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
钓鱼岛问题与中日关系
摘要: 中日两国是一衣带水的邻邦,也都是世界上有重要影响的国家,整个中日关系是矛盾与协调、斗争与合作并存的对立统一关系, 是“ 中日矛盾”与“ 中日友好”的对立统一关系。任何一个国家之间没有永远的矛盾,也没有永远的利益,都是在互相的矛盾与利益中穿插,但是矛盾对于各自国家的影响却很大,处理不好,往往带来不好的结果,所以我们对中日矛盾需要理性地去解决, 注意避免不必要地激化矛盾而被极度希望将中日矛盾推向对抗性矛盾的日本右翼所利用。
关键词: 中日关系;利益;矛盾;理性
通常所说的钓鱼岛其实是一个群岛,位于中国福建正东、台湾东北的东海海域,由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南小岛、北小岛及几个岩礁组成,总面积约6.5平方公里。其中,钓鱼岛面积最大,约4。3平方公里,该群岛即因钓鱼岛而得名。
钓鱼岛历来是中国的领土,可是至今为止,该岛仍然在日本国的实际控制之下。面对日本政府的顽固与纵容的立场,全中国的人民和世界各地的华人用不同的形式自发地掀起了保钓运动。
对于钓鱼岛问题引发的争端,有部分民众上街游行并进入商店打砸日货,导致交通阻塞,社会治安的稳定难以维持,影响人们的日常工作和生活。这种不理智的“爱国”行为并不能真正的起到明显的作用,游行示威只会让国家治安陷入混乱,打砸日货只会使中国蒙受不必要的损失,让日本不费一兵一卒就让中国损失上亿,如此一来,岂不是“亲者痛仇者快”,这些民众的强烈爱国之心是可以理解的,日本为侵占钓鱼岛所做出的一连串卑鄙行径的确令人发指,可是爱国有许多的方式,不一定非要选择游行,打砸日货这一严重扰乱中国社会秩序的方式,一切不理智的爱国行为,都不能称其为爱国只有理性爱国才能真正实现爱国的目的。
其实日本一直以钓鱼岛的问题向中国挑衅,有着种种的原因,这使着中国与日本之间的较量就会有着不小的劣势。不可否认,日本是一个真正的经济大国,它的经济发展比我们国家的要好,带动它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它的高新技术产业发达,创新能力很高,还有文化产业在市场上占的比重也很高。反观中国,中国的经济虽然发展得很快,但总有着一种急功近利与不平衡的状态,这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是不利的。在文化产业上,轻易可见日本动漫对中国影响之大,对于什么海贼王,火影忍者之类等等,在青少年中可谓很熟悉,而我国动漫产业发展还很不成熟,创新还不够,文化统治比政治统治更容易,文化的侵蚀带来的后果比政治斗争会更为严重,这也是日本的一个依仗。在幕后推动日本引发钓鱼岛争端的美国,是日本最大的一个依仗,日本可以说在依赖着美国,对于支持日本抢夺钓鱼岛,美国是默认的,因为美国是一个超级大国,这就使得日本没那么多的顾忌。美国一直喜欢充当渔翁得利的角色,所以美国一直以种种手段给它设计的对手与附庸制造矛盾与事端,然后从中获利,很明显,钓鱼岛问题只是美国的其中一个手段。
在亚洲,中日两国的综合国力都在上升过程中,是未来世界多极化格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日本迟早要成为政治大国,这与中国成为经济大国同样是不可避免的趋势。在中日两国两千多年的交往史中,既有密切的现实联系,又有历史的恩怨,两国关系中的曲折变迁对各自国运兴衰都产生过重要影响,也都证明了中日两国“和则两利,斗则两伤”这一亘古不变的道理。所以对于钓鱼岛问题而导致的中日关系处理要理性分析,理性解决。
一、矛盾分析
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无论是在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时期,还是在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大半国土的时期,都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程度及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由于中日两国对历史熟悉的差异、社会制度的不同、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美国、台湾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将可能长期滞后于两国在经贸等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而“发展滞后、甚至时而倒退的中日政治关系与两国、两国人民发展互利友好的合作交流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是、并仍将继续是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1]。在这个基本矛盾之上,中日关系与任何事物一样,会同时存在着许多矛盾。在许多矛盾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对于近期来说,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冲撞我国渔船并非法抓扣我国船长詹其雄为主要表现的中日钓鱼岛冲突,无疑成为了当前的主要矛盾。当然,钓鱼岛问题不是当前中日之间的“唯一矛盾”,中日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矛盾。但是,作为“主要矛盾”的钓鱼岛问题起到了制约其他非主要矛盾解决的、主导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如果钓鱼岛问题这个主要矛盾得到解决,并不意味着其他矛盾也都会迎刃而解,但是却可以为解决其他矛盾找到切入点,创造一种相对和谐的对话气氛和条件。对此我国政府可谓是煞费苦心,但其行动的软弱性让我不敢恭维。一味的口头抗议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当然也不能轻易走到另一个极端——直接诉诸武力。很多人要求向钓鱼岛派出军事力量,甚至直接向日本开战。但是如新闻中所说,中国南海周边国家蠢蠢欲动,中印关系紧张,如果发动战争,一面是日美的强强联手,一面是南海诸国的不断骚扰,中国处境不容乐观。而且无论战争是否胜利,势必会造成经济和军事上的损失,是中国发展滞步甚至倒退,更严重的话,战争会导致革命。战争激化了国内矛盾,可能像一战二战后一样,战后国内政治会出现大的变革。这是当今各国政治领导人都不希望看见的结果
二、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
日本是中国的近邻,彼此间有着充分的利益交融,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这一趋势将进一步发展。友好相处,合作双赢,是符合中日两国根本利益的唯一正确选择。在当前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下,实现中日关系的健康稳定发展,对中日两国都具有重要意义。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既符合两国的根本利益,也是亚太地区和世界和平与繁荣的需要。两国政府及各界人士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都应从这个基本立场出发。
一切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因此我们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也就是说,要更好地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就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积极寻求两国间的共同利益,采用合宜的外交策略,打造新的外交局面。邓小平曾经说过,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不可能。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大国地位和大国威望。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边疆主权问题时更加不能无所作为。中国没有必要像六、七十年代那样四面出击,空耗国力,但是属于自己的权利一定要毫不犹豫的争取。这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做让步,只是让步必须是公平的、合理的。就拿“搁置争议”这一点来说,中国可以说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容忍,可是如果有的国家阳奉阴违,或者公然挑衅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可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宣示我们的决心。因为单方面的长期搁置、任人控制会被意味自动放弃了主权要求。
这就是我们推行的温和的外交政策,毫无疑问的,这是当前的世界格局的要求。我们发展自身的国力永远是第一要务。综合国力的竞争是长期的,综合国力的增强是确保我们权利的根本。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对美的温和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全方位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是理性的外交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对日柔中有刚的外交方略,也是完全正确的。关键在于坚持这些国际战略的前提下,我们的外交中要多一些就事论事的策略。我们期待并努力寻求中日的长期友好合作,但是在具体的关系到中国长远利益的个案问题上,必须有坚决的维护自己主权与尊严的决心和行动。最近的钓鱼岛冲突事件,我国渔船在本国领海捕鱼的正常活动,居然遭到了日本舰船的抓扣,船长居然遭到日本政府的羁押,并声称将按日本的相关法律法令进行惩罚,这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欺凌和侮辱,这是对中国人民人权何其严重的侵犯,这是对中国领海和领土主权重大而严峻的侵略和挑衅。对于这种公然挑衅,我们长期奉行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国际环境在改变,中日关系在发展,我们采取的策略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充满信心,同时做好迎接困难的充分心理准备
当然,要使钓鱼岛问题得到解决,要使中日关系步入良好发展的正轨,还有许多路要走。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过程。我们应正确分析事物,既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要充满信心,促进新事物的成长;同时也要看到道路是曲折的,要做好迎接困难的各种思想准备。中日关系整体是往前发展的,我们应该建立起充分的信心,采取正确的外交策略促进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事实上,中日双方关系在钓鱼岛冲突前一直展现出健康发展的势头,中日双方在现实利益中互惠的大背景,即中日关系通过十几年政冷经热的发展,中日双方,特别是日本,逐渐认识到,双方实际上处于一种“双赢”和互惠的状态,而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中国比以前更强大了,日本却没有如预期的真的受到多少“挤压”。相反,中国的利益与在华有着巨大市场和外资规模的日本息息相关,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日本,逐渐成为了日本的“景气杠杆”,双方的GDP增长率对比明显呈正比例,并不是中国发展,就意味着日本吃亏。中国的资源、人力,日本的技术、资金,形成了双方互补互利的格局。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2],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但同时也要看到诸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可能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的各种困难,提前做好迎接这些困难的充分心理准备。在历史问题上我们绝不退让,坚决要求日本对其侵华罪行道歉,不要歪曲历史;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只接受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些与日本截然相对的立场必然会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大碍,但我们的国家在发展,我们应相信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一切问题。
