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思考

第一篇：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思考

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16日 09:33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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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几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引发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改变的讨论。目前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最初源于 1956年党的八大，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八大提法的基础上，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沿用至今。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和建党 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都重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但是，胡锦涛同时强调，“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情况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

对于如何把握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毛泽东同志曾经精辟地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相互区别„„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毛泽东《矛盾论》）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没有变，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仍然是社会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这两个方面各自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在其两个方面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也应当随着其反映的内容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

一、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仍然是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

矛盾的两个方面规定了矛盾的核心内容，换言之，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到底是哪两个方面的矛盾是关于主要矛盾讨论的首要问题。前些年，部分学者从当前社会管理相对滞后、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发生这一现实出发认为，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矛盾的两个方面不再是“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生产”，而是“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的供应”。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没有变，仍然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这一点首先必须坚持不能改变。

首先，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从社会需要来看，需求发展水平整体还不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物质需要还远远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然是需要的主要内容。人民群众部分物质需要的满足不等于全部物质需要的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不等于更高水平物质需要的满足，大部分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满足不等于所有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满足。第二，各种非物质需要虽然快速发展，但仍未上升为主导地位，无论是需要的主体、内容还是需要的层次、结构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从社会生产来看，我国社会生产还相对落后，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我国目前生产力状况尽管纵向和过去比已经大大提高，但是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而且发展极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并不等于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社会财富更加丰富并不等于社会财富相当丰富，少数地区“富可敌国”没有改变大多数地区还欠发达，一些行业领先世界不能替代多数行业还比较落后。当前生产力发展这种相对落后的状况是制约和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因素。当前我国的生产关系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环节和方面，所有制结构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收入分配不公平，利益格局不协调，社会保障不健全，阶层结构不合理。目前人民群众的很多需要不能得到很好满足固然有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基础不够厚实的原因，但生产关系特别是体制机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等方面的不完善也是重要的原因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当前很多新的社会矛盾突出和凸显并不表明主要矛盾已经改变，恰恰是“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关系还不完善所导致，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存在一些不完善的环节和方面也是很多社会矛盾的根源。

其次，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其他矛盾的发展。

在当前我国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中，究竟是社会需要同社会生产的矛盾决定其他矛盾还是其他矛盾决定社会需要同社会生产的矛盾？显然，应该是前者决定后者。当前，许多新的矛盾确实也十分突出十分重要，但“重要”不等于“主要”，“突出”地位不等于“领导”地位，“影响”作用不等于“决定”作用。如“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不过是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社会生产提供的产品理应包括公共产品，人们的需求也理应包括公共需求。同时，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矛盾的最终解决也要依赖于社会生产和需要这一主要矛盾。因此，正是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相对落后，才导致其他一系列矛盾不断发生和发展，它不仅是当前其他一切矛盾的总根源，而且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和制约着其他矛盾的解决。

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均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

尽管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没有变，仍然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这两个方面各自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坚持主要矛盾两个方面不变的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这些新变化，并根据其内容上的这些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作出更加准确的表述。

首先，社会需要的新变化需要对现行表述进行适当调整。

当前我国社会需要的发展呈现出发展速度迅猛、新旧更替频繁、横向日趋多元、纵向逐渐高端、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需要的对象看，非物质需要突出；二是从需要的层次看，高层需要突出；三是从需要的构成看，综合性需要突出；四是从需要的属性看，社会性需要突出；五是从需要的主体看，个性化需要突出；六是从需要的发展水平看，不平衡突出。

可见，随着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日渐更新，我国社会需要的结构、层次、内容、形式、主体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还将在更快的速度和更深的层次上继续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之所以出现幸福感下降不满意增加，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需要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所以，今天仅仅用“物质文化”来概括人们的需要显然已经不够全面和准确，很多需要既非“物质”也非“文化”又超越物质和文化，如政治诉求、生态需求、公共需求等。如果真要把人的需要只分为两大类的话，恐怕也只能说“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显然，“文化”不等于“精神”，“文化”的内涵从其最一般的意义上要比“精神”更加严格和特定，如我们可以说民主参与需要是一种精神需要，但显然不能说是一种文化需要，再如个体的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价值实现需要等都是精神需要，但同样不能说是文化需要。因此，对“社会需要”修饰词的表述应该相应作出适当的修改。

其次，社会生产的新变化需要对现行表述进行适当调整。

从生产力的变化来看，最显著的就是中国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社会财富更加丰富，满足人民群众各种需要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从生产关系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必然对生产力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同时又会促进分配和消费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需求层次和结构。可见，我国目前的社会生产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已经过去50多年，今天仍然沿用“落后”一词来概括中国社会生产的现状未免失之精准，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也不可能永远“落后”下去。因此，对“社会生产”修饰词的表述应该相应作出适当的修改。

三、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应做适当调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没有变，社会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仍然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必须坚持这个前提；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各自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生产和需要都出现了新的特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要及时反映出这些变化。据此，笔者认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主要的调整有两点：一是关于社会需要的表述，建议把“物质文化需要”改为“各种需要”（或“物质精神需要”）。理由前已叙述，这样既解决了原提法概括不够准确的问题，又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社会需要发展变化的特点。二是关于社会生产的表述，建议“落后”前增加“相对”二字，变为“相对落后”，因为我国生产力水平已大大提高，不再绝对落后，也不可能永远落后，但相对于世界整体水平还属于落后，这是第一个“相对”；同时，我国的社会生产尽管到某一历史时期会达到很发达的水平，但相对于人们发展的需要而言永远是落后的，这是第二个“相对”。

判断主要矛盾人人都有责任

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快速积累期，传媒天天展示着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谈道：“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温家宝总理最近也多次强调，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弥漫在传媒上的“关键时期”、“重要关口”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句话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距今已近70年了。我感到，面对今天各种矛盾日趋复杂和并发的情况，我们真的有必要再认真熟读《矛盾论》这篇红色经典。

几十年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深刻地决定和影响着百姓的生命和中国的命运。1956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共识是，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经济不发达才是主要矛盾，因此全党要由社会主义革命党转为社会主义建设党。遗憾的是，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57年10月，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这以后，自1957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中国社会以后几十年的成串灾难，都是由于这种错误判断所导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重新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八大”精神的继承和超越。

改革前几十年的弯路和改革开放以来辉煌的发展史说明，执政党如何判断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关千家万户的祸福和国家兴衰。

主要矛盾的转变：从私人品匮乏到公共品匮乏 说中国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或重要关口，说明了分析和认清主要矛盾的紧迫性。毛泽东说：“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反过来说，如果找错了主要矛盾，就可能带来混乱和灾难。

目前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认识。这个认识是：目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其他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这种认识曾经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这样一种情况无比困惑：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来愈多。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固有的判断，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我们必须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识出来。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文革”结束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物质产品短缺，老百姓缺衣少食，物质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人人渴望着少搞点政治斗争，多改善点物质生活，因贫困引发的怨恨弥漫整个社会。面对这种情况，“上善若水”的态度，就是将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贫困，将政策的中心转到发展经济上来，就是要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激励因素。

