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社会发展中行政道德问题的思考

第一篇：关于社会发展中行政道德问题的思考

关于社会发展中行政道德问题的思考

内 容 摘 要

切实加强行政道德建设是当前一个重大而紧迫的课题。本文介绍了行政道德涵义；对现阶段我国行政道德失范及其因进行了分析：传统观念的制约、市场经济条件下促使行政行为中权钱交易增多、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法制建设的滞后以及社会监督的缺失；提出了行政道德建设的途径：加强行政道德的法制化、健全行政道德建设的激励机制、加强行政道德的监督机制和有建立健全、公开、公平的行政道德考评机制。关键词：行政道德 依法行政 监督机制 惩罚机制-1-

关于社会发展中行政道德问题的思考

随着改革的深入，我国已进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新阶段。在新的历史时期，社会更加注重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协调发展。行政管理涉及到国家公共事务，是与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休戚相关的重要领域。在行政工作中，思想道德因素是灵魂和核心。只有推行以德行政，才能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促进人类社会文明的不断进步。

一、行政道德涵义及其基本要求

道德是人们关于善与恶、正义与非正义、公正与偏私、光荣与耻辱的观念和行为规范的总和。行政道德则是调节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同行政对象关系的一种行为规范。[1]行政道德是一种职业道德，它具有职业道德的一般特征，如：职业性、特定性、公共性、操作性、连续性和时代性等。行政道德又是一种特殊的职业道德，它是国家机关及其公务员在行使公共权力，管理公共事务，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所必须遵循的行为准则。因此，行政道德又具有不同于其它职业道德的特征，如：阶级性、强制性和示范性等。行政道德无论作为一般的职业道德，还是作为特殊的职业道德，在不同时期都具有不同特征，表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当前行政道德的基本要求至少包含了以下内容：

一是服务意识。即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这既为我国的国家性质所决定，又是行政人员工作的基本出发点和落脚点。因为从本质上说，管理本身就是一种服务。所以行政人员具有强烈的服务意识，这也是行政道德的出发点和归宿。

二是诚信原则。即诚实守信，就是要求行政人员坚持党和政府的有关规定，一切从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出发，敢于为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同一切违法乱纪行为作斗争，说实话、办实事、做有原则的人，按照事物的本来面貌去认识问题，处理问题。

三是廉洁奉公。珍惜国家和人民赋予的权力和义务，高度负责地行使国家行政权力和执行国家公务，绝不利用职权和地位为自己谋私利、搞特权，做事公道正派。

四是全局观念。全局观念，是指一切从行政系统整体及其全过程出发的思想和准则，这是调节行政系统内部个人和组织、组织和组织、上级和下级、局部和整体之间关系的行为规范。[2]行政系统是一个由各个部分构成的极其复杂的有机整体，全局高于局部，没有全局就没有局部。行政人员必须识大体、顾大局，要个人利益服从整体利益，局部利益服从全局利益，下级利益服从上级利益，地方利益服从全局利益，那种不顾国家全局利益和法令，甚至政出多门、各行其是的行为，必然会导致行政管理宏观的失控。

行政道德的建设过程，实际上就是通过多种传播形式把社会的目标、规范和准则转化为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道德认识、情感、信念和意志，从而经由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道德实践，达到对社会整体利益的维护这样一个过程，从本质上来说应该是一种他律性和自律性相统一的过程。行政道德建设所要追求的目标就是，行政主体及其工作人员的道德理想要与各种具体的行政管理中的道德、原则和规范形成完整的统一整体，使之能在各种情形下都能坚持行政管理中所要求的道德原则和规范，而且在遇到种种观念和利益冲突的情况下，仍旧能够理性地、公正地、合乎自身角色要求地予以处理，而无愧于行政人员的岗位职责。

二、行政道德失范及其原因分析

行政道德失范，就是指在社会生活中，作为公务员存在的意义，规范其行为的道德价值缺失，或者缺少有效性，不能对公务员的行为发挥正常的调节作用，从而表现为公务员行为-2-的混乱无序。[3]引起公务员行政道德失范的主要原因包括：

（一）传统观念的制约

众所周知，我国有悠久的历史，丰富的文化遗产。其中行政道德既有至今仍不失其光彩的精华，也有不少的糟粕。我们今天的行政道德就是从这优劣混杂的历史遗产中发展演变而来的，因此难免受旧的行政道德的影响。在我国漫长的封建社会里，颇具影响力的儒家文化几乎成了当时行政道德的指导思想，统治阶级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使儒家学派的忠君思想、等级观念发展成为封建行政道德的主旋律并得以延续。

新中国成立后，我国的行政面貌有了根本性的改善，出现了前所未有的新局面。但这种至今令人念念不忘的行政道德维持的时间较短。林彪、“四人帮”的十年浩劫不仅把一度存在的高尚行政道德毁坏殆尽，而且导致了极端个人主义的盛行和无政府主义的泛滥；当时一些“左”的思想和做法已经使某些过激做法已经使行政道德扭曲变形，拔乱反正时纠正“左”的某些过激做法，又使部分行政人员产生误解，走向另一个极端，去追求个人享受而忘记了对社会的责任。“文化大革命”那样全局性、长时间的错误行动把行政道德践踏得面目全非，个人崇拜盛行，革命化被搁置边，“为人民服务”、“公而忘私”的行政道德念也遭到批判。这些错误思想仍侵蚀着某些行政人员，从而加剧了行政道德失范现象。

（二）市场经济条件下促使行政行为中权钱交易增多

在我国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一次社会经济关系的大变动，给社会带来了全方位的巨大变化，引起了人们道德行为、道德观念和道德标准的深刻改变，扎根于社会经济生活中的行政道德规范的变化也在所难免。从政府行为角度来分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政府管理经济的职责、行为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从原来的指令型转向服务型；从原来的直接管理为主转向间接管理为主；从原来的订指标、批项目、分资金、拨物资转向利用经济、法律等杠杆搞规划、协调、指导、监督。政府职责、行为的这种转变是一个渐进和长期的过程，在这个过程中难免会出现政府新旧行为的交错、混杂。所以有些行政人员以手中的权力为筹码，向企业或个人“出租”权力索取高额回扣，把本职工作、正常业务变成有偿服务来获取暴利，具体包括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索贿受贿，在招工招干、升学就业、农转非、出国等问题上为自己和亲友谋取私利等多种形式。

（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影响

随着我国加入WTO以后，社会层面的全球化程度越来越高，资产阶级世界观、人生观及价值观也“泥沙俱下”大量渗入，诱使一部分人价值观发生变化，个人私欲攻心，享乐主义盛行。这种以享乐为基点的世界观与个人私欲有着自然的亲和力，管理国家公共事物的国家公职人员因为手中有权，如果没有自觉的律己意识就极易受这种世界观的影响，极有可能因个人私欲导致个人主义，再由个人主义滑向享乐主义、拜金主义，最后不择手段地以权谋私和走上腐败的道路。

（四）法制建设的滞后以及社会监督的缺失

我国长期以来形成的“官本位”、“人治”等封建意识与现象根深蒂固，特别是在社会经济结构急剧变化的客观形势下，民主与法制建设相对滞后性，为有些国家公职人员的行政道德失范提供了一定的空间。孟德斯鸡曾说过：“人一旦有了权力，就滥用权力，使用权力直到尽头”，权力的这种无限扩张的倾向决定了对其监督和制约的必要性。新中国成立以后，党和政府就非常注意对政府权力的监督和制约，开展了许多运动，也取得了一定的成效。但是由于我国高度集权式的行政体制，使实际运行状态中的行政监督事实上仅限于上级对下级的监督，而上级对下级的一对多的关系，又使这种监督难以得到有效的实施。改革开放以后，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与法制建设和社会管理层面的各种规章制度建设都取得了很大的发展和进步，对权力的社会监督和制约机制也随之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但与迅速发展的客观现实相比，毕竟还存在着许多“真空”地带。地方政府的本位主义、地方保护主义导致行政部门对-3-国家政策“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政出多门、相互扯皮的“玩法”作派有恃无恐。许多问题莫名地陷入“无法可依”、“绕法而行”、“人情重于法”的尴尬局面。而对公共权力的监督约束乏力，对公共权力的约束机制失灵等，又给一些掌有权力的人滥用职权大开方便之门。