四、加强交流与合作,化解冲突,求同存异
事物发展是一个经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做好量的积累,积极促进事物往好的方向发生质变。要让中日关系不断发展就必须加强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化解冲突,求同存异,不断积累有利于双方关系发展的内容,促进中日关系的不断升温,达到质的飞跃。当前中日关系的特点是经济联系密切,政治、安全互信不足,这是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矛盾结果,但主流是合作。中日关系前景有三:经济关系密切,安全信任不足;经济关系密切,安全互信增加;经济关系萎缩,安全形势对立。近期将保持现状。中国对日目标是发展与日本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当前应推动中日关系向建立密切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安全互信方向发展。但考虑到长期以来“政冷经热”的中日外交现状,我国在领土主权上是绝不能退缩的,对此可以通过经济合作得到一定的补偿,政治上也可以在民间交流方面做更多的尝试,但不要妄想中日关系一日之间得到改善,主权问题一日之间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 冯昭奎.如何分析中日矛盾[M].中国外交, 2006.08.[2] 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M].战略与管理, 2002.6.[3] 邓小平.国家的主权和安全要始终放在第一位[M].邓小平文选(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第二篇:钓鱼岛冲突与中日关系浅析
钓鱼岛冲突与中日关系浅析
历史090302136朱蕾
摘要:中日关系是东亚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也是世界上最复杂的双边关系之一,最近的钓鱼岛冲突无疑使这一关系有所恶化。为更好地利用和延长我国面临的战略机遇期,为经济建设创造一个良好的国际环境,必须认真地使用唯物辩证法分析和认识中日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推动中日关系向前发展。
关键词:钓鱼岛冲突,中日关系,唯物辩证法
我国有着五千年文明的悠久历史,文化底蕴深厚,且国土面积广大,与许多国家接壤,其中包括日本、朝鲜、泰国等。自古以来,我国与各国相处融洽,关系友好,但由于历史原因,我国与日本的关系一直十分复杂。
中日关系集中体现和浓缩了国家关系的复杂性,它既是邻国关系,又是大国关系;既是“东西”关系,又是“南北”关系;既有历史上和平与对立的双重关系,又有现实中依存和竞争的双重关系。中日关系正处于历史上的关键时期,正确看待和处理中日关系,是两国人民义不容辞的历史责任。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尽管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双方曾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毫无信义,在实际占领的前提下,加速了钓鱼岛的国土化进程。日本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活动,在岛上建立了若干设施,其中有25平方米的房屋,供水用水槽,石碑标记等,还修了直升机机场。更有甚者,日本还对我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科学考察船进行武力威胁和驱赶。之于长期以来持友好态度、对日本宽容大量的中国,日本的行为可以说是以怨报德,而最近于2010年9月7日发生的由日方挑起的中日船舰钓鱼岛相撞事件,无疑又将中日关系置于水深火热之中。
唯物辩证法作为自然、社会、思维发展一般规律的科学,是人们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根本方法,因此在处理中日关系时我们也应始终贯彻这一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矛盾分析
矛盾无处不在,正是因为有矛盾,才有运动,才有发展。这是唯物辩证法的基本观点。对于中日两国来说,无论是在两千多年友好交往的历史时期,还是在近代日本侵略中国、占领中国大半国土的时期,都存在矛盾,只是矛盾的程度及其表现形式不同罢了。
由于中日两国对历史熟悉的差异、社会制度的不同、日本国内政治右倾化、美国、台湾等外部因素的影响,中日政治关系的发展将可能长期滞后于两国在经贸等其他领域关系的发展。而“发展滞后、甚至时而倒退的中日政治关系与两国、两国人民发展互利友好的合作交流的共同利益和共同要求之间的矛盾”已经是、并仍将继续是中日关系的基本矛盾[1]。
在这个基本矛盾之上,中日关系与任何事物一样,会同时存在着许多矛盾。在许多矛盾中,必有一种是主要矛盾。对于近期来说,以日本海上保安厅巡逻船冲撞我国渔船并非法抓扣我国船长詹其雄为主要表现的中日钓鱼岛冲突,无疑成为了当前的主要矛盾。当然,钓鱼岛问题不是当前中日之间的“唯一矛盾”,中日之间还存在着许多其他矛盾。但是,作为“主要矛盾”的钓鱼岛问题起到了制约其他非主要矛盾解决的、主导性的和决定性的作用。
如果钓鱼岛问题这个主要矛盾得到解决,并不意味着其他矛盾也都会迎刃而解,但是却可以为解决其他矛盾找到切入点,创造一种相对和谐的对话气氛和条件。对此我国政府可谓是煞费苦心,但其行动的软弱性让我不敢恭维。一味的口头抗议并不能解决问题,但当然也不能轻易走到另一个极端——直接诉诸武力。
二、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
一切事物总是处于不断的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的,联系和发展是唯物辩证法的总特征。因此我们要坚持用发展的观点看问题。也就是说,要更好地促进中日关系的发展,就必须用发展的眼光看待中日关系,积极寻求两国间的共同利益,采用合宜的外交策略,打造新的外交局面。
邓小平曾经说过,在国际事务中无所作为不可能。因为这关系到一个国家大国地位和大国威望。在处理我们所面临的边疆主权问题时更加不能无所作为。中国没有必要像六、七十年代那样四面出击,空耗国力,但是属于自己的权利一定要毫不犹豫的争取。这也不是说我们就不可以做让步,只是让步必须是公平的、合理的。就拿“搁置争议”这一点来说,中国可以说已经做出了最大限度的让步和容忍,可是如果有的国家阳奉阴违,或者公然挑衅的话,那么我们就只可以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宣示我们的决心。因为单方面的长期搁置、任人控制会被意味自动放弃了主权要求。
这就是我们推行的温和的外交政策,毫无疑问的,这是当前的世界格局的要求。我们发展自身的国力永远是第一要务。综合国力的竞争是长期的,综合国力的增强是确保我们权利的根本。我们现在所采取的对美的温和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全方位的和平友好外交政策,是理性的外交政策。我们所采取的对日柔中有刚的外交方略,也是完全正确的。关键在于坚持这些国际战略的前提下,我们的外交中要多一些就事论事的策略。我们期待并努力寻求中日的长期友好合作,但是在具体的关系到中国长远利益的个案问题上,必须有坚决的维护自己主权与尊严的决心和行动。
最近的钓鱼岛冲突事件,我国渔船在本国领海捕鱼的正常活动,居然遭到了日本舰船的抓扣,船长居然遭到日本政府的羁押,并声称将按日本的相关法律法令进行惩罚,这是让人无法容忍的欺凌和侮辱,这是对中国人民人权何其严重的侵犯,这是对中国领海和领土主权重大而严峻的侵略和挑衅。对于这种公然挑衅,我们长期奉行的“韬光养晦”外交政策显然是不合时宜的。国际环境在改变,中日关系在发展,我们采取的策略也应作出相应的调整。
三、充满信心,同时做好迎接困难的充分心理准备
当然,要使钓鱼岛问题得到解决,要使中日关系步入良好发展的正轨,还有许多路要走。事物发展是前进性和曲折性相统一的过程。我们应正确分析事物,既要看到前途是光明的,要充满信心,促进新事物的成长;同时也要看到道路是曲折的,要做好迎接困难的各种思想准备。
中日关系整体是往前发展的,我们应该建立起充分的信心,采取正确的外交策略促进中日关系的良性发展。事实上,中日双方关系在钓鱼岛冲突前一直展现出健康发展的势头,中日双方在现实利益中互惠的大背景,即中日关系通过十几年政冷经热的发展,中日双方,特别是日本,逐渐认识到,双方实际上处于一种“双赢”和互惠的状态,而并没有你死我活的利益冲突。中国比以前更强大了,日本却没有如预期的真的受到多少“挤压”。相反,中国的利益与在华有着巨大市场和外资规模的日本息息相关,中国的经济发展带动了日本,逐渐成为了日本的“景气杠杆”,双方的GDP增长率对比明显呈正比例,并不是中国发展,就意味着日本吃亏。中国的资源、人力,日本的技术、资金,形成了双方互补互利的格局。日本自1979年至2001年,连续向中国提供26679亿9百万日元低息贷款,帮助中国建设了北京地铁二期、首都机场扩建、北京污水处理厂、武汉天河机场、五强溪水利发电、重庆长江第二大桥、秦皇岛码头、稀阳至广州铁路扩建、朔黄铁路、南昆铁路等150个基础设施项目,贷款年利率仅为0.79%~3.5%,偿还期为30年或40年[2],这也表达了日本方面的诚意。
但同时也要看到诸如历史问题、台湾问题、钓鱼岛问题等可能造成中日关系紧张的各种困难,提前做好迎接这些困难的充分心理准备。在历史问题上我们绝不退让,坚决要求日本对其侵华罪行道歉,不要歪曲历史;在台湾问题上,中国的立场是不会改变的,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在钓鱼岛问题上,我们只接受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这些与日本截然相对的立场必然会成为中日关系发展的大碍,但我们的国家在发展,我们应相信我们有能力解决这一切问题。
四、加强交流与合作,化解冲突,求同存异
事物发展是一个经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要做好量的积累,积极促进事物往好的方向发生质变。要让中日关系不断发展就必须加强两国间的交流与合作,化解冲突,求同存异,不断积累有利于双方关系发展的内容,促进中日关系的不断升温,达到质的飞跃。
当前中日关系的特点是经济联系密切,政治、安全互信不足,这是双边关系中的积极因素和消极因素的矛盾结果,但主流是合作。中日关系前景有三:经济关系密切,安全信任不足;经济关系密切,安全互信增加;经济关系萎缩,安全形势对立。近期将保持现状。中国对日目标是发展与日本的睦邻友好合作关系,当前应推动中日关系向建立密切的经济合作和政治、安全互信方向发展。但考虑到长期以来“政冷经热”的中日外交现状,我国在领土主权上是绝不能退缩的,对此可以通过经济合作得到一定的补偿,政治上也可以在民间交流方面做更多的尝试,但不要妄想中日关系一日之间得到改善,主权问题一日之间得到解决。
参考文献:
[1] 冯昭奎.如何分析中日矛盾[M].中国外交, 2006.08.[2] 马立诚.对日关系新思维——中日民间之忧[M].战略与管理, 2002.6.