人们认识到物品短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生产和分配所造成的，因此有了放权让利，有了市场经济，有了自由竞争，有了对私有产权的包容，有了对外资的开放。而今天，经过20多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缺衣少食、上无片瓦已不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极度匮乏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虽然私人物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区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说，私人物品极度匮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结束了。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全球化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然而一个主要矛盾的结束，却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吃肉”的情况下淡化了，而今天的主要矛盾，却在“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下凸显了。为什么吃饱了还要骂娘呢？也许是恨贪官太多，也许是恨司法腐败，也许是恨土地被征占，也许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许是恨有冤无处诉，也许是恨教育医疗收费太高，也许是恨社会不安全„„所有这些抱怨，都是冲着公共品短缺而来的。

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国家公园、国有道路、自然保护区等有形产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服务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我们只要清理一下近年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种种社会矛盾，便会发现，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普遍感到公共品的短缺，因此也都对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埋怨不已。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社会的一些焦点问题。

司法不公和法律白条问题，是合法法律权益得不到保障；MBO的国有资产分配问题，是公共资产没有公平地市场化；农民土地维权问题，是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矛盾问题，是农民合法民主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腐败问题，是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资源；医疗腐败问题，是患者享受不到现代社会应有的医疗保障；住房压力问题，是社会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基本住房财政资助；民营企业家抗议国资垄断权的问题，是企业家公平竞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事件的出现，是民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知识分子的许多不满，是由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律师们的不满，是司法不独立和判决被暗箱操纵„„

将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诸多矛盾，是由于法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是公众认真要求兑现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此外，社会普遍痛恨的官员腐败，是公共品供给问题；社会普遍批评的行政低效，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财政支出黑洞，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质疑的官商勾结，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推进的官员问责制，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的有更多的民主参与权，是公共品问题。总之，我们可以断言：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如何保障公共品的供给？

我们如果把政府设想成一个政治企业，它抽取和花费的税收，就是社会成本，而它提供的公共品，就是社会收益，那么从社会角度看，供养一个政府，也应当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核算。这种核算，未必一定需要科学的数学模型，它往往是由“人心一杆秤”来核算的，这种核算天天在百姓心里进行着，如果不满意的人愈来愈多，那就说明这政治企业的亏损在加大。

为什么经济持续增长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反而突出了呢？为什么只进行政策性的调整，已经难以满足公众的公共品需求了呢？

这是因为公共品需求的急剧攀升，而现行的供给体制已严重不适应。传统的农耕社会，大量的社会纠纷由家族自行调整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结构、数量、专业性和变化性都极其有限。但是，当社会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需要政府统一解决的公共需求急剧增加，专业性和变化性急速提升，对政府的及时回应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亚当·斯密在分析企业效率的根源时，找到了“分工”这个原因。市场的规模决定着分工的范围，分工的范围决定着效率的高低。工商业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公共领域的“大分工”，传统的封建王权体制，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是一种“分工”，目的首先是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离和司法独立，也是“分工”，也是出于效率的压力；联邦制的出现和相当一部分立法权的地方化，也是为了效率，便于更迅速地回应地方的公共品需求；近年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分工”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工商业社会到来造成的公共品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变化，结果就是公共品供求领域横向纵向的“大分工”。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这样的判断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面对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不是那种随机调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杨鹏 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第二篇：关于当前我县社会矛盾的思考

关于当前我县社会矛盾的思考

一、当前形势下我县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表现形式及特点

一是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因各类经济组织实现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一些行政组织的行政行为和办事行为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内容的复杂化，形成矛盾纠纷的原因多、因素多，生成过程复杂，而且在矛盾纠纷的演化过程中，还关联了诸多不确定因素，矛盾纠纷的后果不是涉及个别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已不再简单化，增加了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复杂性，导致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加大。

二是矛盾纠纷的群体性。在农村，由于基层行政组织办事方法简单而引起的土地、林地等纠纷，众多农民成为纠纷当事人；历史遗留的联合诊所人员、原民师等特殊利益群体为达到其目的，从当初的县内串联演变成跨地域串联，组织实施大规模赴京省上访，这些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的组织化、群体化倾向明显，如处理不当极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三是矛盾纠纷的多样性。从矛盾纠纷的法律性质来看，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经济纠纷、行政纠纷与民事纠纷多种形式并存。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借贷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

土地承包、行政不当、生产安全事故、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影响社会和谐稳定的因素增多。

二、当前我县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1、追求经济利益的思想过于片面化。有的人为谋取经济利益最大化，擅自违约，不履行经济合同或协议，甚至侵害他人的合法权益，特别是新村建设上，有的承包商缺乏诚信，见利忘义，在工程款结算后，不是及时给农民工发放工资，而是卷款走人玩消失，引起农民工上访。

2、一些基层干部工作方法简单。少数基层干部服务意识、公仆意识较差，对人民群众感情不深，依法行政、依法办事观念不强，对群众反映的诉求，对出现的矛盾纠纷，没有做到积极主动的去解决调处，致使一些初发矛盾演变升级。个别基层干部作风粗暴，方法简单，特别在计划生育和集资收费等方面，态度强硬，作风蛮横，引起群众不满，伤害了干群之间的感情，从而引发干群矛盾，造成不良社会影响。

3、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社会热点难点问题处理得不够妥当。有些政府部门对出现的房屋拆迁、突发性重大事故等，处理得不够及时、公正和彻底，引起群众不满；有的基层组织对群众反映的村（社区）委会的财务、政务等方面问题，没有做到快速处理，或处理后不及时向村民公开结果，致使基层组织的威信受损；对涉及群众切身利益的土地承

包、任意集资摊派等问题处理不公；对于这些热点难点问题处理不妥而引发了不少上访事件，影响了基层社会稳定。

4、群众对有的基层组织不信任。一些基层干部工作作风不实，群众观念不强，没有完全做到想群众所想、急群众所急、帮群众所需，对群众关心不够，支持不力，干群关系疏远，不信任感加大，当群众与群众之间、群众与村委之间、群众与基层行政部门之间发生矛盾纠纷时，当事人不愿找基层组织解决和处理，而是把解决问题的希望寄托在上级机关，总认为只有到大机关、见大领导才能公正解决问题，导致矛盾纠纷变成越级上访事件。

三、解决矛盾纠纷的思路与对策

依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各类社会矛盾，需要建立健全科学合理的、多元化的调处机制。从实际需要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努力：

1、建立和完善民意表达机制。这是保障公民的建议权和申诉权，加强党和政府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及时了解社情民意、迅速化解社会矛盾的主要措施。它包含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在各项政策和决策出台前，应进行社会稳定风险评估，广泛征求民意，减少和防止随意性，让政策和决策制定得更加科学合理，从源头上预防侵害群众利益现象的发生。二是拓宽民意表达途径，为人民群众的诉求提供畅通、便利的渠道。人民政府及其有关工作部门，要向社会公布信访行