（五）对行政主体正当的物质利益补偿不足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经济取得了长足的进展，人民的生活水平大大提高。而我国公务员和国有企事业单位领导干部的工资收入却还维持在比较低的水平，不仅不能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府官员相比，而且就以我国目前的物质水平来说，也仅处于稍高于温饱状态的水平。而在高通货膨胀的年份，其实际收入还要下降。虽然我们经常强调奉献精神，但追求比吃饱和穿暖更高的形质生活水平，毕竟是和平时期每个人的客观需要，正如马克思所说:“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与他们的利益有关。”所以，随着整个社会物质生活水平的提高，仍把公务员的工资维持在较低的水平，就很容易使其中的一部分人失去心理平衡，挺而走险，走上以权力为手段和换取工资以外收益的道路，导致行政道德的失范。

三、行政道德建设的对策

当代中国的行政道德建设，既要符合一般道德建设的规律，又要根据当代中国的现实国情及行政道德的现状，结合二者确立科学、合理、有效的建设途径。[4]

（一）加强行政道德的制度化、法律化

制度建设是行政道德建设的根本保障。正如邓小平所说，“领导制度、组织制度问题更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制度好可以使坏人无法任意横行，制度不好无法做好事，甚至会走向反面”。可见，没有一套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行政道德建设是很难落到实处的因此，应当大力加强制度建设，将有关行政道德的内容制度化，法律化，也就是将部分道德规范上升为法律条文，特别对于权力和义务要用法律规范的形式固定下来。[5]应当说，长期以来，我国在行政道德立法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但其权威性和强制性不够，可操作性不强。因此，首先必须加快立法进程，切实做到有法可依。目前，涉及规范行政主体行为方式问题的法律基本上还是空白。譬如，防止机构膨胀，限制政府规模的《编制法》至今仍未出台；《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有许多明显缺陷，急待完善并且上升为法律；能对行政权力进行有效约束的《行政程序法》、《行政监督法》也需尽快出台等等。其次，必须实现行政道德规范的法制化。西方国家在进行行政道德建设时，相继制定行政官员道德法典、国家公务员道德法规和防止行政人员行贿受贿、贪污腐化、严重道德败坏和涉及利益冲突等的道德规范。英国政府就规定，各级官员必须遵守《荣誉法典》的各项规定；美国政府把履行《政府道德法》、《权利典章》作为各级行政人员职业道德的原则。最后，还要在全社会普及法律知识，使人们懂得公民的权利义务和自身合法权益，敢于拿起法律武器和各种侵犯其权益的违法犯罪行为斗争。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监督行政官员依法行政。

（二）健全行政道德建设的激励机制

在现代行政道德建设实践中，要从人们普遍重视和追求物质利益的特点出发，加大对在道德方面有突出成绩者的物质奖励力度，同时还要继承发扬我们党和政府一贯坚持的精神激励的好的传统做法，对行政道德建设上有突出贡献和成绩的行政人员予以重奖；专设廉政奖励基金勤政为民基金进行相应的奖励；对行政道德建设的先进单位进行表彰和奖励。还要注重发挥行政道德本身的激励作用，行政道德是激励行政人员奋发向上的强大的精神动力和精神力量，有明确的道德规范标准，能培养行政人员养成文明健康的生活习惯，从而激励和造就一支道德高尚的行政人员队伍。

（三）加强行政道德的监督机制

行政权力是一种政治上的强制力量，它具有占有性、扩张性和排它性的特性。因此，行政权力越大，越需要进行有效的监督和制约，以防止权力的滥用。因此要充分发挥党组织的-4-领导和监督职能，扩大各级权力机关的监督权力，重视人大代表的作用，随时随地对政府机关及其公务员行为实施有效监督，及时纠举、弹劾乃至罢免不称职的行政人员；切实加强司法监督；鼓励传媒监督和公民监督，奖励举报有功人员；衷心欢迎和虚心接受民主党派人士对政府行政行为进行监督等。

就行政监督的有效性而言，主要应依靠两个方面的监督：一是组织监督，一是社会监督。组织监督包括施政机关体系内部的监督和纪检监察部门的专门监督，其具体的监督形式包括批评与自我批评、民主评议与考核鉴定、检举揭发与专门审查。组织监督就是希望发挥组织自我调适、自我完善的功能，力求率先由组织督促行政人员履行行政道德。社会监督是指社会的各个阶层和各个团体对施政机关行政道德的监督，它往往表现为社会舆论监督。对行政道德的监督方式又可分为内部监督和外部监督。内部监督是施政机关内部上下之间的监督，各部门之间、前后程序之间、同事之间的监督。行政复议、审计监督和行政监察也属于政府内部的监督。外部监督是施政机关外部对施政机关道德建设的监督。一是权力机关——人民代表大会的监督。比如，审议批准政府提出的法规，对行政执法进行检查，受理公民的申诉等。二是司法监督。《宪法》规定，检察院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的行政行为享有监督的权力，法院通过行政讼诉或刑事诉讼对具体行政行为或犯罪行为进行监督或惩处。三是群众监督。这是广大人民群众直接参与管理国家事务、社会事务，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力，是实现人民民主的具体体现。群众监督包括对政府及其工作人员提出听证、建议、批评、检举、申诉和控告。四是舆论监督。主要是通过报刊、广播、电视等舆论工具实施监督。此外，还有党的纪律监督和组织监督等。

（四）建立健全、公开、公平的行政道德考评机制

要把行政道德建设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纳入行政建设的总体规划和行政目标管理的考评工作之中，同时把行政道德建设作为精神文明建设的考评目标，统筹安排，协调推进。对行政道德建设目标的考评必须做到四个结合：一是把对行政道德建设目标的考评与行政工作的总体目标考评结合起来；二是要把行政道德建设目标考评与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容要求结合起来；三是要把行政道德建设目标的考评与勤政、廉政结合起来；四是要把行政道德建设目标的考评与工作态度、工作质量和工作效率的好坏结合起来。在考核程序上，一是要建立起相应的权威组织和专家考评制度。这些组织应是具有执行权力的独立机构，不受被考核行政单位的制约；二是建立公开透明制度。严格的评审程序、完善的评价指标体系、专家构成、评审结果及申述仲裁机制等都应完全公开透明，避免暗箱操作；三是建立公示制度。对于初评结果，在相应的范围内保留一定的公示期，以征求多方意见，提高评审结果的公正性。-5-参考文献

1.陈永胜.略论行政道德建设.行政与法.2002(5)

2.红磊、王守宽.行政道德建设的基本要求及其途径探讨.湖北社会科学 2001(10)3.刘剑锋.我国公务员行政道德失范的原因探求.重庆社会科学.2005(8)4.邵志义.完善行政道德建设的对策构想.科技进步与对策.2000(4)5.李友民.当前我国行政道德的特点.云南行政学院学报.2003(6)

第二篇：社会发展中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思考

文章标题：社会发展中的人口、资源与环境问题思考

研究社会发展问题，不能不重视广为关注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然而，如果我们仔细地分析一下，可以看出常常被习惯地排列在一起的这几个问题实际上并不属于同一个逻辑层次。其中，人口问题是社会领域——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包括社会主体和社会客体的统一的广义的社会领域之内的问题。而所谓环境，则是指人类社会所赖以存在的自然界，因而环境问题应是社会领域之外的问题。至于资源，却是指自然界中可以用来进行开发、以适合人类社会需要的那一部分，因而所谓资源问题应包括在环境问题当中。按照这样一种逻辑分析，我们便可以将这些问题相对区分开来，从社会发展理论的角度分别进行研究。

关于人口问题的研究涉及到人口的数量、质量、结构、分布等方方面面，而社会发展理论对人口问题的关注点首先是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一般说来，这一关系应该从两个方面去把握。一方面，人口因素对社会发展有着重大的影响。从根本上说，一定数量的人口的存在，是一切社会结构体系存在和发展的前提。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但是在社会发展过程中，又决非人口越多越好。如马寅初先生所说：“如果对人口的增加不加以控制，生产力和人民生活的提高就会受到严重的影响。”所以，只有使人口的增长与社会发展水平相协调，亦即保持适度人口，才能真正有利于社会发展。另一方面，社会发展的状况又制约着人口问题的解决。社会生产力和整个社会结构体系的发展水平不同，社会文明的程度不同，对人口问题的解决方式也就会相应地不同。一般说来，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总是要为人口问题的解决不断创造出新的有利条件，但这些条件又都是有限度的、具有相对意义的，对此应有一个客观的认识。

在探讨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时，我们当然还必须注意到另一个相关问题，即人口因素对自然环境的影响。但是这一问题已经将我们带到了一个新的关系层次，即包括自然资源在内的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因为人口因素既然是属于社会领域之内的存在，它与自然环境的关系当然应归属于社会领域与自然领域这两大领域之间的关系。