第三篇: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
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
刘江永
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副院长、法学博士
课程前言
王鲁湘:学术前沿,思想对话,欢迎走进《世纪大讲堂》,今年是中日邦交正常化四十周年,但是近来中日两国就钓鱼岛问题所引发的争论,让不惑之年的中日关系陷入了一个危险的境地,现在日本朝野各界人士公开在钓鱼岛海域开展活动,日本政府在讨论有关钓鱼岛问题的时候,也不再遮遮掩掩,日本驻华大使,关于钓鱼岛问题的理性表态,非但没有得到日本政府的认可,反而在日本国内引起了强烈的反弹,日本政府也迫使驻华大使公开道歉,这本身就足以说明,日本政府正在打着所谓名义的幌子公开蚕食中国的钓鱼岛,那么,如何看待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有哪些历史文献可以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如何看待今日中日关系的走向,有关这些问题,今天我们有幸邀请到了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刘江永教授,他演讲的题目是《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让我们欢迎刘教授。
刘江永:谢谢。
王鲁湘:刘教授您好。首先我们介绍一下刘江永教授。
解说:刘江永,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教授、副院长、法学博士,2010年任第五届中日友好二十一世纪委员会中方委员,刘江永教授的主要研究领域是国际关系,主要研究方向是日本及东亚地区,迄今除完成国家相关研究课题和研究报告外,出版单独及合著书三十余部,发表论文及专业文章四百余篇,其中多篇在国内外获奖,刘江永教授长期从事中日关系及钓鱼岛问题研究,在2011年1月13日《人民日报》权威论坛专栏发表长篇文章,《从历史事实看钓鱼岛主权归属》。
一、访谈
王鲁湘:刘教授您好。刘江永:您好。
王鲁湘:今天我们在《世纪大讲堂》谈一谈现在一个焦点问题,就是中日关系中间的钓鱼岛问题,那么现在感到困惑的就是,在中日关系到了恢复正常化四十年,应该说到不惑之年的时候,出现这么一个大惑,突然钓鱼岛问题怎么就变得好像一下就泛起来,而且好像变成一个中日两国关系中间就已经绕不开,不能再搁置的一个问题了。刘江永:这个问题在中日之间,长期悬而未决,在四十年前,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时候,两国的领导人曾经为了实现邦交正常化,就钓鱼岛问题的争议采取了一个双方暂时把它放一放搁置争议,恢复两国邦交正常化,1978年中日两国缔结了《和平友好条约》,当时两国的领导人也是这么处理的,但是到了上个世纪80年代以后,随着《联合国海洋法公约》通过,生效以及中日两国在1996年加入这个公约,日方开始立场倒退,就是不承认有领土争议,把钓鱼岛,它叫“尖阁列岛”作为划二百海里专属经区的基点,这样的话问题就更加的复杂了,同时日本的右翼势力也不断登岛,那么到了二十一世纪,日本政治右倾化在抬头,一些右翼势力他们想利用钓鱼岛的问题挑拨中日关系,并且彰显他们的存在。
特别是今年,邦交正常化四十年了,两国关系应该更好,可是他们这些人不愿意看到这个前景,所以特意要在这样一个四十年,要把钓鱼岛问题炒热,来干扰中日关系的大局,破坏两国国民的感情。
王鲁湘:实际上钓鱼岛问题之所以成为问题,恐怕也主要是日本国内的右翼势力,现在正在利用这个问题,那么我们是根据什么东西对日本的势力进行左右划分的,而且日本的右翼势力到底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中日关系?
刘江永:因为右翼在日本的历史上是由来已久,在战前就有,战后他们有些实际上是有一些黑社会、暴力团的性质,但是在日本社会这些暴力团、黑社会它是受到取缔的,所以它以一种叫做政治民主或者叫言论自由、成立政党,成立政治团体是不受限制的,所以这些人他们就组织了一些右翼的团体,这些在日本他们自己有界定。
但是在我们看来它基本有这样几个特点,一个就是这些团体,它是在历史问题上,是美化侵略历史,是否认日本有战争侵略的行为,称那场战争是解放亚洲的战争,当然也否定南京大屠杀的历史事实,另外在台湾问题上,他们所谓的“亲台”实际上是支持台独,那么在钓鱼岛问题上,更是千方百计来篡改历史,甚至来篡改日本的外务省的文献。篡改中国的有些古文献,他们擅自加以解释,这样的话来蒙骗一些日本的公众,同时他们有些是属于言论、思想,有些是属于制造一些教科书,还有属于叫做“行动派”,甚至实际上有些是有暴力倾向的,所以这样的话右翼势力在日本虽然人数是有限的,但它的能量是不容低估的,他们有自己的舆论阵地,甚至有电视、有网络,在全国搞行动,当然我认为有些参与它的活动的人,实际上是为了打工、赚钱,就是一天给多少钱,上街喊喊口号,有些确实也是对社会感到很迷茫,有些年轻人,比如自己的抱负没有办法施展,又觉得日本的经济非常的不理想,这个社会比较沉闷,他们也想释放一下自己能量,所以有些人加入右翼组织,他们也有很多困惑,走到半截走不动了,有时候又开始反省。又回归正常的社会,日本社会是个多元的,我们也不要看日本右翼就好像是青面獠牙,其实我跟他们也有过接触,我觉得人和人之间接触说明自己的看法,不一定说服,但是有一个比较平等的。
王鲁湘:沟通。
刘江永:沟通和这种交流,这个是有助于人与人之间的这种了解,也有利于国际关系的改善。
王鲁湘:好,下面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来欢迎刘教授的演讲,他今天演讲的题目就是《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
解说:中日钓鱼岛问题再次发酵,如何看待钓鱼岛的归属问题,有哪些证据证明钓鱼岛属于中国,历史文献是怎么记载的,钓鱼岛又缘何是台湾的附属岛屿,《世纪大讲堂》,《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正在播出。
二、钓鱼岛自古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
(一)地理结构
刘江永:首先我想讲一下就是有关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固有领土,为什么这么说,首先我们从地理结构,可以对这方面有一个基本的了解,我手头有一个展板,通过这个展板可以看到,钓鱼岛在这个位置,钓鱼岛它是一个由黄尾屿还有赤尾屿组成的这样一个列岛,钓鱼岛它的位置正好是在中国大陆架的边缘地带,颜色浅的是中国的大陆架,颜色深的是冲绳海槽,中国和日本的海上边界在历史上一直被认为是什么呢?就是赤尾屿到日本那霸,那霸最西边的岛屿,这个岛屿叫久米岛,古代叫古米岛或者叫姑米岛,是在这之间,这个地方是日本目前,冲绳石垣市的位置,日本说“尖阁列岛”也就是我们的钓鱼岛是归石垣市管,这个石垣市的位置就在这儿,从地理上看,这边是台湾省的宜兰县,台湾是从1871年,当时中国福建省实际上是管辖台湾,在台湾有一本重编的,《重纂福建通志》,这本书当中1871年就提到了,宜兰县,当时叫噶玛兰厅。
在这个部分就是有关于钓鱼台的记述,所以台湾他们讲是拥有钓鱼岛,主要也是依据在清朝的时候,中国大陆《重纂福建通志》而来的,第二个展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个是钓鱼岛它的位置,距离中国的台湾省,还有石垣市大约是在九十海里,都是在九十海里的范围,这个地方是冲绳最西边的岛屿,也就是刚才说的久米岛,古代叫古米山,赤尾屿在这上没有标出,大概应该在这个位置,所以中国和日本的海上边界,应该是在这个位置。
(二)古代文献
第二个,我们从钓鱼岛它的古代文献来看一看,为什么钓鱼岛属于中国。在中国的古代文献最早记载钓鱼岛的,我们现在能查到的就是1403年《顺风相送》,这本书清清楚楚地记载了从福州到日本的,当时实际上并不是日本的,而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就是琉球王国,从中国福州到琉球这个海路,要经过钓鱼岛,当时叫钓鱼屿,黄尾屿和赤尾屿,这个比日本占领琉球之后,发现钓鱼岛早了五百多年,另外在中国的历史上,官方有关钓鱼岛的记载就更多了,这主要是在明清两代,中国的册封使从中国的福建渡海到琉球王国,去册封它的国王,在中国的清朝的历史上,册封使最著名的就是中国册封使,大概是1719年的就是徐葆光,徐葆光他在他写的著作《中山传信录》当中就特别指出,古代琉球一共有三十六个岛,这三十六个岛就不包括钓鱼岛,关于具体的地理位置,《中山传信录》当中也提到了,钓鱼屿、赤尾屿、黄尾屿,并且还指出,八重山群岛这个部分有八个岛。这些岛屿是琉球最西南的属界,也就是说古代琉球王国的边界是到古米岛,还有八重山群岛,这是它最西南的边界,这里面也不包括钓鱼岛。