政机构和有权处理问题的行政机关的通信地址、联系方式、工作程序和标准等相关事项。三是建立高效透明、便于监督的人民内部矛盾调处工作机制，主要有协商、合议、听证和办理、复查、复核的三级终审制等，以提高解决的效果，减少重复上访和越级上访，做到多渠道化解矛盾。

2、建立超前联动的排查调处机制。人民内部矛盾涉及的行业多、领域广，仅靠一两个部门是无法完成排查调处任务的。各有关部门应按照“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建立超前联动的人民内部矛盾排查调处机制。一是主动出击，准确排查。深入乡村和社区街道，面对面地与群众交流沟通，了解群众的疾苦，收集社情民意，切实掌握影响基层稳定的各种问题、动态、信息和苗头，做到滚动排查，纵向到底、横向到边，不留死角。二是及时做好基层调处工作。对排查出来的矛盾纠纷，要针对其不同特点，认真研究处理途径和办法，妥善加以解决。通过民主议事、民主恳谈等形式，协调利益关系，化解矛盾纠纷，使村民委员会成为保障群众安居乐业的重要组织形式。基层组织要善于引导群众以理性合法的方式解决矛盾纠纷，综合运用各类措施把矛盾隐患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力争实现问题不沉积、矛盾不上行。

3、建立预防和处置矛盾的协调机制。在各种工程项目的实施中，必须充分考虑所涉及群众的利益，总的原则是在发展中调整利益分配关系，从源头上减少社会矛盾的发生。对已经发生的社会矛盾的调处，要付出合理的调处成本，建立矛盾调处的利益分担机制，即由对引发矛盾负有责任的当事人、当事人单位、当地政府各承承担一定比例的调处成本。通过当事人合理利益的实现，保证矛盾的有效调处。

4、建立解决矛盾的责任追究机制。一是对引发矛盾的责任追究。二是对矛盾调处不作为的责任追究。坚持对引发矛盾的责任追究，一方面是从法律的角度落实对行政行为和民事行为的责任问题；另一方面可以从源头上减少人民内部矛盾的产生。同时，只有坚持对矛盾调处不作为的责任追究，才能更好地落实“属地管理、分级负责，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促进人民内部矛盾的合理解决。

第三篇：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的思考

对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问题的思考

近年来，随着农村经济社会的迅速发展，农村的社会矛盾纠纷和由此引发的各类刑事、民事和上访案件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已成为影响农村乃至全社会改革、发展、稳定的重要因素。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笔者结合工作实际，拟就近年来农村地区矛盾纠纷发展的特点、成因及对策作一些探讨。

一、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类型及特点

1、婚姻家庭问题引发的矛盾纠纷。一是近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农村人口流动性增大，许多农民外出打工，受社会大环境的冲击和影响，且由于夫妻长期分居生活，导致双方在生活态度、观念、方式产生差距，原来的婚姻基础产生了动摇，恋爱关系破裂的越来越多。二是农村中仍有包办婚姻现象，夫妻双方感情基础薄弱，按民间风俗结、订婚的，解除婚约成了常事，为了彩礼、钱财等，往往导致双方家人矛盾激化，造成了许多群体性事件；三是因第三者插足、孩子抚养、老人的赡养等问题带来许多不利因素，使得农村一些家庭的伦理道德遭到破坏，甚至引发家庭暴力，虐待妇女、儿童、老人等犯罪现象。

2、重点工程施工和城市化建设引发的矛盾纠纷。近年来，随着新农村建设的实施，各地对农村的投入不断加大，农村基础设施建设颇多，在这过程中，势必会涉及到土地征用、房屋拆迁、赔偿等问题。由于寻求个人利益最大化，当要求得不到满足时，少数人就会以各种借口、手段来阻工扰工。特别是因补偿费用等问题引发的被征地农民聚众闹事，延误工程进度等现象时有发生。另一方面，随着城镇化建设推进，农村土地特别是农业用地被大量征用为建设用地后，由于土地征用补偿、征地后失地农民安臵等有关政策不配套、不连贯、不落实的原因，影响了村民的切身利益。受经济利益驱动，一些村民在要求得不到解决时，奉行“法不责众”或“大闹大解决，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的错误观念，臵国家法律、社会秩序、公德以及公共利益于不顾，有的还采取极端方式，企图通过把事情闹大来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

3、村级集体事务引发的矛盾纠纷。当前，农民的民主法制意识逐步增强，然而少数村干部在村级集体事务管理中，没有真正贯彻“四民主两公开”，最多是形式上做到了村务、财务公开，但对于涉及村民利益的重大事项，就坑蒙拐骗，使尽伎俩，极易引发村民不满，造成村民信访增多。另外，干部作风也是引发矛盾的一个因素，在农村确有少数干部为政不廉，以权谋私，任人唯亲，拉帮结派，亲此疏彼，损害村民的切身利益，致使群众产生逆反心理，农村干群关系紧张，成为农村矛盾纠纷的多发点。

4、宅基地、土地承包、水土山田林的权属问题引发的纠纷。随着农村经济的发展和农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农村宅基地纠纷正呈逐年增多之势。同时农村土地承包由于转包、退包、反包、继承或征用等流转行为，以及水土山田林的各种权属纠纷因涉及争边界、争资源、争果实等当事人的切身利益，且由于政策性和历史性等问题，常常比较复杂，一旦出现纠纷，调处难度大，且极易演变成群体性事件。据统计，因宅基地、承包山林引起的纠纷而引发的各类案件近年呈上升趋势，且调解难度较大。

5、诉求得不到及时有效解决引发的纠纷。社会在不断进步，人民生活水平在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利益需求也不断增多。有些人因合法权益长期得不到解决，就会用“自己的方式解决”，用激化的方式解决，致使“小事拖大，大事拖难”，最终演变成“老大难”问题；还有一旦发生矛盾纠纷，有些村民不是按照正常的程序要求处理，而是争相找关系找路子，找后台，致使小纠纷变成大纠纷，互不相让，越闹越大；有些矛盾纠纷本已得到解决，但纠纷双方都认为利益没有得到实现，就上访，从而引发了上访案件。

二、当前农村社会矛盾纠纷产生的主要原因

1、少数群众的个人利益思想过于激锐。随着农村经济利益格局的调整，少数群众不是主动转变观念，适应变化，依法办事，依照程序积极反映问题和困难，而是为了个人利益，全然不顾国家、集体利益，甚至不惜用违法乱纪的手段去获取私利。还有少数人则错误地认为，要解决问题靠正常程序解决不了，只有把事情闹大了让党委、政府知道，才能得到重视，才能解决问题，因而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欲望就臵法律、道德约束于不顾，不断采取过激行为，给党和政府施加压力，动辄就闹，以图取个人的经济利益最大化。

