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

第一篇：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

只有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从新世纪新阶段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出发，理清发展思路，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夯实发展基础，增强发展后劲，才能更好地推动社会主义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与和谐社会建设全面发展。我们要在改革发展的关键时期实现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地发展，就必须切实把科学发展观贯穿于经济社会发展的全过程、落实到经济社会发展的各个环节。要坚持以人为本，以实现人的全面发展为目标，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让发展的成果惠及全体人民。要坚持走新型工业化道路，切实把经济工作的着重点转移到调整结构、深化改革、转变增长方式上来，切实提高经济增长的质量和效益。要下更大气力解决好“三农”问题，充分发挥城市对农村的辐射和带动作用，发挥工业对农业的支持和反哺作用，促进城乡良性互动、共同发展。要把提高科技自主创新能力作为推进结构调整和增长方式转变的重要环节，加速科技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要全面贯彻区域发展的总体战略，逐步缩小区域发展差距，实现优势互补、共同发展。要不失时机地推进改革开放，充分发挥市场在配置资源中的基础性作用，加强和改善宏观调控，努力从体制机制上解决制约经济社会又快又好发展的深层次问题。要不断提高对外开放的水平，充分利用国内国际两个市场、两种资源。要推动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加快社会事业发展，健全和创新社会管理体制和管理方法，促进和谐社会建设。要坚持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大力发展循环经济，建设资源节约型、环境友好型社会。

第二篇：观《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有感

观《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和社会建设》有感

当前我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了一个重要时期，其特征是两期并存、两难问题，出现了大量社会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我们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为指导，研究和解决深层次问题，加强社会建设，推动科学发展，促进社会和谐。

经过改革开放30年，中国总体富裕程度确实显著提高了，经济和社会发展活力大为增强了，与此同时，改革和发展中积累的某些深层次矛盾和进入新世纪后遇到的新问题也更加凸显出来了。特别是，党内外议论较多的国有资产流失问题，城乡之间、区域之间、经济与社会之间发展不平衡问题，以及腐败现象屡禁不止问题等，凸显出来了。

就拿我国经济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来说，经过三十多年的渐进转轨和跨越发展，从总量上看，中国经济的诸多指标已跃居世界数一数二的位置，成为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一支举足轻重的重要力量。但也存在着一些问题，只有这些问题解决好了，才能更好的搞好社会建设。当前中国经济的一个突出特征就是政府介入经济的范围和程度有扩大和强化的趋势，这与改革开放以来的长期导向是相违背的。根据边际收益递减规律，随着中国从低中等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跃迁，中国的经济增长速度一定会逐步放缓，应是一个渐进下调的过程。届时，如何实现达到长期平衡增长轨道下经济低速增长下的社会平稳运行和社会稳定，关键在于当下的深层次市场化改革，转变发展方式，满足人们更强的参与性和激励相容约束条件，增加经济效率，最终让市场有效。根据笔者的观察和思考，中国经济的长期深层次根本问题在于：深层次制度障碍未破除，深层次市场化改革滞后，政府、社会与市场的治理边界界定不清晰、不合理。导致“三重三轻”的不科学发展观：重政府轻市场，重国富轻民富，重发展轻服务。如何解决这些问题呢？关键在于实现政府职能的两个根本性转变，即从与民争利的发展型政府向公共利益服务型政府转变，从行政干预过多的全能政府向让市场充分发挥作用的有限政府转变，建立让市场机制充分发挥作用的基本规则，实现无为而治和科学发展。

我觉得了解我国社会发展中的深层次问题意义重大，研究和解决深层次问题，有利于加强社会建设，有利于推动科学发展，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

第三篇：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主要问题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中存在的问题主要有：就业压力、收入差距扩大、社会安全网脆弱、社会冲突事件等

社会建设包含的内容：一是发展社会事业 社会事业是关系人民群众基本生活质量和共同利益的公共事业

二是优化社会结构 建立同我国经济结构相适应的社会结构

三是完善社会服务功能 社会公平正义问题在我国正在凸显

四是促进社会组织发展 健康的社会发展

社会建设重点解决的问题 当前中国社会建设最重要的领域，主要是三个方面，即基本民生建设、社会安全建设和 现代社会管理模式建设，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相对完整的系统。

