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篇：论台湾问题
论台湾问题
摘要：
台湾问题一词及其相关概念，最早出现于当时寓居美国之中华民国“代总统”李宗仁之《对台湾问题的具体建议》一文，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因袭此一词语，并因强力宣传而通行于中国民间与国际社会迄今。但在台湾内部，此一词语反而从未存在；相关概念或者叫“台海问题”或者“两岸问题”。
关键词：
台湾问题
台湾当局
中国政府
美国政府
国共两党
正文：
一． 台湾问题的由来
二战结束后,根据《开罗宣言》和《波茨坦公告》,台湾同中国的东北和澎湖列岛一起归还中国,无论从法理和事实上都是毫无疑义的,也是国际社会所公认的。为什么这个又成为问题了呢?这就要追溯到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国共两党的内战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外国势力的干涉。抗日战争胜利后，两党本应继续携手，共肩振兴中华大业，但当时的国民党集团倒行逆施发动了全国规模的反人民战争，由于国民党的粗暴行为，遭来全国各族人民的唾弃，中国人民终于推翻了南京的“中华民国”政府。1949年10月1日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成为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国民党集团的一部分军政人员退居台湾，他们在当时美国政府的支持下，造成了台湾海峡两岸隔绝的状态。
二． 台湾问题的发展
1949年12月7日，国民党宣布退守台湾，国民党政府迁至台北，海峡两岸从此再度隔绝。1949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明确指出“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国人民在1950解放台湾，海南岛，和西藏，完成统一中国的事业”。1950年5月16日，蒋介石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提出“一年准备，两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1950年5月18日，人民解放军解放舟山群岛。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解放台湾的计划被推迟。1955年5月13日，周恩来总理首次提出：中国人民愿意在可能条件下，争取和平的解放台湾“。1956年，“台独”分子在美国建立组织。1956年7月16日，周恩来在会见原国民党中央通讯社记着曹俊仁时，首次提出第三次国共合作的设想。1958年8月23日，中国人民解放军福建前线部队对金门等岛屿的蒋介石军队实行炮击。1971年10月25日，联大以压倒多数通过2758号提案：回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将台湾驱逐出联合国。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表“告台湾同胞书”宣布了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1979年1月8日，邓小平明确表示，将来台湾实行什么制度，可以根据台湾人民的意志决定。1981年8月26日，邓小平说表示“和平解决不可能，不排除用武力方式解决台湾问题”。1982年1月11日，邓小平首次提出“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概念。1983年6月26日，邓小平进一步阐述了实现台湾和祖国大陆和平统一的构想。1985年7月4日，台湾当局宣布了转口贸易“不接触，不鼓励，不干涉”的“三原则”。1987年11月，台湾当局有限度开放台湾民众到大陆探亲。
由上可以得出“台独”的出现，其实质是：台湾问题迟迟未解，两岸长期分治，隔阂已深，更兼各种文攻武吓之下，岛内本土意志的复苏与高涨，某些台湾民众的“中国心”日趋淡薄，产生的一种偏安故土的思想，是当地民主思想发展的产物，使得台湾问题解决又增加了难度。
三．台湾问题的现状
(一)外交方面
宣称台湾应广泛参与国际社会，并以寻求国际承认、加入联合国及其他国际组织为奋斗目标。对外不再坚持使用“中华民国”，并以各种不同名称，广泛参与各类官方及非官方国际组织。
（二）政治方面
实行美国式的民主自由政治体制，“排除任何形式的暴力与专制”，建立“以多数人的自由意志、自由决定为基础的法政秩序”，“保障基本人权、国民主权、权力分立与制衡、责任政府、依法行政、司法独立、政党平等与自由”等等。
（三）文化方面
发展“新国民意识”,推动中小学教育教材本土化,重塑台湾民众对台湾历史文化的认知。国民党中国国民党成立于1894年，自1949年迁台后，一直以“执政党”身份掌控台湾政局。在2000年3月的台湾地区最高领导人选举中，因国民党本身分裂导致票源分散，而丧失执政权，沦为在野党。在2000年前，国民党因长期执政而几乎垄断了岛内所有的政治、军事、经济与社会资源，并依凭执政资源在岛内各种大小型选举中获得多数席位。下台后，尤其亲民党从国民党内分裂出去后，国民党的实力迅速下滑。在李登辉主政的12年期间，逐渐偏离一个中国路线，将中国国民党改造为“台湾国民党”，导致党内理念不清、路线争议不断，新党、亲民党相继出走。为凝聚人心，国民党决定重新确立立党理念和路线。
（四）政治定位方面
明确声明国民党是“中华民国的中国国民党，不是外省党，也不是台湾党，更不是台独党”，“本土化”绝不是族群化、省籍化、更不是“去中国化”。
（五）两岸关系方面
全面清除李登辉分裂路线影响，回归“一个中国”路线。强调国民党对于“一个中国”的立场始终如一，依循“国统纲领”，在“一个中国、各自表述”的“九二共识”的基础上，追求两岸和平稳定关系，建立军事互信机制，建构台海和平区，在台湾优先的前提上，逐步迈向民主、自由、均富的统一。两岸搁置政治争议，从事制度竞赛，走向全面政经建设，形朔政治民主、经济自由的现代化国家。积极恢复两岸制度化协商，加强全方位交流，推动城市交流、政党交流、高层互访。推动两岸经贸松绑，促进两岸资金、人员及资讯移动透明化，创造国际企业策略联盟的环境。
（六）在国防外交方面
建构全民参与的现代化“国防”，以精实军队战力，落实“有效吓阻、防卫固守“的战略指导。扩大区域合作，积极参与国际活动及国际组织，巩固、增进与“邦交国”的关系，积极拓展与其它非“邦交国”的实质关系。团结全球华侨，宏扬中华文化，共同建构全球华侨的生命共同体。
四 总结
台湾问题不仅仅是由尚未正式完结的国共内战所导致，台湾问题得以成形，实际上离不开文化间冲突、资本主义与共产主义间的意识形态对立（冷战）、以及美国等列强在亚太地区的利益等原因。台湾问题在形成初期，海峡两岸纠结于“中国的代表权问题”，方有“台湾地位未定论”的法律模糊点；同时，中国国民党作为“台湾新的统治政权”及“旧中国的偏安政权”在台湾长期威权统治、中国共产党担忧被颠覆而长期闭锁中国边境并进行文化改造，从而使两岸差异、隔阂、误解、乃至仇视日益加深。1990年代中华民国不再否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并放弃武力反攻大陆。某些人士认为至此以后，台湾问题的症结已由“中国的代表权问题”转化为统一与独立之争、专制独裁与自由民主之争、中国化与去中国化（台湾本土化）之争，并且外国势力的介入从未减轻。除了这种为过于强烈的二分法，也有人认为还有第三种中间路线的存在——采用邦联制或联邦制等来解决，欧盟模式是为典型；同时去中国化也不必排斥中华文化；民调也显示，多数台湾民众支持维持现状。