有关钓鱼岛属于中国,不仅是中国的有关当时的一些出使的使者这样记载,而且在1561年和1562年之间,中国著名的,当时是荡寇英雄可以说,也是浙江提督、就是胡宗宪,他当时组织编纂了有关中国海防的海防图,在这个海防图当中,也是明明确确的画有钓鱼岛、黄尾屿、赤尾屿,也就是说从明朝那时候开始,中国已经把钓鱼岛列岛作为海防的要地,在中国海疆上已经标出,并且是中国必守的国土,那么中国是这样,日本又是怎么样呢?日本最早有关钓鱼岛记载的就是日本的叫林子平这个人,他写的一本书,这本书当中就是有一个图,画的叫做《琉球三十六岛之图》,这边是琉球的三十六岛,而在这个图的另外一侧画的是中国,还有从中国到琉球去的海上的一些岛屿,这些岛屿,这是在日本地图上第一次出现。
钓鱼屿、黄尾屿、赤尾岛,而且它的颜色也是不知是什么原因,也跟中国大陆颜色是比较一致的,当然台湾这个地方是不一致的,当时称为小琉球,台湾在汉朝的时候特别是在东汉,就已经进入中国的版图,当时叫夷州,后来也有称为叫小琉球,当然在十六世纪,当时明朝的使者叫郑舜功,曾经到日本做过考察,也是从海上走的,他留下了一本书也是提到,钓鱼屿是小东小屿也,这个小东是当时台湾的一个别称,而当时台湾这个小东实际上是在福建所辖范围之内,从元朝的时候,那求是澎湖巡检司来管台湾,所以有关钓鱼岛,它是中国的固有领土,而且是属宜兰县管辖,实际上是离不开明清两代,中国人最早发现、命名、使用,并且纳入海防这样一个基本的历史事实。
三、行政管辖权不能解决钓鱼岛主权问题
解说:日本吞并琉球,琉球只有三十六岛,而不含钓鱼岛,那么日本是如何窃取钓鱼岛的呢?《国际法》为何不能成为钓鱼岛属于日本的法律依据,日本强调对钓鱼岛的实际控制,美国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世纪大讲堂》,《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正在播出。
(一)冲绳(琉球)在历史上是中国的藩属国
刘江永:我们再谈第二个问题,既然是中国的领土,可为什么跑到日本的所谓的管辖之下呢?就是日本它是怎么样窃取钓鱼岛的,这一点我觉得非常的重要,首先要澄清一个历史事实,就是冲绳在历史上它是一个独立的海上王国,是属于中国的藩属国,从1372年杨载出使琉球的时候,就已经确立了这种关系,琉球王国是靠中国给它的册封获得它的正统的地位,来统治和统一整个琉球列岛,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1609年,为什么?因为在此之前日本它还没有统一,在当年经过了一个日本历史上的战国时期,最后是由丰臣秀吉统一了日本,之后由于内部有些“大名”分地不均,引起了国内的矛盾。
于是乎,丰臣秀吉利用日本国内战争积蓄起的军事能量,为了把国内的矛盾转移到海外,他就在1592年和1597年两次发动了侵略朝鲜半岛的战争,而他的目标是要吞并整个中国,甚至要把印度纳入日本的统治范围,要定都于大明的北京,就是把他的首都定在北京,所以可以看出当时丰臣秀吉在明朝的万历年间对朝鲜半岛的入侵就是近代扩张的一个侵略战争的历史的渊源,这两场侵朝战争,都在当时明朝和朝鲜联军的共同努力作战下被打败,之后,丰臣秀吉的部下,就是当时丰臣部队的第四军萨摩藩,它的主要将领是岛津家族,他们回过首来,开始向琉球王国扩张,这也就没有过几年,也就是说从1598年失败之后,他们开始向琉球,也就是在十年左右之后开始向琉球进犯。
当时因为琉球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守礼之邦,没有多少军队,所以被萨摩军团被打败,琉球的首里城被占领,他们的国王被俘虏到日本的萨摩,现在的鹿儿岛,这样的话,日本逼迫他们投降,同时告诉他们要进贡,从那个时候开始,大概有两百年间,就是表面上琉球王国仍然向中国朝贡,接受中国册封使,但是实际上日本也要求它向日本朝贡,这样的话日本就是取得了和中国好像在琉球这个问题上相对平等的地位,也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琉球王国的两属时代的开始,也就是说,琉球王国它过去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它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我们又讲到,钓鱼岛不属于琉球三十六岛之中,既然琉球都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何来钓鱼岛是日本的固有领土呢?我们再往下看,日本是在1871年,当时俄罗斯正在入侵新疆,中国新疆伊犁地区,中国清政府是对付俄罗斯入侵,还是应付海上倭寇。当时的左宗棠和李鸿章实际上是有不同的主张,可是日本利用中国在遇到这种国内的矛盾和外敌入侵的情况下,它见机而作,在1872年就他琉球国公然地改成了叫琉球藩,琉球藩就变成日本的一个藩,再往前走,到了1879年,那个时候日本中间经历了一个就是利用日本小田县,现在的冈山县,有四个日本人在台湾被害,利用这件事情开始向清政府发难,他们说在1871年的时候,曾经有五十几个八重山的人也在台湾遇害,现在要新账老账一起算,他们说如果清政府不管,他们就要出兵来管,这就导致了1874年日本第一次出兵台湾,而在这时清政府被迫和日本达成了一个叫做《北京专约》,其中提到日本此举是一个叫做所谓的“保民义举”。并且向它赔偿了一些战争费用,日本就抓住了一条说,既然如此八重山这些人是我的国民,1879年它就把它占为己有,清政府说我说的并不是八重山,而是指的你那个1873年的小田县人,日本说对不起,你没有写清就是指的八重山,我琉球,就是指的是冲绳。
(二)日本窃取钓鱼岛经过
所以日本是通过军事扩张,通过可以说武力与贪欲占领了琉球之后,就开始在1884年,有一个叫古贺辰四郎的人,他发现了钓鱼岛,他就请求日本批准他到那去给大授权在那建立一个据点,去搞什么呢?就是一些信天翁的羽毛向欧洲出口,一些贝壳可以做扣子,他要去开发,日本政府当时还拿不准,于是秘密地派出了冲绳县一些人,到那去调查,也就是琉球国原来的一些人去调查,调查了三次结果是什么?简短截说,就是说认定这些岛屿很可能就是《中山传信录》中国已经命名的钓鱼岛。
黄尾屿、赤尾屿,如果日本要占,可能要跟中国形成对立,何况中国清政府,清朝册封使都已经知道这些岛屿名称,并且在清朝有很多报纸,当时已经风传就是,这些岛屿有日本人登岛,并且树立旗帜,好像想占领,劝清政府要小心,所以日本就把这些调查的结果报告了当时的内务生和外务省,于是他们没有敢动,为什么?因为1885年,刚好是中国接受了日本1874年入侵台湾的教训,开始发展中国的海军,北洋水师就是在那年有四艘铁甲舰在英国、德国制造下水,日本对这个非常地警惕,于是他们怕打草惊蛇,就把这件事情压下来。
他们认为如果日本要占领这些岛屿,毕竟涉及到跟中国的谈判,而现在时机不对,只能是调查港湾,和有待开发的物产而已,现在先放一放,放一放它干什么了,它可没闲着,正是从1885年开始,日本向中国大陆派遣了,各种各样的军事间谍,在1887年制定了为期五年的《征讨清国策》,就是向清朝发动战争的军事计划,其中最重要的就是造舰计划,针对北洋水师,日本大兴与军舰的建设,不久就超过了北洋水师的实力,在1892年日本完成了军事计划,于是我们就看到,1894年一场甲午海战,中国北洋水师在战败之后,不得不向刘公岛方向,从辽东半岛向刘公岛方向撤退,在这个时候,也就是日本政府再次提出,钓鱼岛的问题,结果在甲午海战的战火当中,战争还没有结束,日本内阁在1895年1月14号,秘密决定在钓鱼岛建立日本的国标,把它纳入所谓的冲绳县,所以我们可以从日本的《外交文书》第十八卷,第二十三卷,清清楚楚地看到这些历史的记载,也就是说钓鱼岛是在日本还没有等到《马关条约》谈判就通过战争,通过武力的方式秘密地霸占,这就叫从中国的窃取,这个历史经过都在日本的外务省的外交文书当中有明确的记载。