从社会发展理论研究的角度看，这里也需要有两个方面的认识：一方面，自然环境对于社会发展来说无疑具有一种根本的意义。人类社会是在自然界长期发展的基础上产生的，并且是依赖于自然界而存在和发展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自然界，就它本身不是人的身体而言，是人的无机的身体。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地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不仅如此，人类社会的一切活动都是在一定的自然环境中进行的，都必须借助于自然环境，包括蕴藏在这一环境中的各种资源。所以，自然环境作为一种基本条件，制约着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和整体过程；自然环境的状况，从根本上规定着人类的生活质量，以及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可能前景。而另一方面，社会发展又会对自然环境发生重大影响。人是能动的存在物，他并不是像动物一样只是被动地依赖自然，而是要“通过实践创造对象世界，改造无机界”，即“再生产整个自然界”。其中，物质生产活动便是“人们仅仅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都要进行的”“第一个历史活动”。这种物质生产活动以及其他各种实践活动如果进行得当，当然会作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进行物质能量交换的基本方式而发挥其积极作用；但若违背了客观规律，或者只是为了一时之需而不顾后果，那就会导致对自然环境的破坏，从而损害人类社会自身存在和发展的根基。而也正是在这一方面，人口因素对自然环境有着特殊的影响：如果人口增长过快，数量过多，超出了自然环境（包括各类资源）所能承载的合理范围，那就会从根本上给自然环境带来过于沉重的压力和负担，不论这种压力是通过日常生活直接表现出来还是通过对社会生产的压力而间接地表现出来，最终都会导致自然环境的恶化。

无论是人口与社会发展的关系还是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在社会发展的不同阶段上是有着不同的情况的。如果说在以往的渔猎社会和农业社会阶段上，这些关系中还没有出现大的问题，那么自从进入工业社会阶段之后，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就日渐作为一个问题群突出出来。特别是二战以后，世界各国进入了一个新的相对稳定的发展时期，这一时期的经济、技术发展以及整个社会发展所取得的成果令人骄傲；但与此同时，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也成为全球最令人关注和担忧的问题之一。在人口方面，总体来看增长太快，或者说急剧膨胀。据统计，在20世纪下半叶，世界人口总数翻了一番多；1987年突破了50亿大关，1999年达到了60亿，目前还在以每年大约7500万人的速度继续增长。这样一种速度和数量，一方面对自然环境造成巨大压力，另一方面也很不利于社会发展。如L．R．布朗和H．凯恩曾指出的，“世界很少面临过如

此明朗的紧急局势，其规模如日益增长的食物与人之间的不平衡一样明确。”而且，世界人口的分布极不均匀，特别是新增人口大部分集中在发展中国家，这就更是加剧了问题的严重性。在资源和环境方面，问题则表现为由于人类在物质生产过程中盲目开发和索取、各种工业加工手段和化学物质的大量使用以及废弃物的不适当处置而造成的对自然生态系统的严重侵扰和生态平

衡的破坏，结果导致自然环境的各种污染和各类资源的耗竭，诸如气候变异、酸雨成灾、水质变坏、噪声升级、放射性物质扩散、自然灾害频发、森林和草地萎缩、土地荒漠化、能源匮乏、水资源短缺、金属矿产资源消耗剧增、动植物资源锐减等等。这些问题的发生，极大地损害了社会发展的根基，并且进一步危及整个人类的生存。

面对人口、资源和环境方面出现的这些严重问题，学者们提出了不同的观点和主张。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我们应该对社会发展过程中的人口、资源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具有信心，而且这一信心不仅应建立在科学技术的不断进步的基础上，同时还应建立在整个社会的发展进步和人类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上。人类有能力处理好人口与社会发展、自然环境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但是又决不能盲目乐观，要充分意识到我们所面临的问题的严重性，从而以科学的态度和对整个人类负责的精神认真研究和解决所发生的问题，积极探寻社会发展与人口增长以及自然环境保护之间相协调的新路子。在这方面，已经越来越成为共识、并为越来越多的国家付诸实践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就是一种正确的和现实的选择。我们应进一步明确方向，更好地推动这一战略的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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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林业发展中存在问题调研思考

科学发展观是在认真总结我国建国以来社会、经济发展的经验和教训，根据我国实际国情创立的科学理论，是我国当前和今后很长时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的指导思想；是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继承和发展。我们林业部门学习和践行科学发展观，就是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林业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使林业充分发挥“三大”效益。下面我就学习和践行科学发展观谈一点体会，着重是林业发展过程中几个问题的思考。

一、关于对林业“三大”效益的思考

大家都知道，林业具有经济、生态、社会三大效益。生态效益重点保障国土安全所发挥的效益。社会效益重点是林业为广大国民和社会提供优良的工作，居住、生活条件和环境，提供优良休闲、旅游条件和环境，为国民提供一系列的林业产品等等，所体现的效益。我们现在所说的林业经济效益是林业提供直接产品的价值效益。其实不然，林业的经济效益应该是两大部分组成。一部分是林业提供的直接经济效益，林业直接经济效益应该包涵森林、林木、林地所提供的一切产品的效益。包括林产品、林副产品，森林衍生产品（森林药材、森林食用菜等等），木材加工利润，从事林业生产活动的劳务报酬等。但是，我们现行统计方法和统计制度对林业经济效益即林业产值统计很不全面，很不完整。我们现在统计的林业产值是反映了林业直接经济效益的一部分。对林业的木材一次、二次加工利润，对森林、林地所产出的部分产品，如森林药材、森林食用菜、茶叶、从事林业生产活动的劳务报酬没有或者很少统计。所以，统计的林业产值低，林业产出率低，严重影响了林业的作用和地位。其实，林业的经济效益大头应该包涵在林业的生态、社会效益之中。林业的生态效益、社会效益不是空洞的，不是虚拟的。林业的生态、社会效益应该有一个量化的体现，一片森林一片林木，应该有一个为生态、社会的经济效益。只是我们现在没有对林业生态，社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做评估。还没有制定法律依据。对林业生态、社会所产生的经济效益还没有建立评估办法和机制。既然林业经济效益充分体现在林业发挥生态、社会效益之中，这就是要思考林业发展的指导思想和林业发展目标。林业发展的重点是什么？落脚点和目标在哪？这涉及到林业发展的根本方针、政策和指导思想的调整和统一。

二、关于对森林采伐限额制度的思考

大家知道，我国制定森林法规定：森林实行采伐限额管理制度。采伐限额管理制度的实行不尽合理，制约林业发展。采伐限额制度没有区别地区、地类、森林和林木类别，一味管死。森林、林地、林木应该根据用途划分两大类。一类划为生态公益林，把大江、大河两侧和源头、大、中水库的周边坡度陡峭、生态脆弱的地类划分为水土保持、水源涵养、自然保护区等发挥生态公益性的公益林。对生态公益林要大幅度提高生态补偿标准，或者逐步实行国有化，加强管理，管严、管死，使充分发挥生态公益林的生态、社会效益。另一类对低山、丘陵、湖滩、河滩地划分为商品用材林，大力发展用材、经济林，薪炭能源林、工业原料林。对这一类取消采伐限额管理制度。放开、搞活。现在实行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造成有权栽树、无权伐树，使谁栽谁有成了空话。一个企业、一个个人、一个农户，栽下一片用材林、工业原料林、薪炭能源林，不能根据自己的需要而采伐，有林木经营和所有权，没有处置权。从严格意义上说，享有林木所有权应该就有林木占有、使用、收益和处分的权力。所以，我们的林权上所享有的林木所有权由于受到采伐限额制度的限制，这种所有权不全面、不完整、不彻底。譬如，某个企业在某个江湖滩地为企业生产发展一万亩杨树，到十年后，企业生产急需要一次性采伐，这种一次性采伐对生态没有任何影响，但是，由于受到采伐限额指标和限额制度的约束，不能满足企业的要求和愿望，这就严重影响了企业发展林业的积极性，制约林业发展。所以，要使林业又好又快发展，科学发展，必须要改变当前实行的森林采伐限额制度，根据林业的用途和类别分类指导，区别对待，该管严的管严，该搞活的搞活。以科学发展观为指导，促进林业又好又快发展。

三、关于林业发展中的机制、体制的思考

林业的机制、体制效益不尽合理，不尽完善，譬如，林业规划设计、林业资产评估、评定，应该从政府职能中剥离出来，实行企业化、公司化、市场化运作，林业勘察规划设计，林业资产评估和项目论证评定采伐不属于政府职能。现在我们职能上全部包揽，既当运动员又当裁判员，对某个项目进行规划设计，对某个资产进行评估，同时，又是自己审批，这不利于政府的公正性、规模性和科学性，应该在政府职能之外设置和组建企业化、公司化的林业规划设计，资产评估机构。实行市场化运作，把不属于政府职能全部剥离，这有利于林权制度改革，有利于林业改革和发展。

