代表讲什么，大家做什么，在直接的配合、参与中完成自己所承担的任务。这种现象反映了企事业单位其实并未真正意识到自己在社区中的地位。当然，有不少单位已将社区文化作为自己企业文化战略的一部分，希望通过主办或参与社区文化建设塑造企业形象，但更多的单位不将社区文化环境看作是自身发展重要的外部条件而加以重视。在对一个街道社区的72个社区单位进行问卷调查中，26%的单位表示积极参与，52%的单位表示愿参与但有具体困难，主要是经费缺乏，时间难以保证。

在社区文化资源的管理上，条块分割造成了对资源的所有权、管理权、使用权偏重于集中，谁投资，谁拥有，谁得益。一方面社区文化资源闲置，得不到开发利用；另一方面社区文化资源紧缺，苦于无奈。在利用资源上，缺乏搞活得有效机制。对资源的开发利用存在“三多三少”现象：对有形资源重视多，对无形资产利用少；对现有资源使用多，对潜在资源挖掘少；对自家资源管得多，对盘活资源协商少

第五，文化设施建设和文化遗产保护经费的投入不足。目前，在城市社区，文化设施主要是指街道社区文化中心、图书馆、老年活动中心、科普站，有的还建有少年儿童活动中心，以及老年人谈心站、心理咨询站等注重人际互助的机构设施，主体设施是文化中心（文化站）。许多社区的文物和历史文化资源也往往

因为资金缺乏而无法得到起码的保护，更无法合理开发利用了。

第六，社区文化人才匮乏。从广义上说，社区文化人才伍应包括街道和居委的相关人员及社区文化机构的工作人员；从狭义上说，则主要指街道社区文化职能部门及社区文化机构（文化站等）工作人员。就文化站工作人员来说，许多社区已面临青黄不接的状况。这主要是因为市场经济的影响，社区文化站效益不好工资低，无法留住现有的文化人才，更不可能吸引新的优秀人才近来。另一方面，即使留下来的人员大多数是70年代参加文化站工作的，有20多年的工作经历，年龄在45岁左右，文化程度一般为高中。这些人员虽在社区文化工作岗位上勤恳工作，却一直未纳入事业编制，评职称困难，参加专业培训的机会也不多。这些影响了他们的工作积极性，也制约了社区文化的发展。

三、针对我国社区文化管理的发展对策

随着社区文化在社区生活中的地位越来越高，居民对社区文化的要求也越来越多样化，我们必须在社区管理中更加重视对社区文化的发展，把社区文化当作社区建设的首要目标。为此，必须努力解决上述问题。

（一）对社区文化要有深刻的认识

政府、社区管理机构及社区成员都应该对社区文化管理有准确的认识，正视社区文化管理的问题，是发展社区文化管理的关键所在。在社区文化管理中应该做到两个方面：一是在主流文化的影响下，培育和改造社区自发形成的亚文化，使之既符合社区居民和社区组织的自觉认同，又与整个大范围社会里的文化氛围相协调，增加居民参与整个社会生活的能力。另一方面，利用社区的文化资源满足社区居民在精神文化生活方面的需求，取得更高质量的社区生活。

（二）大力开展社区文化活动，提高社区居民对社区文化的参与意识

以社区基层文化站为龙头，以社区各街道、居委会、住宅小区以及企事业单位的文化活动场所为活动阵地，以发挥社区党员的模范带头作用为引导，以为社区居民搞好各种服务为基础，利用各种载体引导群众广泛参与，开展生动活泼、丰富多彩的社区文化活动，使不同文化修养及情趣爱好的群众都能各展其长，各得其乐。这样，既满足社区居民求知上进做文明市民的心理需求，展示社区文明风尚，又增进社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和归属感、自豪感，进而增强了社区广大居民群众对社区文化建设的参与意识。

（三）完善城市社区文化管理机制

发挥文化组织机构作用，加强社区文化管理。我们应以政府在社区文化建设中的主导作用为前提，社区文化管理者要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起关键性的作用逐步推动各种非政府组织对社区文化的广泛参与，提高社区文化建设的社会化程度，扭转我国社区文化建设过度依赖政府的不良局面。

