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第一篇：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摘要：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的目标。可见，强化社会管理不仅是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重要内容。本文从公共管理的角度，对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分析和阐释，同时针对于各种社会管理措施的可行性和实施障碍进行了讨论，提出了一些总结以及未来公共管理应侧重的方向。

关键词：公共管理；社会管理；社会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管理中一些问题的思考

社会管理是“由国家或社会团体对社会运行过程进行组织调控的活动，目的在于通过这种调控活动保持一种良好的社会秩序，使社会系统能够协调发展”。随着我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经济成分、利益关系、分配方式、就业方式等日益趋向多元化发展，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管理形式已越来越不适应当前社会管理的需求。党的十七大报告提出了“社会管理体系更加健全”的目标。可见，强化社会管理不仅是新时期建设和谐社会、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强化党的执政能力建设中的重要内容。当前，我国正处在“社会转型”的特殊历史时期，我们的国家正在经历着伟大的变革。纵观中国目前社会管理现状，新旧社会矛盾凸显，社会风险不断增大，这与社会管理模式的滞后有着重要的关系。当前我国社会管理的现状及问题

1.1 社会管理范围不断扩大

随着经济结构调整，社会结构出现大变动，新兴行业增多，各类市场特别是新兴市场迅猛发展，以餐饮、娱乐为龙头的第三产业空前发展，生活服务场所迅速增多，“社会人”增多，流动性增大，竞争日益激烈，贫富差距日渐拉大、高档消费生活的影响和刺激下，一些人心理失衡，行为失范，甚至铤而走险，进行以侵财为目的的犯罪活动。伴随社会结构的调整，农村劳动力不断涌入城市，在城市无法提供更多就业机会的情况下，一些人萌生犯罪动机。社会管理滞后，社会秩序治安化。随着经济社

会的发展，新生事物层出不穷，一方面需要政府管理领域不断扩大；另一方面，需要政府转变只能，对行政管理对象、手段、方法进行调整，取消一些行业、场所的审批。在此情况下，由于立法滞后、职责不清等因素，造成管理缺失、断档，管理措施跟不上，导致一些行业、场所秩序混乱，问题得不到及时解决，由此转化为治安问题。社会治安出现纷繁复杂的趋势。

1.2 社会管理难度不断增大

社会矛盾伴随里利益格局的调整而不断升级，因此给社会稳定带来更为复杂的情况，各种社会矛盾汇集并相互交织、相互作用，客观上使政法机关化解社会矛盾、处置群体性事件的难度不断加大。同时，大量的“单位人”变成“社会人”、“农村人”变成“城里人”，使城市中的自由人、农村进城务工、待工的人员迅猛增加。以往社区民警通过单位或者组织了解掌握居民、住户现实表现和有关违法犯罪倾向等问题，或是通过单位和组织进行一些有关的工作等一整套社会控制机制日渐失灵，人口的日益扩大化和复杂化，使政法机关对人口管理难度不断增大。人流、物流、资金、信息的加大，也增加了对于犯罪行为的预防和打击难度，增加了诱发犯罪的消极因素。犯罪智能化、组织化明显提高，新型犯罪增多，犯罪问题日益复杂，这些都为政法机关防范控制、查案侦破增大了难度。

1.3 在对社会问题的关注上，更偏重于城市而忽视农村

目前，学界对于我国社会管理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城市社会管理，相比之下对于农村社会管理的关注远远不够。学界主要围绕单位制解体后如何弥补这一空缺，如何实现单位制——街居制——社区制的过渡与转换，如何建立新时期的城市社区管理体制等方面展开研究与论述。有的学者通过对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发展脉络的梳理，“即从单位制、街居制向社区制转变，就单位制形成的背景、发挥的功能、造成的后果、崩溃的原因，街居制演变的历程、面临的困境，社区制的主要特征、出现的原因、实践的模式等方面做了重点阐述并对社区制的今后发展提出了几点思考”。此外，对于城市社会管理的研究还主要通过个案进行研究。诸如有的学者以北京城市社区为例，提出未来北京“应选择多种路径实现自己的公共服务体系，即公共服务与社区建设相结合、理顺政府与社会和市场的关系、遵循以人为本的消费者导向、对公共服务实行监督和科学的绩效评估、依法规范公共服务行为、公共服务与改革行

政机构协调统一和推进公共服务型政府建设”；也有学者通过对武汉市汉江区社区治理模式的个案研究，提出“社区建设的根本问题是体制创新，是探索一种全新的城市基层社会管理体制，以替代已经失效的单位管理模式”。可见，目前学界对于城市社区管理的研究较多，且主要围绕北京、上海、青岛、武汉等大城市的社区治理展开研究。

1.4 国外的研究多于国内的研究，对本土指导意义小

针对我国社会管理发展的需要与要求，国内学者们更多地将研究重点投向了国外，试图利用国外经验为当下问题开出一剂良方，往往忽视了对于我国古代社会管理经验的总结与反思，对于我国古代社会管理的研究不够深入、彻底，研究成果相对明显不足，数量寥寥无几。就数量不多的研究成果而言，也仅就古代某一具体的社会管理组织形式进行的研究，并未对古代社会管理进行系统性、总结性研究，诸如有的学者从历史的角度，通过对元代农村基层社会管理组织形式“社” 的产生、发展、演变、职能等方面进行了研究，对元代基层社会管理的“社”制进行了梳理。有的学者则从“文书学的角度，以《明清以来苏州社会史碑刻集》为样本，对之重新加以分类，并一窥苏州丰富多彩的社会生活和严密的社会管理”。可见，从这一具体的社会管理组织来看，我国古代社会也蕴含着十分丰富的社会管理思想。