2、农村干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淡薄。我国目前正处于政治、经济的社会转型期，各种矛盾纠纷的发生不可避免。但由于有的农村干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意识不强，不能认真对待群众的意见，不关心群众的生活疾苦，还有的干部政治敏锐性不强，对矛盾的疏导化解不到位，导致有些矛盾日积月累，一触即发。也有一些干部基本素质较低，服务意识较差，不依法办事，对群众缺乏感情，漠视其正当要求，对群众反映的问题敷衍塞责，推诿拖拉，对出现的矛盾纠纷不能及时调处。另外司法机关、行政执法机关在执法时，不注重社会效果，盲目采取强制措施，虽没有违背法律，但易造成一些群众不能接受，导致纠纷发生。

3、农村基层组织化解矛盾纠纷的能力欠强。农村基层组织在贯彻执行国家政策、维护社会秩序、发展经济等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农村基层干部专业结构单一，尤其是村一级干部参加政策理论学习不够，对法律知识掌握得不多，处理问题时主观因素影响大。有的基层干部认为农村经济工作才是“硬指标”，而解决矛盾纠纷问题是“软指标”,不能正确认识处理矛盾纠纷的重要性，因而也就导致有些村的人民调解组织形同虚设，调解成功率不高，人民调解员的作用没能充分发挥。

4、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力度不够。这是农村很大一部分矛盾纠纷发生的直接原因。由于政策法律法规的宣传不到位，没有得到群众的理解和支持，群众易产生抵触心理，遇有人煽风点火，就易致事件恶化升级，近年来，虽通过多种形式加大农村的普法力度，但在一些农村，全民的法律普及程度不高，一旦遇到自身权益被侵犯的事情，少数群众不知道依法维权，导致矛盾纠纷不能及时有效化解。

三、预防和化解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对策和措施 要依法、及时、有效地化解农村各种社会矛盾，深入开展新农村建设和平安农村建设，就必须坚持“稳定压倒一切”的原则，坚持重心下移,强化基层,着力解决农民群众普遍关心、影响农村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

1、转变工作作风，不断增强基层党组织在农村平安建设中的领导核心作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重心在基层。深入开展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关键是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好，发挥党员干部模范带头作用。农村党员干部，要进一步转变工作作风，密切党同群众的血肉联系，着力解决农民生产生活中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问题，确实做到“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按照“生产发展、生活宽裕、乡风文明、村容整洁、管理民主”的要求，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

2、大力加强农村民主法制建设，着力提高农民法律素质，推进依法治村进程。当前，农村仍有相当部分干部群众的法制观念淡薄，普法工作十分艰巨。因此一定要结合农村群众生产、生活实际，采取各种形式，依托各类宣传载体，有针对性地在农村开展不同层次、不同类型的法制宣传教育，加大法律、政策宣传力度，让法律、政策真正进入千家万户，努力引导农民不仅要模范遵守法律和社会公德，而且要用法律武器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依法维权，并不断提高农村干部依法行政、依法管理、依法办事的水平，避免群体性事件的发生。

3、大力开展农村传统美德教育，倡导新农村风尚。强化农民群众传统美德教育，提高广大农民的思想觉悟、道德水平，引导农民崇尚科学、破除迷信、移风易俗，是消灭纠纷的治本之举。民间纠纷同当事人的思想、道德和法制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因历史的原因，一些诸如孝敬父母、尊师重教、邻里团结、“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的传统美德被抛弃，被社会上的不良风气、封建陋习代替，因此要开展“美德在农家”活动，大力宣传传统美德，弘扬孝道、慈善等德育教育，广泛开展社会主义、集体主义、爱国主义教育，加强社会主义荣辱观教育，提高村民道德水准，引导群众积极向上，不断加强文化道德和修养，做到遇事冷静对待，互相谦让，共同参与处理。促进家庭和睦、邻里和谐。

4、充分发挥人民调解组织预防化解矛盾纠纷的优势作用。人民调解在排查化解矛盾纠纷方面具有其他手段不可比拟的优势，一是无法定程序约束，可以快速化解矛盾纠纷，防止矛盾激化升级，特别是在防止民转刑、群体性闹事、群众性上访等方面。二是无交费负担，当事人乐于找人民调解组织调解矛盾纠纷。因为人民调解组织必要的调解费用是由政府支付的，这实际上也是政府在为老百姓花钱，是花小钱买大平安。三是人民调解可以法、情、理综合运用，调解矛盾纠纷以理服人，调解成功一了百了。从实际运作看，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等强制性规定，不损害社会公共利益，人民调解可以考虑法律、法理、情理的因素，一旦达成和解，当事人一般均心服口服，很少有反悔或继续闹事的现象。因此，要加大对人民调解工作的投入，加强乡镇、村组调委会建设，切实发挥人民调解工作在预防化解矛盾纠纷中的“第一道防线”作用。

5、建立健全完善的矛盾纠纷排查化解机制。按照“属地管理”和“谁主管谁负责”的原则，严格落实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工作责任，各级党政领导是排查化解农村矛盾纠纷的第一责任人，这要做为一项“硬任务”列入领导干部政绩考核内容；要坚持农村社会矛盾纠纷的经常性排查化解工作制度，建立和落实矛盾纠纷排查登记台帐、矛盾纠纷分类处臵、预测排查以及领导包案、跟踪督办、挂牌交办等相关制度，把农村矛盾纠纷的排查化解落到实处；要实行农村社会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的责任“倒查制”。凡发生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一方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另一方面要对因工作推诿扯皮、责任制不落实和工作失职、渎职等造成矛盾纠纷没有得到及时有效排查化解的地方或部门的领导和负责人实行责任倒查，坚决处理；是要建立快速反应、控制有力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的处臵机制。确保对影响较大的矛盾纠纷特别是群体性事件依法果断处臵，以赢得有效解决事件的主动权，把其对社会的危害降至最低程度。

第四篇：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分析及思考

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现状分析及思考

昌华街司法所何成义

社会矛盾纠纷作为人民内部矛盾的主要表现形式，已成为影响改革、发展、稳定大局不可忽视的重要因素。面对当前社会矛盾纠纷出现的新情况、新特点，深入地研究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的基本特征，积极探讨解决矛盾纠纷的对策和措施，对于维护政治安定和社会稳定，保障和促进改革开放深入，构建和谐社会，落实好市委朱小丹书记“发展是第一要务、稳定是第一责任”的指示精神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我们昌华地区社会发展的内外部环境总体是好的，但影响稳定的因素仍大量存在，群体性、突发性事件及人民内部矛盾不断增加，如果不能妥善解决将会影响社会稳定。

据统计，截止2006年10月份，我们共接待来访群众178批次，受理登记矛盾纠纷68件，其中涉及征地拆迁6件，下岗待岗17件，劳资关系15件，婚姻家庭8件，其他原因引发的矛盾纠纷22件。劝阻群众性上访11批次,涉及人数121人。通过分析，我们认为当前社会矛盾纠纷主要呈现以下五种类型：