第四篇：关于“网络社会”的道德思考

一、“网络社会”：新型道德的基础

在形形色色的技术创新之中，如果把历史上那种能够引起生产方式的变化、并广泛波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导致社会整体变迁的技术进步称之为“革命”的话，那么，当今世界引人注目的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无疑可算是正在我们身边发生的一场声势浩大的“革命”。信息高速公路的雏形──因特网已获得了令人惊异的发展，目前全世界已有186个国家和地区的1亿多人使用因特网，并且它还在呈典型的指数增长方式发展，其主机数和联入网络数大约每10个月翻一番。特别是自80~90年代以来，原来只为军事、科研、教育等服务的因特网，开始向各行各业、向社会公众提供多样化服务，从而引起整个社会生产与生活方式的变化。在经济领域，它突出了知识、信息的价值，有利于广泛、迅速地传递商贸信息，沟通顾客和生产厂家，及时生产出满足顾客需要的产品；在政治领域，它用来在政府与民众之间进行信息沟通，充分发扬公民的民主权利，提高政府机构的办公效率，提高其科学管理及决策的水平；在军事领域，它可以使军事指挥系统全面迅速地掌握敌情，加强全局的协调、控制和快速反应能力；在科教文卫领域，方便人们查询、利用各种信息资源，进行科研合作、远程教学、医疗会诊；在生活领域，可以实现电子购物、虚拟旅游、交互式娱乐；……电子广告、电子商场、电子银行、电子报刊、电子教室、电子图书馆、电子论坛、电子会议、电子购物、电子游戏，以及远程医疗、远程点播等网络应用皆出现了爆炸性的增长。这期间，人们的社会交往、活动方式也出现了引人注目的改变：现实社会中人与人之间交往的主要形式是面对面的直接交往，交往、活动的范围受制于物理时间和空间是比较狭窄的；而以因特网为基础，人们之间的交往以间接交往的形式为主，以符号化为其特征，交往、活动并不受物理时空的限制，也就是说，网络交往、活动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是现实社会所无法比拟的。总之，因特网正以极快的速度，把社会各部门、各行业以及各国、各地区联成一个整体，形成了所谓的“网络社会”或“虚拟社会”。现实社会生活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网络，甚至可以说离开因特网，现实社会生活有可能陷入瘫痪状态。一些国家和地区已经在进行规划，计划在21世纪初进入建立在因特网之上的“网络社会”。

“网络社会”与现实社会不是对立的，网络社会生活是从现实社会生活中分化出来的，它是社会人通过因特网（作为网络人）相互交往的过程，它必然以现实社会生活为背景。如果用物理空间和电子空间(Cyberace)比喻现实社会和“网络社会”的生存空间的话，那么，电子空间并不能取代物理空间，因为人毕竟还是一个物理的存在物。虽然电子空间会极大地改变传统社会的结构，但人的物质、能量的需求毕竟还要在物理空间里得到满足，即使是人的感知和情感需求，也需要在物理空间里才能获得直接的满足，比如基于家庭的各种情感，就需要家庭成员在一个物理的地点才能很好的培育和升华。真实的情形是，电子空间与物理空间各有所长、互相补充，它们共同构成了人们的生存、生活环境。

应该承认，网络形成之初，它不过是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一种技术手段和工具。开始这个电子空间的规模很小，不过是一个机房内、一个工作单位内的几台或多台计算机互联而形成的，不过是物理空间的补充。在这个小小的电子空间中，适应物理空间的传统道德规范是基本适用且够用的。当然，既然有一种新的相互联系、沟通、交往的方式，就如同驾车必须遵守交通规则一样，也必须遵守信息高速公路进行联系、交往的具体规则。这些规则首先是一些技术性规则，如文件传输协议、互联协议等，这是人们得以联网的基本前提；其次，是人们在联网的计算机之间进行交往的一些基本的“乡规民约”，如电子函件使用的语言格式、在线交谈应有的礼仪等。这些规则有时制定得相当具体，以电子函件为例，连字母的大小写、信息要简单精炼、主题应该集中、函件应该签名等都有规定。后来随着交往中冲突的增多，于是相关的人们开始组织起来，制定了一些更严格的协会性、行业性计算机网络道德戒律，如美国的全国性组织计算机协会制定的下列职业道德行为规范：为社会和人类作出贡献；避免伤害他人；要诚实可靠；要公正并且不采取歧视性行为；尊重包括版权和专利在内的财产权；尊重知识产权；尊重他人的隐私；保守秘密；等等。

如果说早期的局域网还不足以构成一个社会的基础、传统道德还基本适用并够用的话，那么，以全球性的、开放性的、全方位的因特网为基础的“网络社会”，则正在动摇传统社会道德的基础。美国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夫勒认为，人类文明发展至今已经经历了从农业文明到工业文明、再到以信息技术领头的“后工业文明”或称“信息革命”的三次“浪潮”，而每一次技术革命都将带来整个社会生产、生活方式的变化，也必将引起政治制度和思想道德观念的变化，出现新的道德观念和规范；当然，每两种文明之间在产生、转换和新文明确立过

程中会发生新旧文明之间的冲突，包括道德观念和规范的冲突。确实，由于社会生活基础、人们交往和活动方式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特别是人们的生活内容以及变革中的利益调整，人们的思想观念、道德情感、价值取向难免发生系统的改变，并产生出一些新的道德需求。那么，适应这一全新的电子空间，过去制定的一些零散的不成体系的网络道德规约便不够或过时了，需要

在传统道德的基础上，尝试制定比较系统的维护电子空间秩序、对人们的行为加以约束、要求的新道德规范体系，使人们的行为控制在一个新社会要求的范围之内。

也许有人会说，规范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限制，而因特网是人们自主自觉自愿互联而建立起来的，自由是网络的灵魂，那么，在网络社会中，人们为什么要交出一定的自由，接受这些约束性的规范呢？

不容否认，规范确实是对人的自由的一种约束或限制，真正对一个具有怀疑精神的健全主体来说，规范是需要理由的，是需要论证的。在面临问题情境时，我们时时刻刻都可反思：“我们是否应该……？”即是否我们认可或接受“应该如此”呢？或者面对现有的规范，我们也总可追问：“为什么应该……？”但是，我们应该看到，失去一定的自由只是规范的表面现象，并不是一切规范都全然是妨碍自己、扼杀自由的。毕竟不存在一个无限制、绝对自由的社会，从来也没有绝对的自由，自由与规范总是相辅相成的。人是一种社会存在物，人的本质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离开了他人与社会，任何人都是不可能维持生存、求得发展、并创造价值的。在网络社会也是如此。目前的网络中，已经出现了大量目的不相一致、利益互相冲突、需要互相撞车、情趣相异、态度相左之类情形，网络时空中充满着竞争、冲突与斗争，甚至已经出现了大量网络犯罪活动。俗话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在这种情况下，就需要一定的社会道德、法律规范调整网络人之间的关系，以维持正常的网络秩序，否则陷入无休止的争夺，大家都互相欺骗、肆意破坏、不讲秩序，结果谁也可能得不到好处，或谁都可能蒙受损失。总之，网民们需要必要的规范，即他失去一定自由，是为了获得最大的相对自由；他丧失一定利益，是为了保障其根本的利益。而在这一过程中订立的规范为大家所接受之后，人们就可依规范行事，从而获得相对的自由，去创造有价值的生活。可见，一定的规范对一个文明社会来说是必要的限制，对维护人的最终目的和根本利益具有重要意义。

如果说规范是必要的，那么，是否任何规范都对每个人是必要的呢？回答显然是否定的。善恶并不是人生而具有的本性，“善恶”的标准以人为根据，道德规范因人而异，具有主体性。历史与现实中大量存在着的规范有不少显然是值得反思的。很多体现少数人利益与需要的、凭强权、欺骗或利诱等确立与维持的规范，完全是对多数人的一种迫害，对他人的自由的无理剥夺。在网络发展过程中，美国人就曾提出要按一个国家控制网络空间的程度和方式，来解决网络社会的道德、法律问题，明眼人一看就知道，美国在因特网上已经取得了明显的、暂时无法动摇的优势，其它国家和地区的人们显然不可能简单接受美国式的规范。