当前国内学界对于国外社会管理方面研究的多，而对我国自身社会管理中的传统经验与做法方面的研究却显得远远不够，成为当前社会管理研究中存在的一个薄弱环节。由于国情、历史、传统、民情、地质地貌等诸多因素的影响，中国社会管理更多的还是要从中国自身的国情出发，立足本国实际进行管理。社会管理涉及的内容比较广泛，我国近代、乃至古代社会在具体实践过程中积累了很多相关方面的知识和经验，很多管理方式、方法在今天仍有积极的借鉴意义。因此，有必要去探究中国古代社会管理历史与实践中的宝贵经验，认识和了解我国古代社会管理的方方面面对于今天的社会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理论意义。我国社会管理变革的障碍

2.1 体制变化中观念的磨合问题

我国是一个封建思想、文化、观念积淀深厚的国家，人治、特权、官本位的传统影响根深蒂固，人民群众对政府的以来有很深的历史根源。数千年的封建集权制度与

家国同构的文化积淀，扼杀了人民群众的主体意识，使人民群众养成了“民意顺为本”，官为民之父母的依赖心理和习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当家作主，政府以代表人民利益为总之，从根本上改变了官民关系。但是，计划经济时代，政府包揽一切，是顺民心态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得以彰显。表现在社会管理上，长期以来一直是政府在管理人民，而管理者却不受管理，政府有规制民众的权力，而政府却得不到有效的规制。可见，实现从替代人民当家作主转变为辅助和促进人民当家作主，是一个需要长时间努力才能实现的过程。

2.2 社会管理方式死板

公民参与社会管理不够。由于对政府自身定位不准，由于对社会组织的作用认识不足，由于对公民权利缺少应有的尊重，一些地方在社会管理中仍然存在着简单管理甚至粗暴管理的现象，社会管理主要采取单一行政干预手段，即政府凭借政权力量，依靠自上而下的行政组织制定、颁布、运用政策和指令的方法来实现国家对全社会的领导、组织和管理。尽管近年来随着互联网等信息技术手段的发展，公民参与公共事务的热情有所提高，公民参与渠道有所拓宽，但是总体上，很多时候公民参与社会管理的程度依然不够。

2.3 社会管理法规不够健全

尽管我国社会管理法律法规体系建设取得了一些成绩。但是由于社会管理涉及的领域较多，任务繁重，对有关法律法规的需求迅速扩大，我国有关社会管理的法制建设，还显得比较滞后，有些领域还存在着一些法律空白。在对社会组织的管理上，我国目前还没有一部专门的社会组织管理的基本法律。目前只有国务院颁布的《社会团体登记管理条例》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管理暂行条例》，民政部出台的《取缔非法民间组织暂行办法》、《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暂行办法》和民政部与其他部门联合下发的规范性文件等。这些法规或政府性规章总体上数量少，层次不高，缺乏配套，有的可操作性不强。由于缺乏专门的对于社会组织，尤其对于其中的民间组织管理的法律．使得社会组织的设立、性质、权利义务、治理结构、行为规范、变更与撤销等都没有明确的规范．同时在人员资格、职称评定、税收待遇等方面也没有相配套的法规与政策．尤其是缺乏问责与绩效评估体系。一方面，大量来自社会的捐赠、资助，因管理不规范、自我约束不够．出现了腐败等违法违规行为：另一方面。管理规范、努

力敬业的组织因缺乏相应的信息披露机制和第三方考评机制，难以取得公众的信任。总结：对社会管理问题的一些思考

社会管理方面的诸多问题带来的直接后果是社会管理效果不够好，社会问题和社会矛盾增多，社会和谐稳定压力增大。新世纪以来，我国大规模的群体性事件频繁发生，群众上访数量居高不下。从根本上说，根源于经济发展的同时社会管理工作没有跟上．社会管理体制改革严重滞后，政府的公信力下降。因此．我国应加快社会建设，更新社会管理理念，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建立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社会管理体制。今后，要强化政府社会管理和公共服务职能，大力发展社会组织．加快事业单位改革，改革户籍制度，推进和谐社区建设和管理．畅通利益诉求表达渠道．培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应急管理工作，培养和使用好社会工作人才，严格依法实施社会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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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篇：当前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当前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田文光 拙笔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个不断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的发展史。任何社会管理都具有时代性，能否与时俱进，最大限度地促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是检验这个社会和执政党是否具有先进性的先决条件。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告诉我们，经得起改革、创新能力强的政党就会得到人民的支持。就当今中国的国情而言，我们能否在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方面下功夫，这直接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关系到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所以说，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刻不容缓。

从社会性质而言，我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根本任务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不断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着眼于当前的基本国情，进一步深化改革，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执政党的宗旨而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党的宗旨，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我们党在社会管理的改革创新方面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建立了一整套适应当前基本国情的社会管理体系，但再好的社会制度、社会管理体系都有其不足的地方，我们只有不断的改革创新社会管理，才能永葆党的先进性。从生产力发展的规律而言，正确协调生产力发展需求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是一个政党的历史使命，要处理好这一组推动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矛盾，我们就必须关心国家的管理制度，自觉地参与到社会管理的大潮中来，最大限度的发挥出社会参与者的社会效能，以推动历史发展的车轮滚滚向前。下面就简要的谈谈当前社会管理存在的问题及思考。

