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念民主政治先驱宋教仁

第一篇：纪念民主政治先驱宋教仁

纪念民主政治先驱宋教仁

今天是民主政治家宋教仁先生遇刺102周年，特发文纪念之。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1913年3月22日），字钝初，号渔父。出生于中国湖南省桃源县。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华民国的创建人之一。宋是中华民国初期第一位倡导纯粹政党政治，实现责任内阁制的政治家，认为只有议会政党责任内阁，才是救治“不良政府医生”。他由于极力推崇议会制度，当时政坛上有人给他取了个绰号为“议会迷”。

宋1901年，中秀才。1902年，他赴武昌投考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现华中师范大学），被录为第一。后留学日本法政大学、早稻田大学。1903年11月4日，偕黄兴、刘揆

一、陈天华、章士钊共同成立华兴会。黄兴任会长，宋教仁为副会长。1905年8月，支持孙中山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并当任其司法部检事长。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0月28日，与黄兴一同抵达武昌，参加革命政府的法律工作，参与起草《鄂州临时约法草案》。11月13日，离开武昌，赴上海。12月初，抵达南京。1912年（民国元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被任命为法制院院长，起草了一部宪法草案《中华民国临时政府组织法》。主张“南北共和”，4月27日，出任唐绍仪内阁的农林总长。7月，辞去农林总长之职。8月11日，联合中国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国民公党，于8月25日，成立国民党，当选为理事，并任代理理事长（理事长为孙文，当时没有出席）。但在国民党新党章中，规定不接收女党员。在国民党成立会议上，当说到新党章中规定不吸收女党员时，坐在台下的同盟会代表唐群英冲上主席台，揪住主持改组工作的宋教仁，结结实实地打了宋教仁一记耳光；宋教仁没有还手。

组建国民党后，宋即以公开政党身份，改变同盟会及国民党的地下革命党传统，实现党内民主，领导开展竞选，1913年，中华民国国会大选，国民党大获全胜，获国会压倒性多数席次。宋教仁欲循欧洲“内阁制”惯例，以党魁身份组阁。竞选胜利后，当时的国民党重要人士群集沪滨，商讨应付国会之党略，大纲既定，宋即拟挟至北京党本部决议施行，适袁世凯亦电促赴京，宋因订期3月20日若干国会议员同行北上，不幸是晚甫步入上海车站（老北站，现上海铁路博物馆），即遭预伏歹徒狙击，腰部中弹，抢救无效。22时45分，宋被杀手刺杀，子弹从后背射入体内，射中其右肋，斜入腹部，凶手开枪后逃逸。3月22日不治身亡，终年31岁。

宋教仁中弹后授意黄兴代拟电报给袁世凯，讲述自己的中弹经过和革命生涯，电报原文如下: 北京袁大总统鉴：仁本夜乘沪宁车赴京，敬谒钧座。十时四十五分在车站突被奸人自背后施枪弹，由腰上部入腹下部，势必至死。窃思仁自受教以来，即束身自爱，虽寡过之未获，从未结怨于私人。清政不良，起任改革，亦重人道、守公理，不敢有毫权之见存。今国基未固，民福不增，遽尔撒手，死有余恨。伏冀大总统开诚心、布公道，竭力保障民权；俾国家得确定不拔之宪法，则虽死之日，犹生之年。临死哀言，尚祈见纳。宋教仁。哿。关于是谁暗杀了宋教仁，后来执政的中国国民党指责袁世凯、赵秉钧，但是有人举证幕后策划人是其他人。其中刺杀宋教仁的凶手武士英供认是应桂馨让他行刺，应桂馨是共进会的头目，曾担任陈其美沪军都督府谍报科科长、孙中山临时政府代理庶务长。

维基百科记录的后世悼念为：

民国初始，有的人忙于权力博弈，却也有一批试图在早已经陷入恶性专制循环的土壤上推进宪政的人士，他们的代表除组建国民党的宋教仁外还有进步党的梁启超、汤化龙。汤化龙和宋教仁虽然分别属于争锋相对的两大政党，但他们却有着符合现代议会民主特征的友谊。武昌起义期间，他们携手制定了第一部约法《鄂州约法》。宋教仁遇刺身亡时，虽然不同政党，进步党党魁的汤化龙尤为悲愤，写下挽联“倘许我作愤激语，谓神州将与先生毅魄俱讫，号哭范巨卿，白马素车无地赴；便降格就利害观，何国人忍把万里长城自坏，从容来君叔，抽刀移笔向谁言。”

孙中山的挽联有两幅：作公民保障，谁非后死者；为宪法流血，公真第一人。三尺剑，万言书，美雨欧风志不磨，天地有正气，豪杰自牢笼，数十年季子舌锋，效庄生索笔；

五丈原，一抔土，卧龙跃马今何在，冠盖满京华，斯人独憔悴，洒几点苌弘血泪，向屈子招魂。

1950年，周恩来代表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为其子宋振吕之妻叶惠英亲笔签发证明，追认宋教仁为革命烈士。1964年，台湾出版《宋教仁传——中国民主宪政的先驱》。