（四）加大文化投入的力度，规范资金募集渠道

在社区文化建设中，要结合社区特色，制定切实可行的社区文化发展规划，进一步加大对学校、幼儿园、图书馆、报刊、俱乐部等文化、学习和娱乐场所管理，加强对开发中的商住房、物业、生活小区文化功能的管理。目前就是要加快社区文化的法制化、科学化的管理，真正做到社区文化管理的有法可依，有章可循。建议政府有计划性的、经常性的向社区提供专项资金。社区内完善资金筹集系统，多多开展向居民或物业公司募集资金的活动。

（五）重视社区文化人才队伍的建设和管理。

应重视抓好专业和业余两支社区文化工作者队伍，做到力量互补。在专业队伍建设方面，要不断提高社区文化管理人员的素质。向社会招聘有志于社区文化

事业、年纪较轻的人员加盟社区文化管理部门，同时，可安排大专院校有关专业毕业生来工作。社区还应当创造各种机会对现有社区文化工作者进行业务方面的培训，以使他们更好地承担社区文化建设工作。在业余队伍建设方面，要以社区内文化工作积极分子为核心，建立一支社区文化志愿者队伍，加强管理，制定激励等机制，充分发挥他们的才能，使社区科普、教育、文娱、卫生、体育等社区文化各领域的建设更具有生气和活力。

主要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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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陈钟林.《社区工作方法与技巧》机械工业出版社 2005年

[6]汪大海等.《社区管理——21世纪公共管理系列教材》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7]蒋奇.《21世纪全国高校民政类规划教材—社区建设与管理》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

第三篇：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治理

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表现形式及其社会治理

一、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成因

腐败现象的产生有着非常复杂的原因。就当前的情况而言，腐败产生的主要原因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一)企业对市场竞争压力的不适应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企业面临巨大的竞争压力。这种压力既可以变成企业发展的动力，也可能使企业偏离正确的经营方向，不择手段地追求自己的利益。政企分开以后，公有制企业开始走向市场，成为自主经营的市场主体，有了独立的经济利益，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市场风险和竞争压力。为了获得较好的发展环境，获得更多的经济收益，免遭市场淘汰，一些企业就可能采取行贿等手段进行不正当竞争。而其它非公有制企业是计划经济解体后的产物，这些与市场经济同命运的非公有制经济，在迅速发展壮大中积累了大量财富，形成了新的利益群体。他们不仅在经济中要求发展，在政治上也希望得到一定的权利，以保护和发展自己的经济利益。他们购买或“租用”权力，提高社会地位的欲望比公有制企业更加强烈。非公有制企业有财力作后盾，其财务制度也比较灵活，支付非正常经营活动的费用很方便。为了实现自己的利益，他们往往用金钱开道，打通各种关节，通过请客、送礼、行贿等手段收买政府公职人员为之服务。企业在竞争的压力下所采取的不正当手段是导致腐败的重要原因。

(二)国有资产管理体制存在弊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国有资产管理体制虽然发生了很大变化，但仍存在一些明显的弊端，其中最突出的问题就是人们常说的“国有资产的所有者缺位”。在理论上，国有资产的产权关系是明确的，国有资产的所有权属于全体人民，政府受全体人民的委托代理行使国有资产的所有权。但是具体到一个企业，由谁代表政府和人民行使国有资产所有者的权利，一直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因此，国有资产在企业中实际上变成了“无主财产”，这样就为腐败分子任意侵占开了方便之门。

(三)体制转轨时期政府权力对经济的违规介入

目前，我国正处在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过渡的体制转轨时期。在计划经济条件下，我国政府分配资源和协调冲突的权力涉及各个领域，在政治、经济、文 化、社会领域中一统到底，整个社会处在政府有效的控制之中，因此腐败现象难以滋生。这种格局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开始发生变化。市场经济体制在旧体制内部孕育，通过渐进过渡的方式，由旧体制的缝隙和边缘生长起来，并逐步向其核心部分渗透发展。在过渡时期，市场经济体制处于初创阶段，各方面很不完善，政府管理还起着重大作用，经济活动的各个方面都离不开政府权力的支持和保护，市场机制还未全面发生作用，出现了政府行政权力和市场价值规律同时对经济活动发生作用的格局。随着市场经济成份比重加大，我国大多数生产资料和生活资料已推向市场，但仍有一部关系国计民生的重要生产要素仍按计划经济体制的方式配置。计划配置这些垄断性资源，使政府部门主管人员实际权力升值。由于政企尚未完全分开，因而党和政府的权力在微观经济层面上仍然免不了介入，权力干涉经济的机会与计划经济体制时相比较，在关键领域里，并未减少许多。在这种条件下，腐败很容易发生。