十六大以来，我国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伟大事业 取得了重要进展，但也面临不少问题，突出的是：城乡、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仍然不平衡； 农业稳定发展和农民持续增收难度加大；劳动就业、社会保障、收入分配、教育卫生、居民 住房、安全生产、司法和社会治安等方面关系群众切身利益的问题仍然较多，部分低收入群 众生活比较困难。这些问题如果解决不好，就会严重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和全面建设小康社会 的大局。同时，人民群众在新的发展阶段，期待过上更加美好的生活，对教育、卫生、社会 保障、公共服务、生活环境以及个人全面发展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全社会的公共需求 快速增长，也更加需要加快社会事业发展。要完成这样的历史任务，就必须坚持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和社会建设协调发展。

第四篇：当前社会几个焦点问题

当前社会几个焦点问题 内政层面

1、张茵提案所引发的劳动合同法之争所反映的民主政治问题。、张茵提案所引发的劳动合同法之争所反映的民主政治问题。《劳动合同法》颁布以来，经济学者张五常、周其仁、张维迎、陈志武等都对其批评有加，而广大劳动阶层则欢呼雀跃。国家出此法规，表明国家有意提高劳动在与资本的分配比例，转变发展战略，扩大内需。张茵作为大资本一方的代表，三个提案之首就是“劳动密集型企 业取消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由此引发广大网民参与的大论战。劳动与资本有利益共同的一方面，更有利益对立的方面。我国在改革开放以来的政策一直是 向资本方倾斜，因此才造成在劳动阶层在总体上的分配比例越来越低，贫富差距越来越大，严重影响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参看蔡定创《中国为何未能成为发达国家》系列文章）。劳动法中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显然是有利于劳动者，招至资本的反对本来也不奇怪。焦 点的问题在于反对的声音不是来自权力参与者的人大、政协代表，而是会场外的广大网民。已有网民大声疾呼，我们的人大、政协都已经成为“富人俱乐部”。当然，今年比往年好得多，人大代表中毕竟还有三个民工的代表。问题的实质不在于表面上的分配比例（劳动阶层在表 面上的分配比例也太低太低），而在于话语权的代表分配比例。和谐社会的建设，不在最高 层面解决，改革就很难言成功。经济层面

2、通货膨胀问题。、通货膨胀问题。当前比较严重的通胀问题，从内因上讲，有资源性产品长期上涨的节点暴发因素，更有过去 错误的金融政策所积累的矛盾暴发因素。美元贬值是这些矛盾的外部激发。如何反通胀，存 在着二派不同意见。主流学派代表中央政府当前反通胀的作法，就是采用紧缩的货币政策，并结合行政手法严控物价上涨，其实质与效果就是降低发展速度，降低社会消费总量增长，为美元贬值买单。另一派是非主流学者，呼吁与美元通货膨胀针锋相对，采取积极的财政政 策，增发工资和通胀补贴，调低币值，利用本次弱势美元所提供的机会，建立内需驱动性经 济构架。在这方面的代表文章有蔡定创的《宏观调控不能以抑制通胀为首要目标》《当前通、货膨胀的原因分析及对策》 ；益西彭措的文章:《从紧货币政策不合时宜》《把控制物价上涨、作为政府的首要任务是严重错误》 ；卢麒元的《致总理三策》等等。采取积极的财政政策与美元通货膨胀针锋相对，在短期内有可能加大通胀，但如果有高于通 胀的工资增长和社会福利补贴，因为能

迅速缓解国内内需不足的矛盾，经济发展反而可加速，但是，从本质上说，通货膨胀涉及到社会财富的重新分配，拥有财富越多越不情愿高通胀持 续。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采用何种政策措施，背后都会有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从反通胀政 策的选择上，与新加坡、香港全民发“红包”相比，显现出内地反而与平民社会渐行渐远。

3、股市调控问题。、股市调控问题。中国的股市从本质与美国股市不同，这在股改前后讨论得很多，也基本上形成共识。本质上 的区别在哪？本质区别就在于中国股市是服从于经济建设的目的，通俗叫“圈钱”。虽然“股 改”了，但本质并没有变，所体现的法律制度并没有变。比如，现在急于要推出的创业板，就是服从于建设“创新国家”的政治目标。因此，维持股市运转一直是靠政策的力量。股市也 一直是受着政府强有力的调控。甚至包括大资金集团的利益分配，如发行、增发政策、保险 集团的巨额资金打新政策等。由于股市先天不足，我们的股市实际上是很脆弱的，已经推倒 重来过一次了。本次诸多因素共振所引发的股市短期内大跌46%，市场信心已到崩溃的边缘，如果任由发展，有可能再来一次推倒。围绕着是否“救市”，引起空前的大讨论。以有海外大资本或留学背景的谢国忠、许小年（千 点论者）、华生等为一方，反对救市，以国内土学者（指国内学校毕业）叶檀、水皮、吴晓 求、曹凤岐、刘纪鹏、贺强为一方的坚决主张“救市”。而管理层则采取了暗救明不救的十分