还应该特别注意的是，网络技术本身的“可行”也并不直接等同于网络道德之“应该”。从技术上讲，人类的许多技术及其成果目前是“可行”的“事实”，原子能技术已经制造出了能够摧毁整个地球的核弹，“克隆术”已经可以“复制”出与“原人”一样的个体，但人类没有这样做，不是因为缺少“可行性”，而是因为“不应该”。网络技术也是这样，你有能力利用网络做许多你想做的事，但有些事，比如随便散发不负责任的信息，私自解密闯入别人的计算机系统等，就属于“不应该”做的事。网络社会的发展，已经或正在前所未有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人们将面临许多新的“事实”。这些“事实”将对人类道德能力、水平、发展趋势等产生一些什么样的影响，一方面，我们必须看这些“事实”是怎样的，具有一些什么样的性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看道德主体、人是从什么目的、利益、需要、态度等去看待这些“事实”的，有没有能力消化这些“事实”。如果主体的目的、利益、需要、态度等不同，能力上存在比较大的差异，尽管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所造成的后果相同，即“事实”相同，那么，不同主体所形成的道德观念、意识，所认同的道德规范，所拥有的道德情感，都往往会有比较大的差异。例如说，在信息化浪潮中，一个文盲、科盲将由于不能充分摄取信息、占有信息、享用信息，从而越来越落伍，越来越为主流社会所抛弃，他们在社会利益的再分配中，将处于十分不利的地位，因此，他们在道德变革中，往往会比较消极、颓废。可见，把技术所给人类提供的行为能力控制在符合具体主体、人的根本目的、根本利益的范围内，是相应网络道德主体不容忽视的一个重要任务。

总之，网络社会需要新型的道德规范体系，当然这并不是要简单地抛弃传统道德，而是在扬弃传统道德的基础上，进行艰苦地改造与创新。

二、传统道德面临危机与挑战

科学技术革命是历史进步的火车头。任何一种革命性的科学技术的进步，都将比任何力量更大地推动社会道德的进步。同样，网络社会也为人类道德进步提供了难得的机遇。例如，随着信息技术、网络技术在生产中的应用，一种新型的知识经济正在形成，科学技术正真正成为第一生产力，并使之具有向包括偏远地区的全世界幅射的强大力量，使那些“世外桃源”也能受惠于现代科技所带来的好处；劳动生产率得以极大提高，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中逐步解放出来，闲暇时间有可能多于工作时间，这将有助于人们提高生活质量，提供更多自由发展的机会；社会管理方式也正发生引人注目的变化，人民可以经由网路“直接”参与公共事务，表达自己的意见，行使自己的民主权力的能力得到增强；等等。

然而，历史证明，“技术是一柄锐利的双刃剑”，这一信息化浪潮也可能造成某些负面的、消极的影响，甚至导致严重的伦理危机。这里我们仅仅例举一些比较典型的现象：

（1）尽管网络建设的“全民原则”是首要的基本的原则，但在组织实施中要达到人人利用信息资源的平等化，远不是一件容易的、仅仅随着技术进步就能实现的事。很多时候，即使一个公正的政府的决策与政策也可能出现有意无意的偏差。如果不能做到信息网络的平民化、全民化、普及化，今后建成的因特网联结的仅仅只是一些大城市、大公司及政府机构，在线的仅仅只是一些有钱人，它难免不会造成人们利用信息能力的不平等，加大信息贫富差距，并且可能贫者愈贫，富者愈富。如果信息或交流信息的能力被垄断或主导，甚至将信息高速公路变成“信息高速私路”，那么对“信息边远地区”、对穷人将是极不道德的。

（2）道德冷漠现象。这种现象产生的根源在于：人与人之间的依赖关系为人对网络的依赖关系所取代。随着高度信息化、自动化的网络社会中，“在家办公”、网上学校、电子商场、电子银行等的出现，人与人之间面对面的交往机会将大为减少，人们终日与个人终端打交道，这有可能导致人与人之间关系的疏远，导致个人产生紧张、孤僻、冷漠及其它健康问题。其具体的表现是：一些人整天沉溺于网络社会之中而不能自拔，以至于对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他人与社会的幸福漠不关心。尤其是，在电子空间中，由于人们是以“符号”身份、在“不在场”的情况下进行交往，他感受不到对方作为一个活生生的人的反应，便以为不是在与人、而是在与机器打交道，往往会做出一些在物理空间难以做出的粗暴、无礼的行为，甚至认为盗窃、入侵等犯罪也不过是敲击了几下键盘、点击了几下鼠标而已。

--（3）信息内容具有地域性，而因特网的信息传播方式则是全球性、超地域性的，这使得一些问题变得突出起来，例如，道德上允许色情信息和色情服务存在的国家，发布、张贴色情资料，提供色情服务，当然无可非议，但是，因特网是全球共享的，对此认为不道德的国家中的人们，则可能强烈反对网上色情泛滥，从而导致文化道德冲突。

--（4）网上人们任何发布信息的行为的影响是社会性的，在某些情况下甚至是国际性的，那么，如果在现实生活中一个人喋喋不休，那仅仅是他个人的事，但在网络上，则是在浪费网络资源，浪费他人的时间。特别是由于诸如虚假信息、不负责任信息和无聊信息的传播、网上漫骂与人身攻击等的出现，通讯自由与社会责任的矛盾成为了一个必须解决的关健问题。此外，“全球信息共享”是网络建设的目标，可有人把信息共享极端化，如盗用他人域名、侵犯知识产权等；反之，也有些公司被过分膨胀的商业利益所驱动，它们对信息产权的“保护”、垄断达到了妨碍正常学术交流的地步。

--（5）由于利用网络收集信息的便利性和强大能力，网络上的个人生活在技术上极可能成为“通盘为文件所记录的生活”，它可能细致到令人恐怖的程度。如果这些信息泄露出去、或不能被正确地使用，个人隐私权将受到极大的侵害。当然，为了保护个人隐私权，可以立法规定网络上的个人信息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被泄露，也可以通过普及加密技术等来实现，可是这样一来，个人隐私与社会安全就出现了矛盾：一方面，为了保护个人隐私，磁盘所记录的个人生活应该完全保密；另一方面，个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因此，他的网上行为应该记录下来，以供人们进行道德评价和道德监督，甚至用作执法的证据，以保障社会安全。

（6）因特网是由科研学术网发展而来的，具有深厚的非商业传统，但是随着因特网的扩张，以赢利为目的的商业性组织成为因特网的主要建设者，并因此出现了大量的对网络资源的商业性应用，如广告、电子商业、网络信息有偿服务等，网上企业已经成为世界上发展最为迅速的产业之一。但是，在因特网上，非商业网络与商业性网络是联结在一起的，对网络的商业性使用，将导致对学术资源和社会资源的大量占用。对网络资源的商业性使用是否道德?它应该被限制在什么范围内才是道德的？合理使用网络的问题引起了广泛的争议。

由于进入网络空间所引发的这类问题还有许多，它们在网络生活中展开来，对传统道德提出了十分尖锐的挑战，要求人们在网络道德建设中去加以解决。

然而，这还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我们现有的用以消除道德失范现象，维护道德秩序的道德管理、监督、约束、制裁机制，在网络社会也出现了严重困难。

我们知道，传统社会由于交往面狭窄，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熟人社会”，交往对象大都是熟识的人（故人、朋友、亲戚、邻里等）。依靠熟人（同事、邻居、单位、包括新闻机关、执法机关等）的监督，慑于道德他律手段（社会舆论、利益机制、法律制裁）的强大力量，传统道德是能得到比较好的维护的。在这一“熟人社会”里，人们的道德意识非常强烈，道德行为也相当严谨，丢面子的缺德行为大多干不出来。比如一些商贩，对不认识的顾客常常坑蒙拐骗、“宰”起人来毫不留情，但在熟人面前却礼让三分，甚至不惜赔本让利。人们的合道德行为常常是做给他人特别是可能对自己有影响的人“看”的，但一旦进入“反正没有人认识我”的界域，那条由熟人的目光、舆论和感情筑成的防线是很容易崩溃的。

可是，由于因特网的种种特点，类似于传统社会中道德他律的种种“外力”，在网络社会中却在一定程度上失出了作用，网络社会形成了一个相对自由的“自由时空”。一方面，因特网是由世界上许多国家的很多局域网所构成的，它采用离散结构，不设置拥有最高权力的中央控制设备或机构。它既没有中心，也没有明确的国界或地区界限。作为一个自发的信息网络，它没有所有者，它不从属于任何人、任何机构、甚至任何国家，因而也就没有任何人、任何机构、任何国家可以左右它、操纵它、控制它。况且网络连接面广泛，传输速度快，搜集、处理信息效率高，人们的活动受时间空间的约束大大缩小，因而现实社会中那种分地域设卡、设点管辖、控制的管理方式往往作用不大。例如，在网络上对用户调阅、接受或发布、传播文字、声音或图像信息，包括禁止的黄色信息之类，就并不容易加以控制。另一方面，从信息传播的方式看，网络行为具有“数字化”或“非实体化（虚拟化）”的特点，我们看到的和听到的形象、图象、文字和声音变成了数字的终端显现，甚至人也是以一个“符号”作为身份在活动，彼此不再熟悉，因而很难对网络公民的行为加以确认、监管。