不知道宋教仁就不知道中国。宋教仁一死，早期的民主革命党——国民党实际上死亡了，后期在中华革命党基础上组建的中国国民党，带有许多帮会色彩，直到蒋经国改革。

第二篇：宋教仁读后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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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桃师校园内的“白楼”前矗立着宋教仁的大理石塑像，我对这位家乡的杰出伟人，从小就十分仰慕。今年为纪念宋教仁诞辰130周年，常德宋教仁研究会出版了《宋教仁》一书，并在桃源新华书店首先发行，我立即购买了一本。这本书采用故事体裁，讲了80个小故事介绍宋教仁光辉灿烂的一生，每一个故事都令我感动，每一个故事都带给我许多启示。日记日记http://

在“勤学”篇中，讲述了宋教仁“骑马上学堂”的故事：宋教仁六岁进入族塾学习，他家离族塾约五里路，中间隔着一条两米多宽的小溪，如果绕道过桥，要多走两里多路，为了节省时间，宋教仁每天带着一根竹竿上学，他来到溪边，撑着竹竿一跃而过。宋教仁骑着“竹马”上学的故事在当地是家喻户晓，传为佳话，流传至今。宋教仁小小年纪就不畏艰险，珍惜时间，勤奋好学的精神是值得我学习的。

在“爱国”篇中，讲述了宋教仁“挺身护尊严”的故事：1905年7月9日晚，宋教仁应同学之邀，去日本东京和强乐堂观看活动写真（无声电影），他看到银幕上放映的是赤身裸体的中国妇女丑态图像，有些下流无耻的日本人拍手淫笑，宋教仁和中国留学生立即群起喧哗，愤然起身，拂袖离去。宋教仁退至门口，忽然想到再有中国人来看怎么办？于是他就写好一张《奉劝》贴在乐堂门口守在那儿，乐堂的管事要撕下那张《奉劝》，宋江教仁义正词严，滔滔不绝，驳得对方理屈词穷，只好乖乖地缩回手，灰溜溜地走了。宋教仁维护祖国尊严的举措，在留学生中传为美谈。在那时，贫穷积弱的祖国被外人欺侮，宋教仁挺身而出，维护中华民族神圣尊严的爱国情怀，我真是由衷的敬佩呀！

在“美德”篇中，宋教仁“孝道慰慈母”的故事也令我深深感动：宋教仁10岁时，父亲就病故了，全由母亲抚养他们兄弟姐妹，宋教仁惦记母亲日夜操劳，十分孝敬她。宋教仁青少年时期在桃源县城读书放假回到家里，总是先到母亲面前问安，然后挑水打柴，忙这忙那。1906年9月，宋教仁患病日本，住进东京脑病院。一日接到家书，不由得热泪盈眶，他恨不得自己变成一只鸟，展翅飞到家里去看望自己的母亲。又想有一大笔资金给母亲寄去，以尽儿孝。可自己漂泊到异国他乡，又怎么做得到呢？宋教仁遇刺后，料知自己活在人间的时间不多了，在弥留之际，他忍着剧痛，向于右任嘱咐三事，其二就是“吾本家寒，老母尚在，我死之后，请克强及公诸故人为我照料。”他临死也不忘记母亲的孝德真是感天动地呀！我捧读《宋教仁》这本书，他勤学、励志、爱国、革命、智谋、美德、廉政和重教的故事，让我感悟颇多，受益匪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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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篇：宋教仁百年

宋教仁百年

1913年3月20日，国民党代理理事长宋教仁在上海火车站（老北站，今上海铁路博物馆）遇刺，两天后不治。光阴荏苒，倏忽间他离世已整整一百年。对宋教仁这个名字，国人并不陌生，他的墓至今坐落在闸北公园，供人凭吊。但他具体做了什么、又为什么要做，则不甚了了。至于“宋案”元凶，当时就扑朔迷离，如今更成一桩众说纷纭的悬案。那么本文所谓的“百年祭”，因何而祭、所祭何事呢？那要从头说起。

种族革命结束，政治革命开锣

宋教仁，1882年4月5日生于湖南桃源，幼读私塾，21岁在武昌结识黄兴，后与之组织华兴会于长沙，走上了“反清革命”之路。1904年底，宋教仁赴日留学，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民报》前身）。翌年8月，同盟会在东京成立，宋教仁任司法部检事长、《民报》编辑，边学习边从事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后，宋教仁热衷于政党政治和国会选举，并成为创建国民党的主要推手——这也是他短暂的人生里最闪亮也是最重要的一笔，值得细说。

1912年8月25日，同盟会、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共和实进会等党团于北京湖广会馆宣布合并，成立国民党。其中，同盟会牌子最老、影响最广，民国诞生后又从秘密组织转为公开组织，它何以要在这个节点上联合小党，“华丽转身”呢？时势使然。