一、消灭素质教育下的应试阴影

素质教育是从上世纪80年代提出来的，是教育领域最核心的一个变革。它的实质，就是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是当今时代条件下党的教育理论与政策的集中体现，是马克思主义人的发展观的发展成果。它的基本价值取向是以人为本、育人为本，是面向未来、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看当今教育的发展毋庸置疑，是一个质的飞跃，国家从财政预算方面逐年增加，这就充分说明对教育的重视。从硬件设施的配备到师资力量的加强都花了很大的力气，但许多山区、边远地区的素质教育发展还有许多不尽人意的地方。比如按成绩分班、周末补课、取消学生的自由自习时间、封闭式管理、升学唯笔试分数论高低等等。这些现象都与义务教育法、未成年人保护法等相关法律相抵触，未成年保护法中明文规定：“在校中学生学习时间不得超过8小时。”可是大部分山区初级中学的学生的学习时间都超过10个小时，这就很明显的剥夺了学生个性发展的机会、参与社会交往的机会。我们常开玩笑说：“现在社会上最苦的人应该是正在接受义义务教育的学生。”从早上六点多起床至晚上十一点，除三餐时间（近一个半小时）外几乎都在学习。有些同学甚至一天保持坐姿就在8小时以上，试问这对学生的身心健康发展有何好处。造成这些应试阴影与我们的教育评价模式有着密切的联系。山区学校教学条件差，学生的基础差，要在卷面成绩的拼杀中留有一丝希望就只好违背教育发展规律，违背青少年身心健康发展规律，搞“时间+汗水”的疲劳战术。要彻底改变这一畸形教育模式我认为必须从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是改变唯分论的单一评价模式，建立适合学生全面发展的综合评价模式。如学生在升学过程中可增加几个得分项目（道德素质+社会实践+平时成绩+面试成绩+卷面成绩=综合成绩），要在这一评价方式中得高分，学校教育就必须注重学生的全面发展。另一方面，要加强教育行政监察力度，严肃查处各类教育违法、违规行为。

二、规范土地管理，加强无地农民的生存保障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的60%左右，土地自然成为了广大农民的最重要的生产资料。近几年来，随着城乡经济一体化的发展，许多企业、公益设施都进入了农村，农村土地权属的流转问题、失地农民的安置问题是我国目前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虽然国家采取各种措施加大就业保障，给失地农民提供了许多就业机会，但是许多农村的农民科学文化技术水平低，与就业的条件相差甚远，在就业岗位供不应求的今天，失地农民自然就成为待业大军中的弱势群体。政府在推进新农村建设进程中，协调工作最难做的就是土地权属的流转问题，因为这是关系到农民群众的生死存亡问题，作为执政者最应该关心的就是人民群众的生存保障问题，这一问题关系着整个社会的稳定，关系着民心向背、执政党和政府的公信力问题。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我个人认为必须进一步规范土地管理问题。一方面加强农民的土地使用权的法律保障，充分贯彻土地流转自愿的原则，严厉督察地方政府干涉农民的土地流转问题，如果是国家公益建设需要征用农民的土地可采取如下办法：第一，以集体为单位，根据征用土地数量在集体内部进行有机调整，保障失地农民经过在集体内的调整再一次获得土地使用权。要使用这一办法必须是所征土地数量较少，国家征地行为所指向的对象必须是集体。第二，如果国家所征用的土地较多，剩余土地难以保障土地使用权人的基本生活保障，那就必须把失地农民纳入最低生活保障人群，在给失地农民提供就业机会的同时，通过国家财政、地方财政和农民本人按百分比购买失业保险、养老保险等社会保险，以保障失地农民的可持续生存。另一方是必须加强土地权属管理，我国大部分农村地区，土地使用权属管理混乱，先占为主的现象尤为突出，这一现象的存在，充分加剧了土地纠纷案件的升级，严重影响了地方的稳定，从而进一步遏制了地方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农村城镇化的规划建设。要解决这一现象就必须进行一次全国性的土地清查，严厉打击非法侵占、使用行为，全面解决土地使用权属混乱的历史遗留问题，把土地使用的规范纳入地方政府绩效考核的重要依据。在一方面就是必须加强土地管理的行政监管力度，监管网络要能覆盖全国各地，要让所有的土地使用户都知道举报非法使用、占用土地的热线电话，此举能充分保障耕地和林地不受破坏，减小城镇规划建设的矛盾纠纷。

从人类社会发展的历程来看，社会管理始终是国家兴旺发达，人民幸福安康的重要保障，在任何时代，任何时期，社会管理都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具有时代性，要保证它的先进性，我们就必须根据社会经济发展的要求不断地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使其为我们达到共同富裕，最终实现共产主义而服务。从我国的社会管理来看，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已经构建了一套适应中国国情的社会管理格局，但它也不是万能格局，也有其不足的地方，也有待于进一步地加强和创新，只有我们所有社会参与者、社会管理人员都以主人翁的态度来面对社会管理才会发现更多的矛盾、更多的弊端，进一步加强和创新社会管理，从而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