一、社会矛盾纠纷几种类型

1、企业改制纠纷、劳资合同纠纷及社会保障问题。国有企业深化改革，触及到社会深层次的矛盾，牵涉到企业职工的切身利益。目前，拖欠在职和离退休人员工资、职工下岗失业后再就业困难、基本医疗无保障、社保基金不到位等等，是当前群众反映

较为突出的问题，也是频繁引发群体性纠纷的原因之一。如我辖区发生的市果品食杂公司退休职工、一汽巴士退休职工要求住房货币补贴纠纷等。一些用工单位出于某种动机，随意招工，不签劳动合同（雇佣合同），一旦出现欠薪、拖欠工资、最低工资保障线不达标等矛盾纠纷，由于证据缺失，工人利益难以保障；如荔环公厕管理所与工人工资纠纷。再一种就是劳资双方不能履行合同引发的劳资纠纷，如市二医新建住院部工程、辉洋苑出现的欠工程款纠纷。

2、社会在转型时期社区的人文关怀与社会稳定的相互关联问题。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不断发展，政府的宏观目标使群众的物质生活有了较大的改善，这时候往往会忽视了和谐社区的人文关怀。特别是老城区面临着人口结构的老龄化，对社区有些孤寡老人、急需帮扶的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事关社会的和谐稳定。如逢庆出现的老人事件。

3、城市房屋拆迁纠纷。近年来，我建设步伐加快，城市面貌焕然一新。但由于新建房套型大居多，房价高涨，市民拿到的拆迁费在同等地区买不起房，换地区又存在交通、教育等费用问题，拆迁户不能及时回迁，加之房地产开发不规范等问题的存在，由此引发的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信访络绎不绝，甚至发生上访事件，给政府部门的形象带来严重的损害，给正常社会经济秩序带来严重的冲击。例如龙津西63—67号住户与房管局产生的搬迁纠纷。

4、企业军转干部和退伍军人安臵纠纷。在上访及群体性矛盾纠纷中，企业军转干部是从企业下岗职工中分离出来的，虽然人

数不多，但提出的要求较高，要求解决政治待遇和经济待遇。由于这是全国性政策问题，所以他们串联起来直接到中央部委、高层集访，情况严重，影响极大。

5、涉法涉诉纠纷。主要是指纠纷经过诉讼后当事人不服法院判决或判决后难以执行，当事人频繁向上级部门重复上访要求对司法监督，对政府施加压力。如绊塘街的吴君医患纠纷就有这种发展趋势。加之有的单位为息事宁人，满足了当事人的无理要求，进一步助长了涉法涉诉人得寸进尺的心理，导致重复闹事、上访。

二、当前社会矛盾纠纷的主要特点

社会矛盾是人类社会的衍生物，它伴随着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而呈现出不同的表现形式。特别是在我国改革开放不断深入和政治经济体制发生深刻变革的大背景下，显得异常活跃。当前的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了一些新的特征。主要表现为：

1、社会矛盾纠纷的主体呈现多元化，涉及面广。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建立和逐步完善，因经济体制的深刻变革，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的仅限于公民与公民间的纠纷，发展为除了公民与公民之间外、公民与基层行政街道（村）、公民与企事业单位、公民与行政机关、企事业单位与行政机关之间的矛盾纠纷等等。矛盾纠纷的当事人已不再是单纯的公民个人，包括了众多的经济个体和行政组织及部门，矛盾纠纷的主体呈现了多元化。

2、社会矛盾纠纷客体呈现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的类型呈现多样化，单个部门不好操作，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增大。当前因各类经济组织实现自己经济利益渠道的曲折性和有关办事行为的随意性，导致了社会矛盾纠纷内容的复杂化。社会矛盾纠纷已由过去简单的“一因一果”，代之为“一因多果”、“多因一果”和“多因多果”，矛盾纠纷的形成因素多，生成过程复杂，矛盾纠纷的演化由直线式变成曲折式，并且在矛盾纠纷的彼消此长的渐进过程中，还关联了诸多不确定因素。从矛盾纠纷的法律性质来看，社会纠纷不仅包括传统的婚姻、家庭、宅基、赡养、抚养、借贷等纠纷，而且还表现为企业改制、职工工资、金融风险、行政不当、司法不公、生产安全、医患事故、企业侵权和房屋拆迁等方面的众多新型社会矛盾纠纷，社会矛盾纠纷由过去单一的民事纠纷发展为民事、经济、行政并存的多种形式的纠纷。正是这些新型的矛盾纠纷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解决矛盾纠纷的方法已不再是简单化，因此，也增加了解决矛盾纠纷的难度。

3、社会矛盾纠纷规模呈现群体化，不易控制。矛盾纠纷的后果不再涉及一个或几个人的利益，而是牵扯众多当事人的利益，在社区，由于一些房产商和小区物管欺诈和不依法办事而引起的产权、房物质量、不当收费等纠纷，众多物主成为纠纷当事人；在改制企业中，因职工下岗、企业内部集资引起的纠纷，众多下岗职工和有关方面的人员成了纠纷当事人；在征地、城市房屋拆迁等方面中，因利益冲突，企事业或政府与周围许多有共同利益的群众成为了纠纷当事人；在医患、产品销售、劳资关系等方面，亲属和相关利益方、相同经历者成了当事人；因社会矛盾纠纷当事人的群体化而使其规模不断增大，总量也呈现出上升趋势。许多纠纷因处理不当而容易引发上访事件和群体性事件。

4、当事人寻求解决纠纷的方式呈现激烈化，容易导致事故发生。矛盾纠纷的受害方当事人为维护自身的权益，在矛盾出现之初，大多都能通过正当的途径和手段寻求基层党政组织和有关单位部门解决纷争，希望能公平地解决问题。但是，一些重大复杂疑难的矛盾纠纷没有能在有关基层部门得到公正合理地解决。当事人在多方求助无果的情况下，不得不采取群体围攻、上访甚至以武力相威胁的手段，迫使有关部门解决问题，从而引发了的群体性上访事件，有的甚至赴省进京上访，有的因没有及时得到解决，而酿造严重的治安案件、刑事案件，在社会上造成极坏的影响。

三、化解社会矛盾纠纷的思路

面对复杂的局面，必须牢固树立科学发展观，坚持以人为本的理念，正确对待和妥善处理各类纠纷和群众上访问题。

第一、正确判断社会矛盾现状和性质。正确认识和判断当前人民内部矛盾的现状是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和把握改革、发展、稳定大局的前提。目前虽然某些人民内部矛盾的对抗性有所增强，但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并没改变，我们要对人民群众怀有深切的情感，理解和同情他们，用真情讲清道理和政策，疏导其不满情绪。不能简单地动用特殊手段。

第二、积极主动排查防范。充分发挥各居委会的作用，及时了解排查辖区的各种矛盾纠纷隐患，认真填写矛盾排查月统计表。司法所应加强引导，进行业务知识培训。同时定期不定期走访辖区内的单位，了解社情民意，及时做好预测，为街道党工委提供