(四)权力的监督制约机制不健全

由于我国尚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级，社会主义的民主与法制尚不完备，公民对政府监督的渠道尚未健全和畅通，从而使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时，不可能受到严密的监督制约，这就为腐败的产生提供了“宽松”的环境。同时，由于我国正处在由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转变过程之中，在市场经济体制快速向前推进时，一些与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相关的规范建设没有能跟上，从宏观到微观，都还未形成一套严密有效的权力制衡机制，这又为私人滥用公共权力打开了方便之门。如房地产从无偿划拨变为有偿使用以后，对土地的批与不批，地价的高低，均由地方官员决定，没有相应的法规约束，随意性很大，曾使我国一度出现了大量炒房地产的投机活动，而参与这些投机活动的多属国有金融部门和其它经济管理部门的官员。另外，现有的监督制约措施过于原则，不便操作，往往流于形式。如对公务人员的基本行为规范，对接受请客、送礼、劳务费、各种实物没有可操作的制约措施，监督制度失去应有的严肃性及制约力。

(五)思想道德水准的下降

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人们的价值观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由重义到重利，由认为越穷越光荣到认为越富越光荣。市场经济能够激发人们积极性，它尊重人对物质利益的追求，通过价值规律的作用，使人们的付出与个人的切身利益紧密 2 联系起来，通过货币这个一般等价物肯定人的劳动价值。金钱在市场经济占主导地位的社会中有特殊的魅力，拜金主义的产生有其现实性，人人力图实现自身价值最大化，即根据自己的能力和机会得到尽可能多的报酬。这一驱动机制，在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结构中，人们很容易过度地追逐个人利益，用金钱衡量一切，滋长拜金主义、享乐主义和极端个人主义思想，置国家法律于不顾，不择手段的攫取财富。

二、当前我国腐败问题的表现形式

我国腐败的基本形式大体上属于“权力主导型”的腐败。这种腐败的具体表现形式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分析：

一是政治方面的腐败。政治方面的腐败通常表现为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违背党纪、政纪和法律，如：投机钻营，拉帮结派，任人唯亲，个人专断．压制民主，弄虚作假，有法不依，执法不严，官官相护，权大于法，等等。

二是经济方面的腐败。它主要表现为与经济生活相关的权钱交易，贪污受贿，以权经商，吃“回扣”，拿“红包”，等等。

三是作风方面的腐败。这包括工作作风和生活作风两个方面，工作中的高高在上、滥用权力、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等官僚主义作风，以及生活中的奢侈糜烂、公款吃喝、沉湎色情等，均属作风腐败。

三、针对腐败问题的社会治理

(一)深化国有企业改革，加快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1、对国有企业实行战略性调整，使国有经济退出竞争性强的行业；

2、在国有企业建立规范的现代企业制度。(二)深化行政体制改革，规范公共权力

1、实行国有资产所有权与公共行政管理权的分离；

2、大力发展社会中介组织，逐步增强社会的自我管理能力；

3、健全法制，规范公共行政权的行使。推行政务公开，通过办事制度公开化、程序化，提高政府管理的透明度，从而便于群众的监督，防止腐败行为的产生。

(三)强化对公共权力的监督制约

1、加强人民群众的监督；

2、加强执政党的监督；

3、加强民主党派的监督；

4、充分发挥新闻舆论的监督作用；

5、加强行政监督。(四)健全法制，依法治腐

1、制定《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加强对政府工作人员的财产监督；

2、强化法律制裁措施，加大对腐败的打击力度。

(五)发展经济，加强教育，为遏制腐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和牢固的思想基础

1、大力发展经济，为遏制腐败奠定坚实的物质基础；

2、加强思想教育，为遏制腐败奠定牢固的思想基础。

第四篇：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的目标。可见，强化社会管理不仅是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同时针对于各种社会管理措施的可行性和实施障碍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总结以及未来公共管理应侧重的方向。