第三篇：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思考

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表述的思考

发布时间：2012年07月16日 09:33 来源：学习时报 作者：康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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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我国当前的社会主要矛盾，几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了新的看法，并引发了关于社会主要矛盾是否发生改变的讨论。目前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最初源于 1956年党的八大，八大明确提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经济文化的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在八大提法的基础上，1981年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进一步明确指出，“我国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提法沿用至今。在党的十七大政治报告和建党 90周年讲话中，胡锦涛总书记都重申了“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这一社会主要矛盾没有变”。但是，胡锦涛同时强调，“进入新世纪新阶段，我国发展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这些情况表明，经过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的不懈努力，我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发展成就，从生产力到生产关系、从经济基础到上层建筑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我们必须深刻把握我国发展面临的新课题新矛盾”。

对于如何把握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及其变化，毛泽东同志曾经精辟地指出：“事物发展过程的根本矛盾及为此根本矛盾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非到完结之日，是不会消灭的；但是事物发展的长过程中的各个发展阶段，情形又往往相互区别„„因此，过程就显出阶段性来。如果人们不去注意事物发展过程中的阶段性，人们就不能适当地处理事物的矛盾。”（毛泽东《矛盾论》）笔者认为，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及其“所规定的过程的本质”没有变，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仍然是社会需要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这两个方面各自都发生了“意义深远的重大变化”，“呈现一系列新的阶段性特征”。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在其两个方面保持不变的前提下，也应当随着其反映的内容的变化进行适当的调整。

一、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仍然是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基本方面

矛盾的两个方面规定了矛盾的核心内容，换言之，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到底是哪两个方面的矛盾是关于主要矛盾讨论的首要问题。前些年，部分学者从当前社会管理相对滞后、新的社会矛盾不断发生这一现实出发认为，我国当前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根本变化，矛盾的两个方面不再是“物质文化需要”和“社会生产”，而是“公共需求”与“公共产品的供应”。笔者认为，当前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没有变，仍然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在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中，这一点首先必须坚持不能改变。

首先，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从根本上决定我国经济社会发展。

从社会需要来看，需求发展水平整体还不高，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物质需要还远远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仍然是需要的主要内容。人民群众部分物质需要的满足不等于全部物质需要的满足，基本物质需要的满足不等于更高水平物质需要的满足，大部分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满足不等于所有人民群众物质需要的满足。第二，各种非物质需要虽然快速发展，但仍未上升为主导地位，无论是需要的主体、内容还是需要的层次、结构都还没有得到充分的发展。

从社会生产来看，我国社会生产还相对落后，表现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方面。我国目前生产力状况尽管纵向和过去比已经大大提高，但是生产力水平总体上还不高，而且发展极不平衡，生产力水平大大“提高”并不等于生产力水平已经“很高”，社会财富更加丰富并不等于社会财富相当丰富，少数地区“富可敌国”没有改变大多数地区还欠发达，一些行业领先世界不能替代多数行业还比较落后。当前生产力发展这种相对落后的状况是制约和影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最根本的因素。当前我国的生产关系也存在一些不完善的环节和方面，所有制结构还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还不够完善，收入分配不公平，利益格局不协调，社会保障不健全，阶层结构不合理。目前人民群众的很多需要不能得到很好满足固然有生产力不够发达、物质基础不够厚实的原因，但生产关系特别是体制机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等方面的不完善也是重要的原因甚至是更为重要的原因。当前很多新的社会矛盾突出和凸显并不表明主要矛盾已经改变，恰恰是“社会生产”中的生产关系还不完善所导致，也就是说，生产关系存在一些不完善的环节和方面也是很多社会矛盾的根源。

其次，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决定其他矛盾的发展。

在当前我国出现的各种社会矛盾中，究竟是社会需要同社会生产的矛盾决定其他矛盾还是其他矛盾决定社会需要同社会生产的矛盾？显然，应该是前者决定后者。当前，许多新的矛盾确实也十分突出十分重要，但“重要”不等于“主要”，“突出”地位不等于“领导”地位，“影响”作用不等于“决定”作用。如“公共需求的全面快速增长与公共产品的供应严重不足的矛盾”不过是社会生产与需要之间矛盾的一种表现形式，因为社会生产提供的产品理应包括公共产品，人们的需求也理应包括公共需求。同时，公共产品的需求与供给矛盾的最终解决也要依赖于社会生产和需要这一主要矛盾。因此，正是由于我国社会生产（包括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还相对落后，才导致其他一系列矛盾不断发生和发展，它不仅是当前其他一切矛盾的总根源，而且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决定和制约着其他矛盾的解决。

二、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均出现了新变化新特点

尽管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没有变，仍然是社会需要和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但这两个方面各自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在坚持主要矛盾两个方面不变的同时又必须高度重视并深入研究这些新变化，并根据其内容上的这些变化对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作出更加准确的表述。

首先，社会需要的新变化需要对现行表述进行适当调整。

当前我国社会需要的发展呈现出发展速度迅猛、新旧更替频繁、横向日趋多元、纵向逐渐高端、发展不平衡等特点。具体来说，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一是从需要的对象看，非物质需要突出；二是从需要的层次看，高层需要突出；三是从需要的构成看，综合性需要突出；四是从需要的属性看，社会性需要突出；五是从需要的主体看，个性化需要突出；六是从需要的发展水平看，不平衡突出。