纵观历史可以看到，中国古代的盛世都是出现在大一统时期，而分裂时期就没有太大的成就。因此，海峡两岸，合则两利，分则两伤。事实正是如此，进入80年代以后，由于台湾当局对大陆采取了封闭政策，限制对大陆的贸易，经济发展迟缓，失业加剧，投资减少，GDP的增长率逐渐退居亚洲“四小龙”之末。此外台湾所有问题都被政治化，譬如，台湾当局拒绝北京奥运圣火入台，直接伤害到了中国人民的感情，花巨额资金买美军武器，举行“汉光军演”，使财政赤字雪上加霜。
台湾问题是历史的产物，同时它的解决也需要历史的考验，需要海峡两岸的共同努力，只有通过两岸的努力，中华民族的统一大业的完成定在不远的将来。
参考文献：
毛泽东：《关于台湾问题》，《毛泽东外交文选》，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 邓小平：《一个国家，两种制度》，《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反分裂国家法》
第二篇：论台湾问题
论台湾问题
【内容摘要】天下大势，分久必合，继港、澳相继回归后，早日解决台湾问题，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成为海内外所有爱国华人翘首企盼的事情。本文先论述了台湾的重要性影响；进而追溯历史论述了两岸关系的总体发展；之后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论述了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性和面临的困难；最后重点论述了统一的策略选择和对两岸关系的展望。【关键词】台湾问题；祖国大陆；两岸关系；和平统一；
一． 台湾的重要性
台湾是中国的第一大岛，处于中国陆权与海权交界的“边缘地域”，是中国维护南海海域主权进而有效实现制海权的重要依托。台湾位于中国东海大陆架的东南边缘，东临太平洋，东北毗邻琉球群岛，南面为巴士海峡，西隔台湾海峡与祖国大陆的福建省相望。台湾扼西太平洋航道的要冲，是中国东南大陆的海上屏障和进出太平洋的瓶颈。台湾是中国南海海域的要塞，是中国开发南海及其周边地域资源的依托。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台湾是祖国南海“生命线”上一颗无价的珍珠。对中国来讲它能与海南岛和浙东的舟山群岛共同构成苏、沪、浙、闽、粤、桂六省市的天然屏蔽，其本身处于这个屏蔽的中心点，是中国面向太平洋的门户；对世界来讲它是太平洋航道的战略要冲，谁掌握了它谁就掌握了控制或遏制中国、日本和东盟的最有利的战略支点。独特的地理位置，决定了台湾重要的地缘战略地位，以及台湾在维护中国海上安全方面和维护中国海权利益过程中所处的重要而特殊地位。
二． 两岸关系的总体发展
从1987年到现在，两岸关系经历了一个特殊的发展阶段。于两岸交往而言，机遇与挑战、困难并存。一方面，海峡两岸交流得到飞速发展。蒋经国晚年推行“政治革新”。在其影响下，1987年7月，台湾解除实施长达38年之久的“戒严令”，逐步放宽了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的限制，随后又在一定范围内逐步开放两岸经贸往来。20世纪90年代以后，两岸交往进一步加强，不仅交流领域扩大到经济、文化、体育等各个方面，而且双方的交流也从民间交流，发展到海峡两岸官方机构间一定范围内的协商和谈判。1991年2月，台湾当局公布所谓“国家统一纲领”，表达赞成“开放两岸直接三通”、“推动两岸高层人士互访”的观点。祖国大陆也先后出台一系列促进海峡两岸交流与交往的措施。1992年11月，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与台湾的海峡交流基金会就解决两会事务性商谈中如何表明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问题，达成了以口头方式表达的“海峡两岸均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的共识，由此，“一个中国原则”被确定为解决两岸关系的道德底线，“一中各表”的“九二共识”也成为中国政府处理对台事务的基本准则。而另一方面，这一阶段是“台独”与“反台独”、“分裂”与“反分裂”艰难斗争的时期。蒋经国去世、李登辉继任“台湾总统”后，逐渐背离了“一个中国”原则。1989年3月，李登辉明确宣称台湾“外交”要突破“一个中国”的框架。1993年2月，李登辉公然表示“主张中华民国在台湾，始终没有讲过一个中国”。1995年4月，李登辉提出“李六条”，强调“台湾与大陆分别由两个互不隶属的政治实体治理，形成了海峡两岸分裂分治的局面”。两个月后，李登辉在美国的演讲中再三强调“中华民国在台湾”或“在台湾的中华民国”。1999年7月，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宣称两岸关系是“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从而彻底背弃了一个中国原则。台湾当局的分裂言行引起了中国大陆政府和全体中国人的强烈反对，中国大陆立即开展反分裂、反“台独”的斗争，台海局势陷入危机，两岸事务性接触与谈判被迫中断。2000年，陈水扁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拒不接受“一个中国”原则，彻底否认“九二共识”，不断推进“台独”分裂活动。陈水扁曾多次重申其“一边一国”主张，明白无误地表达其“台独”意图。2002年7月30日，陈水扁首度以民进党主席身份发表谈话时称：“1999年所通过的台湾前途决议文是民进党党纲的重大里程碑，也是我们目前处理两岸问题的最高原则。台湾是主权独立的国家，目前她的国号叫做中华民国，任何有关现状的变动，必须经由台湾全体人民来共同决定”。陈水扁一再提出要“制宪”、“公投台湾前途”，企图在“民主”、“人权”的旗号下实现其“渐进式台独”目标。而且，主张“台独”的民进党执政台湾，利用行政资源在各个领域进行“去中国化”，同时积极推进“法理台独”，已经直接威胁到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2008年马英九当选台湾地区领导人之后，则明确承认“一个中国”原则，也可以说也是在延续着为中国人民守护台湾的职责。随着中国国民党、亲民党、新党等台湾在野政治力量与中国共产党交往的不断深化，两岸关系的发展走上了新的历史阶段。
三． 解决台湾问题的必要性
台湾自古是中国的神圣领土，在历史上曾经遭受荷兰、日本殖民主义者霸占，1949年在刚刚回归祖国四年后又在美国干涉下与大陆分离，在中华民族的灾难史上写下了极为痛楚的一笔。分裂不是光荣事，祖国一天不统一，历史所造成的民族耻辱就一天不能洗雪。中华民族是个有着强烈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的民族，“凡是中华民族子孙，都希望中国能统一，分裂状况是违背民族意志的”。台湾不与大陆统一，民族感情这一关就过不去。台湾与大陆在军备和外交上进行竞赛，消耗大陆大量战略资源，同时对“藏独”和“疆独”有所鼓励并有与之合流的倾向，从而严重牵制了中国的现代化事业，越来越成为中国整体利益发展的障碍。两岸相争，不但拖慢了大陆，搞空了台湾，还为美国遏制中国、干涉中国内政提供了战略支撑，同时也给南海周边某些国家提供了掠我岛屿、夺我资源的可乘之机。某些势力视中国的忍让谦和为软弱可欺，得寸进尺，步步为营，气焰日益嚣张。就一般规律而言，武力的威慑效应在和平年代是递减的，对外国来说是这样，对中国来说也同样适用，对某些势力的惩罚期已到，彰显自己实力，以武力收回我领土、领海，以集中惩罚换取长期平静，坚决捍卫我国家主权与尊严成为选择。但是，饭得一口一口地吃，四面出击、力量分散只会欲速而不达。我们的实力首先应集中到实现和维护国家统一的核心利益上来，在这方面有所作为。而“只要台湾不同大陆统一，台湾作为中国领土的地位是没有保障的，不知道哪一天又被别人拿去了”，所以台湾与大陆的统一问题在目前顺理成章地成为了解决一系列问题的突破口。