而且最近还发现了一个证据,就是日本它在1894年,甲午战争前两个月,也就是1894年2月15日前后,它们又让冲绳县去调查,调查的结果它们非常失望,因为冲绳县的知事当时告诉它们,我们从1885年的进行了实地考察以后,就没有再行考察,我们手头没有新的确实的报告可以提供,并且补充说明,我们关于这些岛屿,没有古代记述的文献,也没有可以佐证是我邦,就是是日本的还有口头的传说,我们相关的只是说八重山的岛民,有时候去捕鱼狩猎,仅此而已,所以说日本在甲午战争中窃取钓鱼岛之前,它已经明明地知道,钓鱼岛是中国的领土,而不是无主地,它们虽然多次强调是无人岛,看不到清国统治的痕迹,但是实际上,钓鱼岛只有那个主岛是有淡水。其他的黄尾屿、赤尾屿都没有淡水,是不适合人居住的,是没有人统治的,那当然是很自然的,现在还有很多无人岛,难道这些无人岛都是无主地吗?不是,这是在国际法上偷换概念,所以我们从这个历史过程来看,日本它对钓鱼岛,说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是毫无历史依据,也没有国际法的任何依据。
(三)日本目前仍实际控制钓鱼岛的原因
可是话说回来,为什么它现在还是强调,它在实际控制呢?这个当中就和一个什么呢?美国因素相关,美国是在1945年以后,以所谓托管的形式军事占领了琉球,因为早在1950年到1951年日美两国它们在订立《旧金山和约》的时候,由于它们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没有中国政府的参与的,这种所谓的和约,当时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国政府,当时他还兼外长,代表中国政府明确表示,没有中国的参加,无论《旧金山和约》的结果怎么样,我们都坚决反对,都认为是非法的,无效的。并且特别在这个声明当中还指出,迄今的国际法的文献,没有授权美国单独地去托管琉球,也就是说中国从那个时候就反对,美国对琉球的所谓的托管,但是到了1971年美日两国订了一个《冲绳归还协议》,1972年5月正式生效,就是把钓鱼岛按划经纬线的方式,就又送给了日本,中国政府提出抗议,提出当局也提出了抗议,世界包括美国在内,很多地方的华人华侨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保钓运动,于是乎美国慌神了,美国就做了一个最终的决定,美国国会和美国政府表示,美国的立场是,第一交给日本的只不过是钓鱼岛,它的行政管辖权,而有关主权问题,有关各方去协商解决,美国的态度并不影响有关各方任何一方在主权问题上的立场的权利。
美国的立场,也就是说在主权问题上它采取一个模糊的中立的立场,这样的话,实际上我们看钓鱼岛,就是在美国的这种所谓的交给日本的行政管辖权,这样一种非法的行径之下,日本立刻就是派出了它的海巡当局来管控了这个地区,这个也就是在《旧金山和约》生效同时,《日美安全条约》生效,美国作为日本的后盾,一直实际上是在利用钓鱼岛的问题,使中日两国始终围绕钓鱼岛就没有办法,找到一个新的妥协的条件,而且在钓鱼岛“撞船事件”之前,美国的新闻发言人还甚至讲,如果你要问我钓鱼岛,它叫“尖阁列岛”,是不是包括在《日美安全条约》的范围之内,那我只好说是,这个立场从《日美安全条约》来看,也是站不住脚的,也是非法的,因为钓鱼岛的主权在美国的立场上看没有解决,而《日美安全条约》第五条,它的规定是当日本行政管辖下的领土遇到了攻击的时候,美国可以提供保护,根据各自的法律提供保护。
既然没有解决主权问题,何来领土呢?只是一个所谓的管辖权,行政管辖权,就能解决这些问题吗?我认为中国政府早就表示过坚决反对美国的所谓把行政管辖权交给日本这样一种非法的行经,中国政府决不接受,到现在又把它纳入《日美安全条约》的范畴之内,这更是不能接受的,我先讲到这,谢谢大家。
四、现场提问
解说: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立场倒退,为中日关系蒙上阴影,日本政府的无理取闹,让钓鱼岛**一再升级,怎么应对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的发难,如何回应日本所谓的铁证,《世纪大讲堂》《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正在播出。
王鲁湘:非常感谢刘教授精采的演讲,在他的演讲中间,钓鱼岛问题的历史由来,它的整个的发展过程已经变得非常的清晰,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领土,那么我们现在开始进入现场提问的阶段,有关钓鱼岛的问题还有什么疑惑或者还有一些问题想继续请教的,请举手。
学生:您好,刘老师,您刚才的演讲就钓鱼岛的问题,谈的很多中方的理由和根据,就我所知吧,所有日本一些说法是认为,中国曾经承认尖阁列岛,也就是现在中国的钓鱼岛是日本的,您对这种看法有什么了解,能谈一下吗? 刘江永:的确像这位同学所说的,在钓鱼岛问题上,日本大概有这么三种,它们所认为的是理由或者是依据,第一个所谓理由,就是在1919年,当时中国福建、有些渔民,漂到八重山去了,那个时候日本已经把琉球吞并了,所以当时中国有一个驻长崎的领事叫冯勉,曾经给日方一个感谢状,不止一份,大概有那么三四份,这感谢状当中就提到了什么呢?就是八重山郡里边有一个“尖阁诸岛”,于是现在日本石垣市它的市长,最近也在杂志上发文章,就是说这是我们的铁证,你看这个是中国的领事嘛他感谢了我们,但是我们仔细地想一想,或者说我们可以向日方说明的是,从1895年,日本利用甲午之战争窃取钓鱼岛到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这期间无论根据《马关条约》,还是根据日本的实际的统治状况,包括钓鱼岛在内,整个台湾都是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之下,在这样一个历史时期,这份感谢状,它根本就不具备任何的法律依据,它充其量只能证明什么,就是证明当时的中国政府官员已经认识到了,日本是把钓鱼岛已经改成“尖阁列岛”,而且“尖阁列岛”是在所谓八重山,这个管辖之下,充其量就是说在当时认定了这点,但是它不足以说明,中国政府自古以来就认为钓鱼岛叫“尖阁列岛”,“尖阁列岛”是八重山的,这完全是两回事。
这里边我顺便再要提示一下,日本的民众,他是生活在他的语境当中,他是生活在他的这种对钓鱼岛问题认知的这种思想的共鸣当中,他从小就绝大这是我们的,我们实际管辖,那就应该是我们的,中国不对,比如说这里边日本有些人提出了经常会有这样一个看法,就说你们中国的地图曾经1958年,你们中国的地图,叫做世界地图,这个地图里边画的是日本的版图,就有关于“尖阁诸岛”在我们冲绳的部分,就是这个图,日本国会一些议员居然把这个图在日本国会开会的时候,做成大概有两米高的展板展示出来,告诉日本议员说,你看中国1958年就在这个地图上,就已经划定是我们“尖阁诸岛”。发现石油了,中国好像要搞霸权了,并且在日本的电视台播出,这个影响就非常大,但是这个地图,经过我自己的考察研究,我发现这个地图实际上它有很大的值得商榷的部分,因为什么?因为这个地图在它的封皮上,明确的有一行字标注了,就是中国部分国界线,根据抗日战争前申报地图绘制,它加了一个注,为什么加这个注,因为《申报》是一个非常有理式的一个老报,大概在1871年前后,在上海成立,它曾经揭露了日本发动“七七事变”的这个事实,但是在日本占领上海之后,在大概1941年前后,日本就把《申报》接管了,所以抗日战争前《申报》社的地图,那无非就是1895年甲午战争以后,到1945年至今,至少这个时期,甚至到1938年之前,这个地方,中日之间的一些地图的表述,也可以说是按照日方的表述来记的,即使这么说,可能一些日本人也不会接受,为什么?因为他会问,中华人民共和国,新中国你都成立了这么多年了,难道你们自己就没有地图吗?所以我们作为一个研究者,要想说明这个问题,必须给我们自己提出问题,就是在1958年之前,中国还有没有地图不是这样的,还有没有中国地图,在日本这个部分就没有所谓“尖阁诸岛”或者是钓鱼岛的,经查是有的,包括这个展板,可以供参考,我查的并不全,但是我查到比如像1953年,中国的地图出版社出版的,就是《新世界分国图》,这里面因为当时冲绳是由美国托管和占领,所以在日本的部分,根本就没有冲绳,更不用说钓鱼岛了,有关冲绳这个部分,的确也有一个冲绳的图,那个冲绳的图当中就根本没有画所谓的“尖阁诸岛”。
另外,在1956年这个也有一个关于,中国地图出版社出的《世界分国图》,这个地图,比刚才出示那个地图(1958年地图)要早两年,有关日本的部分,实际上是没有所谓“尖阁诸岛”或者钓鱼岛的,也就是说这个地图它同样的位置上所记载的是,这个地图是按照我社,《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图》绘制的,所以我非常感谢我们的地图科学工作者,他们很严谨,这样的话,我认为这个东西应该向日本的公众也加以说明。
学生:刘老师,您好,我有一个问题想问一下,因为日本政府宣称,它们通过先占原则或者时效原则,它们已经实际拥有了钓鱼岛,那请您从国际法的角度给我们谈谈这种说法成立吗?