可见，随着社会生产的快速发展和人们思想观念的日渐更新，我国社会需要的结构、层次、内容、形式、主体等都发生了重大变化，这种变化还将在更快的速度和更深的层次上继续进行。改革开放以来人们生活水平普遍大幅度提高的前提下之所以出现幸福感下降不满意增加，重要原因就在于社会需要发生了全方位的变化。所以，今天仅仅用“物质文化”来概括人们的需要显然已经不够全面和准确，很多需要既非“物质”也非“文化”又超越物质和文化，如政治诉求、生态需求、公共需求等。如果真要把人的需要只分为两大类的话，恐怕也只能说“物质需要和精神需要”。显然，“文化”不等于“精神”，“文化”的内涵从其最一般的意义上要比“精神”更加严格和特定，如我们可以说民主参与需要是一种精神需要，但显然不能说是一种文化需要，再如个体的安全需要、归属需要、尊重需要和价值实现需要等都是精神需要，但同样不能说是文化需要。因此，对“社会需要”修饰词的表述应该相应作出适当的修改。

其次，社会生产的新变化需要对现行表述进行适当调整。

从生产力的变化来看，最显著的就是中国生产力水平已经大大提高，综合国力显著增强，社会财富更加丰富，满足人民群众各种需要的物质基础大大增强。从生产关系的变化来看，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所有制结构、收入分配制度、经济体制等都发生了深刻变化，特别是经济体制深刻变革，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刻变化。生产关系的变化必然对生产力产生巨大的反作用，同时又会促进分配和消费的发展，极大地改变着人们的需求层次和结构。可见，我国目前的社会生产无论是生产力还是生产关系都发生了重大变化，特别是社会生产力水平显著提高，党的八大关于主要矛盾的提法已经过去50多年，今天仍然沿用“落后”一词来概括中国社会生产的现状未免失之精准，而且从发展趋势看，一个国家的社会生产也不可能永远“落后”下去。因此，对“社会生产”修饰词的表述应该相应作出适当的修改。

三、当前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应做适当调整

从以上分析可以看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两个方面没有变，社会生产和需要的矛盾仍然是制约中国社会发展的根本，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必须坚持这个前提；但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两个方面各自均发生了重大变化，社会生产和需要都出现了新的特点，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要及时反映出这些变化。据此，笔者认为，关于我国社会主要矛盾的表述主要的调整有两点：一是关于社会需要的表述，建议把“物质文化需要”改为“各种需要”（或“物质精神需要”）。理由前已叙述，这样既解决了原提法概括不够准确的问题，又更加全面地反映了社会需要发展变化的特点。二是关于社会生产的表述，建议“落后”前增加“相对”二字，变为“相对落后”，因为我国生产力水平已大大提高，不再绝对落后，也不可能永远落后，但相对于世界整体水平还属于落后，这是第一个“相对”；同时，我国的社会生产尽管到某一历史时期会达到很发达的水平，但相对于人们发展的需要而言永远是落后的，这是第二个“相对”。

判断主要矛盾人人都有责任

近几年，中国社会似乎开始进入一个矛盾快速积累期，传媒天天展示着各种社会矛盾与冲突。胡锦涛总书记最近谈道：“我国的改革发展正处于一个关键时期。在我们面前有许多必须解决而且回避不了的问题，有许多必须抓紧而不能拖延的任务。”温家宝总理最近也多次强调，当前中国经济社会处在一个十分重要的关口。

弥漫在传媒上的“关键时期”、“重要关口”这些概念，到底意味着什么呢？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的问题。

“在复杂的事物的发展过程中，有许多的矛盾存在，其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的矛盾，由于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这句话是毛泽东在《矛盾论》中说的，距今已近70年了。我感到，面对今天各种矛盾日趋复杂和并发的情况，我们真的有必要再认真熟读《矛盾论》这篇红色经典。

几十年来，执政党对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深刻地决定和影响着百姓的生命和中国的命运。1956年9月26日，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中国共产党章程》，提出了全面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八大的共识是，阶级斗争已不再是主要矛盾，经济不发达才是主要矛盾，因此全党要由社会主义革命党转为社会主义建设党。遗憾的是，八大关于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没有得到毛泽东的认可。1957年10月，随着反右斗争的扩大，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提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仍然是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从根本上改变了八大的方针。这以后，自1957年之后，全党全国的各项工作从根本指导思想上说均以“阶级斗争为纲”，并成为后来“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的核心内容。中国社会以后几十年的成串灾难，都是由于这种错误判断所导致。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这次会议重新将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确立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因此提出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战略决策。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对“八大”精神的继承和超越。

改革前几十年的弯路和改革开放以来辉煌的发展史说明，执政党如何判断社会的主要矛盾，事关千家万户的祸福和国家兴衰。

主要矛盾的转变：从私人品匮乏到公共品匮乏 说中国进入到一个关键时期或重要关口，说明了分析和认清主要矛盾的紧迫性。毛泽东说：“抓住了这个主要矛盾，一切问题就迎刃而解了。”反过来说，如果找错了主要矛盾，就可能带来混乱和灾难。