这一年的2月清帝逊位，3月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参议院随即颁布《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帝制终结、民国草创，革命党人的目标似已完成。但宋教仁认为，“驱除鞑虏”是种族革命，紧接着需要政治革命。何谓政治革命？即从专制政体转变成“国民为国家政治之主体”的共和政体。这一点，包括孙中山、黄兴等在内的革命党人是有共识的。

问题是，尽管《临时约法》确立了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但袁世凯太强势，参议院偏弱，约法有沦为具文的危险。宋教仁主张，当务之急是树立参议院的政治权威，将责任内阁制落到实处，对总统形成真正的约束。因此，他所言的“革命”不诉诸武力，而是在约法框架下做合法斗争，赢得选举，组责任内阁。

这就迫切需要一个有凝聚力的现代政党。

关于政党政治，在日本游学期间宋教仁已有系统而深入的思考。他曾撰写《近日各政党之政纲评》，借批评晚清几个“政党”之机亮明了自己的见解：“夫政党组织之要素不一，而其为最重要之一端，且为政党作用之最大武力者，则为政纲，未有政纲不善，而犹能存立活动于政治界者也。”政党的目的则是靠选票掌握政权，随后按政纲制定并推行其政策。

有完善、清晰的政纲，通过选举上台，这是宋教仁所定义的政党。按此标准，别说民国成立后那些新涌现的党团，连同盟会也相差甚远，严格说，它还算不上是一个党。

同盟会由兴中会、华兴会和光复会组成，它们都和秘密会社即“会党”关系密切。孙中山等初创兴中会鼓吹革命时应者寥寥，反而是“下流社会”如三合会等秘密会社较易鼓动。孙转而联络会党，宣扬“反清复明之思想”，本人也加入洪门，以“洪门大哥”的身份招徕华侨。兴中会发动的广州起义、惠州起义主力均为会党。黄兴、宋教仁等华兴会成员多属知识分子，起事也须仰仗会党，曾与哥老会山长马福益共建同仇会。光复会亦如此，蔡元培拉陶成章入伙，即因他“于内地各秘密党中颇有结纳”。

同盟会成立后会党依然是武装暴动的主要来源，徐锡麟、秋瑾谋划安庆起义便依靠会党，宋教仁一度想去东北联络“马侠”（马贼）。辛亥革命的导火索四川保路运动，离不开哥老会，武昌起义的新军，也靠会党渗透并掌控。

革命党人自有其苦衷。专制统治下选举型政党缺乏生存土壤，革命者只能利用会党等传统造反势力。但他们清楚，最终目标不是改朝换代而是建立民国，所以，革命成功之日便是政党取代会党之时。对此革命党人是有共识的，真正的阻碍出在内部。

同盟会四分五裂，宋、孙分道扬镳

同盟会成立前，孙中山领导的兴中会处于停滞状态，因惠州起义惨败挫伤了元气，其在国内已无活动基地。而海外保皇会势头迅猛，吸引大量留学生、华侨，到1905年，兴中会几近名存实亡。孙中山之所以被推为同盟会总理，仰赖程家柽、黄兴等人力荐，其地位并不稳固。华兴会和光复会的成员皆以个人身份加入同盟会，华兴会此后确实停止了活动，光复会则我行我素，骨干如徐锡麟从未入会。这埋下了隐患。

1907年6月，同盟会内部掀起“倒孙”风潮。起因是年初清政府要求日本驱逐孙中山，日方与孙达成私下交易：孙收取一笔“经济补偿”自行离开。在拨出两千元给《民报》后，孙携汪精卫、胡汉民等赴南洋。未几密约曝光，加上孙在南洋以“同盟会总理”名义募集军资债券，却从未告知总部，引起同盟会内部大哗。章太炎、陶成章、张继等公开进行抨击，宋教仁也颇为不满。经调停，风潮虽平息，孙中山的领袖威望却持续“看跌”，光复会旋重起炉灶，自行其是。这又种下了日后陈其美指派蒋介石暗杀陶成章的远因。

实际上风潮发生前宋教仁对孙中山已生恶感。孙曾热衷于推销青天白日旗，想以此作为未来国旗，黄兴则认为该旗样式近似日本太阳旗，而推崇表“平均地权”意的井字旗。两人屡次争执。1907年2月27日下午，黄兴忽然在《民报》报社提出退会，“断绝关系”。值得玩味的是，众人都来劝说，唯独宋教仁没表态，在当天日记里他分析，国旗只是“小问题”，惹黄兴发怒的主因是某人“素日不能开诚布公、虚心坦怀以待人，作事近于专制跋扈”。日记发表时隐去了主语，但留白处明显直指孙中山。

为顾全大局，“倒孙”风潮中宋教仁仍比较克制，可孙中山的蛮横再度刺痛了他。面对革命同志的质疑，孙指责这是搞“内讧”，并试图另组中华革命党，未果（宋死后孙立刻如法炮制），对会务更不闻不问。1910年6月，孙重返东京，宋教仁等欲与之商谈改良会务，他发脾气说：“同盟会已取消矣，有力者尽可独树一帜！”宋问理由，答曰：“党员攻击总理，无总理安有同盟会？经费由我筹集，党员无过问之权，何得执以抨击？”