总之，以因特网技术为基础的这种更少人干预、过问、管理、控制的网络社会环境，心将对人们的道德水平、文明程度等进行一场或许是有趣的、意味深长的新考验。在这场考验中，许多传统道德津津乐道的东西，如许多空洞的号召说教、人为强加的规范约束、将难免为人们所“默杀”。也许，我们只有站在更高的高度上，即元伦理学、价值论伦理学的角度上，重新审视网络社会的道德现状，以及可能导致的良性发展趋势，而确立新的、真正合乎人性、符合人的根本利益与需要的规范，才可能得到人们的认同、接受和遵循。

三、网络道德的特点与趋势

网络社会生活是一种特殊的社会生活，正是它的特殊性决定了网络社会生活中的道德具有不同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道德的新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1）自主性，即与现实社会的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道德呈现出一种更少依赖性、更多自主性的特点与趋势。

因特网本来是人们基于一定的利益与需要（资源共享、互惠合作等）自觉自愿地互联而形成的，在这里，每一个人都既是参与者，又是组织者；或者说既是演员，又是导演。也正因为网络是人们自主自愿建立起来的，人们必须自己确定自己干什么、怎么干，自发地“自己对自己负责”，“自己为自己作主”，“自己管理自己”，自觉地做网络的主人。在网络建设之初，信息贫乏且杂乱无章，此时就有许多网络人无私地大量上载信息，并为那些杂乱无章的信息资源建立管理程序、编制各种实用软件，以方便网络用户特别是那些不太熟悉网络的人访问和运用网上资源（这种行为后来越来越商业化了）；网络建立起来以后，为维持网络的正常秩序，网络人又自觉地订立规范，当发现不道德行为时，又都自发站出来扶正驱邪。网络社会的道德规范不是根据权威（不论哪种权威）的意愿建立起来的，而是网络人自发自觉的行为的结果。由于网络道德规范是人们根据自己的利益与需要制定的，因此增强了人们遵守这些道德规范的自觉性。

此外，网络道德环境（“非熟人”社会）与道德监督机制的新特点（更少人干预、过问、管理和控制），也要求人们道德的行为具有较高的自律性。在那种失出了某些强制和他律因素的“自由时空”、“自主社会”中，或许最初人们还不太适应，然而这种社会，必将是人们的主体意识，特别是权利、责任与义务意识逐步觉醒的社会，一个主体的意志与品格得到更充分锤炼的社会，一个真正的道德主体地位得以确立的社会，一个人们自主自愿进行活动和管理的社会。如果说传统社会的道德主要是一种依赖型道德，那么随着网络社会的到来，人们建立起来的应该是一种自主型的新道德。

（2）开放性，即与现实社会的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道德呈现出一种不同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之间经常性的冲突、碰撞和融合的特点与趋势。

时空，一直是限制人们之间交往的主要障碍。美国网络专家威廉·奥尔曼说：信息革命带来的最基本的变化是，它有能力以甚至十年前还不可想象的方式，使人们紧密联系，消除“这里”和“那里”的界限。正如几十年前铁路和高速公路使地理距离缩短，人们有可能异地交往，有可能住在远离工作地点的城市郊区一样，信息技术带来的传播方式的现代化，特别是信息高速公路的建设，使得地理距离暂时“消失”了，我们居住的星球正在变成一个“小村庄”，正在或将要创造出一个一个“电子社区”，人们即使居住在不同的州、时区、国家，也可以“在一起”工作、娱乐。甚至那些穷乡僻壤也能与世界上其它地区的人们方便地交往、合作乃至打成一片。这样，人们之间便可以不受时空的限制而交往，人们之间不同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的冲突、碰撞和融合也就变得可能了。

同时，由于人们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的不同，致使人们的交往受到了极大的限制。一方面，人们之间不能相互理解，另一方面，也缺乏相互交往的方式与手段。而因特网的全球化，把不同国家和所有这些方面均为不同的人们都联结起来，它既可以将不同的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频繁而清晰地呈现在世人面前，各种独特的行为和各种奇风异俗都必须接受人们目光的洗礼，同时也为他们提供了交往的有效方式和手段。这样，一方面可以使宗教信仰、价值观念、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不同的人们，通过学习、交往、教育和阅读等各种方式，增进相互之间的沟通和理解，从而更宽容、更通情达理。另一方面也使各种文化冲突日益表面化和尖锐化。落后的、无聊的、非人性的和反社会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与先进的、合理的、代表时代发展趋势的道德意识、道德规范和道德行为并存，它们之间的冲突、碰撞与融合也就表面化、现实化了。因此，因特网的全球化，将使网络道德的开放性由可能转化为现实。

（3）多元性，即与传统社会的道德相比，网络社会的道德呈现出一种多元化、多层次化的特点与发展趋势。

在现实社会中，虽然道德因生产关系的多层次性而有不同的存在形式，但每一个特定社会却只能有一种道德居于主导地位，其他道德则只能处于从属的、被支配的地位。因此现实社会的道德是单一的、一元的。然而在网络社会中，既存在关涉社会每一个成员的切身利益和网络社会的正常秩序、属于网络社会共同性的主导道德规范，如不应该不应该制作和传送不健康的信息，不应该利用电子邮件作商业广告，禁止非法闯入加密系统，等等；也存在各网络成员自身所特具的多元化道德规范，如各个国家、民族、地区的独特道德风俗习惯等。随着彼此交往的增多，这些处于经常性冲突和碰撞之中的多元化道德规范，一方面使相互之间增进了理解和同情，从而在经历了冲突和碰撞之后达到了融合，另一方面即便彼此无法融合，冲突和碰撞仍旧，也由于彼此并无实质性的利害关系而能够求同存异、并行不悖。

网络社会多元化道德规范同时并存有其理论与现实根据。与现实社会相比，网络社会更多地具有自主性，它是网络成员自主自愿互联而成的，其成员之间的需求与偏好更多地具有共同性，他们一开始就是抱着同一个目的串连起来的。因此，彼此之间行为的共同点就是“求同”，除了为此必须遵守的共同的道德之外，他们不需要、也不强求具有类似于现实社会中的那种统一的道德。也就是说，只要其网络行为不违背网络社会的主导道德，他们并不需要为加入因特网而改变自己原有的道德意识、道德观念和道德行为。或者说，在遵守网络主导道德的前提下，他们仍然可以按照他们自己的道德从事网络行为、进入网络生活。

总之，在网络社会中，人们的需要和个性有可能得到更充分的尊重与满足。自主自愿形成的网络社会，以其独特的生产方式、管理方式和生活方式，终将建立起一个各国家、各地区（民族、种族）的具有不同信仰、习俗和个性的人们互相尊重、互相理解并互相促进的多元道德并存的社会。──当然，技术的进步只是为道德进步提供了前提和条件。道德是属人的范畴，一切“事在人为”。是否能够真正促进道德进步，建设一个更高水平的道德社会，还有赖于网民们自我塑造的意愿、能力、以及现实的努力程度

第五篇：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的问题和对策研究

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的问题与对策研究

【原文出处】国家行政学院学报

【原刊地名】京

【原刊期号】20060

1【原刊页号】47～50

【分 类 号】D01

【分 类 名】公共行政

【复印期号】20060

4【作 者】郭国庆/陈凯/焦家良

【作者简介】郭国庆，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陈凯，焦家良，中国人民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 100872）

【内容提要】近年来，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发展迅速。但是，由于相应的规范与制度没有及时出台，管理体制没有理顺，以致造成了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诸多问题，如官方色彩浓重、法律法规滞后、诚信出现危机等。为了确保社会中介组织更好地发挥作用，必须理顺政府与中介组织的管理关系，加快社会中介组织管理的法制化，进一步规范社会中介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