信息和参考。

第三、大力加强法制宣传力度。提高群众依法办事的自觉性。不断健全和完善法律法规，形成有法可依，依法办事的工作氛围。使街各类主体的权利、义务和行为，都以法律形式加以规范，使各种关系都处于一种有序的互动之中。

第四、创新化解人民内部矛盾的方式方法。目前社区自治力量不足，这就需要我们培育和加强基层组织和行业组织的依法自治，将社会权力赋予行业协会等社会团体，物业管理等社会事宜交给社会群众性组织管理，在团体中建立调委会，辅之以政策法规引导，使之真正担当起行业管理职能，通过举办各种形式的培训班、专题讲座、法律心理咨询等途径，对群众进行法律、卫生、保健、婚姻家庭、现代文明等方面的知识教育，提高辖区内群众的综合素质，加强心理疏导，防止矛盾激化。

第五、提高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要借助当代各种信息化的科技手段，建立和完善必要的预警系统，切实做到情况明了，信息畅通。努力把矛盾、问题限制和解决在萌芽状态，时刻关注可能触发人民内部矛盾纠纷发生的事情，建立建全处理群体性突发事件领导小组，明确分工和职责。对容易发生的群体矛盾纠纷问题应提前制定多种方案，进行演练。提高应对群体性突发事件的能力。

第五篇：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及治理对策

当前我国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及治理对策文/ 文 扬

当前，随着改革开放的逐步深入和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国正处于一个经济转轨、社会转型的特殊时期。由于受经济利益关系调整、社会成员民主意识增强和法律法规不够健全配套等因素的影响，导致各类社会矛盾异常突出，群众信访活动不断增加，影响社会稳定因素明显增多，尤其在一些地方出现大规模越级上访，甚至由此而酿成群体性事件，严重地干扰和破坏了社会经济秩序，造成了极坏的负面影响。如何把握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特点，并落实相应的治理措施，这已经成为各级党委、政府高度重视，社会普遍关注的一大热点问题。最近，我们就此作了一系列调查研究，并进行了一些粗浅的思考探索。

一、主要特点

1、矛盾构成越来越复杂。受多种因素的影响，目前我国的社会矛盾构成愈来愈复杂。按照现状分析，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①利益冲突型矛盾。这主要是社会各阶层由于利益关系的调整而产生的利益冲突，导致各种社会关系的不和谐，进而形成各阶层间的对立和紧张。主要表现为利益丧失者或受损者与既得利益者之间产生强烈的利益冲突，如企业改制中的下岗失业职工、城市拆迁中的失房居民、农村征地中的失地农民、因经济困难而失学的青少年；还有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下大量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的农村困难群众以及城镇低保职工等等。这类人群，可以说在当今整个社会推进现代化、城市化的过程中越来越边缘化，弱势群体更为弱化。这一群体既是当前社会矛盾的主要方面，又是影响社会稳定的重要根源。②感情对立型矛盾。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人浮无事、办事拖拉、效率低下，加之少数干部态度恶劣，作风粗暴，甚至以权谋私、假公济私、行贿受贿、贪污腐败，利用职权从既有的社会财富中巧取豪夺。这就导致了社会怨恨心理膨胀，形成党群关系、干群关系在感情上的严重对立。经济高速增长背景下的贪污腐败现象，不仅仅是群众最痛恨的事关民心的现实问题，更为重要的是关系到国家安全与社会稳定，是当前最大的社会风险问题。③心理失衡型矛盾。分配不公是中国当代社会的一个基本事实，“富者更富，穷者更穷”，社会分配两级分化倾向越来越为突出，导致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心理失衡，他们有的“端起碗来吃肉，放下筷子骂娘”，以发泄心中的怨恨和不满，有的怀疑现行政策，对现实生活充满困惑和不解，有的甚至仇视社会、敌视富人，进而不惜挺而走险，以身试法，演绎出杀富抢劫、绑架撕票的一幕幕人间悲剧。④阶级对抗型矛盾。境外敌对势力图谋西化、弱化、分化中国，从意识形态领域对我国的渗透不断加剧，并插手和利用我国的人民内部矛盾；台独势力不断制造事端，邪教组织活动日益猖獗，刑事犯罪呈高发态势，暴力恐怖活动威胁明显增长。此外，民族宗教领域的不稳定 1

因素潜滋暗长，互联网上影响社会稳定的问题日益突出，等等。尽管当前的社会矛盾大多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属于局部范围的矛盾、属于非对抗性矛盾，但有些矛盾和问题不加以疏导，妥善解决，那么，就有可能导致经济问题演变为政治问题，非对抗性矛盾演变为对抗性矛盾，局部地区矛盾演变为全局性事件，个别行为演变为群体行为，民事纠纷演变为刑事案件，国内问题演变为国际问题。因此，必须引起高度重视。

2、参与主体越来越扩大。当前社会矛盾的主体较前几年发生了较大的变化。90年代由于“三农”问题突出，尤其是农民负担不断加剧，曾经一度时期农民问题成为了全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时至今日，随着城乡改革的不断深入、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使得社会矛盾的涉及主体不断扩大。根据有关资料分析，目前影响社会稳定的主体不仅有因干群关系紧张或征地失地的农民，而且有企业改革改制而下岗失业的职工；不仅有在职人员，而且有离退休人员；不仅有六十年代老武警、企业军转干、抗美援朝老战士、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而且有农村事业单位改革的“七所八站”下岗人员；不仅有离任村干部，而且有要求落实政策的辞退民办教师、计划外生育被处理处罚的对象，以及非法宗教组织的信徒、刑事犯罪分子等等。

3、涉访内容越来越广泛。从总体上说，目前因人民内部矛盾而引发的上访、集访、越访所反映的具体问题大致有以下几类：①落实政策类。六十年代老武警、自卫反击战伤残军人、城乡志愿兵复员军人、困难企业转业干部等都提出要求落实政策，如企业军转干要求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等。②涉土涉迁类。包括农村小城镇建设及招商引资办企业征用土地补偿不到位，农村土地承包、流转中产生的土地矛盾；包括城市建设中征地拆迁中引发的安置补偿矛盾等。③改革改制类。企业改制不透明、不公正、不公开，造成国有或集体资产流失；职工身份置换不规范，养老金、失业金等无着落而引发职工上访。④民事纠纷类。因民事纠纷而上访。⑤经济纠纷类。即因经济活动中当事人之间发生的矛盾纠纷而引发的上访。如非法劳务组织骗取他人钱财、房地产开发“烂尾楼”工程引发了方方面面的矛盾等。⑥涉法涉诉类。由于群众“信访不信法”心理的强化，一些问题原来应该通过诉讼渠道解决，但却有相当多的信访件涌入信访渠道，寄希望于通过行政途径来解决问题。这类现象的产生既有群众缺乏依法维权意识的影响，又有少数司法机关办案人员执法不公、执法不严，乃至办人情案、违法办案造成。不少上访对象甚至反过来通过信访投诉法律部门办事不公等。⑦干群关系类：如反映干部违法违规行政、大手大脚、滥支乱用，行贿受贿、贪污腐败等。⑧特殊群体类：主要是民族、宗教的问题等。