四． 解决台湾问题所面临的困难
目前，两岸关系发展面临这难得的历史机遇。虽然两岸统一是大势所趋，但我们应该看到还存在着阻碍国家的因素：
一方面原因是“台独”势力的存在。“台独”活动给两岸关系的发展和国家和平统一投下了阴影。“台独”的产生有着复杂的社会历史根源和国际背景，而台湾当局拒绝和谈、限制交往、在国际上推行“双重承认”和“两个中国”的政策，又实际上为“台独”活动提供了条件。应当说，台湾同胞要求当家作主管理台湾的愿望是合情合理的、正当的，这不同于“台湾独立”，更与极少数坚持要走“台独”道路的人有着根本的区别。极少数“台独”分子鼓吹“独立”，甚至投靠外国，妄图将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这是违背包括台湾同胞在内的全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中国政府严重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对任何制造“台湾独立”的行径绝不会坐视不理。
另一方面是以美日为首的外部势力积极插手台湾问题，严重干涉中国内政，使得中国政府在台湾问题的过程中又面临了外部压力，外部势力与“台独”势力的相互勾结，又成为台湾问题的有一大不稳定因素。
中国政府不能期待美国改变对台湾的战略和政策，一定要做好非和平统一的准备。但是，美国的存在是一个客观现实，中国必须面对，是绕不开的。必须十分重视并加强对美国的外交工作。美国毕竟是一个法制相对完善的国家。和美国打交道一定要充分利用各种法律。因为法理在中国一边，正义在中国一边。
从直观的现象看，过去中美关系充满波折，但又很有韧性，总能在波折后回归平稳，给人的感觉是这一对关系极难预测。事实上，在冷战后的大国关系中，中美关系确实是最复杂的一对关系，同时正在成为最重要的一对关系。要想把握这对重要而复杂的关系，就有必要了解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几个基本特点：
首先，这是一对政治、经济发展不平衡的关系。两国政治关系不太好，两个政府之间经常有摩擦，但是与政治关系形成对照的是，冷战后的中美经贸关系和社会文化交往成倍增长，两国关系的内容比冷战时期丰富得多。1990年中美的贸易额，按照中国海关的统计是117亿美元，到了2000年是850亿美元，这个发展速度是非常快的。如果按照美国人的统计，这个速度还要快一点，2000年的贸易额达到了1150亿美元。另外，中美之间的社会（教育、文化、人员等）交往也非常频繁。按照美方统计，目前大概有5万多中国学生在美国的大学里学习，这个数字比苏联70多年里送往美国学习的人数总和还要多好几倍，所以中美关系是一个极其复杂的关系。
其次，中美关系不是简单的国与国关系，而是日益成为两个社会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在美国，大量的社会团体或政治势力公开地、合法地卷入中美关系，使得很多情况下美国政府不能独立地决定对华政策，只是被动地对社会压力作出反应，结果，政府政策成了因变量，而不是自变量。于是，在有些情况下，中美关系呈现出一种由美国整个社会对相对单薄的中国政府的局面。由于政府永远是社会中的一个很小的组成部分（尽管是最重要的部分），因此上述一个社会对一个政府的关系格局对中国是不利的。另一方面，过去20年中国最深刻的变化是国家与社会的关系发生了转型，从“强国家弱社会型”转向“国家社会相对平衡型”，结果，社会因素在中国外交（特别是在对美外交）中的作用也开始上升。这从短期看是使得中国的外交决策环境更为复杂了，从长期看是使中美关系处于一个新的社会对社会的结构之中。第三，中美关系的一个基本背景就是两国力量是不平衡的，美国比较强，中国比较弱。但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在冷战后第一次出现了两国力量不断走向平衡的新趋势。这种新现实对两国提出了新挑战。对美国而言，就是要适应一个日益强大的中国。对中国而言，就是要认识到在中美关系中或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整体关系中，中国因素越来越重要，中国自己的政策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中国塑造外界环境的能力越来越强，因此中国对自己行为和政策的要求也就越来越高，这是一个极其重要的大背景。从这个背景来看，未来中美关系的好坏越来越多地取决于中国的政策。
第四，中美关系不仅对两国是重要的，而且对整个亚太地区都是至关重要的。从某种意义上讲，中美关系已经具有了全球影响。这也就是一旦中美关系出现问题，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都非常关注的原因所在。
第五，中美关系被深深地卷入了两国的国内政治，这就愈加增添了其复杂性。大致在1990年代中期，在克林顿政府推出对华接触政策之后，冷战后的中美关系具有一个新的框架。这是一个基于双边利益的、“更正常”的关系结构，其中，既有限制性因素，又有支持性因素。中国是唯一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大国，中国的飞速发展对于美国推行其价值观念和生活方式构成最大的障碍。从国家利益的角度看，美国人认为不实行“西方民主制”的国家在政治运作方面不透明，内部制约力差，因而其对外政策制定和执行中的不确定性和危险性更大。从美国人的理想主义传统看，他们认为在全球（包括中国）推广西方民主制是其“天职”。这些都使得两国在意识形态上处于某种对立状态。
在中国方面看来，美国在冷战后的“一超”地位和美国对“单极”世界的追求，对中国的国家利益和政治利益都有威胁。就中国核心利益之一的国家统一问题而言，美国对台湾的政策和在东亚的军事存在是最大的外部障碍。另外，美国公开声称其最终目标是改变中国政治——经济制度的性质，并把中国纳入美国主导的国际关系体系，这促使中国政府对美国的政策意图始终保持怀疑和警惕的心理，因此，无论从哪种利益的角度出发，中国都确实希望出现真正的多极格局，至少是出现不断趋向多极格局的“多极化”势头，以缓解“一超”的压力。
由于美国对台湾问题的产生和发展负有历史责任，由于美国迄今仍是对台湾岛内政治影响最大的外部因素，因此，台湾问题理所当然地成了两国关系中的最大课题，而且是最具有爆炸性的问题。事涉中国主权和核心国家利益，在这个问题上中国没有让步的余地。作为中美关系基础的“三个联合公报”，实际上都是以台湾问题为核心的
日本离中国最近，其西南岛链与台湾紧密连接，环绕着中国大陆东部，形成一个海上半包围圈，台湾直接关乎日本安全和实际利益。台湾与日本冲绳诸岛实际扼住了中国出入太平洋的门户，中国在东面，与其说一个沿海国家，在地缘上与一个内陆国家差不多。其次，日本与台湾有深厚的历史渊源，1895年甲午战争，中国战败，日本强迫清廷割让台湾岛，以后统治台湾50年，如果没有抗日战争的胜利，现在台湾仍然会属于日本。日本目前仍然保留在台湾很大的影响力，李登辉等台湾政治人物都与日本有着密切的关系和历史渊源，现在很多的台独人士像金美玲等就居住在日本并参与台独活动，日本政府和民间的一些人士对其暗中支持。其三，台湾海峡是日本舰船和商船南下的咽喉通道，多数来自海湾地区的石油以及其他民营和战略物资都经过台湾海峡，如果两岸一旦统一，台湾海峡变成中国的内海，那日本舰船的通过就要看中国的脸子了，而绕道无疑对日本成本太大，并且受制于中国。