暧味的态度。我曾撰《罕见的股市利益大博斗》一文，呼吁管理层应站在维护中小股民的利益角度，采取 措施，坚决稳定股市。股市大起大落，是国内外大集团资本利益的需要，任一个民权政府都 不会任其所为。为什么不能理直气壮呢！

4、银行控股权问题、对银行控股权最早的争议是始于2005年初，最高管理层决定四大国有银行改制上市。2005 年4月23日我在强国论坛上发长文《四大国有银行的改革，一个十分沉重的话题！，由此在 》 网上引发了国有银行是否贱卖的大争论。而本次银行控股权争论，则起于银监会《银行控股 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由中央民族大学张宏良教授领军发文《控股中国银行——劫 难第一单》，对银监会提出质疑，警示风险。本来，银监会《银行控股股东监管办法(征求意见稿)》一文是迫于落实“入世”协议的需要，原在2003年银监会颁布的 《境外金融机构投资入股中资金融机构管理办法》 中的单个外资持 股中资行20%上限仍构成对外资的制约。但是，近几年来国际金融的险恶环境，

第五篇：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当前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问题及其原因

问题：

根据2010-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研究报告的数据分析，当将社会心态的指标体系设计为两个方面：一是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二是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方面。社会认知和感受方面主要包含生活压力感、生活安全感、社会稳定感、风险认知、幸福感等，社会态度和行为倾向包含个体或群众对社会各方面的态度和价值观，以及对社会行为、矛盾和冲突的应对策略和人际沟通模式等。

我们先来分析第一个方面，当前中国城乡居民感受的生活压力感明显增大，尤其近两年来消费者物价指数持续走高，影响到了许多老百姓日常基本生活物品的购买，据国家统计局2011年第一季度数据显示（），其次生活安全感方面，由于受到几乎存在于中国整个奶业的三聚氰事件等食品安全事件的影响，居民民众对食品安全、交通安全、医疗安全和社会治安的担忧，导致了居民评价的各项安全感基本上处于“比较安全”的水平。市民对社会信任得分仅为62.90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极低信任”的最下限。两年来国家统计局2010年11月11日数据

本文所说的社会心态，是一段时间内弥散在整个社会或社会群体/类别中的宏观社会心境状态，是整个社会的情绪基调、社会共识和社会价值观的总和。在一个剧烈变动的社会中，社会心态既是社会变迁的表达和展示，也是社会建构的一个无法忽视的社会心理资源与条件。正因如此，“民意”、“民心” 的重要性总是作为执政者的行政基础不断被提及。可以说，社会心态是社会的“晴雨表”和“风向标”。要构建和谐社会，没有和谐的社会心态是不可想象的。值得注意的是，目前我国社会心态中存在一些不和谐因素，需要我们高度关注并积极设法引导。

一、我国社会心态存在的主要问题为了分析的方便我们通常把社会心态分为社会认知、社会态度与价值观念、社会情绪和社会行为策略，但实际上这些内容时刻是融合在一起的。笔者认为，目前社会主要存在以下一些社会心态问题。

（一）生活压力加大与社会支持不足零点研究咨询集团2010年4月在全国进行的调查显示，尽管城镇居民对物价上涨感受明显，但54.8%的居民表示对于当时的物价水平可以承受，30.5%的人表示“一般”，仅有14.2%的人表示难以承受。2010年10月中旬零点研究咨询集团再次进行了类似调查，结果显示，在城市、小城镇和农村地区，分别有49.8%、40.5%和47.7%的受访者表示当前的生活压力比较大或压力很大。压力主要来自物价上涨、就业难、房价高、看病难等方面。

在竞争日趋激烈、生活节奏不断加快的背景下，生活压力加大是一个不争的事实。而另一方面，我国社会转型过程中单位社会已趋终结，而填补单位社会社会支持功能的公民社会却未见雏形。社会学认为社会支持是一个可以运用一定的物质和精神手段对社会弱势群体进行无偿帮助的社会网络。在恶性压力下如果得不到社会支持，个体会产生无助感、绝望感，产生心理问题或出现极端消极行为。如2010年富士康员工发生连续自杀事件，就是突出的例子。根据我们的调查，当前人们获得社会支持最多的是家庭、朋友、同乡等传统社会关系，社区、工作单位和地方政府在社会支持系统中，基本上处于“没有帮助”和“帮助较少”水平。仅仅依靠以家庭为核心的社会支持难以支撑每个人的生活压力。