孙中山的态度激怒了宋教仁，他告诉日本友人：“孙逸仙已是落后于时代的人物，不足以指导革命运动。”无独有偶，华兴会要角、宋教仁挚友谭人凤也曾评价孙中山：“自负虽大而局量实小，立志虽坚而手段实劣”。

1911年，谭人凤、宋教仁等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并于安徽、湖北、湖南等地设分会。宋教仁谋定了“中策”：在长江流域起事，随后北伐。当年10月10日，中部同盟会组织了武昌起义，宋虽未身临现场，大方略却由他制定。而孙中山，此时正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一家餐馆刷盘子。

宋教仁“毁党造党”，孙中山“乃同木偶”

孙中山抵达上海在1911年12月25日，最激烈的汉阳保卫战早结束了近一个月，南北双方自12月18日于南京议和，革命党人已决定，如果袁世凯支持共和，就公举其为临时大总统。故此，孙归国后当选的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带有过渡色彩，主要是为了确保袁的名位源自革命政府，而非满清的禅让。

制度设计也没有采纳孙中山的思路。孙力主五权宪法，且须经“军法-约法-宪法”三阶段。《临时约法》则确立了三权分立、责任内阁制。孙中山自负的革命方略、建国程序均未得施行，其“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激进主张更难获认同，不免有些消极。卸任后他对宋教仁等人推动的“制袁运动”缺乏热情，反“以十年总统相许袁世凯”（邹鲁语），除了真相信袁能收拾局面外，也有意气之争。1914年孙致信邓泽如，用“忝为总统，乃同木偶”来概括这段往事。

孙中山的感觉是对的，“木偶”确实是宋教仁对他的“期许”。

民国初立，国人久被压抑的政治热情喷发，数月间冒出几百个政党。反观因“反清”而结合的政团如同盟会，在共同的敌人消失后，内部诉求的歧异立刻凸显，开始了分化、重组的过程。于是一方面滥收新会员，鱼龙混杂，另一方面老会员大量流失，呈瓦解之势。

1912年3月，章太炎与张謇合组统一党。张謇为立宪派领袖，章太炎则素与孙中山不睦，其领导的光复会与同盟会貌合神离。两者联手，标志着同盟会外的另一大政治势力崛起。两个月后，统一党又与民社、国民协进会、国民公会等在上海合并成立共和党。其目的，张玉法先生概括道，“并不是集合各党派的政纲而锻炼更健全的政纲，只是网罗更多的人，在政治上造成一派势力”，以对抗同盟会。

共和党产生了强劲的冲击力，谭人凤觉其“气焰熏天，且将驾同盟会而上之矣”。内部涣散、外遇劲敌，宋教仁一度萌生去意。1912年4月他接受《亚细亚日报》采访，称“于同盟会及统一党均有关系”，甚至表示同盟会分子复杂，“本非政党组织”，常感情用事，统一党也未能免此，所以有意“于两党外另求同志，更组织一党，以为国家效力也”。

宋教仁最终没有“更组织一党”，而是采取了类似章士钊提倡的“毁党造党”——以同盟会联合其他几个小党共建国民党。在成立大会上，孙中山、黄兴、宋教仁等9人被推选为理事，胡汉民、张继等29人被推选为参议。几天后众理事推孙中山任理事长，孙则请宋教仁任代理理事长。

新党的重要推手是宋教仁，这本在情理之中。诚如前述，他是同盟会里对政党政治、责任内阁研究最深的人，留日时翻译过英、俄、奥、美等国的“制度要览”。综观其文稿，在国际法、外交、财政等领域也都做过认真思考，俨然以内阁总理自许。

既如此，宋教仁何不自任党魁？要知道，对孙他一向不以为然。首先是宋未满30岁，资历浅，难孚重望。他服膺的黄兴，军事上敢担当，政治上却甘居孙中山之下，奉行“名不必自我立，功不必自我成”的阴柔哲学。经权衡，宋教仁将孙推到前台，还向报界声明功劳全在孙、黄，“鄙人等不过执行之”。而事实上，国民党理事、参议中“孙派”人物很少。

现实中国民党则照宋教仁的谋划按部就班。他主笔的《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明确主张责任内阁制，国务总理由众议院选出并对其负责，总统不负责任。由此可窥见宋教仁的“牌理”：通过党内的制度设计把孙中山变成“虚位理事长”，通过落实责任内阁制把袁世凯变成“虚位总统”。

宋教仁遇刺，“架空”梦成空

国民党以架空总统为己任，按理说党首（哪怕只是名义上的）应该与之针锋相对。可民国初年的政坛上出现了耐人寻味的一幕——袁世凯与孙中山相互唱和。

国民党成立仅3天，袁世凯于总统府召开宴会，招待孙中山。席间两人互致“万岁”，孙夸袁“富于政治经验”、“极力振兴实业，讲求民生主义”。会后，孙公开称十年内不参选总统，中华民国也不撤换总统，袁则特授其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并组织铁路总公司，每月供3万元办公经费。1912年9月25日总统府秘书处厅公布了“孙（中山）、黄（兴）、袁（世凯）、黎（元洪）之八大政策”，囊括了政体、外交、财政等内容，无异于政治宣言。孙中山还告诫同党“竭力调和南北，以为国家永久之联合”“袁氏可为善，勿逼他为恶”……