首先，日本目前已经实际参与并且在影响中国的两岸统一问题。近期日本海上保安厅要在中国钓鱼岛海域常驻可搭载直升机的ＰＬＨ型巡视船，自称目的是“防范中国海洋调查船的入侵”，其实问题远没有那么简单。这里面日本有3个图谋： 第一，通过在钓鱼岛常驻可搭载直升机的巡视船，造成对钓鱼岛的实际占领，到时候中国要想再进入该领域就不是那么容易了，除非直接双方进入战争状态武力争夺，否则，要通过谈判解决问题基本没有了希望，日本目前掌握了对钓鱼岛的绝对控制权，无论是中国大陆还是台湾，只能被动吆喝而已，即使将来统一后的大中国，在既成事实面前恐也无可奈何。
第二，钓鱼岛地理位置非常重要，它位于台湾东北部，西面直接面对中国大陆东部沿海，处于台湾、中国大陆沿海与日本冲绳岛的三角中心位置，居于对中国两方的咽喉之地，有巨大的战略价值，一旦台海有事，日本的舰只马上可以进入“有事地带”。况且历史上钓鱼岛就属于台湾管理，日本的上述举动，实际等于第二次侵占台湾，并利用的中国尚未统一，大陆无法插手，台湾无力插手的机会，用实际的入侵行动显示给大陆和台湾两方看，来表明自己经过战败60多年以后已经实际“崛起”。
其三，日本的举动是在呼应岛内的分裂分子，为他们撑腰。虽然经过去年的选举，台湾岛内政治力量重新整合，但台独分子仍然幻想外力帮助他们实现自己的台独梦想，巴不得外力介入，日本的行为实际是给这些人在打气撑腰，也迎合了台独分子的需求。
第四，日本与中国的历史恩怨最多，中国的崛起，影响着日本在世界的地位。而目前，日本的军事力量实际已经非常强大，海军空军并不亚于中国，陆军自卫队战斗力也很强，日本绝不甘心在世界舞台上居于中国之下。况且日本人从来就看不起中国人，.抗战前期日本的有关战争报告就说，要想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亚洲，要想征服亚洲，必先征服中国，所以，传统历史上对中国的恐惧、愤恨，使日本人天然具有反中国的思维，虽然现在中日关系由于现实需要而改善不少，但日本很国内多人“反华、恐华、制华”心态却是永远改变不了的，“中日人民世代要友好下去”只能是一部分人的愿望而已。
因此，从目前形势看，日本已经感到台海关系改善对自己的威胁，台独势力的萎缩使日本上下感到了忧虑，对中国的两方提前采取行动，阻碍中国统一大业必将是日本今后的目标，中国的双方政府切不可等闲视之，而应该及早采取预防措施，或者达成默契，共同应对日本的挑战，更不可像以往那样互相争斗，让外人坐收渔翁之利。
五．统一的策略选择
（一）不断完善涉台立法
在法治社会中，法对人们的行为起着规范、指引和教育作用。法明确规定人们能够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同时通过对违法行为进行惩戒，为人们提供可预测性的行为模式。立法是我们对台工作的重要内容。涉台立法从立法的角度为规范两岸交往，推进两岸关系提供法律保障。因此，祖国大陆要发展和平稳定的两岸关系，推动两岸在各个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实现两岸持续、稳定发展，就必须通过立法来调整两岸交往关系，规范并推动两岸交流与合作，以法律的力量来抵制台湾当局对两岸交往的阻挠。
目前中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法律、法规、行政规章等来保障台胞的合法权益，推动两岸交流的深入发展，如《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中国公民往来台湾地区管理办法》、《国务院关于鼓励台湾同胞投资的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同胞投资保护法实施细则》等。但是，从总体上说，当前祖国大陆关于调整两岸交往的立法，已经明显滞后于两岸在经济、文化、教育等领域交流与发展的现实需要。目前中国涉台立法尚未系统化，有关处理涉台事务的规定缺乏应有的规范性、系统性、权威性和可操作性，直接影响了它们在实践中能够发挥的作用。
随着中国大陆各地涉台事务的普遍开展，地方性涉台立法的重要性更加突出。地方性涉台立法能够有效弥补当前祖国大陆中央涉台立法的不足，为各地处理涉台事务提供有针对性的、富有实效的依据。而且，地方性涉台立法中的合理内容，也可为我们今后制定全国性的调整两岸交往的综合性法律提供借鉴。
（二）把经济工作与政治工作结合起来
要继续发挥现有的两岸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面影响。近年来台湾经济萎缩的原因固然与民间投资及外来直接投资停滞有关，但究其根源，与两岸关系紧张也是紧密相关的。现在的情况是，一方面大陆对台资金、技术的需求相对下降，另一方面台湾对大陆的需求大幅上升。在这样的格局下，台湾当局难以有效阻挡两岸经贸的发展，更不可能切断，两岸经贸关系对两岸政治关系的正面影响更加突出。这个现实，不管将来台湾谁执政，都不能不面对。因此，今后我们应该继续加大对台湾经济工作的力度，使现有的两岸经贸关系对政治关系的正面影响得以继续有效的发挥。要建立两岸统一市场，实现两岸经济一体化。两岸经济上的统一是最终实现政治统一的前提。因为实现经济一体化，可使台湾的经济与大陆的经济形成一个有机的统一体，真正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深度合作、融合关系。同时，要把争取民心的工作寓于经济工作中。一直以来我们的对台经济工作都具有不可否认的政治意义，如国共两党成功举办的两岸经贸论坛，表面上是一个经济层面的工作，但是它带来的是促进两岸关系良性互动、拉近两岸人民心灵距离的政治效应。因此，今后无论是在哪个层面上的经济交流和合作，都应该以能否得到台湾民众认可、能否赢得台湾民众人心为依归。只有这样，经济工作才能真正达到为政治服务的目的，才能为两岸政治最终走向统一提供有利的基础条件和环境氛围。
（三）坚持以人为本，注重民生
台湾问题的解决是需要条件的，最重要的条件是获得民众的支持。而获取民众支持的最佳手段就是以民生为本，更加深入扎实地做好争取台湾民心的工作。台湾人民是发展两岸关系的重要力量，也是遏制“台独”分裂活动的重要力量。只有使台湾广大民众深刻认识到“台独”的危险性，认识到“台独”与他们自身的利益，与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背道而驰，促使广大台湾民众自己站出来反对“台独”，才能取得遏制“台独”的更大效果。
六． 对两岸关系的展望
两岸同胞是血脉相连的命运共同体。包括大陆和台湾在内的中国是两岸同胞的共同家园，两岸同胞有责任把她维护好、建设好。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奋斗，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新局面要靠两岸同胞共同开创，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成果由两岸同胞共同享有。我们要坚持以人为本，把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贯彻到各项对台工作中去，最广泛地团结台湾同胞一道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只要我们共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神圣目标而努力，我们一定会迎来灿烂辉煌的新世纪！