（二）安全焦虑与风险漠视并存一方面，不断发生的食品、药品安全事件使得民众长期处于焦虑状态，而另一方面，社会整体的风险意识并不高，导致一些安全事故、灾难频发。

2010年6月，《小康》杂志社联合清华大学媒介调查实验室，对全国12个城市开展公众安全感调查。调查结果显示，群众最担心食品安全的比例为72%，担心社会治安的比例为67%，担心医疗安全的55%，担心交通安全的51%，担心环境安全占39%。

一个本不属于热点的新闻受到中国媒体和民众的持续关注，从智利矿难的发生到33名矿工在69天后被成功营救，民众不可能不将之与我国频繁的矿难和高投入的救援和很低的救援成功率相比较。2010年1—10月全国发生矿难22起，死亡人数456人，仅3月份就发生5起，每期最高死亡46人，最低死亡10人，共死亡111人。

当前风险防范的突出问题是对于关系个人的风险意识较强，而对关系到群体或社会的风险重视不够，对于突发的、伤害性大的风险警惕性较高，而对缓释性的、无直接生命伤害的风险防范不足。

（三）社会信任面临困境社会心态蓝皮书课题组在北京、上海和广州的社会信任最新调查结果显示，三市总体的社会信任状况堪忧，社会信任总体得分仅为62.9分，到了信任的底线，即“低度信任”的最下限。市民的特殊信任程度高，而普遍信任程度低，不适应以生人为主的工商社会生活，也极大地影响了人们对制度、规则、机构等的信任和对契约、规范等的遵从。

虽然我国的公共权力机构和管理部门的社会信任程度高于其他机构和组织，但市民对这些机构的社会信任评价水平并不算高，接近“中度信任水平”，而市民对商业行业则处于“基本不信任”的水平；对中央政府的社会信任度高于地方政府；对中央媒体信任程度高于地方媒体。对中央政府的高信赖，仍然是重要的社会整合的心理资源，但是，另一方面也反映出地方政府的公信力较低、社会组织健康成长的环境比较差的现状。在人际信任上表现出传统的人际观念，最信任的是“家庭成员”和“亲密朋友”，其次为熟人、单位同事、一般朋友、单位领导和邻居，最不信任的是网友和陌生人。人际信任退缩在家人密友中，说明信任一般人的风险过大，是一个影响社会正常发展的问题。

许多人认为，与其说现代社会存在着信任危机，不如说当前社会存在社会信任困境。

第一个困境是社会信任不断降低与社会信任重建艰难。信任可分为水平信任和垂直信任两大类，水平信任是指对周围他人的信任, 比如人际信任，垂直信任是指对层级机构或领导者的信任。第一个困境可以看做水平信任的问题。

社会信任的第二个困境是民主和信任的矛盾。这是关于垂直信任的问题。沃伦指出，民主的成分越多，就意味着对权威的监督越多，信任越少。这说明，信任和民主之间有着内在的冲突，使得我们难以判断垂直信任高低的优劣。

研究者发现, 信任在个人、组织等不同层次之间可以转移, 人际信任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人们对层级化社会组织的信任, 比如对各级政府机构和管理者权威的信任。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对于组织机构某些工作人员、公共权力机关某些权威的不信任也可能转化为对于机构、行业、组织和政治的不信任。

社会信任重建是全社会的事，既包含了水平信任的重建，也包括了垂直信任的重建。在一定意义上，垂直信任的重建更为关键，直接影响到水平信任的建立。公共权力执行者和公共权力机关的失信不仅仅造成成本增加，而且也意味着社会普遍规则的失灵，交易将无法进行。

（四）经济增长与幸福感提升不同步根据调查，目前百姓觉得幸福和有尊严的比例约为7成多。在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中国民生指数课题组2010年8月的调查中，认为自己“非常幸福”的比例为14.9%，认为自己“比较幸福”的比例最高为59.2%，两项相加得到倾向于认为自己生活得幸福的居民比例为74.2%； 13.6%的人选择了介于幸福和不幸福之间的“说不清”；但9.8%的人认为自己生活得“不太幸福”，2.5%的人选择了“不幸福”，倾向于不幸福回答的比例为12.3%。