关键词：公共管理；社会管理；社会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社会管理是“由国家或社会团体对社会运行过程进行组织调控的活动，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调控活动保持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使社会系统能够协调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等日益趋向多元化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形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社会管理的需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的目标。可见，强化社会管理不仅是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着伟大的变革。纵观中国目前社会管理现状，新旧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风险不断增大，这与社会管理模式的滞后有着重要的关系。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1.1 社会管理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出现大变动，新兴行业增多，各类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迅猛发展，以餐饮、娱乐为龙头的第三产业空前发展，生活服务场所迅速增多，“社会人”增多，流动性增大，竞争日益激烈，贫富差距日渐拉大、高档消费生活的影响和刺激下，一些人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甚至铤而走险，进行以侵财为目的的犯罪活动。伴随社会结构的调整，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在城市无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一些人萌生犯罪动机。社会管理滞后，社会秩序治安化。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一方面需要政府管理领域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需要政府转变只能，对行政管理对象、手段、方法进行调整，取消一些行业、场所的审批。在此情况下，由于立法滞后、职责不清等因素，造成管理缺失、断档，管理措施跟不上，导致一些行业、场所秩序混乱，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由此转化为治安问题。社会治安出现纷繁复杂的趋势。

1.2 社会管理难度不断增大

社会矛盾伴随里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断升级，因此给社会稳定带来更为复杂的情况，各种社会矛盾汇集并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客观上使政法机关化解社会矛盾、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难度不断加大。同时，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使城市中的自由人、农村进城务工、待工的人员迅猛增加。以往社区民警通过单位或者组织了解掌握居民、住户现实表现和有关违法犯罪倾向等问题，或是通过单位和组织进行一些有关的工作等一整套社会控制机制日渐失灵，人口的日益扩大化和复杂化，使政法机关对人口管理难度不断增大。人流、物流、资金、信息的加大，也增加了对于犯罪行为的预防和打击难度，增加了诱发犯罪的消极因素。犯罪智能化、组织化明显提高，新型犯罪增多，犯罪问题日益复杂，这些都为政法机关防范控制、查案侦破增大了难度。

1.3 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上，更偏重于城市而忽视农村

目前，学界对于我国社会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社会管理，相比之下对于农村社会管理的关注远远不够。学界主要围绕单位制解体后如何弥补这一空缺，如何实现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过渡与转换，如何建立新时期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等方面展开研究与论述。有的学者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发展脉络的梳理，“即从单位制、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就单位制形成的背景、发挥的功能、造成的后果、崩溃的原因，街居制演变的历程、面临的困境，社区制的主要特征、出现的原因、实践的模式等方面做了重点阐述并对社区制的今后发展提出了几点思考”。此外，对于城市社会管理的研究还主要通过个案进行研究。诸如有的学者以北京城市社区为例，提出未来北京“应选择多种路径实现自己的公共服务体系，即公共服务与社区建设相结合、理顺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遵循以人为本的消费者导向、对公共服务实行监督和科学的绩效评估、依法规范公共服务行为、公共服务与改革行

政机构协调统一和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也有学者通过对武汉市汉江区社区治理模式的个案研究，提出“社区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创新，是探索一种全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以替代已经失效的单位管理模式”。可见，目前学界对于城市社区管理的研究较多，且主要围绕北京、上海、青岛、武汉等大城市的社区治理展开研究。

1.4 国外的研究多于国内的研究，对本土指导意义小

针对我国社会管理发展的需要与要求，国内学者们更多地将研究重点投向了国外，试图利用国外经验为当下问题开出一剂良方，往往忽视了对于我国古代社会管理经验的总结与反思，对于我国古代社会管理的研究不够深入、彻底，研究成果相对明显不足，数量寥寥无几。就数量不多的研究成果而言，也仅就古代某一具体的社会管理组织形式进行的研究，并未对古代社会管理进行系统性、总结性研究，诸如有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元代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组织形式“社” 的产生、发展、演变、职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元代基层社会管理的“社”制进行了梳理。有的学者则从“文书学的角度，以《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为样本，对之重新加以分类，并一窥苏州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严密的社会管理”。可见，从这一具体的社会管理组织来看，我国古代社会也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