第三篇：毛概—论台湾问题
实现祖国完全统一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也是全中国人民包括台湾同胞、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的共同愿望。台湾问题至今悬而位决，本文通过对建国后台海间两岸关系的回顾与方针政策的改变，分别从大陆和台湾的角度浅论影响统一的因素并分析双方博弈，试图讨论长远统一大业。
两岸关系 方针政策 影响因素 统一现状 和平统一
一．建国以来方针政策回顾
回顾近几个世纪的历史，从早先的殖民主义者趁虚而入，到1840年的鸦片战争，再到新中国成立之前，由于遭受帝国主义的压迫和侵略，一系列丧权辱国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我国沦为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通过强租或割让的方式，外国列强纷纷在中国的国土上建立租界，乃至更早通过强占方式得到的殖民地，列强更是为了在华势力范围不惜大打出手，例如日俄战争；一战后日本觊觎德国人在山东青岛的利益；葡萄牙殖民者占据了的澳门；英国人在香港的殖民地等等„
然而，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领土完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
.当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共产党领导下的新中国不承认建国前签订的一系列不平等条约，收回了昔日各国列强在华的殖民地与割让领土，平定内蒙，解放新疆，进驻新藏，统一大陆，收复海南，然而由于一系列原因，当时台湾，香港，澳门的统一问题始终悬而未决。
被中国人民革命推翻的国民党政府逃到台湾，依仗着美国等外部势力的扶持和台湾海峡的天险，对抗新中国，并试图有朝一日东山再起，反攻大陆。由于解放军在陆地战场上的绝对优势与全国统一形势一片大好的情况下，确有“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存在，但50年朝鲜战争的爆发以及美国武力进驻台湾海峡，延缓了台湾的解放大业，两岸问题一直延续到了今天。
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在做好武力解放台湾准备的同时，我们也在积极探索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1955年，周恩来总理首次表示：“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同年的万隆会议上，周恩来又提出中国政府愿意代表同美国政府在谈判桌上坐下来详细讨论远东地区局势的缓和问题。应该说，五十年代后期，首次出现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想法。
六七十年代，文化大革命中的台海局势历次出现反复，但值得一提的是期间新中国在外交上的努力，拉拢第三世界国家，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周总理曾笑称“是非洲的穷朋友们把我们抬进了联合国”，通过外交手段孤立了台湾。而大陆在后来包括停止对金门的长期炮击的一系列措施，也缓和了两岸对峙的紧张局面，始终未爆发大规模的台海战争。
直到1979 年，“一国两制”的雏形出现，“我们不用‘解放台湾’这个提法，只要台湾回归祖国，我们将尊重那里的现实和现行制度。” 随后1983年的“邓六条”进一步丰富了“一国两制”的思想内容，1984年，邓小平再次对外表示：“统一后，台湾仍搞它的资本主义，大陆搞社会主义，但必须是一个统一的中国。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简称为“一国两制”，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两岸经济交流日益扩大。尽管两岸交往仍然受到阻挠，但两岸的经贸交流与人员交往已经势不可挡。三通四流（通商、通邮、通航和经济、文化、科技、体育交流）便是这一趋势的必然结果。
历史的车轮进入90年代，江泽民总书记提出的“八项主张”，“…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史称“江八条”。而归功于在八十年代与英国与葡萄牙进行的一系列成功谈判，香港、澳门得以分别在97年与99年回归祖国，这是一国两制方针政策的在现实中的具体实现。香港回到祖国怀抱，中国人民洗血了香港被侵占的百年国耻。澳门的回归，则是外国列强殖民地在中华大地上的最终消失。更重要的是，香港和澳门问题的解决，为下一步的台湾问题提供了参考范例。
二．近二十年两岸关系与统一之策分析
当年蒋介石一再提出反攻大陆政策，一年准备，二年反攻，三年扫荡，五年成功。海峡两边始终充满着浓浓的火药味，近30年的炮击金门，控制人员往来，稍不留意加以通敌罪名…1975年,蒋经国接班，继续坚持他父亲的做法，拒绝与中国共产党谈判讲和。80年代中后期，在岛内外强大的民主化潮流和改革开放潮流的冲击下，蒋经国被迫宣布取消在台湾实行了长达38年之久的军事戒严令，并允许台湾民众回大陆探亲，从此打开了海峡两岸人民为关闭了将近40年的大门。而蒋经国放开的政治体制改革，也使台湾进入了两党议会制。
当受到香港澳门回归谈判胜利的鼓舞，中国政府试图一鼓作气解决大陆台湾统一问题的时候，遇到了坚持台湾独立的民进党上台的障碍，在台湾同样出现了两党为拉选票无所不用其极的选举战，不承认“九二共识”，煽动民族主义与地域主义增强选民内部归属感以拉拢选票无疑是一种手段，于是我们见识了90年代“台独”分子的甚嚣尘上，96年的台海导弹危机就是最好的证明，台湾正值选举，大陆军事演习试射的导弹掠过台海上空，警告李登辉，大有 大战一触即发之势，美第七舰队随即进入台湾海峡，压制大陆当时不足以进行对抗的海空力量，确为90年代人民解放军的三大恨之一。
但随着领导人的更换，我们也见到了海峡两岸的局势缓和，从李登辉当年的“七块论”到陈水扁的“一边一国”，再到今日马英九的“维持现状”，两岸关系正在向有利于大陆统一的方向发展，而这与跨入21世纪十年内大陆的经济高速发展是分不开的。
应该说，影响和平统一的主要有这几个因素：
首先是台湾人民对祖国大陆缺乏文化认同感。从《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到国民党溃逃台湾，从1895到现在，两岸实际分离一百多年。大陆使用简体字，台湾仍然使用繁体字，文化的不同发展，见微知著；同时随着当年退入台湾生活的老一辈人离世与新生一代的出生，台湾和大陆的认同感只会越来越低。
其次是两岸不同的政治体制的问题，特别是台湾人民对于妖魔化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巨大恐惧。在蒋经国时代，改革后的台湾经济腾飞，台湾地区也逐渐形成了一套较为成熟和可行的民主制度。
最后是美国和日本对中国统一的阻碍。一个受制于美国的台湾对中国具有巨大牵制作用，两岸统一不会轻易实现。
回顾八九十年代，对比美国的售台武器，大陆的军备极度落后，而与当时的台湾相比，经济水平简直不值一提。
这种情况下，大陆连武力统一台湾都没有充足的信心，就更不要说和平统一了，96台海危机就是最好的例子。换句话说，连确保统一的终极后盾都没有，自己能付给台湾的利益也非常有限。当年开的条件极度优厚，“一国框架内什么都可以谈”。台湾可以保有自己的军队和政府。合并后的国旗国号国歌都可以商议决定。联合国席位，以及在各个国际组织中的席位，可以与台湾共享。也就是说，除了形式上的“一国”和外交领域之外，并不会改变台湾的当时的现状。可以说，同香港澳门相比，为了谋求两岸统一，这是开出的最优厚的条件了。