【摘 要 题】非政府组织

【关 键 词】社会中介组织/宏观管理/政府行为

【参考文献】

[1]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一个五年规划的建议[N].人民日报，2005-10-19.[2] Ronald Coase.The Nature of the Firm[A].1937.In Coase.The Firm, the Market, and the Law[M].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8.33-55.[3] 科斯.论生产的制度结构[M].上海：上海三联出版社，1994.[4] 郭国庆.正视中介服务业发展中的问题[N].光明日报，2003-2-20.[5] 郭国庆，王海龙.论社会中介组织的内部营销[J].山西财经大学学报，2003(5):39-42.中共中央关于“十一五”规划的《建议》对加强中介服务“规范发展各类中介组织”、推进“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等问题做出了全面部署。[1]事实上，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和完善的历史进程中，大量社会中介组织在促进市场交易、推动经济发展等各方面正发挥着十分重要的作用。然而，应看到，社会中介组织在发展过程中也存在着体制不顺、法规滞后、管理混乱、信用欠佳等问题，严重影响着其服务功能的发挥。如不及时改变这种现状，社会中介组织就很难适应我国已经加入世贸组织，对外开放水平全面提高的新环境，也很难顺利完成“十一五”规划所赋予的历史使命。本文拟就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改进政府管理的若干对策做一初步探讨。

一、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现状

（一）社会中介组织的分类

社会中介组织，一般是指那些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商品生产者与经营者之间、个人与单位之间，为市场主体提供信息咨询、培训、经纪、法律等各种服务，并且在各类市场主体包括企业之间、政府与企业、个人与单位、国内企业与国外企业之间从事协调、评价、评估、检验、仲裁等活动的机构或组织。许多国家的经验表明，社会中介组织是宏观调控与市场调节相结合中不可缺少的环节，具有政府行政管理不可替代的作用。

目前，我国社会中介组织形式繁多，按照社会中介组织发挥作用的形式、提供服务产品的特点，我们认为可以分为如下五类：(1)法律、财务服务机构，主要是指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资产和资信评估鉴定机构、公正和仲裁机构等组织。(2)自律性行业组织，主要是由企业单位自下而上组织起来的各种行业协会、商会等自律性组织。

(3)咨询性服务机构，主要有咨询中心、信息中心、培训中心、企业营销策划中心、投资项目评估机构等组织。(4)市场交易社会中介组织，主要指各种经纪商、拍卖行，人才交流中心、职业介绍所等组织。(5)监督性社会中介组织，譬如消费者协会质量检查所和计量检查站等。

（二）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

交易成本的存在是社会中介组织存在和发展的主要理论依据。科斯定理的一个重要引申是，如果所有的交易成本都为零，则不论生产和交换活动怎样安排，资源的使用都相同，各种制度的或组织的安排提供不了选择的根据。这种情况下，不仅经济组织是随机决定的，而且实际上谈不上有什么组织。但是组织或各种制度的安排确实存在而且不断变化，其根本原因就在于节约交易费用。科斯在《企业的性质》一文中提到，“如果企业内部组织的交易比通过市场进行同样交易所费较少是可能的话，企业就会成为经济体系中的一个角色”，也就是说企业是作为市场的某种替代而存在。[2]同样，降低交易成本的需要使得社会中介组织从企业组织中分离出来，成为企业组织的一种替代。社会中介组织把若干能够为市场提供某种专项服务的要素组合成一个有机整体，避免了要素各自进入市场时，由于要素与市场主体之间信息不对称所产生的高额交易费用；同时，还可以避免各要素独立作用所引发的资源利用不充分而产生的高成本。[3]因此，在市场交易日益频繁和复杂的今日，通过社会中介组织的服务，市场主体能够大大降低交易成本，获取更多收益，这是社会中介组织存在的根本原因。

（三）社会中介组织的功能

社会中介组织介于政府与市场主体之间、及各市场主体之间的特殊地位和性质赋予了其协调沟通、降低交易成本、维护市场经济秩序等方面的功能和作用，结合我国实际情况，我们认为，社会中介组织的服务功能主要有如下几点：

1.协调政府与市场主体的关系。在我国深化经济体制改革、转变政府职能的背景下，社会中介组织由于居间性所充当的政府与企业间的桥梁和纽带作用尤为突出。一方面，通过社会中介组织验证、评估、代理等服务，使政府承担其对市场主体应履行的职能，保护企业的合法权益，同时社会中介组织也可以将市场主体的相关要求和建议反映给政府部门，作为政府制定相应宏观调控政策时的重要参考；另一方面，社会中介组织要接受政府有关部门的管理与监督，政府因此可通过社会中介组织将国家对经济发展的宏观指导、调控意图传达给企业，企业据以调整自身经营行为。这样既提高了政府的管理层次、管理效率、效果，又符合市场经济对政府职能转变的客观要求。

2.通过专业服务，提高市场主体交易效率，降低交易成本。经济的发展得益于分工的深化和由此带来的效率提高和成本降低，然而分工的深化却使分工的不同分支之间的交易需要更多的专业知识，更为复杂的交易程序，同时分工的深化也提高了市场交易发生的频率，交易成本由此越来越大。社会中介组织通过向企业提供高度专业化服务，帮助企业完成日常经营过程中各种繁杂的事物性工作，最终达到降低交易费用，促进交易发展之目的。譬如企业中关于审计、报关、运输、经营纠纷等事务，均可交由社会中介组织处理。

3.行使社会监督职能，维护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目前我国经济快速发展，市场主体竞争日益激烈，市场中既存在企业间恶性竞争、盲目竞争的现象，也存在少数企业采用弄虚作假等不正当手段获取竞争优势的情况，这些都严重扰乱了正常市场经济秩序，影响了经济持续、快速、健康发展。社会中介组织在提供服务的同时，根据独立、客观、公正的原则，可对发现的非法交易、不正当竞争等非法行为进行揭露或举报，促使有关部门对相关市场主体予以调查并采取相应惩处措施，从而有效起到监督市场主体行为，维护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作用。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指出，要增强自主创新能力，就必须“加强技术咨询、技术转让等中介服务”。[1]社会中介组织在实现“十一五”规划所确定的各项战略目标中的重要作用，由此可见一斑。

二、社会中介组织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近年来，随着经济的增长和进步，我国社会中介组织获得了迅猛的发展，但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社会中介组织与政府的关系有待理顺

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的关系不当，社会中介组织难以保持独立性、公证性。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是其最显著的特征之一。唯有保持独立性，社会中介组织才能真实、公正、客观地执行中介职能。然而我国现有的管理体制却使社会中介组织难以保持独立性。目前，对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管理主要由政府相应业务主管部门、登记机关（主要指工

商管理部门）及行业协会共同履行。在这个管理体系中，登记机关侧重于社会中介组织准入时的资格审查；行业协会属于行业自律性组织，在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中介组织之间发挥桥梁与纽带的作用，并依法管理社会中介组织，但目前其行使的管理职能往往不能到位，而且领导职务一般由政府业务主管部门人员直接兼任；政府业务主管部门则负有指导行业协会工作，并对社会中介组织执业情况予以检查的职责。由于脱钩改制前，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中介组织间存在密切的上下级隶属关系，构筑了彼此间错综复杂、难以割舍的人事、业务、收益等方面的往来，因此尽管前几年我国进行了社会中介组织的脱钩改制工作，取得了一定成效，但由于过去关系的存留，仍无法割断它们之间千丝万缕的联系。时至今日，许多社会中介组织的业务获取仍然在相当程度上依靠政府主管部门的眷顾，因此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目前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体系依然以政府主管部门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作用为主。这样，只要搞好与政府主管部门的关系，即便服务质量不够好，收费价格不够合理，社会中介组织仍然可以承揽大量业务，这严重削弱了社会中介组织的独立性，降低了中介服务市场的效率，扭曲了竞争机制，使提供规范服务的社会中介组织处境尴尬。不难想象，处于这种处境下的社会中介组织自然会产生“寻租”行为，以谋求更大利益。这种行为不但扰乱了市场正常竞争秩序、浪费了大量资源，而且大大不利于政府部门的职能转变，并为政府官员腐败提供了土壤。