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国外社会管理方面研究的多，而对我国自身社会管理中的传统经验与做法方面的研究却显得远远不够，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由于国情、历史、传统、民情、地质地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管理更多的还是要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出发，立足本国实际进行管理。社会管理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我国近代、乃至古代社会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相关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很多管理方式、方法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有必要去探究中国古代社会管理历史与实践中的宝贵经验，认识和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对于今天的社会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我国社会管理变革的障碍

2.1 体制变化中观念的磨合问题

我国是一个封建思想、文化、观念积淀深厚的国家，人治、特权、官本位的传统影响根深蒂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以来有很深的历史根源。数千年的封建集权制度与

家国同构的文化积淀，扼杀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使人民群众养成了“民意顺为本”，官为民之父母的依赖心理和习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政府以代表人民利益为总之，从根本上改变了官民关系。但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一切，是顺民心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彰显。表现在社会管理上，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在管理人民，而管理者却不受管理，政府有规制民众的权力，而政府却得不到有效的规制。可见，实现从替代人民当家作主转变为辅助和促进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实现的过程。

2.2 社会管理方式死板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不够。由于对政府自身定位不准，由于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对公民权利缺少应有的尊重，一些地方在社会管理中仍然存在着简单管理甚至粗暴管理的现象，社会管理主要采取单一行政干预手段，即政府凭借政权力量，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制定、颁布、运用政策和指令的方法来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领导、组织和管理。尽管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有所提高，公民参与渠道有所拓宽，但是总体上，很多时候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依然不够。

2.3 社会管理法规不够健全

尽管我国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社会管理涉及的领域较多，任务繁重，对有关法律法规的需求迅速扩大，我国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还显得比较滞后，有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上，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律。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出台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和民政部与其他部门联合下发的规范性文件等。这些法规或政府性规章总体上数量少，层次不高，缺乏配套，有的可操作性不强。由于缺乏专门的对于社会组织，尤其对于其中的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律．使得社会组织的设立、性质、权利义务、治理结构、行为规范、变更与撤销等都没有明确的规范．同时在人员资格、职称评定、税收待遇等方面也没有相配套的法规与政策．尤其是缺乏问责与绩效评估体系。一方面，大量来自社会的捐赠、资助，因管理不规范、自我约束不够．出现了腐败等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管理规范、努

力敬业的组织因缺乏相应的信息披露机制和第三方考评机制，难以取得公众的信任。总结：对社会管理问题的一些思考

社会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管理效果不够好，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和谐稳定压力增大。新世纪以来，我国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从根本上说，根源于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工作没有跟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因此．我国应加快社会建设，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今后，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和管理．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培养和使用好社会工作人才，严格依法实施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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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社区社会治理典型材料

古州镇丰乐社区社会治理典型材料

古州镇丰乐社区位于榕江县城南端，与城关场坝社区紧邻，含丰乐村、头塘村、杨家湾村和生态移民安置示范区，国土面积14.6平方公里，2012至2013年完成以摆王、摆拉为主的770户3100人生态移民整村搬迁后，目前共有3753户13400人，5个党支部82名党员，现有社区工作人员6人，网格管理员9人，设有楼长57人。丰乐社区虽是2012年12月新成立的生态移民安置示范区，如今却是全州、全省的平安社区示范点、生态移民安置示范点和“创建廉洁社区”示范点，曾在中央电视台、贵州电视台播出和报道过。丰乐社区在社会管理工作中，由于上级领导重视，思想宣传到位、组织机构健全、各项制度完善、保障措施得力，充分调动和依靠广大居民共同参与治安防范，社区治安秩序良好，居民安全感普遍明显增强，打造“平安社区”已见成效，构建了一个和谐稳定的居住环境。

一、加强领导、健全机构、全面落实综治责任制。

丰乐社区把社会管理综合治理工作放在与经济发展同等重要的位置，纳入社会发展和精神文明建设的整体布局，做到统筹规划、统筹安排、统一部署、统一落实，切实把建设社会治理摆上重要议事日程。一是建立了以“综治例会”为形式的综治、“平安创建”工作汇报、研究制度，综治领导小组坚持每月度召开综治例会一次。二是建立健全综治领导机构。按照上级综治部门的统一要求，我社区成立以党支部书记为组长的综治和平安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健全了治保小组、民事调解、普法、帮教小组、治安巡逻、法律咨询室等组织，综治维稳工作站、调解室、群众工作室、警务室有固定办公地点，办公设备齐全。三是落实综治目标管理责任制。按照“谁主管、谁负责”的要求，采取了“书记、主任亲自抓、负总责，分管干部具体抓，居委全体成员划片包干共同抓”的工作责任制，形成了目标明确、责任到人、措施具体的工作机制，真正把综治创安工作落实到具体人身上。