但今天，随着大陆经济增长，两岸实力对比已经发生了质变。
所以现在已经不再提当年的统一条件了，从前邓六点、江八点，在今天变成了维持现状为主。
当年80-90年代改革开放，大陆发展还刚刚起步，谁也不知道未来会发展的怎么样。不说美国，就是日本的海空军力都比大陆强得多，台湾空军的质量都比大陆高。未来会怎么发展，谁也不知道，因而大陆的谈判地位处于劣势。
90年代，大陆的前景是如此暗淡，台湾人恐怕看不到有任何进行统一的必要。李登辉恐怕觉得，就大陆的情况，未来只会更差而不会更好。
而到现在，大陆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超越日本，经济实力在向美国的水平靠拢。两岸谈判中的优势，只会随着时间而增强。
得益于经济发展的高军费投入，我们现在有着亚洲最为庞大的三代机群，从南到北的各个船厂也在以让西方目瞪口呆的速度开工下水新舰只，还有我们向来作为撒手锏存在的弹道导弹力量以及两栖投送力量的加强，使得我们不但在美军介入的时候有了一搏之力，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实现在美军介入条件下保证战胜甚至以反介入战略阻止美军航母编队进入，也是可能的。台湾对大陆的经济依赖度也越来越高，两岸交流也逐步加深。未来随着大陆经济发展，文化产业兴盛，那么文化入侵也是必然会发生的事情。
对于台湾来说，未来谈判地位只会越来越不利。
如果按照美国人的G2共管设想，世界格局两超多强，中美划太平洋而治，亚洲（至少是东亚和东南亚）将是中国的势力范围。可以想象，在那种条件下，大陆能开出的统一条件恐怕就是台湾变成中国的一个省而已，实现两岸统一。
现在统一的主动权已经转移到了大陆一边，对于台湾来说，在鼓吹台独会遭遇大陆打击或者经济制裁和不愿与大陆统一的情况下，马英九的不统，不独，维持现状是不得已的最好选择。对于两岸统一而言，台湾人并没有看到统一对自己有非常巨大的好处，尤其是处于对妖魔化的社会主义体制的恐惧，而且也不认同“中国”。从台湾人的角度来说，维持现状是天经地义不需要理由的，最说得过去的选择。
我们真正应该考虑的是，我们如何让台湾人民心甘情愿地投入到两岸统一中来。
武力只是最终后盾，是一种代价和后患都很大的方式。没有极端的必要，是不应该拿出来用的。
那么和平统一又该采用什么方式呢？经济的发展 要让台湾人接受统一，必须要让他们看到一个获得收益的前景。当收益前景远远超越了统一带来的风险，对于台湾人来说统一才能成为一个能够接受的选项。
就这一点来说，我们有两个方向可以进行努力：
大陆经济高度发达，高高超出台湾水平，那么台湾也就不会害怕说大陆会剥削台湾。
其次是统一后台湾大幅增加收益。如果大陆的经济水平能超过台湾，那么和大陆统一不但风险大大减少，反而有很大的经济利益前景，那么大陆就能够吸引台湾民众对统一的支持。
所以在长远的未来寻求台海两岸统一的最佳途径应该是在保持军事威慑和军事压力的同时，以较现在更大的政治和外交努力相配合，进行多年的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努力，放眼长远未来视角，持之以恒地将经济及军事建设放在首位，坚持并发展社会主义改革，努力不断改善中国总的国际处境，特别是尽我们一方所能争取成中美关系的长期良好状况，统一大业的完全实现(而且很可能是以最小的代价)就有了大部分保障。
在我们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政治进步的同时，改善大陆在外形象，改变台湾岛内对华与对大陆舆论，对大陆的经济依赖，文化先于政治统一，与军备后盾，均是最终改变意识形态对立的辅助手段，当意识形态上双方谋求统一之时，统一的最终完成，将是中国走向繁荣富强的必然。
第四篇：论台湾问题
论台湾问题
（一）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战的遗留问题，纯属中国内政。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国民党的一部分军政人员战败后退到台湾。他们在美国政府支持下，武装割据台湾。这样，台湾问题首先就是：首都在北京的代表全中国人民的惟一合法政府――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同台湾当局的关系问题，应该由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自己来解决。
（二）台湾问题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民族尊严、反对外来干涉的问题。美国政府应当严格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彻底纠正并停止其利用台湾问题干涉中国内政、阻挠中国统一的种种错误做法。
（三）台湾问题的本质是分裂与反分裂、“台独”与反“台独”的斗争，焦点是一个中国与“两个中国”的斗争。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各种阴谋，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搞“台湾独立”的图谋。对台政策
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各种阴谋，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搞“台湾独立”的图谋。
一个中国原则的基本涵义——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就是坚持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的主权和领土完整不容分割。中央政府的对台方针政策
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坚决反对任何旨在分裂国家、分裂民族的各种阴谋，坚决反对任何制造“两个中国”、“一中一台”或搞“台湾独立”的图谋。
胡锦涛就推动两岸关系发展提出新“六点意见”（2009年5月）——第一，关于增进两岸政治互信；第二，关于两岸经济合作；第三，关于加强两岸文化教育交流；第四，关于涉外事务；第五，关于结束两岸敌对状态；第六，关于国共两党交流对话。
纪念《告台湾同胞书》发表30周年 胡锦涛就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提出六点意见（2008年12月）——恪守一个中国，增进政治互信；推进经济合作，促进共同发展；弘扬中华文化，加强精神纽带；加强人员往来，扩大各界交流；维护国家主权，协商涉外事务；结束敌对状态，达成和平协议。
胡锦涛会见台湾海基会董事长江丙坤和海基会代表团成员时强调（2008年6月）——协商谈判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希望两会今后在商谈中做到平等协商、善意沟通、积累共识、务实进取。
胡锦涛同中国国民党主席吴伯雄举行会谈（2008年5月）——“两岸和平发展共同愿景”奠定了国共两党交往的政治基础，也是两党向两岸同胞作出的庄严承诺。国共两党和两岸双方应该共同努力，建立互信、搁置争议、求同存异、共创双赢。我们应该在“九二共识”基础上尽快恢复海协会和海基会的交往协商，通过平等协商务实解决两岸间的有关问题。