史家陶菊隐分析，孙中山对袁世凯存有“人格感召、同舟共济”之心理。实情则未必。宋教仁“挥手腕，敝唇舌”（谭人凤语）组国民党，孙派人物都反应冷淡。迨组党成，孙中山竟然致信南洋同志，称同盟会从此“当居于政党之外，间接以求三民主义之发达”。对宋教仁欲架空自己的盘算，孙心知肚明，遂与袁世凯惺惺相惜。

当然，政治人物的行为逻辑不会只遵循利益。受19世纪起弥漫欧洲并传入日本的社会主义思潮浸染，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形成了“平均地权，节制资本”等思路，其载入同盟会政纲的民生主义即“社会革命”的纲领。1912年4月，孙在南京同盟会会员饯别会上发表讲演，宣扬“社会革命”，称：“吾人当此民族、民权革命成功之时，若不思患预防，将来资本家出现，其压制手段恐怕比专制君主还要甚些，那时再杀人流血去争，岂不重罹其祸么！”

这篇演讲稿的前半部分译成法文后又转译成俄文，为列宁读到。同年7月15日列宁撰写《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一文，指出孙中山的民生主义“首先是同社会主义空想、同使中国避免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土地改革计划结合在一起的”。列宁的观察是准确的。

孙深深影响了黄兴。国民党成立前两个月，黄在上海同盟会夏季常会上发言：“民生主义繁博广大，而要之即平均地权，反而言之，即是土地国有。”国民党成立已3个月，黄还在湘支部大会上说：“本党党纲，其特别之点为民生主义，亦即国家社会主义。”

然而考诸《代草国民党之大政见》，无论是5条“对政体之主张”，或10条“对于政策之主张”，黄兴口中的“本党党纲”一点影子也没有。显然，宋教仁是要将国民党打造成选举型政党，为拉拢选票，剔除了同盟会时代的激进纲领（他本人对这纲领也缺乏热情）。因此，尽管孙中山、黄兴同样意识到政党的重要性，也同样不赞同再使用武力，但宋教仁组建的党并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那个党。这是孙派对组党表现冷漠的观念原因。

宋教仁无暇多想。当孙规劝同志“勿逼”袁世凯之际，他正为国会选举四处奔走，步步紧逼。1913年3月，中华民国第一届国会选举结果出炉，众议院596个席位国民党拿下269席，参议院274个席位拿下123席，已成国会第一大党。

政党政治初成，宋教仁踌躇满志地从南京返回上海，并投书《民立报》坦陈抱负：“世人诬吾运动总理，由来已久。吾虽无其事，实不欲辩，且因以自励，盖已久矣。”然而1913年3月20日晚，他即将搭乘火车赴京时遭暗杀，死于沪宁铁路医院。

关于宋案主谋，一百年来有数十种推测，如袁世凯说、赵秉钧说、陈其美说、日本人说等。定论或许不可能做出，遗憾则永难消除。宋教仁致力于整合同盟会，实现内阁制，欲同时架空两大枭雄，终被对手借会党之手除去。

此后，孙派人马另组中华革命党、改组中国国民党，与宋教仁的国民党并无承袭关系。因此在国民党的法统中，孙中山是当然的“先总理”，宋则地位尴尬——他在历史书中存在，仅仅为了证明袁世凯阴鸷狠毒，而“国父”高瞻远瞩，与之坚决斗争。戴季陶在1920年就大放厥词：“用丢了革命性和主义的一群政治势力集团为基础，去与反革命的官僚妥协，以图短时期内掌控政权。公平的批判起来，革命党的第一个罪人实在是桃源渔父。”

讽刺的是，“孙记”国民党贬低、抹杀宋教仁，派系斗争、利用地下社会这两大自同盟会时代变传下来的结构性顽疾，却如影随形。而这恰恰是宋教仁想通过组建政党消除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宋教仁之死既让中国的政党政治随之陪葬，国民党也错失转向现代政党的机会，终于被“孙记”国民党取代，走上了激进之路。历史的吊诡莫过于此。

参考书目

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上下）》，中华书局2011年版

张耀杰《谁谋杀了宋教仁？》，团结出版社2012年版

刘景泉、张静、汪向阳《宋教仁与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河北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

谭人凤《谭人凤自述》，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年版

张玉法《民国初年的政党》，岳麓书社2004年版

王德昭《孙中山政治思想研究》，中华书局2011年版

魏建猷《秘密结社与社会经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7年版

湖南省社科院编《黄兴集》，中华书局2011年版

萧致治、石彦陶等《黄兴与辛亥革命》，岳麓书社2005年版

程舒伟《议会政治与近代中国》，商务印书馆2006年版

翟国璋《南京临时政府的政治制度》，宁夏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第四篇：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烈先驱