二、加大投入、保障有力、筑牢基层综治阵地。镇党委、政府在“人、财、物”上优先向丰乐社区各项工作倾斜，为社区配备了电脑16台、打印机3台、投影仪2台。一是社区成立了综治维稳工作站。并实现六有，即：有一块牌子、有一个强有力的班子、有一个办公场所、有一套工作制度、有一支巡逻队伍、有一块宣传阵地，从而进一步整合农村治安资源，使治安巡逻、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安置帮教，法制教育、平安宣传等各项工作在基层得到进一步落实。二是在我社区头塘村积极开展“美丽乡村”创建活动，坚持每月召开本辖区治安形势分析会议一次，每月坚持开展以治安防范、法制教育、卫生清理等为内容的创建活动，使综治、平安建设各项措施得到有效落实。三是建立健全矛盾纠纷排查调处工作机制，按照“分级负责，归口办理”的原则，认真落实排查调处责任，坚持每周开展一次矛盾纠纷排查调处，2014年全年共发生民事纠纷13起，调解13起，调解率达100%，成功13件，成功率达100%。四是认真落实安全生产责任制，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工作，2014年没有发生民房火灾、爆炸等事故，在节日期间，居两委人员坚持轮流值班，以全面加强社区节日安全保卫工作。五是建立释解教人员帮教工作，重点做好有重新违法犯罪倾向人员的帮教、管控工作。组织开展以包教育、包管理、包转化为主要内容的集中帮教活动，大力推广“二帮一”行之有效的办法，切实做好教育转化工作。两年来社区共接收刑释解教人员12人，接回10人，帮教12人，帮教率达100%。

三、加强防范，群防群治，营造平安和谐环境 基础防范，提高治安防范水平。2013年3月，丰乐社区警务室正式挂牌成立并投入使用，警务室配备两名干警、两名协勤，安装报警求助电话1部，配置必要的器械和防护器材、办公用具，有效推动了辖区治安防控工作的全面开展。丰乐社区警务室的建立是县委、县政府作出的重要决策，对构建“社区筑平安”，进一步提高治安防范能力，有效预防和减少各类安全事故的发生将发挥积极的作用。设置社区警务室后，派出所将进一步加强对社区警务工作的领导，加强与社区保卫部门的联系和沟通，坚持完善合作机制，加强对包片民警的培训教育，提高包片民警的综合素质，社区居民可在家门口获得民警帮助，为社区提供更好的服务。

全民共防，联动织网良好格局。为了提高本社区的治安能力，自2012年起，先后组建20人治安联防队。按照“加强领导、健全组织、发挥效能”的要求，健全巡逻队组织、加大对治安联防队的培训力度。在队伍建设中，治安巡逻队以社区治保主任为队长，社区楼道长为成员，制订了一套相对完善的治安巡逻队出勤、值班、休息、奖罚制度，使治安巡逻队工作有章可循、有文可依，提高办事效率，从而组建了一支有较强凝聚力、威慑力和战斗力的治安巡逻队伍。治安巡逻队制定了常规巡逻和重点时间段巡逻相结合的工作方法，在日常的巡逻中突出重点，任务明确。积极协助公安机关开展治安巡逻，协助民警加强暂住人口与租赁房屋规范化管理，对村外来人员的基本情况登记造册，督促其办好暂住证和私房出租户办理相关手续，外来人口和私房出租户登记率达100%。充分发挥了巡逻队员在发现犯罪、打击犯罪、预防犯罪诸多方面的作用。

科技防范，共同捍卫自身安全。在廉租房小区全部配备楼栋长和楼道长，由楼道长兼任“十户长”。“十户联防”信息系统平台将居住相邻的用户用信号紧紧联系起来，即每十户组成一个群组，当群组中任何用户遇到紧急情况时，拨打联防群组报警号码，其他相邻用户便会在第一时间接收到求助信号。同时，该报警系统将同步上报至联防管理平台，实现监控区域内的联防警讯信息共享，并及时向联防队员、区内家庭以及联防治安管理机构发出预警，有助于农村治安防范管理体系建设。通过“十户联防”，增强了村（居）委会的综合治理和群防群控的能力，编织了全方位、全天候、立体化科学防范的管理体系，起到了一家求助，多家支援的效果，为辖区治安管理提供了更有效的防卫武器，筑牢了基层综治工作的第一道防线。