胡锦涛：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2008年3月）——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胡锦涛在党的十七大上的报告（2007年10月）——我们将遵循“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和现阶段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八项主张，坚持一个中国原则决不动摇，争取和平统一的努力决不放弃，贯彻寄希望于台湾人民的方针决不改变，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决不妥协，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真诚为两岸同胞谋福祉、为台海地区谋和平，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维护中华民族根本利益。
胡锦涛对两岸关系发展提四点建议（2006年4月）——坚持“九二共识”是实现两岸和平发展的重要基础；为两岸同胞谋福祉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根本归属；深化互利双赢的交流合作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有效途径；开展平等协商是实现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必由之路。
胡锦涛提新形势下发展两岸关系四点意见（2005年3月）
胡锦涛会见连战 就发展两岸关系提出4点主张（2005年4月）
胡锦涛：逆历史潮流而动的人逃脱不了失败命运（2006年2月）
江泽民八项主张——１９９５年１月３０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江泽民在中共中央台办、国务院台办等单位举办的新春茶话会上，发表了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就发展两岸关系，推进祖国和平统一进程的若干重要问题提出了八项看法和主张。
温家宝会见台湾两岸共同市场基金会最高顾问钱复（2009年4月）——在当前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两岸同胞要牢牢把握两岸关系和平发展的主题，面向未来，捐弃前嫌，密切合作，携手并进。
贾庆林：贯彻对台工作方针 坚决反对“台独”分裂活动（2007年9月）——我们要坚定不移地贯彻中国政府对台工作的大政方针，继续以最大的诚意、尽最大的努力争取和平统一的前景，同时坚决反对“台独”分裂势力以任何名义任何方式把台湾从中国分割出去。
贾庆林就促进两岸交流提出四点看法（2007年4月）——一是把握时机，大力推动两岸直航进程；二是务实协商，尽早实现大陆居民赴台旅游观光；三是面向青年，扩大和深化两岸教育交流与合作；四是深化交流，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优秀传统。
总而言之，台湾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新时期的中国军人，应该为祖国的统一大业不懈奋斗。
第五篇：毛概论文——论台湾问题
我们知道，近两年来，台湾海峡形势有了很大变化。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为了实现祖国的统一大业，坚持不懈地探索和寻求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途径和方式，并创造性地提出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国策。无论台湾岛内政局、海峡两岸关系及中美间围绕台湾问题而进行的斗争，都有一些新情况、新发展。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是全体中国人民一项庄严而神圣的使命。在社会主义新时期条件下，面对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党和国家的几代领导人都提出了促进两岸关系发展的新的建设性意见。这些对台政策有效地缓和了台海之间的紧张局势，促进了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为加速祖国的和平统一做出了重要贡献。
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是每个主权国家的神圣权利 中国近代史是一部被侵略、被凌辱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为争取民族独立，维护领土完整而英勇奋斗的历史。由于种种原因，台湾迄今尚处于与大陆分离的状态。这种状态一天不结束，中华民族所蒙受的创伤就一天不能愈合，中国人民为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的斗争也一天不会结束。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实现中国完全统一，已然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
一、改革开放前大陆对台政策与台海关系的缓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为了祖国统一大业进行了不懈努力。建国初期，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军事上占有绝对优势，中共中央制定了“武力解放台湾”的战略方针。但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加上美国派兵入侵台湾海峡，延缓了解放台湾的历史进程。朝鲜战争结束后，远东局势出现了缓和的局面，我国的综合国力也在不断增强，这些主客观条件既为“武力解放台湾”奠定了基础，又为和平地解放台湾提供了前提。于是，中共中央在坚持“武力解放台湾”战略方针的同时，积极探索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途径，1955年2月3日，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计划工作会议上提出：“只要美军撤退,台湾可以和平解放。”这是建国后国家领导人首次发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信号。同年4月23日，周恩来又代表中国政府在万隆国际会议上发表声明：中国人民同美国人民是友好的，中国人民不要同美国打仗，中国政府愿意同美国政府坐下来谈判，讨论缓和远东局势问题，特别是缓和台湾地区的紧张局势问题。这是中国政府首次在国际上提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张，体现了我国对台政策的重大转变。总体说来，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中共中央是进一步凸显了“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主题；六十年代，党和国家继续完善“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政策，并且在1963年，周总理提出了“一纲四目”；七十年代，党和国家根据国际形势的变化，采取了外交斡旋的手段以孤立台湾当局。经过几年的努力，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外交上取得了重大胜利，台湾当局的国际地位一落千丈。但由于受“文化大革命”的影响，台海局势出现了反复，两岸同胞仍然亲情阻隔，咫尺天涯。尽管如此，建国后党中央、国务院的一系列对台政策调整，一定程度上化解了台海地区的战争危机，缓和了海峡两岸的紧张局势，为新时期“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实施和两岸关系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制定与实施