4、行为方式越来越剧烈。目前许多的社会矛盾在行为方式上表现为越来越剧烈。①组织化倾向明显。一些利益相关的群体通过少数人的策划、串联、煽动就某一问题达成一致，进而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上访，有的还组成跨地区、跨行业、跨系统的大联盟，互通情报、交流信息。②集访、越访迅速增加。目前许多上访者往往会采取组织亲朋好友或利益相关的人员集体上访的办法，依仗“人多势众”，来制造影响，施加压力。尤其是进省去京呈明显上升势头。③极端行为显著增多。一些上访者为达到目的，不惜以喝农药、跳楼、跳河，以及浇汽油自焚等极端方式来制造事端，扩大影响。甚至出现冲击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堵塞交通等恶性案件。

5、处置难度越来越加大。目前，许多社会矛盾和问题处理处置难度加大。①群体性事件难处置。群体性事件由于参与人数众多、情绪激烈，一旦形成，不仅影响恶劣，而且难以处置，有些地方甚至不惜动用大规模的警力方将事态平息。②政策性问题难落实。一些矛盾和问题往往是带有政策性、全局性的共性问题，实非一个地方、一个部门所能解决。如企业军转干、老武警、伤残军人等要求落实政策问题，地方党委、政府想方设法帮助解决生活困难方面的实际问题，但又提出落实“一个身份两个待遇”的要求，既无上级批复，也无政策规定，地方党委、政府无据可依。又如反映村干部挥霍浪费的信访，也是基层处理解决矛盾过程中极为头痛的问题，因为法律上对这类问题的处理没有明确的规定，即使查实了，只有依法罢免或组织处理外，对其他如经济退赔、追究刑事责任等毫无办法。③关联性矛盾难解决。现实生活中许多矛盾往往互相关联，处理了甲的问题马上可能会冒出乙的矛盾，导致在信访问题处理上动辄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如解决了甲企业改制遗留问题，有可能乙企业、丙企业矛盾又接踵而至。④违规性行为难处理。由于信访的法律法规和其他政策法规不明确，对信访人的义务只做了原则性规定，操作性不强，所以对无理上访、集体上访或胡扰蛮缠等违规行为没有相应的惩诫办法，也增加矛盾处理的难度。⑤历史性积案难查纠。有许多的信访案件或问题，由于时间跨度大，解决过程中查找原始资料都十分困难，处理到位实非易事。还有一些问题如历史上的城市拆迁安置，按照当时的政策条件补助安置标准比较低，一些上访者非得套用现在的标准要求增加补助，不解决就无理缠访等等。

二、原因分析

1、教育疏导乏力，滋生矛盾。

邓小平早就指出：“我们在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社会时，一定要坚持发展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坚持五讲四美三热爱，教育全国人民做到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在农村，目前，一些地方和相关部门不能有效地担负起宣传群众、教育群众的职能，有的成年累月开不上一次群众大会，更谈不上有计划、有步骤地宣传贯彻党在农村的一系列方针、政策，宣传有关的法律法规，宣传农业科学知识，宣传农村文明新风。农村思想教育的苍白乏力，放任自流，导致社会新风得不到弘扬，歪风得不到遏制，社会正气得不到树立，邪气得不到抑止。以致农村中封建迷信沉渣泛起，宗族势力有所抬头，聚众赌博屡禁不止，红白喜事大操大办，邻里纠纷不断增多，社会矛盾潜滋暗长。

2、政策调节失衡，引发矛盾。

由于层层级级机构臃肿，职责不明，人浮于事，办事拖拉，甚至少数人不负责任，不讲原则，不上规矩。有的对上访对象搪塞应付，扯皮推诿，符合政策的久议不决，久拖不决，不符合政策的教育不得力、劝阻不坚决，态度暖昧，听之任之；有的“不给好处不办事，给了好处乱办事”，导致在具体问题处理上不能“一碗水端平”，人为制造矛盾；有的考虑部门利益、小团体利益多，制定政策、执行政策带有随意性，倾向性，甚至政出多门，朝令夕改，导致在政策执行上出现畸轻畸重、失之偏颇，乃至自相矛盾、政策打架现象。

3、不法行政突出，激化矛盾。

近几年来，各级政府在法制化过程中取得了明显的进步，但也存在不少问题，特别是“不法行政”现象仍然十分突出，由此而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矛盾。一些基层组织在财政“分灶吃饭”的体制下，面对背负的巨额债务又没有合法收入来源的实际，为了保吃饭、保运转，不得不变着花样利用公共权力与民争利，这就使得立法权、执法权异化为政府或部门牟利的工具。诸如城市中可获得利益的土地政府低价征用而高价出让；本应由农民所得的水利、交通工程用地补偿安置费用遭到层层盘剥；打着改革改制幌子，而不顾职工利益暗箱操作出让变卖国有或集体企业资产；城市管理、城市拆迁中违规执法及乱收费、乱罚款黑洞，甚至少数地方和部门借执法之名行保护违法之实，以非法所得供养执法队伍，形成执法与违法相互依存的黑色“执法产业”，等等。所有这些，都是以侵犯弱势群体利益而达到谋求政府或部门的利益。这种种“不法行政”行为的存在，严重侵害了群众利益，伤害了群众感情，激化了社会矛盾。

4、调处化解不力，积累矛盾。

目前，在社会矛盾处理处置的各个环节中存在着诸多的问题，突出的是：一方面信访渠道不畅。由于“一票否决”考核机制的作用，以及上级追查责任的多，帮助解决问题少的实际影响，导致层层级级对社会矛盾、信访问题“捂盖子”，怕揭短，千方百计遮掩矛盾，想方设法隐藏问题，大事化小、小事化了，甚至对上访对象采取“人盯人”、“人看人”战术，劝阻哄吓，围追堵截，无所不用其极。全国许多省、市、县在京设立专门工作机构堵截信访人员就是信访渠道不畅的最典型表现。另一方面上推下卸严重。由于一些社会矛盾或信访问题，情况复杂、处理困难，一些干部怕费神，嫌麻烦，甚至怕得罪人，不愿意拍下身子真心诚意去调处化解，就采取上推上卸、左搪右塞的办法。拖着办，推着办、等着办，导致许多问题长期悬而不决，矛盾越积越多。正如一首打油诗说的那样：“群众找来找去，领导批来批去，信访部门转来转去，有关部门推来推去，问题从哪里来还到哪里去。”