目前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判断，迄今为止，仍然没有摆脱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认识。这个认识是：目前我们还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主要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因此，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主要矛盾的根本途径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只要把经济建设搞上去，其他问题就能得到根本解决。这种认识曾经符合当时中国的国情。

但是，随着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人们对这样一种情况无比困惑：持续的经济增长似乎使社会矛盾和冲突愈来愈多。由此，我们不得不反思我们固有的判断，不得不承认：中国社会的主要矛盾正在悄然发生根本性的转变，而我们必须把新的主要矛盾辨识出来。今天的主要矛盾是什么呢？我认为是：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

“文革”结束时，最大的社会问题是物质产品短缺，老百姓缺衣少食，物质生活水平极其低下，人人渴望着少搞点政治斗争，多改善点物质生活，因贫困引发的怨恨弥漫整个社会。面对这种情况，“上善若水”的态度，就是将社会的主要矛盾确定为贫困，将政策的中心转到发展经济上来，就是要给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激励因素。

人们认识到物品短缺是由于政府垄断了生产和分配所造成的，因此有了放权让利，有了市场经济，有了自由竞争，有了对私有产权的包容，有了对外资的开放。而今天，经过20多年市场化改革和经济的持续增长，缺衣少食、上无片瓦已不再是社会矛盾的主要起源，私人物品极度匮乏已不是社会主要矛盾的根本起因。虽然私人物品匮乏的现象仍然在一些区域或人群中存在，但是，我们可以说，私人物品极度匮乏成为社会主要矛盾的时代结束了。是市场经济、自由竞争和全球化解决了改革开放初期和中期的社会主要矛盾。

然而一个主要矛盾的结束，却催生了新的主要矛盾。10多年前所言的主要矛盾，在“端起碗吃肉”的情况下淡化了，而今天的主要矛盾，却在“放下筷子骂娘”的情况下凸显了。为什么吃饱了还要骂娘呢？也许是恨贪官太多，也许是恨司法腐败，也许是恨土地被征占，也许是恨找不到工作，也许是恨有冤无处诉，也许是恨教育医疗收费太高，也许是恨社会不安全„„所有这些抱怨，都是冲着公共品短缺而来的。

什么是公共品？公共品就是花费纳税人的税款，由公共权力部门提供的、服务于社会公共利益的物品或服务。国家公园、国有道路、自然保护区等有形产品是公共品；公正的法律、政策和秩序等无形服务也是公共品。公共品供给的高效与公平，是保证社会和谐发展的基础条件。我们只要清理一下近年来引发舆论高度关注的种种社会矛盾，便会发现，今天的主要矛盾不再是私人物品的普遍短缺，而是公共品的普遍短缺。社会上的各个阶层各个群体，都普遍感到公共品的短缺，因此也都对公共品的主要提供者———政府———埋怨不已。我们可以分析一下社会的一些焦点问题。

司法不公和法律白条问题，是合法法律权益得不到保障；MBO的国有资产分配问题，是公共资产没有公平地市场化；农民土地维权问题，是农民合法的土地权益得不到保障；村民委员会选举矛盾问题，是农民合法民主政治权利得不到保障；教育腐败问题，是受教育者不能公平分享到基本的公共教育资源；医疗腐败问题，是患者享受不到现代社会应有的医疗保障；住房压力问题，是社会低收入群体得不到基本住房财政资助；民营企业家抗议国资垄断权的问题，是企业家公平竞争的权利得不到保障；环保事件的出现，是民众合法的环境权益得不到保障；知识分子的许多不满，是由于《宪法》规定的言论、出版自由权利得不到保障；律师们的不满，是司法不独立和判决被暗箱操纵„„

将所有这些问题集中起来，我们可以看出今天中国的诸多矛盾，是由于法定的权利得不到保障而引发的，是公众认真要求兑现白纸黑字的法律条款。此外，社会普遍痛恨的官员腐败，是公共品供给问题；社会普遍批评的行政低效，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关注的财政支出黑洞，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质疑的官商勾结，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推进的官员问责制，是公共品问题；社会普遍要求的有更多的民主参与权，是公共品问题。总之，我们可以断言：公众日益增长的公共品需求同公共品供给短缺低效之间的矛盾，已经成为当前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公众需要一个高效廉洁、平等参与、公平透明的公共领域。

如何保障公共品的供给？

我们如果把政府设想成一个政治企业，它抽取和花费的税收，就是社会成本，而它提供的公共品，就是社会收益，那么从社会角度看，供养一个政府，也应当有一个成本和收益的核算。这种核算，未必一定需要科学的数学模型，它往往是由“人心一杆秤”来核算的，这种核算天天在百姓心里进行着，如果不满意的人愈来愈多，那就说明这政治企业的亏损在加大。

为什么经济持续增长到今天，中国社会的公共品供给短缺问题反而突出了呢？为什么只进行政策性的调整，已经难以满足公众的公共品需求了呢？

这是因为公共品需求的急剧攀升，而现行的供给体制已严重不适应。传统的农耕社会，大量的社会纠纷由家族自行调整了，需要政府提供公共品的结构、数量、专业性和变化性都极其有限。但是，当社会从传统的农耕社会向现代工商业社会转变，需要政府统一解决的公共需求急剧增加，专业性和变化性急速提升，对政府的及时回应能力提出了严峻挑战。