我们看到调查中七成的人感到幸福，但是，我们知道幸福的人数再多也抵消不了不幸福的人数，而反过来，很小比例的不幸福人群可能会消减很大的总体的社会幸福。另外，幸福不等同于幸福感，使人民幸福并非单纯提升人们的幸福感，那样的话，社会政策可能还没有心理辅导和宗教教义更立竿见影。对于社会来说不可能做到使人民绝对的幸福，因为幸福是非常主观的个体感受，受很多因素的影响。但是，幸福也包含了客观的成分，社会约定俗成地对于人的生活状态是否幸福有大致的评价，政府就是要为社会的大众提供满足幸福的基础方面，换言之，就是消除那些可能使人民不幸福的社会因素，比如贫困、失业、不安全、灾难、不公平、社会秩序混乱等。

（五）底层认同可能导致群体极化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结构变动相对剧烈，社会阶层的差距也逐渐拉大。然而，多年来，中国居民的阶层认同特点变化很小，居民的阶层认同偏低，多数人自我认同为中等和中下等。我们要警惕底层认同产生群体极化现象。

2007年一位记者要写一篇《中国中产阶级调查》，一个月时间采访了50位他认为属于中产阶层的人，但令他困惑的是这些人几乎都不认同自己是中产阶层。许多人都觉得自己是弱势群体，甚至一些国家公务员也这样认为。多年来的调查都是类似的结果，好像这种阶层认同已经定型化，阶层认同一直偏低，出现了较大比例的底层认同。

这种现象可能与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低有关，较低阶层向较高阶层的流动机会越来越难，而长期处于低社会阶层的人在预期与现实的距离长期得不到拉近的情况下，更容易产生对社会不公平的看法，体会到一种人生的“挫败感”。

从2010年3月23日到5月13日，短短50天时间国内接连发生6起针对幼儿园或小学学生的恶性凶杀案件。这些血案的凶手的行为都属于报复性的攻击行为，也就是具有受挫经历的人在一些刺激因素激发下采取攻击他人的行动。除了警惕产生“挫败感”后的极端行为外，需要特别注意的是惨案后的社会反应，许多人流露出对于行凶者的理解和同情，只是觉得他们不应该把孩子作为报复对象，而应该针对贪官。这种同情心态的出现与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人具有相同的“挫败感”有关。一些处于社会底层的人把自己的不成功归因于社会的不公正，表现出对社会现状的不满，他们更容易同情有挫败经历的人。

共同的底层认同会逐渐形成一种底层群体的群体心态。美国心理学家桑斯坦认为，“当人们身处由持相同观点的人组成的群体当中的时候，他们尤其可能会走极端”。也就是说，在群体中更容易强化原来的态度倾向，造成明显的一边倒，加强原来的态度强度，可能出现风险性更大的决定。我们看到一些所谓“无利益冲突”的群体性事件就是由具有共同态度的人聚集逐渐使得决定和行为极端化，逐渐失控的。

（六）群体性怨恨可能成为社会情绪“我爸是李刚”，这是2010年最触犯众怒的一句话，这个事件有着极其深刻的社会内涵，反映了一个突出的社会心态——“群体性怨恨”。这种“群体性怨恨”是“官民冲突”和“贫富冲突”的反映。

近年来民众的不满情绪，主要存在几个指向对象，一是对于贪污腐败、不作为的官员，一是“为富不仁”的商人，还有一个是针对一些不公平的社会现象，以及造成这些不公平的公共权力机关。

在最近山西一对警察夫妇在家中遭杀害的案件中，媒体和民众关注的焦点始终是这对警察夫妇的宝马车和巨额财产。2009 年发生在湖北省巴东县的“邓玉娇案”、2010年“凤凰少女跳楼案”都引起全社会的关注，案件一发生民众就表达了对司法机关的不满。这些案件本身可能属于个案，但这些案件背后所投射出的社会心态更令人担忧。我们经常看到的一种现象是，用个人的不满解读发生的事件，表达出对于司法部门、公共权力机关的不满情绪，形成群体性怨恨。

群体性怨恨与社会存在的不公平、个人发展困难、个人生活状况得不到改善等因素密切有关。调查中发现，高考制度被认为是最公平的，其次是义务教育，而城乡之间的待遇被认为是最不公平的。除“高考制度”和“义务教育”处于“比较公平”水平外，其他方面都处于“比较公平”和“不大公平”之间。民众对“富二代”、“官二代”的不满表达的正是对于机会不平等、贫富差距过大的不满。