（二）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有待健全

法律法规、规章制度不够健全，社会中介组织管理缺乏足够的制度依据。市场经济是法制经济，国家对经济的指导和调控主要通过法律手段和经济手段进行，较少运用行政手段，所有市场主体都必须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进行经营活动，这是市场经济的本质特征。社会中介组织作为市场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整体而言法制建设滞后，不能适应社会中介组织发展需要的情况，并造成社会中介组织管理缺乏足够的制度依据，规范管理沦为空谈。目前，我国已经对一些重要的社会中介组织、中介服务颁布了相应的法律、法规，譬如《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证券法》等，但这些已经出台的法律在许多方面尚不够健全和完善，难以充分发挥法治作用。而更多的社会中介组织则处于无法可依的状态，其管理主要是依据一些行政条例和行政规定（如条例、守则、办法）等行政法规来进行，这在代理、评估、咨询等业务领域尤为明显。依靠行政法规进行管理，会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产生两个方面的不利影响：一方面囿于发展地区经济、行业经济的目的，行政法规会带有地区局限性，使得地区、部门条块分割的现象严重，致使管理混乱，无法形成统一管理的格局，地区封锁、行业封锁等现象大量存在，破坏了正当竞争的秩序；另一方面，与法律相比，行政法规内涵不够明确、严谨，对其外延的理解、把握也因人而异，这种情形下，社会中介组织更加无法摆脱对政府主管部门的依附关系，无法保持自身的独立性。同时，处于这种外部管理环境下的社会中介组织缺乏统一有效的监督管理部门，无法实现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统一管理，缺乏社会中介组织发展的整体规划和宏观调控，造成了社会中介组织布局不合理，结构不合理的情况。[4]

（三）社会中介组织的自律机制和内部管理亟待加强

自律性是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但现阶段，许多社会中介组织内部及行业内部均尚未建立起完善的规章制度、自律机制，内部管理混乱，出现了一定程度的诚信危机。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不择手段承揽业务。不管不顾社会中介组织内部承接业务的相关流程、规定，通过压低服务收费标准，向业务单位有关人员支付回扣、好处费，以及诋毁竞争对手的方法和手段达到承接业务之目的。更有甚者，无原则的迁就客户，通过许诺向客户提供虚假材料、虚假认证，协助客户欺骗政府、社会大众而获取业务。损害了众多投资者利益的“银广夏”事件、“创维”事件，都是上市公司和中介机构典型的造假案例。在承揽业务这一过程中，许多社会中介组织忘记了自身的服务本位，陷入了逐利第一的误区，是内部管理不足的直接体现。

2.执业不规范，执业制度流于形式。在执业过程中，许多社会中介组织工作人员不进行深入的调查研究，偏听业务单位一面之词，走完调查过场后，便作出符合客户利益的结论。这一情况，往往由于市场及市场主体均发育不够成熟以及监管不力等原因而没有受到惩罚，同样情形的不断反复使得社会中介组织内部逐级复核、签字确认的质量控制、管理制度流于形式，难以真正起到监控执业质量的作用。这也使得许多社会中介组织经营中隐含着巨大的风险。

3.人员素质低，构成不合理，执业道德差。社会中介组织需要一批专门人才提供高智力的服务。从国外的经验看，社会中介组织是专家集团，其主要执业人员应该是具有高学历并具有实践经验的专门人才。而我国社会中介组织由于历

史及内部管理不足的原因，整体而言从业人员的素质低下，执业道德差，组织涣散，纪律松弛，工作敷衍了事，有些社会中介组织甚至有一半以上是离退休人员。可以说，这也是我国市场交易效率不高，欺诈行为屡见不鲜的一个重要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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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行业协会的自律、管理功能发挥不够。目前，我国各种行业性社会中介组织仍比较少，而且受限于我国目前法律制度、管理体系的不完善，以及政府部门职能转变的进程，这些协会的自律功能、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职能远没有得到充分、有效的发挥。

三、完善社会中介组织管理的若干对策

市场主体、社会公众的不信任既提高了社会中介组织服务的成本，又不利于社会中介组织的健康发展。为了充分发挥社会中介组织在服务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中的作用，必须不断加强和完善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管理。当务之急，尤其需要政府部门作出如下努力：

（一）理顺政府与中介组织的关系

市场经济作为一种信用经济，不仅要求社会中介组织依法经营、诚实守信，而且要求社会中介组织的宏观管理者信守承诺，为社会中介组织创造一个可以预期的公平的市场竞争环境。事实上，我们在强调社会中介组织必须诚实守信、保持独立性、公正性的同时，对一些政府权力部门道德约束的关注远远不够。在我国经济转型的时代背景下，对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间关系而言，后者比前者更加重要。政府主管部门与社会中介组织间之所以会出现屡斩难断的关系，固然有社会中介组织方面的原因，但最为主要的是有些政府部门没有切实履行法律、行政法规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通过权力运用，为某些关联中介组织招揽业务，使这些部门中依然存在进行“寻租”活动的机会和市场。理顺政府与社会中介组织间的关系，政府主管部门必须规范自身行为，真正做到依法行政，依靠制度、法规制定决策并予以实施，坚决摒弃单纯按领导意图、自身利益行事的方法，在根本上杜绝政府主管部门指定社会中介组织领导，派遣业务人员、提取业务收入等不正常的现象。这样，摆脱了对具体事务的管理，政府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调控应该主要集中在布局和结构、发展规范等宏观问题上，努力建立、健全社会中介组织体系，这对社会中介组织的发展大有裨益。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十一五”规划的《建议》提出“继续推进政企分开、政资分开、政事分开、政府与市场中介组织分开”，可谓切中时弊。[1]

（二）加快社会中介组织管理的法制化

面对类型繁多，数量巨大、迅速发展的社会中介组织，我国的相关立法显得滞后。我们认为，目前而言，法律法规建设的重点应当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抓紧制定社会中介组织的法律、法规，尤其针对那些性质重要、对经济生活影响比较大的社会中介组织。通过法律、法规界定这些社会中介组织的性质、职能、经营范围、责任、权利和义务，由此明确社会中介组织主体资格、市场行为制约及其与政府、社会的关系等等。这样，监管部门就可以依法维护行为规范、正当竞争的社会中介组织的合法权益，有效打击采用各种非法手段破坏正常市场经济秩序的社会中介组织，并使之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而社会中介组织的外部监督和管理则因法律依据更具权威性、制度性。此外，对已有的相关法律法规，譬如《注册会计师法》、《律师法》等，还要不断健全和完善，使之更加明确，操作性更强。二是加强执法力度，依法管理社会中介组织。法制观念淡薄是计划经济体制的意识产物，这种思想观念仍然在一定程度上、一定范围内存在，也造成执法上存在力度不足等诸多问题。譬如，对社会中介组织的违法行为没有进行及时而严肃的查处，造成一些违法乱纪行为屡禁不止，既扰乱了经济秩序，也扭曲了社会中介组织整体形象。因此，立法及时跟上之后，就需要司法部门强化执法力度，严格法律制裁；政府监管部门严格依法执行对社会中介组织的间接管理职能。需要强调的是，司法部门执法行为应当既面向非法社会中介组织、非法行为，又面向违规政府部门、违规行为等，社会中介组织由此方能真正实现管理的法制化。

（三）规范社会中介组织的内部治理结构

自律性作为社会中介组织的重要特征之一，应该在社会中介组织的治理结构、内部管理中得到充分体现，并在实践中发挥积极作用。可是，我国社会中介组织自律性较差却是一个不争的事实，配合规范政府行为及加快相关法律、法规建设这两项改进措施，改善社会中介组织内部管理应当着重以下三个方面，一是社会中介组织作为一种民间组织，应当采用合伙制、公司制等权责清晰，治理结构清楚的组织形式，从而在成立伊始就在体制上以独立的姿态存在于政府与企

业之间。唯有如此，社会中介组织才能从根上摆脱对政府的隶属或依附关系，并依靠自我发展、自我约束树立起良好的社会信用。同时，清晰的治理结构明确了社会中介组织人员的责权利，有利于责任意识和法律意识的增强，有利于对内部管理重要性的认识及内部管理的实施。二是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严格违规处罚。建立健全各项规章制度，譬如财务管理制度、执业制度等，可在社会中介组织内部形成自我约束、自我管理的内在机制，这种机制是社会中介组织有效运作、健康发展的重要保证，尤其是当社会中介组织具有一定规模后，这一内在机制的作用更是得以凸现。社会中介组织人员必须遵守已经颁布的各项规章制度，执业中所有环节处理均要严格按照执业规范、流程、标准进行，保证执业结果的高质量，最大限度降低因执业不当而可能承担的经营风险、法律风险。否则，社会中介组织应按照相关惩处规定对各项违规人员予以严厉查处，由此切实促进社会中介组织人员行为的规范性，提高内部管理强度。三是加快行业协会的建设，强化对社会中介组织的监督、管理功能。一方面应加快各社会中介组织行业协会的建设步伐，构筑完善的社会中介组织管理体系；另一方面加强已有行业协会对社会中介组织及从业人员的管理力度，既要组织行业内培训，提高业内执业水平和职业道德水平，又要对违法乱纪的社会中介组织和个人予以通报批评、经济处罚，直至追究法律责任，通过这些方式、方法强化行业内部的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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