亚当·斯密在分析企业效率的根源时，找到了“分工”这个原因。市场的规模决定着分工的范围，分工的范围决定着效率的高低。工商业时代的来临，带来了公共领域的“大分工”，传统的封建王权体制，被效率和“分工”的要求撕裂了。

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分离，是一种“分工”，目的首先是为了提高各自的效率；政教分离和司法独立，也是“分工”，也是出于效率的压力；联邦制的出现和相当一部分立法权的地方化，也是为了效率，便于更迅速地回应地方的公共品需求；近年来各种NGO的出现，使许多公共服务从传统的政府系统中分离了出来，这也是公共品供给领域进行“分工”的结果。从这样的角度看，我们可以有一个全新的视角：西方近代以来的社会变革，是工商业社会到来造成的公共品供求关系调整带来的变化，结果就是公共品供求领域横向纵向的“大分工”。

基于这样的思考，我认为，今天中国公共品的短缺现象和中国社会主要矛盾的变化，是由中国社会工商业的进程所带来的，它开始集中表现在公共品投入产出的关系上，集中表现在公共品的供求关系上，集中表现在要求公共领域的“大分工”的压力上。面对工商社会的复杂多变、专业性极强、数量庞大的公共品需求，传统的纵向一体化管制的供给体制完全不能适应。权力集中起来，但却承担不了责任，以至于演化成现实中的“推责揽权”，使权力与责任严重不平衡，使公众急剧增加的公共品需求得不到满足，这便是中国今天的主要矛盾。正是这个主要矛盾，“它的存在和发展规定或影响着其他矛盾的存在和发展”。

如果这样的判断有一定道理，那么我们就会明白，面对今天中国的主要矛盾，不是那种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说教所能解决的，不是那种随机调整一下政策方向所能解决的，也不是那种简单调整一下政府部门的职能所能解决的。它需要的，是公共品供给领域的“大分工”，而有限有效政府的确立，便是这种“大分工”的结果。（杨鹏 中国体改研究会公共政策研究所研究员）

第四篇：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就业压力、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安全网脆弱、社会冲突事件等

社会建设包含的内容：一是发展社会事业 社会事业是关系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

二是优化社会结构 建立同我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

三是完善社会服务功能 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我国正在凸显

四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健康的社会发展

社会建设重点解决的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建设最重要的领域，主要是三个方面，即基本民生建设、社会安全建设和 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建设，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

十六大以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 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面临不少问题，突出的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 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 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 众生活比较困难。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大局。同时，人民群众在新的发展阶段，期待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对教育、卫生、社会 保障、公共服务、生活环境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社会的公共需求 快速增长，也更加需要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第五篇：关于我国当前教育改革若干认识问题的思考

关于我国当前教育改革若干认识问题的思考

今天，教育改革又进入新的历史阶段。新世纪的教育改革究竟应坚持怎样的方向，从哪里出发，以什么思想为指导，这确是教育理论界应深入研究思考的根本问题。教育改革要取得成功，不能再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必须以正确的思想认识为先导，必须对教育改革做全面的整体思考

一、关于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性质和方向问题

教育改革的首要问题就是性质和方向问题，就是坚持以什么理论为指导，从谁的利益出发和培养什么人的问题。现在提出这个问题不是无的放矢。在所谓“全球一体化”的呼声下，我国的教育改革应坚持怎样的性质和方向，21世纪的中国教育到底如何改革，人们的认识并不一致。现实中就有观点认为在“全球化”与“地球村”的信息化时代，教育改革的指导思想应是多元的，教育改革的目标应是培养“世界性”人才，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就是提升教育中人的地位，发展人的主体性和使教育更好地为人服务。并由此提出“教育人本论”与“教育独立论”等教育改革理论。这实质上就是受全球化思潮和人本主义哲学思潮的影响，在教育领域所形成的淡化社会对教育的影响和干预，倡导教育要同发达国家相融合的一种教育改革主张。这种教育改革观无疑已涉及到教育的性质和方向等根本问题，确有深入讨论的必要。

我们承认现实中的教育还有许多不足和缺陷。在教育的历史发展中，我们也确实有过更重视社会需要的方面，而或多或少地忽视个人需要的一面。个人的需要、价值、自由和个性等都曾不同程度地遭到过冷遇和轻视。即便是今天，教育中也仍然存在着压抑人的个性，忽视人的主体性现象。至于不公正地对待学生，甚至惩罚学生的非人道教育方式等也还没有彻底消除。这些问题的存在既是事实，也正是我们教育改革所要克服和解决的重要方面。对于教育中存在的这些具体问题，我们是要认真分析对待的，我们也要借鉴世界各国的先进教育理论和成功的教育经验，但我们决不应这样认识：我们只要坚持以个体为本位的人本主义教育观，照搬西方教育的发展道路和发展模式，问题就会从根本上解决。

教育是一个历史的范畴，具有永恒性和历史性。在阶级社会也具有阶级性。教育是培养人的社会活动，当然也必然会关注人，关心人，体现为一种人道性。但在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才是教育的根本属性，在现代社会的今天也仍是如此。我们固然不能用教育的阶级性代替教育的一切属性，但也不能用教育的其他属性来掩盖和代替教育的阶级性。就当今西方的一些发达国家来看，在高喊“人性化”，标榜“自由”、“民主”、“平等”的口号下，随着高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以及人对受教育要求的提高，西方社会的教育也确实发生了许多新的变化。诸如教育的普及，制度的统一和教育内容的现代化等。但就其教育的实质而言，教育的阶级性质并没有改变。在西方社会，家庭的地位以及与此相连的经济状况仍然是决定能否享受高等教育权和获得什么样高等教育权的最重要因素。所谓教育对象的全民性、教育机会的均等，教育的不分阶级出身和财产状况而对所有的人一视同仁的开放，还只是一种宣传和口号。教育的公平决定于社会的公平。教育上的不平等不是个别发达国家的现象。