四、创新管理，网格服务，努力提升群众安全感和满意度

丰乐社区在创新社会管理中，积极探索社区管理服务机制，实施“社区有网、网中有格、格中定人、各司其职”的“一格一员”管理模式。将社区划分为10个网格，经过层层严格选拔，每个网格配备1名网格责任管理员，并保证经费投入，县财政把网格员工资纳入预算，确保网格员每人每月1500元工资到位。同时，出台定人、定责、定岗、包网格“三定一包”责任制，要求网格员要做到“三知三掌握”，三知即知居民家庭基本情况、知家庭成员就业情况、知家庭成员遵纪守法情况；三掌握即掌握社情动态、掌握高危人群、掌握热点难点问题。在工作中，网格员通过发放便民利民卡、网格员名片等，听取群众意见，全面采集网格区域内各类信息，建立民生、计生、卫生等6类服务台账，将重大社情民意及时向社区、镇党委政府反馈；同时在社区公开栏公开网格员管理区域及联系方式，网格内群众可致电咨询、预约所需办证服务、民政优抚、培训就业等各项服务，网格员一站式全程代理。社区网格员“零距离”的便民服务，让群众跑腿变为干部跑腿，有效的提升了群众办事效率，方便了群众。社区创新管理服务机制后，“社区居民的琐事难事烦心事找社区网格员”已成为居民的习惯。2014年，通过网格化管理，社区共为群众办实事好事300余件，变被动服务为主动服务，切实解决并村后“人难找、事难办”等突出问题，打通服务群众的“最后一公里”。

五、丰富生活，提供就业，建设精神文明的特色社区 为使生态移民能迁得进，住得好，有保障，县委县政府、县生态移民办和古州镇党委政府坚持“2+5”生态扶贫模式，一方面加强移民的技术技能培训，转变他们的思想观念，增强他们致富的能力和信心；另一方面积极创造就业机会，通过公益性岗位、进厂务工、微型企业扶持等形式，千方百计为移民创造增收。如家住丰乐安置点B11-1-301的石岩付，一家4口人，他和妻子两个人在宇泰木业务工，一个月收入6000元以上，家住B13-2-104的龙天保，在福兴达砖厂上班，妻子和他每月共6000至7000元的工资；龙开伍和妻子在蔬菜基地务工，公司包吃包住，固定工资1500元，每月也有3000元的纯收入。2013丰乐社区生态移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为6428元，其中有50户以上超过7000元，与搬迁前实现翻番。

社区文化建设是和谐社区建设的精神支柱，是组织居民共同参与建设和谐社区的重要途径。为使社区文化活动丰富多彩，在镇党委、政府的支持下，社区定期组织开展各项文化娱乐活动，成立了一支25人组成的丰乐社区文艺宣传队。每逢民族节日，文艺宣传队通过文艺演出的形式向群众宣传法律、安全防范、禁毒禁赌等知识，使群众的法制意识在潜移默化中的到增强，促进了社区精神文明和丰富了居民文化生活，勾画出了邻里共享和谐幸福的生动画面，发挥了基层精神文明阵地作用。把有限的资金用在社区基础建设上，加大社区硬件设施投入力度，高标准配置的社区服务中心及社区文化广场已建成并投入使用。社区办公、活动用房面积达220平方米，室外健身活动场所1处，让社区居民有场所、有设施开展娱乐健身活动。

社会治理，说到底是对人的管理和服务，丰乐社区在社会治理工作开展过程中，始终把群众满意度和安全感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坚持以人为本、服务为先作为社会治理的突破口，在服务中实现管理，在管理中体现服务，靠服务来赢得人民群众的理解和支持，让人民群众自觉接受管理、主动配合管理、积极参与管理。如今的丰乐社区，正以全新的精神面貌、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勤政务实的工作作风、平安和谐的居住环境、廉洁高效的社区形象向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而努力奋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