刘江永:日本它们强调它们是有国际法的依据,拥有钓鱼岛,刚才我回答那个问题就是它的所谓依据之一,第二个就是它提出日本是通过先占原则来取得钓鱼岛,那么我们首先要明白什么是先占,这个国际法的原则,实际上也是在殖民主义时期订立的,它是指当没有任何国家拥有土地包括岛屿,有的国家最先发现,最先利用,最先管理,那么它就有权利先享有领土,先占原则实际上,是殖民主义时期,像欧美、它们对外殖民扩张的时候一些航海没有达到的岛屿,它们就占领了,包括现在,比如亚太地区,可能还有法属的一些岛屿,都是这么来的,那么问题在于日本它依据先占原则来说它拥有了国际法的依据,这个有非常非常大的可以说需要质疑的部分,或者干脆说这根本站不住。
首先呢,我刚才已经讲,钓鱼岛,它根本就不是无主地,它是无人岛,但是不是无主地,是中国的领土,(日本)不能趁着甲午战争,等于是把中国通过战争打败之后,没有经过和中国的谈判就把中国的领土划为己有,这个就是一种巧取豪夺,这根本跟先占毫无关系,如果说是日本真想先占的话,它在1884年发现了为什么不一起就占了,为什么要等到十年在战争期间出手占领了,那么为了证明这一点,日本其实也有许多说法,比如说它们认为,中国没什么地图证明,钓鱼岛是中国的,这完全是由于它们不学习,它们光是利用自己掌握了一些材料,在蒙骗一些民众。我刚才举的那个是一个展板,关于海上海防图的展板,那么我手头还有一个,就是清朝,1863年,《大清一统舆图》,这个图明确地记载了,黄尾屿、赤尾屿,还有钓鱼岛,这个时候相当于1895年,要早几十年,怎么能说它是无主地呢,既然是有主的,那么日本以无主地的这种国际法依据去占领钓鱼岛,它本身就缺乏大前提,所以说,这是根本站不住的。
王鲁湘:下一位同学。
学生:可以说听了您的这个讲座,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我国无可争议的领土,这一观点是无可争议的,但是面对日本政府,可以说这种无理取闹的行为,我国应当如何更好去应对。
刘江永:谢谢这位同学的提问,我认为中国非常重要的,应对之策,或者我们应该采取的一个步骤,向我们身边的人,向我们接触到的日本的观众,一般的民众去谈我们的看法,日本的观众也需要了解,这个事实的真相,关于钓鱼岛问题,我们除了要关注要关注,它的具体问题怎么处理以外,还要考虑另外几个层面,第一个,就是跟钓鱼岛相关的,有关海域的危机管理问题,如果我们解决不了,但是不能让那个地方一天到晚老出事,这样的话有可能和平的状态就被打破,那样就可能使局部的敏感问题,影响我们两国关系的大局,这只是日本右翼势力他们最乐见的,而不是两国人民所乐见的,谢谢。
王鲁湘:钓鱼岛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如何处理钓鱼岛的归属是中日关系当中一个不可回避的问题,也是直接关系到两国关系冷暖的焦点,那么这个难题如何解决,怎样防止这样一个难题来影响中日关系的大局,这个对于双方的领导人都是一个考验,对于两国的民意也是考验,刚才刘江永老师为我们解读了中日关系中的钓鱼岛问题,列举了钓鱼岛归属于中国的有力证据,并揭示了日本窃取钓鱼岛问题的历史事实,回应了日本在钓鱼岛问题上头的种种质疑,我们再一次感谢刘江永老师,也感谢现场和电视机前的观众收看本期的《世纪大讲堂》,下周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王鲁湘:谢谢老师。刘江永:谢谢。
第四篇:形势与政策论文—钓鱼岛与中日关系
形势与政策论文—钓鱼岛与中日关系
摘要:近年来,围绕钓鱼岛而引发的各种争端,使中日关系形势越来越严峻。对于当前的中日关系,世人皆洞若观火。由历史恩怨和现实冲突相互交织的中日关系伴随着近年来中国的逐步崛起而更趋复杂化,中日之间历史、领土、海洋资源划分等问题上的多项争端及日本在中日问题上的恶劣行径国人皆知,无须赘言。展望未来,在中日关系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改变多年来的回避或者迟疑的态度,应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来修补中日关系,使两国间能达到和谐合作。而中国寻求的是和平发展,共赢方式。关键字:钓鱼岛问题 中日关系 对峙与争端 处理与反思
钓鱼岛问题是中日关系发展中的一个重大隐患。尽管1978年签订中日和平条约时,双方曾达成过“搁置争议”的共识,但日本毫无信义,在实际占领的前提下,加速了钓鱼岛的国土化进程。日本多次组织大规模的实地考察活动,在岛上建立了若干设施,其中有25平方米的房屋,供水用水槽,石碑标记等,还修了直升机机场。更有甚者,日本还对我国在钓鱼岛附近海域作业的渔船和科学考察船进行武力威胁和驱赶。之于长期以来持友好态度、对日本宽容大量的中国,日本的行为可以说是以怨报德。
从中国方面来说,在上世纪的70年代,中国推行的“民间外交”(“以民促官、官民并举”)似乎取得了一定成绩。但就是从那个时代的角度来看,中日建交,中国付出的牺牲仍然是不少的。要日本人正式道歉的要求没有坚持到底,数额巨大的赔款一笔勾销,中国的收获似乎就是在亚洲又赢得了一个战略上的支持者。可是,日本为分担中国的战略负担做了多大贡献还值得研究。日本本来就是反苏阵营的骨干,反苏阵线的形成对日本是有利的,决不是什么负担。而为了求得日本支持中国反对霸权主义的一句话,中国则花了莫大的工夫。有本叫做《百年恩仇》的书,引用一位外国政治家的话说,周恩来是忍着难以忍受的屈辱和日本强颜欢笑、喝香槟酒的。
随着中国务实的现实主义外交政策的成熟,中国的对日政策由偏重于柔转向柔中有刚。一些日本人感到不适应了,说中国的外交政策“僵硬化”。1992年2月25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领海及毗连区法》首次用立法的形式确认了中国对钓鱼诸岛的领土主权,并保留对争议地区“使用武力”的权利。有消息说,2000年8月下旬,日自卫队在钓鱼岛附近驱赶中国科学考察船,与随后赶到的中国护航舰发生了对峙。日舰最后退却。据称,这是自一九四五年二次大战结束以来中日军队的首次正面对峙﹐也是中国在钓鱼岛问题上首次以武力宣示主权。9月10出版的亚洲周刊发表文章评论说,随着日本逐步向军事大国迈进,以及中国经济的成长壮大,日本与中国开始在亚洲争霸,在海洋、在空中,一场史无前例的争霸战将决定未来亚洲政治秩序中两个国家的命运。
本文不去试图讨论其他的敏感问题诸如历史问题、教科书问题等等。在笔者看来,钓鱼岛问题才是中国对日关系所应该关注的实质性问题。到底中日关系处于一种什么样的状态下呢?中国应该采取什么样的对日政策?对于中国的周边外交政策有什么样的启示呢?由于本文涉及的是一个重大的外交政策问题,本文所做一些分析和建议均从学术的角度出发,只是学术观点和个人观点。
一、钓鱼岛的经济、战略价值及之于中国的独特意义
根据《中国海疆历史与现状研究》一书的介绍,钓鱼列岛位于台湾的东北与日本冲绳的西南部之间的海域,其中钓鱼岛最大,为4.5平方千米,有淡水。岛上并生长着一种叫海芙蓉的植物,是珍贵的中药用植物。钓鱼岛上还栖息着大批海鸟。钓鱼岛附近海域是一个大渔场,渔业资源十分丰富,盛产飞花鱼等多种鱼类,长期以来就是我国渔民捕鱼作业、避风过夜之地。台湾、福建等地的渔民每年来此捕鱼,年收益超过2亿美元。这么一个岛,自然很有几分诱人之处。