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烈先驱

纪念抗日战争中牺牲的英烈先驱

中国抗日战争，是指从1937年7月7日的“卢沟桥事变”后，中国最高领导人蒋介石于7月31日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宣告全面抗战开始算起,两国军队鏖战八年，至1945年9月2日，以中国的胜利而告终。

实际上，从1931年9月18日的九一八事变开始，中日两国就开始了地区冲突，日本先后占领了中国东北三省、上海市，以及热河、察哈尔两省，至1937年扩大为全面侵华战争。对于最早失陷的东北三省来说，抗日是从1931年到1945年，长达14年之久。

1937年7月7日夜，卢沟桥事变爆发。时值日本近卫文麿内阁。日本中国驻屯军借口一个兵士失踪，要求进入北平西南的宛平县城搜查。中国守军拒绝了这要求。日本军阀遂开枪开炮猛轰北平卢沟桥，向城内的中国守军进攻。亦有说，根据“辛丑条约”驻扎的日本军阀在宛平附近演习时遭到国民革命军的枪击，而向中国守军进攻。打响全面抗战第一枪的是第二十九军吉星文团。

7月16日、17日，中华民国最高统帅蒋介石在庐山先后发表《对于芦沟桥事件之严正表示》谈话，表示：“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救国家生存。最后关头一到，我们只有牺牲到底，抗战到底”，“地无分南北，年不分老幼，皆有守土抗战之责！”，至此表明了对日本军阀挑衅的退让底线。

7月28日、30日，日军相继占领北平、天津，第二十九军退守保定一线。平津一带的大学纷纷迁移。7月31日，蒋介石发表《告全体将士书》：“……和平既然绝望，只有抗战到底”，宣告战争已经全面爆发。８月１３日，日军又进攻上海，同样遭到中国守军的顽强抵抗。

至此，中国结束了对日本侵略者步步退让的不正常状况，开始了有组织的全面抗战。

在外寇入侵，中华民族最危险的时刻，中国人民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以巨大的牺牲捍卫了民族的尊严。

在抗日战争中，自卢沟桥事变至1945年6月，国军中少将以上的将军，共牺牲115人。其中上将8人，中将42人，少将65人。而国民政府的何应钦则说是206位将领。无论是一百还是二百，都已表明战将伤亡惨重。在共产党人中，牺牲的高级将领有左权将军和彭雪枫将军（左权为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彭雪枫为新四军的师长）。

国民革命军的对日战场是主战场，抗击着大部分的日军。仅从歼灭日军的数量来看就超过一百万，八路军新四军歼灭日军和伪军共计五十二万。国民革命军在除西北以外的广大地区抗击日军，而八路军、新四军占据华北和华中等局部战场。

国民革命军在一次战役中歼灭日军的数量可以达到上万人（不少为日军精锐部队），如台儿庄大捷、万家岭大捷，共产党的军队平型关大捷歼灭一千多人的辎重部队。以上材料从抗战将领牺牲情况、消灭日军数量情况、作战主次战场情况、战争中战役歼敌数目情况,这些数据及历史史实足以说明国民党及其领导的抗日军队是抗日战争中的主要力量，是主力军。因此，还历史以真实！历史不是任人打扮的小丑…… 那么，我们再来看看国民党抗战节节败退的历史原因。1937年8月国民政府提出的“持久消耗战略”和后来提出的“以空间换取时间，积小胜为大胜”战略，和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异曲同工，同样是正确的战略方针。在“持久消耗战略”、以空间换时间的方针下，加之敌我力量对比悬殊，出现丧师失地，或者主动撤守一些地方，自然不能简单地描述为“大溃退”。

关于国民党军队的溃败，我们引用俄罗斯的例子作比。在北方战争和1812年的卫国战争中，俄国统帅也被迫决定向国家的腹地撤退，不得不放弃大片国土，以赢得时间，积蓄力量。这是与中国抗战相同的，无论是彼得一世还是库图佐夫，他们在帝俄和苏维埃时代都被视为俄罗斯民族的英雄，而不是临阵脱逃的懦夫，国民党军队及其将领理应受此待遇！因此，国民党军队败退的真正原因正是毛泽东所说的——持久战。这一点需要正名。

国民政府始终是日寇打击消灭的主要对象，而国民政府面对的始终是抗日主战场。再来看看以下的数据及材料： 为了松沪抗战，国民党政府动员了全国1/3以上的兵力，包括78个师、7个独立旅、3个暂编旅、炮兵7个团、宪兵1个团，空军第2至第9大队和1个暂编大队。甚至连财政部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上海市保安总团、上海市警察总队江苏省保安团4个团也拉上前线。

松沪抗战开始后，一天中平均就有国民革命军1个师的士兵全部阵亡，第一天多名国民革命军旅长就牺牲在前线。第3战区国民革命军司令官冯玉祥说：‘我们每天一个师又一个师投入战场，（有的师）不到三小时就死了一半，有的支持5小时死了2/3。这个战场就像大熔炉一般，填进取就化了！”