1978年12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实现了党和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开创了中国会发展的一个新时期。1979年1月1日，中美正式建交，又为和平解决台湾问题创造了条件。在这一大背景下，中国共产党根据国内经济建设需要和国际形势变化的客观要求，开始调整对台政策，提出了“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这一构想经过邓小平的精辟论述和改革开放的长期实践，得到了丰富和发展，形成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对台基本方针。
首先，改革开放新时期邓小平率先提出了调整对台政策的基本设想。“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拨乱反正、百业待兴，在改革开放和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大背景下，中共中央开始着手解决历史遗留问题,其中也包括台湾、香港、澳门等问题。1978年11月，邓小平会见缅甸总统吴奈温时说：“在解决台湾问题时，我们会尊重台湾的事实，比如，台湾的某些制度可以不动，美国在台湾的投资可以不动，那边的生活方式可以不动，但要统一。”[1] 这是邓小平首次提出保留“台湾政治制度和生活方式”的设想。同年12月15日，在十一届三中全会预备会上，邓小平又提出：台湾统一后，台湾的社会经济制度、生活方式、外国投资均不变。随后，中央在全会报告中全面停止使用“解放台湾”的词汇，改用了“台湾回归祖国怀抱，实现统一大业”的提法。1979年1月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发布了《告台湾同胞书》，宣布“用和平方式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希望双方尽快实现通航通邮，以利双方
同胞直接接触，互通讯息，探亲访友，旅游参观，进行学术文化体育工艺观摩„„发展贸易，互通有无，进行经济交流”，实现共同发展，振兴中华民族[2]。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告台湾同胞书》的发表，成为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的历史新起点，为结束两岸军事对峙和实现双方的交往与接触创造了前提条件，也为我国对台政策的历史性转变奠定了基础。
其次，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的内涵。1983年6月25日，邓小平接见美国西东大学杨力宇教授时，进一步阐述了和平统一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设想（即邓六条）。“邓六条”进一步丰富了“一个中国、两种制度”的思想内涵，使我国对台方针日趋成熟。
同年10月，邓小平又加以理论概括，简称为“一国两制”。党和国家领导人的一系列讲话，不但使“一国两制”有了完整的科学表述，而且有了丰富的政治内涵，成为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基本方针。
再次，在“一国两制”基本方针的指导下，海峡两岸关系出现了缓和与发展的良好势头。进入80年代后，随着中国大陆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市场需求迅速扩大，而台湾经济经过一段时间的快速增长之后出现了停滞不前的局面，海峡两岸经济互补性日益显现。于是，众多的台商通过第三地辗转大陆投资办厂，两岸三地的转口贸易日益扩大。尽管台湾当局仍然人为地阻隔两岸交往，但两岸的经贸交流与人员交往已经势不可挡。1989年9月30日，叶剑英委员长向新华社记者发表讲话，全面、系统地阐述了我国的对台政策，勾勒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宏伟蓝图，提出了促进两岸经济共同发展的“三 通四流”（通商、通邮、通航和经济、文化、科技、体育交流）。这一建议得到大陆同胞、台湾同胞和海内外华人华侨的拥护和支持，也为海峡两岸交流与交往的进一步扩大奠定了基础。
三、新时期党和国家的对台政策
进入20世纪90年代后，世界出现多极化，“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的主流，全球经济一体化进程加速，大陆成为台湾商品和资本的主要输出地，从而为海峡两岸的经贸交流与人员往来创造了条件。党中央、国务院审时度势，及时把握发展两岸关系的历史机遇，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改善台海紧张局势的政策措施，积极推进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1992年10月12日，江泽民总书记在十四大报告中提出：“我们坚定不移地按照‘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方针，积极促进祖国统一。”“再次重申，中国共产党愿意同中国国民党尽早接触，以便创造条件，就结束两岸敌对状态、逐步实现和平统一进行谈判。”为促进海峡两岸关系的健康发展，江泽民总书记还提出了富有新意的“八项主张”。随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海峡两岸经贸交流迅速发展，人员往来也不断扩大，加速了祖国和平统一的历史进程。
总之，经过三十多年的艰难努力，从探亲访友为起点，到文化、教育、科技、体育、卫生等社会生活各个领域的全面交往与交流，海峡两岸关系发展终于步入了健康务实的轨道。据2008年底统计，海峡两岸的贸易额已达1292亿美元，人员往来突破了500 万人次。如今岛内政治与两岸关系形势的变化，出现了两岸和平发展的曙光，是因为两岸尤其是国共两党有了两岸和平发展的共同基础。一是对中华民族的认同。二是坚持两岸同属一个中国的“九二共识”。三是反对“台独”分裂活动。四是两岸相互信任的初步建立。五是主张两岸共同繁荣与发展。如今两岸和平发展出现了历史机会之窗，如何把握与建构，是一个两岸共同需要做出战略考虑的重大问题与需要共同努力的历史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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