钓鱼岛成为国际瞩目的焦点更主要的在于那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钓鱼岛等岛屿的海底是新三纪的沉积盆地,是生成和蕴藏大量石油的一块宝地。1969年5月,联合国亚洲经济开发委员会的“埃默里报告”认为,“台湾东北20万平方公里,包括台湾北部钓鱼诸岛附近为大油田所在地。”估计蕴藏量为一兆美元。我国科学家估计,钓鱼岛等岛周围海域的石油储量约在737至1574亿桶之间。在石油资源日益贫乏的今天,这些石油无疑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日本政府心急如焚,借冲绳岛回归日本之际,宣布对钓鱼岛“重新”拥有主权。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移交”的也就是所谓“管辖权”,而且这种移交是非法的。直到1996年9月,美国政府发言人仍表示:“美国既不承认也不支持任何国家对钓鱼列岛的主权主张。”但是对于资源贫乏,严重依赖进口的日本来说,钓鱼岛及其附近海域的资源简直就是一块大肥肉。偷换概念也好,强词夺理也好,总之不惜代价也要拿到手。某些日本学者声称的所谓“法理依据”,只是世人皆知的一块遮羞布而已,早已遭到中国学者的严正驳斥。
还有的学者从战略角度分析了钓鱼岛的战略价值。它不仅涉及20平方千米海洋国土和一半以上东海海底资源的归属,而且将可能对我国的国家安全和海上经济开发产生重大影响。日本学者显然对这个问题进行过深入的研究。1997年底,日本的《军事家》杂志刊登了一篇署名文章,题为《日本自卫队尖阁群岛计划》。文章作者、前日本自卫队教官、研究员高井三郎对钓鱼岛的经济价值和战略价值进行了详细的评估。据他的文章透露,现在日军仅在琉球群岛所属宫古岛上设有雷达,“其监视范围达不到„„大陆沿岸”。如果在钓鱼岛上设置雷达的话,日军就可以对我国东南沿海的重要目标如福州、温州、宁波等地进行监视,并对台湾本岛及海峡安全构成直接威胁。从地理位置来看,钓鱼岛与我国基隆东北的彭佳屿和日本的八重山群岛距离大致相等,各为90海里。高井先生认为:“如果中国控制了(钓鱼岛)海域,便控制距大陆500千米以内的东面和南面海域。在进攻和防御两方面都处于有利的战略地位。”有报道认为,中国科学考察船开始在东海争议海域进行作业,也说明中国方面意识到了美国在日本海对中国实施高技术打击的危险性。
显然,日本人是从经济和战略的角度来看待钓鱼岛的得失的;他们着眼的不只是一岛或者一片海域的资源,而是着眼于日本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战略利益。对于日本来说,它力图保持住东亚唯一海洋国家和和海洋强国的地位。现在中国海军力量日新月异,日本自然感到了威胁。一方面,日本加速其军事力量的扩充和现代化;一方面则争夺有利阵地,准备冲突的到来。从这个意义上说,钓鱼岛问题反映的是日本某些右翼政治家头脑里根深蒂固的霸权思想。钓鱼岛问题牵涉的绝不仅仅是一个什么可有可无的小岛的问题。
撇开以上所提到的经济和战略价值不谈,钓鱼岛问题的合理解决还具有深层次的独特意义。中国要成为一个世界大国,必须确保国家威望不受损害。从内部来说,如果我们继续采取软弱的态度,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将会日益高涨;从外部来说,必然使别的国家对中国所应该拥有的权利造成轻视。撒切尔夫人不顾国际国内的强大压力,发动了英阿马岛战争,虽然损失很大,但她所为之自豪的是确保了英国大国威望的延续。对于美国来说,它权衡再三,最后完全倒向了英国。同样,如果没有邓小平同志对撒切尔夫人所做的那一番坚决的谈话,恐怕香港回归的谈判要棘手得多。以前我们提倡温和的务实的外交政策,但有时似乎有点不分国家、不分时候的过于温和了。其实,现在韩国和中国对教科书事件所做出的强烈反映,本质原因就是这关乎一个国家的威望和尊严的问题。恰恰在这一点上,尤其是对日关系中,我们考虑得过少,看得过轻。
二、中日关系大背景中钓鱼岛问题的处理与反思
中国要实现“民族的伟大复兴”,第一步自然就是要恢复在亚洲的主导大国的地位,然后才有可能恢复世界大国的地位。后一个目标中国在毛泽东时代曾经尝试过。中国向一些遥远的国家提供军事和经济支持,试图发挥它的影响。但是,这些尝试都失败了。原因在于毛泽东时代推行的是过于理想主义的外交,没有量力而行。邓小平时代推行的韬光养晦外交,为中国国际环境的改善起到了根本性的指导作用。但是,随着中国国力的不断上升,威望的不断增长,必然面临一些不可回避的挑战和阻碍。其一就是从日本发源的“中国威胁论”。即使中国不去招谁惹谁,中国的崛起也会使某些想永居霸主之位的国家寝食难安。对于这一点,必须做好充分的心理准备。一些海疆问题的复杂,其关键就在于大国的操纵。中国的“搁置争议”“共同开发”成了一厢情愿,反而助长了某些国家的嚣张气焰。“打狗看主人”,其实,有时候真正恼火的就是狗,必须先给狗两下子。狗很多时候只是气球,只是主子的牺牲品。大可不必把狗和主人看成铁板一块的。
中日关系在经历了从1949到1972的二十多年的敌对之后,由于中美关系的改善而得到改善。因此,从一开始,中日关系的改善就不是完全自发和独立的,不是建立在真正的共同利益的基础之上的。中国试图借助日本来遏制苏联的扩张,注重的是政治,是所谓的“战略”。在对历史问题的认识上,希望通过宽容和友好,能触动日本人的良知,认清睦邻关系的重要。过去,主导日本政坛的是经历过战争的人,共同的战争记忆,使他们很难昧着良心说话。但是,这种求之于一代人的思想的外交战略肯定是有问题的,因为外交战略和现实的外交利益不只是一代人的问题。正如一句常说的话,人是会变的。
拿钓鱼岛问题来说,实际上是中日关系改善中的一个最大障碍。我们不去讨论中日正式建交前中国对钓鱼岛问题没有重视的原因。至少我们通过思考,可以对建交时中国的外交得出以下几点认识:
A)中国作为一个有着儒家“礼让三分”的传统的国家,在外交上还是没有摆脱内敛的人情传统。其实,从中日建交时的大背景来看,至少谈不上中美、中日关系的改善对中国更为有利。尼克松下飞机的第一句话就是“我为美国的利益而来”。中国在当时的谈判中实际上是处于有利地位的。当时的美国,正因为霸权扩张过度而陷入全面的收缩,它主动和中国改善关系完全是处于全球战略的需要。而我们则事事“礼让三分”。其实,当时如果在台湾问题上狠一把,估计今天就不会有这么棘手了。钓鱼岛问题则更反映了这一点。与中国关系的隔绝,对日本并无任何实际的好处。中日关系的改善,相反是中国做出了重大的让步和牺牲。
B)中国作为一个重政治轻经济的国家,没有认识到片面追求一时的所谓战略盟友会给自身的实力地位带来长期的损害。中国在很多时候有这种“大气”。1972年9月,周恩来就对田中角荣说:“我们不要在这里为它(钓鱼岛)争论了。毕竟,在地图上,它们是你几乎找不到的几个小点。它们之成为问题,只不过是因为它们周围发现石油而已。”不管怎么解释,听起来总有点让人联想起满清外交的一些辞令。不妨听一听美国着名国际政治学家肯尼思?沃尔兹的一句话:“美国只要连续三年保持3%的增长率,对美国的好处就要超过英美结盟。”
C)中国作为一个缺乏现代外交传统的国家,外交方面过于粗疏和注重所谓“大局”。俄亥俄州肯特州立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李洪山指出,自七十年代以来的搁置只是单方面的搁置。原因是多方面的。日本极右派的猖獗是其一。日本政府的纵容是其二。更重要的原因在于搁置的非正规性。迄今为止,搁置的基础只是双方领导人一二十年前达成共识,并没有任何条文明确规定双方所负的责任和义务,更没有建立有效机制对于违反协定者进行必要的惩罚。这为日本极右分子在钓鱼岛上的行动提供了可乘之机。也使日本政府在纵容极右分子活动上有恃无恐。中国政府除了要求日本政府拆除灯标,抗议日本舰船驱逐中国船只以外,并没采取更有效的措施迫使日方公平彻底地执行搁置。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反倒是中国自己制止了1978年4月中国渔民的卫岛运动。