中国军队最精锐的国民革命军第98师，在18天的作战中，伤亡62 ％，营级及以下军官阵亡200余人。国民革命军第8师陶峙岳部作战3星期，全师作战人员从参战时的8000人锐减至700人！

松沪抗战最激烈时，国民革命军第78师467团迎击渡河日军，10分钟内一个连全部壮烈牺牲！

松沪抗战，日军飞机3000余架，国军250架；日军4艘航母、黄浦江和长江内100余艘军舰，国民革命军无。日军参战总兵力达25万人，装备精良，训练有素，但在国民革命军殊死的抗击下，被迫数易主帅。

整个松沪抗战，国民革命军消耗85个师，阵亡333500余人。第一次长沙会战，歼敌3.3万人，第二次长沙会战，歼敌4.8万人，第三次长沙会战，毙伤敌人5.6万人。（它们和那次歼敌1000余人，所有大陆中学生都耳熟能详的平型关大捷，一样值得纪念。）

…… 正如某史学专家所说：“在敌强我弱的格局下，有战就可能有败。只有一支躲避会战的军队才不会溃退，反而会不断壮大。” 从1937年7月7日直到日本投降，国民政府的抗战史就只能写成一部“大溃退史”，但正是这部溃退史挽救了中国、东南亚甚至整个反法西斯战场。

巴黎屈服了，欧洲在希特勒的铁蹄之下，伦敦、莫斯科还在战斗。

菲律宾、马来亚、荷属东印度、缅甸沦陷了，东南亚在受日本军国主义者的蹂躏，重庆还在战斗。

看看这些数据：从1938年2月18日到1943年8月23日，日本陆海军航空部队进行了为期5年半的战略轰炸，史称重庆大轰炸。据统计，空袭重庆共218次，出动飞机9513架次，投弹21593枚，炸死市民11889人、伤14100人，炸毁房屋17608幢，有30所学校曾被轰炸。

“埋头苦干的中国人，将尽我们的力量所至，抵抗到底。我们将奋斗到最后的胜利，或最后的惨败。纵使大好河山，悠久历史，都被鲜血染红，或毁灭在熊熊的火焰之中，亦在所不惜。”正是在凭借着这种精神，中国迎来了抗战的最后胜利。

1958年3月4日大陆内务部在关于抚恤工作几个问题对陕西省民政厅的批复中称：......国民党抗日阵亡官兵也不需要和不应该由我们再去抚恤（内务部(58)内优字148号）。

……

我们一次次对日本参拜靖国神社义愤填膺，对东条英机等战犯牌位安放在靖国神社耿耿于怀，可我们自己又用什么来告慰为卫国捐躯的百万国民党将士的在天之灵呢？

我们现今的政府也应该实事求是地尊重和承认国民党在抗战中的功勋，在历史问题上表现出政治和解与宽容的精神和胸襟，而任何把这些当成权宜之计或者点缀的思想和行为，都是亵渎抗日战争的光荣精神的无耻行径。

请看看抗战时期国军官兵催人泪下的豪言壮语!“士兵打完了，你就自己填进去，你填过了，老子来填！”

——孙连仲（第2集团军总司令）

【在台儿庄战役中，防守庄内的第31师损失惨重，师长向孙连仲请求把部队撤出庄子的时候，后者这样回答。】

“抗战以来，只有殉土的将领，没有殉职的地方官，我要做第一个为国牺牲的地方官。” ——周同（腾县县长）

【台儿庄会战前期，防守腾县的122师官兵基本损失殆尽，师长王铭章阵亡的消息传到后，周同登上城墙坠城自尽。】

“此次远征，系唐明以来扬威国外之盛举，戴某虽战至一兵一卒，也必定挫敌凶焰，固守同古。” ——戴安澜（中国远征军第200机械化师师长）

【戴安澜的出征誓言。三个月后，他在缅北丛林中壮烈殉国。他的部下一直抬着他的遗体在丛山竣岭中跋涉了1个月，最后完成了“魂归故国”的愿望。】

“我死则国生，我生则国死！”

“我对国家，对民族，对长官良心平安。” “弟兄们！大家要杀敌报国啊！” ——张自忠（第33集团军总司令）

“中国无被俘之空军。”

——阎海文（空军第5大队第25队战斗机飞行员）

【1937年8月17日，奉命轰炸上海虹口日本海军陆战队司令部，完成任务后，不幸被高炮击中，被迫跳伞降落到敌人的阵地上，被数千人包围。敌人喊话逼他投降，阎海文击毙日军数人后，用最后一颗子弹自尽。】

“我们过去打内战，对不起国家民族，是极其耻辱的。今天的抗日战争是保土卫国，流血牺牲，这是我们军人应尽的天职，我们川军决不能辜负父老乡亲的期望，要洒尽热血，为国争光。” ——杨森（四川省主席）