二、关于我国当前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问题

教育改革追求的最终目的就是教育改革的价值取向问题。而认清教育改革价值取向的关键就是明确教育的出发点和教育的功能观问题。教育改革究竟从哪里出发，是从社会出发，还是从个人出发？这是问题的关键与焦点所在。受人本主义哲学思潮影响，在教育的出发点上，有观点仍坚持认为“教育要从人本身出发”，“人的尊严是教育的根本出发点”，人是教育的最高价值，教育要高扬“人”的理想，今天的素质教育也是“以人为出发点和归宿的”。主张教育应围绕人的尊严，建构“以人为目的的制度，以人为目的的社会伦理，以人为目的的教育”。并认为“人是教育的出发点”这一命题背后昭示了一种深刻的人文关怀。

一般而言，教育过程是变社会需要为个体需要，使个体需要适应社会需要的过程。任何时代的教育从来都不是由受教育者的个人需要决定的，而是取决于社会需要。受教育者的选择和发展，也只能在社会需要的范围内进行，不能超越社会。社会关系决定教育，这是教育发展的客观规律。事实上，不只是在社会主义国家主张教育要从社会需要出发，即使在高喊个人本位的西方国家，教育也并非是真正从个人出发的，同样是以社会需要为转移的。被认为最开放自由的美国教育，也同样强调教育的社会需要，既要求教师宣誓忠诚于社会的公共教育事业，也要求学生每天必须宣誓忠诚于国家，而且这是必须做的“没商量”的“天条”。其誓词大意是：“我宣誓忠诚于美利坚合众国的旗帜，以及在上帝护佑下的，不可分割的，给所有人带来自由和正义的共和国。”[2](P126)可见，高度的个人主义哲学，就是在美国，也不是对公共教育事业起主导作用的哲学。

在我国教育改革的关键时刻，倡导教育从个人需要出发，淡化教育的社会性需要一面，无论其出发点怎样，其结果都会造成个人与社会的对立，造成教育的无政府主义和自由化，使我们的教育改革和整个教育事业受到损失。

三、关于社会主义教育中人的个性发展观问题

在当前的教育改革中，有观点倡导教育改革应以人的主体性培养、人的个性发展为基本宗旨。并批评了我国教育中存在的不重视个性培养，以统一性排斥个性自由发展，以共性压抑个性等诸多教育弊端。教育要培养人的主体性，要发展人的个性这本是教育的题中之义。但如同时否定教育中的统一性要求和共性要求，就必然会在培养人的教育个性发展观上出现偏差。

人是教育的对象。无论何种教育都不能忽视人的主体性和人的个性。因此，重视人的个性，强调人的价值，要尊重人等本是教育的应有之义，也是社会主义教育所极力倡导的。社会主义教育从不反对塑造人的个性，它所反对的只是那种试图以个性否定共性，以西方的个性观为价值尺度来评判我国社会主义教育个性观的种种不正确的论断。但无论怎样，这里都涉及到究竟应怎样认识教育中人的共性与个性培养的关系这一至关重要的问题。

教育从来都意味着年长一代对年轻一代的期望和要求。作为社会来说都是要把年轻一代培养成未来社会的理想成员。因而任何社会的教育都不可避免的存在对人的共性要求。即使在剥削阶级社会里，教育目的不同，教育条件不平等，也不可能完全排斥教育的共性要求。社会主义的教育是人民的教育，每一个受教育者都是未来的国家主人，他们都有获得全面

教育和共同发展的权利。特别是我们的教育要使每一个受教育者都成为社会主义的建设者和接班人，就更不能没有统一性和共性要求。所以，完全排斥教育的统一性和共性，只能带来教育上的自由化。

社会主义的教育重视对人的共性要求，但丝毫不意味着否定人的个性，不重视人的个性培养。马克思主义向来承认人的个别差异，并认为人虽然有整体与群体之分，但从根本上看社会不过是个人的联合。每个人由于自然素质和所处社会条件的不同，都必然具有各自的独特特征，即个性。即使在阶级社会里，社会分成阶级，人们都属于一定的阶级成员，也不排除每个人都有独自的个性。马克思、恩格斯曾说：“不应当理解为，似乎像食利者和资本家等等已不再是有个性的个人了，而应当理解为，他们的个性是受非常具体的阶级关系所制约和决定的”。[5](P86-87)

总之，教育改革是事关社会发展全局的大课题。在全球化思潮和人本主义思潮的影响下，教育领域内所形成的一些倡导东西方教育相融合的观点，倡导教育“个人本位化”的观点都是对教育改革方向和性质的误导，都是对教育规律的违背，都是应认真辨别的。值此教育改革与社会发展的关键时期，为了坚持教育改革的社会主义性质和方向，完善社会主义教育改革理论，对教育改革的若干认识问题进行深入研究，是重要且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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