一些现象被解读为“仇富心理”，但根据我们调查的结果，虽然民众对贫富差距加大不满，但并不存在所谓的“仇富心态”。我们也可以看到那些列入富豪榜的人受到明星一样的追捧。也就是说，民众的怨恨针对的是富人的不良行为。

要特别警惕这种“群体性怨恨”扩大化为整个社会的情绪。

（七）利他行为的主动性、习惯性不足2010年玉树地震、舟曲泥石流的灾难让民众看到了许多感人的助人故事，但发生在2010年下半年昆明、青岛、南京、北京等地区的“血荒”却拷问了我们社会的利他行为和鼓励利他行为的机制。

从调查中我们也可以看到几个特点，一是大事件激发下的利他行为踊跃，二是经过组织的利他行为仍然是多数，也就是利他行为缺乏主动性。

社会的慈善观念还需要逐步树立，鼓励利他行为的社会制度和机制还没有建立，社会存在一些不良的风气有待消除。我们看到民众对于一些富人、名人、企业捐赠金额表达不满；把慈善仅看成是富人的事情、别人的事情的自我排除现象大量存在；一些企业的慈善行为成为一种表演和形象推广；甚至出现所谓的“诈捐”……

（八）社会矛盾和冲突解决渠道低效易导致极端行为的产生我国处于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和冲突不断暴露，但面对不断出现的新旧矛盾和冲突，目前存在着解决渠道不通畅、解决

措施不得力的问题，致使一些矛盾不断升级。

2009 年全国共发生近9万起各类群体性事件，维权引发的事件仍占80%以上。沟通和上访是民众解决冲突和矛盾的主要策略。2008年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的全国调查发现，在遇到矛盾和冲突时，多数的策略是“无可奈何，只好忍了”和“没有采用任何办法”。尝试解决问题策略中用得最多的是沟通策略和上访策略，即“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和“上访/向政府有关部门反映”。“与对方当事人/单位协商”在医患冲突、劳资冲突中使用得最多，比例分别为33.5%和29.2%。采用上访策略最多的是遇到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问题，比例为26%。对抗性策略极少使用，但少数人在认为个人利益受到严重侵害时会使用，如遇到司法不公、医患纠纷、征地拆迁补偿不合理、劳资纠纷和环境污染损害时，有人采取暴力反抗，比例分别仅为2%、1.6%、0.8%、0.8%和0.1%。

不难发现，对于各类矛盾广大民众的初期解决策略绝大多数是理性的，采取冲突性手段的极少。从一些发生的激烈冲突和演变为恶性事件来看，许多当事人都是在尝试了多种解决策略无效的情况下采取极端手段的。在一些较为激烈的矛盾和冲突中，最该起作用的法律途径被弃用或使用率低，这是值得关注的现象，而被采用最多的沟通和上访途径对于解决问题的效果很有限，这就造成许多人的极端行为，如系列校园惨案中许多人采取了暴力攻击的手段，一些人采取暴力、自焚的手段应对强制拆迁。

原因：

1.文化断裂与冲突：中国传统文化与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断裂，西方文化与部分西方化的中国当代文化之间的冲突，譬如体现在“家庭与婚姻观念”和“中西方节日特别是中国传统节日的观念”等等，使许多国人（特别是青年人）陷入了一种“纠结”和“无所适从”的境地之中。

2.当代中国之发展：当代中国之发展日新月异、成效显著，然而，飞速发展的背后难掩其问题重重：诸如发展不平衡（地域发展不平衡、行业发展不平衡等）；发展模式单一和不稳定；发展中急功近利之思想盛行；社会竞争不公平、激烈和失业率高等。在这样的一种大社会环境中，许多年轻人特别是身处大学校园的学子们对未来的职业生涯总难免产生迷茫和担忧的情绪，然拘于当下社会和大学之现状却又多少无可奈何，这样“对当下状况之不满，对未来生活之迷茫”的现状让他们多了焦虑、浮躁，少了冷静、憧憬。

3.个人因素：当下中国社会，人民物质生活已非常丰富，然这些丰富的物质对许多青年人特别是像如今许多涉世未深的中学生而言却成了对他们的极大的诱惑，他们往往溺于享受和消遣这些新奇的事物，这方面的事例诸如“网瘾”、“网恋”等等不甚枚举。最终，他们耽搁了自己的学业，缺失了对自己的精神生活的关注和照看，而出现了对当下生活的浮躁和对未

来生活的焦虑等等不良心态。归根结底，则是这些人缺乏对自我的约束和律省、对未来生活没有明晰的理想和目标、意志力不坚定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