【这是杨森对即将出征的川军官兵的战前动员。】

“男儿欲报国恩重，沙场捐躯是正道！” ——李家钰（第36集团军总司令）

【这句诗是在他上前线的时候写给其妻子的信件中，表明已经抱定为国家捐躯的决心。1944年5月21日，他在豫中会战中阵亡。】

“这些狗杂种，你去审一下，凡是到过中国的，一律就地枪毙，今后都这样办。” ——孙立人（新38师师长）

【第二次缅甸战役开始，孙立人指挥新38师在缅北展开反攻。当部下请示如何处理73名日军俘虏的时候，孙立人下达了这个命令。日军第18师团曾在中国战场上犯下累累罪行，这些俘虏当然在劫难逃。据美国某机构统计，在新1军抗战的整个过程中，保守估计至少有1200名日军战俘被处决。】

“为争取最后的胜利，使中华民族永存世上，故成功不必在我，我先牺牲。” ——郝梦龄（第9军军长）

【抗日战争中，中国军队牺牲的第一位军长。】

“杀敌报国，此其时矣。” ——冯安邦（第42军军长）

“吾向以老母在而有所虑，今大事已了，此身当为国有，誓与中条山共存亡。” ——唐淮源（第3军军长）

“拼到底，不成功，便成仁。” ——武士敏（第98军军长）

“你们去吧，继续与敌拼命，不要管我，我死在这里很痛快！中华民族万岁！” ——王铭章（第122师师长）

“将有必死之心，士无贪生之念。” ——寸性奇（第12师师长）

“大丈夫为国家尽忠，为民族尽孝，此何恨焉！” ——彭士量（第73军暂编第5师师长）

“弟此次出发抗日，不成功则成仁，成功则到老家相见，成仁则到九泉相见！” ——刘桂五（骑兵6师师长）

第五篇：伟大的先驱[推荐]

伟大的先驱——陈嘉庚先生

集美区 杏南中学高二（8）班郑联旭 指导老师：陈美娇

往往提到集美，就会想到陈嘉庚。在去集美的路上，就听到许多关于爱国华侨陈嘉庚的故事。他的贡献得到人们的尊敬。“华侨旗帜、民族光辉”，是毛泽东主席对陈嘉庚先生的崇高评价。身为厦门人的我，为有陈嘉庚先生这样的伟大先辈而感到无比自豪。

他是伟大的爱国主义者、杰出的华侨领袖、著名的实业家、教育家和社会活动家。他于1874年10月21日出生在福建省同安县集美社。十七岁时协父到新加坡经商。1916年后，以橡胶和胶制品业为主，鼎盛时期其销售网遍及全球，谓新马树胶王国的四大开拓者之一，成为驰名海内外的大实业家。

陈嘉庚深知，国家落后必然遭受到挨打，而只有富强，人民才能安康，民族才能站立在世界之峰。陈嘉庚在几十年的商战中赢得了主动权，获得了雄厚的物质财富。“取之社会，用之社会”。财富为陈嘉庚奉献社会、报效祖国提供了可靠的基础和保证。这种可贵的精神正是陈嘉庚作为一位资本家但却超越了资本家唯利是图的本性。拥有一定的物质财富后的陈嘉庚，用自己的有限的人力、财力、物力支持祖国和南洋人民的抗日斗争和兴办教育，用教育拯救祖国和推动世界人类文明的进步。他继承中国儒家传统的思想，以超越普通人的思想情操和人格力量影响和带动了数万名华侨同胞，同心协力，共赴国难，为击败日寇，挽救危亡线上的中华民族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陈嘉庚把“教育为立国之本，兴学是国民天职”作为改变贫穷，富国强民的坚定不移的信念。号召千千万万的华侨，投入到兴学报国的伟大行列中。在推进祖国和世界人类和平与文明的历史进程中，陈嘉庚的崇高思想和卓越的组织领导才能凸显而出，华侨领袖地位逐渐形成并日益巩固。

为了教育，1913年，他在家乡集美创办小学，陆续兴办起师范中学、水产、航海、商业、农林等校共十所；另设幼稚园、医院、图书馆、科学馆、教育推广部，统称“集美学校”；此外，资助闽省各地中小学70余所，并提供办学方面的指导。1923年孙中山大元帅大本营批准“承认集美为中国永久和平学村”，“集美学村”之名就是由此而来。规模这样宏大，体系这样完整的“学校”，全国还找不到第二个。1921年陈嘉庚创办了厦门大学，设有文、理法、商教育,五院17个系，这是一所华侨创办的唯一大学，也是全国唯一独资创办的大学，于1921年4月6日开学，他独力维持了16年。在他面对艰难境遇，态度仍很坚定地说：“宁可变卖大厦，也要支持厦大”。他把自己三座大厦卖了，作为维持厦大的经费。陈嘉庚在解放后，不余己力，扩建集美学校和厦门大学，亲自指挥工程进展，检查工程质量，群众称他为“超级总工程师”。

他是爱心与智慧的结晶，他拥有的不仅仅是亿万资产，更多是他对国家的爱，对人民的爱，对教育事业的爱。他的名字——陈嘉庚，将会永远被视为教育的先驱，爱国的象征，将会被子孙后代永远的怀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