随着世界格局的变化,所谓战略平衡的需要不再存在,美国与中国的“友好的非盟国关系”的结束,可以料到的是中日关系必然遇到挫折。正如我们以前分析的,尽管当时中国维护了所谓“大局”,其实这种单方面搁置的容忍行为是危险的。日本极右势力的日益猖獗,不能不让中国感到主权在一天天面临威胁。中国的容忍是有限的。如果继续这样下去,恐怕迟早会爆发一场中日战争。而对于某些战后出生的日本政治家来说,他们也厌倦了,把中国的好心视为狼肝肺,叫嚣所谓要“对中国说不”。中国态度日益走向温和而坚决,是对现实的中日关系的认识,是抛弃了单相思的务实外交。
对于钓鱼岛问题的处理,无疑中国是采取一种忍让的态度的。对此,换一个角度来看,就要了解当时采取温和政策另一个原因:为了取得日本的经济援助。对于这个问题怎么看呢?现在显然不存在所谓的战略需要,那么如果因为钓鱼岛问题闹翻,对中国的利与弊如何呢?许多学者忧心忡忡的指出,现在日本的军费开支为世界第二,军事装备的现代化程度远远超过中国。一旦爆发冲突,中国不一定可以取胜。
4.结语: 展望未来,在中日关系这个问题上,日本政府应该改变多年来的回避或者迟疑的态度,应该采取更为积极主动的措施来修补中日关系,使两国间能达到和谐合作。如果一味地坚持错误的外交方针,企图在历史问题上蒙混过关,这对日益强大的中国来说是不可接受与谅解的,处于发展态势中的中国人也越来越具备信心,在经济上完全可以通过与世界上其它国家合作来达到双赢。但中国这一具有十三亿人口的国家却是日本经济的一个重要市场。面对这样的事实,日本政府应该更为务实,采取切实的措施来寻求中日合作的基础。当然,作为一个军国主义国家,日本可能并不会立即转变态度与思想,这样,中日关系在一定时期内还会不时出现紧张局面,但战争或重大冲突应该是双方都不愿意看到的解决方案,因为没有一个国家敢于不顾一切地与华宣战,而中国寻求的是和平发展,共赢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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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篇:当代大学生如何从钓鱼岛问题看待中日关系
当代大学生如何从钓鱼岛问题看待中日关系 在全球化的形势下,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微妙密切,不再是赤裸裸的博弈和较量,而更多的是强调谋求合作和共同发展。中日两国,在地理上,是一衣带水的邻居关系;在经济上,中国是日本的第一大贸易伙伴。因此中日关系绝对是中日两国乃至其他国家不容忽视的问题。
近年来,钓鱼岛问题可谓闹得沸沸扬扬,甚至影到了国家之间的友好关系。虽然中国和日本的钓鱼岛纷争是由来已久的,而且中在早期就已经推出“主权在我,搁置纷争,共同开发”的方针,但由于日本针对钓鱼岛不断挑起事端,企图把钓鱼岛占为己有,其野心就如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而大量的史书记载显示,钓鱼岛是中国的这是个不争的事实。并且在2012年,中国学者赴日本国家级档案局取证,发现多份文件显示钓鱼岛是中国的,则日本早已明白无误地知道事实。而日本觊觎的是钓鱼岛的军事价值,战略资源和丰富的自然资源。据中国军事科学学会副秘书长兼少将罗援指出,按照《国际海洋法公约》,一旦日本拥有的钓鱼岛的行政管辖权,不只是占有了钓鱼岛列屿的那几座岛,而是将其领土踏在中国大陆架上,直接影响到我国领土的安危。而且钓鱼岛也蕴藏着丰富矿物资源和渔业资源,失去钓鱼岛,也会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经济损失。既然钓鱼岛是中国的,无论如何都理应义无反顾地保护和维护国家领土完整,这是国家统一的保证。作为一名大学生,应该正确理性看待钓鱼岛问题和中日关系,还有用自己的实际行动保卫国家领土完整维护国家主权。随着日本一次有一次地触及中国的底线,保钓运动已经不是一个新鲜的词汇了。特别近年来,日本针对钓鱼岛上演的闹剧越演越烈,日方大张旗鼓的“购岛”计划,计谋将钓鱼岛国有化,这个事件引起了我国公民的极大的愤怒。在去年由于日本右翼分子非法登上钓鱼岛,引起我国各个城市出现了大批爱国人士上街进行了反日抵制日货的游行示威。而作为一名正在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我们应更理性地区看待这些事件。据新闻报道,在游行示威当中,发生一些不文明不人道的事情,就是参与游行示威民众打了抵制日货的爱国口号,看到日本牌子的产品就砸烂毁掉,许多中国同胞深受其害。爱国固然是好事,如果有人只是借着爱国这个堂皇的头衔找乐子发泄自身的不满,这决不是爱国,而是给国家给政府找麻烦。我们应该更理性地看待中日两国的关系,两国的矛盾绝不是抵制日货就可以解决的。而且日本商品也是在中国制造的,为中国解决了部分的劳动力,给中国政府缴纳了赋税,日资企业也给中国带来了经济利益,这是一个双赢的游戏。
从上可看出,中日两国关系的处理是复杂的,但两国友好交往时必须的,作为国家的新生一代,必须树立正确的态度看待中日关系,用正确的方法和适当的行为来维护国家利益和谋求国家发展。由于日本二十世纪前期在中国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和恶行,而今天的日本不愿直面历史的不诚恳态度,再加上不断升级的钓鱼岛事件,这一切都是与我们的爱国情怀相冲突的,但是我们应当避免偏激情绪,抛弃偏见。中国自古以来就强调“以和为贵”,而且当今世界的主题是和平与发展,维护和平的世界坏境,保持国家稳定和促进社会发展才是我们要努力的方向。因此,在处理与日本的关系上,第一,我们要冷静。任何过激行为都会带来负面效果,就比如游行示威抵制日货,对日货进行打砸,这些行为都是不冷静的,缺乏思考的,忽略了大局利益。第二,虽然矛盾是存在的,但是合作和发展是需要的。我们还是需要学习和利用日本的技术和经验,谋求
国家更多的利益和发展。第三,剔除成见,谦虚学习。中国有句话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则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日本的创新的精神和日本人的良好素质还是值得我们学习,不仅仅是要学习别人的好的品质,还要学其法,别人为什么可以做到优秀,必有其的道理,这也是我们要探索和思考的;对于日本消极面对历史不诚恳的一面,我们要引以为鉴,严以律己。第四,我们加强保护本土文化。随着全球化进程,外来文化的入侵已变成我国一个严峻的问题,必须让我们自身的文化深入骨髓,代代相承,决不能让让外国文化喧宾夺主。第五,卧薪尝胆,振兴中华。用周恩来总理的一句话说“为中华崛起而读书”,每一个年轻人都应该更努力地发展自身,这是时代赋予每一个年轻人的责任,培育新一代年轻人,也是在为国家储备实力。中日关系一直都是一个热点话题,我们也相信党和政府能从广大人民的利益出发,妥善处理好中日关系。与此同时,做一名公民,我们应更冷静理智地表达自己的爱国热情,把爱国热情转化为对工作对生活的热情,做好本分,遵守社会规章制度和社会道德,为国家社会的和谐发展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