5、惩办打击偏软，助长矛盾。

有的部门、有的干部片面的、教条的理解“群众利益无小事”和“亲民、爱民”的思想，在处理信访问题工作中缩手缩脚、畏首畏尾，对少数带有个人企图，别有用心的操纵、策划、煽动、指挥无理上访、借故闹事的人不教育、不处理、不打击。有的地方、有的干部在信访、稳定“一票否决权”和出现越访、集访干部处理、处罚甚至降职、撤职的考核制度重压下，不得不委曲求全，息事宁人，“拖”字当头，“哄”上前去，甚至私下解决“优待金”、送上“安慰礼”，这种上访有“礼”，上访有“利”，使尝到甜头的人一遇时机就闻风而动，其他的人也跟着效法模仿，“到县去市就象赶集，进京去省只当旅游”就形成必然。

三、治理措施

矛盾调处工作，是党的群众工作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党和政府密切联系群众的桥梁和纽带。这项工作的成效如何，直接关系到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形象和威信，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关系到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成败。各级党委、政府要从全局的高度、战略的高度，充分认识抓好矛盾调处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和艰巨性，真正把这项工作摆上应有的位置，研究新情况、新问题，探索新路子、新办法，采取切实措施，努力化解社会矛盾，为构建和谐社会作出应有的贡献。

1、要用发展的办法来化解社会矛盾。目前存在于社会生活中的许多矛盾，可以说大多都是发展中引发的矛盾，所以还是要通过发展的办法来解决。要坚持小平同志提出的“发展就是硬道理”的思想，继续加大招商引资力度，努力提高利用外资水平，不断扩大经济总量，有效提升经济结构，从而切实提高国家或地区的总体经济实力。在此基础上充分发挥税收、价格、保障体系、产业布局等杠杆调节作用，用政策的倾斜扶持和比较充足的财力和物力，去平衡和改善各个阶层、各个方面的利益关系，确保企业职工、广大农民及其他社会成员的生活水平稳步提高，生活质量不断改善，使社会矛盾在发展中缓和，在发展中化解。

2、要用民主的思想来消除社会矛盾。随着国家民主政治建设进程的加快和广大人民群众民主意识的觉醒，面临的执政形势对各级组织和广大干部都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各级组织要牢固树立“民本”意识和民主思想，真正把思考问题、落实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放到“情为民所系、权为民所用、利为民所谋”上来。在行使职务、办理政务、处理事务的过程中，严格按照“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原则办事，尤其在实施重大决策、重大事项过程中，事前要广泛征求社会意见，力求使决策建立在集思广益、科学论证基础之上；事中，要充分吸纳有关方面的代表参与全程管理，进行有效监督；事后，要及时向社会公布结果，接受社会广泛监督。唯有广大人民群众真正参与社会事务的管理、监督，才能使政府的各项工作真正体现人民意愿、代表人民利益，从而最大限度地降低和消除人民内部矛盾。同时，在具体矛盾的处理上，要更多地采用“民主”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在矛盾发生的初始阶段要充分发挥基层干部群众特别是各级矛盾调解组织的作用，尽量把矛盾解决在基层、解决在萌芽状态；在矛盾的处理阶段，要悉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在事后阶段，要加强跟踪反馈，及时总结经验教训。

3、要用政策的调节来平衡社会矛盾。政策是社会利益关系调节的杠杆，是社会稳定的调节器。在制定政策上，要坚持党的群众路线，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坚持把维护绝大多数人的利益作为制定政策的根本出发点，尤其是在企业改制、城市征地拆迁、农村土地征用流转、社会保障体系等社会普遍关注的敏感性问题上，更要体现政策的公平、合理、公正。更多的维护好、实现好、发展好弱势群体的根本利益。在执行政策上、要坚持按章办事，不打折、不变通、不走样，尤其是在涉及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上必须坚持“一碗水端平”，出以公心，公正办事，并要注意政策执行的稳定性、连续性和严肃性，而不能朝令夕改，政出多门，顾此失彼，人为制造新的矛盾。

4、要用教育的方式疏导社会矛盾。要进一步改进新形势下思想政治工作的方式和方法，努力在创新载体、创造特色上下功夫，不断提高思想教育的针对性、现实性和说服力、感染力。在农村，大力开展以村民大会、道德评议、星级文明户

评创为核心的农村精神文明“三项制度”建设，通过多种喜闻乐见的形式组织广大干群学法律、学文化、学科技、学政策、学先进，努力弘扬社会主义文明新风，不断提高全民的思想道德水准。在城镇，要依托社区组织积极开展评创“文明社区”、“平安社区”、“文明居户”、“文明居民”活动，发动居民进行群防群冶，组织治安值勤巡逻，适时开展防盗窃、防抢劫、禁赌博等专项整治。在机关，要普遍开展“星级服务单位”评创活动，推动各级机关改进作风、提高效率，改进服务、提高质量，从而以党风、政风的好转带动民风、社风的转变。

5、要用法制的手段处理社会矛盾。坚持依法治国的方略，通过开展法律进乡村、法律进机关、法律进社区活动，大力普及法律法规基础知识，引导人民群众学法、知法、懂法、守法，自觉运用法律法规维护自身的权益。坚持依法行政，各级政府机关及其工作人员必须严格按照宪法和法律、法规行使职权，严格按照法律权限和程序管理各项事务，既不能失职不作为，又不能越权乱作为。坚持依法处置各类社会矛盾。对大量存在的人民内部矛盾，要运用法律、法规去向群众做好宣传、解释、调处工作；对经济社会生活中的各种矛盾和纠纷，要通过诉讼、审议、仲裁等法律手段加以解决；对制造和利用群众矛盾闹事的、恶意攻击党和政府、扰乱社会秩序的，要依法严肃处理；对危及党和国家安全的反动团伙、邪教组织和黑恶势力，要依法从重从快严厉打击，以保护和发展改革开放的成果，创造稳定、和谐的社会环境。

6、要用综治的力度处置社会矛盾。要进一步整合力量，努力构建社会矛盾“大调解”工作格局。要健全工作网络。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层各级矛盾调处和维护稳定工作网络，真正做到有队伍、有阵地、有经费、有制度。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行使综合协调处理各类社会矛盾和纠纷的职能。要强化制度建设。要进一步建立健全各层各级维护社会稳定工作责任制，把这项工作与干部的经济利益和升降去留挂起钩来。要积极推行领导干部“一岗双责”责任制，实行党委成员包块、行政干部包线的制度，使每位班子成员自觉按照职责分工管好自己的人，办好自己的事。同时大力推行领导包案制度，在对矛盾纠纷普遍梳理的基础上，把重大矛盾、重点问题及有关的疑难杂症，分别包保到班子成员的人头，明确包案领导、办案责任人、办案标准、结案时限、督导责任人，实行一个重点案件，一名以上包案领导，一个工作班子，一个办案标准时限，一份总结分析材料。哪个环节出现问题，就追究哪个环节责任人的责任。要加大投入力度。要千方百计解决好各级维稳和矛盾调处机构的实际问题，添置必要的现代化办公设施，解决好办案经费不足的矛盾，真正做到有人办事、有钱办事、有章理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